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资源综合实力

海洋资源综合实力（精选3篇）

海洋资源综合实力 第1篇

1 国内外海洋科技发展现状

1.1 国外海洋科技发展现状

美国是发达的超级海洋强国, 为“确保美国在海洋和沿海活动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继续保持并增强美国在海洋科学及海洋科技领域的实力, 2000年以来, 美国不断加大海洋科技和教育的投资, 加速海洋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过程, 其海洋工程、海洋生物、海水淡化和海洋能发电等高新技术都居世界领先地位。2004年, 布什政府发布一项“海洋行动计划”, 并且成立政府部门间的海洋科学委员会, 这一委员会在2007年1月发布“美国未来10年海洋科学指导进程”的研究计划, 涉及预算金额达14 300万美元, 列举海洋研究的20项优先内容, 同时给出了未来5年内的四大优先研究领域。

海洋是英国的立国之本, 是保证国家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载体和内容。英国强调“适用技术”的研究, 将海洋科技的研究重点放在与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管理相关的项目上, 应用“适用技术”进行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规划是英国海洋科技发展的关键。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海洋科学技术委员会在21世纪初提出海洋科技发展战略, 重点在于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环境预报两方面, 以保持其海洋与近海环境的功能完整性及海洋自然变化对人类活动影响的预测能力[1]。近年来, 英国政府十分重视技术转移工作, 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大学院校和研究机构等科学工程基地与工业间的相互交流, 将技术从科学工程基地转移到工业部门, 形成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三位一体的联合开发体制。

日本的海洋科技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多项技术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是亚洲的海洋强国。日本政府正在执行的“深海研究计划”和“海洋走廊计划”是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海洋科技计划, 日本科技厅还曾开展过“西太平洋深海研究5年计划”, 致力于深海研究, 使日本的深潜技术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超过美国和英国。日本在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开发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在日本周边海域发现大量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进入21世纪, 日本更加注重海洋科技发展, 2000年提出的“综合大洋钻探计划”于2003年10月开始启动, 目前已经有包括美国等海洋强国在内的12个国家参与其中。在日本《21世纪海洋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日本继续加强并试图保持其在海洋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 同时开始注重海洋的整体协调发展。

韩国已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海洋国家之一, 韩国的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和海洋工程建筑等海洋科技产业均位居世界前十名之列[2]。韩国还大力发展海底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技术, 重视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此外, 海洋水产部以海洋安全技术开发为重点, 开发海洋灾难、灾害预防及海洋环境管理技术[3]。韩国的“21世纪海洋战略计划”注重高新技术创新, 研制具有世界水平的海洋观测设备, 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海洋科学贸易, 以争取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从2003 年10 月起, 韩国开展促进制定“海洋科学技术开发计划”的活动, 主旨是扩大政府的投资和促进系统性的海洋科学技术开发等。2004年韩国制定“海洋科学技术 (MT) 开发计划”, 重点在于确定韩国海洋科学技术的综合开发方向并力图创造新海洋价值。据有关资料预测, 韩国的海洋科技水平在2010年将达到发达国家80%的水平, 2030年前后则完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1.2 国内海洋科技发展现状

我国主要海洋产业的产值由1994年的1 707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18 408亿元, 2007年海洋产业增加值超过2万亿元, 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九五”期末的2.3%上升至“十五”期末的4.0%, 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中, 海洋科技尤其是高新技术在海洋油气勘探业、海水利用、海底空间利用和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等方面显示巨大的威力。

2003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作为我国第一个涉及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性文件, 其明确提出实施科技兴海, 加大重点领域海洋科技的研究开发, 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实施海洋人才战略, 提高海洋产业竞争力。《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技术发展做出全面规划与部署。2006年11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国家“十一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这是我国首个国家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其中提出到2020年海洋科技总体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 并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八大重点任务, 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海洋科技发展绘就蓝图。2008年9月, 国家海洋局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 (20082015年) 》, 这是中国新形势新阶段对科技兴海工作的全面规划, 是中国首个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规划, 是指导未来5～10年中国科技兴海工作的行动指南。

