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综述论文范文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综述论文范文第1篇

一、稳步壮大，工业总量跃上新台阶

工业总量不断跃上新台阶。从生产总量看，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1]总产值仅为9.1亿元;

1972年、1993年、2008年分别突破百亿元、千亿元、万亿元;

2018年接近2万亿元，达到19212.9亿元，年均增长12.3%。从资产规模和主营业务收入看，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资产48009.5亿元，较1979年末增长337.8倍;

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1435.7亿元，增长179.7倍;

实现利润总额1530亿元，增长35.9倍。

高技术装备类产品生产能力大幅提升。2018年，汽车产量从1978年的1.8万辆增加到179.7万辆，其中轿车从无到有，从1999年的1万辆增加到92.2万辆;

集成电路产量从1996年的0.5亿块增加到137.5亿块;

手机产量从2000年的1549.6万台增加到9029.6万台;

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1996年的326台增加到1.2万台。

二、转型升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工业发展始终围绕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化工、冶金等传统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向以汽车、电子、医药等符合首都发展方向的现代工业结构，加快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2018年，汽车、电子、医药三大行业产值均达到千亿元的规模;

总产值合计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40.1%，比1986年提高了27.3个百分点，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5%，成为北京工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传统产业不断“瘦身健体”。北京市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把握好“舍”与“得”的辩证关系，推动工业“瘦身健体”。制造业五大高耗能行业[2]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26.4%下降至2018年的8.3%，下降18.1个百分点。传统工业产品产量呈现明显的倒u型发展曲线。其中，水泥由2006年1269.4万吨的峰值回落至2018年的397万吨;

粗钢由2005年827.6万吨的峰值回落至2018年的2.4万吨。

“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快构建。高技术制造业和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全市工业发展。2018年，北京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个数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24.1%，比2014年提高3.3个百分点;

实现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22%，比2014年提高1.9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3.4%，比2014年提高2.3个百分点(二者有交叉)。

三、内涵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高

企业效率效益不断提升。2018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45.6万元/人，是1996年的19.5倍，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1.9倍;

成本费用利润率为7.5%，比1997年提高5.1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为44.6%，比1996年降低15.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效益显著增强，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整体呈显著提升态势，2018年为7.1%，比1996年提高5个百分点。

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01年的54.1%下降到2018年的23.4%，下降30.7个百分点;

2002-2018年，万元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9.2%(按可比价格计算)，能源利用效率位居全国前列。

四、创新驱动，新动能不断增强

从创新活跃度看，2017年，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的企业占比达到56.2%，比2006年提高17.9个百分点，企业创新活跃度显著提升。从r&d经费内部支出情况看，2013-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r&d经费内部支出累计1214.6亿元，占全市r&d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为17.6%;

汽车、医药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工业创新中发挥领头作用，两大行业r&d经费内部支出年均增速分别为21.1%和11.6%，远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五、优化布局，空间分布更趋合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工业布局经历了由中心城区向环城高新技术产业带、再向城市发展新区逐步转移的变迁。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出台之后，“多点”地区[3]成为承接中心城区[4]功能疏解、“高精尖”产业发展的主战场。2018年，中心城区实现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25.9%，比2001年下降31.1个百分点;

“多点”地区占比为43.9%，比2001年提高16.8个百分点，成为带动全市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

在工业企业向“多点”地区集聚的同时，也进一步向产业园区集聚。2018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1586家，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数的49.6%，比2014年提高4.7个百分点;

实现工业总产值10183.3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53%，比2014年提高3.6个百分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841.2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20%，比2005年提高3.9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工业取得瞩目成就，为支撑全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展望未来，北京工业将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勾勒的宏伟蓝图，深入推进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不断激发新动力、新活力，加快实现由“北京制造”向“北京创造”的根本转变，推动工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一步支撑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新的力量。

[1]规模以上工业：2000年以前为乡及乡以上工业口径;

2000-2006年为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业口径;

2007-2010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法人工业企业;

2011年及以后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法人工业企业。

[2]制造业五大高耗能行业：指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多点”地区：本文统计范围为房山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亦庄。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综述论文范文第2篇

中圖分类号 R95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6039/j.issn.1001-0408.2021.16.14

摘 要 目的：综述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疾病预防的药物经济学研究的评价方法及结果，为该药的经济学评价和临床用药决策提供参考。方法：以“心血管疾病”“成本-效果”“成本-效用”“成本-效益”“成本效果”“成本效用”“成本效益”“经济性分析”“药物经济学”为中文检索词，以“cost-effectiveness”“cost-utility”“cost-benefit”“economic analysis”“pharmacoeconomics”为英文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图书馆等数据库中检索2000年1月1日-2021年1月17日公开发表的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后，提取相关信息，使用卫生经济学评价报告标准共识量表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从文献基本信息、文献质量、模型结构及要素、健康状态及效用值、成本项目和来源、健康产出、经济学评价、敏感性分析等对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和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与结论：共纳入9篇文献，文献总符合率均在80.00%以上。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主要采用马尔可夫模型，模型结构较为成熟;成本主要考虑直接成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医保数据库等;效用根据健康状态效用值进行计算，效用值多来源于已有文献研究;敏感性分析采用确定性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为成本;多数情况下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具有经济性，且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更具有经济性。建议国内学者可参考我国药物经济学指南，更规范地开展相关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

