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范文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一、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现状

电商卖家是委托人，委托第三方物流企业将商品送至消费者手中，他们追求消费者给出较高的服务评价，而这些评价依赖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表现，即他们希望物流企业拿出更快的速度和更好地服务态度来配送。第三方物流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由于提供更高的服务水平意味着要更高的成本，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物流企业会选择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服务水平，就会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无法达到最优水平[1]。

二、第三方物流企业电商化转型与服务水平决策问题

（一）市场需求问题

当前电商行业发展势头十足，各大相关企业都争先恐后转型入场，各大品类市场都趋近饱和，整体呈现红海状态。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电商化转型道路上，相较于传统电商企业起步较晚，缺少对于市场品类占据的实力，如果不能开辟出新的细分市场，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电商化转型将无始而终。并且这不仅仅是第三方物流企业电商化转型和服务水平决策道路上的问题，同样也是很多中小型电商企业所思考的问题。当今信息时代，企业的营销策略风向一致地转向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水平，满足客户需求来占据市场。而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电商化转型和服务水平决策道路上最根本的问题也正是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找到属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电商化转型的市场。

（二）产品与服务成本问题

第三方物流成本主要由装卸成本、运输成本、仓储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构成，由于我国第三方物流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现阶段的物流成本管理缺乏系统化观念，将“装卸、包装、运输、仓储”等流程分割开来，忽视对物流供应链环节的整合、优化[2]。并且客户如果需要想要了解到物流目前的状态，往往需要通过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电话沟通，而且很多事后没办法得到高效准确的答复。因为第三方物流公司传统的物流模式不存在信息化整合服务，第三方物流企业传统服务模式都是通过电话客服与客户沟通，相较于互联网客户服务模式，传统的电话客户服务模式在信息反馈效率低下的同时，较长的培训周期还要花费更多的人力资源以及企业经费，不但增加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成本，还没有让用户体验到很好的服务水准。

（三）产品与服务价格问题

自古以来，商场如战场，而价格战争恰恰是在没有硝烟的商业战争中厮杀最为残酷的竞争方式。在产品以及服务成本固定的情况下，客户往往都会选择价格更加低廉且服务水准更高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而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当下信息化时代，应如何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以及态势进行价格制定，对于面临电商化转型和服务水平决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难题。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电商转型和服务决策中对产品与服务价格的制定，不仅仅是一种与固定市场固定客户群体的双向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电商化转型和服务水平决策后，能否在竞争激烈的电子商务行业价格战争中站稳脚跟，实现第三方物流企业的顺利电商化转型、服务水平健康发展。

三、第三方物流企业电商化转型与服务水平决策

（一）勇于尝试开拓细分市场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电商化转型决策应勇于尝试新兴技术、大胆开拓细分市场种类。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浪潮中，第三方物流企业只有紧抓自身业务需求，同时大胆开辟新兴领域，结合自身线下服务基础，跟随时代浪潮，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站稳脚跟。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电商化转型决策中应当重视APP的服务水平，要实现用户能够通过第三方物流企业APP实时跟踪到用户物流订单的现状，例如：目前包裹所在位置、运送流程进行到哪一步、预估送达时间等服务。同时，物流运送人员也应配备终端设备实现移动互联网与物流云平台的联通。当然，运输货物车辆上的车载设备也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与物流云平台连接在一起，以此实现物流数据信息的相互交换[3]。同时开展互联网客户服务工作，逐渐取代传统电话客服服务模式，提高自身服务水平，开发用户使用需求的同时增大用户的粘性。

除此之外，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电商化转型决策中除了要重视新兴技术，对于细分市场的开拓也不应忽视。以顺丰速运为例：顺丰速运自2010年开展电商业务，实施电商化转型探索以来，虽在某些电商板块运营成效甚微，但是在基础市场规模较小的生鲜板块所建立的顺丰优选和顺丰大当家得以迅速发展，且顺丰速运的总利润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这表明顺丰速运在生鲜品目标电商市场得以转型成功[4]。电商市场各大区块虽然市场占有率趋近饱和，但由于国内客户基数大，类似于顺丰速运的生鲜板块市场细分投入也有相当可观的效益，所以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转型决策中要重视细分市场，只有将新兴技术与传统物流模式的结合，以及细分市场的开拓发展同时跟进、跟紧、跟住，第三方物流企业才能够实现合理的电商化转型。

（二）整合资源降低整体成本

当今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计算和处理物流订单信息时，往往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以及云计算技术，来进行信息资源整合运算处理。通过互联网平台和云计算技术来降低企业运算处理信息数据的人力资源、物料资源以及信息处理成本。结合先进思想，结合互联网智能技术将整个物流供应链环节进行整合、优化，使得传统物流流程中装卸、打包、运送、存储等物流的流程全部进行拆分重组。使得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装卸成本、运送成本、存储成本、劳动人力成本等大大降低。除了运用互联网平台和云计算技术进行信息资源运算处理之外，第三方物流企业还应当整合线下物流行业资源，通过与同等规模第三方物流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整合线下共有物流输送资源。并对中小微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收购整合，实现行业资源聚合，有利于推动第三方物流行业整体成本的降低。而在成本降低的前提下，同等价位的服务水平就能在成本富裕的情况下进行显著提升。在同等价格水平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中，将服务水平拔高，来增强用户粘性，实现增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

（三）运用营销理论合理定价

在市场营销理论中，价格这一因素，是影响产品销售与服务推广的最直观且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只有合理的制定企业产品的价格，才能够提升企业整体利润水平，增强企业在同级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市场营销理论构架中，有三种定价方法，即：成本导向定价法、需求导向定价法以及竞争导向定价法。简单而言，产品及服务的最低价格应取决于产品及服务的成本费用，而产品以及服务的最高价格依据产品以及服务的市场需求来决定，在取决成本费用的最低价格和依据市场需求的最高价格之间，企业对产品价格制定的调控，将极大程度上决定在同种产品或服务中的竞争水平。而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电商化转型与服务水平决策的过程中，则应采用需求导向定价法和竞争导向定价法结合的产品以及服务价格定制策略。

市场营销理论中的需求导向定价法，即区分客户需求按照地理位置、时间基础、产品种类以及客户群体来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定制。而竞争导向定价法，则是以市场竞争形式为导向进行价格定制，譬如随行就市定价法，按照行业平均现有价格水平进行定价、密封投标定价法，通过不公开价格投标的方式进行定价。

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电商化转型和服务水平决策的道路上，需要满足客户需求，合理应对竞争，运用好市场营销理论，并结合实际市场态势来进行自身产品以及服务价格的定制，才能更好地完成电商转化和服务水平决策的整体转变。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自身电商化转型与服务水平改善决策的过程中，要想跟上新时代电商潮流的脚步，就必须要切实行动起来，对企业自身服务市场进行开拓、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合理运用市场营销理论。才能解决掉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自身电商化转型与服务水平改善决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市场需求、整体成本以及价格定制方面的问题。切实行动、求新求变，才能实现第三方物流企业电商化顺利转型与服务水平健康决策的目的。

摘要：在当下时代，很多第三方物流企业迫于电商巨头开展物流业务的压力，纷纷开始探索寻求物流企业电商化转型以及服务水平改善决策之路。本文首先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其次就第三方物流企业转型与服务水平决策，包含市场需求的问题、产品与服务的成本问题以及产品与服务的价格这三点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通过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电商化转型与服务水平决策的研究，给出了开拓细分市场、降低整体成本并且合理制定价格的这三点建议，为有电商化转型与服务水平决策需要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物流企业,电商化转型,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 李振飞，刘文鑫.电商卖家和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委托代理分析[J].商场现代化，2020(07):16-18.

[2] 于雅清.5G时代关于第三方物流企业创新管理探究[J].电子商务，2020(06):1+84.

