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效率范文

并购效率范文（精选4篇）

并购效率 第1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并购效率,DEA方法

一、引言

有人说“每一个银行都是一部并购史”, 这一说法主要的依据是20世纪90年代那段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商业银行业的并购浪潮。银行业的跨国合作、并购等不仅可以抵抗金融危机的侵蚀, 还能够扩展业务范围, 获得规模效益,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情况较少, 相应的规模也很小。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 面对全球银行业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经营的挑战, 我国商业银行也不断的通过并购、合作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起初,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政策的限制, 我国的商业银行的并购活动主要以政府主导型为主, 以化解银行自身或者外部环境的危机为目的, 并没有明显的逐利行为。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成为与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负债经营的特殊机构, 而此时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崛起, 我国的银行业并购也转变成了市场主导型。

二、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动因及发展

1. 银行并购的概念

所谓银行并购就是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下, 并购银行为获取被并购银行的经营控制权, 有偿购买目标银行的部分或全部产权, 以实现资产一体化经营。我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比较迅速的进入目标方所在市场。经过有效整合之后, 并购方可以增强自身的规模、技术以及竞争力。

2. 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动因

银行并购并不是一本万利的事, 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自身的效率的改善。银行并购在并购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直接的并购支出 (现金、股权、期权等) 和中介费用 (大约并购费用的2%-5%) , 在并购发生后还要发生整合成本;整个并购过程中可能因为过分垄断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可能因为规模过大加大经营风险, 可能因为大量裁员造成社会失业率上升。那么为什么我国商业银行仍然力求更多的业务合作甚至是合并呢?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简介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动因:

(1) 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外部环境压力

首先, 金融管制的放松和政策规定的支持。在加入WTO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我国限制外资的准入, 即使有外资银行的存在, 外资银行也不被允许从事人民币业务。在这之后, 许多国家为了缓解国内金融业危机, 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增加在本国银行业的股份。外资银行和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按照签订合作协议到参股, 甚至是合并的趋势发展的。一开始, 我国商业银行只是单纯的与外资银行进行业务合作, 通过技术信息的交流弥补自身某些业务的不足, 比如期权、掉期等。随后, 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分行, 与我国商业银行抢占试产份额。中国银监会2003年12月8日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按照自愿和商业原则, 参与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与改造, 并对投资入股的条件与程序加以适当规范。这些管制的放松和政策支持不仅增加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和银行间的战略联盟和并购的迫切性, 还为此创造了宽松有序的环境。

其次, 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多元化。2006年12月, 我国银行业人民币业务全面开放。至此, 我国银行业面临着本国同业和国外同业的双重竞争。相比于外资银行, 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实力较弱, 一些新兴的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其经营网点所在地大多重叠、业务重点也都是批发性银行业务, 而且外资银行在经营管理的技术和理念上也较为灵活, 不易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 所以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竞争中难免处于劣势。在银行业务多元化方面, 我国的银行也处于不利地位, 因为外资银行可以利用多元化和业务创新提高竞争力。所以我国的商业银行只有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控股、并购或合作, 以增大规模的方式增加收益、降低成本、提升风险控制技术。

最后, 在政府的主导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政府主导商业银行进行并购活动, 可以保护危机银行以及其存款人的利益, 使银行仍然保持运营基础, 从而化解危机, 最终对我国金融业起到稳定的作用。如从1995年开始以城市信用社为基础进行新设合并, 成为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之后于1998年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2) 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内在要求

第一, 银行并购可以使银行扩大规模, 占有较多的市场份额, 获取竞争优势。我国的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比较相似, 公众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银行, 而并购是银行扩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最快捷的方式, 所以并购后的银行能够吸引更优质的客户, 获得垄断利润。而且, 政府对大银行的保护又能够在发生危机时对他们进行支持。

第二, 银行并购可以节约成本, 获得规模效益。此时的成本指的是并购整合完成后, 可以节省的研发费用、网点建设费用、冗员的薪酬费用以及信息技术投入的费用。而且银行规模增大以后, 便可以降低服务大众的成本, 提供更有质量的服务, 提高效率和协同收益。

第三, 银行并购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提升目标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一般商业银行之间的并购是指经营绩效好的银行收购经营业绩差的银行, 通过并购, 并购银行会对目标方的不良资产进行一定的处理, 从而优化该银行资产负债比例, 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使其达到《新巴塞尔协议》的相关要求, 从而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银行并购效率值的实证分析

1. 实证样本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我国商业银行并购前后效率值的改变情况, 并分析并购行为对银行效率影响的显著性。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发生并购的样本较少, 而且时期较为分散, 所以样本的选择较为困难。本文主要选取了2003年-2008年这一样本期间内的银行的数据作为样本, 本文的数据全部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 之所以选择这一样本期间, 主要是因为2003年之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效率较为稳定, 更能加深度量结果的准确性。