关键词 阿司匹林;心血管疾病;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研究;系统综述

Literature Study on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of Aspiri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ZHONG Gangpeng，XU Wei，LIU Chaoyi，LIU Haijiao，JING Tianyu，HUANG Xiaoqing（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method and results of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of aspiri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conomic evaluation of aspirin and clinical medication decision. METHODS： Us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cost-effectiveness”“cost-utility”“cost-benefit” “cost effectiveness”“cost utility” as the Chinese search terms， using “cost-effectiveness”“cost-utility”“cost-benefit”“economic analysis”“pharmacoeconomics” as English search terms， relevant literatures about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of aspiri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published during January 1， 2000 to January 17， 2021 were retrieved from CNKI， Wanfang database， VIP， PubMed， Web of Science， the Cochrane Library. After screening literatures according to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extracting relevant data， the quality of included literatures was evaluated with CHEERS scale. The method and results of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of aspirin in the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in terms of basic information， literature quality， model structure and elements， health status and utility value， cost items and sources， health output， economic evaluation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S & CONCLUSIONS： Nine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total coincidence rates of the literatures were all above 80.00%. The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of aspirin in the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ainly adopted Markov model， and the model structure was relatively mature. The cost mainly considered the direct cost， and the data mainly came from the medical insurance database; utility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utility value of health state， which mostly came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adopted determinis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probabilis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 was cost. It was economical to use aspiri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in most cases， and aspirin was more economical for primary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t is suggested that domestic scholars can refer to China’s pharmacoeconomic guidelines to carry out relvant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research more standardized.

KEYWORDS   Aspir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Systematic review

2018年的一项报道显示，近30年来全球心血管疾病（CVD）的发病率已有所下降，但其仍然是导致全球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死亡人数占2017年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30%以上[1]。《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显示，我国CVD患病率仍处于持续上升阶段，2017年CVD的病死率仍居各大致死性疾病之首，且农村和城市人口因CVD所致死亡分别占所有死因的45.91%和43.56%，即在我国，每5例死亡者中至少有2例死于CVD[2]。由于CVD患者发生威胁生命的心血管事件（如卒中等）的风险较高，导致其生活质量也显著降低[3]。考虑到CVD的高患病率、高风险发生率、高致死率以及患病后带来的较高的管理成本，笔者认为评价CVD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用对临床用药决策至关重要。

国内外众多指南推荐将阿司匹林用于CVD的防治，且相关研究显示，阿司匹林在CVD预防中效果显著[4-5]。但对于阿司匹林预防CVD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尚未有系统的论述，评价方法的科学性也有待进一步论证。现有的一项系统综述结果显示，阿司匹林用于CVD一级预防的效果未得到充分肯定，其应用于全人群CVD一级预防的合理性和经济性仍存疑[6]。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对国内外有关阿司匹林预防CVD的药物经济学研究的评价方法及结果进行综述，以期为该药的经济学评价和临床用药决策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图书馆等数据库中检索2000年1月1日-2021年1月17日公开发表的关于阿司匹林用于CVD预防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中文检索词为“心血管疾病”“成本-效果”“成本-效用”“成本-效益”“成本效果”“成本效用”“成本效益”“经济性分析”“药物经济学”，英文检索词为“cardiovascular disease”“cost-effectiveness”“cost-utility”“cost-benefit”“economic analysis”“pharmacoeconomics”。同时手工检索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补充。以PubMed为例，其具体检索策略见表1。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根据PICOS原则确定文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7]。纳入标准包括：（1）研究人群为CVD高风险未患病人群或CVD患者;（2）干预措施为阿司匹林;（3）健康产出包括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结局指标包括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4）研究方法为成本-效果分析或成本-效用分析。排除标准包括：（1）干预措施为非药物治疗的研究;（2）非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3）仅有摘要的文献;（4）语种非英文或中文的文献;（5）重复文献仅纳入最全面或最新文献。

1.3 文献质量评价

按照卫生经济学评价报告标准共识（CHEERS）量表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标题、摘要、引言、方法、结果、讨论及其他等6个部分共计23个条目[8]。评分标准为：每个条目下，完全符合记1分，部分符合记0.5分，不符合记0分，不适用不计入评分。文献质量评价结果以完全符合率（完全符合率=完全符合的条目数/23×100%）及总符合率计[总符合率=（完全符合的条目数×1+部分符合的条目数×0.5）/23×100%]。完全符合率和总符合率越高，表明文献质量越好[9]。

1.4 系统评价方法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阿司匹林预防CVD的药物经济学研究的评价方法和结果进行分析，包括文献基本信息、文献质量、模型结构及要素、健康状态及效用值、成本项目和来源、健康产出、经济学评价、敏感性分析等。

2 研究结果

2.1 纳入文献

本研究共检索获得相关文献502篇，经过逐层筛选最终纳入文献9篇。文献检索流程见图1。

2.2 文献基本信息和质量评价结果

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和质量评价结果见表2。本研究共纳入9篇文献[4，10-17]，涉及CVD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且以一级预防为主（6篇[4，13-17]）。研究角度包括全社会角度、卫生体系角度或医疗保障支付方角度等;其中5篇文献为阿司匹林对比安慰剂[4，13-15，17]，2篇文献为阿司匹林单药对比利伐沙班联用阿司匹林[11-12]，1篇文献为阿司匹林对比利伐沙班[10]，剩余1篇文献为阿司匹林对比降压药或他汀类药物[16]。质量评价结果显示，纳入的9篇文献都阐明了研究问题和模型设计，指出了数据来源、研究角度、研究时限和比较方案，并根据研究结果得出了结论。9篇文献的完全符合率为69.57%～91.30%之间，总符合率为80.43%～95.65%，总符合率均在80.00%以上，质量均较好。

