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心理学论文范文

日本教育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建构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对实现终身教育目标、追求社会公平价值和提高教育服务质量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一制度的建构已具备了国外高等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系统提供的重要借鉴、我国高等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研究奠定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学分制改革探索形成的重要实践经验等现实条件。但在建构中面临诸多的困难，需要优化管理体制、建立学分共同体和探索内在机理。

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学分积累；转换制度

高等学校继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学校继续教育中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论题并上升为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层面。2010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继续教育章节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包含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在内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在此指导下，上海、江西、陕西与湖南等省、市在各自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中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在较多高校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产生了良好效果，但在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中的建构则刚刚起步，并在建构中面临诸多的困难与制约，为适应当今高等教育发展要求，促使高等农业院校教育教学管理有序健康发展，构建适合自身特色、可操作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是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重要意义

高等院校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是基于一系列的程序和规范，方便继续教育学习者在学校内外积累和转换学分的制度，它一方面能使继续教育学习者在经过中途休学或停学后再返回学校继续学习时，原来积累的学分仍然有效，另一方面是当继续教育学习者打算转专业或转校时，接收的学校或学院将对继续教育学习者原先积累的学分进行评价并承认部分学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这一制度在引领终身学习、扩充高等教育、促进人才流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受到许多国家高等学校继续教育机构的重视。在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中，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无论是对实现终身教育目标、追求社会公平价值还是对提高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服务质量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促进终身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在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终身教育由于克服了传统教育的时间、空间及对象的限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共识和教育选择，是人一生完善自我、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一以贯之的重要活动。我国终身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仍然存在某些误区，如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文凭，不需要文凭的人不用再继续学习；继续学习者被固化在某一学校、院系或地域，所取得的学习成果不被认可与不能转换等。这些误区的存在必然影响终身教育目标的实现，对此进行克服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有研究者认为，它是实施终身教育的“核心”、“中心”和“重心”，“高等农业院校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的普通教育、成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形成实施终身教育的‘母体’和核心；通过高等农业院校建立校外教学站（点），举办成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各类学历班和培训班，形成实施终身教育的‘中心’；通过选派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到乡镇成人学校授课，到现场传授农业高新技术，形成实施终身教育的‘重心’”。而在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中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不仅仅能对这些作用进行强化，同时还能消除专业的限制，实现“农”与“非农”专业的结合，能突破学校的边界，实现农科院校与其他类型高校的互通，能革除学籍的制约，实现学习者的强制性农科学习与其他科类兴趣学习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是我国终身教育目标实现得以促进的重要途径。

2.追求社会公平价值的重要体现。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需要一套所有人都认可或接受的社会价值规范，其中，社会公平是核心内容。社会公平价值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深受人们推崇和追求，但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无论在分配领域还是在公共事务领域都存在较多的缺失，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教育是重建社会公平价值的重要基础，作为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的继续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价值中更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继续教育具有实践性、实用性、终身性，有助于弥补劳动者先前所受教育的欠缺，实现教育公平，并通过教育公平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方面的公平，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最终推进社会公平”。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促进以农科为主的继续教育学习者在不同学校、院系与地域之间进行学分积累或转换，特别是以灵活的学制以及多样化的课程体系，使他们在精通涉“农”知识的同时拓宽了其他知识视野，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与专业的人才需求，同时，由于这一制度还通过充分考虑个别差异，使继续教育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个性差异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学习内容、时间和方式，发挥了他们的主体性，使自由或自主学习成为可能，从而不仅实现了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学习者的均等起点和均等选择机会，还实现了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均等权利，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重要体现。

3.提高教育服务质量的重要内容。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努力提高教育服务质量成为高校间竞争的焦点和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经过多年发展已逐步形成了包括函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社会力量办学及非学历高等教育等在内的继续教育体系，为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教学形式单一、办学指导思想不明确、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市场竞争无序等问题也同时存在，从而制约了教育服务质量的提高。在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中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能通过其本身具有的机制作用的发挥使继续教育服务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一是通过实行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促使优秀非“农”教育资源向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进行流动与聚集，有效解决师资、办学条件缺乏和最大限度地节省教育经费，为提高继续教育服务质量提供了重要的硬软件基础设施。二是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促使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立足和面向市场推进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明确发展目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形成特色和品牌，为提高继续教育服务质量形成了核心竞争力。三是通过强化服务与管理机制，促使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树立为继续教育学习者服务的意识、方式与方法，形成以继续教育学习者为中心，突出继续教育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更注重为继续教育学习者个人发展服务，为提高继续教育服务质量创造了内外驱动力。

二、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现实条件

尽管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如上所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同样也如其他高等学校继续教育一样，由于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特别是受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冲击和社会上人们错误观念的引导，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步入了发展的瓶颈期，规模缩小，质量下降，功利化与市场化取向明显，体制机制的改革更是步履维艰，表现在普遍认可的反映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教育发展趋势的学分制改革，在很多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中也是难以贯彻执行或者干脆束之高阁。这些因素的存在无疑阻碍了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建构，但从国内外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实践现状和理论预设来看，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已具备建构这一制度的现实条件。

1.国外高等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深入改革，较多国家和地区目前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在欧洲，主要通过采用统一的学分标准、设定高校间课程评价等级的转换方式、制定学分水平分类等级、制定用以清晰描述学习结果与课程评价方式和评价等级等信息的工具及在学生短期出国项目中通过签订三方协议达到学分互认等措施实现了学分积累和转换，推进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在北美，学分积累和转换的实施办法是签订课程认证协议、签订文凭证书转换为学分的认证协议、在跨校选课时，通过签订选课前的协议，保证学生在其他学校获得的学分被认可等，提高高等教育学生的公平性和流动性。在亚洲，韩国的学分累积制度由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所以及各省的办公室负责管理，内容包括学分认证、学位颁发、课程标准、学生服务系统、教育项目鉴定等，增加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日本京都地区28所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签署了“学分互换一揽子协定”，实行校际“学分互换，共同授课”制度，规定协议参加校的学生，可免费到另一协议参加校去听学分互换的特定课程，学生所在校承认其在他校取得的学分，促进校际交流与竞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着相类似的做法。由此可以看出，世界较多国家和地区在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上不仅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和系统，而且理论实践的效果也已经显现，为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价值。

2.我国高等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建构和推行适应我国高等继续教育发展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较多研究者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极为深入的研究。郭艳霞结合我国继续教育发展的现状，设想了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制度的具体功用，构想了本校型、区域型、全国型的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制度的类型，试图以本校型作为试点逐步实施，以保证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制度真正开展起来，并逐渐取得成效。同时，她还对继续教育学分银行的制度建设和实施保障做了探讨。胡荣琳借鉴了储蓄银行的运行机制，探讨了学分银行制的存分机制和兑分机制，并立足于江西省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实际情况，将学分银行制设计为学分审查委员会、课程标准系统、学生选课系统、学分兑换系统、学分银行系统、学分诚信系统等六个组成要素，从政策、组织、技术、师资等方面提出了实施对策。马敬峰提出成人高等教育学分互认机制的构建需要确定学分互认的范畴，要包含对其他高等教育形式的学分、不同教育机构间学分、不同办学形式不同办学层次间的学分、各类资格和能力证书的学分进行认定。王贺元从学分转换互认的对接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对接体系中提出学分转换互认范围应控制在省级区域范围内和局限在成人教育内部，在评价体系中提出尤其要重视课程标准和成人教育分类分级，在保障体系中提出学分转换互认需要专门机构提供组织保障，建立学分转换互认操作规范及监管制度来提供制度保障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研究尽管没有以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发展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为题直接命名加以研究，并在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缺陷，但在研究中或多或少涉及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构建应该重视的理论问题，为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3.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学分制改革的探索形成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为促进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我国大多数高等农业院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行学分制这一新型教学管理制度，随后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综合起来看，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学分制改革尽管由于各校情况的不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着细微区别，但在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上没有很大的差别，涵盖了学制与在籍年限、课程结构、学分计算、课程修读、课程的免听与免修、选课方式与导师制等。这些改革不仅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好地推进了因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发展，还合理利用了教学资源，培养了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研究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充分调动了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相对而言，作为高等农业院校重要组成部分的继续教育，在学分制改革上却起步晚得多，再加上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现实，其学分制的实施和完善存在很多难题，如学分制教学计划制（修）订就存在学分制教学计划的制（修）订缺乏统一标准；课程结构不紧密；在学分制教学计划制（修）订中忽视实践教学，技能性课程开设较少；在学分制教学计划的制（修）订中重视专业教育，轻视素质教育；在学分制教学计划的制（修）订中，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专业教学计划区别不大，特色不明显；在学分制教学计划制（修）订中，各门课程学分的设置缺乏科学标准，人为性较大等问题。因此，注重高等农业院校学分制改革探索形成的实践经验是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重要任务。

