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合作

京津冀区域合作（精选12篇）

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1篇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现状及问题

京津冀地域相连、人脉相通、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人口密集、交通便捷, 既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又是大量的客源输出地, 现已形成了高品位、紧密型的旅游合作圈。近年来有几项大活动:一是举办每年一届的“北方旅游交易会”, 并建立了旅游联合体。从1987年至今, 由北京旅游学会发起, 联合天津和河北省旅游学会, 每年召开“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研讨会”, 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区域旅游合作问题, 并形成了共识。二是建立了区域旅游协作会议制度。2007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旅游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旅游合作协议》, 建立区域旅游协作会议制度。同时京津冀旅游部门也将建立联动机制, 完善救援应急机制, 对旅游市场进行规范整顿。以两市一省目前的旅游质监投诉电话为基础, 建立三方旅游投诉和应急事件处理热线电话, 确保节假日24小时开通。三是京津冀地区正在共同构建良好的交通环境。预计到2010年, 京津冀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 多中心城市群格局将初步形成, 逐步形成与国家公路干线和环渤海地区公路干线有机衔接的高速公路网。四是共同构建统一市场。2007年4月, 京津冀旅游合作会议在天津召开, 决定联手打造黄金旅游精品线。2007年三地已提前策划奥运旅游合作计划, 建立无障碍奥运旅游区, 实现区域信息资源互通共享, 统筹旅游发展规划。

受区域利益驱动和企业有限理性的影响, 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普遍存在着协同性差、无序开发 (功能性、结构性重复开发) 、无序竞争 (切分资源、争夺市场) 、无序管理 (条块分割、地方保护) 等问题。一是主要是企业自发行为, 还未上升到政府间合作的层次, 也未形成统一的规划。二是主要由市场推进, 还未进入政策协调的阶段, 成为制约京津冀区域旅游市场融和的重要因素。三是交通、通讯等相关部门还缺乏协调, 区域内部存在关卡林立、互设障碍的现象;在海上交通、机场等方面还缺乏相互协作, 未形成流畅的区域交通格局;在通讯网络、旅游信息设施建设等方面, 也未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四是跨区域经营的连锁企业、旅游集团还欠缺, 区域内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多为一次性或短期性, 缺乏长期、规范、稳定、深入的联系, 区域合作微观基础不牢固, 还未产生“强强联合”的效应。五是存在条块分割的财政体制, 使得各地必然将本地的利益放在首位, 而原本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障碍。六是规模等级缺乏合理性。京津冀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区域内部发展差距很大, 次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强, 接受核心经济辐射能力有限, 使城市群边缘地区很难分享中心城市的发展成果。七是信息化程度不高。在我国旅游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是主要的建设模式。京津冀由于存在条块分割、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的不平衡及旅游信息的共享性等原因, 造成政府主导强烈、企业参与的动力不足、行业获利较小的局面。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模式

1. 总体空间合作模式。

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模式不同于泛珠三角的“多中心”模式。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 是由北京 (政治文化中心) 、天津 (经济中心) 两个核心加上河北省周边地区, 形成“一环两核心”的发展模式。区域合作以双赢为基础, 以分工互补为保障。北京以人文旅游资源为特色, 天津是个工商业城市, 以滨海旅游资源见长, 而河北省的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资源近年来日渐成为市场的新亮点。依据各自的特色, 以市场为导向, 三地可致力于联合开发会展旅游、生态旅游、观光农业旅游、红色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2. 河北省“一带两核心”的合作模式。

区域内旅游合作推进的程度与区域内旅游目的地的成熟度有某种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只有地方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会出现地区之间的合作。石家庄地处河北省的中南部, 承德、张家口和秦皇岛地处河北省的北部, 鉴于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城市分布和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水平, 应形成中南以石家庄为核心、北部以秦皇岛为核心、中部为环京津带, 以京津的需求为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样便可形成“一带两核心”的发展模式。

3. 政府间区域旅游合作模式。

为了保障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顺利推进,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事实证明, 政府间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能够促进区域旅游合作。区域旅游收益的改进是指在不降低相关地区旅游收益的前提下增加旅游收益。该模式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一是建立制度化区域协调程序。可通过签订具有约束性的双边和多边法律协定或行政协议来实现, 从而实现区域间自我协调的目的。二是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当实施区域旅游合作、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造成某些成员损失时, 其它各方应给予补偿, 以兼顾所有方的利益。三是促进旅游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京津冀地区政府在旅游合作中, 要改变包揽一切甚至以政府行为代替企业行为的做法, 要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市场对资源配置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进行, 充分发挥旅游企业的作用。四是构建统一的区域旅游市场, 使旅游产业要素能够在区域旅游市场内自由流通。

4. 旅游行业协会合作模式。

为了促进区域旅游合作, 应建立京津冀区域旅游行业协会, 其具体形式可分不同层次:一是建立以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组织机构, 它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 应成为三地政府决策的咨询参谋机构。二是建立京津冀旅游行业协会 (专业协会) 的联合会, 主要职责是为各专业协会提供服务。行业联合会应把工作重点集中在协调行业关系、研究旅游产业政策、指导协会工作、开展调研和提出政策建议、协调国际交流和区域整体宣传等公共服务方面。三是各专业协会应直接服务于旅游企业 (京津冀旅行社协会、京津冀饭店业协会等) 。这些组织机构的成员应以各地关联产业的行业协会为主体。专业协会更应注重对企业和政府的双向服务, 关注本行业的政策制定、市场问题、行业管理和价格制定等。京津冀区域旅游行业协会要建立旅游产业的公共信息平台;承担行业自律的责任、规范旅游市场;制定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区域旅游标准化;协调区域旅游联合营销。

5. 旅游企业网络合作模式。

长三角与京津冀区域发展之比较 第2篇

长三角与京津冀区域发展之比较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较为成熟、规模较大的都市经济区。三大都市圈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高，集聚趋势表现尤其明显，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三大经济圈的发展也不平衡，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言，京津冀经济圈的表现尚不尽如人意。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别是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积极探索城市联动发展的新路子，共同推进城市间深度整合，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区域整体抗风险能力、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现实选择。

下面对其中长三角、京津冀区域发展分别从总体水平、体制机制、产业结构、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前景展望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长三角、京津冀、经济水平、区域一体化、中心辐射能力

一、总体水平

（一）、经济水平

目前两大经济圈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远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各经济圈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

相比之下，京津冀经济圈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地位出现弱化趋势。尤其是相对经济水平，与长三角存在不小的差距。正在长三角快速积聚的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以其特有的活力强有力地推动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长三角人均和地均GDP分别是京津冀的1.43倍和2.19倍。无论按人口平均，还是按土地面积平均，长三角经济圈都是经济产出效率或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京津冀经济圈居后。

（二）、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京津冀经济圈相对经济水平较低，突出表现在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比之长三角经济圈还有一段距离。

在经济外向度方面，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京津冀的现实发展程度则相差较远。长三角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在规模上均已超过珠三角。外资投资的热点正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转移，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正在弱化，长三角将逐渐取代珠三角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

“长三角”一体化是入世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大量外企的存在，使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升，整个“长三角”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地区，该 1

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是全国最大的外贸出口基地。

二、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京津冀都市圈的国家区域规划指导和政府间高层对话机制尚未形成，区域合作组织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行业合作网络体系建设不完备；合作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区域市场化进程滞后，民营经济发展不够活跃，有利于企业主体作用发挥的制度环境仍需进一步健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要素市场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

（一）、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缺乏市场响应的政府推动

在区域合作中，与企业行为、民间资本力量相比，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在资源配置、项目选择、资源整合、产业链形成等方面，政府干预过多，没能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作用。“大市场”、“小政府”的目标，与这一地区现状相距较远。因此，通过加强市场作用，改变政府的过多干预与限制是当务之急。

（二）、长三角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市场主导，政府疏导

在当前转型社会时期，市场和政府两股推动力量，应该是相辅相成，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但最终还是要依赖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由市场来引导区域内产业发展与合作。而政府应该是完善市场体系，制定各行业市场规则，引导市场准入，缩小区域差异，构筑大区域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共同保护环境，政府部门的作用有的地方要加强，有的地方要弱化，政府是否能够准确定位非常重要。长三角区域合作中，政府职能

三、产业结构

（一）、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重叠、缺乏分工协作

京津冀区域内部，产业配套水平相对较低，产业融合度不高，合作范围局限于产业链的低收益环节，很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零配件在区域内没有形成配套，科研成果也难以近距离扩散。除北京呈现“三二一”产业结构，津、冀两省市服务业发展滞后，没有形成产业梯度转移、对接合作的有效模式。

从全国来看，京津冀地区在总体实力上处于较低层次，在发展上处于后发层次，无论从目前的总量还是从对经济发展的投入上都与长三角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京津冀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大，地区间协调联系也是比较松懈的，京津冀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区域整体性运作、协作联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重叠、资源配置低效、市场建设无序等一系列问题。

（二）、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已有16座城市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圈产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不仅传统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以微电子、光纤通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比较

突出。呈现“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适应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形势变化，长三角经济圈适时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目标：上海提出要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浙江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江苏则要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这些战略有效地促进了长三角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升级。

四、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能力

从经济学考察，大都市经济圈是最有效率的空间组织形态。通常，在这种经济圈内有一个经济首位度大的中心城市，它与周边城市区域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或分工合作的关系，并且同时具有“极化”和“辐射扩散”两种效应。

主导型的合作共生、协同发展是经济合作的重要类型。上海充分发挥了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城市协作、共生发展，已经成为长三角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推动力；与此相比，京津两大毗邻的中心城市，在进一步整合优势、发挥区域增长极带动作用方面，表现得并不突出，没能形成区域城市间的合作共生机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京津冀区域的进一步发展。

（一）、京津冀地区经济首位度比较接近

1、“双头龙”现象

此经济圈的经济首位度不高，原因在于经济圈内都有两个经济实力相当的城市——北京、天津。京津冀经济圈受行政区划严重，北京和天津同属中央直辖市，产业结构类似，竞争动机强烈。这些年京津之间围绕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之争，围绕汽车、重化工等制造业之争，围绕北方产权交易中心等平台选择之争，围绕生态环境、水资源之争，造成了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得京津与河北之间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异常突出。因此，有效打破行政分割，促进京津冀合理分工、协调融合发展，是该经济圈做大做强，向世界级大都市圈迈进，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2、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空吸”现象

虽然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已经提出很久，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很多贫困县和贫困村，这些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

（二）、上海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龙头效应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一方面上海对周边城市的优质要素资源产生巨大吸附力，一些优秀的企业、研发中心、以及优良金融资产和高素质人才纷纷向上海聚集；同时，上海的大发展也对周边城市区域产生较强的辐射拉动作用，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各个主要城市也主动和上海接轨、协调，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特别是，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各城市形成既竞争有合作的良性互动格局。“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蓬勃发展。

五、区域交通状况

可进入性、可畅通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设施基础。京津冀交通问题主要体现在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难以充分满足发展过程中的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长三角也存在此类问题，但行动比较积极，正在大力发展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畅通等工程。

（一）、京津冀地区对外交通发达，内部交通不畅

综合运输网络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与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路）。京津冀地区一直是国家交通建设的重点地区，经过50年的大力建设，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是我国陆路交通网络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与联系是综合交通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许多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线路大都不能充分满足发展过程中的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方式单一，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客货运输缺乏选择与必要的竞争，这集中体现在北京同河北省城市间的交通及河北省内交通的问题。这是制约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发达的现代交通体系

长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以上海为龙头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长江三角洲更广泛地融入全球经济活动。陆路：沪宁线、沪杭线、杭甬线构成了这一交通体系的核心；水路：有世界第一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空路：有便捷的飞机，可以使人们在短时间内到达。2004年，有交通部牵头，江浙沪两省一市联合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长三角区域公路网总里程将有11.8万公里达到30万公里左右，公路密度大体上接近欧洲发达国家水平。而高速公路也作为区域路网的骨架。这充分表明长三角发展区域路网的决心，将成为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

六、前景展望

由以上分析可知，京津冀地区的各项指标大多居于长三角之后，但也可以说其正处于蓄势待发、正在崛起的时期。

（一）、京津冀区域发展对策

京津冀经济圈区位条件独特、人文环境优越、创新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又面临着诸多有利的因素和环境，抓好新的战略机遇期，京津冀经济圈则有可能后来居上。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的奥运会，这次盛世不仅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也对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建筑、建材、房地产、旅游、广告、媒体等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赋予京津冀经济圈独特的优势。通过合理引导，这一优势将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经济优势，促使这一地区形成具有“首

都圈”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但同时也应注意协调与周围城市的关系，统一规划京津冀区域，以避免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经济发展缓慢的现象出现。“核心城市无序的过度集中”的空间结构严重限制了发展，因此应通过调整区域空间结构来加快发展，包括实施核心城市即北京、天津，特别是北京的“有机疏散”与区域的“重新集中”，实施双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战略，实现从以北京为核心的“单中心放射式”向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双中心网络式”转变，重组发展空间。

外资北上步伐加快。近年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流向不断由南部沿海向中部沿海和北部沿海转移，尤其是日韩及欧美等跨国公司纷纷在京设立研发机构，京津冀经济圈对外开放呈现加快势头。随着外资大量进入和国际贸易的拓展，必将对京津冀经济产生类似于南方开放前沿的拉动效应，而且引资质量和外贸效益会更好。

（二）、长三角区域发展对策

相比珠三角和京津冀，长三角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清晰，关键是其中心定位比较明确。长三角对上海龙头地位普遍认同。区域内“中心——次中心——腹地”的结构一直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带动着“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

虽在各方面比较而言，长三角区域的整体水平高于京津冀区域，但是从诸多方面上，长三角经济圈出现整体增速滑落的现象。这不难看出虽然长三角一体化的呼声迭起、进程加快，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提高，但是由于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诸多利益主体的存在，长三角目前仍旧是一种以行政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长三角城市间的战略联盟目前还没有达成，很多基础设施还处于分割状态，尚未形成行业布局协调、经济能量集聚、产业结构合理的理想范型。

2010年世博会花落上海，从各方面给上海带来了良机，上海正努力成为“世界城市”。上海强大的辐射力及其周边“近水楼台”城市的飞速发展，已经使苏、浙两省的所有城市都意识到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在资金、信息、人才、商品的流动中找到城市继续发展的机遇。以承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合发展。一是以现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依托，联合成立世博会工作机构，协调推动世博经济发展；二是根据世博会规划和各个城市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交流协调，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整合现有交通资源，完善区域内高速公路网建设；四是联合制定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作计划；五是围绕世博会，共建长江三角洲信息平台，实现世博会信息资源互通共享。

