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协调能力范文

合作协调能力范文（精选12篇）

合作协调能力 第1篇

尽管分包网络中的核心企业往往是管理完善、技术先进的企业，但是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网络中往往存在能力较弱的供应商，特别是在发展初期，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是影响网络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由于产品的表现取决于整个供应体系的整体运作水平和产品表现，因此，任何瓶颈环节的存在对于整个网络都会在不同方面产生影响。在合作型网络发展的初期，由于委托代理问题还比较显著，因此核心企业对薄弱环节的投资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一旦供应商退出网络，就会造成投资的损失。但是随着合作的发展和信任的加深，合作型分包网络能力的协调问题逐步成为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协调过程分析提供了能力协调的路径指导。

一、合作型分包网络能力协调的一般过程

合作型分包网络能力的协调是核心企业利用其比较丰富的资源对网络中薄弱环节的供应商进行支持帮助，使得网络的整体能力得以优化的过程。这种协调是随着信任的发展逐步深入的，同时协调也是逐层进行的，核心企业主要管理的是直接供应商，进一步细分的协调问题则由上一级供应商再管理下一级供应商。

合作型分包网络协调的一般过程可以归结如图1所示。其中，选择薄弱环节、诊断供应商的需求和为供应商配置支持资源等步骤是主要的过程。

网络中的供应商之所以需要进行能力协调是因为他们现有的能力缺陷已经影响或即将影响到网络的整体能力。这些供应商的能力缺陷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生产运作能力问题(例如设备老化、生产计划和现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管理能力问题(例如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技术开发能力问题等。在选择需要进行能力协调的瓶颈环节的供应商时，应根据当前的供应表现进行评估，评价的指标包括产品性能指标、产品成本指标、运作指标如到货及时率等以及服务指标等，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出当前存在的问题。然后还要对各个直接供应商的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估，主要从上面所述的三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估。通过这些评估选择出属于薄弱环节的供应商。

网络能力协调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所选择的有待发育的供应商的发育需求结合核心企业的支持能力和当前的信任水平，适当开发并配置供应商所需的各种资源，从而提升供应商的能力，消除网络中的瓶颈环节，优化网络的竞争力。

二、合作型分包网络能力协调的动力学过程

合作型分包网络能力协调的一般进程可以描述为通过资源配置促使处于瓶颈环节的供应商成长的动力学过程，表述如下：

(1)通过能力协调，供应商要达到网络所要求的生产运作能力(1C)、管理能力(C2)、技术开发能力(C3)以及由这些能力协同形成的综合素质能力(C综合)。设供应商成功发育出能力Ci的最低要求是Ci0(i=1,2,3)，综合素质能力的最低要求是C综合0。假定存在一个共同的能力度量单位，用C0(能力单位)表示。假设是系数变量，f(µ1,µ2,µ3)表示三种能力之间的某种协同关系系数，则各种能力可以量化表示为：

(2)设核心企业只可支持供应商发育能力Ci的资源是iR,可同时发育能力iC和jC的资源是(其中,ji<),可同时发育三种能力的资源是ijkR(其中,<

写成矩阵形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iP为发育Ci0的资源行向量。

(3)由于核心企业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假设根据其自身能力和网络的信任发展水平，它在发展期的t1时刻支持供应商发育Ci的资源供给向量为Pi(t 1);发育C综合的资源供给变量为τ(t1);则

资源供给速率为：

资源供需差额为

发育能力差距为

其中，Ci0(t 2)表示t2时刻最低发育要求;Ci(t 2-1)表示t2时刻初(t2-1时刻末)供应商能力现状;

(4)由此，供应商发展Ci的因果反馈回路如图2所示(发展C综合的情景依此类推)。

(5)讨论。

给定t1和t2的定义域,瓶颈供应商的发育过程是一个负反馈过程,企业能力Ci(t 2)最终逼近于Ci0(t 2)而使系统能力协调达到一个新高度,然后Ci0(t 2)跃迁到Ci0(t 2+)1,t2的定义域转移到下一个发育时期，如此循环往复，瓶颈供应商最终发育成熟，整个合作型分包网络的能力达到很好地协调。1t发生变化一方面会使得资源供给速率发生变化，影响到瓶颈供应商的发育行为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整个系统的能力又会提出新的协调要求。

三、结束语

合作型分包网络的能力协调是整个网络实现高水平运作的重要条件。协调要求核心企业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优势帮助网络中的薄弱环节的企业成长。本文的研究显示了这种协调过程，也就是根据核心企业可供的各项资源和网络的信任程度不断帮助供应商协调发展各方面能力的这种反馈循环过程。正是经由这样的过程，整个网络的总体能力不断得以发展。从而帮助分包网络在竞争中获取优势。

摘要：合作型分包网络的能力协调要求核心企业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优势帮助网络中的薄弱环节的企业成长。协调过程就是核心企业根据可供的各项资源和网络的信任程度不断帮助供应商协调发展各方面能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网络能力不断得以发展。从而帮助分包网络在竞争中获取优势。

关键词：分包网络,能力协调,过程

参考文献

[1]陈志祥,马士华.供应链中的企业合作关系[J].南开管理评论,2001,(2):56-59.