三、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主要举措

综观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国外高等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建构已日趋完善和成熟，相比之下，我国这一制度的建构尽管研究者和教育部门进行了相关探索，但从整体上来说，既未形成完全成型的理论体系，更无具体可操作的总体性方案。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虽然具备上述建构的现实条件，但这些条件只是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可能，同时，这一制度的建构灵活而富有弹性，需要因时、因地、因情况提供及时有效的各种配套服务才能彰显其职能，从而使得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在建构这一制度时更加复杂和艰巨。必须积极探索建构这一制度的举措，以此适应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要求。

1.优化管理体制。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是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学分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前提和基础是要创新和优化管理体制。一是要充分尊重学习者的个性选择。接受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的学习者在兴趣、爱好、能力、特长、个性及学习基础、家庭与社会背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适应这些差异化或个性化特征是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时首先要予以考虑的问题，相应的，在管理上就要改变过分突出外部规律和服务社会的体制，树立以尊重学习者个性选择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二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建构只有使教育教学资源在不同类型教育机构中得到合理配置，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普遍存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高校或院系之间壁垒森严，师资、资金和实验设备等难以在不同区域或学校中自由流动，要强调管理的制度设计，促进这些资源的合理自由流动。三是要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多学科的运用，尽管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设有专门的继续教育处（院）和专门的管理人员来处理相关教学教育工作，但较多人员缺乏胜任建构这一制度的能力，需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2.建立学分共同体。建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对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来说，既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其核心内容在于继续教育学分共同体的建立。所谓继续教育学分共同体，就是不同的继续教育机构、不同类型的学校及各级各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政府根据共同的原则规定，允许继续教育学习者取得的学分在这些部门和机构中存储和兑换，达到一定学分时，继续教育学习者可获得共同颁发的学位证书。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立学分共同体，一是要借鉴其他非“农”高校继续教育的成功经验。如山西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对继续教育学习者实行本校内自由选课制度，课程考核合格取得各学院认可的学分。北京市学院路高校共同体、武汉市七校联合体、上海西南片、东北片高校合作办学体等许多城市的大学城实施继续教育学习者区域内的课程互选与互认。二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学分积累和转换包括学分积累和转换两个主系统，同时也包括围绕这两个主系统而展开的辅系统，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立学分共同体要积极探索主、辅系统有效运行的共同规则、方法、内容和形式，形成本校、本区域甚至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三是建立有效的保障体系。学分共同体的建立，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保障体系极其重要，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立学分共同体要在教育体制、管理体制、学习者入学体制、教学体制以及服务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以此保障学分共同体有效、合法地实施和运行。

3.探索内在机理。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真正建构，取决于对这一制度内在机理有效贯通和协调运作的探索。一是要探索不同形式结构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形式结构复杂多样，包括函授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以及各种培训教育等办学形式，也包括全日制、业余制、半工半读等学习形式，不同形式结构的继续教育在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建构中呈现不同的特点和内容，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建构这一制度时要区别对待。分类推进。二是要探索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技术路线。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有其内在的运行轨迹，一般情况下，沿着学分获取、学分积累、学分认定、学分互认、学分转换的技术路线逐渐深化与发展，同时在每一技术路线中又细分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技术路线和环节又有着不同的功能、组成要素和效应。要深入探索和研究每一技术路线和环节的不同表现，明确其职能和影响，促进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建构。三是要探索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沟通网络。在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建构中，各方主体的流畅沟通是消解问题的重要途径。高等农业院校继续教育应探索全方位的沟通渠道，形成教学管理人员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学管理人员之间多角度多层次的交流对话机制，增强管理者与教学主体对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建构的理解和支持。

日本教育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

主持人语：学科建设是每个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对比较教育的理論与方法、比较教育思想家、比较教育自身的发展、功能与特征我国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比较教育的认识，推动了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本期专栏徐辉教授的《全球化视野下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对当前世界比较教育发展的动向，特别是区域比较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作者认为重庆市比较教育学学科阵地主要集中在西南大学。经过长期的发展，西南大学比较教育学科在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跨文化教育比较、各国教育制度比较、当代西方教育思潮、教师教育比较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优势与特色。今后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思路是发展学科特色、突出实用功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学术合作与交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等。李文英教授等的《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发展、组织及作用》指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是当今比较教育学界一个重要的全球性组织机构。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主持人：徐辉的一个附属非政府组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出席国际活动。作者分析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目标，构成与运作，作者认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在促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推动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教育和文化理解以及推动全球教育平等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石隆伟博士的《试论俄罗斯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俄罗斯比较教育研究历程进行了梳理与剖析，展示了其研究的阶段性特征。作者认为旧俄国时期(1857～1917)是学科倡导起步阶段，其特征为：欧美单一发达国家为研究单位，国别教育制度为主的研究内容，文化民族主义分析的研究范式；苏维埃时期(1917～1991)是学科形成发展阶段，其特征为：世界政治区域格局为主的研究单位，或肯或否西方教育为主题的研究内容，文化制度分析主义为主体的研究范式；俄罗斯联邦时期(1992～2009)是学科转型发展阶段，其特征为：国别为主区域为辅的研究单位，教育改革热点为主的研究内容，价值中立的定性定量研究范式。

摘　要：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时期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30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在多方面重现生机，在教育思想引介和国家教育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重庆市比较教育学学科主要集中在西南大学。经过长期的发展，西南大学比较教育学科在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跨文化教育比较、各国教育制度比较、当代西方教育思潮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优势与特色。今后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思路应包括发展学科特色、突出实用功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学术合作与交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等方面。

关键词：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动态；回顾；展望；前景

一、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

我们知道，“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方法。对很多复杂事物只有通过比较和鉴别，我们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在认识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的过程中，比较的研究方法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比较教育的发展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当不同国家的人们因旅行、贸易、战争和传教等活动而互相往来时，就出现了教育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最初可能只是口头传递，并逐渐发展到书面描述，从而实现各国教育的交流。美国比较教育学家诺亚和埃克斯坦称这一时期的教育比较为“旅行者见闻”。到中世纪及其以后，由于人们跨国界的贸易、旅行、考察和外交活动的扩大，有关不同国家教育的描述、比较和评论也日益增多。13世纪中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10，约1254—1324)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广泛介绍了东方国家的文化、社会风情和教育状况。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古代对外国教育的比较研究。

但这段时间的教育比较，都还没有真正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严格说来还不能看作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一门学科，因而还不是真正的比较教育。直到1817年朱利安在巴黎《教育杂志》上连载发表《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才标志着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一阶段——学科倡导阶段的到来，“比较教育”这一术语也是在这部书中首次被正式使用。人们也把这一时期称为“借鉴时代”，方法上的特征是访问与借鉴。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还有库森(Victor Cousin，1792—1867)、霍拉斯·曼(Horace Mann，1796—1859)等。本阶段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介绍外国教育经验，作为改进本国教育制度的借鉴。