2.3 模型结构及要素

纳入文献的模型结构及要素如表3所示。7篇文献采用马尔可夫模型[4，10-12，14-15，17]（其中1篇文献同时采用了马尔可夫和决策树模型[11]），2篇文献采用微观经济模型[13，16]。所有文献均采用成本-效用分析方法开展研究。模型中涉及的疾病状态包括稳定、急性事件状态、急性期后事件状态、死亡等，转移概率来源于COMPASS试验[18]或其他文献研究[19-26]。研究多根据CVD高风险人群的年龄、生存时间、随访时间、用药周期設定研究时限和循环周期，并结合各国有关指南对贴现率、WTP进行假设。多数研究对效用和费用采用同一贴现率，而Petersohn等[10]和Greving等[14]在研究中采用的效用贴现率低于费用贴现率。WTP的设定多在1～3倍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4，10-11，14-16]。

2.4 健康状态及效用值

纳入文献健康状态多基于随机对照试验[18，27]，健康状态效用值来自于已有文献研究[28-35]。阿司匹林对比利伐沙班干预方案和阿司匹林对比利伐沙班联用阿司匹林的干预方案研究中，3篇文献模型设计的疾病健康状态类似，为稳定、急性事件状态、急性期后事件状态、死亡[10-12]，其效用值多来自于已有文献研究[29-32]。其他研究模型中疾病健康状态基本为健康、心血管事件、心肌梗死、心绞痛、死亡等状态，效用值均来自于已有文献研究[33-35];其中，李轲等[4]研究中的马尔可夫模型涉及10个健康状态，分别为无事件、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后、非致死性脑卒中、脑卒中后、严重不良出血事件、心肌梗死后出血、脑卒中后出血、心血管事件后死亡、其他原因死亡。

2.5 成本项目和来源

纳入文献中，有8篇文献只测算了直接成本，包括各健康状态的药品费用、检查费用、并发症治疗成本、不良反应治疗成本等[4，11-17];而Petersohn等[10]的研究由于研究角度为全社会角度，故成本包含了直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纳入文献中成本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药品费用、检查费用等成本为一手数据，来源于医保数据库、医疗保健系统以及患者住院数据等;并发症治疗成本、不良反应治疗成本等为二手数据，多来源于已有文献研究。不同研究之间总成本相差较大，与用药方式、检查项目以及疾病状态有较大关系。同一研究中，阿司匹林的总成本较安慰剂总成本大，较他汀类药物及联合用药小[16];而Lamotte等[17]的研究由于阿司匹林减少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故阿司匹林治疗的总成本小于安慰剂，详见表4。

2.6 健康产出

在所纳入的文献中，健康产出采用生命年（LY）及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衡量。与安慰剂相比，阿司匹林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大约可提高0.002～1.684 QALY[4，14-15，17]。在阿司匹林对比他汀类药物及联合用药的研究中，他汀类药物及联合用药的健康产出更高，其较阿司匹林治疗组高0.434～1.170 LY，较阿司匹林治疗组高0.316～0.470 QALY[16]。

2.7 药物经济学评价

纳入文献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见表4。阿司匹林对比安慰剂的6篇文献均为阿司匹林用于CVD一级预防阶段[4，13-17]。其中，1篇文献的评价结果显示，阿司匹林具有绝对的成本-效益优势[17];4篇文献评价结果显示，阿司匹林相对于安慰剂更具经济性[4，13-15]。阿司匹林单药对比利伐沙班单药或联用阿司匹林的3篇文献均为阿司匹林用于CVD二级预防阶段[10-12]，其中1篇文献评价结果显示，利伐沙班相对于阿司匹林具有经济性[10];而另2篇文献评价结果显示，阿司匹林单药对比其联用利伐沙班的经济性结果相反：Lee等[11]的研究评价结果显示，阿司匹林更具经济性，而Ademi等[12]的研究评价结果显示，阿司匹林联用利伐沙班更具经济性。另外，Marshall等[16]的评价结果显示，阿司匹林用于CVD一级预防的经济性最好，其次是2种降压药物联用的降压治疗，然后是单用1种降压药或3种降压药物联用治疗，他汀类药物和4种降压药聯用则是经济性最差的干预措施。

2.8 敏感性分析

纳入文献中，6篇文献进行了确定性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4，10-12，14-15]，2篇文献采用了单因素敏感性分析[16-17]，1篇文献同时采用了单因素和多因素敏感性分析[13]。进行敏感性分析的因素主要有效用值、成本、转移概率、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贴现率、研究时限、WTP等，其中9篇文献对成本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多数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后显示其评价结果具有稳定性[4，10，14-17]：Lee等[11]研究中的敏感性分析显示，评价结果对成本具有敏感性，当利伐沙班的每月费用降至53美元及以下时，相较于阿司匹林联用利伐沙班，阿司匹林单用将不具有经济性;Ademi等[12]和Shiffman等[13]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基础分析结果对成本具有敏感性，在不同的敏感性因素分析中，成本变化对ICER值的影响最大。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阿司匹林用于CVD的一级预防具有经济性，其中1篇文献显示阿司匹林具有绝对优势[17]。但Seshasai等[6]在2012年开展的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安慰剂，阿司匹林用于CVD一级预防的效果未得到充分肯定，此后也未见学者基于此项Meta分析结果进行相关药物经济学评价。而李轲等[4]对阿司匹林用于CVD一级预防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参数来源于USPSTF汇总分析。可见，阿司匹林用于CVD一级预防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参数来源可能存在选择性引用的问题，其相较于安慰剂的经济性还需进一步论证。在CVD二级预防中，由于患者已患有CVD，故临床中多采用联合用药的方式以提高疗效，但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联合用药，阿司匹林仍有一定的经济性。在阿司匹林用于CVD二级预防的3篇文献中，Lee等[11]的研究表明阿司匹林显著具有经济性，而Petersohn等[10]和Ademi等[12]的研究则显示利伐沙班单用或联用阿司匹林更具经济性。