[3] 王宏鑫.互联网环境下第三方物流企业平台化经营模式构建途径[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0(02):28-29.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中国正走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新思维、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术而且能够产生新思维、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术的时代。
田国强。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符合世界潮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这是一个摆在中国社会科学学人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破解需要综合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重构与理论探索。

其中，经济学作为与中国改革发展最为密切、现实指导意义最强的学科，在推动构建中国学派方面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政治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构建。

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实中也存在一种排斥一切、唯我独尊的极端倾向，这非常不利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及其对构建中国学派的推动。
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

政治经济学本意是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体制机制转型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门学科。然而，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这个基本点，许多支持改革的理论、举措和实践及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纳入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甚至一些人将其对立起来，认为是西方的东西，让学者、从事政策研究者和领导谈改革、提建议、给举措时难以思想解放，而是战战兢兢，缩手缩脚。

如果这也是西方的东西，那也是西化，许多改革建议和举措，回头来看，尽管有许多不足，但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呢？这说不通。

之所以如此，是不少人以传统书本教条和不合时宜的旧理念为据，用主观意识裁判现实，不能理解甚至误解中央的大政方针和许多改革举措（如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等等），乃至产生抵触情绪，将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改革开放的国策对立起来，造成了人们思想、理念上的很大困惑，难以形成上下一致共识，从而会严重地影响中央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改革举措的落地，甚至动辄上纲上线，使得许多政府官员不敢主动作为和担当，学术探讨难以深入，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将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弄不好会严重影响到实现中央宏伟愿景目标的大局。

与此同时，如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言，中国的经济学科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科，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在包容性、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差得更远，远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对解决现实问题、时代性问题（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有些研究的结论甚至是与改革开放的国策没有较好地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定义下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可以纳入进来，这样更有利于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外。

在笔者看来，凡从中国国情（特别是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大优势，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出发，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实事求是，存在决定意识），采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严谨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不见得是数学模型）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也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即使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比如有赞成凯恩斯理论，也有否定凯恩斯理论的理论，有赞成中国改革的，也有不赞成（或不支持）的。

这样界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可形成最大公约数，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可以纳入这一学科体系，从而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更有利于解放思想，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这将有助于加快推进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构建进程。
理论同源

经济学最早是研究如何管理家庭财富的，然后扩展到如何管理国家财富，最后从管理财富到创造财富，这就牵涉到制度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自此就慢慢衍生了，所以，它主要是谈制度、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思想宝藏，它既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它们都要研究制度问题，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当代的现代经济学可不是像不少人所理解的那样，把现代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大多数学经济学的人只学到新古典为止），它其实早已远远超出了新古典范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是从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相容的，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方式和经济问题所处的时间阶段也不太一样。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动态、宏观、长远地考虑问题;而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有限的情况下，考虑现阶段人们具体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从而，两者都需要研究，不能将国体和国策对立起来。中国的国家体制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能发挥明确指导作用;而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改革开放，提升综合国力，为此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而不是更多的作用，现代经济学能发挥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运行发展，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固有的客观规律。笔者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现代经济学中也得到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动、发展，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个体（无论是个人、单位、国家）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是当前两个最大客观现实，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否则，中国就不要搞改革开放了。如何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两大现实，采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是现代经济学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和主题，提出的各种激励机制就是辩证法的典型应用。

同时，如同中共十九大指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现代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现代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为例，其激励相容思想就是最典型的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运动规律。

一方面，它承认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认为经济行为人在自利倾向下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做出利己而不利他的活动，对整体福利的改进形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它认为制度、机制是可以设计、可以调整的，通过适当制度（游戏规则）的设计（当然前提是充分考虑各类约束条件，如国情）可以将具有自利倾向的不同个体导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激励相容的核心思想，要激励对方说真话。而现在假大空、放空话、空对空，文件空转的现象太多了。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构建各种激励机制，以此搞活经济。

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甚至将其对立起来，那就说明这个学科还很不成熟，就没有生命力。与此同时，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总的方向应该都是朝着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等方面发展进步。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还很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其经济思想很有洞见，有人批评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许多假设既没有理论证明也没有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并且没有一个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够阐明他的批判，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所言。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超越了仅靠经济学直觉来产生思想的阶段，从经济学直觉到数理模型方法的严谨化、科学化提升，再到严格理论的通俗化、一般化，在后一阶段同样可以产生深刻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近些年来在程恩富、马艳等教授的带领下，在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同时，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在体系化、标准化方面着力，否则就不能有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起反作用。比如，你一谈改革开放，他就说你搞什么休克疗法。
如何衡量好的政治经济学和差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必須在约束条件下做事，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约束条件。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的约束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特色或国情，就是我们在研究任何一项改革和提出应对或解决方案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等，包括国情。

衡量什么是好的政治经济学和差的政治经济学，应有其标准。这很重要，因为经济学是外部性特强的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正或负外部性。不像医生，医术不好，受损只是个人，而经济理论一旦用错，影响和危及的不仅是个体，甚至是整个国家层面的发展，必须要有严谨性、科学性，知道其理论边界和适应范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成其为一门科学，必须在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等方面下大功夫，在问题导向和学术基质方面取得良好平衡。现在不少所谓“问题导向”的研究，缺乏学术性、专业性或思想性，甚至没有内在逻辑性。

如何应对个体在通常情况下的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两大客观现实，以此解决信息、激励及效率问题，与现代经济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提供两类经济理论：基准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在基本、基础性制度选择方面起到求真、明道的导向和指向作用。通俗地说，就跟最好的比，向最好的学，才有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是基准理论导向、取向及建立基准点的核心思想和具体运用。相对实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应对现实具体问题起到务实、优化的应用和操作作用。这样，前者基本理论更注重目标，旨在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方向性问题;而后者则更注重过程，旨在解决如何做，怎么做，能不能做，如何做才是最优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中有许多基准理论，它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在个体逐利和信息完备前提下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普适性（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有了这样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人们就可以对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作出评估比较，才知道现实的市场和理想状态下的市场的差距有多大。这些结果对当下激烈争论到底是有为还是有限政府，国企还是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等基本问题，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毫无疑问异常重大。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选择经济体制，到底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相反，是让市场还是让由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不能把改革开放中的许多举措动不动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国情对立起来，否则无法解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政治上也没有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和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将其对立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需要发展源发于中国的基准理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种现有基准理论前提假设的放松，以及对于描述性理论的规范化，不断发展出新的更加贴近现实的第二类经济理论。由上述这两类理论组成的新政治经济学，应是一个具有相当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既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学科领域，从而被外界接受。

这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其洞察力、解释力、逻辑推断和预测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的经济实践更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现实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处于不断构建之中，只有进一步在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导向下，从体系结构、核心价值、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践功能等维度，聚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不断创新和集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其为一门科学。

中国从大国到强国必然要经过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包括学术话语权，千万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要善于和擅长用国际同行的语言和学术规范，来研究和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故事，才能为世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可。最近正在由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办的英文刊物China Political Economy（《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和国际化。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过程

基于以上认知，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路径有三个：

一是基于中國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避免失败让中国能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显然属于笔者前面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二是以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推动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尤其是要推动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前中国很多经济研究还停留在对策应用研究或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性成果，纯理论、公理性理论方面的贡献严重不足，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方面严重滞后于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短板和遗憾。那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具有共性的经济学理论和工具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其重要作用在于它们中的一些理论，如消费者选择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而另外一些理论，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则为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是对人类知识大厦的添砖加瓦，不应主观附加意识形态色彩而对其予以排斥。

三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现代阐释，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补上中国篇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我们先哲们早已论述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语言的隔阂、中国经济学术发育的迟滞、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内在逻辑分析，很少被外人所知，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知总体还非常片面。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只追求独特性而忽视一般性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包容性的学科学术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熔铸于一炉，取长补短、相互印证，共同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中国梦，服务于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获得规则制定权，而不是盲目地制造不同学科之间的对立、壁垒。