20世纪上半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比较教育学科的形成阶段，方法上的特征是因素分析，在比较教育史上一般把这一时期称作“因素分析时代”。因素分析时代的开端，是以1900年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ichael Sadler，1861—1943)发表论文《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为标志的。萨德勒是英国比较教育学家，撰写了28卷的《教育问题专题报告》，自1897—1914年陆续发表。这些报告，详细地描述了欧洲各国、美国以及英属领地的教育状况，分析了不同地区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总结了教育经验，并指出了教育发展的趋势。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深受萨德勒的影响’，他的研究工作更加典型地反映了因素分析时代比较教育的特点。康德尔是比较教育史上第二个系统阐述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学者。与康德尔同时代的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还有德国的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1881—1974)和英国的汉斯(Nieho—las Hans，1888—1969)，他们的比较教育观点基本一致。其中汉斯的思想更接近于康德尔。汉斯认为影响教育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可分作三类：自然因素(包括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等因素)、宗教因素(包括天主教传统、圣公会传统和清教传统等因素)和世俗因素(包括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因素)，他对每一种因素又做了进一步的细致分析。施奈德在强调外部因素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教育的内部因素在国民教育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47年发表的《各国教育的动力》一书中，指出了对教育有影响的国民性、地理位置、文化、经济、科学、政治、宗教、外国影响等外部因素，还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发展的内部动力。在本阶段，比较教育学已经开始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教育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比较教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研究的规模还不够广泛，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

从50年代起直到现在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三阶段，

是学科的蓬勃发展阶段，方法上的特征是综合研究。在这一时段，比较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规模迅速扩大

這个阶段，国际教育组织相继设立。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汉堡教育研究所；1956年成立了国际教育成绩评价协会；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附设了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1968年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附设了教育研究和革新中心。这些国际性教育研究机构的成立，为开展跨国界的教育比较研究提供了组织上的便利。1968年创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该会于1970年在渥太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更名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0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迄今为止，联合会已有组织成员国(地区)35个，已经举办了13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

(二)研究方法与观点多种多样

除了历史法之外，还使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贝雷迪在《教育中的比较方法》中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四阶段法”，美国的诺亚(H·J·Noah)和埃克斯坦(M·A·Eckstein)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程序应当是：(1)确定问题；(2)提出假说；(3)明确概念(提出指标)；(4)选择例证；(5)收集数据；(6)整理数据；(7)说明结果。英国的埃德蒙·金(Edmund King)在他的《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一书中，对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突论和依附理论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些以批判性范式为题的新研究。此外，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Education)在比较教育理论界也得到了较大反映，比较教育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从一般的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向对一些全球化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总体性考察和研究扩展。

(三)研究成果大量增加

国际教育成绩评定协会1962年发表《十二个国家十三岁儿童的教育成绩》研究报告，1967年又发表了《数学成绩的国际研究：十二国比较》。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多卷《世界教育调查》、《教育年鉴》等国际性的教育调查与统计资料。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堡教育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教育评论》创刊。各国的比较教育刊物，如美国的《比较教育评论》(1957年创刊)和英国的《比较教育》(1964年创刊)等，在此期间也发表了不少比较教育研究的论文资料。另外，马林森、乌利希、卡扎米亚斯、马西亚拉斯、冲原澧、爱泼斯坦、阿尔特巴赫、库姆斯、霍尔斯等知名比较教育专家也发表了不少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说，在第三阶段比较教育的发展表现了以下特点：第一，比较教育研究在国家分布上得到了扩大；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的学会组织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并开始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网络；第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福特财团等一些国际组织和财团资助和组织的教育比较研究项目继续得以开展，其中有些项目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者参与研究。

二、目前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动态

(一)西方国家比较教育发展动态

当代西方比较教育的发展既有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所带来的刺激影响，也有来自现代教育改革的强烈需求的推动。目前，西方国家比较教育的发展态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研究内容不断扩展与深化。从地域上来看，比较教育研究不再局限于少数几个西方国家，而是触及到世界每个地区、每个角落；从教育内部来看则从以前的关注学校教育扩展到了关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少数民族教育，正式与非正式教育都被纳入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围；(2)研究方法走向多样化与综合化。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介入，西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渐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观点也开始介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而曾名噪一时的世界体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比较教育学方法论基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消沉以后又焕发了新的活力。研究理论的多元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3)研究体系趋向国际化与合作化。表现在国际合作研究日益增多、国际教育交流日渐频繁、倾向全球化的比较教育研究框架。

(二)我国比较教育发展动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里，前30年比较教育发展很慢。虽然我国教育界也关注研究了前苏联及西方国家的教育。但这期间我国未曾出版过一本以“比较教育”命名的专著。周恩来1964年指示在大学设立专门机构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也因为“文革”而中断。我国比较教育的真正复苏是在改革开放后。1978年以来，比较教育在多方面重现生机：(1)创建了比较教育学会。1979年全国各地学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外国教育研讨会，并正式宣布成立“外国教育研究会”(筹)，该研究会于1982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会”；(2)逐步发行了比较教育学的“五大期刊”：《外国教育动态》(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外国中小学教育》(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3)出版了自己编写的教材(王承绪、朱勃和顾明远主编的《比较教育》)；(4)比较教育学的第一个硕士点(1982)和博士点(1984)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建立；(5)1984年我国比较教育学会正式加入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WCCES)。

1999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共涉及8个一级学科的15个二级学科，教育学入选的2个单位都是比较教育学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目前，我国比较教育学已呈蓬勃发展态势，这种态势主要体现在：研究区域和研究主题不断扩展，形成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新领域；研究队伍持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大型比较教育丛书和工具书集中涌现；研究方法出现多样化趋向；作为比较教育学分支的各级各类教育比较研究大量涌现；多次独立或联合外国举办国际研讨会；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60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界引介了大量的西方教育新思想及制度。思想方面如皮亚杰、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赞可夫的发展教育、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郎格朗的终身教育及当代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教育、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后殖民主义教育、批判教育学理论、全纳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等；制度方面如高等教育方面的学位制度、弹性学习制度，职业教育方面的德国双元制培训模式，成人教育

方面的社区教育制度、岗位培训制度，基础教育阶段的普及义务教育制度、教科书审查制度以及课程开发、校本培训、家校合作等。应该说，比较教育学对我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國比较教育学科的博士点共有9个，硕士点34个。9个博士点分别属于下列高校：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学科属于国家重点学科。可以看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主力军存在于师范大学。

三、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

目前，重庆市比较教育学学科主要集中在西南大学。另外，重庆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点也有一个教育比较方向“中外教育经济与管理比较”。其他高校虽有少数人员在研究中涉及外国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学位点。

西南大学比较教育学科是在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硕士授权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著名教育史专家罗容梓教授、任宝祥教授开创了外国教育史学科，该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初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任代文教授参与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材——《比较教育》的编写工作，进一步推动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任宝祥、任代文两位教授还主持了《西方教育史》、《蒙台梭利教育科学方法》等重要著作的翻译，参与了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上世纪80、90年代，张诗亚、张俊洪、徐辉、周谊等教授先后加入原西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科队伍，从而大大增强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实力。1999年原西南师范大学成立了西南地区比较教育促进会，张诗亚教授担任会长，扩大了该校比较教育学科的影响。1999年，徐辉教授和周谊教授领衔申报了比较教育硕士点并获得成功，开始独立招收比较教育硕士研究生。2000年徐辉教授主讲的“比较教育”获得重庆市重点课程称号，2001年，“比较教育学”被批准为重庆市重点学科，2002年陈时见教授加入西南大学比较教育学科队伍。2003年，在获得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后，比较教育学开始独立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随后，兰英教授、石隆伟、周琴、李玲、谭建川等博士先后加入比较教育研究团队，构成了较为稳定的比较教育学科队伍。2008年，陈时见教授领衔的“比较教育学”获准国家级精品课程。按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2007年度的排名。西南大学比较教育学科的实力排名全国第四。

