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农业发展论文范文

区域性农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激增、大宗商品价格剧荡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集体低迷都反映出当前以美元为霸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不合理性。曾担任过美国财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就把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形容成一种“金融恐怖平衡”，意指国际经济秩序虽看似和平但却蕴藏杀机。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平衡，实现经济秩序向更加合理的结构过渡，则需要一个“再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靠美国主动放弃，而是需要通过各方的努力。简单地说，这个再平衡的过程应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的方向发展，其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必然应是其中的一极。

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确有限，与其政治地位和经济规模极不相称。要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加入世贸组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都可以被视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但这些措施大多都是以现有框架为基础，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利益格局。要真正实现从“跑龙套”的角色华丽转身为“领衔主演”，必须更加积极地主动谋求上位，在国际金融舞台上不断唱响“中国好声音”。在笔者看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就是这次竞演中最响亮的歌曲。

金砖银行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2012年的金砖峰会上，并在2013年峰会获得通过。2014年7月15日，金砖五国正式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金砖银行总部将设在中国上海，首任行长来自印度，其启动资金为500亿美元。

建立亚投行的动议源于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东南亚时提出的倡议，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计划于2015年底前投入运行。

除此之外，再把时间倒回到2010年11月25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九次总理会晤时建议，研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藉此，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成为近年来上合组织各级峰会上最重要议题，在2014年9月13日上合组织元首峰会通过的《杜尚别宣言》中明确指出，各成员国为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发展基金（专门账户）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问题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继续努力以尽快完成这项工作。

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球性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另一类是区域性的，例如亚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其中，世界银行主要由美国主导，IMF主要由欧洲主导，亚行主要由日本主导。而由中国发起设立的上述三家银行则更加强调区域同质性，例如金砖银行侧重于新兴市场国家，亚投行侧重于东南亚国家，上合组织银行侧重于中亚地区。同时，这三家银行之间还存在一些共性，例如都是由中国发起倡议设立并积极推动，都属于多边性金融机构，中国都将占有较大份额，总部都可能设在中国。从这几个特征可以明显看出，在这几个跨国性的金融机构中，中国将扮演重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角色。这三家区域性金融机构的设立，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对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形成挑战，并逐步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软硬实力。

当然，三家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成立对中国国内而言也是件大好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下滑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关键时期，三家银行的设立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通过资金和金融资源的往来，有助于实现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与可持续性问题，为中国逐步“脱钩”于欧美发达国家，开拓更大的市场提供一个难得的契机。（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区域性农业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以省区为单位的区域物流发展主要取决于该省区的物流资源条件和物流资源利用情况。从物流资源产出率的角度关注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从全国31省区的物流资源相关数据入手，通过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方式，说明了物流资源产出率对区域物流发展的意义，并给出了一种新的衡量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方法。

关键词:区域物流；资源利用；物流资源产出率；主成分分析

引言

区域物流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良好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关于区域物流发展的研究日趋增加。衡量区域物流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是物流业生产总值，而物流业生产总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了该区域的各种物流资源条件和物流资源利用情况。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物流资源条件整体或某一方面的改善，而疏于分析对区域现有物流资源条件的合理利用。

在已有的对现有区域物流资源条件利用的研究中，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一部分学者关注现有物流资源的整合：秦迎林、李红艳（2009）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角度入手，使用BP神经网络的方法对物流资源整合风险进行预警[1]。而舒辉、林晓伟（2011）以系统理论、协同学理论为指导，定性分析了序参量在集成化物流资源整合协同演化中的作用，为指导跨企业集成化物流资源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2]。另一部分学者关注物流资源的利用效率：余泳泽、武鹏（2010）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物流产业的效率，并得出了中国物流产业效率整体不高，区域间效率逐步缩小的结论[3]。与之相互印证，钟祖昌（2010）在三阶段DEA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31省的物流产业技术效率，得出了各省物流业综合技术效率较低和各地区物流业发展存在差异的结论[4]。

本文主要关注物流资源的利用效率，从物流资源产出率的角度关注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在实证研究中，先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不同省区的物流资源条件分别打分，进而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全国31省区的物流资源产出率进行横向比较。不仅从数理层次重新说明了物流资源产出率对区域物流发展的意义；而且给出了一种新的衡量区域物流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方法，并且以个别省区为例，分析了物流资源产出率对区域物流业生产总值的具体影响。

一、实证研究设计

生产总值是经济主体在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活动成果，物流业生产总值是依靠各种物流资源条件所创造出的一种价值总和。因此，本文用物流资源产出率说明一个地区的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并将物流资源产出率定义为一单位物流资源所能创造出的物流业产值。

在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中，物流资源总量和物流业生产总值都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因此，在分析中，需要选取合适的指标来分别替代物流业生产总值和物流资源总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本文选用各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生产总值来替代各省的物流业生产总值。

在一个区域的物流业发展中，物流资源条件是多方面的。这些资源条件种类繁多，单位不一。为消除由于物流资源单位差异所引起的度量问题，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不同的单位标准化为得分，用各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来替代各省的物流资源总量。