北京城市治理和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3篇

北京城市病治理有两个维度：一是市域；二是区域。

北京面临的城市病主要是：车堵、霾重、水少、人多、公共资源紧张。这些城市病的直接原因是人多，人多车就多、路就堵、排放量就大，人多耗水也多、看病上学托幼就难、地铁公交就挤。当然，雾霾的成因更复杂一些，不单是北京人多的原因。为什么人多？北京现在每年还有50-60万人涌入。更深层原因是北京城市功能太全、太高、太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想办法疏解一些功能，留着核心功能，把一些非核心功能析出去。从理论上讲，核心非核心可以做一个界定，实践中很难，不是小葱拌豆腐，因为城市的功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服务链。首都的功能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定在明里的中心，还有若干未写在纸面上的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交通中心、会议中心，等等。所有这些中心中，政治中心是中心的中心，而中国集中式的政治文化决定了政治中心必然要聚集其它，诸如科教文卫、国际交往中心，各种中心功能又要派生许多支撑和辅助功能，或大而全或小而全，而且都是顶端配置，彼此互相服务、配套，还衍生许多机构和行当，甚至寄生一些生计，这是必然的。建国初期，北京服务业水平不够，就从上海等地调入服装、照相、理发等的顶级师傅，这就是中国的首都城市，政治中心下什么都可以调来最好的，医院、医生是顶级的，大学、教授是一流的，科研院所也是最棒的，服务业必然也要最好的。过去计划经济还好，户口把人控住了，现在开放了、流动了，有本事、有钱就可以来北京，好资源招人，好的房子、小区越盖越多，北京购房的外地户口占到四成，很正常，因为北京优质资源太多。北京产业结构为什么那么早就是三二一，是首都功能催发的特殊的退二进三，不是工业自然升级的产业升级，而是因为北京的住宅和商业地产好卖。

北京是一个地域概念，首都是一个功能概念。首都出现的功能过载现象，一定程度上是与北京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和实施者相联系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要求工业化，工人队伍要扩大，北京努力实现之；改革开放以来，要求压工业、发展服务业，北京市也努力实现之，三产现占到77%左右。现在说，要疏解非核心功能，像迁出动批、大红门市场、甚至新发地等，包括和河北、天津共建中关村园区，北京市也必然努力实现之。

我这为这些做法恐怕对北京的“减肥”作用不大。有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需要判断的基本事实是，北京目前仍然处于集化大于扩散阶段。在北京生活居住的痛苦指数还未到临界点，北京的人口每年还是净流入，要到净流出，还需要时间。北京自然析出的发展资源有限，河北一些市县不可过分期待。

第二，北京功能疏解应当有一个市域内承接的过程，再向外递推。北京16400平方公里，虽然山区、浅山区占有大部分，但尚有一些回旋空间。房山、丰台、平谷，包括大兴，都还很需要发展。北京的南部行动计划，有很多文章可做，南部新计划无声无息，切不可虎头蛇尾。尤其是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北京市域内大部分区县严重不足。

第三，区域的协同发展需要遵循区域一体化的基本规律。按照互补原则、利益原则和市场原则，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环境，用行政手段，像过去搞三线、迁农村、上山下乡那样的做法，作用多大？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如何用我们的体制优势合理解决区域合作问题？

第四，京津冀区域实现一体化需要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区域现有规划范围过大，涉及一亿人口，近22万平方公里面积；三地发展落差过大，河北发展洼地所需资源量巨大；三地存在结构性问题，以及区域商业文化薄弱、政治文化浓厚。加之，今后国内外发展环境并不宽松，国际应是战略竞争期，国内既是增长换档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也是多区域并进竞争期，可以预料，京津冀区域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将会加快实现一体化进程，但估计二三十年都不算长。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问题与对策 第4篇

一、加快推进旅游合作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加快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 将进一步加快区域旅游资源整合, 充分发挥各地优势, 提升区域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力,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都市圈整体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 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旅游活动是一种相对自由的休闲活动, 其核心标志是旅游者在异质性空间里自由地流动。因此, 旅游活动本质上具有跨区域流动性的内在要求, 旅游的这种属性天然地要求各行政区域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合作。同时, 国内外许多地区都以区域旅游合作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加快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 将有助于实现服务、信息、投资、消费等市场因素在区域范围内的流动, 促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 为统一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 从而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二) 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旅游业被誉为“无烟工业”, 囊括了游览、住宿、餐饮、交通、购物、文化娱乐等综合性服务。各个环节连为一体, 通过产业关联带动、吸纳就业等功能, 推动和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旅游业具有强大的带动效应,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旅游业每增加1美元的直接收入, 可带动相关行业增加8美元的收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加快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 能够有效带动居民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 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加速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

(三) 有利于都市圈整体竞争力提升。

加快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 有利于改善京津冀三地旅游产业分散、独立、各自为战的局面, 加速区域整体旅游形象塑造和品牌建设, 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区域中心城市旅游合作的加强能够进一步发挥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服务辐射能力, 加速区域内部产业合理转移,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平衡, 从而提高都市圈整体竞争力。

二、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及现状

(一)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

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 历史文化渊源深厚, 旅游资源丰富多彩, 互补性强, 具有开展旅游合作的天然条件, 同时,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区域经济实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各种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使得旅游活动更加便利化, 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不断强化。

1、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

京津冀三地虽然从行政区划上各有疆界, 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或交叉, 或怀抱, 彼此难分, 同时, 三地文化同根同源, 文化脉系也相同或相近, 燕赵文化作为京津冀文化的母体, 是三地开展旅游合作的内在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 京津冀在历史文化资源上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京津冀人文资源形成的年代和周期相同, 历史文化遗存是一个整体, 三地的历史文化资源, 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2、区域经济实力不断提高。

2010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 777.94亿元, 增长10.2%, 天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 108.83亿元, 增长17.4%, 河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 197.09亿元, 增长12.2%, 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都突破了1万美元, 河北突破了4, 000美元, 区域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同时, 区域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2010年游客接待量达到3.8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到4, 912亿元, 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1.4%, 区域旅游合作的经济基础更加坚实。

3、旅游资源丰富多彩。

京津冀三地均为旅游资源富集区。三地共拥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119处, 5A级景区9处, 在四大旅游城市群中居第二位。三地拥有的旅游资源各具优势, 北京作为我国历朝国都之一,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是世界著名的传统旅游城市, 以皇家建筑、园林见长, 奥运会的举办又为北京留下了新的旅游资源。天津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 各国文化在此交融、汇合, 形成了特有的万国文化景观。河北省也是旅游资源大省, 兼具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等自然资源, 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民间艺术文化和红色旅游资源等人文资源。

4、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近年来, 京津冀三地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区域交通网络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随着京津高速公路、滨海大道、津蓟高速延长线等多条高速公路相继通车,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开通, 以及京石客专、京张城际、京唐城际、津保城际、京唐城际的陆续启动建设, 区域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京津冀城市距离进一步拉近, 基本形成了覆盖京津和河北11个设区市的3小时都市交通圈, 三地之间的旅游活动更加便捷。

(二) 京津冀旅游合作现状

1、合作意识进一步强化。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 京津冀三地对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三地都把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相关内容列入了“十二五”规划之中, 北京提出要更深入广泛地开展与津冀晋蒙及环渤海地区合作, 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和首都经济圈形成, 加快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天津提出要深化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市场互动。河北省专门制定了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发展规划, 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深化与京津全方位战略合作, 全面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2、合作机制初步建立。

早在1985年京津冀三地就成立了京东旅游区, 致力于共同开发三地的旅游资源, 1987年由北京旅游学会发起, 联合天津旅游学会、河北旅游学会, 召开了第一次“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研讨会” (后发展为“北方旅游交易会”) , 探讨区域旅游合作的思路和对策。2009年5月18日举行的京津冀旅游合作恳谈会上, 北京市旅游局、天津市旅游局、河北省旅游局联合签署了《京津冀旅游合作协议》, 推动区域内旅游资源、产品、市场、信息、客源和利益共享, 区域旅游合作迈向实质化发展阶段。目前, 三地正在积极促进旅游规划衔接, 初步建立了京津冀旅游局长联席会议制度、统一的旅游公益服务热线、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互动机制和统一旅游投诉平台等合作机制。

3、统一旅游市场加快形成。

2009年3月, 京津冀三地联手推出了涵盖近百家景区的京津冀旅游“一卡通”, 在“一卡通”的带动下, 三地之间进一步加大了营销和互送游客的力度, 促进共享资源、共拓市场。自2009年7月1日起, 京津两地开通“旅游绿色通道”, 减免旅游大巴的高速公路通行费用, 大力推动京津互动游。河北省采取在北京和天津分别举办“河北休闲旅游宣传周”、开展“河北旅游进京津”、“京津自驾车游河北”等各种活动措施, 加快开拓京津冀共同旅游市场。随着三地之间合作的不断加强和同城化效应的带动, 三地游客对流明显增多, 区域统一旅游市场正在加快形成。

三、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中的问题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进一步深入推进, 但在合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缺乏统一规划, 中心城市扩散效应不明显。

京津冀三地虽然旅游资源丰富, 但长期以来对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 三地之间没有形成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旅游产业发展存在同质竞争和无序竞争。例如, 在旅游规划中, 天津滨海新区提出要打造北方最大的游艇产业基地, 唐山提出要建设北方最大的游艇休闲基地, 秦皇岛提出要建设国内最大的游艇建造基地。此外, 京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远高于区域内其他城市, 次中心城市旅游业实力不强, 接受核心城市辐射能力有限, 使城市群边缘地区很难分享中心城市旅游业发展的成果。

(二) 缺少精品线路, 没有形成统一品牌。

由于京津冀三地缺乏资源的有效整合, 旅游资源比较分散, 缺少区域性的精品旅游线路。在旅游合作进展较快的长三角, 联手打造的江南水乡、华东五市等区域性精品旅游线路已经十分成熟。在对外统一宣传营销方面, 京津冀地区缺乏对区域整体旅游品牌和形象的整体谋划, 没有形成统一的旅游品牌, 相比之下, 珠三角地区早在1993年广东省旅游局、香港旅游协会与澳门旅游司在香港联合成立“粤港澳珠江三角洲旅游推广机构”负责区域旅游的推广和宣传, 共同打造区域旅游品牌, 而京津冀地区在这方面进展比较缓慢。

(三) 合作主体缺失, 合作范围有待扩大。

目前, 京津冀两市一省的旅游合作更多的偏向相关部门的自发合作, 属于“政府协作的旅游合作阶段”, 各地旅游业相关企业、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主体还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区域旅游合作中来, 还没有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多元参与”的合作格局。尤其是跨区域经营的连锁企业、旅游集团还很欠缺, 区域内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多为一次性或短期性, 缺乏长期、规范、稳定、深入的联系, 区域合作微观基础不牢固, 还未产生“强强联合”的效应。从合作范围来看, 京津城际开通以来, 京津两地旅游互动明显增多, 但京津同周边城市之间的合作还比较少, 合作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从合作的内容上来看, 三地之间主要是以旅游部门联合及相互召开旅游促销会为主, 还没有扩展到联合展开旅游招商、合作开发旅游产品、共同提供标准旅游服务、共建区域旅游市场、共树区域旅游品牌等内容上来, 旅游合作的内容不够丰富。

(四) 旅游信息化程度不高。

从旅游信息化发展来看, 京津冀地区旅游信息化程度不高, 制约了三地旅游合作的快速发展。一是缺乏统一的信息平台, 三地重点旅游城市虽然都建立了旅游信息网, 但网站内容多侧重于当地的旅游景点介绍, 资源分散, 难以形成共享。二是旅游电子商务推进比较缓慢。一方面由于京津冀旅游企业信息化发展比较缓慢, 缺乏比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性旅游电子商务平台, 游客网上订票、异地订票等一些电子化便利措施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旅游电子商务属于新兴行业, 相应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对相关旅游主体的监管不全面, 发生纠纷容易产生游客维权难等现象, 影响了旅游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五) 区域旅游产业链不完善。

我国旅游业收入构成中, 旅游门票收入占很大比重, 京津冀地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地旅游产业发展都过分集中于“游”, “吃、住、行、购、娱”等方面发展相对不足, 没有形成完整的区域旅游产业链, 导致在旅游业发展上重景点和项目开发, 轻配套相关产业的发展, 从而形成不合理的区域旅游产业结构, 容易影响区域内部旅游合作深入发展, 甚至由于争项目、争资金、争游客而恶化区域合作关系, 影响区域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

四、促进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 统一规划, 完善合作机制。

一是成立合作机构。京津冀三地的旅游合作不同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作, 京津冀三地之间包含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为了调动三地合作的积极性, 有必要建立由国家发改委或者国家旅游局主导的区域旅游合作机构, 从区域高度统一制定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二是健全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合理的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机制, 共同开发和保护区域内的旅游资源, 区分区域旅游资源的不同性质, 合理确定开发顺序和开发重点。加大资本合作, 针对重大项目, 给予政策优惠促进区域内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开发, 利用资金纽带把区域利益主体联系在一起, 实现利益共享。

(二) 联合开拓市场, 促进要素流动。

一是加强城市之间互相推介, 扩大合作规模。继续扩大区域内旅游城市之间“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目的地”的推广活动, 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二是联合营销, 共树区域统一旅游品牌。联合参加国际重要旅游展览会, 共同开展市场调研、制定促销宣传计划和方案, 拓展国内外旅游市场, 打造区域旅游品牌和形象;三是取消市场壁垒,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在旅游的经营上, 创造条件、协调政策, 通过各旅游企业相互参股, 形成资金集中优势, 加强旅游协作的紧密程度,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旅游经营体系。拓展市场化的旅游建设融资渠道, 完善区域旅游从业人员管理标准, 促进区域旅游人才自由流动。

(三) 加快培育合作主体, 推动区域旅游企业联合。

一是加强财政、税收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旅游业发展的投入力度, 加速本地区大型、品牌旅游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 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进入旅游业, 尤其是对中小型旅游企业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政策, 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二是通过资本重组等一系列手段, 大力推动三地旅游企业跨区域重组和联合, 充分发挥各地区旅游企业优势, 在资本运营、管理层次上相互渗透, 形成良好的合作格局。