任何成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提炼和升华，都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经济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就必须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检验，才能成为可以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理论雄心，以理论求真、实践务实的态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推动政治经济学及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的构建。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许多高校深化改革，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各部门负责人的经济决策权、支配权越来越大，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责任。在高校中有效地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可以对高校负责人的工作业绩及其应承担的相关责任给予充分、正确的评价，同时对于促进高校改善管理办法，提高办学效益，促使领导干部增强自我约束意识和法制观念、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一)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内容高校领导干部应紧紧围绕其职责范围确定审计内容，重点放在经济管理责任、经济发展责任和个人经济行为责任三方面。按照高校领导干部特点确定审计内容，一是与责任人有关的管理制度，主要指应由责任人建立的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如各种内部控制制度、内部牵制制度、财务规章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等。二是与责任人有关的经济行为，主要包括责任人的经营方针、经济决策、对资产的保护、对财经法纪的遵循程度、对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正确反映等。三是与责任人有关的经济结果，主要指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包括：计划和预算的执行结果、经济效益实现程度、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及职工收入和福利水平等。

(二)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对于资金流量大，有独立财务核算的单位，其审计重点是本单位各类资产、负债、权益的真实情况。各类资产、生产经营、成本费用、利润分配是否真实合规；债权、债务是否真实、清楚；本单位经济任务及经济目标的情况，规定的经济任务与目标是否及时足额地与上缴。对于院系等部门的经济责任人，其审计重点是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有无未纳入预算或超预算和不按计划执行的情况；各项资金收入的真实性、合法性情况，有无违规收费，各项收入是否纳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有无隐瞒、截留、私设“小金库”行为；各项支出及分配发放的合规性与真实性情况，有无超标准、超范围支出、虚列支出、不合规等问题。对于处(室)管理职能部门，重点放在本单位所掌管资金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二级目标责任制的完成情况。国有资产的购置、管理和使用、保值和增值与安全完整情况，购置审批程序是否按学校规定执行；经济决策与对内对外投资项目及经费使用的审批程序、合同签定与执行效果情况，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是否做到了专款专用，有无挤占挪用等问题。

二、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现状分析

(一)审计过程中审计标准不规范、不统一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范围、方法、程序及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编制缺少专门的规范和准则，给审计人员的审计工作带来了难度。有的审计范围过宽，将被审计单位的社会效益、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被审计单位可持续发展纳入评价内容，增加了审计评价的难度，加大了审计风险。有的将经济责任审计建立在单位财务收支审计的基础之上，经济责任审计涉及内容过多，产生了审计评价目的不明确的问题。为了避免矛盾，审计评价往往泛泛而论，对经济责任的归属采用回避的态度，违背了审计评价的重要性原则。特别是不能区分被审计者的个人责任和单位集体责任，以及应负领导责任、直接责任、主要责任、重要责任和一般责任，背离了经济责任审计的原则和方向。

(二)审计程序滞后，出现“先离后审”、“先任后审”的现象在高校现行的经济责任审计大多在领导干部届满、调动、免职、辞职、离退休等情况下进行，这就造成了经济责任计往往是领导干部离任或晋升后才实施的情况，出现“先离后审”、“先任后审”的现象，给经济责任人的认定和追究造成了困难，审计成了干部管理的一道手续，极大地削弱了审计的意义。由于前任领导已经离开岗位，新任领导认为于己无关，审计人员在收集、查证等方面都很被动，致使审计人员匆忙上阵，草草收场，降低了审计的权威性。同时审计结果的运用严重滞后，即使查出问题也为时已晚，使审计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

(三)审计技术与方法不完善目前，高校的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通过大量的账面考核来判断和评价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及其本人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主要手段就是查账。由于经济责任审计内容越来越宽泛，被审计人所在单位的经济业务日益复杂，违法违规手段越来越隐蔽，有些违法违纪问题很难从账面上发现。审计手段的局限性使审计人员无法全面准确了解经济责任人的真实情况，也就无法对领导干部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从而使审计风险加大。

(四)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与标准体系尚未建立评价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指标和标准。虽然许多高校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已经有几年，但是由于审计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未能建立，审计人员在审计评价过程中缺乏标准，如对重大经济事项、重大经济损失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对审计责任大小的评判就难免存在偏差。

(五)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不透明与缺乏标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不透明和缺乏标准影响了审计效果审计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根据审计情况写出审计报告，送组织部门和主管领导。审计结果只对组织部门负责，不允许公开披露，组织部门如何利用审计结果没有明确规定，审计结果不公开、不透明，审计结果的利用缺乏标准，不利于将教职工监督与审计监督结合起来。

(六)审计力量不足、人员专业素质普遍偏低由于高校内审机构承担着校内的基建审计、财务收支审计、校办产业经济效益审计、科研经费专项审计等多项审计任务，而高校中的二级部门多达几十个，既要进行期中审计、又要进行年度审计和离任审计，审计任务十分繁重，各校审计人员普遍不足，甚至没有专门从事经济责任审计的人员，严重制约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深入进行，致使审计效果大打折扣。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涉及的方面多、内容广，政策性强，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和广博的复合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而我国的审计院校数量较少，内审专业设置较晚，高校中现有的内审人员大多专业素质普遍偏低，审计风险意识不强，制约了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效果的发挥。

三、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机制的建立

(一)法规、制度创新是审计机制创新的关键为加强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应从法规、制度完善、创新人手，建立起一套既有较强指导性，又适合高校特点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从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内容、范围和审计方法、工作程序等都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应明确规定审计的目的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明确其在管理职责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的业绩和存在的问题及应负的责任，促进学校对干部的管理，为学校领导、人事部门考察和使用干部提供依据。

(二)建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有离必审、先审后离建立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审计部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不仅更便于审计证据收集和查证，提高审计效率，还可以使审计评价结果得

到更有效地运用。应将经济责任审计纳人高校内部审计整体体系中，使经济责任审计与常规审计以及专项审计有机结合，将领导干部任期后经济责任审计扩展到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审计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使经济责任审计充分利用其审计成果，实现审计资源共享，达到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目的。

(三)突出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创新审计方法一是实绩评价法。即被审计领导干部在任期内所完成的工作任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执行和发挥的作用以及遵守财经法规等方面的情况。审计时要对会计账簿、凭证、报表资料等进行认真核对。二是民主评议法。对被审计者在任期内所掌握的财务收支情况，内部管理，遵守财经纪律，内查外调等方法进行调查了解，掌握实情，以充分的事实对被审计者做出准确评价。三是公布公示法。高校审计部门可以在内部校园网上适当公布相关信息，让知情者提供线索，同时审计部门应做好保密工作，进行调查取证，对经济责任人尽可能客观公正、完整而准确地评价，从而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四是抽样调查法。在开展对领导干部审计中常常遇到的难点是时间跨度大，审查范围广，内容多，情况杂，采取抽样调查法。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建立并推行一套系统、完整、科学的经济责任评价体系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要求，对审计内容和评价对象进行科学分类形成的，是一套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指标体系。一是定量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个性指标，其中个性指标又由绩效指标和修正指标构成。二是定性指标。定性指标是用于评价高校财务部门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涉及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财务收支真实性、财务收支合法性、资产安全性等非定量指标因素，是对定量指标的进一步补充，在高校财务部门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三是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指标占整个指标体系的80％，定性指标(w)占20％。定量指标中的权重又可以细分为：基本指标(A)占20％，绩效指标(B)占50％，修正指标(c)占30％。每类指标总分都为100分，根据其明细指标的得分(Pi)和设定的权重(Ii)计算出得分，再将每类指标的得分与权重的乘积加，得出评价分数(s)。其通用公式为：S＝(Ax20％+Bx50％+C×30％)x80％+Wx20％。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低、差五等，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确定评价对象的档次。