[2]刘宇虹,赵波.世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案例分析[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3,(6):152-155.

[3]Jarillo C.On Strategy Network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8,(9):31-41.

[4]Jeffrey H.Dyer,William G.Ouchi.Japanese-Style partnerships:Giving Companies a Competitive Edge[J].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93,(35):51-63.

双基汇报资料统筹协调分工合作 第2篇

分工合作

扎实做好“两基”迎检工作

——在 “两基”迎检工作会上发言提纲

校长

各位领导：

大家好！

受教研室安排，在此就我校“两基”迎国检工作向大家作简要汇报，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两基”迎国检工作是我校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也是一项涉及学校诸多方面的系统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我校遵循“软件从优，硬件从实”的总体目标，坚持“责任明确，统筹协调，分工合作“的工作原则，高效优质的推进了此项工作。

一、加强领导

落实责任

为加强对“两基”迎检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学校各部门领导和相关责任人为成员的“两基”迎国检领导小组，编印了“两基”迎检任务手册，将上级要求的各项工作指标任务，逐条落实到人头，明确规定上交资料时间、资料的质量，并宣布了明确的奖惩方案，即从今年上期奖励性绩效工资中扣除“两基”迎检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教师现金1000元，作为“两基”迎检奖惩基金。明确的工作责任和奖惩措施，调动了全体领导和相关教师扎实做好“两基”迎检工作的积极性。三月中旬，学校办公室按县教育体育局“两基”迎检查工作的要求，将学校应完成的各种资料，分类、定位、排号，准备好资料盒，印制好资料盒标签，统一依次摆放在学校资料室中，学校相关资料责任人，将自己已完成的各种资料装进相应的资料盒，同时从学校编排的资料盒中，能找出各自未完成的资料类别和名称，待完成任务后，及时装进相应的资料盒中。这样我校的“两基”迎检工作就做到了相关责任人随时目标明、思路清，忙中不乱，急时不慌，有序推进。

二、统筹协调

攻坚克难

“两基”迎国检工作是一项反映学校办学方向，办学行为、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工作，实质上就是检验学校素质教育成果的体现，它涉及学校党、政、工、团(队)和全体师生，“两基”迎检工作分工明确，能增强相关领导和教师的责任感，但也容易出现各自为政，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弊端，造成学校迎检资料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班级之间、师生之间反应的情况不一致，相互矛盾，这是“两基”迎检工作中值得重视的难点问题，我校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学校主要领导，经常注重“两基”迎检的统筹协调工作：一是做好“普九”工作责任人的统筹安排，根据各人的特长和工作岗位，科学安排适宜的工作；二是随时根据情况召开好学校总体的协调会，由学校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及时解决相关问题；三是要做好学籍管理资料员和报账员的协调，处理好普及程度上报学籍数据与财务上报数据的矛盾，确保普及程度数据与财务上报数据相吻合；四是要做好资料员与班主任、班主任与艺体、常科教师的协调，预防班级学生人数的流失和非正常转学等学籍基础数据的吻合，预防班主任教师与艺体、常科教师反应的工作资料不合拍，如对学生品行的鉴定和成绩册的填写不符等；五是要做好学校党、政、工、团(队)之间的协调，确保学校资料反映的情况相互一致，数据准确，文字资料反映准确真实符合学校统一安排和部署；六是要做好学校与上级党政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保证学校资料反映的情况与上级党政、教育主管部门的资料不相矛盾；七是要做好资料专职人员与其他兼职人员的协调，严防相互推诿，互不支持。总之“两基”迎国检查工作是学校一项系统全面的的工作，只有全体领导干部和师生协同作战，密切配合，才能攻坚克难，确保“两基”迎检查工作圆满完成。

三、分工合作

全面推进

我校“两基”迎检工作，由因责任落实到位，全体领导干部和教师工作态度十分端正，工作积极性非常高，不少同志放弃了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完成自己分担的工作。但由于各自对上级文件要求的理解，以及工作岗位、工作经历的差异，在完成分担工作任务时，出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如果我们只讲分工，不讲合作，学校“两基”迎检的整体工作是做不好的，我校的“两基”迎检工作，虽有明确的分工，但我们也非常注重分工合作，相互支持，如学校办公室的同志、工作经历较长的同志、工作能力较强的年轻同志，都是工作不分彼此，主动为学校“两基”迎检工作出谋划策，指导、帮助完成任务有困难的同志共同完成“两基”迎检任务。六月中旬，学校组织“两基”迎检小组相关人员，对学校“两基”迎检相关责任人，完成工作资料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和督查，发现问题当面指导，帮助纠正，在此基础上编印了《