西南大学比较教育学科主要就当代世界各国、各区域、各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比较教育学科基础与发展、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等进行系统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该学科点现已基本形成比较教育基本理论、各国教育制度、国际教育发展、跨文化教育比较、科学教育比较、职业教育比较、课程与教学比较、各国教师教育制度比较等系列研究方向，特别在西南少数民族教育比较、比较教育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现代西方教育思潮、课程与教学比较等方面，已有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基本的研究队伍。

(一)跨文化教育比较方向

这一研究方向的特别之处在于既面向世界进行国际跨文化比较，又面向融东西部发展比较与西部多民族文化比较于一体的国内跨文化比较。西南大学地处西南多民族地区，民族种类众多，文化类型各异，经济和科教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故在重视他国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中，高度重视比较教育向民族文化教育比较方面的拓展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多年的研究中，本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员长期采用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等方法，深入民族地区，实地考察，广泛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出版了《西南研究书系》、《跨文化教育研究丛书》、《跨文化教育比较研究》等系列研究成果50多部。研究人员曾赴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以色列、韩国、菲律宾、印尼等10多个国家学习和考察，有广泛的国际合作，并开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族地区女童教育”、“民族地区妇女社区学习研究”等项目的研究，与美、英、加、东南亚等国开展国际合作项目达10余项。该方向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有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民族人类学理论、民族教育比较、跨文化课程与教学比较等。

(二)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方向

比较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提升比较教育学科地位的重要支撑。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和建设，本研究方向形成了以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为核心、以国际理解教育等教育思想为基础、以教育的国际化问题研究为重点的鲜明特色。承担了“比较教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新思潮研究”、“国外教育的发展”等众多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先后出版了《比较教育的新进展——国际教育初探》、《比较教学论》、《小学比较教育学》、《比较教育管理》、《后现代教育思想引论》、《略论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后现代范式特征》、《作为比较教育学一般逻辑起点的国际教育》、《试析西方教育理论中的女性主义思潮》、《战后国际教育援助的影响、问题及趋势》、《终身学习与比较教育》等学术著述。该方向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国别教育、发展教育、比较教育专题研究等。

(三)各国教育制度比较方向

本研究方向重在对世界各国教育制度的变革、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对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进行系统的分析比较，其特色是结合我国教育实际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为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和教育决策提供参考与借鉴。多年来，本研究方向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国别教育研究和各国教育制度、职业技术教育的专题比较研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基础。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德国教育年表》、《中外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德国职业教育：发达的原因、发展的特点和趋势》、《1960～1999年德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跨世纪研究生培养的几点国际比较》、《90年代日本义务教育课程》、《90年代日本高中课程》、《1955—1997年日本教育经费统计研究》、《美国匹茨堡大学的统计研究生培养简介和几点启示》、《瑞士教育状况》、《考试严格的法国教育》、《法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等学术论著。该方向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各国教育制度比较、职业技术教育比较、教育技术发展与比较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问题研究等。

西南大学比较教育学科走过了一个初步发展的历程，取得了显著了成绩。研究团队先后出版相关著作40余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0余篇，积极参与各种学术交流，多次组织或参与国际国内学术活动，在国内学术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国际比较教育领域也有一定的影响。

四、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思路

目前，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正在进行长远规划，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形成研究与学术特色，为推动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理论的繁荣发展，为促进西部大开发及其

社会发展而竭诚尽力。今后的学科发展思路主要有：

(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突出学科发展特色

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及东北师大等单位的比较教育研究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也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注重学科特色发展。这些年，西南大学比较教育主要在比较教育理论与学科建设、国际教育思潮、教师教育比较研究、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研究、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后西南大学还将坚持国际视野、学术发展的理念，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现代教育思潮、国际教育发展、国际教育组织、教师教育比较、职业技术教育比较、高等教育比较、东盟教育、加拿大教育等方面开展较为深入的学术研究，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发展方向，并突出四个方面的特色：一是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二是国际教育思潮与发展研究，三是国际教师教育研究，四是东盟教育与文化研究。另外，也力争重庆大学的教育经济与管理比较、四川外语学院的外国文化教育研究形成一定的学科特色。

(二)既要注重学科理论建设，更要突出学科实际功效

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应用科学。目前，比較教育学科建设还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也存在不少争议。西南大学比较教育在已有较多研究，形成了学科建设研究的特色，并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在关注理论建设的同时，更要突出学科实际功效。因为比较教育学科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比较教育学是一门为公众服务的学科，它的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不断进行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的研究与分析，帮助人们加深对教育现象的认识，扩大对外国教育情况的了解，协助本国的领导者进行教育决策或预测，进而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不仅要注重满足中国教育改革及发展的实际需求，也要突出“为地方服务”的理念，强调为重庆、为西南地区、为西部的各级各类教育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与服务。

(三)实施多种措施，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为此，重庆高校应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加强比较教育学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应注意通过各种有吸引力的手段汇聚学科杰出人才，才可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人文社科类学科快速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从长远看，则应注重学科人才的培养，进一步优化学术团队。特别要注意东盟教育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因为重庆地处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具有国内其他许多高校没有的地缘优势。应实施特殊政策，开辟多种渠道，加大对学科人才的激励力度，努力为培养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创造较好的成长条件，建设一支学历、年龄、学科等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特色与优势的学科梯队。

(四)眼睛向外，加强国内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

比较教育学科的特点就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不仅要真正融入国内学术圈，还必须“走出去”、“请进来”，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比较教育学术圈的交流及合作，加强与国内外人员、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在学术界和学术同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学习与交流中不断提高、发展壮大，提升重庆比较教育学科的影响力。

各高校应提供各种必要的支持，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通过聘请兼职研究生导师、客座教授、学术顾问，通过组织会议、专题讲座、聘请知名专家参加答辩、举办高层次专题研讨、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精心运作，做好借力发展的大文章，提升重庆比较教育学的整体实力。

(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比较教育学研究生培养，既是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培养专业人才队伍的主要渠道。比较教育学学科综合实力除了体现在高水平成果方面，更主要地应体现在所培养的研究生质量上。研究生培养质量好，有助于提高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学术声誉。

西南大学是重庆市目前比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单位。在依托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及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各种有利资源的基础上，比较教育研究所培养应借鉴国国际国内高校的成功做法，结合重庆市自身文化背景和资源条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向，使之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在课程设置和建设上，注重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学生培养过程中，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培养过程质量控制，对培养规格、导师职责、论文答辩、必修课质量保证、选修课选修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另外，重庆市应进一步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争取更多高校设置比较教育学学位点，形成集群优势。

(六)合理规划。精心实施，不断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发展才是硬道理。学科建设实力最终要靠高水平成果说话。为此，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应根据学科特色和学术定位，进一步规划、申报一批定位独特、起点较高、水平前沿的研究项目，组织精干力量，深入研究，形成具有特色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并有计划地滚动推出，扩大学术影响力，强化学术定位。

在追求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要注重各种载体的作用及各种资源的利用。2008年，西南大学的“比较教育学”获准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在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之前，这一课程已是学校和重庆市的重点建设课程，得到了各相关单位及部门的大力支持与政策倾斜。在该课程的后续建设中，必将继续得到各种支持。

2008年12月12日，西南大学正式成立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该研究所已经制定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初步规划及一些具体措施。比如，筹划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比较教育研究》上每年开辟2期专栏，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每年开辟2—3期“比较教育研究”专栏；比较所还计划于2010年出版“比较教育学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系列丛书及专著系列；从2009年开始，比较所计划每年召开2次学术论坛活动，从而搭建一个师生就“比较教育研究”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另外，还要注重比较所网站的建设与维护，提供更便捷的交流平台。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教育学科始终站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前列。也因为如此，比较教育学科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之一的地位未曾动摇，比较教育学作为国家教育决策思想库的重要性仍在不断加强，比较教育学为教育第一线提供的前沿性知识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王承绪教授曾断言比较教育正处于“黄金时代”，可以预见，只要全球化趋势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改变，比较教育学科的“黄金时代”也将持续下去。重庆市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也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日本教育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美国的青少年金融教育政策