(五)重视审计结果运用，将审计结果纳入干部任职公示内容一是对审计结果的运用要讲究方法，区别对待，慎重确定使用方式；二是在干部监督管理上，除实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外还要求实行任职公示制度，并将经济责任审计与干部任职公示制度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将审计结果纳入干部任职公示内容，增强干部监督管理的力度；三是进一步增强教职工参与监督的作用，不断完善干部任职公示制度，既可以让教职工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任用干部的情况，又可以有效地提高经济责任审计作用和效果，使两项制度同时得到完善。四是将审计结果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运用审计的量化结果客观、公正评价干部的成绩。

(六)加强审计人员的培训与后续教育，提高审计人员素质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审计人员不仅应重视包括专业在内的相关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和后续教育，定期“充电”。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及时了解审计工作的最新动态，掌握新技术，熟悉审计新方法，而且还要及时了解高校自身发展改革的新政策、新动向、新举措，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将审计理论知识与具体审计业务紧密结合，不断提高个人整体素质，使审计人员具有广泛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知识能力，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编辑　代娟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经济转型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显得很突出。一方面企业要实施积极的财务战略管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财务管理重点将从融资转向并购；另一方面政府管理层要以财务管理的创新理念，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创新，一起努力实现经济转型。

［关键词］财务管理 经济转型 资本市场 兼并重组

一、引言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愈发突出，不论是以钢铁、铝等为代表的上游工业，还是下游的制造工业，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触发下，我国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再次加大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行业的投入，但过剩问题逐步凸显。针对这个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多次部署对策，比如提出经济转型战略。我们认为经济的转型除了体制的转型外，目前关键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就是不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进入和退出问题。企业要加速转型升级，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财务管理工作应该积极作为。

二、实施积极的财务战略管理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外部环境下，作为财务总监来讲，承担着应对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下繁荣与发展的重任，在坚持现代公司治理前提下，应积极推进财务管理创新，逐步实现从传统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到财务战略管理的转型升级，财务管理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凸出管理中心的地位。原来我们讲如果没有战略规划就会逼着去你做计划、做预算、做大量日常决，同样，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财务战略，那么当我们在做某一笔具体的财务决策，比如说做一个项目决策的时候，你还是要思考财务战略的问题，到那时你肯定匆匆忙忙做决策，大家可想而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一定要做财务战略。财务战略管理应立足于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按照企业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综合运用多种理财方法和财务资源，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长期性、全局性、创新性的谋划。努力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投资决策，充分利用资源，分散财务风险，实现最佳利润，使得投资者目标与企业管理者目标达到平衡。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计划、预测、预算、监督、控制、分配的职能，处理和协调好各方财务关系。整个企业要以公司战略为引导，财务战略为保障，处理好公司财务战略与公司战略的协同关系，做好风险预警和管理，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财务管理应积极研究和运用国家推出的产业政策。企业方向错了，走得越快，死的越早。财务总监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新兴产业振兴规划、开拓内需的政策、实施“走出去”战略、新民营资本36条、创新型国家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等等，结合企业总体发展战略和所在区域的发展特点，主动规划并推进企业参与市场重新划分和产业在地区间梯度转移的机会，实现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从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

财务管理要向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倾斜。财务管理应通过薪酬制度设计、盈利分配、股权激励、税收筹划、考核评价等途径，充分运用国家对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推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发明创造和工艺改革，改善产品的质量，减少污染排放，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实现企业在产品和管理上的转型升级。财务部们应在安排预算和配置资源方面对创新人才进行优先安排，对人才的引进、教育和培训应采取鼓励的财务政策和措施。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取得的成果以及知识产权交易等方面发生的收支及形成的无形资产，应当建立和完善专门的财务管理制度。

三、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财务管理的重点将从融资转向并购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二十年来地不断发展，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断得到完善，效率也不断提高。通过资本市场的资源调配，可以刺激资源向处于优势产业的企业转移，兼并他人或者被他人重组，这样能使更优秀、更富有竞争力的企业获得更好的成长空间，而发展差的企业或者过剩行业将逐步被淘汰，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兼并重组方式实现企业做大做强和产业转型，是财务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近几年来，国家有关兼并重组的政策和法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跨地区兼并重组中涉及的地区间利益的调整和协调，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发布的财税[2009]59号文件则明确了对特殊重组业务给予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符合特殊重组条件的其它税种也基本都给予了免征的鼓励政策。这样一来，兼并重组就改变了以前的高成本障碍，使得跨地区和跨行业的企业重组变得容易多了，这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企业做大做强和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将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企业应当凭借自身的优势，依托兼并重组的方式实施产业扩张和资源整合，达到做大做强原有产业或进入新兴产业的目的；也可以通过主动被兼并，从而退出劣势的产业或产品。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应当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研究兼并重组中的实际问题，妥善安排，实现重组目标。整个社会也将受益于众多企业的兼并和被兼并，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最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

优秀企业要走好兼并重组、行业整合的超常规发展道路，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所以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要重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持续地再融资，而不能仍然走着买地、盖厂房、上生产线的传统发展思路。在西方发达国家，不论是同类企业之间为了追求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而进行的联合，还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为了追求多样化、规模化、一体化而进行的收购或者重组，大多都是通过公募或者私募资本市场进行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这些国家的企业正是借助了资本市场对兼并收购的支持功能而一步一步壮大起来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除了少部分是祖辈传下来的基业外，大部分是通过一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成就的辉煌，在短短的时间内，一个企业从零走向世界五百强，是无法通过简单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的，只能通过不断地兼并重组，才能完成产业链的纵横扩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成熟资本市场上的优秀企业来说，他们更愿意并购竞争对手，而不是在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环境下继续扩大产能，这对于当前产能过剩、艰难转型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许多的企业并购只能在政府部门的授意下才可能完成，可能并不是好的企业兼并“坏”的企业，有可能是反过来的，例如近年的日照钢铁和山东钢铁的合并，曾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由市场所决定的资产兼并重组不容易发生，所以我国的许多公司仍然只能走买地、盖厂房、上生产线的传统发展路线，导致产能不断恶化。稀缺的资金掌握在少数仍在扩张产能的企业手中，解决产能过剩，实现经济转型就成为了一句空话，也造成了我国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要实现由市场决定兼并重组，需要政府的财务管理创新。我们知道，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就是提高全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而资本市场能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则取决于资本市场自身的完善程度。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特点是IPO融资过大，而二次或者后续融资不足。以刚过去的2010年为例，我国A股市场IPO融资额约占全部融资额的50%，而剩下的50%中又由于多家上市银行通过配股和增发实现近三千亿元的巨额融资，占据了A股融资额的近三成，留给其他几千家企业的二次融资额度还不到整个市场融资总额的20%。相反，成熟的资本市场则能够提供给企业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以美国证券市场为例，2010年，企业二次融资的规模是IPO融资规模的5倍多。由此可见，美国的资本市场以持续而强大的后续融资，为企业的兼并重组与行业整合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当然，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晚，还有许多企业排队等着上市，这与美国的国情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要充分认识到，国家资本市场的建设，需要政府财务管理的创新，积极推动企业后续融资的实现，才能助力行业的兼并重组，加速经济转型的实现。

四、结束语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在企业界、政府管理层的共同努力下，以财务管理的创新理念，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创新，推动中国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超常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尽早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1] 郭复初：财务管理学[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2] 何瑛：基于战略视角的企业财务转型拓展路径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9)

[3] 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文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其根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会促使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同时也会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山西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煤炭对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逐步固化形成了“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是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山西的唯一选择。因此，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 路径选择