(四) 加大科技创新, 提高信息化水平。

一是加大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 进一步提升区域旅游信息化水平。共同构建区域旅游信息平台, 共享区域内旅游信息资源。提升区域内旅游景区、景点的信息化服务水平, 建立面向游客的电子导游系统, 运用无线通信网络等实现向游客提供景区宣传、在线咨询等功能, 为区域内游客提供更加便利的信息服务;二是大力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多种措施鼓励区域内旅游企业加快信息技术应用, 加快建立有影响力的旅游电子商务平台, 实现在线交易、网上支付等功能, 促进区域旅游更加便利化。

(五) 完善区域旅游产业链。

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 促进区域旅游产业链向两端延伸, 形成合理的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一是提升旅游要素功能。三地要联合改善区域旅游交通、餐饮、购物、住宿、娱乐等方面的环境, 缩小地区间差距, 提升区域整体旅游要素功能, 增强旅游吸引力;二是促进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北京和天津作为区域中心旅游城市, 要立足自身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 大力推动旅游业与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以及会展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发展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为旅游提供配套服务的新型企业, 占据旅游价值链的最高端。河北省要充分挖掘吴桥杂技、坝上蒙满歌舞、涿州花会灯会等特色文化资源, 创新旅游产品, 同时依托环京津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休闲旅游, 与京津差别竞争。

(六) 加强行业管理, 提升旅游服务。

一是健全和推进区域旅游标准化体系建设, 逐步形成完整、科学的旅游服务标准化体系。发挥旅游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以及重点企业的作用, 研究制定针对区域旅行社、星级饭店、景点景区等的管理规范, 共同协商推动环渤海旅游服务标准化发展, 全面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二是大力加强旅游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整合区域旅游教育资源, 扩大旅游教育合作与交流, 大力发展旅游职业教育, 重点做好对优秀导游人员的选拔培养和高级管理服务人员的培训, 提高区域旅游人才整体水平;三是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 加强区域旅游诚信体系建设, 完善区域旅游投诉处理、矛盾化解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摘要：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开始较早, 但合作进展缓慢。本文在分析京津冀旅游合作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加快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对策

参考文献

[1]葛立成, 聂献忠等.区域旅游合作——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汪宇明.旅游合作与创新[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5篇

——以唐山市为例

摘要：本文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分析了唐山市的经济现状，和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环保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对唐山市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几点建议，并且做出了积极地展望，希望能对唐山市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字：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唐山；经济发展

0 前言

京津冀区域是中国经济核心区域之一，但其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京津冀区域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区域经济合作。而近几年国家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无疑是给河北省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生机，也是唐山市必须要抓住的历史机遇。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即推动三地交通、环保、产业和市场体系等方面的一体化，打破市场分割，逐渐取消商贸、运输、资金流转、人才流动的各种行政关卡，以市场一体化推动产业金融一体化。“京津唐”处于“京津冀区域”的地理中心，唐山作为河北经济发展战略的“桥头堡”，必将优先受益，提速发展。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着行政壁垒、交通运输、空间制约、土地资源、产业困扰、能源短缺、环境优化等诸多方面的困难。唐山毗邻京津，面临着挑战的同时也握有机遇，在有效缓解京津发展压力的同时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

1唐山市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经济现状

2011年提交国务院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由国家发改委根据三地规划统筹而成。该规划对京津冀三地未来发展方向有明确定位。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批复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完善我国沿海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河北沿海地区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增强环渤海地区辐射带动能力的重大举措。唐山煤炭、金矿和铁矿石等矿产资源丰富，建设并投产了30万吨级矿石和原油码头及1500万吨原油储备基地。作为原材料重化工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是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所以说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利于唐山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唐山沿海地区优势，加快工业向沿海转移，推动沿海经济带加速崛起，实现沿海与腹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条件，重点发展港口物流、精品钢铁、石油化工、装备制造、能源、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唐山是京津唐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承担着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承接地的重任。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我国开放合作的新高地和我国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该地区是我国北方地区东出北联战略大通道的枢纽和开放门户之一，对保障国家能源资源等战略物资供应、维护经济运行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唐山在第一产业中着重发展农业和养殖业，作为京津的“米袋子”和“菜篮子”。在新一轮开发开放中，承担着加强沿海与内地合作，带动冀东纵深腹地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功能。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承担着探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的重要使命。该地区是我国沿海地带战略资源组合条件最优良的区域之一，资源禀赋、交通体系、土地空间、产业基础等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2一体化发展需求促进唐山经济社会全面提速发展

2.1利于完善交通路网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人流、物流的日益庞大，交通运输车辆的迅速膨胀，连接东西的京山、京秦及大秦国铁干线和京沈、唐津、唐曹、唐港、沿海及唐承高速等几条大动脉交通疏通压力过大，京津地区三十多年的迅猛发展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把提升在环渤海地区发展中的地位摆在突出位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和循环经济，提升产业综合竞争能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建设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滨海新城，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推动形成沿海城市带；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以综合性港口群为龙头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区域生态网络，加强污染防治体系建设，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改革攻坚步伐，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2.2突出了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

《规划》明确要求，要发挥临近京津的区位优势，加强与京津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战略资源、信息网络和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对接融合。强调要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利用深水大港、滩涂荒地、矿产资源等优势，构筑承接平台，建立健全政策体系，推动与京津交通、水利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生态、环保设施的共建共享，成为京津城市功能拓展的重要区域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2.3突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科学发展的示范作用

《规划》明确提出，把河北沿海地区建设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基地和科学发展的示范区。强调要正确处理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保护中开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形成以循环经济为主要发展方式的产业体系；积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努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2.4突出了我国开放合作的新高地地位

《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出海通道和开放窗口作用，搭建对外开放平台，改善对外开放政策环境，支持在技术研发合作、人才交流培养、跨国港口物流、口岸通关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先行先试，加强与华北、西北纵深腹地合作，推进内陆地区参与沿海港口建设和兴建产业园区，探索参与国内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新路子，建立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相适应、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成内联华北与西北地区、面向东北亚的对外开放重要门户。

北京是世界上重度缺水的城市之一，在曹妃甸新区建设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基地，利用曹妃甸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生产便利条件，通过管网输送到北京，将形成对北京淡水资源的重要补充，对于构建首都多水源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产业升级和高端技术为唐山企业提升综合竞争能力

3.1有利于完善我国沿海地区生产力布局

多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担当着率先发展、创新发展的历史重任，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发展较快，是全国区域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有效实施，国家相继完成了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规划，有力地提升了东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河北沿海地区是我国沿海特别是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区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与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山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对接融合，推动形成环渤海地区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新格局，增强环渤海地区综合实力，确保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总体战略部署的顺利实施。

3.2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

京津冀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既是提升区域持续发展力的内在要求，更是引领和支撑我国北方地区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战略需要。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为一体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体制机制的制约，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仍缺乏协调，区域合作水平还有待提高。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尽快提升该地区的开发开放水平，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京津冀的分工与合作，提升京津冀整体功能，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高资源及要素支撑能力，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促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3.3有利于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河北沿海地区集中了我国10%的铁矿、油气资源和海盐产能，焦煤、非金属矿等资源丰富，宜港深水岸线80.7公里，有可供开发利用的滩涂和盐碱荒地3000多平方公里，战略资源组合条件良好。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全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石化、建材、装备制造等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的良好基础。《规划》的出台，将进一步发挥区位、港口、资源和土地等组合优势，推动该地区以更高起点、更高标准构建循环经济型产业体系，推动重化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探索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路径，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科学发展方面起到重要示范作用。3.4有利于促进华北、西北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

河北沿海地区处于环渤海的核心地带，背靠华北、西北广阔腹地，面向东北亚，拥有秦皇岛、唐山、黄骅三大港口，年吞吐量达6亿吨，初步形成了连接华北、西北地区的集疏运体系，是华北、西北出海的便捷通道。《规划》的出台，将进一步增强河北沿海地区出海大通道的综合功能，强化沿海地区和华北、西北腹地产业互动，提升我国北方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对于华北、西北地区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化与东北亚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发挥环京津、沿渤海优势，着力抓好沿海经济隆起带等建设，大力度推动港口、产业和城市互动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化基地和现代新型城市，用活京津优势，做大沿海经济，走出产业新路。三个省市都应该在开放互动的背景下调整结构、转变方式。有的功能、产业恐怕要从北京和天津转移出来，和河北互动起来，才能真正使三个省市之间实现结构优化，形成关联度很高的产业链，形成共赢的产业集群。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从京津企业变成瞄准央企、外企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企业。

3.5京津冀都市圈总体的产业尤其是工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一，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人均GDP较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较大差距。

二，在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京津冀都市圈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远远落后于另两个三角洲都市圈地区。

三，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市圈中，“京津唐”是在京津冀地区的地理中心，地区以更为突出的区位优势，加快京津唐的区域合作，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最为活跃，联系最为密切的“黄金三角区”，是形成京津唐一线的新技术工业区的可能性更大，《报告》指出，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布局应遵循“保障、引导、优化、提高”的发展原则，实现交通与城市空间、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基本战略是：到2020年左右，在公路方面，京津冀都市圈80%的城镇、80%的人口、95%的产业将在1小时内享受到高速公路的服务；铁路方面，主要城市间建成城际客运专线或城铁，实现京津城际交通“公交化”；民航方面，建设首都第二机场，同时新建张家口、承德等机场和扩建石家庄正定的地方机场，形成区域性机场群；港口方面，加强天津枢纽港的建设，扩建地方港口和能源港口，新建曹妃甸等工业港。

4唐山市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

4.1加强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协调作用

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大多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形成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的政府自然成了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和协调者，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起到协调、服务作用，制定发展规划，控制区域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事业服务，培育市场，实行市场监管等职能作用。作为唐山市政府的首要作用在于协调本地区的利益，消除行政障碍，建立市场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由于地方政府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其代表不同地区利益，事实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唐山市政府只有在政策上与京津步调一致，保证京津发展的基础上，为本地区市企业进入争取政策支持。如果政府不作为，就可能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另外，市政府还应加强社会服务的协调进步，打好经济一体化的基础。这主要包括：交通、生态环境、水资源等项目。其中，交通是重中之重，是区域一体化的硬件基础，是区域各类物资人员流通顺畅的保证。目前，唐山与北京的东城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等地已经签订了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北京与唐山合作开发建设了京唐港，北京首钢也搬迁到了唐山曹妃甸。同时，三地将建立政府间对话与协商机制、三地招商合作机制，资源、人才共享机制。最终，新唐山将建设成为现代化沿海城市和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与北京、天津一起共同构成环渤海经济区域中的三大核心城市。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政府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协调与合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发挥其特定功能，是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4.2加快曹妃甸工业区和休闲旅游业的基础建设

国家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为唐山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对于区域经济的统筹发展，顺应环渤海地区加速崛起的趋势，发挥环京津、环渤海优势，加强区域经济统筹，形成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唐山作为北京、天津的能源、原材料、建筑材料和农副产品基地，既为满足京津市场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又使自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山市将着眼于京津冀参与全球竞争，利用曹妃甸的天然优势，建设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曹妃甸设计吞吐能力是5亿吨，2009年超过1亿吨，已进入全国亿吨大港的序列。曹妃甸正是唐山潜力之所在，也是领航区域经济的关键，其旨在打造成为环渤海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冀东经济区的龙头、新唐山的重要增长点。目前，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势头旺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唐山市将着眼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建设京津唐快速通道。一是建设城际客运快速通道。在京津城际轨道快速通道的基础上，建设从天津经唐山到秦皇岛的快速客运通道、北京经唐山到东北的快速客运通道。二是充分利用北京、天津旅游资源品牌，建设京津唐旅游快速通道。在区域统一规划下，不断加强京津唐旅游区域合作、整合旅游资源、开拓旅游客源市场，积极实施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唐山市可利用本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北部长城度假旅游区、南部滨海休闲旅游区、城市中心的文化科普旅游区等，作为老牌重工业城市，唐山的工业旅游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地震科普游更是唐山独一无二的资源。此外，市中心还有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红楼文化园、陶瓷文化产业博览园等特旅游产品。山海休闲，人文唐山，一小时经济圈将带动唐山成为最具活力的一个城市，未来的唐山旅游将是一幅崭新的繁荣景象。4.3促进京津唐经济一体化合作发展，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

从京津冀三地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产业层次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看，推进区域产业合作、加快产业升级具有强劲的驱动力与现实基础。作为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市将依托自身优势，以京津两大市场为导向，以京津冀区域合作为重点，以建设现代化沿海城市为目标，积极参与京津冀产业分工与合作，重点发展重化工业。打造全国精品钢材基地、京津冀区域化工基地、基础能源基地、优质建材基地和机械加工基地。同时，着眼于京津冀餐桌经济，建设农副产品基地。目前，京津冀在产业布局上有了越来越多的融合。北京到唐山的投资已达到256亿元。唐山与天津滨海新区签署了合作协议，现在天津-唐山-秦皇岛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工，京津冀呈现出一个好的合作势头。唐山有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曹妃甸设计吞吐能力是5亿吨，2009年超过1亿吨，已进入全国亿吨大港的序列。此外，唐山机场已在2010年6月通航，它将成为北京、天津的备降机场、空港物流的集散地，与北京的空港物流形成“直通车”。因此，我们要积极吸引京津的各大企业到唐山市实施产业扩散、技术扩散、资本扩散；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对口建立原材料、配件加工基地；共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围绕唐山市现有传统支柱产业实施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能力，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产业链条等方面遇到的关键性难题，组织京津两市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技攻关，加大科技进步因素在唐山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作用。

5唐山市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策略中的意义

国家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为唐山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唐山作为北京、天津的能源、原材料、建筑材料和农副产品基地，既为满足京津市场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又使自身得到了长足发展。唐山市将着眼于京津冀参与全球竞争，利用曹妃甸的天然优势，建设北方深水大港。

为贯彻国家“加快环渤海区域发展”、“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部署，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和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两地将围绕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甸新区的开发建设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两地将合力打造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双方将加强在冶金、石油开采与加工、海洋化工等产业上的互相协作，以及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精细化工、建材等产业上的互补合作，实现产业链相互延伸和对接，形成上下游关联紧密的区域产业发展体系。两地之间将加强全方位、多领域的密切合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共同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共同构建关联紧密的区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共同打造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门户，全面加快环渤海港口和临港经济发展，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为我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大局服务。唐山一个屹立在渤海之滨的现代化的重化工城市，在面向国际，依靠两种资源、利用两个市场的大背景下，将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这是唐山和河北经济发展的需要，京津冀经济区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整体战略布局的需要。