（一）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的确定

物流资源条件由多种资源条件综合决定，因此，本文建立了31省区物流资源条件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共五类，具体分为：经济资源条件、人力资源条件、运输资源条件、仓储资源条件和社会环境资源条件。在一级指标体系下，继续建立二级指标。经济资源条件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农业总产值（亿元）、工业总产值（亿元）、建筑业总产值（亿元）、批发与零售业总产值（亿元）、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出口（亿美元）、进口（亿美元）等八项，依序排为X1~X8；人力资源条件为总人口（万人），序号为X9；运输资源条件包括：铁路密度（公里/万公顷）、公路密度（百公里/万公顷）、载货汽车吨位（万吨）、货运量（万吨）等四项，依序排为X10~X13；仓储资源条件为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元/平方米），序号为X14；社会环境资源条件包括：教育经费（万元）；卫生机构床位数（张）；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万路端）；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万户）；互联网接入端口（万个）；社区服务设施数（个）等六项，依序排为X15~X20。

对于以上指标的选择，需要说明以下几点：（1）参照物流工程学中的物流选址理论（不同目标指向的物流园区距资源地的远近不同），自然资源条件被当做外生变量处理。（2）国家发布的物流相关政策往往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偏向，因此政策资源条件被当做外生变量处理。（3）由于各省区面积不一，直接采用道路长度作为衡量标准难免出现偏颇。本文在分析中引入道路密度（道路长度/省区土地调查面积）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各省条件的不一致性，在这部分变量选取时只选取了各省区共有的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而没有选取内河航道密度。（4）所有变量数据均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5]，均为2009年统计数据。

根据该指标体系，采用SPSS17.0软件对20个变量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结果为sig.=0.000（＜0.05），能够拒绝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的假设，且KMO检验结果为0.817（＞0.5），说明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根据主成分提取原则，从20个解释变量中通过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且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85%提取出前三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贡献度为64.178%，第二主成分贡献度为15.303%，第三主成分贡献度为7.471%，前三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86.952%（＞85%）。这说明提取的这三个主成分能够基本反映20个解释变量所代表的信息，可以用来代替原来的20个解释变量。

使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进行旋转，旋转5次收敛后得到各因子的载荷矩阵。该矩阵两端集中，各因子的典型代表量突出，因子的意义明显，能更好的解释提取出的主成分。由矩阵可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包括：农业总产值（X2）、工业总产值（X3）、建筑业总产值（X4）、总人口（X9）、载货汽车吨位（X12）、货运量（X13）和卫生机构床位数（X16）。物流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农、工、建筑业产值恰好说明了各省对物流业的客观需要，而总人口、载货汽车吨位、货运量和卫生机构床位数反映了各省发展物流业的基础条件，因此将第一主成分F1命名为“客观基础条件”。第二主成分主要包括：出口（X7）、进口（X8）、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X17）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X19）。这些变量反映了各省的信息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因此将第二主成分F2命名为“信息开放条件”。第三主成分主要包括：铁路密度（X10）、公路密度（X11）和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X14）。这些变量反映了各省的运输及仓储条件，因此将第三主成分F3命名为“区位条件”。

在三个主成分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客观基础条件，而信息开放条件与区位条件也是很重要的物流资源评价指标，这和人们的一般认知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开放条件在物流资源条件中的权重超过了区位条件，这凸显了信息在物流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将F1中每个指标相应的得分系数乘以F1的对应贡献率再除以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加上F2中每个指标相应的得分系数乘以F2的对应贡献率再除以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再加上F3中每个指标相应的得分系数乘以F3所对应的贡献率再除以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可整合得出各省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F的方程为：

F = 0.04X1 + 0.12X2 + 0.05X3 + 0.08X4 + 0.02X5 + 0.05X6 - 0.06X7-0.06X8+0.09X9+0.04X10+0.08X11+0.11X12+0.11X13-0.04X14+

0.04X15+0.1X16-0.04X17+0.03X18+0.02X19+0.03X20 （1）

根据公式（1），将各省数据代入进行计算，即可得出各省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

（二）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的确定

物流业生产总值是依靠物流资源条件创造出来的总价值，两者应存在正比例线性关系。如果31个省均绝对服从这个线性关系，即假设各省存在一个统一的物流资源产出率，31个省区的样本点将会分布在同一条直线上。但现实中，各省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并不在同一直线上。为了更好的说明各省物流资源利用水平的相对位置，找出和31省样本点接近的最好的直线，本文以各省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F为自变量，各省物流业生产总值Y为因变量，对线性趋势进行OLS回归，结果如公式（2）所示：

Y = 0.023F + 12.802 + et （2）

（8.013） （0.150）

R2=0.689 F-statistic =64.208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对应的t值，回归系数t检验的P值约为0小于0.05，通过检验，由回归结果可看出，线性方程拟合良好。

为了更加直观的分析数据，给出物流资源产出率公式：

物流资源产出率=

必须指出：在指标体系中，自然资源条件和政策资源条件被设为外生变量。这表明即使各省物流资源条件得分为零，作为外生变量的资源条件仍会创造一定量的物流业产值，即公式（2）中的12.802亿元。在标准化后的物流业生产总值中，这部分产值被剔除。

由公式（2）可知，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为0.023。由于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反映了中国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的一般情况，将其作为参照，与31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进行对比分析。