资源型经济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和发展基础的经济形态。资源型经济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增强创新能力，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大，分布区域广，煤炭种类全，探明保有储量2695亿吨，占全国总量的近1/5。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占全国1/60的国土面积上生产煤炭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随着煤炭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山西逐步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成为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内经济增长回归“新常态”，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变化，煤炭需求的持续低迷对山西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煤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凸显，“一煤独大”利尽失、弊尽显。革弊兴利，转型发展，别无选择，势在必行。

一、对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的理论认识

（一）资源型经济的表现及解释

资源型经济是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开发为主导，主要国民生产部门依据核心资源进行布局，并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产业链条的经济体系。在资源型经济体系中，资源型产业是资源型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在资本积累、产业开发、劳动就业、贸易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产业都依附于资源型产业发展，或为其提供服务；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型产品的开发，资源型产品是当地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资源型地区具有先天的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对资源的规模化强力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优势产业。资源型产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将区域内各种优势资源统统汇集到这一部门。而其他产业部门因为缺少必要的生产要素难以正常发育和生长。这也是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资源型经济普遍存在，无论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似乎都难以逃脱“资源诅咒”。在发展之初，资源型地区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建立起比较优势，但很多国家却由于对优势资源和产业的过度依赖陷入优势陷阱，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资源型经济问题，表现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波动，甚至引发了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冲突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各个资源型地区存在着很多差异，然而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们仍有很多根本性的共同点，突出表现为“高地”经济现象、“飞地”经济现象、外部不经济、经济脆弱性和波动性等问题。

（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的过程，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体制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资源开发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初始动力，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便需要新的动力因素进行替代和升级。依据经济要素的递进理论，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动力必然会不断地从资源、劳动力向资本、技术，再向管理和知识的方向演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从“资源开发——资源繁荣——资源收益”的路径依赖中解脱出来，引导资源财富向工业资本转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和痛苦的，但却是资源型地区走出优势陷阱的唯一选择。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转型发展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由依靠增加资源消耗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是结构调整，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着力点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转型发展就是要打破“因资源而兴、因资源而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开采、初步加工向资源深度开发、深度加工转变，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二、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点及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煤、焦、冶、电”四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产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左右。多年来生产要素持续向资源部门的集中，导致山西经济发展对资源部门的依赖性持续增强。具体表现在：要素层面，劳动力和资本不断向资源部门集中，山西对资源部门的依赖程度，除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全国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外，整体处于持续上升趋势。事实上，近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也三起三落，几乎每10年一个轮回。煤价攀升，经济高涨；煤价回落，经济走低。繁荣与衰退，往往就在刹那间完成了交接与更替，煤炭与山西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征，本文分别选择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弹性、煤炭生产弹性等指标，对山西资源型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数据更为直观的解读煤炭与山西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煤炭消耗强度

煤炭消耗强度是衡量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主要指标，是指單位地区生产总值需要消费的煤炭数量。计算方法为：

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量（吨）/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煤炭消耗强度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又反映煤炭的利用效率。煤炭消耗强度越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同时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反之，煤炭消耗强度越高，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低。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耗强度越低越好。

山西省与全国2000年以来的煤炭消耗强度如表1所示，其中，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均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山西煤炭消耗强度呈逐年递减态势。从纵向来看：山西煤炭消费强度最高为2000年的7.73吨/万元，最低为2014年的2.51吨/万元，最高与最低值相差5.07吨/万元。从与全国对比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

由表2可知，2014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95吨/万元。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极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

1.从全国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天津、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江苏、重庆、广西、湖北、江西14个地区的煤炭消耗强度最低，都小于0.5吨/万元，其中北京最低仅为0.08吨/万元。内蒙、山西省和宁夏是全国仅有的煤炭消耗强度大于2吨/万元的三个地区。山西的煤炭消耗强度与北京市相差2.87吨/万元。宁夏煤炭消耗强度大于3吨/万元，煤炭消费依赖强度最大。

2.从中部六省情况看，江西、湖南、湖北的煤炭消耗强度均在0.5吨/万元以下，河南、安徽分别为0.69吨/万元和0.76吨/万元，均低于1.0吨/万元，山西在中部六省当中，是煤炭消耗强度最大的省份。

3.从山西省周边邻省情况看，陕西、河北两省的煤消耗强度分别为1.01吨/万元和1.04吨/万元；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高达2.95吨/万元，分别比陕西和河北高出1.94吨/万元和1.91吨/万元。内蒙古的煤炭消耗强度为2.05吨/万元，超过2吨/万元，低于山西0.9吨/万元。

（二）煤炭消费弹性

煤炭消费弹性是指经济增长1%时煤炭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比，反映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高，煤炭利用效率越低；煤炭消费弹性越小，则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低、煤炭利用效率越高。当煤炭消费弹性出现负数时，表明经济增长对煤炭的需求降低，也即依赖性减弱。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等许多负面效应。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费弹性越小越好。

从表3可以看出，除1981、1983、1990、1992、1997、1999、2010和2014年这8年外，山西省的煤炭消费弹性均为正数，说明山西省的经济每增长1%，煤炭消费增长率一般呈同向变化趋势，并且有16年都在0.5%以上。山西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趋势如图2所示。

（三）煤炭生产弹性

与煤炭消费弹性类似，煤炭生产弹性是指经济每增长1%时煤炭产量增长的百分比。

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煤炭生产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生产弹性反映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能源技术水平，也放映经济增长对煤炭供应的要求和依赖性。由于煤炭是可耗竭资源，因此，从长期看，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越小越好。

从表4可以看出，除1997—1999年、2009和2014年这5年煤炭生产弹性为负数外，其它年份均为正数，并且有21年都在0.5以上，说明山西经济增长每增长1%时，煤炭生产增长率一般同方向变化，且大于0.5%。

图3更好地反映了山西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的走势。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在1979年为1.1，1981年一跃达到11.86，1982年之后趋于平稳，在[-2，2]之间小幅震动。可见，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较高，其中有10年大于1.0，为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体上，从静态来看，2012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85吨/万元。2014年，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下降到了2.51，但还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55；煤炭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长期维持在0.5%以上。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较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其经济兴衰与煤炭资源紧密相连。煤炭兴则山西兴，煤炭衰则山西衰，因此，山西的经济转型重在资源型经济特别是煤炭产业的转型。

从动态来看，山西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煤炭消耗强度经过2000年以前的波动变化之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与全国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振幅也在渐趋平稳。虽然煤炭在山西经济发展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其对煤炭的依赖正在逐渐减小。长期以来山西省在资源型经济转型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转型伴随着改革历程一步步向前推进，改革也随着转型一步步深化，转型发展成效显现。但是，轉型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资源型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新常态”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利器，也是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诅咒”，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久和谐安定的必然选择。当前，山西必须积极应对新常态，通过可持续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民营经济、自主创新和金融创新、开发人力资本等，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煤与非煤产业协调发展。山西转型发展，煤炭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煤炭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将取决于煤炭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低碳型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抓住市场倒逼的历史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大任务，优化资源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坚定实施煤炭革命，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效整合资源，加快改革创新管理体制，积极转变生产和销售观念，努力开发并推广煤炭相关技术创新，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再重组战略，组建能源综合管理部门，深化煤炭市场改革等。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外部机遇，加快山西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壮大。大力培育发展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产业等。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煤炭企业是煤炭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国有煤炭企业改革。深化国有煤炭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以优良的政务环境护航企业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规划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煤炭企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企业法人治理水平，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山西经济长期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的孱弱。要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推动全领域、全产业链向民间资本开放。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模式。坚持公平公正的服务理念，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面梳理落实已有政策，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开展“送政策进民企”活动，加大面向民营企业的政策解读和宣传。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五大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发展。因此，山西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也必然走创新发展之路。努力通过创新驱动，破解“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契机，创新发展顶层设计。规划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加大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形成科技攻关合力。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通过科技创新激发出资源型经济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转型发展。