结论与展望

1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转方式、调结构为抓手，坚持规划指导、政策引导、发挥优势、开放带动，不断提升对资金、项目、技术和人才的吸纳力和承载力，引导产业项目加速聚集，努力把我省沿海地区建设成为临港工业强大、现代物流发达、旅游产业兴旺、内外贸易繁荣、生态环境良好的东北亚地区产业聚集新高地。

在省政府领导下，唐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为充分发挥曹妃甸新区的综合比较优势，为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等市提供临港“窗口”和桥头堡，加快工业向沿海转移，推进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2交通运输网络完善

初步形成以唐山机场、唐曹高速、沿海高速和迁曹、滦曹高等级公路、迁曹铁路和正在建设的张唐铁路以及规划中的京津唐地区城际铁路，集港口、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等运输方式为主的立体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应在基础设施、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大气资源、海洋资源、旅游资源等方面建立起资源共享、利益共享机制，在宽领域、大范围、深层次上实现各种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只有不断加强京津唐经济一体化合作发展，才能提高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要树立先进的“合作”理念，正确处理好“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区域壁垒特别是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唐山市应在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市场化配置等原则指导下，在可能的调控范围内，尽力减少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要彻底消除计划体制和行政区划壁垒，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大市场、大流通、大分工、大合作，共同改善区域整体环境。要本着统筹规划、梯度对接、互惠互利、功能互补的原则，以利益关系为纽带，充分利用唐山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港口等特色优势，把鼓励政策、限制政策和引导政策结合起来，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施错位发展，建立起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又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推动差异化发展，实现区域优势互补。通过建立利益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从区域合作中加快区域整体发展，实现个体“共赢”；增强整体发展意识，加强沟通、联系与配合，实现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错位发展，消除壁垒，优化环境，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促进区域居民对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的享用，最大限度地促进京津唐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发展。参考文献

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6篇

一、长三角金融服务对接趋势

长江三角地跨江、浙、沪两省一市,三地域相连,经济相融,交通便利,风俗相似,经济实力与居民收入水平相近,而且历来就有良好的产业分工、产业结构、产品配套、市场辐射关系。

在已有的跨省区协调机制下,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主要表现为: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建立以海为中心的要素配置体系;新兴产业一体化,构造区域新兴产业链,形成规模型、集约型的生产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一体化,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内的综合交通、通讯网络;产业布局与结构的一体化,区域内各城市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制度与政策的一体化,协调区内的各项制度,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据国外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来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设立长三角金融区是该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长三角金融区的发展将实现如下功能:一是整合区内金融组织体系配置。日前该区域内金融组织体系在空间的分布上十分均齐,每级行政区域内都相应存在同等规模的金融组织群,而金融聚集程度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的空间流转水平相匹配。二是打破行政区划设置人为分割状态,以区域经济的联系程度为首要出发点,改变央行大区行管辖范围以平衡各区域经济总量为原则的缺陷,建立长三角金融区信贷总量、信贷结构控制模式。三是商业银行建立区域审贷机制,统一授信额度。四是信贷资料共享,建立清算系统,统一结算。

目前要建设长三角金融区仍面临体制障碍,主要是行政区划设置和央行的大区分行设置。但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步伐是不可能长期被人为割裂的,因此,长三角地区形成实现上述功能的金融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京津廊区域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京津冀都市圈是中国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在京津冀都市圈中,京津廊以突出的区位优势、雄厚的经济实力、密切的依存关系、显著的功能互补、快速发展的区域合作,正成为物流、人流、信息流联系最为密切的“黄金三角区”。“京津廊一体化”,本质上就是形成三座城市间经济、环境、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整体规划,完成产业优势聚集、分工合作、环境及居住条件的整体布局。

由于京津廊区域金融合作起步较晚。近年来,京津廊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同时也相应面临许多问题。

(一)京津廊金融合作呈现强化趋势

1.区域内异地融资业务兴起。近年来,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心城市的外资金融机构,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通过为其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把业务网络扩展到周边其他地区。据2008年数据显示,廊坊市金融机构53%的异地贷款投向了北京、天津的企业。而北京、天津的64家中外资金融机构的贷款已占到廊坊市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14%。

2.区域支付清算交易量攀升,票据自动清分系统运营效果显著。据2007年显示,廊坊与北京、天津的跨区域票据清算资金达到263.45亿元,占跨区域票据清算资金总量的48.6%,同比增加4.21%。此外,京津廊区域票据自动清分系统自2005年6月开通,已实现了京津廊三地票据相互流通,开创了全国跨区域票据交换的先例。

3.三方政府层面的合作逐渐深化。近年来,京津廊区域地方政府多次召开区域合作高层会议和论坛,例如廊坊市连续组织经济金融合作发展论坛,达成了诸多共识,确定了“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统筹协调、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发展基本原则。这对于京津廊区域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金融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京津廊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1.缺乏政策指引

从目前来看,京津廊地方政府、金融管理当局对区域金融合作的研究不足,尤其是缺乏科学长远的规划和适当合理的引导,这样的现状容易造成金融合作各自为政的局面,一些合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对今后区域金融的整体融合与长远发展势必产生不利影响。

2.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合作中的角色错位

目前,地方性金融机构已成为京津廊区域金融合作中较为重要主体之一,而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具有事实控制权。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高增长的强烈追求,导致其对金融资源的占有和控制欲望,从而使一些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合作中充当了主导角色。很难避免地方政府在金融合作的角色错位,尤其是政府对金融资源流动施以负面影响。

3.区域金融合作存在金融风险扩散效应

随着京津廊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创新的步伐加快,金融机构跨区域、跨行业经营的趋势,已逐步变成现实。京津廊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更加紧密,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将更容易在区域内传播与扩散,尚缺乏良好的防范措施。

三、推进“京津廊金融区”建立的几点建议

推动“京津廊”金融协调发展,打造“京津廊金融区”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京津廊”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创造条件消除制约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高效利用,推进金融创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要促进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金融企业的跨区域深化合作与协调

“京津廊”金融协调发展需要各方面的紧密配合,共同努力,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从战略高度为“京津廊”金融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京津廊”地区的金融机构要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以满足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京津廊”地区金融业已经具备了同业合作基础。“京津廊”地区有条件的金融机构,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可以在管理部门协调下,积极进行综合经营的试点,通过整合金融资源,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逐步实现跨行政区综合经营。继续推动“京津廊”中小金融机构跨区域战略合作,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增强实力。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京津廊”金融机构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业务流程,积极加强和改进对客户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二)以金融创新促进京津廊地区资金跨行政区流动

“京津廊”经济活跃、资金充裕,要加深“京津廊”企业和个人对金融市场的利用程度,鼓励区域内资金跨行政区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风险的有效管理。积极鼓励“京津廊”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优化融资结构。支持“京津廊”金融机构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积极推动债券市场发展,拓宽企业利用债券进行并购融资的渠道。支持“京津廊”银行机构发展银团贷款等业务,促进信贷资金在“京津廊”地区的合理流动。不断丰富债务融资工具,开发外汇、利率等金融衍生产品,推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建立“京津廊”金融机构业务创新联动机制。支持“京津廊”企业以应收账款开展融资活动,推动动产担保融资业务在“京津廊”的试点。同时,支持更多的“京津廊”企业在股票市场发行上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并积极发展股权投资。鼓励在区域内推广使用商业汇票转贴现交易统一合同文本,促进“京津廊”票据市场一体化发展,探索商业汇票的电子化托管、交易和托收等,为全国统一的票据电子化建设提供经验。创造条件,促进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发展完善“京津廊”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

(三)促进区域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整合

完善支付清算体系方面,一是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扩大银行汇票业务的适用范围,允许中小金融机构签发区域银行汇票;二是研究试行“京津廊”授信支票业务和支票圈存业务;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京津廊”企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扩大商业承兑汇票使用范围;四是积极优化“京津廊”地区银行卡受理环境。

改善区域信用环境方面,金融部门与政府部门要相互配合,努力将非银行信息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推进“京津廊”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京津廊”征信市场的统一管理,优先开展信用担保机构评级、商业汇票评级等业务的试点,扩大评级报告在“京津廊”的应用范围。

(四)构建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机制

立法部门要推动金融法制建设,注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区域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银行加强对“京津廊”金融稳定状况的监测分析,与金融监管部门协同进行金融机构产品和业务创新监管,建立“京津廊”区域金融风险应急机制,共同预警和及时通报金融风险。要建立“京津廊”金融控股公司联合监测制度和沟通协作机制,共同研究金融控股公司及其跨区域经营的风险问题,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7篇

第一阶段:19491978年。京津冀的区域合作, 早期以经济技术协作为主要内容, 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而逐步展开。在50年代初期, 三地之间固有的经济关系比较密切, 经济联系较为畅通, 经济技术协作与往来较多。

我国建国初相继成立又于1954年撤销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六大行政区, 同时也具有经济区的功能, 其职能之一是促进各行政区内各省区市的分工与协作。1958年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大经济协作区, 各协作区都成立了协作区委员会及经济计划办公厅。这一时期, 在资源和生产力合理配置的思路下, 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下, 京津冀之间开展了多次的区域发展研究。

京津城市功能集聚是以经济功能膨胀为先导, 直接导致了周围生产要素的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 中央提出各地建立自成体系的工业经济, 燕山石化、石景山钢铁厂、东方红炼油厂等大项目接二连三地矗立起来, 从而使没有铁矿石和石油的北京市形成了年产300万吨生铁和30万吨乙烯的能力。这直接导致了与河北省同类产业争资源、争能源、争投资、争项目, 使本来一些按经济规律和城市功能应投入河北省的建设资金和项目, 投向了京津两市。

回顾这一段历史, 起决定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中心城市发展规律和中央计划指令。因而, 河北省对于京津的集聚显得苍白无力。这一阶段的区域合作主要是围绕区域自然资源而展开的, 而且是在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强制手段下进行的, 因此, 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造成了经济发展质量低, 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 造成了自然资源在区域之间的流动, 从而形成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处于失衡和畸形发展状态, 特别是区域经济系统中的内在联系由于缺乏动力, 使其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一个低级而松散的层面。

第二阶段:19791995年。随着改革开放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京津冀区域经济进入了一个产业结构急剧变动时期, 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目标、经济结构调整路径、体制创新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实施, 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期的主要目标。三方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逐步加强。

1982年, 在《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 首次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首都圈”包括两个圈层:内圈由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组成, 外圈包括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四市。之后不久, 京、津、冀、晋、内蒙五省市 (区) 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第一次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议, 成立了第一个区域协作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主要通过高层会商, 解决地区间的物资调剂, 指导企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它的成立有效地促进了地区间的物资协作, 在解决区域内各省区物资短缺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 小区域、企业间的合作成为新的重点。1986年以后, 华北协作区显现出区域范围过大、地区间经济关联度低、凝聚力下降的弊端和没有日常工作机构的组织缺陷。1988年, 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6地市组建了环京经济协作区, 建立了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 设立了日常工作机构。协作区以推行 (系统) 联合为突破口, 带动企业间的联合与协作, 建立起地区企业间的广泛联系, 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区域经济合作。20世纪90年代, 由于种种原因, 区域协作和区域组织逐步削弱。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在经历1982年到1990年七次会议后销声匿迹。环京经济协作区自1994年后也进入了走走停停的状态。由于缺少了区域协调机构, 企业之间、地区政府之间无序竞争、重复建设也愈演愈烈, 区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沙尘暴连年冲击京津地区。

这一时期的合作表现出以下特点:

由物资协作向多领域扩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 北京与环京地市合作建立了肉蛋菜生活资料基地和纯碱、生铁等生产资料基地。到90年代发展到共建港口、道路等多领域合作。如北京与河北合作共建京唐港;张家口市怀安县与北京市延庆县合作建设张同公路怀安段等一批项目。在环京经济协作区的运行下, 创办了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工业品批发交易市场, 组建了信息网络、科技网络、供销社联合会等行业协作组织, 在地区企业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

由一般通用技术的联合向新技术开发和应用联合转变。仅1993年和1994年引进的2300个技术合作项目中, 年创利税50万元以上的就有562个, 占签约项目的24.3%。列入河北省1995年高新技术产业的52个项日中, 有近一半的项目是通过引进京津等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高新技术发展起来的。如邯郸荣药生物医学有限公司引进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白细胞介素和人体线细胞生长素等基因工程药品、石家庄西三庄引进液晶显示器件等。

由单个项目型合作向政府间的全面合作扩展。随着与京津联合协作不断深入, 领域不断增加, 双边都已经感受到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高效协调、管理各种经济协作的必要性。北京市西城区和崇文区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及沽源县分别签订的对口支援协议就属于这种政府间的全方位合作。

综合分析, 制约三方经济关系的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了计划与市场的双重作用的局面, 中央行政指令受到限制, 市场经济规律开始发生作用, 三方共同受益受损程度趋向公平, 在某些问题上体制因素作用强度大于城市发展规律的作用强度。

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自1996年以来, 京津冀区域合作开始复兴, 合作步伐加快、力度加大、领域拓宽、规模增大、方式增多, 层次有所提高。1996年北京制定《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提出首都经济圈 (以京津为核心, 包括河北省的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沧州) 。河北省提出了两环带动战略, 即外环渤海内环京津。2001年, 吴良镛院士在《面向新世纪建设“大北京”》中提出了大北京地区规划的思路, 引起了广泛关注, 获得了较多的认同。2004年2月12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召集北京、天津、河北省暨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沧州、唐山等市召开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 最后达成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廊坊共识”, 主要内容是: (1)

第一, 加强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符合区域内各方的利益, 是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也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协调发展中还存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 必须予以突破。

第二, 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应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原则, 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统筹协调、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 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竞争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

第三, 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统筹协调发展中的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产业布局、城镇体系等相关问题。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 消除壁垒, 扩大相互开放, 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 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促进产业合理分工。

第四, 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 逐步构筑联系各地的快速交通通道, 形成现代区域交通体系。协调区域内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联合开展水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第五, 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合作、技术合作, 共同举办京津冀一体化论坛、经贸合作洽谈及招商引资活动。