近20年来, 我国海洋科技发展已初具规模, 形成较为完整的海洋科学学科体系, 在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和海洋化学等海洋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有些领域的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个别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 海浪谱和数值预报、陆架环流理论、海浪和潮汐潮流的预报、风暴潮数值预报模型、海冰数值预报、海洋生物工程技术、人工养殖海带及对虾增殖、扇贝引种驯化、藻类蛋白提取技术、古海洋学和海洋沉积学等。目前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区域从以近海为主逐步向深海大洋和极地海域扩展, 研究的内容也紧紧围绕着资源、环境和气候等这些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而展开, 在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工程技术和海洋地质学等领域有明显的独到之处和鲜明特色[4]。

但是与海洋科技先进国家相比, 我国海洋科技的总体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①管辖海域调查程度较低, 海洋调查的范围和数量有限, 调查能力相对落后, 调查规划滞后, 缺乏高科技水下调查平台, 深海调查技术能力不足;②综合保障服务能力不足, 海洋环境监测能力相对薄弱, 环境预报服务能力发展不平衡, 海洋信息服务理念与能力有待提高;③海洋科技产业化发展缓慢, 主要表现为传统海洋产业技术改造缓慢,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5]。此外, 我国对重大海洋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还远远不够, 自主创新能力十分薄弱, 科技投入仍显不足, 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明显落后。

2 海洋科技综合实力的界定

海洋科技是包含众多学科门类的综合技术领域, 包括海洋科学和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是研究海洋中各种自然现象和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 包括物理海洋学、生物海洋学、海洋地质学和海洋化学等;海洋技术是海洋开发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和使用的设备等, 包括海洋工程技术、海洋生物技术、海底矿产资源勘探技术、海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海洋环境保护技术、海洋观测技术、海洋预报预测技术和海洋信息技术等。海洋科学指导和加快海洋技术的发展, 促进海洋技术与海洋开发利用更加紧密地结合, 从而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6]。

当今愈演愈烈的国际海洋竞争的核心就在于争夺海洋开发的主动权并获得海洋开发的高回报, 而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科技发展水平是其中十分关键的因素。海洋高技术竞争的实质就是经济实力和发展权的竞争, 其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就在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能力, 即海洋科技产业化。“九五”以来, 国家“863计划”连续多年把海洋高技术及其产业化纳入其中, 海洋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得到较快的发展。目前, 我国海洋科技产业化的主要领域有海洋油气高效勘探开采技术及海洋油气工业、船舶制造技术与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技术与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水淡化和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和海洋生物技术与现代海洋渔业等。

根据国内外海洋科技发展的特点, 结合科技实力的内涵, 本研究将“海洋科技实力”定义为:在现有海洋科技资源基础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 并促进其与海洋开发实践相结合, 发挥效能和取得产出, 促进海洋社会和海洋经济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它是在海洋科技资源与海洋科技活动过程统一的基础上对海洋社会全面影响的综合能力, 包括海洋科技发展基础、海洋科技投入水平、海洋科技产出水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海洋科技对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力等5方面;从海洋产业角度来看, 主要体现在海洋生物技术、海水利用技术、海洋信息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和海岸带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等几个关键领域。

3 海洋科技水平评价

对科技实力进行指标分析并做出系统评估的活动最早始于美国, 1972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其第一份《科学指标》。30多年来, 世界各国有关科技竞争力、科技实力和科技能力的研究及其评价日益盛行,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 (IMD) 每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和世界经济论坛 (WEF) 每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2001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从另一个视角提供了国际进行科技发展比较的方法和途径。

我国在科技实力评价方面虽有不少研究, 但针对海洋科技综合实力的研究目前几乎处于空白, 仅有极少数的研究成果。伍业锋和施平建立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科技竞争力的评价理论与评价体系, 并利用2003年的海洋科技机构数、人员数、人员比例和承担课题数及种类等统计数据对沿海11个地区进行评价[7];曹先珂和黄瑞芬在借鉴国内学者对科技竞争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基础上, 通过设置海洋科技发展基础水平、海洋科技产出能力和海洋科技产出效率三个大类指标, 建立海洋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8]。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这两项研究选取指标均较少, 没有涉及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海洋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指标, 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等也并未得到体现, 不能全面衡量海洋科技综合实力。