四是加大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是推动山西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队伍建设，有侧重点的增加教育投资，依托当地高校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积极争取国家人才计划支持，为引进人才提供所需要的研发条件、项目资金和生活保障。充分利用多种渠道，鼓励各类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通过搭建平台，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晋创新创业。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科研人才及团队双向流动机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的保障机制，奖励制度等。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资源定式造成产业定式，产业定式造成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体制机制定式。长期以来，山西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了资源依赖模式下的制度体系。转型发展的巨大潜能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当前，山西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央一再指出，要重视建章立制，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种好的制度的建立能及时传递信心和正能量，更能让执行者有据可依。因此，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必须从法律层面加快建章立制的步伐，通过完善的制度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工作考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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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11-04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韩芸，硕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产业经济。王云，博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

（责编：郑钊）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新一轮启蒙前夜的争鸣

近年来，国内由经济社会问题引发的论争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涉及发展战略层面就有着不同的论调，其中不乏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质疑，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反思，对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警惕不一而足。究其本质，不外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抗争”，或曰“左”“右”之争，与上世纪初“五四”运动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颇为近似。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延续。二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从“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一语可知，“问题”与“主义”本身并非二元对立。吊诡的是，近代中国最终上演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戏剧性一幕。其后，因循“苏联模式”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乃至政治动员之下愈演愈烈的全民运动，更是彻底中断了思想启蒙进程。“文革”后，由于既不能直陈“主义”本身存在的谬误，也无法置国计民生的“问题”于不顾，在两难境地下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暂时搁置争论、边解决问题边找寻主义的政治智慧，既为发展与探索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尘封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一扇窗。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巨变，经济结构已翻天覆地，而社会结构滞于其后，政治体制及价值体系则无根本变化。由此，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传统社会主义基于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现代市场经济基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面对种种困局，改变政治层面基于制度性强制，经济层面基于自愿、协商(社会层面则是强制与自愿并存)的“非兼容结构”，朝着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转型，走上真正的现代强国富民之路，渐成高层与社会各界的共识。在此过程之中，围绕如何转型而展开的争论，又逐渐演化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翻版。

历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起初双方对待民主与科学等基本理念并无明显分歧，只是在涉及改良与革命的路径选择后始现分野。今天的“左”“右”之争，双方对非兼容结构的表象在认知上也无分别，但对造成这种非兼容结构的根源，其判断却截然不同，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更是水火不容。诚然，在“左”“右”两种思潮交锋之下折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曾一度被誉为理论上的伟大创新，并被视为中国摘取“世界工厂”桂冠的头号功臣。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非兼容结构而越发令“左”“右”为难经济社会领域深层次矛盾的逐渐显露，究竟意味着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破坏了社会公平，还是意味着一元化模式阻碍了社会进步?究竟是重拾极端理想主义，再来一次改造社会结构的革命运动，还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革体制?

综合中国百年历史与现实来看，对转型实质的认识分歧以及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正是近代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来源，也是新一轮“左”“右”之争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亟须破除“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历史”的实证思维定势，而应关键看所选路径本身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普遍人性内在需求的一致性。

无论是宗教统治的蒙昧时代，还是权力独裁的封建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无不阻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所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姑且不论“共产主义”可否成为人类绝对自由的终极形态，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作为手段的“结构社会主义”)又岂能成为通往自由平等(作为目标的“功能社会主义”)之路?在逻辑上这显然是难以自洽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基于制度性强制的一元论及其主导下的社会情境已不堪回首;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宪政民主、现代法治等符合人性价值的基本原则，为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与财富持续创造“保驾护航”，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确立。倘若说，不谈常识，空谈主义，确是清谈误国;那么，避谈常识，或先给常识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再高举极端理想主义大旗，则很容易成为玷污理想主义的借尸还魂。今日“左”“右”之争，仅仅是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径选择的技术方法层面。惟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常识性启蒙，方能让人类历史已经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让争鸣通过启蒙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非兼容结构的逻辑常识

严格地说，“非兼容结构”是与“兼容结构”相对应的。但凡人类历史相对稳定的时期，其经济、社会、政治无不呈现“兼容结构”的特征;而当经济、社会、政治三者结构有所失衡时，也即表示其呈现出了“非兼容结构”的特征。在本文中，转型目标是通过全面的深度的制度改革，形成一个“动态和谐结构”。这个“动态和谐结构”自然属于“兼容结构”，不仅理所应当地迥异于“非兼容结构”，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兼容结构”有所不同。

无论上述何种类型的“结构”，都是由不同形态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组合而成的。这些“方面”，可能都基于同一个原则，也可能各自基于不同的原则。就时代的进程来看，经济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化大势所趋，从而，究竟哪种结构真正具备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性(区别于封闭状态下的“经久不衰”)，可以通过它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各自原则的兼容性来判定。因此，本文所倡导转向的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并非人为地追求又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而是因应经济社会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顺势而为。

一种结构到底是“兼容”(包括“动态和谐”)还是“非兼容”的，在逻辑上隐含着两个常识性问题：一是，在该结构的两端，究竟谁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自然需求，谁又是对这种需求的基本表达;二是，基本表达对自然需求来说，究竟是遵循还是偏离的关系。换言之，从逻辑常识出发，人们可以追求(也可视为自发产生)一种适应经济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却不能建立(或人为“改造”出来)一种适应某种价值体系与政治体制的经济社会结构，否则是违背常识的“削足适履”。

工业技术革命以前，草原造就游牧经济与暴力社会，平原造就农业经济和权力社会，海洋造就商业经济与财力社会。可见，在一个尊重规律、顺应规律的社会里，经济社会形态确实是基于地理条件、技术水平、财富需求等较为自然地形成的，而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而且，当人口与财富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任何制度形态的国家，都必须寻找新的财富来源区别只是方式不同：一种是运用暴力对外侵夺他国资源和财富，如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的武力征服和早期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掠夺;另一种是通过发展新的内生经济形态增长财富，如中国汉、唐、南宋的商业繁荣和欧洲封建君主国家所推行的重商主义。当然也有二者兼而有之的，如早期的英、法在推行重商主义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开拓殖民地。因此，基于财富的需求，身处奴隶社会的游牧民族，也会选择通过发动暴力战争来敛财;身处封建社会的君主国家，也会选择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致富。从农业财富向商业财富的转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文明本身的自由开放程度有关，而与所处的社会形态无甚关联。正由于经济形态具有这种较为自然的演变特性，因此，在没有人为强制“改造”的情况下，不同的经济形态，都会形成与之对应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理念。以小农经济形态为例，由于小农经济对气候和土地高度依赖，分散的小农既不足以组织以水利工程为主的公共设施，也不足以抵御外族进攻，基于制度性强制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便应运而生。而市场经济形态之下，规则就有所不同尽管早期商品经济萌生于农业文明的土壤里，但这种基于自愿、协商法则的交换模式，催生了民众对公平、自由的渴望，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便逐渐萌芽。

工业技术革命后，物质财富的来源突破了对地表生态的依赖，呈现出种类多样化、生产规模化的特点，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显然无法满足工业化生产之需，也无法调动生产者积极性。于是，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经济制度的最优选项，企业则成为组织规模生产的微观载体，企业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市场竞争、科学管理不仅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企业家创造财富的潜能，随着生产和交易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新的社会结构与价值理念由此催生这种由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飞跃也让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结构随之发酵。除了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企业，在个人与政府之外，还产生了诸如行业协会等中间性质的社会团体，从而形成私权利、社会权力、公权力并存的多元利益格局。尤其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后，财富形态的智力化与经济形态的虚拟化，有效削弱了公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以自愿、协商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为重要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渐成共识，从而，建立一个能够协调各种生产要素并保障生产安全的有限政府愈发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社会契约论”的基本主张和“大社会、小政府”的趋势逐渐“梦想照入现实”。