2004年6月26日, 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 会议达成《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确定这个合作机制名称为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联席会议, 为环渤海地区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提供一个高层次、有组织的定期磋商机制, 以加强内部交流、协调和对外经济合作。京、津、冀、鲁、辽、晋、内蒙古等与会各方赞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提出在河北省廊坊市设立一个负责日常工作的合作委员会的建议, 以推动7省 (区、市) 的定期会晤和磋商;决定成立3层组织架构, 负责推进合作发展。第一层架构是确立由各省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担任环渤海合作机制轮值主席, 每年举行一次的联席会议制度, 研究决定区域合作重大事宜。第二、三层架构建立是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制度和部门协调制度。明确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联席会议接受国家有关部委指导, 对外联络由博鳌亚洲论坛负责, 各省市均设专门的联络机构和联络人员;鉴于河北廊坊具有内环京津, 外环渤海的优势, 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络机构设在廊坊。

廊坊共识及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是目前京津冀地区区域治理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也是迄今为止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总体来看, 这一时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 而且建立了新型的正式合作机制, 签署了正式合作的框架协议。在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从2004年就开始着手编制, 目前规划已经基本完成。

在经济领域, 第一产业内的合作由来已久, 并以河北为北京、天津提供农副产品为主要形式。目前河北省已经成为京津农副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蔬菜、生猪、活牛、活羊、果品在京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到40%、50%、40%、25%、40%以上。 (2) 而北京、天津的一些食品、饮料等企业, 都纷纷在河北省建立了原料生产基地。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以科技为纽带的联合成为区域合作的一种新形式, 带动了这一区域的农业合作和发展。

第二产业内的合作, 跨行政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尚未形成, 产业链断裂问题严重。该领域的合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高新技术产业带初具规模, 形成了一条主要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产业带的雏形;二是跨行政区的产业梯度转移正在进行, 部分产业链条正在形成。北京的一些传统重工业如钢铁、传统制造业, 正逐步转移至河北。京津的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的零部件、配套生产企业在为本行政区的企业提供产品的同时, 也为相邻政区的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

第三产业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商贸流通领域。2006年, 京津冀13个城市联合发布《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商业发展报告》, 在本区域内实行统一质量认证体系, 商业信息联网共享, 物流资源整合, 力促连锁经营等重大举措, 在商贸、物流、口岸等领域加强了合作。二是旅游。2005年8月, 在承德召开的中国北方环渤海旅游区域合作论坛上, 北京、天津、大连、沈阳、鞍山、秦皇岛、承德、唐山、赤峰、锦州、葫芦岛等环渤海11城市旅游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中国北方环渤海11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从2006年1月1日起, 在环渤海11城市旅游区域内共同开放旅游市场, 提出建立无障碍旅游机制。

从合作的内容与区域范围来看, 合作的内容也从简单的物资交换发展到技术合作、资本联合、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的地域范围由较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扩展, 而且更涉及到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山西、内蒙等地。在基础设施领域, 京津冀在机场、港口、轨道交通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首都机场和天津机场实现了跨区域的联合, 北京与天津港口岸已开始直通。北京的城市公交线路已经延伸到河北的涿州、廊坊、固安等地, 京津城际轨道也已经通车, 京津半小时都市圈初步形成。

二、京津冀区域合作演变的特征

1. 区域合作主体:

从以政府推动为主向市场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转变。改革开放以前, 京津冀地区的合作主要以物资协作为主, 在解决物资短缺方面成效显著。地方政府充当项目的实施者, 企业只是被动地作为项目的承担人。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逐步发育, 企业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基于市场利益的驱动, 有了参与合作的动力, 企业逐渐主动加入了区域合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区域联系的紧密, 北京市的一些企业需求新的发展空间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劳动密集型、高污染型产业开始向周边转移、扩散。环京津七地市成为承接这一扩散最多的地区。到20世纪90年代, 由于初期那种一合作很快就见到效益的事情已不多见, 即没有了“显而易见的利益”和“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区域组织又难以承担起区域协调的重任, 再加上企业寻求合作的内在动力和企业间建立的广泛联系使政府的“牵线搭桥”的职能已不再重要, 政府主导区域合作的作用开始弱化, 企业有了寻求合作的内在动力, 开始成为区域合作的主体。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逐渐加快, 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 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在市场经济中, 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成为区域合作的动力, 由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但由于体制的束缚, 导致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逐渐淡出, 而因为新的机制尚未形成, 市场主导的区域合作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区域合作陷入低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初见成效, 对区域发展的认识和观念都逐步深化, 政府和企业各个层面都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发展, 才能实现“共赢”。因此, 区域合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政府、企业和理论界都积极参与到区域合作之中。三地政府部门以及中央政府 (国务院和商业部等部门) 在推进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 构建统一市场, 消除壁垒, 扩大开放等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努力。三地企业在市场推动下, 在农业、工业、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等微观层次也展开了广泛合作。初步形成了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区域合作局面。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 京津冀的区域治理的主要动力仍然是来自于政府的强力推动,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自下而上的“草根式”的运行方式难以形成, 区域治理的制度基础没有真正形成, 区域治理的自组织能力缺乏支撑。

2. 区域合作的客体:

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大到非经济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 中央提出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经济协作区, 国家统一部署, 物资统一分配与调拨, 财政实行统收统支。至改革开放以前, 京津冀的区域治理的一直是以物资统一分配与调拨为主要内容的。

随着改革开放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京津冀区域经济进入了一个产业结构急剧变动时期, 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目标、经济结构调整路径、体制创新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实施, 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期的主要目标。三方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逐步加强。经济合作逐渐成为重点, 合作内容和领域不断得以深化。

经济领域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 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方面的治理也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 在这些领域的利益是共同的, 最容易形成共识。京津冀地区整体上属于资源短缺地区, 特别是水资源严重匮乏。因此, 在资源的开发利用领域, 京津冀地区开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此外, 在环境保护、联合治沙、森林保护等方面也有较为深入的合作。在公共交通领域, 北京的公交线路已经扩展到河北, 京津快速路、京津城际轨道也基本建设完成。

3. 区域合作机制:

从无序逐步走向有序。建国后我国的区域合作主要是通过经济区或经济协作区的机制进行的。所谓经济协作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初期特有的一种经济区域组织形式。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 以省际经济协作为主要经济联系内容, 其范围相当于基本经济区。

从我国经济区划的发展历程来看, 20世纪80年代之前, 京津冀地区属于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 设有协作区委员会及经济计划办公厅, 负责协调大区内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并组织各种经济协作。区域经济合作处于一种有组织的状态, 但是这种合作基本上是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实现的, 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的推进。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区域合作组织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的。华北地区率先打破地区分割, 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区域协作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1988年, 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6地市组建了环京经济协作区。20世纪90年代以后, 这种合作机制自身固有的缺陷使得它逐渐解体。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 (下转第19页) (上接第17页) 会和环京经济协作区都难以继续运转, 而被迫中止。京津冀的区域治理进入到无序发展阶段, 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 企业之间、地区政府之间无序竞争的局面日益突出, 重复建设也越演越烈, 京津冀区域与我国另两大经济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距也逐渐拉开。

进入21世纪以后, 这种无序发展的局面才开始改观, 2004年形成的“廊坊共识”将区域规划、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等纳入到区域治理的范畴, 随后签定的《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了正式的合作机制, 决定成立3层组织架构, 负责推进合作发展。至此, 京津冀地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 开始步入了有序发展的阶段。

三、京津冀开展区域合作必须解决的问题

虽然京津冀的区域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表现出良好的势头。但是, 仍有许多问题没能从根本是解决。要推进区域合作, 必须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观念问题。京津冀地区自身合作意识不强。各省市在发展战略和思路上各自为政, 协调和沟通不畅, 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另外, 京津冀地区缺乏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区域合作的意识。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比, 京津冀地区市场意识淡薄, 政府服务意识相对不足, “缺乏亲商环境”, 习惯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 较多依赖财政投资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 人们的市场观念、政府优化发展环境的意识和区际合作的意识都需进一步提高。

二是体制问题。区域合作的推进主要有两种方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被称为“草根式”的合作, 也就是由市场和社会推动的合作。这种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常见, 是在其特定背景下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而京津冀区域市场力量相对较弱, 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程度较低, 依靠这种方式基本没有可能。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整合, 即政府推动的区域合作。政府是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机构, 其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一直作为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存在。在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长期的实践经验。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元化的利益需求, 政府也在不断进行调整。无论从治理的能力还是愿望来看, 京津冀的区域合作, 应在中央政府指导下, 由三地政府来共同承担。形成政府主导, 市场和社会共同推动的良好局面。

三是利益协调机制问题。“争夺地方经济利益”是影响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以行政区域的地方利益主体所做的绝大部分工作是为各自区域的利益, 京津冀依然是三方独立的行政区的现实, 决定了三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只是把其他利益主体和整体区域的利益作为影响自己利益实现的原因来考虑, 而不会把其他主体的利益和区域利益作为行动目标来考虑。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首先, 要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 确保各方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其次, 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区域合作产生的利益要使参与合作者都能享受。最后, 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对于因区域合作而损失利益的参与者要给对补偿。如对张家口和承德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给予补偿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赵国岭.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2].刘桂环, 张惠远, 万军, 王金南.京津冀北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初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4)

[3].闰凌州。政府主导京津冀科技创新联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工业大学, 2005

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8篇

京津冀地区虽然互相比邻, 但区域合作并不紧密。因为三方根据行政区域的划分确是独立的, 所以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往往把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 而将其他城市利益置于次要地位。出现“只强调我发展, 不允许你发展”、“合而不作”等不良倾向, 造成区域发展缺乏整体规划, 无法实施错位发展战略, 进而出现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资源闲置浪费的无序竞争局面。长此以往, 发达的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城市之间关系不和谐并且发展差距也会逐渐拉大。因此只顾追逐地方经济利益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此外, 地方政府之间缺乏信任, 政府间的合作协议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 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总之,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博弈分析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博弈需要满足的三点必要条件:第一,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方均应是理性的, 我们把它们人格化为“经济人”。第二,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方收益不应该比由于参加合作而引起的直接损失低。第三, 在区域合作过程中, 利益所得最终应趋于一致。接下来, 我们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合作博弈的分析:

现作如下假设, 一种情况是如果两个地区均参与合作, 那么双方合均会得10个单位的收益, 与其恰恰相反的情况是, 双方均不进行合作, 则仅保持各自地区内的6个单位收益, 还有种情况就是一方选择合作, 而对方却选择不合作, 那么合作一方会因为对方毁约不合作而承受2个单位的损失, 不合作一方却侥幸多获得1个单位的收益。综上各种情况可以得到四种策略组合, 如图所示的收益矩阵。

上述的例子中于每一方来说, 如果选择合作, 就会面临对方不合作而损失2个单位的收益的风险, 如果不参与合作, 至少能获得原有的利益。由于对弈者我们均假设为“经济人”, 在博弈过程中是理性的。所以各方都会采取不合作作为自己的占优策略, 从而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为 (不合作, 不合作) , 并且博弈方都没有改变这一选择的动机, 这时就陷入了“囚徒困境”, 它是一种非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虽早已被提出, 但至今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发展比起来还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就是各方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共赢, 使区域整体经济发展陷入“囚徒困境”。为了从这种非帕累托最优状态走出, 三方就要进行长期持久的合作。先作如下假设, 在t时期, 三方中的两方均选择Xi数量的合作, 那么该时期选择不合作的数量就为2-Xi, 根据上述收益矩阵, 地区A选择合作时的收益为10Xi+4 (2-Xi) , 选择不合作时的收益为7Xi+6 (2-Xi) 。由此可见, 根据最优反应动态机制, 只有当10Xi+4 (2-Xi) >7Xi+6 (2-Xi) 时, 即时, 地区A才会在下一时期会采用合作的A策略, 而只有当10Xi+4 (2-Xi) <7Xi+6 (2-Xi) 时, 地区A在下一时期采用不合作的B策略。由于取值为0、1、2, 因此在上述结果中, 当Xi>4/5即Xi只能为1、2, 此时代表着在t时期, 京津冀地区只要有一个地区参与合作, 地区A就会在下一时期采取“合作”策略。当Xi<4/5即Xi只能取0, 则代表着其他两个地区均由于某些原因没有进行合作, 那么下一时期A地区也采取“不合作”策略, 这时三方达成了不合作的纳什均衡, 存在帕累托改进。相反, 在三个地区中只要有一方采取积极的“合作”策略, 其他两个地区也必将会采取“合作”, 从而达到三方合作的动态均衡。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上述博弈分析过程可以得出结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无限次重复博弈的过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各博弈方很可能都会追求长期利益。各地区是整体区域经济体的博弈方, 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关联效应。依据结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 树立区域新型利益观。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一种良性的共同繁荣的发展关系, 只有增加了区域整体的利益, 各个地区才能在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其次,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京津冀三方若想长期协同发展, 应遵循利益共享和补偿适当的原则,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具体到京津冀区域来说, 不仅需要给予河北省一定数量的利润补贴, 还需要京津地区多向河北省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 从而提高区域间的整体效益。最后, 建立区域合作机构, 加强沟通和交流, 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中各种规则的制定与实施。

摘要：京津冀区域位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的中央核心区域, 正在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并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被提升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本文运用博弈理论中的合作博弈分析法, 结合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的现状, 对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协作中三方的理性行为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博弈分析分析, 并根据分析过程, 得出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均衡解, 将其应用到实例研究中, 提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合作博弈,囚徒困境,动态均衡

参考文献

[1]孙海燕.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以环北部湾地区为例[D].中山大学, 2004.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9篇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大北京旅游

一、概述

旅游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行为, 旅游通过旅游者的消费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由于旅游产业链较长, 涉及众多的部门、业态以及人员, 需要从政策、行业、企业、顾客等多角度来制定政策、设计产品, 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京津冀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了现代大都市圈, 只有加强该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全面推进整合才能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旅游产品。

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 同时还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北京不仅有故宫、颐和园等传统旅游景点, 更有稀缺的奥运建筑与景点;同时、北京的演唱会、艺术展、博物馆、知名学府等文化休闲、教育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从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名胜古迹、到现代的影音文娱、饮食文化都是北京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 因此成为海内外游客的首选旅游目的地。天津是距北京最近的直辖市、拥有中国近代史缩影的原“九国租界地”, 风格各异的大小洋楼是极具特点的“万国建筑博物馆”, 构成了天津独特的旅游资源。京津城际铁路开通、高速公路的运行极大缩短了京津的时空距离, 使旅游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河北环绕北京、为旧时的皇家避暑胜地, 江河湖海、山林草原、高原丘陵等一应具备, 是全国旅游资源比较齐全的省份。