2. 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软件DEAP2.1对2003年-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度量。从而不仅得到了样本的技术效率值, 还可以获得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值以及其规模效应, 从而得知样本效率升降的原因及改善途径。

本文选择了两类银行进行并购效率分析:

(1)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兴业银行于2004年以资产收购方式收购了佛山市商业银行, 设立了兴业银行佛山支行。该并购规模较大, 能够有效地化解金融风险, 市场化程度较高。但是, 越是规模大、市场化程度高的并购, 在没有合理完善的整合的情况下越容易导致效率的降低。从上图可以看出, 兴业银行并购后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在2008年之前均存在较明显下降趋势, 直到2008年该行才逐渐发挥了它的规模效率。

(2) 城市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规模相对较小, 并购前后效率的变化相对显著。

大连银行的并购活动发生在2006年, 是对周边城市信用社的合并。并购发生之前, 该行的技术效率处于0.65至0.85之间, 并购发生后一年该行的技术效率就达到了1, 它的效率变化极其显著并且效率变化的时滞较短。大连银行的并购活动获得了显著的效率改善收益。

四、结论

本文阐释我国商业银行并购发生的现状、动因, 实证部分通过对不同性质的银行DEA实证结果的分析, 得到了以下结论:

(1) 总体来看, 大多数银行的并购能够带来存在时滞的效率的改善。

(2) 规模较大的银行比规模较小的银行更难获得效率改善收益。

参考文献

[1]苗娜.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实证分析[D].中国海洋大学, 2007.

[2]唐士奇, 袁溥.战略环境分析视角下的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研究[J].西南金融, 2009, 5.

中国商业银行的并购效率和风险研究 第2篇

一、中国商业银行的并购现状及问题

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经历了从以政府主导的银行并购向以市场配置为导向的银行并购,这也是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发展趋势和与国际金融业并购的必然要求。

1.政府主导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

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中国银行业出现了较多的并购案例,但这一阶段的银行并购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并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政府为化解部分地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退出市场而进行的并购。比如,1996年广东发展银行并购了中银信托;1996年南海发展银行并购重组了28家南海城市信用社;1997年中国建设银行并购了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香港东亚银行和英国西敏亚洲有限公司的股份,组建成中国工商银行东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海发展银行,等等。

2.由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市场主导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005 年)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政府不断转变在银行并购中的职责,银行并购也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参与并购的银行不再以单纯地化解金融风险为目的,而是更加注重并购方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例如,1999年以来,有兴业银行并购义乌市城市信用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并购瑞丰城市信用社,中国光大银行对并购中国投资银行,兴业银行并购佛山市商业银行等等,都是银行间自主进行的并购行为,政府在其中主要起到,政府从直接干预转向了政策引导和间接影响。

3.参与跨国并购的阶段(2006 年以来)

2006年,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国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这是中国最早开展跨国并购的银行之一;同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印尼Halim银行90%的股权;2006年底,中国银行对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本进行100%的收购;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澳门诚信银行79.9%的股份;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中国民生银行收购联合银行控股国内公司9.9%的股份;2008年,中国招商银行收购永隆银行100%的股权。近几年来,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案例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工行、建行、中行等银行也通过各种并购行为逐渐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几家银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也显著提高。

但是,在商业银行的并购中也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例如银行对并购目的不清晰、没有制订完善的并购计划、不重视并购后的内部整合、并购后的经营战略不清晰、与银行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等等。这些问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银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是制约中国商业银行参与跨国和国际金融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效率和风险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1年中国商业银行并购中包括中信银行收购唐山市丰南区城市信用合作社等在内的10起较为典型的案例,应用DEA模型对银行并购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目前评估银行并购效率最常用的方法。在银行并购效率研究中运用DEA模型,就是将银行看作是一个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 Units,DMU),它在一定可能的范围内,通过投入一定数量的要素并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的活动,再由众多DMU构成被评价群体,通过对投入或产出比率进行分析,以DMU的各个投入或产出指标的权重作为变量进行评价运算,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确定DMU是否DEA有效(即相对有效率最高),同时还可用投影方法指出DMU非DEA有效或弱DEA有效的原因及应改进的方向和程度。

研究的结果表明,所选取的银行并购案例中,大多数银行实现了双赢(10起案例中有7起是明显有效;3起效果不明),即并购银行和目标银行都实现了效率提升。可以说,2005年至今所发生的中国商业银行并购案取得的效果不俗。从地域分布上看,较为成功的并购案例中被收购银行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没有明显提升收购银行效率的收购或入股案例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另外,大多数的银行并购案例的效率呈现滞后性的特点,需要时间对并购的资产进行消化、整合,这也说明银行并购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总体而言,并购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银行绩效。因此,政府对商业银行并购活动应该持支持与鼓励的态度。