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在保障私有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财富创造的持续与共享;计划经济的本质，则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通过权力的层层干预，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但凡市场竞争充分、产权结构清晰的国家，必是市场成熟、社会多元、权力受限的国家，而集权传统浓厚的国家则会通过权力干预的途径垄断社会财富。然而，只有建立在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权力制衡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制，方可适应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大势，激发企业家、管理者、技术精英、生产者们的创造才能，并通过这个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协调该体系内人们各种才能和积极性。

制度性强制导致的非兼容结构

㈠价值理念的普遍缺失

从曾经的英属殖民地发展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只用了短短两百年。其间，经历了一次国内战争、二次世界大战、三次技术革命、多次对外战争，更替了四十多任总统，但其由开国元勋制定的以私权自由和公权制衡为核心理念的宪法却鲜有修改。这固然因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以新教伦理为信仰基础的移民国家，更重要的是其宪政法治基础上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容并收的多元文化机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第一条就强调信教自由)，由此，在立宪建国时所确立的基本理念得以融入到整个国家体系和每个国民血液中，从而使公权不能凌驾于私权之上，行政权不能凌驾于司法权之上。

符合基本人性与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制度和体制作为保障。中国在历史上固然不缺思想家，但真正领先的创造性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大一统”、“独尊儒术”以来则鲜有独创者，多是由“圣人”为“万民”设计的伦理规范以及“被规范”之下的人们转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统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理念，就更遑论真正促进和保障创新的激励机制了)。“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系统化的伦理规范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成为中国两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沦为“王道”、“霸道”的驭人之术，极大地遏制了商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中国历史才长期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登罢我上场”的改朝换代史，人人盼“明主”却不知有“民主”。直至近代中国被迫门户洞开、东西方文明交锋之后，中国在科技和军事上已大为落后(殊不知本质是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实用的“拿来主义”开启洋务运动，却因对旧意识形态抱残守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使这场改良止步于“器物”层面所谓“中体西用”，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于是在救亡与内战的反复交织中，学习西方工业技术、思想、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是“现代性转换”)演化为一场确立意识形态的革命史。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啻是对极端理想主义所酿灾难的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然而，官方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与现实的脱节而渐失真实认同感。这种“合理”与“合法”两相矛盾的本质便是意识形态的非兼容，亦为诸多乱象之源。比如，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却遭遇了诚信短板与信仰危机。近几年，我们在战略层面上一直担忧的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出现，但食品安全却成了人人自危的社会问题：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火腿肠里加瘦肉精，还有令人发指的地沟油诸如此类问题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监管缺失、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也不仅是奶农、养殖户的见利忘义，而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

今天，在看清原则、找准方向的基础之上，有必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但现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异常困难。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是市场竞争之果，与此伴生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初为缓解发展和稳定之“问题”，只好先不争论“主义”，此后的官方理念对意识形态的处理愈加模糊，仍是对“不争论”的延续。按说，动态和谐的多元化结构必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基础上较为自然地孕育而出，但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中间阶层的日益萎缩，食利阶层对社会公正的不断破坏，逐渐演化出今日“左”“右”对立的两极化，与官方主张的一元意识形态愈发无法兼容于“左”而言，早已脱离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不过是改革者利用其话语权预先设定的一种经过理论上演绎推理、但实质上只服务于少数权贵阶层的真实谎言，他们失望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负效应，并寄望于用曾经的理想主义揭穿今天的伪理想主义;对“右”来说，不变革政治体制、仅复制经济体制的新版“中体西用”同样只是一个服务于权贵阶层的陷阱，他们悲哀于自己成为上一轮改革产生负效应的代罪羔羊，并寄望于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性。而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即使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被虚化，但面对“左”“右”两派的同时诘难，出于维护执政地位之本能，在“左”“右”之间做出任何选择都将是冒天下奇险，因此只能继续通过实施制度性强制来填充意识形态的空洞，不断扩充早已臃肿的队伍，进而维护意识形态在“量”上的优势地位。但在这种意识形态非兼容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隐蔽却常常被忽视的食利阶层，他们非“左”非“右”，虽早已背弃理想主义，却或化身为“左”来攻击社会不公，或乔装成“右”为改革辩护，或干脆以公权力自居、以稳定为名对意识形态采取“不争论”态度，从而通过在“左”“右”之争中“和稀泥”渔利。

今天，造成意识形态非兼容问题、阻碍普遍性价值理念形成的，正是从官商结合模式和政府竞争模式中不断获利的权贵资本集团。

㈡百年中国官商结合模式

纵观中国近代经济史，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便是对经济参与主体的定位与分工，即由谁来办企业、由什么来配置资源。有学者将中国近代以来的企业形态总结为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之间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但无论哪种形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戏规则、又直接配置资源。这种传承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而有实质性的、彻底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宋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重农抑商虽是官方基本态度，但多数时间段(特别是汉唐盛世和两宋)仍然有着较为辉煌的商业贸易，“丝绸之路”及宋代频繁的边境贸易无不喻示着经济形态的开放化。但也是从宋代开始，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间矛盾的不断激化使专制集权制度逐渐走向巅峰，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的结构性矛盾日深。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和清朝的“闭关”政策，加上由来已久的“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农业财富向商业资本的转变，权力在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也更为强化，官员往往集权力、地位、财富于一身，而商人只能是权力阶层的附庸。

沿着官商关系这根轴线，可将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经济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为标志，中国真正开始产生企业和企业家。这一时期，企业形式涵盖了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而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手握重兵的清廷重臣则成为官员、军阀和企业家的混合体，胡雪岩、盛宣怀等“红顶商人”不过是官商混合体的影子而已。可见，洋务运动为中国的官商结合模式定下了基调。第二阶段是“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这一时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引领下，铁路、纺织、面粉等行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和企业家，张謇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其由官及商的特殊身份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阶段是国民政府时期。前十年，时局较稳，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家族企业，如荣氏家族;后十年，官僚资本垄断将官商模式推入极致，也埋葬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第四阶段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极端时期。这一阶段，一切皆由政府直接经办，理论上不存在私有经济体。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不妨通过对国企改革的历史分析，梳理这一阶段官商结合模式的脉络。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企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84年至1992年。基于国企的大量亏损，1984年10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随后对亏损国企实行“减利、免税、停息”等救济行为。这种“父爱主义”式的做法，不但没有救活效益较差的企业，反而使本来效益较好的企业丧失积极性，造成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第一阶段的改革虽在政策上提出政企分开，但这种“父爱主义”的实质，则是对官商一体模式的肯定和保护。这一阶段，柳传志、褚时建、王石等踏出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凭借第一个吃螃蟹的“探险”精神，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也是被称为“带有原罪的红帽子企业家”。

第二阶段自邓小平“南方谈话”至本世纪初。“南方谈话”后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元经济形态的战略方向。与此相应，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取代了“父爱主义”的救济，通过对一大批无关国计民生且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脱困。这一阶段，大批官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并借助与政府的人脉关系，迅速发展为私有经济的中坚力量。经济领域内的“国退民进”虽然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但“抓大放小”中的“大”，既可以理解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领域或资源垄断领域，也可能被理解为稳赚不赔的产业，对这些产业如何定位、如何管理，倘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这些“大到不能倒”的国企必将成为最大的官商混合体。

第三阶段自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官进民退”时期。经过第二阶段的国企改革，其直接结果就是：政府通过行政垄断，将银行、石油、电信、电力等真正值钱的产业都掌握在手，私人企业要么经营鞋、服装、电器等低附加值，且无需权力资源的日耗品;要么依附于权力，与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领导编织一条食物链，比如经营房地产，或者石化、金融等垄断行业的下游产业。然而，低附加值的行业不但很难赚钱，而且备受需求市场的影响，相反依附于权力却能获得无风险的暴利。比如，2008年受国际金融影响，江浙粤等地大量亏损的实业资本转入房地产后，在接下来的房产大牛市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其实就是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中分到了一杯羹。权力不直接创造财富应是常识，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也是常识，但权力通过垄断能让自身成为最“贵”的要素，这种权力造成的财富逆向分配反过来强化了官商结合的模式。