二、经验分析

（一）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定位

为定位全国31省的物流资源利用情况，本文根据各省的物流业生产总值，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和按公式计算得出的各省物流资源产出率分别排序（见下页表1）。

通过该综合排名可以看出，物流业生产总值和物流资源条件只是描述省区物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而物流资源产出率则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再次审视了一个省区的物流业发展情况，是有其实际意义的。各省区的物流资源产出率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由高向低大致为东—中—西的走势。在31个省区中，低于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的省区显然更容易在物流资源利用方面加以改进。如河南、陕西、四川、安徽等。

（二）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由排序结果可知，河南省的物流业发展状况较为特殊。在31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排序中，河南省排第二位，居于绝对前列；在物流业生产总值排序中，河南省排第六位，也属于排序较为靠前的省份；但在物流资源产出率排序中，河南省只排到第二十四位，资源产出率的值约为0.0157小于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0.023。这说明河南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比较差，从另一个角度，这也说明河南在物流资源合理利用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由于河南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非常高，这意味着河南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只要略微提高，能带来的物流业产值增量将会非常显著。若将河南省的物流资源条件得分51 722.6代入（2）式，即可得到同等物流资源条件下，按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可以达到的产值水平为1 193.7亿元，而河南省物流业的实际产值只有823.57亿元，比一般水平少370.13亿元。这表明河南省在2009年的物流资源条件下，如果可以更加合理利用物流资源，将物流资源产出率提高至全国一般水平，就可以将物流业生产总值再提高370.13亿元。这相当于将实际产值提高了将近45%，是相当大的飞跃。

另一方面，如果河南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维持原状，而采取改善物流资源条件的方式来增加物流业产值，也可以使河南省物流业生产总值达到1 193.7亿元。但根据（2）式可知，此时河南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需要达到惊人的75 334.89，超出了2009年排序第一的山东省5 000余分，相当于河南省现有物流资源水平得分的1.46倍左右。

其他省区的物流资源利用分析同河南省的分析原理相同，不再一一赘述。

结束语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各省区物流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经验分析。分析中，根据现实情况，选用各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生产总值代替各省的物流业生产总值，同时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算出了各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进而求出各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将各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同全国一般水平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也为一些省区的物流业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

影响物流资源条件的三个主成分包括客观基础条件、信息开放条件和区位条件，前后顺序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列，可以作为各省区改进物流资源产出率的主要关注对象。

通过定量分析可知，按物流资源条件与物流资源产出率分别排序的意义不同。物流资源条件是影响物流业生产总值的硬性条件，在物流资源产出率不变的前提下，物流资源越多，物流业产值越大。而物流资源产出率是影响物流业生产总值的软条件，在物流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物流资源产出率越高，物流业产值越大。物流资源产出率对物流业产值的贡献起着类似杠杆的作用，往往物流资源产出率的小幅度增加，在物流业生产总值上就表现出很大的提升。因此，各省区发展物流业时要因地治宜。物流资源条件和物流资源产出率的关系应为两者兼顾，而不应厚此薄彼。这样，区域物流业的发展会更快更好。

参考文献：

[1] 秦迎林，李红艳.基于BP神经网络的第三方物流资源整合风险预警模型[J].统计与决策，2009，(7):31-33.

[2] 舒辉，林晓伟.集成化物流资源整合的序参量分析[J].当代财经，2011，(6):77-82.

[3] 余泳泽，武鹏.中国物流产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0，(1):65-71.

[4] 钟祖昌.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中国物流产业技术效率研究[J].财经研究，2010，(9):80-90.

[5] 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责任编辑 吴 迪]

区域性农业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运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省际差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正在呈现快速上升态势。然后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法对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城市化水平是形成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化、农村经济效率、法律环境和信用扩大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省际个体效应、农村经济规模缩小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不平等指数；影响因素；差异分解

收稿日期：2014-03-1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编号：GD13CYJ13、GD12XYJ04）；广东海洋大学校级引导项目。

作者简介：孟兆娟（1978—），女，辽宁朝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金融发展理论研究。E-mail：mzj0218@163.com。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资产迅速膨胀，1978年农村存款只有320.4亿元人民币，至2010年以名义价格计算的农村存款总额已达到76 324.01亿元人民币，短短30多年的时间扩张了238倍；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间是不平衡的。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将加剧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失衡，采用现代统计指标体系精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导致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较为关注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但鲜有文献分析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黎翠梅等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1]；温涛等对农村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动态比较和分析[2-3]。但到目前为止，尚缺乏系统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量化研究成果，也没有厘清可能的影响因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否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哪些因素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区域差异，这些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贡献度有多大，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首先利用不平等指数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并以回归方程为基础，用Fields提出的分解方法对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分解，定量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贡献度[4]。

1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

1.1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不平等指数及分解

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必须选择合适的指标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Goldsmith提出用一国金融资产总额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市场总值之比，即金融相关率（FIR）度量金融发展水平[5]。McKinnon提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货币化比率指标：M2/GDP，简称为麦氏指标[6]。与戈氏指标相比，麦氏指标着重反映了一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支付中介和动员储蓄职能，而戈氏指标对整体金融发展规模的度量更为全面。鉴于非货币金融工具在现实生活中日益重要，仅仅考虑麦氏指标难免片面。除了上述2个指标外，还有学者提出用非货币金融深度指标、PRIVATE和PRIVY等指标度量金融发展；但在实证研究中，囿于数据的可得性，用戈式指标和麦式指标度量金融发展水平最为普遍。