从发表时间来看，CVD一级预防的药物经济学评价主要集中在2012年及以前，而CVD二级预防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则集中在2012年以后。从研究国别来看，国内研究落后于国外研究，纳入文献显示，国内学者近几年才开始关注阿司匹林用于CVD预防的药物经济学评价，且局限于一级预防，而国外学者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进行该领域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近两年已开始对CVD二级预防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并且研究药物从阿司匹林等常用药突破到利伐沙班等新型抗凝药。鉴于此，笔者建议国内学者应加快推进CVD一级预防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并积极探索CVD二级预防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指导，为我国公共卫生决策提供证据。

从模型结构及要素来看，阿司匹林预防CVD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主要采用马尔可夫模型，多依据国外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来设计模型结构。目前，国内学者已经针对CVD预防用药的依从性开展了大量研究[36-37]，未来可考虑建立决策树-马尔可夫混合模型，以更真实地反映不同药物对CVD的预防作用。研究时限一般选择10年以上或终生，可根据模型人口平均年龄和期望寿命进行计算。循环周期一般为12个月，也可根据随访时间或用药周期进行调整。转移概率一般来源于大型的随机对照试验或队列研究。随着CVD患者数量的逐年增加[2]，将产生大量阿司匹林预防CVD的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相关领域研究者可充分利用医院信息系统、医保数据库等真实世界数据来计算转移概率。由于不同国家/地区贴现率和WTP的差异较大，国内学者可直接参考我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进行设定。

从成本-效用分析方法来看，效用和成本是进行成本-效用分析时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其中效用根据不同健康状态的概率和效用值求得。研究统计发现，纳入研究中健康状态概率均通过药物经济学模型获得，而健康状态效用值则多来自于已有文献。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形成本。本研究纳入的多数研究只考虑了直接成本（可能与研究角度有关），并根据临床路径将成本细化成不同的类别，分别计算干预措施和对照措施的成本。成本数据一般来源于医保数据、患者住院数据或已有文献研究。由于真实世界数据日渐丰富，今后相关学者可考虑应用真实世界数据计算相关成本。多数研究采用了确定性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成本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纳入文献对敏感性分析参数的取值范围未见有明确的依据，只简单报道了敏感性分析结果。今后我国相关研究者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可参考《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2020）》设定敏感性分析参数的取值范围，使用相关文献中报告的参数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最大值和最小值;价格则可考虑使用全国最高中标价和最低中标价。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阿司匹林预防CVD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方法和结果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阿司匹林预防CVD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主要采用马尔可夫模型，模型结构较为成熟;成本主要考虑直接成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医保数据库等;效用根据健康状态效用值进行计算，效用值多来源于已有研究;敏感性分析采用确定性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为成本;多数情况下阿司匹林用于CVD预防具有经济性，且阿司匹林用于CVD一级预防更具有经济性。本研究总结归纳了阿司匹林预防CVD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关键步骤和结果，可为我国学者开展有关阿司匹林预防CVD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提供参考，进而为该药的临床合理使用以及相关卫生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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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2-28 修回日期：2021-07-27）

（编辑：孙  冰）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综述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国外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以及国內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狀。金融发展理论分为：货币经济发展理论，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新金融发展理论三个阶段。最后，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了评论。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外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采用已有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架构开展实证分析，以提供可供借鉴的实证经验。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至于经济增长怎样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很少有研究。尽管有大量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分析和计算工具，但不同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却有较大差距。现有实证研究无论是样本选取、分析指标设定、工具变量设置以及分析计算方法等方面，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众多有争议的问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但仍然略显简单。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综述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继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和协调发展三个阶段，本文立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互动性较差、差距扩大三大问题，借鉴区域平衡增长论、区域不平衡增长论和区域阶段发展论，探讨了国外典型区域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重点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变化和政策调整，提出今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和谐、互补和循环四个新型发展战略。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区域政策 经济理论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 F127.9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呈现出不同的转型特点。从中国经济区中，东、中、西“三大部”分别实施的梯度推移非均衡发展战略中，一些区域的地区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是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实际上区域之间经济差异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为此，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现状和相关理论，将有助于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政策选择。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1. 区域平衡增长论

关于平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 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 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 Rosenstein- 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 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按照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的观点，平衡增长是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大规模投资来实现的。平衡增长战略通过一定规模投资打破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恶性循环，为部门和行业的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外部经济效益和各部门之间相互关联和补充的性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2.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roux）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 Hirschman）的依附理论。这些理论均强调：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因为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或“反吸效应”和“报酬递增”将促使资本、劳动和产出在一定区域的循环积累，而其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只能将区域差异保持在一定限度而不足以促进区域收敛。因此，不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只要总的发展水平低，市场力量的自然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将增加国内和国际不平等”，要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周密的经济政策，如在落后地区建立“增长极”和“增长中心”以启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培养其自我发展能力，然后利用市场力量实现这些地区的积累增长。

3. 区域阶段发展论

(1) 倒U型理论 (Reversed U-Shaped 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 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他指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增长的差异将会扩大，即趋于不均衡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国民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区域间增长差异则趋于缩小，即倾向于均衡增长。

资料来源：J.G. Williamson (1965), Reg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No 13: 1-84.