二、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1. 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的重要支撑。京津冀旅游资源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 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 呈现合则共赢, 分则抱憾的格局。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区域内拥有的山川湖泊海洋草原, 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的世界遗产, 220多处四A以上景区为打造区域深度旅游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

2. 经济发展

京津冀区域面积占全国的2.3%, 人口占全国的7.23%。是我国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有最为丰富的客源。旅游发展内在动力源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该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2008年北京人均GDP达9075美元, 天津2008年人均GDP7800美元, 河北2008年为3349美元。 (资料来源:京津冀省市统计年鉴) 国际经验表明:当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 居民普遍产生国内旅游动机;当GDP达到4000～10000美元时, 居民普遍产生国际旅游动机;上述数据表明, 大北京区域旅游已经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

3. 交通环境

现代旅游、交通是保障。良好的交通对旅游景点、旅游城市的可达性起着积极的作用。京津冀发达的交通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游客品津味文化、听津派相声, 前往北戴河、秦皇岛赏海滨景致、尝新鲜海鲜、观乐亭三岛美景、在承德感受皇家避暑胜地带来的惬意, 参与北京的演唱会、艺术展、剧目演出、博物馆、奥运场馆等休闲娱乐。“都市交通圈”正在带动“都市旅游圈”快速发展, 一幅绚丽的“大北京旅游”蓝图正逐步展现。

4. 政策导向

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政府主导型的战略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旅游引导方法, 它在观念、政策、管理、资金、导向等方面主导、促进旅游的发展。环渤海地区旅游合作政府协调机制, 有效的整合旅游资源、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协调作用, 在内容体系、方式方法、政府保障方面加大力度推进旅游发展。《京津冀旅游合作协议》的顺利签署, 形成区域旅游资源、产品、市场、信息、客源和利益共享, 为构建政策统一、规划统一、市场统一、信息统一、标准统一的区域旅游提供了保障。

三、发展探讨

在全球一体化经济背景下、实现大区域旅游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旅游是一项综合产业, 与旅游资源类型、旅游区位、交通条件、旅游商品开发与生产等密切相关。合理、有效的开发资源, 互利共赢的协作模式, 将使大北京旅游得以良性发展。

1. 确定发展定位与目标

北京作为旅游中心城市, 经济、文化、历史等丰富内涵与底蕴使其具有更强的旅游综合吸引力。

“古都北京”是不可再生、不可规模化量产的旅游资源, 应强化旅游目的地稀缺资源性, 充分发挥城市综合功能、区域优势, 开发高端旅游产品。城际轨道交通是国际大都市圈内有效的交通方式, 便捷的交通使得区域间的流动愈加频繁, 扩大了人们生活的自由度, 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紧邻的津冀地区, 应良好把握“1小时经济圈”所带来的优势;旅游产品设计上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尽量避免产品“撞车”、增强互补协调。在设定旅游的总体发展目标时, 充分考虑人类、社会、历史因素, 对定位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定位为“北京后花园”的河北的旅游资源予以差异化推广, 提升大北京区域旅游价值, 促进区域旅游产生叠加效应。

2. 开发特色、差异性产品

(1) 北京市的旅游群体大致可分为三类:海外游客、外省市游客和本地游客。应针对不同需求开发、设计不同的旅游产品。海外游客侧重于了解东方古都文化, 外省市的游客侧重于了解北京的首都形象、现代化城市形象。北京拥有1800万以上常住人口, 是北京入境游客的4倍多, 这是一个庞大的潜力市场。而本地居民对旅游诉求显然与上述两类群体不同。普通的观光产品对他们已失去吸引力, 市内的休闲去处、郊区的乡村等成为其喜好;重点培育像后海、三里屯、皇城根遗址公园这样的休闲景点, 大力发展休闲旅游是适应本地居民需求的重要途径。此外、应重新整合奥运资源, 使资源稀缺优势转化为旅游产品优势, 成为常规旅游发展的可持续资源。还可将北京的京剧艺术转化为旅游产品, 将太极拳一类的健身项目开发成体育旅游项目, 北京有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在全民关注健康的时代、也可开发养生旅游项目, 北京还有许多可供观看的档案, 它们是否也可成为另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呢?

(2) 天津历史遗址众多, 地方特色、民俗特色是开发的重点。应大力突出天津富含宫廷文化、槽运文化、港口文化、民间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多元兼容特色, 丰富包括五大道洋楼文化及津味相声文化在内的“津味文化”内涵, 注重民俗旅游的开发。重新整合“津城新貌、近代缩影、滨海新区、”等反映天津历史文化底蕴或时代风情的精品线路。此外、民间早有“吃尽穿绝天津卫”的说法, 天津由于特殊的码头、运河地理位置, 形成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可将其重新整合成为重点推广的旅游项目。作为北方经济中心, 天津的煤码头、盐码头、渤海石油码头等也可形成区域独具吸引力的工业产业旅游项目。

(3) 河北拥有四百多公里的海岸线, 应整合丰富的水面资源, 大力开发滨海观光度假游、海洋生态主题游;加强开发木兰围场、京北草原等皇家避暑主题旅游项目;并对境内如小五台山、雾灵山等山岳深度开发, 形成登山探险等特色旅游项目;安国药材全国知名、可顺应现代健康理念, 开发成为中医药旅游项目;由于拥有众多的地热资源, 可针对现代人压力大、追求放松的心理, 重点开发温泉旅游项目;提高地区整体旅游资源知名度, 使之成为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消费的媒介。

总之、在今后的产品开发定位上, 应重视游客从自然风光向人文生态旅游转变的偏好, 形成多元化的市场结构, 拉长旅游产业链, 建立多层次的旅游产业体系, 加强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力度, 注重传统优势产品与新兴旅游产品相结合, 从精细、高端、新奇角度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旅游产品, 提升大北京旅游的整体附加值。

3. 加大宣传力度、强化信息沟通

积极开展整体营销宣传:加强旅游景区、旅游产品、旅游线路统一包装推广, 印制、分发旅游宣传手册, 在区域内主要航线、列车上播放大北京旅游宣传片, 重点宣传区域内“京味儿文化、津味文化、海味文化”, 加强多层次、多视角、多样化的宣传。将区域旅游景区资源编纂为《大北京旅游交通图》、《环北京商务旅游指南》《京津冀旅游手册》等, 形成大北京旅游资源图库。积极通过各种大型节事活动:体育赛事、运河文化节、京剧表演大赛、音乐文化祭等宣传整体旅游魅力, 树立区域内鲜明的整体旅游形象与区域旅游品牌。强化信息沟通、建立良好的信息互动关系。宣传资料和网页可使用多种语言, 中文旅游信息可使用简繁体版本。整合区域内各类旅游信息、形成综合性旅游信息数据库, 实现区域旅游形象宣传、旅游信息服务、旅游产品和服务网上预订一体化。

4. 建立多方参与制度

鼓励多方参与:充分认识旅游资源特性, 努力使旅游经营者、投资者、旅游地公众利益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旅游企业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 若没有旅游企业的参与或企业积极性不高, 则合作不会产生实际效益。大中小型旅游企业可依自愿原则、加盟区域旅游合作协调机构, 结成旅游企业联盟, 形成“联合舰队”共享旅游硕果。

北京胡同游深受游客的青睐, 其中的参与者既有旅游企业、也有旅游区居民、更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这是一个多方参与共赢的成功项目。今后可对奥运期间的“奥运人家”等资源与胡同游相结合, 进行品牌的更新升级使其成为一个精品旅游名牌产品, 实现游客进入民众家庭、参与体验生活, 推动旅游深度发展。天津的虽然小洋楼景点已增加到11个, 但还应在精品精致, 卖点强化上加大力度。试行政府、旅游企业与小洋楼居民间的协作机制, 针对高端游客开发诸如“寻梦津都”的产品, 使游客不仅能参观洋楼、还能入住其中, 体验居住小洋楼的异样情调与感受、寻找“近代天津”的氛围;从而增加游览内容、增强对客吸引力, 延长停留时间, 增长消费额。

目前、京津冀旅游合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相关部门解决。可成立由学者、旅游企业和地方政府、组成的“旅游建设推进会”, 参与决策、协调旅游规划、解决“大北京旅游”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在制定、编制旅游规划中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并对各级政府、旅游企业与团体以及域内居民在旅游规划中的责任、义务、利益做出明确规定, 对人才培养、交通设施建设、景观整备等给予支持。

5. 改善接待环境、提高旅游目的地好感度

为了提高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好感度, 应加强建设旅游咨询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和旅游信息网。如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 完善旅游咨询体系、及时应对、处理旅游投诉等问题;增加电子地图查询功能, 开通游客在京津冀时的手机“旅游咨询和服务质量投诉短信提示业务”, 方便游客快速掌握大北京地区旅游信息。交通无障碍是京津冀区域旅游的优势, 但区域内软硬件配备、服务质量上还有待提升。笔者调研中发现, 区域内公路网虽然发达、但存在沿途景点指示路标不清, 自驾游客易迷路, 旅游路途时间被动延长;服务人员对景点关联问题熟悉度不够、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综上所述, 今后利用大北京的整体区域优势, 扩大旅游辐射力度、提升三大旅游竞争力指数, 增强旅游产品异质吸引力、提高大北京旅游发展水平, 形成“近者悦、远者来”的旅游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1]陈方方等.地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5.3

[2]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3]薛莹:对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02

[4]杨柳:发展都市旅游建设旅游都市.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6.

[5]马勇:区域旅游规划的创新思考.旅游科学.2007.03

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10篇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当前,中央已将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一,以此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全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就是如何更加有效的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实现产业经济协同发展。

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金融合作进程中,城市经济发展层级差距较大,城市间在区域经济协作与金融产业合作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模糊,金融产业发展严重不平衡,区域间的金融资源流动阻力大,资本流动受到严重阻碍,难以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提升资本运动效率,更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加之各城市的产业经济配套商务服务能力偏低,最终导致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较为缓慢,产业经济协同发展难以取得显著成果。

城市CBD建设具有产业集聚功能、商务服务功能、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财经信息汇集功能、区域经济辐射等功能。城市CBD建设与发展是区域产业经济和主导业务发展的风向标,是区域金融产业和各类金融资源的聚集地,区域产业经济的协同发展离不开区域金融合作的支持,而区域金融合作需要城市CBD功能建设的助推。

可见,研究如何实现以城市CBD功能建设助推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发展,就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通过三地城市CBD功能建设,可以提出打破长久以来困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行政区划限制的建议,从而更合理有效的配置金融资源,集聚城市商务元素,提升城市商务服务功能,为区域内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企业提供融资平台;第二,通过研究三地城市CBD功能建设,可以更好的规划三地城市CBD功能建设促进城市发展,准确定位城市CBD建设功能,进行产业配套建设,能够有效降低城市发展层级差距;第三,通过制定有效的区域金融资源整合方案和协调机制,可以实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资本高效流动,从而使区域内金融市场发展更加稳定。

(二)文献综述

1、城市CBD功能建设研究

城市CBD功能发展建设属于城市更新再造的一部分,CBD功能的发展必须符合城市的定位与发展规律,即要符合城市的性质(Voith R,1998、1999;Jiawei Han,2001)。基础设施建设是CBD功能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商务元素集聚与商务服务功能提质不可或缺的必须条件,为区域内各类产业企业正常生存与发展提供保障。另外,城市CBD功能建设也为城市更新再造奠定基础(Micheline,Kamber,2001)。因此,无论是CBD功能建设还是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良好的、充足的基础设施容量是城市CBD功能促进经济规模增长的先决条件。(Harvey,1996;Artbur,Grimlcy,1999)。虽然城市CBD建设不是越大越好,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进行更新建设,扩充必要的空间是完全合理、必要的(R.E.Murphy,1972;YKondo,1996;Grimlcy,2001)。

城市CBD商业服务元素集聚是产业集聚现象的一种特例(Richard、Bearak,2002、2004)。从模式上来讲,CBD商业服务元素集聚属于水平型的产业集聚,即由经营同类产品、互补产品或相关产品的企业形成(Daniel,2003)。由于CBD是一个集购物、休闲、服务和商务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多形态、多业种的混合型集聚区,因此,城市CBD商业服务元素集聚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以商务元素为主,走向综合化、国际化,并逐步强化外向型的区域产业经济服务功能(Saaty,2008)。

城市CBD商业元素集聚有助于企业节约信息搜索成本,获取“免费”的额外顾客群,并能多样化地满足顾客需求,从而形成CBD商业集聚的竞争优势(Saaty,2008),现代CBD建设不仅具有优势产业聚集效应、区域竞争效应和网络组织效应,而且具有社会治理效率,能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优化商务环境等功能(Jiawei,Han,2000;Micheline,2001)。

城市CBD还具有经济控制的功能(丁健,1994)。实际上,虽然政府对经济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控制能力往往也集中在一些大的金融、贸易、保险等跨国公司总部云集的地区,这样的区域对经济的支配、主导和控制力是比较强的(方兴,2004)。因此,CBD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经济枢纽(樊绯,2000;陈瑛,2004、2006)。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CBD的功能不断扩展,已经成为一个多功能、多层次的商业及服务汇集的区域,其辐射效应不仅作用于周边地区,甚至将波及整个国家乃至全球(方兴,2004;张廷海,2008;袁奇峰,2012)。

2、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研究

目前,京津冀区域的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京津冀区域已经形成了各层金融市场全面协调发展的局面,金融市场种类比较齐全,层次不断细化,运作日益规范(文魁、祝尔娟、叶堂林,2014)。

但目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北京、天津对于河北省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应持续推进该区域的金融市场合作发展(祝尔娟、文魁,2015)。现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其构成涵盖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相关的金融产业。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能够降低金融活动过程中的成本,使得金融资源的流动更加合理有效,对京津冀区域金融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张永乐,2008)。

综上所述,当前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主要集中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方面,对城市CBD在城市产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区域经济辐射、总部经济、金融聚集、商业风向标等功能性作用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缺少对于城市CBD功能建设及其应用方面研究,因而对于利用城市CBD功能建设推进区域金融合作与发展的方式及路径方面的研究也相对不足,这正是本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二、京津冀三地产业经济发展现状与产业特征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动会导致区域经济总量的高增长,而区域经济总量的高增长又会进一步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随着当前科学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显著提升,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部门越来越多,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关系日益显著。