借鉴已有成果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用农村金融相关率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相关率以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与该地区GDP的比值代表。虽然农村金融相关率的完整表达式应是农村金融资产总额与农村GDP之比，农村金融资产总额应包括农村现金流通量、农村存贷款余额、农业股票市值及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但因农村现金流通量、农业股票市值及农业保险保费的省际数据难以全部获得，且相对于农村存贷款总额而言，农村贷款的可获性及其相对规模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更有意义。本研究采用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与该地区GDP的比值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借鉴李敬等的方法，使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测算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7]。指数值越小，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越小。选用这3个不平等指标的原因主要有2点：（1）在一般条件下它们之间不存在单调变换关系，可以用来相互检验测度结果的稳健性；（2）它们满足绝大部分不平等测度公理，尤其是庇古·道尔顿转移公理[8]。

2.2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测度

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样本区间为2006—2010年，各省（市、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根据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农村金融发展不平等指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看，3种指数显示出来的变动趋势相似，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自2008年以来，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逐渐加剧。

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的可分解特性，将全国总体的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按照三大区域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农村金融发展的三大区域间差距相对较小，三大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大，三大区域内差异能解释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80%以上。从2006年以来的动态变化看，

我国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不平等指数

年份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泰尔指数20060.230 60.033 00.103 920070.224 80.084 80.093 320080.195 20.061 50.064 920090.217 50.075 10.080 320100.218 40.076 90.079 9注：根据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中的相关数据计算。

三大区域间差距呈逐年上升趋势，三大区域内差距呈逐年下降趋势，三大区域内差距对总体区域差异的贡献度已经从2006年的96.79%下降至2010年的81.47%。

中国农村金融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

年份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区域内差距的

贡献（%）20060.003 30.100 696.7920070.009 90.083 489.3920080.006 80.058 189.5620090.014 50.065 982.0120100.014 80.065 181.48注：根据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中的相关数据计算。

进一步计算出三大区域内部的省际差异（图1）。从图1可知，东部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最大，除2007年外，东部的省际差异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农村金融发展省际差异最小且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省际差异介于东部和中部之间。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省际差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正在呈现快速上升态势。

2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分解

关注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还需要深入分析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才能有针对性采取措施防止区域差距扩大。Fields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法能将不平等分解为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4]。本研究采用这种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

2.1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2.1.1农村经济基础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金融上层建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金融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经济基础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1）支付创立农村金融体系所需要的大量固定成本，使农村金融发展成为可能。Greenwood 等认为只有经济发展达到“门槛水平”时，建立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才有净收益[9]。从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供给来看，只有当个人收入达到“门槛水平”时，经济个体才有机会进入金融市场；复杂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只有在个人收入普遍提高时才会拥有潜在的需求。所以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不会凭空出现，只有经济社会和个人能够支付得起高昂的构建成本和使用成本时，才有产生的可能和生存空间。越复杂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对经济社会和个人的“门槛财富”要求越高。（2）伴随经济发展，将逐渐产生对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需求，经济发展使金融发展成为必要。调剂资金余缺的需求，催生了最初的金融中介机构。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在更大范围内筹集资金、分散风险，因而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相继出现。金融机构规避风险的需求，使衍生金融产品得以产生。

2.1.2法律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法律对金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促进金融发展方面，执法效率比法律条文更为重要[10]。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为私有产权提供有效保护、增强消费者参与金融市场的信心，因而能够促进金融规模扩大、金融效率提高[11]。随着市场化进程逐渐推进，法律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

2.1.3政治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政治也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及利益集团的力量可能成为促进或阻碍农村金融发展的因素。政府过多干预农村资源配置，会弱化农村金融体系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农村金融发展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Rajan等指出，金融发展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加剧市场竞争，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因而受到利益集团的千方百计阻挠[12]。即使金融发展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但只要这种阻挠行为带来的收益增加大于阻挠的代价，他们就会选择将阻挠活动一直进行下去。江春等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稳定的负面作用，即使控制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禀赋等因素，结果仍然是显著而稳定的[13]。

2.1.4社会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蒋水冰将影响金融发展的社会因素分为信用及城市化水平2个方面[14]。提高信用水平能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能够提高金融市场的参与率，有利于增加金融规模、提高金融效率。城市化水平提高对金融发展也有影响，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扩大、风险的规避等，从而促进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15]。

2.2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

采用Fields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法，首先需要估计农村金融发展的回归方程。设农村金融发展的回归方程为：

Y=α^+β^1X1+β^2X2+…+βkXk^+ε^。（1）

式中：α^和ε^分别代表常数项和残差项，β^j是回归系数，Xj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变量，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4个方面的变量。Fields证明在Shorrocks提出的6个假设条件满足的情况下[16]，变量xj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相对贡献率）均为：

Sj=COV（β^jXj，Y）σ2（Y）=β^jσ（Xj）Corr（Xj，Y）σ（Y）。（2）

式中：β^j∈（α^，β^1，…，βn^，1），Xj∈（1，X1，X2，…，Xn，ε^），COV代表协方差，Corr为相关系数，σ2和σ为方差和标准差。如果某个因素由多个变量表示，则该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贡献等于各变量贡献的加总。如果Sj>0，说明这种因素起着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作用；如果Sj<0，说明Xj这种因素起着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作用；如果Sj=0，说明Xj这种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没有影响。