当然,商业银行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经营组织活动,其风险贯穿于并购的全过程。具体体现在政治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整合风险等等方面。而银行并购中的博弈定价也说明了并购中存在的风险因素。

并购能否给商业银行带来绩效不仅取决于并购的具体过程,关键是要看商业银行并购后能否进行有效的整合。商业银行并购的目的是通过实施并购和并购后的整合,获得商业银行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能力,构筑和强化企业的核心能力,实现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三、降低商业银行并购风险的对策建议

银行并购的成效由银行经营管理体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政府金融规制政策等几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要降低银行并购风险,提升并购效率,尚需从银行、市场、政府三个层面来共同改进。

1.银行层面的对策

首先,在实施具体的并购行为之前,商业银行必须明确本银行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充分评估目标银行与本银行的战略协同性和条件契合性,只有当并购目标符合长远战略布局,才可以实施并购。其次,银行应通过制定合理的并购策略,对并购活动要有系统周密的计划,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要有充分准备并提出解决方案。再次,在并购活动中,要对并购对象进行仔细分析,充分论证对目标银行的并购能否增强并购银行的竞争力、促进整体的长远发展。此外,选择切实可行的并购模式即支付方式和并购方向等对保证并购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尤其对目标银行的或有负债要重点关注。最后,银行并购的风险体现在并购的全过程,因此并购各个阶段都要建立起风险预警、风险监测、风险评价、风险控制、风险预防的管理体系。银行应该从人员组织、操作程序、管理手段、运行制度等方面建立并购风险管理机制,使银行并购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处于可控状态,将各种潜在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2.市场层面的对策

从整个金融市场环境来分析,有效推进中国银行并购,还需要加快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力度,提升商业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银行并购的主体和并购方式等等。应积极培育银行并购主体。近年来,中国银行并购的主要参与者是历史包袱比较轻、资产质量较好的新兴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参股、入股中资银行的步伐将会明显加快,这将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中国银行并购行为,为更多金融机构与产业资本参与银行业并购提供外部市场条件。

银行业的并购方式有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业并购等。由于受分业经营的限制,目前中国的银行并购基本是横向并购,只有少量混业并购案例。随着分业经营限制的逐步取消,银行业有望更多地开展混业并购和纵向并购,以实现经营的多元化。

高效的资本市场可以为金融资产提供定价依据,将资源配置到那些收益较高、实力强大的银行,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壮大资本市场,鼓励资产质量优良的银行上市,不但可以增强银行业自身的实力,而且可以平衡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稳定内地的股票市场,为银行业的并购创造丰富的融资渠道。

促进银行并购动力和提升并购效率,还需要一系列市场机制予以保障。例如,为维护和确保存款人的利益,必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力促银行业并购重组的安全有效地开展和进行。与此同时,还要实行利率市场化,它更能增强银行在的激烈竞争中的活力,促进银行在自然竞争中优胜劣汰,促进银行并购的良性发展。

3.政府层面的对策

纵观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是由银行经营管理体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政府金融规制政策等几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其最终目标指向应统一于增强银行综合竞争力以及促进银行业的效率和稳健经营。从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环境来看,要真正增强银行的实力,有效推动银行并购的步伐和提升并购效率,政府还要为银行并购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银行并购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地,政府需要在转变政府职能、调整金融分业经营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摘要：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并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的介绍,取得近年来商业银行并购的12个典型案例,借助DEA模型对其并购效率进行分析,最后从银行自身、市场机制、政府行为三个层面提出提升中国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对策建议。

并购效率 第3篇

关键词：管理层权力,长期并购效率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管理层权力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而生的, 起初学者们试图通过合理的管理层薪酬契约来缓解代理成本, 然而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 学者们开始探求契约安排之外的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方法, 他们发现合理的权力配置很可能会缓解委托代理矛盾, 从而有利于更好的创造企业价值。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了企业并购中的管理层代理问题, Grinstein和Hribar (2004年) 认为拥有较高权力的管理层相对于权力较低的管理层更加有动机进行频繁的以及大规模的并购行为, 并且还发现管理层的薪酬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Hartzell, Ofek和Yermack (2006) 发现并购的决策过程中, 管理层主要关心的是自身利益而非公司利益。Goh (2007) 同样也发现企业规模的扩大能带来管理层收益的增加。韩立岩、陈庆勇 (2005) 以及张鸣、郭思永 (2007) 在内的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了并购绩效不会直接影响管理层薪酬, 并购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管理层薪酬必然会增加。因此权力越大的管理者越能够左右并购的发生, 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在并购过程中获利, 如此盲目的高频率、高规模的并购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并购的低效率。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与其它进行并购的企业相比, 管理层权力越大的企业其长期并购效率越低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2007-2009三年间发生并购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 经过对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同时发行B股、H股的上市公司、ST、PT类公司等剔除之后得到的820家样本公司,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以及RESSET数据库。