上图中A点是经济起飞期的起点；A至B阶段为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少数区域由于拥有优势区位或某种优势资源而得到优先发展，区域差距呈扩大之势，但在接近B点时，区域差距扩大速度放慢；至B点，国民经济开始转向成熟，区域差距会递减。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成非线性变化。

(2) 钟型发展理论（Bell Shaped 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 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增长达到转折点，社会与区域不平衡和地理集中的趋势达到高峰，而转折期意味着全国经济一体化。在国民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候，资本和劳动力更具流动性，从而导致区域增长趋于平衡，城市化更为普遍，不局限于少数大中心。国民经济成熟期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不平等减少，区域收入趋于平等，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人口规模增长。

资料来源：W. Alonso (1980), Five Bell Shaped Curves,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45: 5-16.

4. 对上述理论的评述

在区域经济理论中，区域平衡增长论与区域不平衡增长论似乎是尖锐对立的两种发展战略，但实际上它们的差别是表面的。平衡增长强调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发展会带来外部经济效应，着眼于投资结构合理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经济长期协调发展是正确的，但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缺少实施平衡增长的资源条件这一关键性因素，从而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经济发展就是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对立统一运动的过程，将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论与区域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威廉姆森（J.G. Williamson）、库兹涅茨（S. Kuznets）的倒U型理论、阿朗索（W. Alonso）的“钟形发展理论”、赫希曼（A.O. Hirschman）的依附理论都认为区域差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发展到某一点之后，区域收入差异又明显开始缩小。在经济起飞初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距，此时完全靠市场的作用不能消除区域差距，必须进行政府干预，而经济发展到成熟期时，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给平衡增长创造了条件，市场机制最终消除区域差异，这实质上是一种有时间变量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它将均衡成长与不均衡成长统一于同一过程，并通过扩展效果和滞后效果的互动实现。根据梯度推移理论，其梯度形成原因在于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换言之，区域经济发展从区域差距开始，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最终又将消除梯度差异。

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状况，正处于区域差异较大，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正在不断扩大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干预，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为经济走向成熟期奠定基础。

二、国外典型区域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

1. 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中有七个主要措施：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素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美国正是由于在区域经济发展上采取了均衡发展战略，才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为美国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基础。

2. 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如1958年下半年，前苏联通过建立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设计方案， 来促进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3. 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这一点与前苏联的“倾斜”战略有相似之处。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为此政府制定和推行了多种有效的具体政策。比如，采取财政刺激办法筹集开发资金、实行农产品最低价格保护政策、加强开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正是由于巴西采取了“发展极”战略，才加快了落后地区的发展，协调了整个巴西的区域经济发展。

4. 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发”、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其中，在区域规划上采取了两种特殊战略：一是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区以外的相对落后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基础结构建设，积极培植和发展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刺激地区经济的发展；二是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区立法控制其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和集中，使其向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

三、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

从区域经济的理论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区域政策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了不断转型。具体而言，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战略：（1）均衡发展战略（1950～1978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比重大，工业生产严重不足，属于现代工业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并且70%集中在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许多产业之间不配套，根本不能形成产业链。为了迅速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这一战略持续了约30年时间。（2）非均衡发展战略（1979～1999年）。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借鉴各国区域开发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根据区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以效率为重心的发展阶段（1978～1990年）。在这个阶段政府摆脱了原有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缚，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使得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其二，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1990～1999年)。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差距的逐步扩大，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并开始着手从总体上解决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3）注重公平的协调发展战略（2003年至今）。即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东西互动拉动中部，逐步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

针对中国区域发展的特点与区域政策重心的演变，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应该遵循的四个发展战略：

第一，协调发展战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十一五”规划的六大重点之一，政府应该维持并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使协调发展战略不仅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而且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水平的需要。为此必须突破地区发展战略的误区，更好地从宏观上处理区域发展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

第二，和谐发展战略

政府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区分不同区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在兼顾整体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提出各自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可持续发展区划方法，做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区划，从而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并根据国际社会责任理论，建立各个区域之间的区域、社会和个人的相关责任体系，引进国际上标准化管理体系，制止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努力做到“十一五”规划指出的“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互补发展战略

政府应该实行新的区域经济战略布局，促进区域经济整合，积极构建泛长三角、泛珠三角及大环渤海都市圈，重点寻觅和培育区域协调型增长极，明确经济中心，打造经济区，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有效发挥中部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使区域之间优势互补，统筹各区域整体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经济互补、南中北经济联动、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第四，循环发展战略

政府应该使区域发展战略着眼于未来的中国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紧密联系世界经济变化的客观趋势，适时进行调整和修改，并全面系统考虑区域政策的制定，使区域政策的制订更加市场化和地方化，同时注重产业内部升级和循环模式的构建。一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要遵循区域经济理论指出的区域经济发展始于区域差异并将最终终结区域差异的特点，使区域战略与政策能保证区域经济循环增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不同阶段，而在每个阶段区域之间的互动与发展以及区域差距是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国家的政策变量要符合自身的发展特征与所处阶段，简单的说，现阶段应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着眼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和谐、互补与循环四个发展战略，逐步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整合，加强区域间互动，为经济向下一个阶段的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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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yrdal,G.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5] Williamson, J. G. (1965): Reg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No 13: 1-84.

[6] Hirschman, A. (1974):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A Reader, Cambridge: MIT Press.