美国国会于2003年成立金融素养与教育委员会 (FINANCIAL LITERACYANDEDUCATION COMMISSION[FLEC]) 以发展全国性策略以增进美国人的金融素养与金融教育, FLEC更在2006年提出在金融素养方面于2011年要达到四个目标:1) 提高认识, 并获得有效的金融教育;2) 确定并整合核心金融能力;3) 改进金融教育基础建设;4) 识别, 加强并分享有效的做法 (FLEC, 2011) 。由上可见金融教育的重要性。[1]

美国并没有全国统一版本的金融教育课程能力指标, 相关教材多是由各州或是民间团体自行发展, 教师采融入式的方式进行外, 其中2007年更由较受推崇的JUMP$TART修订了K-12个人金融教育的国家课程标准, 标准中将金融教育重新划分为六个领域, 并依据不同年级提出在这些领域中所包含的知识内涵、金融标准和能力指标, 其中与国小高年级阶段相关的部份美国JUMP$TART在K-12个人金融国家标准, 分别是:1金融责任与决策:应用可靠的信息, 有条理地为个人金融做出决策;2所得与职业:利用职业规划进而发展个人收入潜能;3金钱管理与规划:组织个人财务并且利用预算管理现金流动;4信用与借贷:维持良好信用、在有利的条件下借贷以及管理债务;5风险管理与保险:利用适当的、符合成本效益的风险管理策略;6储蓄与投资:实行多样化、符合个人金融目标的投资策略

二、日本的青少年金融教育政策

日本目前在金融教育方面并无所谓的国家标准, 而是将金融教育融入于学校教育的「生活」、「社会」、「家庭」、「道德」、「综合活动」等科目中实施, 并由银行界之金融倡导中央委员会拟定从幼儿园至成人阶段所需了解之五项金融概念与相对应之能力指标。

日本小学10-12岁国小学童金融概念与能力指标包括:1) 经济的架构与消费者的行为:了解日本的产业结构及流通的架构。2) 货币的价值与功能、金融的架构:了解利息的功能及计算方式。3) 金融商品与服务之内容:了解主要存款方式的特征。了解提款机的基本使用方法。4) 生涯规划:了解储蓄的意义、养成储蓄的习惯。5) 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自行思考需要什么, 再行购买。了解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扮演的角色。[2]

三、美日两国青少年金融政策的特色及优点

从探讨两国金融教育的课程能力指标与实施方式, 发现两国的金融教育都具有下列的特色为金融教育的实施上都采融入式的课程设计, 以在不增加教师额外负担的前提下, 将金融教育融入适当的学科中。

而两国在金融教育课程设计上都具下列优点:

1) 完整性:课程能力指针均包含知识、技能、态度 (价值) 三个面向, 学生是透过多面向的学习, 而非只强调知识的灌输。

2) 连贯性:课程能力指针针对不同的主题和年龄设计, 透过加深、加广、循序渐进的过程, 使学生有效学习金融教育的相关内容。

3) 具体性:金融教育能力指标具体可行, 有助教师于教学准备、教学进行以及教学评量时,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可循。

四、对我国金融教育政策推行的建议

1、进行融入式的金融教育, 让金融教育向下扎根

本研究经由相关文献探讨和研究者观察社会现况发现, 青少年金融教育实施有其重要性与迫切性, 但对照现今实际教育的状况, 金融教育并非为一独立学科, 加上基础教育阶段也无选修课程的制度, 且金融教育无法短时间或仅仅纸上谈兵就见效, 因此推动上更为不易。所以研究者建议可参考各国的方法, 采融入式的金融教育, 融入于各学科知识中一定更能见效, 让金融教育向下牢牢扎根。

2、提供日常的模拟运作机制, 让学童进行实务性的金融规划

本研究经由相关文献探讨和研究者观察社会现况发现, 现今虽然相关单位有研发了许多金融教育教材, 但多偏向于以故事情境的模式进行观念教学, 而实际操作方面也因受限于平日授课时数的紧迫和就学阶段学生其实并无真实收入以作为金融实务演练等限制, 多只能运用简单的记账软件和收支纪录表等工具, 进行短暂且模拟性的练习。若遇上孩子本身并无零用金, 在实务操作上更显抽象, 当然成效也将大打折扣。

多举行金融教育游园活动, 让钱少年在游戏中进行金融教育。让家长给予青少年一定零用钱, 提早掌握所需的金融素养。能解决学生学金融只能纸上谈兵的困境, 于日常生活中学习, 达潜移默化之效。[3]

3、了解抽象的金融知识, 班级数字化点数银行系统是最佳的教学工具

银行、存折、收支纪录、定存储蓄、活存储蓄、统一发票、彩券、股票和消费, 这些名词的概念和抽象的意义对青少年而言虽耳熟能详, 却不一定有实际应用于生活中的经验, 若对低收入的家庭环境或本身没零用钱的青少年来说, 更是不可能有实务体验。但透过、金融模拟操作方式, 却可以帮助学童学会、体验并灵活运用这些金融知识于生活, 例如知道「活期存款利率较定期存款为高」、「定存是到期可凭单领取存款的一种存款方式」、「存折中会详载存款人的存提记录, 可由存折掌握自己的收支」、「银行为一金融机构, 以存款、放款、汇儿为主要业务为主」、「股票买卖须付手续费」和「消费即是能考虑自身金钱的多寡而妥善分配运用」等。

摘要：在社会生产生活加速发展的今天, 金融素养变得越来越重要, 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重视。美国、日本青少年金融教育可谓走在世界的前列,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成功的经验, 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加以探讨、借鉴和学习。

关键词：美国,日本,金融教育,启示

参考文献

[1] 美国金融教育委员会官网http://councilforeconed.org/.

[2] 楠元町子.日本の金融教育とその課題:日米高校生の金融基礎知識の比較を中心に[J].2006.

日本教育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对当时国内文化和社会意识有着重大冲击和影响作用。上世纪后半期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和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和伦理行为规范密不可分，随之而来的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使得“中流阶层”和“中流意识”盛行一时。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又出现了“新穷困”现象和“差别意识”。

关键词：日本文化； 社会意识；影响

0.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从一定程度上对其文化和意识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日本在上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之后，其经济逐渐趋于稳定并快速发展，这是与其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等亚洲国家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历史渊源同属于儒家文化，这时，有很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东亚经济发展原因上面。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儒家文化圈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方面。儒家文化圈是指运用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和求实精神形成的文化意识[1]。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点：各个地区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社会作用也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儒教文化中的一种。儒教文化中的“性本善”和“仁政”和日本文化关系密切，具体说来，儒教文化不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激发劳动者热情，然而可以使得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

可以这样说，日本化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对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日本化儒家文化传统的“和”和“忠”起初作用于天皇，后转换到作用于集团，企业和利益共同体。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日本国民表现出空前规模的协调和合作，因而保障了日本社会的长期稳定，动荡减少。另外，企业根据儒家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各自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内部之间保持良好配合、协调的工作秩序与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2.中流意识的出现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政府也吸取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效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国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国内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完善福利制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能够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另外，向富裕的人们收取税务，以确保人民的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

日本社会中流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和中间阶级，主要是企业的白领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等，这一阶层的人群数量不断扩大，社会机构也有着较大的变化。在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学术界也有了“中间社会”的说法和“日本的新中间阶层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等论点[2]。

在日本的文化学术界中对于“一亿总中流”和“中流”等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同时也有相关学者探讨是否存在着阶级社会的问题，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的问题等，如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的“新中间大众”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岸本重陈教授的“中流的幻想论”等。村上泰亮不使用“中流”这一概念，而是从阶层化概念的角度来定义：第一，阶层化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都阶层化。第二，日本社会中流阶层具有明哲保身和保守的倾向。村上尝试着用阶层结构化这一概念为中心来分析和展现日本社会内的非结构化。村上的论述中最终中流阶级瓦解，新中间大众时代到来，使得阶层去结构化现象出现。村上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使得阶层结构化失去了意义，因此现实社会中不再意识形态上的阶层和阶级。