与陆域的科技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研究相比, 对于海洋科技实力的研究具有自身的特点。海洋与陆域经济的产业划分存在显著不同, 海洋科技产业化的领域不同于陆域经济, 海洋科技研发的主体也与陆域经济大相径庭。此外, 海洋统计数据不完善和统计口径不一致也使指标体系的构造以及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存在很大困难。

4 海洋科技实力评价指标构建

本着科学性与整体性原则、可比性与可操作性原则以及潜在性与逻辑性支撑原则, 通过科技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海洋科技发展的特殊性, 本研究认为海洋科技实力主要包括海洋科技发展基础水平、海洋科技投入水平、海洋科技产出水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这5方面。借鉴陆域经济的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 通过解释结构模型的相关分析, 确定海洋科技综合实力评级指标体系 (表1) 。

第一, 海洋科技发展基础水平用海洋科研机构数量等5项指标来衡量。海洋科研机构是目前我国海洋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主体, 也是海洋科研人员开展研发活动的机构载体, 因此海洋科研机构数量可用来衡量地区海洋科技发展的基础水平, 但不是直接的科研投入;海洋专业在校生人数和万人拥有海洋专业在校生人数2项指标可以代表该地区海洋科技发展的人才保障;海洋教育投入经费总额和海洋教育投入经费占地区教育经费的比重2项指标衡量地区海洋教育的财力基础, 为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条件。

第二, 海洋科技投入水平用海洋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等8项指标来衡量。海洋专业技术人才是海洋科技活动主体的重中之重, 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主要依靠。海洋专业技术人才总数和万人拥有海洋专业技术人才数2项指标衡量海洋科技人力投入的总体水平, 拥有高级职称的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这一相对指标用来衡量海洋科技人员的质量和素质。

第三, 海洋科技产出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海洋科技发展水平与绩效的重要标志之一。海洋科技论文是科技产出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选择该指标强调其作为地区科技发展的理论根基的重要性;各地区申请到的课题总数和获得的海洋科技奖励也是海洋科技产出的重要表现, 直接反映地区海洋科技综合实力, 在指标体系中占据很大权重。因此, 本研究选择海洋科技论文年发表数量等10项指标来衡量海洋科技产出水平。

第四,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由年海洋技术转让项目数等8项指标组成。海洋科技市场的发展和科技成果交易的繁荣对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反映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水平。年海洋技术转让项目数和年海洋技术转让成交总金额是效益的最好体现;为衡量海洋科技产业化水平, 本研究选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海洋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总产值、海洋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总产值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和海洋科技成果实现产值增长率等4项指标。

第五, 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由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贡献率等3项指标构成。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贡献率反映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人均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反映海洋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 立足于对地区海洋经济的影响;海洋全员劳动生产率区别于劳动和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科技进步的作用体现为对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促进, 该指标反映劳动效率的提高, 间接体现海洋社会技术的进步。

摘要：现代海洋经济对海洋高新技术高度依赖, 抢占海洋科技“制高点”也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强国争夺海洋权益的主要特征。我国海洋科技已取得重大进展, 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文章通过对海洋科技及其综合实力的界定, 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 构建一套完整的海洋科技综合实力评级指标体系, 为正确测评海洋科技综合水平和制定未来海洋科技发展规划提供研究基础。

关键词：海洋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解释结构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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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伍业锋, 施平.沿海地区海洋科技竞争力分析与排名[J].上海经济研究, 2006 (2) :26-33.

海洋资源综合实力 第2篇

[摘 要]海洋资源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资源及其开发效益关系到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是海洋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通过构建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运用均方差权重法，探讨2002—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时间演变趋势。结果表明，区域海洋资源综合效益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区域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的综合效益排名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结合局部自相关分析法研究沿海地区2013年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空间积聚特征，将区域划分为H-H型、L-L型、H-L型和L-L型四大类型区，针对不同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海洋资源开发策略。

[关键词]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局部自相关分析法；空间关联

[中图分类号]P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45-07

被誉为“蓝色国土”的海洋，是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海洋资源是指与海底、水域以及海面直接相关的，在现在和未来，可被人类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物质、能量和空间的统称[1]2。海洋资源是海洋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资源的开发程度及其利用效益直接关系到海洋产业的现实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潜力。我国海洋资源丰富，包括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化学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沿海空间资源和海洋新能源资源等多种类型，与陆域资源有着较好的互补性[2]，为海洋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3]。进入21世纪，我国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优势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贡献日益显著。