本文从盈利能力的收益率指标、资产质量的周转率指标和发展潜力的增值率指标三个方面入手采用会计指标研究法对并购长期效率变量进行度量;管理层权力指标方面, 依据“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 (Tenure) 、任期 (Dual) 以及股权集中度 (Disp) ”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设置两个综合指标, 即管理层权力虚拟变量 (若Tenure+Dual+Disp≥2, 取1, 否则为0) 以及管理层权力积分变量 (Tenure+Dual+Disp) ;另外, 本文引入6个控制变量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企业性质、行业虚拟变量以及年度虚拟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一) 模型研究

本文选择并购后两年的财务绩效分别视为并购的长期绩效的替代变量, 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二) 单变量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对管理层权力型企业 (Power1=1) 和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 (Power1=0) 的长期并购效率进行均值T检验。从检验结果表2可以看出, 样本企业的长期并购效率全部通过了分组检验, 管理层权力型企业并购的长期效率的均值显著小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数据, 这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

(三) 多元回归分析

表2列示了长期并购效率模型的多元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得出样本企业长期并购效率的多元回归模型: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表2可以发现, 管理层权力变量 (Power1) 回归的系数为负值,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了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的并购效率显著负相关, 即公司管理层的权力越大, 越能推动企业发生不合理乃至低效率的并购活动, 进而损害公司价值。另外, 结果显示公司的周转情况越好, 负债率越高, 公司越有动力进行并购扩张且并购后的经营业绩越优良;企业性质这一因素与并购长期效率无显著相关关系。除此之外, 我们发现行业虚拟变量与并购长期效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这说明非制造业样本公司并购后的业绩显著高于制造业样本公司, 而从年度变量来看, 2007年、2008年长期并购效率均比较高。综上所述, 假设H得以验证。

四、结论

在本文的研究中, 并购被视为管理层与股东进行权力博弈的结果, 被视为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寻租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本文没有简单地延续并购动机以及并购绩效研究, 而是掺加了“管理层权力”这一新的因素, 力求证明管理层权力对并购有巨大的推动力, 对并购的长期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长期效率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企业中管理层享有的权力越大, 在推动企业并购活动发生的同时越容易忽略公司利益从而导致并购的低效率。

参考文献

[1]Hartzell J, Ofek E, Yermack D, What’s in it for me?CEOs whose firms are acquired,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0 (17) .

[2]纳超洪.《管理权力、自由裁量性投资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暨南大学财务管理专业, 2009.

[3]卢锐, 魏明海, 黎文靖.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产权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 2008 (05) .

[4]张鸣, 郭思永.高管薪酬利益驱动下的企业并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 2007 (12) .

并购效率 第4篇

在当前生态文明大举推进过程中,不同行业与经济区域的企业都将实行经济转型,都必须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技术含量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节约能源、减少排放、保护环境为标志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上来,能源约束愈来愈强、碳排放制约日益刚性化,生态环境保护日趋强烈,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取向正发生重大转变。从现实来看,企业正面临国家规定的硬性碳排放指标的制约,碳汇成为许多企业耐以持续经营的稀缺资源,因此各行业与区域企业并购时将主动考虑低碳因素以改善经营环境。基于低碳技术整合、追求生态协同效应的低碳并购模式将逐渐形成。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同的行业所面临的资本运作方式、经济结构、行业竞争力、能源消费结构及低碳技术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因而低碳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中国能源效率的显著影响因素[1],进一步将显著地影响到低碳并购的生态效率。那么当前生态文明背景下低碳并购的生态效率究竟是否存在行业差异? 行业特质又如何对低碳并购生态效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是低碳并购研究中需要回答的新课题。

同时,中国区域经济特征明显,不同的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及资源禀赋状况、政府干预强度、市场化水平及开放度、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及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制定与执行不同的生态文明制度,这些因素也将显著的影响低碳并购效率,因此理论上,当前我国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应该存在区域差异。那么现实中究竟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呢? 不同的经济区域特质又如何对低碳并购生态效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是低碳并购效率研究中需要回答的又一重要课题。

遗憾的是,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对并购效率的研究虽然已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实证分析框架,但这种研究范式大都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企业的环境责任及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的环境责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企业及居民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因此企业并购的动机、模式以及效率评价体系也将发生深刻变化,需要建立一套适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实证分析框架。如何突破原有仅重视并购经济效率评价的局限,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建立低碳并购效率评价的新基准,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低碳并购的生态效率评价体系,重新审视、客观评价低碳并购的生态效率问题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并购效率评价的新课题。但学术界至今没有低碳并购方面的文献,本文将首次探讨低碳并购的生态效益评价,并对不同区域与行业进行比较,首次从资源消耗、环境损害、低碳技术和环境治理等方面构建DEA模型,以此深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中低碳并购模式与生态效率评价问题,理论上将开辟并购效率研究的新领域,推动并购效率理论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实践中可以指导企业制定最佳的低碳并购策略,提高并购生态效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并填补并购领域的研究空白。