‘两基’迎国检资料目录索引》，从目录索引中，能迅速看出学校每一种迎检资料，存放的具体位置，及部分资料在档案中的页码，让学校“两基”迎检资料做到了一查就有，一查就实，一查就详，一查就准。

综上所述，我校的“两基”迎检工作统筹协调，分工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两基”迎检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重要工作，我们绝不会掉以轻心，沾沾自喜，我们将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创新的工作精神，深挖细找我校“两基”迎检工作的问题和不足，确保我校“两基”迎检的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

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加强协调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第3篇

第一，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各国应该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协力保持世界经济增长。八国集团应该更多倾听外部的声音和意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第二，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性。世界银行应该做出更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大对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督和预警，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第三，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各国应该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实现发展回合的目标。各国应该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的努力。第四，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能力建设。联合国应该继续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

近来，粮食价格上涨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当前粮价上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农业生产力空前提高的今天，我们并不缺乏解决粮食问题的手段，关键是要本着共同发展的理念，积极有效协调政策和行动，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当务之急是要加大援助力度，支持联合国发挥协调作用，努力稳定粮价，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渡过难关。同时，国际社会应该重视发展农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看待粮食问题，制定长远的国际粮食合作战略。第一，重视粮食生产。各国应该从战略高度看待粮食的基础性地位，依靠科技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粮食库存。第二，改善贸易环境。要营造有利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应该拿出更大诚意，消除贸易壁垒，在削减农业补贴等方面显示灵活，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关注，并切实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双免待遇。第三，加强宏观协调。各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农产品市场监管，促进政策协调，抑制过度投机，努力稳定粮价。要形成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争取建立集早期预警、监测监督、宏观调控、紧急救援为一体的全球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第四，创造有利条件。各国应该用相互联系的眼光看待粮食问题，在金融、贸易、援助、环境、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各个领域多管齐下，为维护粮食安全营造有利条件。在应对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所面临挑战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粮食安全因素，不能顾此失彼。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当利用进出口调剂余缺的粮食安全政策。中国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解决了世界20%左右人口的粮食问题，这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大贡献。近10年来，中国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小麦、大米、玉米等主要谷物年均净出口800万吨。

2008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期审评年。国际社会应该以千年发展目标中期审评为契机，进一步体现政治意愿、动员各种资源，将中间点变为转折点，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在全球取得全面、均衡的进展。第一，建立真正的发展伙伴关系。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发展承担首要责任，发达国家也应该提供必要帮助。国际社会应该为发展中国家减贫和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第二，制定公平的进展评估框架。既全面评估各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面临的挑战，也认真评估国际发展援助承诺的落实情况。第三，提供有力的资金技术支持。发达国家应该兑现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超越短期商业利益，减少技术垄断。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第四，加强国际社会的对非援助。国际社会应该照顾非洲特殊需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技术支持力度，同时也应该尊重非洲国家自主权，着力帮助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国家发展必须适应世界发展大势，顺应本国人民利益要求，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不渝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深入开展交流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4篇

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呼和浩特市参加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第十六次会议, 与大家共商环渤海地区发展大计。在此, 我谨代表中共邯郸市委、邯郸市人民政府以及全市993万人民, 向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的精心筹备、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环渤海合作市长联席会第十五次市长会议召开以来, 我市紧紧围绕推进落实《天津共识》, 进一步完善推进机制, 强化合作意识, 深化交流合作, 区域合作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主动融入环渤海区域发展, 务实推动多层次多领域合作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 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 辖19个县 (市区) , 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993万,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

近年来, 我市积极融入环渤海区域发展, 与区域内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走访考察、合作交流明显增多, 合作领域明显拓宽。去年5月,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邯郸党政代表团赴天津考察学习城市建设、城乡统筹、招商引资等先进经验, 主动对接天津, 全面开展交流合作。在承接产业转移、推进港口与腹地互动、文化旅游以及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还采取建立友好城市、高层互访、举行交流合作座谈会等形式, 分别与京津冀相关城市在产业对接、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文化旅游等领域建立合作协调机制, 加强联动发展, 推动产业优势互补, 形成产业群体优势, 在推进重点领域合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物流合作方面:去年4月份, 在邯郸举办了“冀中南物流发展论坛”, 邯郸市政府与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确定在重点物流项目论证、供应链管理、设立物流业产学研基地、现代物流人才培养、物流标准和新技术推广等领域进行合作, 积极推进“无水港”建设, 打造冀中南地区物流中心和重要出海通道, 与河北港口集团合作总投资200亿元的邯郸国际陆港已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 与黄骅港直接相连, 实现陆运与海运的高效对接和便捷转换, 成为我国首座集海铁联运、公铁联运、空港集疏运为一体的现代物流园区和陆运中心站, 填补了中原经济区13市没有内陆港的空白。科技合作方面:与天津理工大学产学研合作的项目“LED转光生态玻璃”, 现已在邯郸奥德玻璃集团成功投产。该产品是“863”计划重点项目, 总投资21.3亿元, 占地600亩。旅游合作方面:与区域内相关成员市联合建立旅游合作协调机制, 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合作。现已分别与北京、天津、上海市旅游部门合作开通了旅游列车。由邯郸发起的“旅游年票一卡通”, 与京、津、冀等11省98城市实现联网扩版, 在原有景区规模的基础上新增加到511家景区。商贸合作方面:组团参加了“津洽会”、“环渤海特色精品展”和“第六届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 取得了丰硕成果。共签订合作项目24个, 总投资359亿元。