但与此同时，盲目投资、过度开发、围填海活动、海上溢油事故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海洋污染，以及频繁的海洋自然灾害[4]对沿海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都带来了巨大威胁，降低了海洋资源的开发效率，阻碍了我国海洋开发进程。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53个沿海城市中，有近90%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当前我国滨海湿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丧失了57%，海洋经济动物资源面临着严峻形势，近海渔业资源整体处于衰退状态[5]。

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海洋强国”国家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5）》重点指出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是新时期我国海洋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随着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及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资源开发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海洋资源含义及分类研究[6]、资源调查与评价[7]、价值评估研究[8]、资源开发负外部性与影响评价[9]、资源开发利用现状[10-11]、综合实力评价[12]和法制管理等[13]，但海洋资源开发效益评价定量研究不够深入，缺乏针对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演化研究及地域差异比较分析。为此，本文将以我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全面分析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及其时间变化特征，并利用局部自相关系数深入探讨其空间分布特征，积极探索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提升策略，从而达到合理配置海洋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促使海洋产业高效发展的目标。

一、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

根据海洋资源与环境系统所具备的多样性、脆弱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以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性开发利用为目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取能够综合反映开发效益的28个指标，包括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四个方面[14]，构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运用均方差权重法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法，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的统计指标，提取各指标数据样本，从时空角度对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进行定量研究 。

二、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时序分析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受到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和区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所产生的效益存在差异。先根据公式（1）-（6）计算得出结果（见表2），再对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进行时间演化特征分析。

（一）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综合效益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从2002年的0.2927上升到2013年的0.4163，年均增长率达到3.25%。各区域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区域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的综合效益排名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从增长速度来看，上海、天津、山东、广东、江苏、辽宁增长速度较快，充分表明该区域发挥经济、政策与区位优势，有效利用海洋资源，科学发展海洋经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河北、广西、浙江、海南和福建的综合效益发展趋势相对平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开发有序发展，但是发展速度和开发力度有待提高。福建综合效益年均增长速度为1.3%，在沿海地区最低，在沿海地区的排名由第2下降到第9，反映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较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深，开发水平有待提高，亟须相关发展政策的支持，规范沿海海洋产业开发行为，减轻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促进区域海洋资源综合效益的提升。从沿海各区域综合效益数值来看，2002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处于[0.2584，0.3286]，其中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13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上升为[0.3440，0.4844]，其中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并且山东、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在沿海地区的排名有所提升，浙江、福建、海南在沿海地区的排名有所下降，河北、广东、广西在沿海地区的排名保持不变。

（二）海洋资源开发的分类效益

1.资源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具有不平稳发展特征，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资源效益从2002年的0.0653上升到2013年的0.0977，年均增长率为3.73%。从区域发展速度来看，各区域海洋资源资源效益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年均增长速率高于沿海平均水平，广东、浙江、福建、广西、海南海洋资源效益平稳增长。从各区域发展水平来看，2002年沿海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资源效益数值位于[0.0242，0.1023]，其中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海洋资源开发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13年数值上升为[0.0512，0.1415]，其中浙江、辽宁、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02—2013年浙江海洋资源优势显著，其海洋资源效益水平最高，持续排名第1；天津海洋资源效益一直位于最低水平，表明天津受到自然条件限制，海洋资源开发基础薄弱，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有待提高；河北持续位于第8，海洋资源开发缓慢而稳定；山东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水平从第7上升到第2，广东从第5上升到第3，辽宁从第6上升到第4，福建从第3下降到第6，广西从第2下降到第5，海南从第4下降到第7，上海、江苏分别在第9、第10交替。

2.经济效益

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值在四大类效益中得分最低，说明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有待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经济价值仍需深入挖掘。从时间范围来看，沿海各区域经济效益均呈现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7.83%，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的增长速度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产业经济效益逐年增长，开发进程加快，在未来的海洋产业发展格局中将会占据重要地位。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增长速率相对较低，表明区域海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有待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增强海洋产业竞争力，提升海洋经济效益。从各区域经济效益数值来看，2002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位于[0.0175，0.0742]，其中福建、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海南排名前6，并高于沿海地区经济效益平均水平，2013年上海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最大，达到0.1944，广西经济效益最小，为0.0451，排名前6的其他地区有天津、河北、江苏、广东、辽宁。