2 生态文明视角下低碳并购模式新概念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企业并购的内涵将发生重大变化,企业面对日益严重的碳排放及能源约束,基于低碳技术整合、追求生态协同效应、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低碳并购将成为并购市场的新模式,并将逐步成为主流。低碳并购是低碳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新型并购模式,其核心思想与价值标准体现在顺应生态文明与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低碳绿色发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以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最大效率地使用生产要素为特征的绿色技术进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线,通过企业之间的低碳并购整合,有效降低能源投入及碳排放,或者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并购日益集中于更加节约能源、更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更快技术进步的行业与企业,并不断增加并购双方的价值与生态效益,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帕雷托最优。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低碳并购赋予了并购概念新的内涵,并购的动因与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极大地推动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生态文明背景下低碳并购模式及效率评价问题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新课题[2]。

3 DEA实证模型设计

3. 1 生态效率DEA模型构建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DEA模型主要有CCR模型与BCC模型。基于DEA的基本原理,通过对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得到每个DMU综合效率的数量指标,然后将各DMU定级排序,确定各DMU是否为DEA有效,并指出其他DMU非DEA有效的原因及改进的方向和程度。设模型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都有m种类型的投入( 表示该决策单元对 “资源”的耗费) 以及s种类型的产出( 表示决策单元在消耗了资源后的经济产出) ,Xij与Yrj分别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DMUj的第i种投入与第r种产出,Vi为第i种投入指标的权系数,ur为第r种产出指标的权系数,记:

其中,i=1,2,…,m;r=1,2,…,s;j=1,2,…,n。对于权系数v∈Em,ω=tv和u∈Es,u=tu,决策单元j的效率评价指数为:。选取适当的权系数v与u,使得hj≤1,j=1,2,…,n,当对第j0(1≤j0≤n)个决策单元的效率进行评价时,以权系数v和u为变量,以第j0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目标,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hj≤1,j=1,2,…,n为约束,构成如下的线性规划CCR模型:

若线性规划(PCCR)的最优解ω0,u0满足,则决策单元j0为弱DEA有效;若最优解中存在ω0>0,u0>0满足VP=u0Tyj0=1,则决策单元j0为DEA有效(CCR)。

实际应用中判断决策单元的有效性并非容易,为使CCR模型应用更简单与实用,通过引入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概念来构建判断DEA有效性的数学模型。令 ε 是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Non - Archimedean) ,小于任何正数且大于0,于是得到引入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ε 的CCR模型如下:

其对偶问题为[3]:

其中,是m维微量,eT= ( 1,1,…1 ) 是p维向量; 松驰变量S+= ( s1+,s2+,…,sm+) ; S-= ( s1-,s2-,…,sm-) ,θ 表示相对效率,即DMUj总效率值,且0≤θ≤1。

在上述模型中,设线性规划的最优解为 λ0,s- 0,s+ 0,θ0。若 θ0= 1,且s- 0= 0,s+ 0= 0,则决策单元为DEA有效,且技术与规模同时达到有效状态,即说明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投入要素达到最佳组合,产出规模达到最佳状态,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若 θ0= 1,但至少存在一个si0 -大于0 或者sr0 +大于0,则决策单元为弱DEA有效,说明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没有同时达到最佳效率。具体而言si0 -大于0,说明第i种资源投入中有si0 -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而sr0 +大于0,则说明第r种产出规模与最大产出规模之间存在sr0 +的不足,产出规模未达到最优效率; 相反,如果 θ < 0,则决策单元DMUj不是DEA有效[4]的,说明资源配置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都未达到最优状态,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3. 2 数据处理和变量设定

按照低碳并购特征,选取我国的17 个行业及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三大经济区,以2010 年发生低碳并购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9—2013 年的财务数据及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方面的数据。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数据库,其中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方面的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披露的 《环境报告》、《年度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及 《可持续发展报告》,见巨潮资讯网( http: / /www. cninfo. com. cn /) 与各公司网站。

从生态文明视角研究低碳并购的生态效率,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态效益及经济发展低碳化的度量。根据低碳经济追求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崇尚绿色技术进步的内涵,参照岳书敬[5]的做法,采用包含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因素基于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的绿色TFP指数(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来衡量低碳经济发展的变化程度,这正是生态效益评价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依据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及可获性原则,构建生态效益评价DEA模型。