环渤海区域合作作用明显, 助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面对宏观经济形势持续下行的压力, 我市紧抓环渤海区域合作有利时机, 坚持深化合作促发展, 借力开放活全局, 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新迈进、新跨越, 全市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2012年, 全市生产总值完成3023.7亿元, 全部财政收入329.1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8.2亿美元, 外贸进出口总值37.2亿美元, 经济总量居河北省第三位。一是率先实现“吨粮市”目标。小麦、玉米两熟亩产达1001.2公斤, 单产及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列为全国整建制推进粮食高产创建试点市, 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二是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坚持内生外引两手抓, 签约项目152项, 总投资1929亿元。全市有50个省市重点项目竣工投产, 772个超亿元项目开工在建, 8个项目获得国家核准或审批。三是工业经济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1333.4亿元, 新上项目539个, 完成投资843亿元。我市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均达到10家, 居全省第一。四是财政金融支撑有力。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达379.6亿元, 教育、科技、城乡社区事务等支出大幅增长, 保障和调控能力有效提升。支持金融业发展, 新增贷款突破300亿元大关。五是城市承载力明显提升。城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519.5亿元, 市文化艺术中心、4座大型立交桥、火车站广场改造、高铁邯郸东站等一批标志性工程竣工投用。六是环境建设初见成效。出台改善发展环境20条意见, 市本级行政许可事项从206项削减到119项, 66项涉企收费项目取消18项、免征22项。实施改善生态环境7项攻坚行动, 8个重点区域大气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展开。七是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2万人, 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58021套 (户) , 竣工16629套 (户)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向全国推广。深入开展“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 实施帮扶项目9810个。在全省率先建立了食品安全第三方监测机构, 食品合格率提高19个百分点,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趋稳。

今年一季度, 全市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 完成生产总值640.6亿元, 增长9.9%, 总量、增速居全省第三位。全市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6.34%, 超额完成进度目标, 预计上半年全市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5%左右。今年1-5月份, 实际利用外资完成2.5亿美元, 增长31.6%。11个省直管项目完成投资66.1亿元, 49个省市共管项目完成投资180.2亿元, 200项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0.9亿元, 占年计划的48.7%, 全部超时间进度完成任务。装备制造、高新技术和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完成投资280.7亿元。

贯彻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打造中原经济区与环渤海区域合作交流的北部门户

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和强调区域经济发展, 对区域合作赋予了新的内涵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区域经济日益呈现多极增长、良性互动、竞相发展的新格局。最近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 把邯郸定位为“中原经济区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城市, 中原经济区与环渤海等经济区域合作交流的北部门户”。立足新的起点, 市委、市政府充分审视市情, 明确了“稳一、保二、守三”的目标, 即经济总量在中原协作区13市稳居第一、在中原经济区保持第二、在河北省坚守第三的位次。为此, 我市确定了“135”的工作思路。“1”就是坚持“稳中求进、好中求快”这一总基调, 力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提出, 今年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全部财政收入增长10%,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可比增长1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0%。“3”就是经过3年努力, 到“十二五”末, 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富强邯郸、美丽邯郸。即在2015年, 全市生产总值达到4000亿元, 力争达到4500亿元;全部财政收入确保450亿元, 力争50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5”就是奋斗五年, 力争2017年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围绕实施“135”思路, 重点抓好6个方面工作。一是着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坚持一手抓外引, 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一手抓内生, 利用三年时间, 全市每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上一个重点项目, 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 促进“四化同步”发展。二是着力加强“三农”工作。在率先建成“吨粮市”的基础上, 今年重点实施“棉麦双丰”工程,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在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上有新突破。三是着力拓展现代服务业。推进文化旅游业上台阶, 提升商贸物流业上档次, 增加金融业活力, 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四是着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围绕“繁荣舒适”目标, 努力构建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特色县城、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到2017年, 力争城镇化率达到55%以上。五是着力改善发展环境生态环境。在发展环境上, 重点打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搞活市场主体, 激发全民创业热情。在生态环境上, 重点是净气、增绿、活水, 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执政之本, 积极创新社会管理, 努力实现少有所学、壮有所为、劳有所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今年,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加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合作, 共同应对经济形势变化, 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而紧迫的新课题。我们将更加重视、备加珍惜与环渤海各成员市的合作交流, 充分发挥邯郸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特殊区位优势, 全面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主动融入环渤海区域发展, 在更大范围聚集优质要素, 拓展发展空间。一是继续推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战略, 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城市承载能力。着力打造产业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休闲中心、医疗中心, 为建设在中原经济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二是积极推动区域互动探索产业合作、利益共享、融合发展的新机制。以构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为目标研究建立相互投资协调机制, 推动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合力打造产业集群, 促进区域产业的共同发展, 增进环渤海各市间产业的对接与沟通, 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实力。三是加强重大交通项目合作, 构筑和完善区域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加快推进京港澳高速拓宽改造、邯黄高速延伸至濮阳段、邯黄铁路复线、邯长和邯济铁路复线、邯郸机场扩建等一系列重大交通项目建设, 谋划建设一批跨区域的铁路、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 及早启动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四是加快建设冀南区域合作示范区。打造中原经济区与环渤海等经济区域合作交流的北部门户, 为实现区域经济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释