2.2.1农村金融发展回归方程的得出分析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因素。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包括农村经济增长，也包括农村经济效率提高。为检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选取农村经济规模和农村经济效率2个变量进行分析。以农村人均GDP代表农村经济规模，农村人均GDP等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农村人口比值；选取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代表农村经济效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等于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之比。为检验法律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采用万人拥有律师数衡量各地区法律环境。一个地区律师从业人数占比越高，说明该地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量越强，也说明该地区对于专业法律人士的需求越高，表明该地区整体的法律环境可能更为完善。从政府干预和利益集团2个角度检验政治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代表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程度；用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中的份额代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利益集团力量。从信用和城市化2个方面检验社会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农村贷款中不良贷款比率代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用水平；以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采用26个省区2006—2010年数据。东部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9个省区，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西藏、重庆9个省区。相关数据全部来自于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统计年鉴及中国律师年鉴。因变量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njsh），自变量包括农村经济规模（jjgm）、农村经济效率（jjxl）、法律环境（fl）、政府干预（zz）、利益集团（lyjt）、信用（xy）和城市化（csh）7个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均值方差最小值最大值农村经济规模（元/人）7 933.093 03 505.493 01 898.423 018 734.090 0农村经济效率（元/人）12 176.210 05 729.866 02 339.620 031 446.280 0法律环境（人/万人）6.490 515.822 80.055 883.225 7政府干预0.217 90.163 80.08301.085 9利益集团0.566 40.183 000.929 9信用0.152 90.127 20.008 50.626 0城市化0.473 80.148 30.214 40.888 9注：根据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及中国律师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首先必须判断该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利用Hausman检验，计算出 χ2（5）=17.44，伴随概率为0.014 8，说明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系数P值t统计量jjgm-0.007 40.000***-3.97jjxl0.001 40.062*1.89fl1.738 80.006***2.84zz-10.825 30.782-0.28lyjt-8.328 70.524-0.64xy-58.430 90.049**-1.99csh229.176 70.004***2.92_cons-11.832 50.716-0.37调整后的R20.556 0F统计量3.46样本量130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差异显著。表5同。

从表4可知，只有政府干预和利益集团不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显著性变量，删除这2个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发现调整后的R2和F统计量都有所提高，说明政府干预和利益集团这2个变量确实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估计结果看，农村经济规模差异极显著，样本期内农村经济规模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提高具有负向作用。农村经济效率差异显著，样本期内农村经济效率的提高能够促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法律环境因素差异极显著，样本期内法律环境的改善能够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理论预期的结果一致。信用也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显著性因素，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信用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不良贷款比重越高的地区，贷款在农村经济总量中的相对规模越小，与理论分析的逻辑一致。城市化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也符合理论预期，样本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高农村金融发展程度，该变量在1%水平显著。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共同截距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没有任何影响，因而用于分解的回归方程不包括共同截距。对于截面虚拟变量，可以看做是省际的个体效应，这种个体效应不随时间改变，因而可用回归得到的26个省（市、区）的截面虚拟变量（表6）构造一个新的变量id，id代表省际个体效

固定效应模型的修正结果

变量系数P值t统计量jjgm-0.007 60.000***-4.12jjxl0.001 50.049**1.99fl1.660 50.006***2.78xy-58.599 60.038**-2.10csh234.898 00.003***3.06_cons-20.471 10.491-0.69

截面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

地区回归系数地区回归系数北京-191.079 6山西-16.995 5天津-63.317 9吉林-2.685 3辽宁-15.867 1黑龙江-17.794 4上海-125.639 9安徽-13.541 0浙江-9.738 5江西9.332 3江苏-21.096 8河南12.769 2福建-19.069 5湖北22.317 8广东-34.452 4湖南-18.400 2山东2.909 3四川-25.702 4贵州-6.032 5宁夏9.874 3云南5.466 1新疆29.100 8陕西8.100 9西藏-1.394 3青海-9.208 8重庆-40.094 1调整后的R20.562 8F统计量4.82样本量130

应的影响，其系数为1[7]。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出用于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分解的回归方程为：

njshj=-0.0076jjgmj+0.001 5jjxlj+1.660 5flj-58.599 6xyj+234.898 0cshj+idj。（3）

2.2.2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利用公式（3）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7可知，城市化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最显著因素，贡献率是51.29%。说明省际的城市化差异是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扩大的因素。法律环境是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二大影响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贡献度是34.64%。省际个体效应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三大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贡献度是-29%，从贡献率的符号可知省际个体效应的差异是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信用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四大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贡献度是11.04%。从贡献度符号可知，信用的省际差异是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农村经济规模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五大因素，贡献度是-11.1%，贡献度符号为负，说明农村经济规模的省际差异缩小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农村经济效率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六大因素，贡献度是9.59%，从贡献度符号可知，农村经济效率的省际差异是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残差的贡献度是3355%，说明模型不能解释的区域差异是33.55%。模型能够解释的区域差异占66.45%，说明模型设定是比较有效。