（责任编辑/安洋）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综述论文范文第5篇

全球气候变暖、油价上涨以及能源安全等问题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推动了世界各国对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的研究，节能减排、迎接低碳经济、构建新的能源结构的浪潮已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企业会计是为经济管理提供信息的，随着企业低碳化经营环境的逐渐形成，低碳会计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历来走的是“高碳”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资源、环境瓶颈逐渐显现，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何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发展低碳经济，事关中国发展大局。围绕这一话题，国内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本文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如下，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低碳经济的起源

“低碳经济”最早是由英国于2003年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率先提出的。因此，严格来说，这部分综述内容跟国内研究无关。但只有弄清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以及历史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低碳发展和低碳研究之路。因此，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一般将低碳经济的起源分为五个阶段：

1.气候变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 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 年2月24日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及内涵

国内较早研究低碳经济的学者庄贵阳认为，“低碳经济”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低碳经济包涵四个核心要素：发展阶段、低碳技术、消费模式和资源禀赋。庄贵阳主要将低碳经济理解为一场“能源革命”，强调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何建坤在此意义上，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认为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排放单位二氧化碳，要产生更多的GDP。

付允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和高收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则指出：“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大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的全球性革命。”在周生贤的界定下，低碳经济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低碳经济不仅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鲍健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低碳经济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刘细良强调现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一种理性权衡;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一种理性认知;是一种低能耗、地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可持续经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

金乐琴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潘家华则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夙愿。因此，低碳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

对于低碳经济的定义和内涵，国内外学界有众多的说法。特别是对于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还是一种发展模式，学界尚无定论。从上面列出的众多界定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解是逐渐深入的：首先，是从“能源革命”论到”发展方式”论的嬗变。对于低碳经济，学界首先将其理解为人类为应对气候危机而掀起的一场能源革命。目的是减缓温室气体效应。而随着能源、环境、资源瓶颈逐渐显现，人类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强势冲击之下，人们得以深刻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路径。对低碳经济的理解也逐渐深入，人们终于知道，低碳经济和新能源革命将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变革;其次，是从“环境论”到“经济论”到“文明论”的进步。低碳经济的提出首先是为了破除气候危机和经济困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升温，人类生活与其间的生态环境恶化。且“高碳”发展模式导致能源、资源紧张，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低碳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的。但随着对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人类才发现，低碳经济不仅仅涉及环境和经济领域，而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框架，是文明的质变;再次，是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与具体的中国国情相联系。低碳经济的概念由西方提出，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和学说，而是需要付诸实践，于是各种权利义务应运而生。国际政治学里有一个观点：国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权，对低碳经济的定义自然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国内学者强调“低碳经济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必须协调”以及“发展阶段论”，都是为了抵制西方的话语霸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发展低碳经济的原因及必要性

在原因分析方面，黄栋的研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黄栋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至少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不论从产业盈利潜力还是创造的就业机会来看，低碳产业都是未来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这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直接动因。

魏志恒、庞莹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要性体现为三：一是资源条件相对于经济增长出现瓶颈效应;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三是客运促进技术变革和创新。

而付允等指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非常紧迫，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中国面临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压力;其二，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其三，我国资源超常利用，生态环境恶化。

邓越月、金仁淑则从微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观点如下：从微观角度看，“低碳”可以消除大气污染对经济效率的外部性影响;从宏观角度看，“低碳”可以创造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双赢;另外，低碳发展模式开发新能源，有利于维护能源安全。

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在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看来，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高碳模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一，中国目前正处于重工业化阶段，支撑重工业化的是能源。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不断大幅涨价，我们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依存度越来越高，抗风性能力越来越差，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第二，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情况下，“碳排放”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打压和限制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第三，从国际来讲，“碳排放”将成为今后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碳排放”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

应对发展困境，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人类社会的共识。综合国内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一是被动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的高碳发展模式已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紧张，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选择低碳发展模式是我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另一方面，是从主动改变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极不合理，在国际产业链中始终处于中低位置，国际竞争力差。值此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中国只有主动改变发展模式，走低碳环保之路，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因此，这是战略选择。 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

发展低碳经济，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

王毅指出，从长远看，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发展低碳经济的机会，使一些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取得竞争优势，甚至扮演领先者的角色，并尽早到达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拐点，但另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发展道路需要相当的额外成本和大规模采用低碳能源和技术，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近中期看，作为率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和要素组合优势，较快实现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的历史机会。在常规情况下，未来20年全球化石能源供应相对充足，而目前相对较低的能源价格也许是廉价石油时代结束前中国加速工业化的最后时机。但就自身条件来看，中国受到发展阶段的制约，实现低碳转型面临快速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分工的低端定位、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术水平相对落后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金乐琴等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对能源的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二是发展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是资源禀赋。中国“富煤贫油少气” 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四是贸易结构。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由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处于高能耗阶段，加上节能技术水平较低，能源管理漏洞较多，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明显偏低。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成本比较低。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此外，中欧之间签署的《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发起的《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及双边合作都把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合作作为基石。

邓越月、金仁淑则利用管理学的SWOT方法分析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指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内部优势有：新能源储量丰富;政府提供政策保障，投入大量环保资金。而内部劣势体现在：能源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机会主要有：国际社会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最后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威胁：国际合作困难重重。

赵卓、肖利平具体分析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瓶颈：缺乏激励低碳技术创新的长效动力机制;低碳技术科技创新研发能力薄弱;低碳消费观念滞后不利于低碳技术创新;国际利益冲突阻碍低碳技术创新。

孙晓伟等则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缺陷主要体现在：一，对原有经济发展制度的路径依赖;二，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不完备;三，激励约束机制供给不足;四，政策法律体系仍处于薄弱的状态;五，环境管理的经济制度不完善。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环境税收制度的不完善。

庄贵阳认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人口基数庞大，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满足就业、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人口、人均收入、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从人口因素看，虽然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毕竟有13亿的人口基数;从能源结构因素来看，虽然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CDM项目实施，可再生能源开发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中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人均收入因素来看，中国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决心和努力不会动摇，这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 中国不会以降低人均收入或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和对策