3.社会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社会效益从2002年的0.0697增加到2013年的0.0945，呈现逐年增长发展趋势，总体上以2.8%的年均增长率不断发展。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为广西，年均增长率达到5.54%，其次为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大力开发海洋资源为区域社会的就业、教育、海洋科研等方面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贡献。社会效益数值方面，2013年上海海洋社会效益持续第1，广西始终排名最后，其他排名前6的地区有江苏、河北、山东、天津、广东。

4.环境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效益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8425%。广西、山东、广东、辽宁、河北、浙江、福建的环境效益增长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增长率，表明区域海洋经济开发的同时更加注重海洋环境保护投资，从而提高污染处理水平和综合利用效率。天津、海南的海洋环境效益也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增长速度较慢，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意识有待增强。上海、江苏海洋资源开发环境效益呈现负增长态势，表面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使区域呈现降低趋势，应加强海域管理，加大海洋资源保护力度。环境效益数值方面，2013年河北、广西、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排名前6，表明区域海洋环境得到治理或保护，而上海因在有限的海域空间高强度开发，福建因沿海海洋灾害，导致两省海洋环境效益保持在较低水平，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灾害监测预警机制有待加强。

三、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空间特征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较高，空间差异显著。综合效益排名前6的地区包括山东、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综合效益值均大于0.4257，均高于沿海地区综合效益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综合利用程度较高，产生的综合效益较大。河北、辽宁、福建、广西、海南综合利用效益均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有待提升，亟须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完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为进一步分析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空间积聚相关特征，这里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将2013年海洋资源综合效益的得分值作为基础数据代入公式（7）（8），计算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局部自相关指数，并将其划分为四个区间（见表3）。

（一）H-H型高值积聚区

即LMIi>0，且Zi>0，主要包括上海、江苏、浙江，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表明3个省份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效应高于周边区域，并且被具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区域所包围。另外该区域内部的省份之间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积聚型空间格局，可视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效益的核心发展区域。

上海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高，但是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较低。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区位集聚效应、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16]，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快速提升。2013年上海海洋及其相关产业总产值和海洋产业贡献率在沿海地区排名靠前，分别为第3和第2，但是区域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优势并不突出。浙江的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较高，综合效益得分值排名第5。浙江的海岸线长度在沿海地区排名第1，海洋资源丰富，特别是海岛资源、渔业资源在我国均处于优势地位，海洋资源效益排名第1，但海洋产业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程度不高。江苏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对较高，综合效益得分值排名第6，海洋资源具有开发潜力，海洋经济效益及其经济地位有待提升。

总体上来看，区域内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加大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同时更应加强海洋资源优化配置，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保护沿海自然保护区以及河口、湿地、海湾和海岛生态环境，限制近海捕捞强度，合理规划和开发沿海和海岛旅游资源，严格控制海域围垦以及海域环境污染行为，建立健全海域预警机制，进一步提高海岸防灾、抗灾能力，从而推动区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提高；加强区域合作，促使区域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条件、海洋科技水平和海洋人才队伍等资源共享，贯彻落实区域海洋发展规划和海洋发展战略，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升海洋产业集群效益。

（二）L-L型低值积聚区

即LMIi>0，且Zi<0，仅辽宁省位于该区域。表明辽宁的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程度低于周边区域，相邻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正相关，呈现积聚型空间格局。辽宁的各项效益得分值处于中等水平，综合效益在沿海地区排名第6。辽宁具备优越的资源、气候和区位条件[17]，再加上“海上辽宁，科技兴海”战略的贯彻实施，辽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加大，产生了显著的资源效益，在区域排名第4，增强了辽宁的海洋综合竞争力。辽宁省应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海洋经济实力，深化区域合作。

（三）H-L型高值离散区

即LMIi<0，且Zi>0，包括天津、广东、山东。表明区域发展较好，海洋综合效益值高于周边区域，但其周边区域数值较低，相邻区域的空间负相关性较高，呈现离散型发展模式。天津海洋产业地位日益提升，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对较低。2013年，天津海洋产业贡献率在沿海地区排首位，达到31.69%，应积极推进滨海新区建设，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为潜力，不断提升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广东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实力一直在我国沿海地区居于优势地位，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排名第3，资源效益和经济效益较高，但是由于其海洋产业贡献率处于中等水平，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待提升，应发挥资源优势、经济基础条件和科技实力，加快建设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增强海洋产业对周边区域的带动效应。