计划组织协调能力 第5篇

一、外地有个果品展销会，领导让你组织当地果农，果品参展，你怎么办？

参展工作对于展示经济成果，扩大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领导把这项工作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也是锻炼提升我组织协调能力的好机会；我一定尽心尽力的把它办好，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具体来说，我会分以下几个阶段来进行

第一、准备阶段

首先，了解情况，我会了解领导的意图，了解展销会的情况，了解当地果农、果品情况，向有经验的人士请教，做到心中有数，其次，拟定计划，我会拟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参展时间、参展地点、参展对象、参展项目、宣传对象、工作人员、经费预算、应急预案等内容，送领导审核，加以完善，再次，分头落实，计划批准后，我会组织人员，合理分工，各负其责，比如，有的宣传发动，邀请果农参加，有的联系食宿，布置展台。

最后，进行检查，参展前我会对各项准备工作逐一检查，看是否落实到位，防止疏漏，确保万无一失。

第二、实施阶段

展会开始后，我会身处现场，做好几件事情，一是，管理监督，参展工作要严格按计划进行，不得随意更改，如果情况发生变动，我会做出相应调整。

二是，沟通协调，我会沟通情况，协调好各方关系，比如，与主办方、与客商、与媒体，以及与其他参展方的关系，接待好重要客商，做好产品的宣传推荐工作

三是，提供保障，我会做好后勤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确保参展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总结阶段

展会结束后，我会做好几项工作，首先，善后工作，比如人员返回、物品归位、经费结算等，其次，报告领导，我会把参展工作向领导做个全面的汇报。

再次，认真回顾，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查找不足、分析原因、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计划组织协调能力。

合作协调能力 第6篇

摘要：缓解交通拥堵，增加交叉口通行能力的有效手段是交通信号控制，为了使车辆在穿越干道交叉口时尽量少的停留，协调交通信号控制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热点，以智能体控制技术为基础，提出了基于合作调停的协调交通信号控制算法，将信号的协调模型化为分布式约束优化问题，应用最优异步部分交叉算法，通过调停手段得到最优的信号协调控制方案，仿真实验表明，基于合作调停的交通信号协调控制算法能够得到使系统费用最小的协调信号控制方案。

关键词：协调；交通控制；约束优化问题；多智能体

摘要：缓解交通拥堵，增加交叉口通行能力的有效手段是交通信号控制，为了使车辆在穿越干道交叉口时尽量少的停留，协调交通信号控制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热点，以智能体控制技术为基础，提出了基于合作调停的协调交通信号控制算法，将信号的协调模型化为分布式约束优化问题，应用最优异步部分交叉算法，通过调停手段得到最优的信号协调控制方案，仿真实验表明，基于合作调停的交通信号协调控制算法能够得到使系统费用最小的协调信号控制方案。

关键词：协调；交通控制；约束优化问题；多智能体

摘要：缓解交通拥堵，增加交叉口通行能力的有效手段是交通信号控制，为了使车辆在穿越干道交叉口时尽量少的停留，协调交通信号控制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热点，以智能体控制技术为基础，提出了基于合作调停的协调交通信号控制算法，将信号的协调模型化为分布式约束优化问题，应用最优异步部分交叉算法，通过调停手段得到最优的信号协调控制方案，仿真实验表明，基于合作调停的交通信号协调控制算法能够得到使系统费用最小的协调信号控制方案。

合作协调能力 第7篇

一、校企合作中的“三角协调模式”