3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采用3种不平等指数和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

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

影响因素idjjgmjjxlxycshfl残差项贡献率（%）-29-11.19.5911.0451.2934.6433.55

法，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形成如下主要结论：

3.1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主要表现为省际行政区域间的差异，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异较小，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正在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实现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仅仅关注三大区域间的差异是不够的。现存的诸多研究集中于探讨如何通过向中西部注入资金及优惠政策向中西部倾斜，以此促进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本研究表明，缩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应该更加关注省际间的差异，因其贡献了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绝大部分。

3.2城市化是制约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4.17%（按非农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计算），但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位列前3位的上海、北京、天津的城市化率分别高达88.86%、78.71%和61.11%，这凸显出城市化的省际差异十分严重。切实有效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省份的城市化水平，有助于提高这些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但这绝不等同于急功近利地盲目提高落后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应该是一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工程。

3.3法律环境因素是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的第二大因素

为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应注重提高落后省份法治水平并改善执法环境。提高落后省份的执法效率和质量、加强农村金融监管并增强投资者保护力度，将有助于提高落后省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

3.4解决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问题，还应关注省际个体效应

尽管落后地区在地理环境及资源禀赋方面先天不足，但可通过改善这些省区的基础设施及提高巿场化进程等措施，用后天努力来弥补先天不足。

3.5高度重视信用等非正式机制对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的作用

守信观念差的地区，必将遭致农村金融机构的“用脚投票”，加剧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为缓解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就需要逐步提高农村金融发展落后省区居民的诚实守信意识。如何有效构建激励相容的信用奖惩制度是关键所在。还应注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信贷担保机制及保险制度，尤其应不断发展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3.6农村经济发展差异也是制约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不应仅仅关注农村经济量的发展，更应关注质的提高。稳步提高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能有效遏制农村金融资源外流，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也将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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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农业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能否顺利解决这一矛盾，不仅将影响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还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协同推进相关工作。其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是解决这一矛盾和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一、“不平衡不充分”及其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不平衡方面，目前还存在着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不平衡、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之间的不平衡、区域发展间的不平衡五大问题；在发展不充分方面，目前还存在着产业发展效率与效益不够高、城市空间的使用和产出效率不高、劳动力要素的生产率不够高等问题。

可以发现，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涉及多个不同领域。之所以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在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过程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战略，作为各种经济活动的载体，空间均衡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是否均衡、产业结构布局是否均衡、城乡发展是否均衡，甚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之间的均衡也会受到区域间均衡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分工经济、网络经济的存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能够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产生1+1>2的结果。考虑到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高区域发展效率与效益势在必行。

十九大报告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1）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2）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3）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4）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5）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6）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7）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8）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9）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上述内容可以根据区域经济的对象不同而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个体层面，包括1、5、7、8，该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个体区域的发展，主要包括强调个体区域的快速发展比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强调个体区域的创新发展比如雄安新区；强调个体区域的转型发展比如资源型地区；强调个体区域的安全发展比如边疆地区。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层面，包括2、3、4、6、9，该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多个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比如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地区；强调多个区域间的统筹发展比如沿海地区；强调多个区域的均衡发展比如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层面，包括上述所有内容。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层面实际上指的就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发展战略目标的不同，区域发展战略可以分为追求效率的发展战略和追求平等的发展战略，不同的发展战略直接反映一个政党的执政方针与指导思想。十九大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反映了我们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同富裕目标的坚定决心。

其中，区域经济发展的个体层面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不充分问题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层面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密切相关，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层面的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力、感召力以及塑造力密切相关。下面将分别分析区域发展个体视角、关系视角、整体视角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二、从区域发展的个体视角，看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

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不充分，意味着各种经济要素资源的产出效率还不高，体现在城市经济发展上，就是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仍然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与世界上的重要城市相比，其经济实力、综合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未来仍然需要稳步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从国内比较看，我国的城市体系多级分化现象比较严重，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如北上广深等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或者接近20000亿元，2016年地區生产总值超过10000亿元的城市有12个，而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可能只有百亿元甚至更低，这也表明我国部分城市需要加快发展速度。

发展不充分与单个区域发展之间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后者为解决前者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实现单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做到如下三点：首先需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只有坚持了正确的新发展理念，才能避免传统发展模式的各种弊端，才能培育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需要瞄准高质量的产业结构，各个城市应该根据世界、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情况以及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单个区域或者城市都是完整的行政单位，党和政府要在发展过程中发挥基石般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要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与拓宽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与领域，不断提高政府服务、寻找、培育、扩大市场的意识与能力，从而加快城市的发展速度。

三、从区域发展的关系视角，看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方面，十九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较大，这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区域间的不平衡是其他类型不平衡的基础，区域间不平衡不仅会导致其他类型不平衡程度的加剧，而且还会对其他类型的不平衡的缩小产生阻碍作用，某种程度上，区域间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区域关系的协调，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坚定不移推动四大区域的发展。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是我国典型的四大经济区域，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要素禀赋各不相同。针对这些不同，党中央制定出包括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等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同时，针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战略目标不同，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在强化举措上下功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需要深入改革，中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东部地区必须坚持走创新引领的道路。这种地区与发展战略双重“因地制宜”的思路，既能够极大地满足不同区域内部不同省份的发展需求，也能够在四大区域间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化。