山东海岸线长度居全国第3，海洋资源种类多样，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优势显著，排名第1。特别是“海上山东”战略的实施以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山东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沿海地区排名靠前。但其邻省河北、江苏的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相对较低，使得山东海洋资源开发未能形成集聚效应。

本区域应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主，统筹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在区域各项海洋规划以及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加强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积极发展滨海旅游和海岛旅游，加快海洋产业和科学实验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区域海洋资源的经济效益，同时严格规范海岸围填海工程，促进沿海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和环境效益的和谐快速发展。

（四）L-H型低值离散区

即LMIi<0，且Zi<0，包括河北、福建、广西、海南。表明区域的综合值低于周边区域，相邻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负相关性，呈现离散型空间格局。河北海洋经济总量较小，海洋产业层次不高，海洋经济效益、资源效益处于劣势，应积极创新海洋产品，提升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福建是我国海洋资源大省，海洋经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存在海洋灾害频发、海域污染严重等问题，阻碍了海洋经济效益的增长，应实施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积极发挥海洋产业集群效应，提升福建海洋经济效益。广西和海南的海洋经济实力并不突出，但其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更加重视海洋资源开发，加大资金投资和政策支持力度，实施海洋发展规划与国家发展战略，如《广西海洋产业发展规划》《海南岛国际旅游岛建设》等，加快海洋经济发展速度，增强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

总体而言，本区域应以海洋资源开发为重点，树立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科技和人才资本投入，规范开发秩序，增进区域间合作，综合利用海洋矿产资源、旅游资源、渔业资源及生物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积极创新新兴海洋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加强海岛、红树林和珊瑚礁生态系统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高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进一步增强区域海洋经济竞争优势。

四、结论

1.构建了由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四个方面28个指标组成的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运用均方差方法，从时间维度分析2002—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演变趋势；结合局部自相关系数，从空间角度探讨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区域空间积聚程度和相关机理。对于其他地区的海洋资源时空评价具有借鉴意义，并为区域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提供决策依据。

2.我国海洋资源综合效益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总体来看，各区域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的综合效益排名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2002—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年均增长率达到3.25%，其中上海、天津、山东、广东、江苏、辽宁增长速度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沿海各区域综合效益数值方面，2002年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的有浙江、福建、广东、海南4省，2013年则为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6省，表明我国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总体得到提升。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年均增长率为3.73%，其中浙江、辽宁、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为7.83%，2013年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排名前6的地区有上海、天津、河北、江苏、广东、辽宁。社会效益方面，年均增长率为2.8%，2013年排名前6的有上海、江苏、河北、山东、天津、广东。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效益增长最慢，年均增长率为0.8425%，河北、广西、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排名前6。

3.根据局部自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分析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空间分布特征，并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四个类型区。1.H-H型高值积聚区，即LMIi>0，且Zi>0，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效应高于周边区域，并且被具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区域所包围；2.L-L型低值积聚区，即LMIi>0，且Zi<0，仅包括辽宁省，其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程度低于周边区域，相邻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正相关，呈现积聚型空间格局；3.H-L型高值离散区， 即LMIi<0，且Zi>0，包括天津、广东、山东，其海洋综合效益值高于周边区域，但周边区域数值较低，相邻区域的空间负相关性较高，呈现离散型发展模式；4.L-H型低值离散区，即LMIi<0，且Zi<0，包括河北、福建、广西、海南，其综合值低于周边区域，相邻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负相关性，呈现离散型空间格局。

总之，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经济基础、产业背景和政策保障，但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存在区域差异。我国应针对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树立海洋资源保护意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水平，规范海洋资源开发秩序，从而提升我国海洋资源的综合竞争力，推进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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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 我国人才资源综合实力主要依托于巨大的就业人口规模, 而不是人才资源的平均科学文化素质。

专家分析指出, 若我国继续目前的增长态势, 5年之后, 我国很有可能进入前5名, 迅速拉近与德国的距离。这就意味着我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资源综合实力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