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提出了高等教育“三角协调”理论，他认为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受三种势力的整合影响，即国家权力、市场调节及学术寡头。这三种势力可以合成一个图形，称为“三角协调模式”。这个三角形的每个角表示一种势力的极端及其他两种势力的最低限度，三角形内部的位置表示三个因素不同程度的结合[1]。对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国家权力主要代表就是政府，市场调节主要代表就是行业、企业（以企业为主），学术寡头主要代表就是高职院校。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三角协调模式”可以下图表示：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方面，它的“三角协调”特点更为明显。在校企合作的“三角协调模式”当中，政府是主导，学校是关键，企业是条件，三方之间是一种相互协调关系。在这个三角形中，政府是顶角，学校、企业是三角形的两个底角，政府必须维持左右平衡，确保一个正三角的形状，学校、企业两个底角必须紧密合作，确保两者不分离，这样才能确保三角形的稳定性。校企合作就是一出戏，政府就是这出戏的导演，要在总体上做好整出戏的协调工作，学校扮演是主演角色，要在校企合作中发挥主体军作用，企业需要扮演是配角角色，要为校企合作这出戏增添光彩。导演、主演和配角之间必须协调一致，这出戏才能出彩，有一方不努力、不配合这出戏就不会成功。如果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三方之间的“三角协调”充分，体制机制健全有效，政策措施得当到位，就会对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提供正能量，否则将会阻碍校企合作发展。从目前看《纲要》要求的“职业教育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的目标尚未全部实现，政府、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三角协调模式”尚未完善，校企合作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的负能量，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三个主体共同构建运行良好的“三角协调模式”，通过机制创新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

二、“三角协调模式”下的校企合作现状分析

（一）政府因素

近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出台了《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若干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产教结合、校企合作起到了助推和保障作用。但我国还没有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纳入权威立法，缺少应有的法律地位，政府、企业和院校相关责任、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在经费承担、企业如何参与学校专业和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缺乏具体要求，可以说企业没有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的法定责任，企业即无压力也无动力。由于法律地位的缺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不明确，相应地缺乏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没有建立问责和保障机制，使得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举步维艰，甚至陷入困境。

目前，我们国家在政府层面上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方向性规定多，原则性要求多，规范性措施少，监管和服务机制不完善，政府部门热情不高，不能积极主动地提供支持和保障。在企业层面上，由于法律法规不明确，鼓励保障政策跟不上，没有法规约束，缺少利益驱动，积极性主动性不足。在学校层面上，职业院校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校企合作寄予厚望，工作积极性较高，投入较大，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真正深入合作成功的不多。

（二）企业因素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基本宗旨。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约束不强，又缺少鼓励和保障政策，尝不到校企合作的甜头，企业对校企合作缺乏应有的压力和动力，企业很少主动合作，即使有也是过多考虑短期的功利性因素。大多数合作形式都停留于提供实训基地、安排培训师资，赞助项目、新员工培训等方面。再加上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企业人才选择空间大等因素影响，企业一般不会主动进行校企合作。由于部分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管理不完善，培养的学生不适应企业需要，个别学生出现安全事故等原因，不少企业不愿意校企合作，甚至感到校企合作是种潜在压力，更有甚者把校企合作视为一种难于承受的负担。不少企业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态度，仅仅关心企业自己的事情，对于教育培训关注不够。

（三）学校因素

学校自身条件不足制约了校企合作发展，部分学校校企合作思路不开阔，仅仅将校企合作作为学生实习的一个渠道，不能针对企业需求进行校企合作，片面强调专业对口，从而导致合作办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有的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专业及课程设置与企业实际脱钩，师资能力不高，实践教学不专业，动手能力不足，培养的学生不受企业欢迎。部分职业院校设备、实验、实训、环境条件不完善，校企合作基础条件差。在校企合作“三角协调模式”中高职院校基本上属于无话语权的尴尬角色。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关系的建立主要靠“关系和信誉”，这种机制是合作的最初形式，缺乏稳定性。个别院校的校企合作依靠的是个人感情维系，校企合作处于一种民间活动状态，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

三、完善“三角协调模式”的思路与对策

（一）完善法规政策，提供保障支持，创造校企合作的良好环境

《纲要》明确提出，政府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办学机制的主导，要求以政府为主导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法律、法规可为社会管理提供一种制度保障，新制度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制度具有约束、激励和扩展功能，这种制度的约束、激励和扩展功能可以转化为管理的体制机制。在“三角协调模式”中政府应当发挥主角作用，在法规政策方面为校企合作创造制度保障，真正成为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的引导者。

借鉴发达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我们国家各级政府应牵头组织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企业、学校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强制力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政府层面的法规、政策和措施不仅为校企合作提供外部保障和支持，也应该为校企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路径，政府的牵线搭桥可为校企合作奠定良好基础。政府应在相关部门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或配置专职管理人员，作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纽带和桥梁，统筹、协调和管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事宜，解决校企合作无部门、无人专管的问题。建立校企合作成果的社会评估机制，增强社会对校企合作的理解和支持。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机制离不开企业，但企业普遍积极性不高，其问题的关键就是利益所在，互惠互利是合作的基础。政府应该尽快研究出台一批鼓励企业参与合作办学的优惠政策，比如在税收、资金、金融、信贷、劳动用工、科技成果开发利用等方面给予看得见的优惠，发挥政府在组织协调、资源调控、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找准校企合作的利益平衡点，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合作，促使企业与学校建立一种自愿、稳定、长期、共赢的合作关系。