第二，重视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城市群是一种包含多种不同类型区域关系的区域类型，也是未来世界区域经济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对区域经济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十九大报告指出，应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在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发展。

第三，对重点区域的发展战略提出不同要求。十九大报告中，对京津冀地区提出协同发展的要求，对长江经济带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对沿海地区提出陆海统筹发展的要求。

四、从区域发展的整体视角，看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仅将指导我国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大目标，还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这一思想的经济发展部分，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全世界各国尤其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实现共同富裕最终目标上的优越性。与世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始终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每年数以万亿计的财政转移支付，在交通、电信、医疗、教育领域中的巨额投资，全面脱贫攻坚计划无不表明我国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视。

第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速度与成就令人羡慕。从世界经济近代史看，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速度与所取得的成就是极为惊人的，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在部分高端制造产业、互联网经济行业、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实现了弯道超车，迅速成为世界第一，这对绝大多数仍然处于欠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而言，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学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验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股重要潮流。

第三，我國区域经济发展所取得成就充分证明了一个稳定强大的执政党对于国家命运与人民利益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展伟大工程、建设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与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确立，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我们必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各个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潜力，提高区域间经济发展均衡程度，既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奠定基础，也为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球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供动力。

区域性农业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在新公共管理环境下，高职教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在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进一步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优势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性刺激，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内容和方向之一。本研究集中于高职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作用以及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上，分析了政府、企业、学校在二者的发展关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以期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区域经济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部分地区未能充分认识到高职教育的重要性，高职教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作用未能真正得到体现。因此，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转变观念，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管理服务，使其整个发展过程更具方向性，助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新公共管理下高职教育在区域发展中的优势作用

（一）增强劳动者素质，为企业发展提供优势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企业发展提供大量的优质人才。企业在地方生产的过程中由于新技术、新工艺的引入，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原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渐转变为中高级技术人才需求型企业[1]。高职院校应与就业形势紧密结合，可以根据企业的发展和要求培养专门的优势性人才，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二）形成地区专业特色，增加企业投资可能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除了生产竞争之外，人才之间的竞争也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2]。伴随着校企之间的合作逐渐深入，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形成自身特点，根据企业的发展需求形成本校甚至本地的优势专业，在发展过程中集群效应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选址过程中除了成本考量之外，人才因素逐渐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

二、新公共管理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区域经济间的协调发展策略

（一）以政府为中心，强化统筹作用

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高职教育本身未能积极抓住市场发展前景，导致在专业设计上存在结构不合理、前瞻性不足、市场契合度较差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部分高职院校本身过分重视发展盈利而忽视了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以及高职教育开展目标，从而导致发展滞后。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政府疏于统一规划也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自己的导向作用，在经济发展规划过程中，注重发挥领导统筹作用，引导各大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并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为吸纳生源提供助力，扩大对口专业招生规模，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培养相应的高级人才。

除此之外，政府還应积极转变自身职能，发挥服务作用，成为企业和高职院校之间的联系纽带，促进三方之间的沟通，充分了解市场情况和企业自身的人才需求，使人才供应更具针对性，避免部分热门专业人才大量供应造成供过于求或人才稀缺导致供求失衡的极端情况出现，更加科学合理地布局专业，为企业发展与区域经济水平的提升提供优势助力[3]。

（二）强化经费投入，协助举办相关活动

为了帮助高职教育更快发展，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费扶持问题[4]。首先需要加强对高职院校的监督和管理，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成长和接受教育的环境，扩大院校知名度。在资金投入过程中，政府应在财政投入方面做好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平衡，建立较为公平和完善的教育投入机制。例如在职教学校中设立发展基金和奖励金，扶持职校优秀学生的发展，给予活动资金支持，扶持高职院校举办相应活动，如职业技能比武、自主创业等，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和学习兴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院校知名度，为其招生提供良好基础;也可以对当时市场需求较为迫切的热门专业投入资金扶持，给予报考相关专业的学生一定的资金支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三）提供政策扶持，为校企合作提供助力

在政府提供政策扶持的过程中，主要扶持对象应包括企业与高职院校。主要原因是二者看似相互分离但在实际活动中却相互联系、互相依存。政府为高职院校提供政策扶持，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院校不断发展、扩大规模，给予学生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成长环境，使其在今后更加适应实际工作环境。而给予企业政策扶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虽然政府以及高职院校对校企合作充满热忱，但企业本身对校企合作带来的投入和效益持保守态度，合作欲望较低。因此，政府除了强制立法之外，还可以通过政策扶持的方式，让校企合作真正得以实施和展开。

政府可以设置校企合作专项资金以及减税政策，鼓励交换，让各个专业的教师定期到企业工作各个岗位上进行了解和体验，职业院校也可以定期聘请企业退休人员到学校中担任教职;在实习方面的物料使用上，学校可以与企业实施统一订购，在增加订单量降低进货价格的同时，实现多余物资的循环利用，例如将学生实习的废料和剩料免费提供给企业使用，增加资源利用率，在降低物品消耗的同时避免浪费问题。为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关系，还可以通过经营入股的方式，鼓励企业与高职院校进行合作办学，在发展过程中以参股入股的方式参与到学校经营过程中，企业可以将一部分淘汰的设施提供给高职院校，降低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损耗。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除了政策扶持之外，还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确立校企合作中双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拉动就业和入学人数，为新式校企合作模式的建立提供可靠保证[5]。