“中流阶层”，这种在中间社会上形成的阶层终身享受着雇佣的权利，其职业稳定，消费生活趋向于平均，接受的教育也比较均等，在财力和社会形态上也处于平均化地位，处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基本都已模式化，多数人都没有“仇富心理”，他们不仅追求完美你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有着精神追求的欲望，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只是关注与衣食住行的自由，而对社会和政治并不关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这使得日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的日本集团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个人主义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中流”意识。

3.社会差距、新穷困现象的出现

中等级差别在2006年进入了高潮，特别是2007年的金融风暴爆发，全球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很多大型企业转而趋向国外发展，而中小型企业多数只是自保，不得已情况下倒闭。企业的用工变得十分苛刻，多数情况下是选用廉价临时工，工资水平较经济发达时明显降低，从整个社会来看，失业人员也有上升趋势。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社会意识和文化发生了很大差距，也就是在此时出现了“新穷人”这一社会现象。“新穷人”一词源于著名学者鲍曼所著的《新的贫困——劳动、消费主义、new poor》一书[3]。这本书主要探讨贫困的根源，讲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推行临时雇佣制和无薪休假制，福利国家的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劳动者长期失业问题等。该书在日本的出版是在2008年8月，也正好是日本出现“差距社会”的时期，书中的“新穷人”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众多专家学者相继围绕新穷困和解决这一现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政治理论上表现出了政党的生态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日本的共产党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发展变化，也一度陷入了低潮，然而，日本共产党出于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关注“新穷苦”问题的解决，并且提出了一些对于非正式雇工和劳动者的待遇保障要求，尖锐的指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障了人权，因而广受穷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政治上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4.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中流”意识已然走入其末期阶段，而经济低靡时代，差距在整个日本社会文化和意识发展中成为了主流，因而也产生了“新贫穷意识”、“社会差别意识”。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任碧辉.当代日本文化和社会意识浅议 [J].青春岁月，2013 （5）：417.

[2]张红贤.浅谈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变迁 [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89-90.

[3]林芳慧.浅谈日本文化的特点 [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9（34）：123.

日本教育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汉服;日本和服;比较研究

前言：回顾历史发现，日本和服文化很多都是受到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并发展而生，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一直在不断地对吸收到的中国汉服文化进行着改革与创新，使汉服文化的理念等元素有机融入在和服设计中，成为符合日本需要的特色服装文化。在历史的洪流中，中国作为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在服装文化领域中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多样化特点，查阅文献可知，中国汉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一条漫漫长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覆盖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当前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色服装文化即和服文化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结晶，具备东方文化的情调。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我国汉服文化的熏陶影响，因此决定了日本的和服文化与中国的汉服文化有着一些相同之处，当然由于两国不同发展轨迹，在汉服与和服上也会呈现出一定不同之处，而这也是历史因素流传至今的最真实的表现。

一、中日文化发展的渊源

中日关系一衣带水是众所周知，也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中国认为日本文化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衣钵，排除先入之见，也确实是这样。从历史的发展过程能够看出，日本文化很大程度上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深入骨髓，并且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而服装文化作为总体文化领域中的一种，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的交融发展也找到了历史根源。比如历史中的唐朝，更对日本和服文化有着异常强烈的影响和冲击[1]。

查阅文献可知，在唐朝时期，中日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友好往来甚是频繁，因而同期促成了相互之间繁荣的文化交流。在日本的理念中，唐朝的昌盛是伟大的，当时大量的遣唐使者和留学生都曾在中国接受各方面的教育。据相关研究证实，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可以说是诸多国家当中最高的，所有先进的事物，日本均会想方设法吸收，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改革与创新使之成为自身的东西，形成特有的文化[2]。所以日本所模仿的文化都会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进行创新，变成“引我之用，用则创新”。对于这一点，中国始终望尘莫及，比如日本的动漫产业，一直可以说是世界的“花魁”，日本通过元素的不断创新将自身的文化推向了国际，成为了日本的标志性产业，并以此为依靠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3]。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动漫产业也有着相对辉煌的历史，但严重缺乏创新显然是一大弊病。日本狭小的领土迫使日本不得不通过创新来提升综合竞争力，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海上建造的国家，受着领土的限制，只能依靠发展科技来“强国”，比如日本的“围海造田”，排除万难将原有的全国各地生活垃圾和废弃物“变废为宝”，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所有国家感叹[4]。

二、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的历史渊源历程

(一)中國汉服文化传入日本

古代的中国由于具有着“天朝上国”的称号，周边很多小国都会为了自己需要的资源来中国上贡从而换取稀缺的资源[5]。也正是在这种来来往往的交流中，中日两国各有的服装文化也伴随来往人们开始传播和交流起来。而要说中日服装文化正式产生历史渊源的话，则要从公元三世纪说起。那时中国正处于铁器与青铜器时代，日本在受中国的影响下，纷纷引入中国的铁器、青铜器以及多种生产器械，这大大推动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6]。也正是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日本文化层面的发展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期间，日本已经能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状态，同时伴随中国汉服文化积极传入日本国内，日本人开始竭尽全力的开创属于自己的和服文化，并且也非常推崇中国传来的传统汉服文化。可以说，在这时期中，中国汉服文化深深地在日本扎下了根[7]。

(二)日本在中国影响下形成自己的和服文化

发展至隋唐时期，中国处于太平盛世，这时的中国古代汉服文化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在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积极引入并积极学习和探索中国的汉服文化，在结合带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日本人开始对属于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服装文化进行创作和传播[8]。当唐太宗在位期间，中日两国积极互派文化使节，担负着传播与交流自己国家文化的责任与使命，为两国之间友好、艺术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意义。其中为中日服装文化形成良好沟通纽带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对日本和服文化的形成与体系化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9]。在公元716年，吉备真备来到中国潜心学习，他长达十七年的学习历程，让吉备真备充分体会到中国汉服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在735年， 吉备真备带着的中国的汉服回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大力宣传中国多样化的服装文化，为日本的服装设计注入了灵感[10]。从这时开始，日本在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并形成带有自己国家特色的日本和服文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日之间服装文化历史渊源越来越浓厚，同时二者也朝着带有各自特色元素的方向发展[11]。

三、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存在渊源的原因

综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汉服与日本和服都有着自身相应的特点，之所以使中国汉服与日本和服产生历史渊源、存在连结关系，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原因

日本是一个岛国，经常受到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恶劣的环境迫使日本人想法设法求生存和发展。而中国作为地大物博的辽阔大国，丰富的物种与资源，使作为小国的日本向天朝大国进贡从而来换取更加需求的资源。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在与中国内部各个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人员流动的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同类型的服装文化，来加入和填充到自己民族的服装文化中[12]。可见，具备极强限制性的地理因素，决定了日本吸取外来服装文化的紧迫性，也急需加大力度吸收外来的中国汉服理念，使日本人民通过克服困难来创造自己的和服文化。

(二)政治原因

查阅文献可知，日本的历史在中古武人执政之后，就形成了两大权威，一是天皇万世，一是幕府，随着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打破了日本传统的唯权主义观念。日本人民由此对至尊和至强有了认识，允许两者同时存在。尽管这与中国的君主制度存在不同，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模式演变而来[13]。可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至尊和日本的至强两种思想取得了交融发展与平衡，为日本的和服文化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日本人由此开始倾向于服装文化的平衡发展而避免闭门造车情况出现，这就体现了日本和服文化的混合性，同时也是产生中日服装文化存在渊源的原因[14]。