（二）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实现合作双赢

考察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难发现，利益是校企合作的最根本机制。德国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利益机制发挥作用[2]。我国应该建立一种激励机制，通过校企合作将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紧密融合，构建企业、学校的双赢文化，真正的校企合作就是一种双向参与、合作共赢的行为，合作就是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企业应该认识到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自己也是获利方，对企业来说，通过校企合作借助高职院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就是最大的好处，企业可充分地将高校科研、教学资源为我所用，使之满足企业的特殊人才需求。企业参与教学大纲的制订和课程设计，使培训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企业参与合作可引进高校科研人才参与企业技术开发，可近距离地获取借鉴、转化利用学校的科研成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教学，可提升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学员参加生产经营实践活动，可以免费使用劳动力，解决企业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在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评价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是营造“学习型企业”的重要途径，是提升企业价值和企业形象的一种行为，再加上政府的引导鼓励和法规政策优惠，企业可以获得优化的发展环境。

（三）优化办学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进行改革创新

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学校是个关键主体，是“三角协调模式”中的核心因素。给予受教育者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校企合作就是实现这一本质要求的基本途径和手段。通常在校企合作中学校是主动体，企业是被动体，学校是合作双方的主力军，在“三角协调模式”中处于中心位置，高职院校必须发挥好自己的主力军作用。

高职院校必须加强学校自身建设，尽快提升综合实力，推行校企合作就是自身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是建立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的前提，如果高职院校自身缺乏足够实力和明显优势，校企合作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合作机制方面，高职院校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或创新：首先，重视合作办学，改革学校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加大资源投入，提升校企合作的绩效；采用多样化校企合作模式，成立校企合作管理机构，加强合作互动，促进产学研结合，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引厂入校，实现深层次合作。其次，研究开发适应企业需要的专业和课程，让企业参与教学策划、开发和设计，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增加实践技能教学比重，教学内容必须结合企业实际；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到企业锻炼，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增加实习实训指导工作在业绩考核评价中的比重；聘请企业内部的工程师、高级工、老师傅、能人当实训教师。再者，突出本院校的职业教育特色专业、课程及专门人才，打造品牌优势，吸引企业前来合作；建立“订单培养”模式，与企业联合订立人才培养方案，订单培养学生。充分利用企业的设备设施、技术、原材料、产品、场所基地进行真刀真枪地实训；鼓励学员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参加职业技能大赛等，提升自身社会价值。另外，在科研能力培养、科研成果转化、技术应用推广等方面与企业协作，做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做好校企合作的对话协商工作；强化与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沟通与合作，通过行业协会寻找合作伙伴，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高职院校应充分学习借鉴德国“双元制”[3]、英国“三明治”职业教育等国外成功经验，促进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改进与提升。如济南职业学院与德国工商总会上海代表处（简称“A H K上海”）以及知名山东德国企业合作，成立了中德技术培训中心，通过引进以“高质量、严要求、重实践”为宗旨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系统，专业理论课与实践课结合，学校培训与企业培训结合，为德资企业培养拥有德国技术能力标准的专业技术员工。培训中心的教学是按照德国教育部和德国工商总会颁布的职业教育大纲的内容，基于德国工商总会的职业技术培训课程体系，兼顾学院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并由德国工商总会监督制定并严格把关教学过程，德国资深技术人员指导中心的教学过程。中心的培训师都要通过A H K上海的考核，考试也由A H K上海监督进行。在为期3年的培训期间，学员的基础理论培训和基础实践培训将在培训中心进行，而实际职业培训将在企业进行。具体为第一学年在培训中心学习理论课和基础实践课；第二、三学年轮流4周在培训中心学习理论课和基础实践课，6周在企业接受培训。济南职业学院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培训经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创办的中德合作项目作为推动职业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创举，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学院办学水平，更开创了济南市职业教育的新天地。

摘要：本文借助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提出的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式”,对由政府、企业和学校构成的“三角协调模式”下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校企合作,机制创新,三角协调模式

参考文献

[1]胡秋儿.高等职业教育三角协调模式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2010.4

[2]王翠华.高职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J].教育与职业2011.12

合作协调能力 第8篇

《中国教师》: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各位专家接受我们的访谈, 我国目前校企合作的政策保障与法规制度建设现状是怎样的?