(一)北京市产业经济发展结构及特征

1、北京市产业经济发展现状

北京市产业结构由1995年的4.79:42.83:52.38转变为2014年的0.75:21.31:77.94。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的地位大幅度降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趋势明显,降低幅度达到5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已经明显居于产业主导地位,可见北京市已经由1995年的二三产业主导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现在的第三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产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参见图1:北京市产业结构变动图)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的判断方法,三次产业的比重变化是判断区域经济工业化阶段的我重要依据,因此,北京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

2、北京市产业经济发展特征

北京市产业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经济发展呈现出“服务主导、科技主导”的高端化发展特征。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5年第三产业的占比就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并且其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就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征来看,北京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呈现出高端化的趋势,金融服务、地产开发以及教育卫生服务成为第三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另外,科学技术与研发服务也成为北京市发展高端服务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天津市产业经济发展结构及特征

1、天津市产业经济发展现状

天津市产业结构由1995年的6.5:55.6:37.8转变为2104年的1.27:49.16:49.56。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占比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占比相对稳定,在产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出现较显著的变化,在1995年至2013年期间,第二产业产值的占比从未被超越,工业经济的起主导地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的发展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并逐步与天津市第二产业的占比相均衡,在2014年第三产业的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因此,天津市产业经济发展由第二产业的绝对主导转变为二三产业主导的产业经济态势,第二产业仍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参见图2:天津市产业结构变动图)

2、天津市产业经济发展特征

天津市产业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仍占据重要地位,第二产业的发展出现了重工业化、高新华的特征,完备的工业产业体系使得天津市第二产业发展仍是该区域产业经济的主导力量。

从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来看,天津市的第二产业在高端加工制造以及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行业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为了打造高端的产业支柱,天津已经构建起了重工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两大板块组成的八个方面的产业优势。可见,天津工业制造行业体系进一步得到优化,并呈现出集约化、重工业化、高新华、深加工的产业经济发展趋势特征。

天津市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1995年至2014年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达到17.8%,产业规模在2104年首次以微弱优势超过第二产业。从天津市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来看,商贸、金融、地产开发等均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同时,商业综合体和旅游开发项目发展取得新进展。

(三)河北省产业经济发展结构及特征

1、河北省产业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省产业结构由1995年的22.15:46.42:31.42转变为2014年的11.72:51.03:37.25。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占比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产业占比仍保持一定幅度的上升,第三产业占比有所增加,但增幅相对较小。(参见图3:河北省产业结构变动图)

2、河北省产业经济发展特征

从图中可以看出,河北省仍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特征明显,河北省产业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发展特征,第二产业的发展以资金和资源密集型的工业产业为主导,其中河北省钢铁和能源开采产业为代表,是河北省的支柱产业。河北省能源矿产资源优势明显,它为京津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其所需50%以上的二次能源和80%以上基础材料资源,京津冀区域甚至全国的重要原材料生产基地。

河北省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在1995年至2014年,第三产业的平均增幅为14.15%,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占比为34.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来看,交通运输、仓储邮电、批发零售、餐饮等传统产业比重较高,金融、保险等高端服务产业发展较慢,地区高端服务产业资源相对不足。

三、京津冀三地金融产业发展特征

(一)北京市金融产业发展特征

北京市CBD发展建设的金融产业聚集能力较强,目前已在中央商务区形成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主导,以担保公司、资产交易平台、互联网金融新兴业态等中介机构为支撑的金融产业服务体系,创业板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资本总额、总市值、IPO融资及再融资规模居全国首位,对北京市产业经济的贡献率水平达到20%,成为北京市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柱。

(二)天津市金融产业发展特征

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发展较快。天津市金融机构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获得全牌照金融业务资质的城市之一,天津市借助滨海新区CBD、于家堡新区CBD、中新生态城等新区CBD的发展建设,大力推进天津市金融产业的改革创新,在京津冀区域金融产业发展中,其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先试优势明显,城市CBD在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债券、外汇、医保资金投资应用等产业领域取得明显的发展优势。天津市金融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逐步成为天津市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支撑力量。

(三)河北省金融产业发展特征

石家庄市高端商务集聚区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河北省相较京津地区,金融产业发展呈现出金融资源相对不足,金融服务功能尚不完善,金融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意识欠缺,金融产品创新能力薄弱。金融服务对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较弱。因此,河北省急需京津两地的优质金融资源的支持,在京津冀三地金融产业合作发展过程中,使京津地区金融产业对河北省金融业发展起到带动提升效应。

四、京津冀三地城市CBD金融产业合作发展功能定位

北京作为区域内的金融核心城市,应该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金融创新示范区,应该处理好与北京的分工和功能定位;河北则需要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其能够在区域金融合作中更有效的接受北京、天津的辐射。在推进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过程中,应该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为金融合作的原则,在京津冀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找各方在金融合作过程中利益的协调点。

(一)北京市CBD金融产业合作发展的定位——辐射带动作用

北京市CBD发展建设方向应是助力北京市“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即建设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在中央商务区金融业发展建设方面应侧重在金融管理、政策制定以及金融产业发展国际交流中心功能方面,重在金融监管、制定政策和国际交流,促进京津冀乃至全国金融业的协调、快速发展。

北京市CBD金融产业发展应以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为着力点,努力构建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环境,提升北京市金融产业的产业空间拓展能力、资本效应辐射能力、金融创新引领能力,充分发挥地区金融产业对京津冀周边地区的产业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北京市CBD金融产业发展应注意化解北京市对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有效配置三地金融资源,推进京津冀三地金融产业整体健康稳定运行,维护三地金融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相互连通,促进三地金融产业协作发展。

(二)天津市CBD金融产业合作发展的定位——创新引领作用

天津市CBD发展建设应以服务中央确定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为主要任务,其中央商务区金融业的发展应在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方面下功夫,天津市CBD功能建设应积极整合区域金融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势,其重点在于金融改革创新和先行先试,充分发挥天津市CBD对外金融合作与开放的优势,着力将天津市CBD金融产业打造为京津冀区域金融创新试验示范基地。

(三)石家庄市CBD金融产业合作发展的定位——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保障作用

河北省应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承接北京、天津的产业资源转移为出发点,石家庄市CBD功能建设及金融产业发展应立足于如何更好地承接京津的金融产业扩散,将京津冀金融服务和后台支持基地建设作为立足点,运用北京市释放的金融发展政策方面,加快城市CBD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好地承接京津的金融产业扩散,使其能够在区域金融合作中更有效的接受北京、天津的产业经济溢出效应,为京津地区产业转移和城市功能疏解做好城市功能准备。

河北省立足将城市CBD建设打成为造京津冀金融机构总部后台服务中心和区域灾备中心,创新城市CBD金融业服务模式,提升服务产业经济的能力。

五、京津冀三地城市CBD建设助推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的措施建议

(一)加快京津冀城市CBD基础设施建设,搭建金融机构协作服务平台

首先要在城市CBD功能区内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内支付结算系统的同城化系统建设,城市CBD应引导各类金融结构加强合作,实现公共服务领域的一卡通收支结算服务;其次,要依托城市CBD商务服务功能建设,推动建立京津冀区域内企业单位及个人的统一信用管理体系,完善三地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最后,提高京津冀三地中央商务金融设施建设及配套功能,加强建设京津冀地区金融风险和跨区域资金流动检测管控机制,

(二)以城市CBD金融产业发展为依托,助推区域各类金融资源有效流动

为提升京津冀金融产业协同发展能力,京津冀三地城市CBD功能建设要着力提升京津冀金融资源互联互通的程度,以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发展为目标,拓展三地优势金融资源的服务范围,完善京津冀三地金融资源的有效流动与配置机制。

北京市CBD在疏导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区域内的各类优势金融资源向天津、河北产业企业部门流动,与各产业企业合作发展,有效发挥北京市CBD金融服务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支持天津、河北的产业经济发展需求。

天津市CBD金融产业部门应利用金融创新、先行先试的金融资源优势,积极开发适用于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的金融支持产品:优化、深化发展天津市外向型产业经济发展布局,增强天津市CBD金融机构创新产业链金融产品支持产业经济发展的能力;支持北京市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为北京市发展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功能。

河北省利用城市CBD产业培育功能、商务元素集聚功能,积极吸引、利用各类金融资源,引导各类金融资源向承接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产业企业流动,支持河北省产业优化升级。

(三)打造城市CBD商务服务功能为平台,建立京津冀三地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机制

京津冀三地城市CBD应强化金融机构协同合作引导功能建设,利用三地城市CBD商务服务平台,积极拓展金融支持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合作交流机制,以京津冀三地产业市场为主导,发挥三地城市CBD优势金融资源的经济效益。

利用三地CBD商务服务功能,引导三地产业调整及发展需求,协调京津冀三地金融机构的利益分配机制,使京津冀三地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地产业部门及金融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京津冀三地金融产业的合作发展。

(四)连通京津冀三地城市CBD综合服务平台为契机,建立京津冀三地政府管理部门金融产业协调发展与金融风险监管机制

京津冀三地金融产业管理部门应利用城市CBD综合服务功能建设,协调三地金融资源配置路径,加强区域金融风险管控能力。首先,北京市金融服务监管部门应将加强京津冀三地金融风向管控机制建设为主要责任之一,协调京津冀三地金融监管部门,积极完善金融法规建设,结合京津冀地区金融资源运行特点及三地金融资源需求;其次,与天津市CBD金融机构协调合作,规范金融产品创新方法及使用制度;再次,利用河北省石家庄市CBD功能建设及金融机构总部后台服务中心数据监测,实时监测及融资源的配置与资金流动,严控京津冀三地金融风险的发生。

以京津冀三地城市CBD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为契机,建立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门金融产业协调与金融风险监管机制,实现区域金融产业的合作发展、安全发展。

摘要：本研究以京津冀三地城市CBD功能建设为依托,在促进区域产业经济协同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区域金融产业合作发展为目标,对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机制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对京津冀三地产业经济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行分析,然后明确当前三地金融产业的发展概况及优势金融资源,再在明确京津冀三地产业经济协同发展任务及区域金融资源基本需求状况的基础上,分别定位京津冀三地城市CBD功能建设及金融产业合作发展任务。最后,为京津冀三地城市CBD功能建设助推区域金融合作发展提出措施建议。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 第11篇

摘要：区域协同创新是以创新型企业为引领和主体，以载体平台、创新部门和结构调整为主要方式，实现区域创新发展的过程。以这一过程的内在机理为指引，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创新存在创新型企业的支撑和核心引领作用不突出、创新载体整合力度不足、创新部门分割、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不足等制约问题。未来应该通过培育明星企业和企业家、建设创新生态系统、吸引创新资源、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等方式，从企业、载体、部门、结构等对协同创新路径进行优化。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创新；路径提升

2014年习总书记的2.26讲话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实质性推动阶段。2014年7至8月间，京津冀三地先后签署了13个合作发展协议及备忘录；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迁至天津、河北等地，使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河北长期以来与京津存在较大差距，创新层面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如何汇聚三地创新资源的合力，切实提高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已成为理论与现实的热点问题。

一、 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

协同创新是国家、区域、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不同创新主体，基于目标利益驱动，通过创新要素的有机配合与相互作用，产生单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效应的过程（杨耀武、张仁开，2009），因此，建立以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为核心要素的网络创新模式，并辅助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创新平台等其它要素，形成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是协同创新的关键（陈劲、阳银娟，2012）。对区域协同创新的评价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协作形式和数量、创新机制保障、创新组织协调程度和知识技术流动程度（李林、杨泽寰，2013）；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服务创新能力与创新环境能力（范斐、杜德斌等，2015）。在创新系统中，创新要素流动是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形成的根本力量，如创新者的流动、创新成果的市场交易与知识流动等（高丽娜、蒋伏心、熊季霞，2014）；而非线性机制则是都市圈协同创新系统中要素耦合的根本机制（解学梅，2011），这种非线性机制既体现在“科研机构—产业—政府”等通过螺旋式推进实现协同演化过程（王松，2013；康健、胡祖光，2014），又体现在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竞争与协作机制以及协同管理机制等综合推动机制上（贺灵，2013）。

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创新如何从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和长效化的协同转变，首先需要以三大区域所存在的不完全共同利益为现实起点，寻找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有三方面需要把握：（1）谁来协同。虽然面临“政、产、学、研、用”等多种环节，在我国政府发挥的作用也很大，然而要使区域协同创新能够达到高效率，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企业，尤其是具有持续创新动力的企业。（2）通过何种方式协同。协同的模式与方式很多，比如资源提供模式、知识复用模式和产学研对接模式（张琼妮，2014），但最重要的是要依托一系列载体平台的有效整合、部门的调整以及结构的调整，实现从研发到应用等多个部分的合作。（3）往哪个方向协同。协同是方式，发展是目的。协同创新最终大方向是发展。以协同的三方面需要为核心，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如图1所示。

1. 创新型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累积性与集体学习性，需要创新型企业通过战略控制、财务优化及组织变革加以应对，因此，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创新，活跃的市场主体并不是一般的微观企业，而是创新型企业，其与微观经济学中最优化企业的本质区别在于创新型企业将对技术边界与市场边界不断突破。当前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正在崛起，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小米等，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群体正在形成。对科技部550家创新企业的调研显示，我国创新型企业是国家创新和区域创新的重要力量，在区域协同中应该使创新型企业成为协同的主导力量。

2. 创新载体的整合。载体是形成区域系统创新参与主体联系的物质基础与信息交互基础，这些载体包括园区和基地等。通过不同载体的整合，能够实现不同区域创新活动的有效协同。以园区的整合为例，科技创新园区内聚集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当地政府、企业、民间机构等各大科研主体，科技园区加速了各大科研主体的资源融合与整合，有利于各大科研主体的交流互动与协作，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当通过园区复制、园中园等方式实现空间整合时，协同创新活动在不同区域内形成。

3. 创新部门的整合。与创新相关的部门主要包括四类：科学部门、工程部门、产品型部门和应用型部门（帕维特，2009）。科学部门拥有大量的有组织的R&D活动并且与科学有紧密联系；工程部门与用户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关系，以雄厚的工程能力为基础，被称为设备仪器的专业供应者；产品型部门相对具有创新性，但与其他部门的互动非常少；应用型部门的大部分技术均要从其他部门获取，技术支持赶不上技术需求。一方面，科技创新直接对产品型部门和应用型部门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可以通过间接作用来影响产品型部门和应用型部门，最终实现部门调整。