如此观之，“官进民退”造成国企改革的倒退，这也是权力越过界限，导致市场经济与强权政治产生非兼容问题的明证。现在许多人寄望于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深化改革，但有一点不可忽视：事实上，国企改革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企业的改革，而是国企经营管理权的改革，亟需解决国企的定位与监管问题。可以通过发生在近期的两件热门事件说明这个问题：2011年初，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因涉嫌违纪被免职，随着他的落马，中国高铁“大跃进”热潮开始降温。刘志军无疑只是中国落马的腐败官员之一，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堂堂一国铁道部的行政首长，还是政企不分的“铁老大”的大老板。虽然这样的双重身份也意味着他有双重目标：既要提高铁路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全民享受交通便利，又要为铁路企业法律上的主人(全民)努力保值增值，但事实上，由于国有资产本身存在的所有人缺位，加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缺位，这两个目标他都可能无法实现、也不必实现，转而追求个人短期利益目标。另一件事，则是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的“天价酒”事件。不妨换个角度看，此类事倘若发生在私企会是怎样，无论私企发生这种事情概率多么地小。如果是中国一家上市私企，为不影响股价也可能会做内部处理，但对当事人绝不可能降职留用，对“泄密者”则一定会有所奖励，无论泄密者出于何种目的;如果是一家未上市的企业，一定会通过司法途径追回损失，并将当事人绳之于法。但这种逻辑在中石化却变成了自查自清和严惩泄密者。更奇怪的是，这样的公司竟然能以每天上亿元的利润跻身“中国五百强”之首。同一个市场，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利润回报，究其原因，当然应该看到，国家将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低偿授予了垄断国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然而，除此重要因素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在于：权力集团为了完成对超级利益的瓜分，并形成权贵资本和家族垄断。

以上分析说明，官商结合模式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本身就是“商人”，直接经营企业;另一个是，政府虽不直接经营企业，但却越过市场，直接决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因此，从广义上看，“官进民退”不但指国企和私企的进退关系，也包含公权力膨胀、私权利萎缩，这又是一种结构上非兼容造成的问题。在官商结合的模式下，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最大的动力不是发挥自己才能和积极性去创造财富，而是通过接近权力、绑上官员直接食利，这种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非兼容的模式难以造就优秀的企业家，但却会形成一个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权贵资本集团。它不但破坏市场规则，而且逐渐成为一股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强大势力。

㈢政府竞争制造的GDP神话

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开始复苏回暖;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些停留在速度和总量层面上的利好数据，只是由政府竞争模式制造的数字神话，不但对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改进民生没有更为实际的意义，且与高层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发展)也是非兼容的。

关于政府竞争的模式，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来理解。如果说，土地交易是房地产业的一级市场、房地产开发建设只是二级市场，那么政府竞争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级市场，而市场竞争只是二级市场。这种政府竞争模式和凯恩斯语境下的宏观调控有着本质的区别。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本来只是反危机的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一时的应对之策，但政府竞争模式却把它常态化了。在政府竞争模式下，各级党政机关不但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而且形成一个以党政一把手为核心的强制运行体系，直接参与微观层面的操作，而立法、司法、舆论媒体、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往往“被缺位”，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往往“被缺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微观企业，只能跟着一只“看得见的手”(或被这只“手”牵着)走。

政府竞争模式有两个层面的逻辑解释。一种是由官方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延伸出的“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另一种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官员升迁规则，但两者导致的结果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短、平、快”为特征的掠夺式发展。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没有做到科学发展，并非因为官员本身存在认知上的缺陷，事实上，官员如何会不明白土地财政、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危害或“后劲”呢，只不过，在决定他们命运的选官体制下，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

尽管在法律上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中，人大往往只在组织部门做出任命决定后履行一个法律程序，更何况不乏有些地方的人大主任和党委一把手本来就是同一人。因此，每届地方政府都喜欢搞“三高一低”、“铁公基”这些皆大欢喜而又立竿见影的工程，缺乏动力去发展科、教、文、卫这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期事业，岂能不知真正改变一国命运的乃是科学与教育?特别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设等多方面的愿望和渴求迫切之下，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尤为重要。在此过程中，土地、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往往较为强势，而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则被冷落。与此相应，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地方政府的思路都大同小异，有自然资源的地方通过企业改制招商引资，没有自然资源的则从历史上找文化资源，历史上实在找不到正面形象的，“西门庆故里”之类，居然也争先恐后地要打造为旅游文化品牌。在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之外，还可以先制造出类似于“经济圈”的概念，先通过概念抬升土地价格，然后顺理成章地大兴土木。可见，在政府竞争模式之下，中央调控房价变成“空调”、节能减排变成“拉闸限电”、拉动内需变成“屡拉不动”等现象，其实不难解释;而资源贱卖、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安全隐患、土地财政、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问题频频发生，也就不足为奇。

政府竞争模式造成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个是生产要素价格被制度性强制扭曲后的贫富悬殊问题，以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另一个是对社会矛盾长期的“封堵”，为大规模社会矛盾爆发埋下隐患。土地、资源、环境、劳动力、技术是发展经济最主要的要素，经济要素的价格应由市场按照各自的稀缺程度决定。但在现实之中，土地和行政资源因政府垄断而价高不下。产业结构直接由政府决定，导致劳动力和技术价格无法反映市场需求。土地在一级市场的招拍挂制度，从表面看似由市场定价，实则这种单一供给模式抬高了土地价格并制造出巨大的寻租空间。这种一级市场政府垄断，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则市场化的模式，不但是官商结合的直接诱因，也是政府竞争的直接动力。在政府竞争模式下，资源和环境经常被作为地方招商引资的砝码廉价出售(甚至无偿使用)，当这种掠夺式开发的后遗症开始显现时，从中受益的官员很可能早已高升，如此一来，问责制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在政府竞争模式下，由于政府直接决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其实相当于间接决定了要素价格。但是，教育的结构调整和市场的自发调整机制往往赶不上政府改变政策的步伐，从而导致就业市场的大起大落和要素价格的畸形。全国的现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过剩、政府投资的“铁公基”项目过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严重不足。因此，一方面是白领过剩导致的工资水平偏低和严重的大学生失业，另一方面是蓝领短缺引发的“用工荒”;一方面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人才留不住，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出不去。其背后深层次逻辑，正是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政干预所造成的非兼容问题之冰山一角

结语：寻找转型之钥

在历史坐标中确定使命

“黑天鹅”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说法，寓指那些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一切，意味着许多事情都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很大。”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地震、海啸等自然事件，或许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即使有“黑天鹅”，也是指代那些因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而爆发的事件，历史学家称之为导火索或突破口。史上所有战争和危机，皆为非兼容结构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新崛起的大国和老牌国家之间利益的非兼容所致;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是现代化工业生产与传统专制政体的非兼容所致;美国次贷危机是骗贷行为与契约精神的非兼容所致今天，由制度性强制所导致的非兼容结构，如若不能全面转向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则中国社会经济领域“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非兼容结构源于制度性强制，但笔者不希望以另一种强制性去纠正这种非兼容，那样只会造成一种历史循环。随着非兼容结构造成的经济社会矛盾已越发难以调和，特别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两者中任何一个转化成为中国的“黑天鹅”事件，都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寻找非兼容结构的转型之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而国内思想界对经济社会问题愈演愈烈的论争与批判，自然而然地成为寻找转型之钥的契机。

对于未来，既要希望它好，也要准备它坏。寻找转型之钥的过程，将是亦苦亦乐的漫漫征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