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吴昌华(2009)指出低碳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是政策、制度安排、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大变革和结构重构。任力(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等。

谢军安、郝东恒、谢雯(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架构发展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节能减排，注重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韩雪梅、刘欢欢(2009)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充分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任奔、凌芳(2009)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建议选取一定的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或者实践园区，让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进节能建筑、节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凯(2007)从中国利益出发，指出我国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汇三个方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降低人为碳通量、开展碳预算、发展低碳技术、能源结构转换促进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得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以及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卢小祁(2009)认为，通过农村低碳化建设、城市低碳化运营以及工业低碳化发展是将南昌建设为绿色花园城市的新型途径。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目前各国低碳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低碳消费政策，四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是以鼓励和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的。

六、简要评述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进行低碳转型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尽快实行现代化的两难选择。因此，我们在遵循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国际社会发展低碳环保经济的潮流的同时，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稳健的财税政策及其他相关配套政策，渐进式地推动我国的低碳转型。多一份谨慎，少一分冲动;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武断。唯有如此，我国的低碳发展之路才会走入健康、有序的轨道。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综述论文范文第6篇

人才是我国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国外并没有与“人才”完全对应的词。目前国内对人才内涵最为权威的表达是从知识技能、创造性劳动和社会贡献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如200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做出贡献的，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201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类型包括：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六类。

二、人才竞争力的概念

人才竞争力概念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观点。

（一）竞争说

江苏省人事厅课题组(2002)将区域人才竞争力定义为区域人才群体在经济社会生活的竞争、博弈、对抗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总体综合实力。戴志伟(2006)认为区域人才竞争力是一种比较或竞争优势。张厚和(2006)等人提出了“人才综合竞争力”的概念，并从静态和动态对人才竞争力作了分析，并指出静态的人才综合竞争力指人才规模、质量、结构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较的优势，而动态则是人才的获取、保持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黎灿辉(2010)认为城市人才竞争力是一个城市以其竞争要素为基础，包括自然资源、社会制度、经济环境等要素，与其他城市相比具有更强的吸引、集聚、使用人才资源及促使人才效用发挥更大的综合能力。

（二）能力说

毛瑞福等(2006)在研究浙江区域人才发展竞争力时强调区域的人才要素优化配置能力，指出区域人才竞争力是“一个区域在所从属的大区域中对人才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力”。陶锦莉等(2007)也提出类似的概念，但侧重于环境因素，认为人才要素区域竞争力主要是“区域在大区域中对人才要素的吸引力和市场争夺力”。

（三）结构说

陶锦莉，郑洁(2007)认为人才竞争力内涵应该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人才本体指标，包含人才总量、质量等;二是与人才本体指标相关的客体指标，如经济实力、城市化水平;三是提升人才本体竞争力的保障体系，如城市居住条件、医疗条件、交通条件等。马慧敏(2008)将城市人才竞争力定义为城市内部各类人才因素能量化的有机综合和高度整合。倪鹏飞(2002)从人才要素自身因素对人才竞争力进行了界定，认为中国省市区人才竞争力“是各省人才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比例、流动、环境等各类人才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竞争、搏杀和对抗中所显现的总体实力，是各类人才因素能量化的有机综合和高度凝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宏观角度来衡量人才发展程度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指标，它从某一侧面反映某一省市区的综合竞争力”。沈春光(2012)认为对城市人才竞争力应从四个方面，即人才存量、人才利用效率、人才环境竞争力、人才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来分析。李长峰(2014)认为，对人才综合竞争力可以从人才规模、人才素质、人才投入、产出及人才环境五个层面加以考察。国外关于“人才竞争力”的研究较少，“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在《世界竞争力年鉴》中将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作为评价各国竞争力的八大要素。其中，国民素质即相当于国家人才竞争力，包括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结构以及人力资源的质量状况两个部分。2000年，世界银行INFUD城市小组与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发展中国家城市区域竞争力评估：未来道路》报告，报告指出人力资源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涉及城市区域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可得性及其成本等几个方面。

三、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早期的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区域人才的数量、结构方面。如倪鹏飞(2002)是研究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较早的先驱学者。他提出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是从城市劳动力的存量、流动、素质和培养方面来反映城市人才状况的。

（一）劳动力的数量

1. 城市年末从业人员数量。反映城市劳动力的投人规模。

2. 城市从业人员一定时期的增长数。反映一定时期城市劳动力的流向和变化状况。

（二）劳动力的素质

1. 科技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从结构层面反映着一个城市劳动力的技术素质。

2. 劳动力平均科技文化水平综合指数。从综合平均的角度反映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文化素质。它由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企业职工培训、社会经济知识普遍率等指标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专家评估指标。

（三）劳动力的培养

1. 中等以上学生占全部学生的比例。这是一个替代指标。这项指标从中间产出角度来反映城市的教育发展规模和水平。

2. 人均公共教育支出。

从投人角度反映城市教育的规模和水平。潘晨光(2005)提出人力资本竞争力指标由人力资源数量指数、人力资源质量指数、人力资源配置指数、人力资源需求指数和人力资源潜力指数综合而成。人力资源数量指数由城市总人口数、城市从业人员数和城市从业人员增长三个指标组成。人力资源质量指数由从业人员素质、专业人员指数和创业人员指数三项组成。人力资源配置指数由城市就业率、熟练工人获得便利性、高级人才获得便利性三项指标综合而成。人力资源需求指数由人力资源消费需求人力资源投资需求与人力资本基本成长三个指标组成。人力资源潜力指数由中等以上学生数、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三个指标组织。杨河清(2006)等人设计了三套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别是理想型、过渡型和目标型指标体系，这三套体系可随社会进步和条件的改善分阶段逐步实施张厚和(2006)等人认为人才竞争力评估指标应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分析。动态指标分为人才获取、人才保持、和人才发展静态指标构成要素主要有人才资源率、人才资源丰度、人才资源的人口密度、人才资源的职工从业人口密度、人才资源流动率人才资源发展速度、人才密度系数、高级人才密度系数、人才资源当量等方面。通过对以上静态指标的测算，可以反映某地区某年度的人才竞争力水平。