4. 多种结构的调整。区域协同创新，需要一系列的结构变动来实现。（1）需求结构调整。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的变化将带来需求的变化，引导市场供给的变化，因此，通过与正在改变的需求结构相契合，将引导市场实现创新的协同。（2）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不仅需要不同地区对工艺、工具、技术的升级，也需要产业链之间的契合。这就带来了不同区域之间对技术革新、装备改良与工艺创新的协同要求。（3）促进产业间结构变化和关联效应。如产业链的某一环节生产效率与工艺的改进与提高，必将要求上下游产业满足自己的生产与加工需求，从而通过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共同推动区域协同创新。（4）就业结构优化。人才的充分流动、合理就业以及科学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教育与产业协同进行，而这本身就构成了协同创新的重要基础。

二、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主要问题

以上述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理论逻辑为指导，反观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发现目前仍存在较大问题。

1. 创新型企业对区域协同创新的支撑和核心引领作用不突出。京津冀的区域协同创新各类企业开始逐渐活跃，然而以政府的大力推动为主，各类创新型企业的主体作用还未真正体现，表现在：（1）津冀的创新型企业总体发展水平滞后。2010年采集的全国351家创新型企业中，天津有12家入选，河北入选的企业为8家，北京以54家遥遥领先。超过15家创新型企业的地区占51.6%，但是津冀都不在其中。由于创新型企业参与度不高，因此，从科技到产业的转化渠道不畅，成果转化率低。如2012年科技部提供2万多项863科技成果，在滨海新区863成果转化示范区内签订合同的比率仅为0.15%。（2）中小企业创新意愿不强。虽然中小企业纳税量和吸纳就业量分别高达65%和80%，但创新平台建设参与度低，在天津市级和国家级技术中心中分别仅占38%和25%。（3）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经纪人群体不活跃，缺乏具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4）产业技术自主创新比例低，原创性创新少。比如天津主导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主要依赖进口。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国外技术引进金额居全国第3位，但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较弱，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2%。

2. 创新载体较为分散，整合的力度不足。京津冀地区的园区发展差异较大。高新技术开发区共有7个，占到6.14%。到2013年底，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拥有的企业数量为15 455个，总收入达到了31万亿元左右，远远高于天津及河北的其他技术开发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数分别是天津、河北的4.86倍和13.96倍；其总收入分别是天津、河北的5.37倍和9.80倍。以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功能疏解为例，就出现了分蛋糕现象严重的局面，河北等地超前规划了大量园区，仅保定就34个，面积上千平方公里。

3. 创新部门分割，科研转化环节断裂。优质创新部门集中于北京，津冀两地明显较少。如依托大学成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有44个，天津有4个，河北1个，山东3个，辽宁5个；依托科研院所成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95%以上为中国科学院所辖各研究所，北京有47个，天津1个，辽宁3个；位于北京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65个，占总数的19.87%，要远远领先于天津的10个和河北的4个。

三地创新部门之间的联系较少。京津冀地区的工程中心规模已超过了美国全国数量，由于特色领域并不突出，且这些中心多依托相关企业或科研机构成立，与产业对接不足，所获成果与技术多在依托单位内部转移与转化，很少对外进行扩散。

产学研联盟发展水平低。以创新部门整合所形成的产学研联盟发展来看，津冀参与各级产学研联盟的主动性差。在43家科技部挂牌的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主要成员来自天津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的比例仅为1.47%，这与北京的35%以上形成鲜明对比。北京科委公布的23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只有3家联盟的主要成员中包括天津的企业或高校，包括河北成员的只有4家。

4. 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不足，区域内的虹吸效应较大。北京处于绝对核心位置，对周边技术输出呈蛙跳状。2010年～2014年间，北京输出到上海和深圳的专利技术总量分别达到了500件和375件，远远超过了天津和石家庄的185件和40件。从北京对外的技术输出来看，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转移明显增加，而向环渤海地区转移有所弱化。2012年，北京输出到环渤海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329.9亿元，比上年下降15.9%；而输出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到280.5亿元和17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6倍和4倍。在输出到环渤海地区的8933项技术合同中，辽宁省有1477项，成交额77.9亿元，稳居第一位；天津仅有1295项，成交额19.9亿元，位居环渤海的末位。

北京对周边的技术吸纳大于扩散，产生虹吸效应。根据2012年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年报，北京吸纳天津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为27.1亿元，在北京吸纳外省市合同额中位居第5位。

三、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路径

在区域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指导下，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制约问题，京津冀协同创新的路径应立足在如下四个方面。

1. 培育有影响力企业家和明星企业，提升创新型企业协同路径。着重培育有影响力企业家，加快创新型企业的引领作用。创新型企业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引领市场发展方向。企业家拥有对市场超前预期判断，是企业壮大发展的方向标和掌舵人，也是创新型企业的精神核心和决策者。京津冀地区应通过实施创新人才建设工程，建立项目支持与创新人群支持相结合的支持模式，并加大各类园区、社区对创新型人才和明星企业家的培养。引导上市创新型企业、品牌影响力强的创新型企业通过分支机构设立等方式在津冀拓展市场，从而以企业的分支机构协作促进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

打造明星企业，促进创新型企业间协同发展。以明星企业为龙头，以《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架协议》为指导，连接和开放三地的创新平台，按照市场方式，有效运用10亿资金的引导作用，推动创新联盟的实质性进展，将联盟纳入国家资金的支持体系，率先在京津冀试行。

2. 建设以精准服务能力为主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创新载体协同路径。打造与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多层次服务体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促进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咨询评鉴型服务机构、中试科研型服务机构、技术交易平台型服务机构、企业孵化型服务机构、生产力促进型服务机构等机构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在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区域政府应更加重视以下政策引导与实施：一是，需要打造一支高效率的招商部门。招商部门可以通过使馆招商、企业俱乐部招商、定期定点服务招商等多种方式完善精准招商服务体系；二是，以园区对接、园区复制、成熟园区及新兴园区的协作等载体合作为基础，完善园区创新生态系统的配套设施，引导培养具有尊重创新、宽容失败、开放互动的创新文化与氛围。

3. 吸进创新资源优先布局京津，促进部门优化的协同发展路径。加强部门间的协同优化。工程部门可以运用科学部门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设备仪器，并供应到其他部门。应用型部门，产品型部门和应用型部门则在科学部门和工程部门优化中，促进自身部门的改良升级。形成针对部门优化的转化基地、孵化器、新设机构等部门服务体系，并分类制定优惠政策。以天津等地的先行先试优势，加快科学、工程部门的应用型转化，建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

激活技术交易市场，通过技术的市场化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一方面，京津冀地区要打破现有技术市场的事业编制，加快所有制改革，形成市场化的交易准则，加快与国际技术市场的对接，扩大技术交易市场的容量与交易量；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应加快对接国际大型科技服务机构，从而引进国际资源，并加大研发基地的建设，培育出一批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技术人才和技术经纪人，促进技术交易与引进。

4. 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为重点，激活结构协同路径。津冀应利用北京产业疏解的契机，重点围绕需求结构、产业内结构、产业间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激活，加强对北京疏解的重点产业的承接力度。首先，可以通过与北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学校或机构，通过建立院系、成立分校、联合办学等方式对教育进行承接；通过与学校或者教育机构进行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定期交流等方式加快对各类文化团体、培训机构的承接。其次，津冀地区在加快对京科学研究承接的同时，应为科研院所转化承接提供必要的配套实验条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并推动本土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管理、实践、学术的交流互动。再者，津冀地区可以通过组建医疗联合体或者是社会化组织形式，来承接北京地区的医疗、养老、护理、康护等公共服务，完善自己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后，津冀地区可以借助北京加快规划行政副中心的契机，以部分经济管理部门和行政审批机构的核心功能转移为突破口，根据行政辅助服务、支撑性行政服务、核心行政服务等分层次疏解规律，优先对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行业协会、学术类社团、出版机构等行政辅助服务进行承接。

参考文献：

[1] 杨耀武，张仁开.长三角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战略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增刊）：136-140.

[2] 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30（2）：161-164.

[3] 李林，杨泽寰.区域创新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19）：109-114.

[4] 范斐，杜德斌等.基于能力结构关系模型的区域协同创新研究[J].地理科学，2015，35（1）：66-74.

[5] 高丽娜，蒋伏心，熊季霞.区域协同创新的形成机理及空间特性[J].工业技术经济，2014，（3）：25-32.

[6] 解学梅.都市圈协同创新机理研究：基于协同学的区域创新观[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28（1）：95-99.

[7] 王松.我国区域创新主体协同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3.

[8] 康健，胡祖光.基于区域产业互动的三螺旋协同创新能力评价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5）：19-26.

[9] 贺灵.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测评及增进机制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13.

[10] 张琼妮.网络环境下区域协同创新平台模式与机制及政策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学位论文，2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协同研究”（项目号：15BJL10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化的转化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号：NKZXB1432）。

作者简介：尹喆（1986-），男，汉族，天津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周密（1980-），女，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

京津冀区域合作 第12篇

一、构筑良好的城市—区域关系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应有之义

京津冀区域在全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包含了一个首都、两个特大城市,是东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战略区域,在形态上是由首都与周边区域形成的首都经济圈。国际经验表明,由首都及其周边区域组成的首都经济圈要对全球有重大影响和控制能力,不仅在于首都城市自身的强大,更在于它们都与周边区域形成了良性的城市—区域关系,有高度发达的城市区域体系支撑首都城市影响和控制职能的发挥。伦敦都市圈、纽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等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四大首都经济圈莫不如此,其空间范围已从城市这一点状空间向外放大,扩展成为由首都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不同等级的城市,联合形成的独特的空间区域。因此,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升首都经济圈的全球竞争力,不单单是北京自己的事,更需要统筹、协调周边区域的发展,着力构筑良好的城市—区域关系。

二、构筑良好的城市—区域关系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北京及其周边的天津、河北已充分认识到区域协作的重要性,并持续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但必须承认,北京与周边区域的合作还面临很多问题,仍未能形成有序的、富有竞争力的城市—区域体系。概括来讲,当前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达的中心城市与落后的腹地共存,区域内发展差距大

在京津冀地区,长期以来,各种生产要素向北京、天津两大核心城市过度集聚,形成了发达的中心城市和落后的腹地共存的区域格局。根据《2013县域经济发展报告》,在全国百强县中,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有42个县(市)上榜,在周边形成了一批富裕的县级城市 ;而京津冀地区在百强县中仅占3席,表明目前京津对周边中小城市的集聚作用仍然大于辐射作用,核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能够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使得北京周边缺乏有竞争力的中小城市群,同时北京自身又深受拥挤所带来的各种“大城市病”的困扰。

(二)地区产业梯度落差大和产业结构趋同共存,难以形成分工合理的产业体系

一方面,北京、天津两大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在发展上相互脱节,彼此间的空间联系松散、薄弱,导致周边中小城市特色不突出,产业承接能力不强,使得核心城市与周边腹地产业梯度落差过大,甚至形成“产业悬崖”,很难形成平稳衔接的产业链条。另一方面,京津冀三地都有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产业,呈现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相互之间竞争大于合作,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导致过 度竞争和地方保护严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也导致整个区域资源使用的浪费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降低。

(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缺乏必要的统筹安排

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需要相对完善的区域性基础设施来支撑。但目前京津冀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在一些区域性港口、机场、跨地区高速公路和城际快速通道建设中,缺乏必要的统筹安排。此外,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市场机制的作用还不足以对京津冀的区域格局重组产生根本作用,因此以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四)区域自然生态失衡,亟待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京津及冀北地区同处于一个大的流域系统,冀北地区上游要为京津二市及下游地区提供涵养水源、调节水量、保护环境、改善气候、促进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服务。但目前冀北地区上游提供的生态服务很难得到合理的补偿,上游地区一方面要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却使自身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导致生态改善与经济欠发达的现象并存,已经成为在特大城市周边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加剧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

(五)行政壁垒高,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

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虽已提出多年,但一直无法达成深层次的合作,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深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首都经济圈”概念,然而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如何在这一战略规划中为自身谋求更大利益,成为三地新一轮合作与博弈的重要内容。上世纪90年代初创立的环京经济协作办公室在区域经济的协作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有限,迫切需要一个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来处理京津冀三地之间的利益分割和合作推进等相关事宜。

综上所述,在京津冀区域内,中心城市北京处于绝对优势,区域内部没有形成有序的产业梯度,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不足,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间层次的城市。此外,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缺失以及行政体制的分割都使得这个区域构筑良好的城市—区域关系任重而道远。

三、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相关建议

构筑良好的城市—区域关系是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鉴于当前北京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有必要采取“五个推动”措施。

(一)积极推动区域规划的出台

突破行政区划,在更大范围内规划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横跨整个“十一五”,至今没有获批 ;首都经济圈规划范围几经变更,至今也仍未出台。区域整体规划的缺乏导致规划范围、分工定位、利益分割等多方面的不确定,不利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统筹协调发展。因此,建议积极推进这些以更大地理空间范围为对象的区域规划的出台,以便区域内各城市的发展有纲可依、有章可循,避免产业同构、恶性竞争。

(二)积极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在行政分割、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受限的情况下,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因此,建议推动区域内道路、交通、港口、机场建设的对接与资源整合,促进区域交通的一体化,为城市布局的扩展和城市体系组织创造条件,推进京津冀区域良好的城市—区域关系的形成。

(三)积极推动人口、产业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合理布局

首都圈建设的规律表明,卫星城规模过小、离中心城过近、不具备工作和生活等综合承载功能将难以获得成功。因此,建议突破北京的行政区划,加快引导人口和产业在京津冀区域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合理布局,一方面有利于破除北京“大城市病”缠身的困境,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腹地承接中心城市产业、人口、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转移,培育更多有竞争力的中小城市,缩小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四)积极推动生态保护机制的建立

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整体规划京津冀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并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受益多出资多”的原则,建立京津冀水资源保护基金,统一建设京津冀区域的水源供应地和生态屏障。此外,为了对生态保护造成的发展机会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需要建立京津冀生态保护评估监测机制,并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水资源保护的长效补偿机制,对水源保护地给予与其提供的生态服务相匹配的补偿,建立生态服务供给区域与消费区域的良性合作关系。

(五)积极推动区域协调管理机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