(三)民族原因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无可讳言，相比之下，传统时期的日本国家比较缺乏创新能力，日本人也因此存在一种自卑感。由此可见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态度，实质上是基于文化的自卑而形成的。日本学习过中国的汉服文化之后，并不是按照常理来进行服装文化的再造，而是直接模仿，随后日本人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与演进，使得日本和服形成特有的价值观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日本的这种自卑心态也促进了日本的良好学态度，更能重视起自身和服文化发展的单一性并不断弥补这种不足[15]。

(四)价值观原因

中国的价值观是以单一的善或恶的行为来规范另一些行为，由此达到人格的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创作出来的中国汉服会更加注重对美的表达、对伟大的歌颂等。而日本的价值观也会在善与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个人行为的规范性，这样对于人的评价并不会基于某个单一的标准。那么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也使得日本人会在服装设计层面上追求更为突出自我性格。其中，中日服装文化最为相通的便是对“忠、孝、义、理”等中华传统思想的借鉴与发展，而日本和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将原本的思想进行更改，在日本人看来，“忠、孝、义、礼”成为人的全部义务，对于一个人的人格评价也能够明确指出其在哪个方面有所欠缺，而不是通过对其一方面的否定就全面否定了这个人。而追根溯源，这与中国汉服的基本思想存在着紧紧的联系。

四、汉服和和服对比

虽然说和服是以汉服为基础进行发展的，但历经漫长时间演变，逐渐带有别具一格民族特点。例如女款和服背后大腰带便为和服一大特色，而这也为区分汉服和和服最为主要的标志。而且和服衣料纹饰也通常带有鲜明日本民族的特色。接下来就以汉服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曲裾深衣举例说明，同和服具有如下差异：一是和服衿与汉服不同。和服之衿，不同于中国交领，而且也不同于我国的直领，最为典型特点在于衿头露于衣服外。汉服衿与衣服却平齐。而且和服有一层布贴于衿内作为共衿，而且其共衿是不封口的，用来插进领芯，这样可以使领子变硬，但是汉服却不存在领芯;二是和服袖后没有封口，反倒是袖前端的下面要封，与我国宋朝代表服装是恰好相反的。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服饰袖子前端下方也有部分是封口的，仅存留小口伸手，叫做悬壶袖。该袖形发展至唐朝保存下来，但是再后期就被大袖所取代，之后就没有再封过口。袖后没有封口，直接开到腋下也作为和服主要特征;三是和服袖子大多为方形袖，但汉服袖子大多为圆形袖。和服大多为房型秀，少部分为圆形款式，像圆禄袖，当代和服通常是方形袖。但是汉服，大多为圆形袖，但需要一提的少部分为方形袖，唐朝有些舞衣袖就是方形的。

四是汉服上彩缕、披帛、绶带、环佩、桃符、香囊等装饰，在和服当中是不存在的，而和服也存在自身独特装饰品。而且汉服还存在小佩剑等，和服则普遍使用怀刀;五是和服腰带复杂打法、长度与打出来花样，却是在汉服中不存在的。汉服腰带同腰围基本是一样的，绑上而后下坠些便可以。女式和服腰带要约四米，并用它在背后系出各式花样;六是汉服用系带方法绑着穿，但和服不系带。在和服上有系带一根，完全依赖腰带固定住，假若和服腰带散开的话衣服会彻底散开，因此女式和服的腰带会绑较为夸张。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站在追溯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中日关于服装文化历史渊源，能够知道中国的汉服文化对日本和服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历史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我国能够崛起就是源于民族文化的崛起。在历史的洪流中，中国作为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在服装文化领域中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多样化特点，因此便也对日本国家的服装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某些领域，我国也要学习日本的文化精神，取他国的服装文化之长、补己国服装文化之短，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并不断进行服装文化领域的创新，才能发扬我国中华民族的服装文化特色，走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以上通过对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对比研究，并粗浅总结了中日两国服装文化存在历史渊源的相关原因，以便为今后的深层次研究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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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日本;现代设计;传统文化

在日本的文化发展历史上，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发展是基于大量地吸收外国文明的精华基础上的，他们把这些精华加以消化，加上日本本身的文明传统，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融会贯通，使日本的文化、经济、政治都与众不同。日本的设计，也是基于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

日本的现代设计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大力发展，此时的日本设计家试图将反映西方生活方式的观念照搬到自己的设计当中，却显得笨拙、生硬和肤浅。随着现代设计走向成熟，他们发现融合了日本民族艺术传统的作品反而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现代的设计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设计界取得一席之地，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作品大都带有鲜明的日本身份。在现代高科技工业冲击中传统并没有消亡，反而与现代设计融为一体，作为精神支柱植根于日本现代设计理念中，使日本设计表现出独特的气质，成为别国无法取代的重大特征，是日本跻身设计强国的制胜法宝。

一、日本现代设计中的传统精神

总的来说，日本的美学传统，重视细节，重视自然，讲究简单、朴素，讲究美学精神含义，构成了日本设计中的精神支柱。

永井一正把日本设计家分为四代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为龟仑雄策、早川良雄、伊藤光治等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为田中一光、福田繁雄、五十岚威畅等;第三、四代的代表人物有石岗瑛子、浅叶克己、伊藤晃一和上条乔支等。

第一、二代的设计家尽管各自风格相差很远，但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永井一正用几何框架勾画出一种特定的画面空间气氛，又着重具象的装饰性图形的研究和应用;早川良雄则用水彩、色粉等材料以透明且柔和的手法绘制招贴形象。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梦幻般的韵味，各种隐喻的图像间渗透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诗意;田中一光对平面设计语言的运用有着独到之处，他对日本的字体和符号有着很深的研究，试图通过现代的方式将他们在招贴上重新加以诠释和表现，他强调设计的平面型和空间型，作品具有高度的秩序感和工整性，在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平面符号的独特魅力，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民族性又有典型的国际风格;中村诚则主要以摄影的手法进行设计，在为资生堂化妆品公司设计的系列招贴中，他以日本人独特的审美眼光去揭示日本女性的美，选取最具日本风格的细节，以点带面，戏剧性地夸张处理，对肌肤、睫毛等细节的细枝表现，对画面朦胧气氛和色调的把握，使招贴画面充满着一种东方的审美意蕴。

在第一、二代设计家中，最为突出的是龟仑雄策和福田繁雄。

龟仑雄策是日本被称为国际设计大师的第一人。他的画面具有强烈而又稳重的色调对比，对每一细节一丝不苟地精细刻画，表现出日本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典雅而细腻的审美情趣。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以龟仑雄策有机会在全世界展示才华。事实上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日本设计家开始确定他们的国际地位。

福田繁雄可能是最为其他国家所熟知的平面设计师。他的作品被欧美设计家誉为“经济简洁又复杂多变”。他的设计风格幽默生动，设计思维既继承了日本传统中追求典雅的风格又反映了追求间接新奇的日本现代设计新潮流。他总是弃旧图新，并系统地将各种创意、革新加以融会贯通。力图以各种图形矛盾性的复合，引导观众产生设定的联想，在看似荒谬的视觉形象中透射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和连续性。福田繁雄既深谙传统，又掌握现代感之心理学。他的作品紧扣主题、富于幻想，同时又极其简洁，并善于用视幻觉来创造一种怪异的情趣。

第三、四代设计家则从摄影、电脑等方面获得了更多表现上的自由，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的作品中同样渗透着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和审美元素。

佐藤晃一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设计作品有着明显的民族风格，色彩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分离感和张力，把装饰色彩、变形形体和折中了的印象派的光表现与色渐变手法融为一体。他不但继承了日本文化中肃静、悠远、清雅、柔和的风格，还将这种风格更进一步推向完美和充实。提炼日本文化中最精要的精神内涵。以日本传统的空灵虚无的思想为精神根底，带有日本自古以来清愁的色调，追求其中浮现的优美和冷艳的感情世界。

设计评论家厄尔(J.V.Earle)认为日本设计可以总结为两大类，即：

1、色彩丰富的，装饰的，华贵的，创造性的;