后来的研究则把人才成长环境与人才产出两个方面也引入进人才竞争力指标中。如娄峰(2010)等将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划分为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两个层次，人力资源类、研发类、科技产出类三个类别，下设5个总量指标和8个密度指标共计13个基础指标。

黎灿辉(2010)提出城市人才竞争力可以分为城市人才资源竞争力、城市人才效能竞争力、城市人才环境竞争力和城市人才占有竞争力，这四方面是城市人才竞争力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城市人才资源竞争力有12个评价指标，城市人才效能竞争力有8个评价指标，城市人才环境竞争力有23个评价指标，城市人才占有竞争力有两个指标。谭华(2013)提出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是由人才规模(总量)、结构、比例、流动、效能和环境六个指标所组成。该指标是整个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的一级考评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都依次设有不同的二级、三级等多级考评指标层。苏琴(2013)提出城市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内在竞争力要素水平、外在竞争力要素水平和人才效能水平三个方面概括为人才数量、人才质量、人才结构、人才投入、人才平台、人才生活及环境、人才创新、人才贡献8个一级指标、34项二级指标和112项三级指标。易娜(2015)基于对人才概念、标准、类型及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分析，通过专家咨询法，确定了人才资源竞争力、人才效能竞争力及人才环境竞争力3个一级指标，人才资源数量、人才资源质量、经济贡献、政策环境等9个二级指标，其中，人才资源数量包括6个三级指标，人才资源质量包括4个三级指标，人才资源结构包括4个三级指标，经济贡献包括2个三级指标，科技贡献包括3个三级指标，经济环境包括4个三级指标，生活环境包括6个三级指标，文化环境包括3个三级指标，政策环境包括4个三级指标，共36个三级指标，构建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崔丽杰，张立新，赵天宇(2017)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34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山东省17地市科技人才竞争力进行评价。

四、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方法

（一）面板数据法

李光全(2014)认为人才竞争力是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质量、人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源需求和人力资源教育等5个分项竞争力指数的综合结果。其构建方法是先采用标准化再等权相加的方法获得人才分项竞争力指数，然后对分项竞争力采用方差加权法合成，获得人才资本竞争力综合指数。为了更好地反映人才竞争力整体变化的本质，该文以2001-2010年人才竞争力综合水平变化率(GV)为被解释变量，选取2001-2010年人才竞争力的数量分项竞争力变化率(NV)、质量分项竞争力变化率(QV)、配置分项竞争力变化率(AV)、需求分项竞争力变化率(DV)以及教育分项竞争力变化率(EV)为解释变量，利用线性回归分析探讨2001-2010年我国各主要城市人才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二）主成分分析法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的学者较多，如陶锦莉，郑洁(2007)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的人才竞争力情况进行了研究。胡晓琼(201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延安市科技人才竞争力问题展开研究。

（三）层次分析法

运用层次分析法的学者也较多，如李光红、杨晨(2007)以层次分析法为基础建立数学模型。首先提出一个总的目标，进而将总目标分解为若干层次，每一层有多个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的权重根据对本层子目标的重要性而确定。彭珍、王运红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聘请了相关专家比较同一层次的诸多因素，并借助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V0.6设定指标权重。彭珍，王运红(2014)以区域人才竞争力理论为基础，设计了区域科技人才竞争力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采用群决策方法，设定指标权重，对苏州市内10区、苏州与其他5市科技人才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

（四）信息熵法

倪鹏飞、岳晓燕(2010)采用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以消除确定权重的人为主观性。崔丽杰，张立新，赵天宇(2017)基于熵值法对山东省17地市科技人才竞争力进行评价。

（五）结合GIS技术法

高鹏，王利，王兆兰(2015)，以中原经济区为案例，采用定量指标并结合GIS技术对中原经济区人才竞争力状况进行空间分析与可视化表达，明确区内人才竞争力发展差异。

五、区域人才竞争力提升策略

目前国内对区域人才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对政府出台的人才政策效果进行评估也比较少。喻新安、姚文喜、焦锦森等人(2008)，主张教育优先发展，强调突出义务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三个重点。赵永贤、邓伯军等人(2013)认为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体系，提高人才配置效率，推动有较强人才竞争力的格局形成，从而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陈明宝、韩立民(2010)等着眼于政府对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支持，主张通过完善人才政策、制度，创新人才工作机制、科学的人才政策法规和完善人才服务体系来提升一个区域人才竞争力的水平。韩建民、刘毅宙等人(2011)在区域人才竞争力研究中，提出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从而产生人才的集聚和吸引，通过经济、产业集聚效应提升人才竞争力。

从已有的文献看，区域人才竞争力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现有的研究在借鉴国内外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成果不是很多，研究的理论基础也还不够丰满。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借鉴战略领域中的竞争力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的人才吸引、开发等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摘要：人才是我国特有的概念，人才竞争力概念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观点：竞争说、能力说、结构说。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区域人才的数量、结构、人才成长环境与人才产出等几个方面。区域人才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主要有：面板数据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信息熵法、结合GIS技术法等。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的主要策略观点包括：发展教育、政策支持、发展经济等方面。

关键词：区域,人才,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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