( 1) 投入指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以及资本与劳动的投入。中国尚未出现上市公司能源消耗及CO2排放的官方统计数据,因此通过大量查询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相关报告,经过综合整理而得。能源消耗采用上市公司每年消耗的煤炭、原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投入,以每年上市公司消耗多少万吨标准煤来表示。各公司二氧化碳排放的估计是以煤炭、原油、天然气3 种主要能源的消耗量,与相应的碳排放系数相乘来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本投入以上市公司每年投资总额来表示,鉴于数据的可得性,资以营业总成本代替;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可以采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万人来表示,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很少披露每年的从业人数,从业人数直接影响了企业规模与总资产,鉴于数据的可得性,考虑采用总资产作为输入指标,借以考察上市公司并购前后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状况。

( 2) 产出指标。生态效益的产出指标主要反映上市公司实施低碳并购策略后所生产的低碳产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因此选取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指标。

利用上述构建的DEA模型,对低碳并购样本并购前后各个年度的并购绩效综合得分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考虑到低碳并购实施当年的绩效可能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为清晰度量并购绩效的变化情况,暂不考虑并购当年的低碳绩效变化,将低碳并购前2 年及并购后3 年的生态效益均值进行比较,以此构建低碳并购绩效评价的DEA差量评价模型[6],深入探讨低碳并购产生的生态效率改善状况,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4 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分析

4. 1 不同行业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差异比较

按照各行业在资源、资本及劳动要素密集度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与特质,将低碳并购样本分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包括技术密集型) 3 种类型[7]; 同时考虑到高污染排放当前工业企业的主要特征,按照行业排污强度划分为污染密集型行业与清洁生产型行业2 种类型。如表1所示。

注: 资料根据2005—2013 年平均行业排污强度测算而得

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在于考察并购后CO2排放是否得到控制、节能减排是否得到明显改善、环境效率是否提高,因此在DEA模型选择中,选择以CO2排放最小为导向的DEA模型。利用MAXDEA6. 3 软件对17 个行业的低碳并购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部分行业测算结果如表2 所示。

从表2 可以看出,总体上17 个行业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都有所改善,并购后行业整体平均绩效达到了0. 816 333,较并购前的0. 768 5 有较大提高,但各个行业生态效率中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整体上都不高。说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转型期,虽然中国的工业行业都在积极实施低碳并购策略,试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但现阶段转变很不彻底,转变过程非常艰难与漫长,大多数行业仍然依赖于粗放式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 “三高特征”,生态效率的长期改善任重而道远。行业间的生态效率差异也较大,对于三类要素密集型行业而言,高效率的行业主要分布在行业规模较大且技术壁垒较高的资本密集型行业( 如医药生物、信息产业等) ,劳动密集型行业( 如商业贸易) 次之,而资源密集型行业( 如电力、煤炭等) 的生态效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低碳转型方面积极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加快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加快研发新型低碳产品,提高低碳技术水平,加大环境投入力度,以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而生态效率明显改善; 而电力、煤炭等资源密集型行业在当前生态文明转型期仍然以粗放型增长模式为主,资本运作效率仍然不高,导致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能源浪费严重,环境破坏比比皆是,生态效率改善昙花一现。进一步从排污强度行业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清洁生产型行业( 如信息设备、商业贸易、医药生物等) 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明显高于污染密集型行业( 如有色金属、化工、煤炭等) ,说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不高,忽视低碳技术、人才与组织之间的综合集成,产业集聚效应未能体现,节能减排能力不足,资源浪费居高不下,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生态文明建设形势依然严峻。

同时,并购当年的绩效也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为清晰度量生态效率的真实变化,剔除并购当年的生态绩效变化,仅对并购前2 年及后3年的生态绩效均值进行比较分析,以此建立DEA差量评价模型比较分析各个行业低碳并购生态效率的变化状况。模型结果如表3 所示。

注: 1) S表示低碳并购生态绩效DEA得分值; 2) S2011- S2009表示相关两年的DEA得分差值; 3) S1- S2,N1- N2分别表示并购后3 年与前2 年的DEA得分均值的差量评价值,有效个数增量均值

表3 更清晰地表明,去除并购当年复杂因素的影响,各个行业并购前后的DEA差量得分均值逐年有所提高,行业整体的评价绩效最高达到0. 097,并购平均绩效为0. 048,并购前后DEA有效增量数总体平均为0. 127 个。说明总体上,低碳并购的实施促进了各个行业节能减排能力的发挥,生态效率得以改善。但行业间的生态效率及DEA有效增量数均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短期内生态绩效改善较大但随后递减,其他行业不明显,平均来说,信息设备、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纺织服装、房地产、电器、电子、电力等行业达到DEA有效的数量在逐步增加,其中电器、纺织服装、房地产、食品饮料增加最快,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农产品增加最小甚至为负。说明当前生态文明背景下中国的制造行业能源效率低下,减排潜力大,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现象仍然很严重。医药生物、商业贸易、信息产业、纺织服装等行业的生态效率改善较为稳定,节能减排能力得以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较快,尤其是清洁生产型行业生态效率改善幅度明显要大,而污染密集型行业则偏低,加快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生态化改造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