2、单色的，直线的，修饰的，单纯与俭朴的。

这在表面上指出了日本设计的形式风格特征，也不无巧合地印证了日本人审美的两重性。

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情绪和美学观念，自始至终渗透着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

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曾经对日本民族精神作过较恰切的表述：“菊花与刀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这同样体现在日本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创造中：日本的审美观念中充满优雅和谐的情趣又不乏阴郁和深沉的审美趣味;热衷于事物优雅的姿态和幽玄的意境又崇尚激越和狂热的情绪;敬仰崇高对象和悲剧精神，同时又爱好滑稽和幽默。日本的艺术可能简朴自然也可能繁复华丽，既平常又怪诞，既有抽象的浪漫精神又有现实主义精神。

从地理环境上看，这种文化精神的两重性与日本人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邱紫华在《东方美学史》中提到：“日本地理环境中有三个基本因素对于形成日本文化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森林、海洋和农耕。”日本多森林，植被覆盖面广，森林在日本人的生活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森林文明使日本人崇尚生命之美。森林在不同季节变换的缤纷色彩和自然物千姿百态不仅有助于日本人对寂静、闲适之美的感受，而且还促进了对事物色彩和姿态的审美敏感和对瞬间状态的留恋，日本美学中关于优美、和谐的审美观念，同森林环境密不可分。日本列岛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日本人对大海的冒险和征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人勇猛好斗的征服性格和追求壮美的崇高精神。森林与海洋共存于日本人的生活中，日本人自然把森林文化的优雅精神与海洋文化的狂暴精神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外，日本还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古代日本人对季节时令变化的敏感，也促成他们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学思想。

日本人的传统神道信仰使日本的传统艺术在崇尚自然外还带有特别干净、整洁的特点;而日本人对佛教禅宗的信仰，形成日本人俭朴、单纯并且喜爱非完整、非规则的美学特点，精神上则推崇内敛，自我控制，自我修养。

日本17世纪到19世纪经历了高度商业化的江户时期，商业文化高度发展，形成日本人重视和喜爱奢华平面装饰的特性、喜欢商业修饰和大众化的文化特征。

二、传统带动现代设计

日本设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跻身世界设计大国。“日本制造”甚至作为优质产品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文化标签。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非西方国家，它的民族传统、设计风格、文化根源与西方大相径庭。日本的传统精神，无论在深层民族特性层面还是在表面的技术层面都决定着日本设计的命运。

1.民族特性层面

日本的历史是吸收外国文化精华，使之成为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的一个长期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日本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最好的学生，也是最能够把作别国的经验和本土国情结合，发展自己独特文化体系的国家。日本美术也不外如此：“但凡触及外来文化时，日本美术总是以柔和的立场受其影响。这种随遇而安、广泛吸收的情况，显示了日本美术的广泛适应性，或称反预见性”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及方法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模仿的民族，但这种学习和模仿只是在植根于本土文化传统及其所急迫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人没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无原则性，兼收并蓄，并且对外来文化进行分解、还原，抛弃不实用的东西，进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共存融会。“将原产于外国的东西加以吸收，改良和应用，从而大力发展并超出原有水平，这就是日本人的专擅和特性。”

日本的设计正是基于这种无原则地彻底吸收而又有选择地为己所用的方式下经历了模仿、折衷转化进而发展为成熟的“日本制造”。

另外，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本的传统文化的单一种族基础，使得他们非常重视集团和团体，因此文化可兼具活跃和稳定两重因素。日本社会重视集体和团体，轻视个人，因此无论是在处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问题上，还是像每个具体设计这样的小问题上，都能兼有大而稳定的方向，小而活跃的因素这双重特征。

2.技术层面

日本传统中有几个因素是它的设计与现代迅速接轨的重要原因。

第一，日本传统审美思想中受禅宗的影响推崇少而简约的风格，并且因为崇尚天然的神道信仰而重视材料的本身特色，喜好不经掩饰的裸露的材料，装饰性地使用结构部件，完全暴露并体现结构，这种特性与现代设计的要求不谋而合。

第二，在生活中他们形成了以榻榻米为标准的模数体系，从建筑到用品，日本人形成了长期对基本单元为设计中心的习惯，这使他们很快接受了从德国引进的模数概念。这也正是现代设计所需要的要素。

第三，日本领土狭小，人口密度大，长期以来狭小拥挤的居住环境使日本民族喜爱小型化多功能化的产品，重视细节并喜爱装饰功能部件。而现代的国际市场趋势恰恰是倾向袖珍化、微型化、便携式、多功能化。这些传统的观念非常顺利地融入现代设计中，成为别国所难以具备的特点。

另外，日本现代设计强调集团式工作方式，完全不追逐个人出名，以集体的成就而骄傲。企业内部力量比较容易得以集中。这也使得日本的设计可以飞速地发展。

3.体制层面

日本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体制。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化时能够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设计以来，它的传统设计基本没有因为现代化被破坏。这与政府对传统设计的重视与扶持不无关系。

日本战后的设计发展与其战后经济增长迅速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历程是分不开的。日本政府、企业通力合作，建立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国内市场，从而促进日本设计的成熟。政府对设计的大力扶持，企业对于设计的高度重视，是促成日本设计发展的重要原因。1918年创建的松下电器公司的老板松下幸之助1951年访问美国后便积极推动日本工业设计发展，率先在公司成立工业设计部。之后各产业界均在自己公司内部相继设置设计部门，积极改善产品设计，使产品打开世界市场。

日本在50年代建立一系列的机构以帮助设计进步。这种特别为促进设计而成立的机构和机制，使日本设计能够稳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1951年日本成立的隶属日本通产省的日本出口贸易研究组织和1928年成立的日本工业艺术院。日本政府的这种完全利用国家力量来促进私人企业产品竞争的行为，在西方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好的设计和好的质量是使日本产品赢得国际商业竞争的唯一途径，这已不在局限于文化这一层面上，而是商业、经济甚至日本民族发展的根本大计。因此，设计是日本民族的发展生命线，是政府的发展重点之一。

但是，日本的这一系列政府保护产品设计的手段，基本上都是单向的，即保护日本的出口产品设计专利。而对于外国产品，日本则几乎是肆无忌惮地仿造和学习。甚至一度出现大量抄袭和剽窃欧美设计的现象，但这只是设计发展道路上的插曲，并没有影响日本走传统文化与高技术向结合的道路。日本政府再三强调“和魂洋材”，坚决拒绝这种物质层面的模仿发展到精神领域。

另外，重视教育事业也是日本设计界成功的重要因素。日本在明治时期就设立了美术及工艺学校，为二战后的日本工业的崛起打消了坚实的基础。50年代日本的设计教育开始大规模发展。设计学院纷纷成立，这对于设计人才的培养和传承起了积极的作用。日本的设计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与企业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难以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启示与反思

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设计的物化，从而使之成为方便实用的产品或商品。在现代社会，随着先进设计理念及高科技设计手段的应用，使得设计与科技结合更趋紧密，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之一，设计自身的“先进生产力”性质也日益明显。因此，设计行业受到空前重视势所必然。同时，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流失与更新。因此，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面对外国文化和现代理念的冲击，如何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

中国的设计起步比较晚，就设计理论上来讲还相对薄弱，设计作品也还停留在对外国设计在物质层面的模仿上。我们应该意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内质和精神。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文化的重视只会不断加强，设计中带有的本土文化的烙印是人们求得归属感的基础。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只有潜心研究、挖掘、融合传统文化，才能使设计脱颖而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其意象特征和抽象性广为现代艺术及设计所利用。把华人文化作为一个积极的设计因子进行利用、推广和发展，对于保护民族艺术、保留华人文化特色等方面都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由于历史的渊源，在传统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在文化深层上实际上是大异小同，但在处理传统与现代设计的问题上，为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参照系统。日本政府重视传统工艺美术与传统文化，重视设计的传承和教育，日本的设计师对待传统文化，更多地从精神上、思想上、功能上来考虑，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走在了设计的前沿，这些不能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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