（四）强化企业作用，参与专业管理

为强化校企之间的合作，使专业设置真正从利润导向变为人才导向，需要企业参与到学校教育和专业管理进程之中，根据市场发展方向对未来人才发展需求进行规划，提供专业人才。企业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应派出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士对当前学校的专业设置现状、专业覆盖范围等方面进行考察和指导，使专业结构更加合理。企业可以定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技能掌握水平进行测试，根据测试情况了解学校的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并根据成绩情况安排应聘计划，使教学与就职真正结合在一起，在保证了就业率的同时，积极挖掘可用人才，使高职院校的积极作用真正体现出来，对于校园风气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将整个地区的优势教学资源集合起来，为深耕教学、师资力量雄厚、人才培养质量出众的学校提供发展机遇，实现职业教育市场的优胜劣汰[6]。

三、强化学校作用，改革教学体系

（一）改革教学方法，以就业为导向展开教学

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待遇不匹配、就业困难、上升空间较为有限等特点，学校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加强职业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职观念，与企业积极进行沟通，为学生争取更加优越的劳动保障和劳动条件，让双方满意[7]。

为达到这一目标，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从校企双方的具体需求出发，一方面为企业培养高技术、高素质的可用性人才，增加岗位留存率，一方面帮助学生了解实际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让他们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对于所从事的工作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今后的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学校可以与企业积极协作，建立工作实训基地，模拟各个专业的生产环境和工作岗位，在训练的过程中了解实际工作情况，为今后更好地适应岗位工作提供基础。学校也可以在专业课程中加入职业发展规划课程，对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发展方向、个人的自我提升方式做出规划，并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选择适合的发展方向，为自我提升需求较为强烈的个体提供发展机会，鼓励学生成长。

除此之外，在职业教育开展过程中，学校还要考虑到对困难学生的帮扶。部分学生由于家庭基础条件较差导致求学过程中的经济负担较重，为降低这部分学生的经济负担，吸引生源，学校可以与本地的所有高中进行联系，在联系过程中大力宣传入学相关优惠政策，减免学费的同时还能提供工作机会，真正做到学习与工作并行，减轻经济压力，给予充分的劳动保障，消除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为区域就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二）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打造特色专业

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特点，如东北地区的汽车生产与制造专业、机械化工专业、内蒙古、新疆等地的矿产研究专业、四川的玉石专业等，学校在经营的过程中，也需要结合当地的独特优势与特色产业，打造本校独有的特色专业，以特色专业为核心设置一批辅助类专业，实现与企业的深度融合。学校应与企业接轨，源源不断地将专业前沿的知识技能输送到学校中，统筹当地优势资源，提供实习与就业机会，形成具有特色的专业教育结构，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

在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中，校内教师长期接触本专业的理论知识，长期与生产一线脱离，导致其理论能力往往强于动手实践能力，即便在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加強自我锻炼和学习，但是实际水平与一线工作人员相比仍然有所差距。而企业人员更多的是从事生产与技术工作，专业能力较强，但缺乏教学经验，高职院校由于其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学校应依托校企合作平台，在组建教学团队的过程中应用双师理论，将骨干教师与企业技术人才混编在一起，在实践课的操作过程中由企业技术人才进行实技指导，由骨干教师进行理论指导和工作要点总结，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迅速抓住操作重点。学校与企业要加强联合，举行技术研讨会，在研讨过程中增强教师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丰富其实践经历和技能水平，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四）强化师生合作，加强科技研发合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企业来说，一个企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他们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学校可以积极与企业合作，将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科研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以活动的方式发布，并为每项问题设置相应的物质奖励，激发教职工与学生的参与和钻研兴趣，群策群力，共同思考并寻找解决方案。教师和学生可以联合参与活动，在实践与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尝试使用先进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解决相关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公共管理思想指导下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进行改革，为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助力，必须从三方面出发，形成政府、学校和企业三方合力的局面，增强对人才的重视和对教育资源的投入，让高职院校的社会适应力得到充分展现，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参考文献：

[1] 刘向杰. 河南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J].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0（06）：13-16.

[2] 张洪强，于国莉，张雪娜. 基于稳定互惠原则深化产教融合策略研究[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0（22）：56-57+60.

[3] 薛文静.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人才需求对接效果评价[J]. 中国产经，2020（22）：93-94.

[4] 吴旻，黄义晏. 产业转移背景下广东区域经济发展与高职教育现状[J]. 环渤海经济瞭望，2020（11）：81-82.

[5] 罗凌，陈鑫，祝艳，等. 川东北地区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初探[J]. 教育观察，2020，9（42）：1-3+9.

[6] 曾志平. 湖南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策略[J]. 中国产经，2020（21）：49-50.

[7] 程桂珍.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探析[J].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0（03）：87-89.

（荐稿人：陈鑫源，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区域性农业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介绍了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三种模式，即企业层面上的小循环模式，区域层面上的中循环模式和社会层面上的大循环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是当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循环经济； 现状； 主要模式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