4. 2 不同经济区域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差异比较

生态文明建设势不可挡,是中国未来经济建设的方向,目前全国各地区都在制定本地区切实可行的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企业首当其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我国各地区的企业纷纷开始实行低碳经济转型。为研究我国不同区域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差异,首先按照经济区域特征将全国划分为三大经济区域: 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长三角包括上海、浙江及江苏两省一市,珠三角主要指广东省,环渤海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三省两市。

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在于考察并购后CO2排放是否得到控制、节能减排是否得到明显改善、环境效率是否提高,因此在DEA模型选择中,选择以CO2排放最小为导向的DEA模型。利用MAXDEA6. 3 软件对三大区域的低碳并购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各区域的部分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数据显示,总体上,三大区域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的态势,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并购生态绩效都有所上升,但整体生态绩效改善幅度都偏低,并购产生的生态效应有待持续改善。说明在当前生态文明主导下,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并执行生态文明政策,驱使大多数上市公司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实施低碳并购战略以改善生态环境。但从当前低碳并购的效果来看,全国各个经济区域的低碳并购与生态文明建设刚刚开始,生态绩效的改善初露端儿但远未结束,低碳经济转型任重道远,生态文明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从不同区域分析发现,三大区域的并购生态绩效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最高,珠三角次之,环渤海最差;从增长速度来看,环渤海增长最快,而珠三角却有下降趋势。进一步从DEA有效及绩效均值分布比较三大区域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改善状况,所得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显示了不同区域上市公司低碳并购的生态绩效均值结果。数据表明,三大区域的生态效率存在结构性差异: 长三角地区并购后连续3 年的生态绩效分别达到0. 833,0. 847 与0. 865,明显好于并购前2 年( 0. 779,0. 783) ,改善幅度较大,且并购后处于生产前沿面的并购样本个数也超过了珠三角及环渤海,说明长三角地区低碳并购生态绩效最高;珠三角的生态效率次之; 而环渤海最差,其并购后的生态绩效均值仅为0. 793,0. 781,0. 827,明显低于长三角与珠三角。

同时,并购当年的绩效也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为清晰度量生态效率的真实变化,剔除并购当年的生态绩效变化,仅对并购前2 年及后3年的生态绩效均值进行比较分析,以此建立DEA差量评价模型比较分析不同区域低碳并购生态效率的变化状况。所得结果如表6 所示。

注: 1) S表示低碳并购生态绩效DEA得分值; 2) S2011- S2009表示相关两年的DEA得分差值; 3) S1- S2表示并购后3 年与前2 年的DEA得分均值的差量评价值

表6 显示了不同区域上市公司低碳并购的生态绩效DEA差量评价结果。分析结果更清晰地表明,去除并购当年复杂因素的影响,三大区域并购前后的DEA差量得分均有所改善,并购后生态绩效比较稳定,说明总体而言低碳并购有利于三大区域生态效率提高,节能减排能力得到增强。但三大区域的生态效率差异明显,并购后一年相比前一年的DEA差量评价均值,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分别为0. 50、0. 023、0. 001, 而并购后3 年与前2 年的DEA得分均值的差量评价值则分别为0. 068、0. 013、0. 046,进一步说明长三角的生态绩效改善最大,珠三角次之并有下降趋势,而环渤海最差但增长较快。

生态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经济区域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差异[8],尤其在政府干预强度、市场化水平及开放度、产业结构及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因而导致上市公司的业绩存在区域差异,其并购效率也必然存在区域差异。具体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城市群范围最广、对外开放最大的地区,是辐射亚太地区的重要国际窗口,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这里产业规模庞大,市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圈与外贸生产基地,且经济总量占中国GDP的20% 以上,远高于GDP平均增长水平,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快速积聚的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以其特有的活力强有力地推动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因此长三角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较好,经济发达,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尤其是市场化程度高,政策环境宽松,制度健全优越,政府干预强度远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要高,也是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是经济深化改革的试验田,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样板。长三角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与人文环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企业集聚长三角,因此长三角地区的上市公司并购更容易发挥资源优势与制度优势,实现规模效应、空间集聚效应与产业协同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并购绩效提高与生态环境改善,因此长三角地区成为低碳并购密集区与生态环境示范区,生态绩效改善全国领先。

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及改革大局具有示范效应,在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定位和深远的影响力。该地区科技资源丰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新技术密集区。珠三角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市场经济发达,外向型经济突出,资金、技术及人才等资源密集,政策优惠,同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毗邻港澳,辐射东南亚,有侨乡的优势,胞遍及世界各地,形成了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成为世界著名的制造、加工与出口生产基地,并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群和产业群。这里政策优惠,制度宽松,资源禀赋优越,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发达,政府干预少,吸引了大量企业来珠三角地区实施低碳并购,以寻求低碳资源与低碳技术整合,追求低碳技术协同,产生了较好的空间集聚效应与生态环境效应,成为并购的活跃区。但珠三角地区企业规模及数量巨大,市场化程度深,原有的企业大都实施粗放式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 “三高特征”,因此在当前低碳经济转型与生态文明导向下,低碳转型压力不小,节能减排潜力巨大,生态效率并不显著,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环渤海地区位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一个由3 个次级的经济区组成的复合经济区,包括京津冀圈、山东半岛圈和辽宁半岛圈。该地区人文环境较好,科技力量最强大,具有科技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拥有海洋、矿产、油气、煤炭及旅游等多种资源,交通网络密集,工业基础雄厚,是中国范围内最大的工业集聚区,是全国的重工业与化学工业生产基地,也是目前中国较为重要的农业基地。相比其他地区,这里具有明显的资源与市场的比较优势,因此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资本流入。环渤海地区横向联合密切,优势互补,是中国北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与第三个 “增长极”,已经形成了以京津两个直辖市为中心,大连、青岛、烟台、威海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面,以沈阳、济南、太原、石家庄、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与外向型、多功能于一体的密集的城市群落,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集聚、辐射、服务及示范作用,推动了环渤海地区特色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集聚发展,国务院将这一地区列为重点开放开发的区域之一。环渤海地区政策利好,制度环境宽松,资源禀赋优越,市场经济正在飞跃发展,成为并购的重点活跃区,吸引了大量企业来环渤海地区实施低碳并购,以寻求低碳资源整合,发挥资源优势,实现规模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实现生态协同效应。因此,环渤海地区的生态效率虽然不高,但具有后发优势,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与相对发展成熟的长三角及珠三角对比,环渤海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方面存在明显的劣势,制约了其并购协同效应的发挥。南开大学环渤海经济课题组研究得出基本结论是: 环渤海地区经营环境落后,行政干预的力量比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致使在体制创新上与珠三角、长三角有一定差距。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虽然不乏优秀企业,但大型企业比重偏高,中小企业相对较少,缺乏活力; 环渤海地区国有企业比重不仅高于长三角、珠三角,而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行政区域利益主体地方意识较强,条块分割严重,导致地区间经济协调成本高,市场化程度低,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也不够畅通。所以在此环境下,环渤海地区的低碳并购效率提升必然受到现有条件的制约,现有低碳并购的生态效率改善不显著,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当前环渤海地区正面临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机遇期,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政府干预逐步弱化、政策与制度不断完善,这一地区也将成为市场化并购的活跃区,生态效率的根本改善是必然趋势。

5 研究结论

低碳并购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新型并购模式[9],其生态效率状况备受学术界关注。通过建立DEA模型,本文在国内首次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与行业低碳并购的生态效率改善状况,具有原创性。本研究所得结论如下:

( 1) 生态文明背景下不同的行业在资本运作方式、经济结构、行业竞争力、能源消费结构及技术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导致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实证分析表明: 总体上,我国不同行业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都有所改善,但各个行业生态效率中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整体上都不高。行业间的生态效率差异较大,对于三类要素密集型行业而言,低碳并购高效率的行业主要分布在行业规模较大且技术壁垒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生态效率次之,而资源密集型行业则生态效率最低; 从不同排污强度工业行业分析,总体上清洁生产型行业( 如信息设备、商业贸易、医药生物等) 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明显高于污染密集型行业( 如有色金属、化工、煤炭等) 。当前行业集中度不高,产业集聚效应未能体现,节能减排能力不足,资源浪费居高不下,环境污染依然严重。

( 2) 在当前生态文明推进中,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积极实施低碳并购战略,总体上三大区域的低碳并购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的态势,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并购生态绩效都有所上升,但整体而言生态绩效改善幅度都偏低。同时从不同区域分析发现,三大区域的并购生态绩效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最高,珠三角次之,环渤海最差; 从增长速度来看,环渤海增长最快,而珠三角却有下降趋势,长三角持续改善。造成这种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经济区域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差异,尤其在政府干预强度、市场化水平及开放度、能源消费结构、环境政策及生态文明制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因而导致上市公司的并购生态效率也必然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形势依然严峻,生态效率的长期改善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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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占新.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1-31

[4]杨红娟,郭彬彬.基于DEA方法的低碳供应链绩效评价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10(9):33

[5]岳书敬.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来自中国工业的分析与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4):110-122

[6]马瑜堏,高海梅,李志学.基于DEA计算的企业并购绩效差量评价模型研究[J].会计之友,2012(2上):30-33

[7]周春应,杨红强.中国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行业差异与节能潜力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9):84-93

[8]田满文.基于不同经济区域与行业的并购效率比较[J].财经科学,2009(9):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