赵志群:在校企合作方面, 现在是职业院校做了很多工作, 但企业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这里的关键是缺乏科学可行的制度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目前, 这方面国际上谈论最多的是“现代学徒制”的建设。谈到现代学徒制度,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德国的双元制。其实, 德国并不是唯一采用现代学徒制的国家, 其制度甚至可能都不是最完善的。德国以输入为导向的、分离式的学徒制 (职教管理由联邦和州政府等不同部门承担) 加大了部门合作的难度, 限制了地方政府在职教发展中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而广泛实施学徒制的其他国家如奥地利、瑞士和丹麦等的做法可能更有参考价值。

美国和加拿大也建有针对年轻人的现代学徒制度, 包括系统地针对工作的培训和正式的课堂学习。加拿大的中学学徒制革新项目结果表明, 社会和经济界对学徒制显示出了很强的需求。一些学院如乔治亚学院等, 也在校企合作方面建立了非常好的实施制度。由于这些院校与我国职业院校的情况非常类似, 因此其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何振伟:吉利产业与吉利教育是校企合作的直接产物。1997年, 几乎与创办汽车厂同时, 吉利在浙江临海办起了第一所汽车工业学校, 即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从2001年到2008年, 又先后投资创办了以汽车专业与社会专业相结合的北京吉利大学、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以及中国第一所重点培养汽车车辆工程博士与硕士的研究生院浙江汽车工程学院, 这几所学校为吉利汽车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建议国家研究出台关于校企合作保障机制的法律,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创办职业学校或职业教育,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创办工厂或企业, 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优惠力度, 加大行业企业在专业、课程和人才培养标准方面的参与度, 从而形成校企合一、产教结合、校企共进、互惠双赢的良性循环。

贺士榕:职业学校根据市场需求、依托企业支持办学。企业随着市场的变化也需要职业学校培养实用型人才。双方互利互惠, 合作的积极性很高。但合作带有暂时性、多变性等特点, 希望政府能建立健全相关的法规制度, 帮助校企双方形成合作的长效机制, 进一步推进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

曹永浩:职业教育主要是为地方产业和地方经济服务。地方政府要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做:一是模式示范。要允许学校带土地、设备与企业合作, 对成功的模式可作为示范推广。二是表彰奖励。省市有关部门对校企合作要有一个定期的表彰、总结和推广制度, 比如可以开一个全省的交流会来推广经验, 对实施校企合作好的学校和企业给予表彰, 或者给奖金, 或者挂牌。三是督导评估。哪个企业没有做好, 要通过督导评价给予惩罚或者批评。四是政策扶持。用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成果的形式, 在办学经费和招生上给企业办学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 推进校企合作更快更好地发展。这好比一辆汽车, 有车有油, 可以开上路, 但如果在汽油里再加点添加剂, 就能跑得更快。

《中国教师》:校企合作有了制度保障之后, 在模式与运行机制上也应该有所创新, 各位专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供借鉴?

何振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何振伟:吉利是一家“学习型企业”, 始终坚持服务社会、服务企业发展需求的“企校合作”战略, 建立行业、企业、学校三方联动的合作机制, 通过“双境培养”“双师共教”“双证融通”的三双模式, 利用吉利汽车产业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组织资源生产基地、汽车研究院、国内海外销售公司、动力总成事业部等, 为相关职业院校学生提供优越的校外实习场所, 形成了具有吉利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链。

同时, 吉利汽车产业联手吉利教育, 于2010年启动GM1000计划 (吉利认可的千名研究生人才培养计划) 培养高潜力后备人才的“熊猫”计划, 培养中基层骨干人员的“金刚”计划, 培养高效运营团队的“帝豪”计划, 以及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全球鹰”计划。这样, 职业教育为产业提供智力资源, 产业为职业教育提供实践支持。

贺士榕:为了推动校企合作的深层开展, 职业学校如何选择恰当的合作模式?在我看来, 职业学校应该按照“因地制宜、深挖资源、不拘形式、互惠互利”的原则, 选择适合自己的校企合作模式。

多年来, 劲松职业高中积极探索“集师资培训、课程改革、基地建设、实习就业为一体”和“国际国内相结合”的全方位校企合作之路。我们采用政府投资、专家设计、“前店后校”等模式, 走进企业、共享企业资源;走出校门、实现自主经营;捕捉机会、校企联合;紧跟首都经济发展, 面向行业岗位需求, 长短结合、稳定灵活, 选择适合自身的校企合作模式, 牢牢抓住内涵建设, 培养适销对路各类人才。

曹永浩:校企合作应该注重“双向互动”的原则, 可以“请进来”, 也可以“走出去”, 通过学校与企业的双向互动来实现校企的深层合作。东莞市长安职业高级中学, 一是“请进来”, 通过“车间进校”引进了东莞汇丰精密模具车间、深圳通发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学校为两个企业提供车间场地, 将企业的生产车间引进校园, 企业在学校进行生产, 学生通过参与企业生产完成教学任务。二是“走出去”, 与牧野机床 (中国)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合作, 从学校中选拔优秀学生, 使用牧野公司自有资源 (师资、设备、课室) 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全日制教育。学生在学校及企业合作培养下完成学历教育。

通过实行“车间进校”“企业课堂”, 学校共享了企业的设备、材料、人才、管理和企业文化资源, 为学生提供了固定可靠的实习实训场所和高水平的实习指导“师傅”, 学校与企业保持“零距离”, “学生”与“工人”角色实现了“无缝对接”。

赵志群:谈到模式和机制创新, 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创新。实用主义认为, 创新是在特定范围内从未出现过的新事物。职教创新可以在宏观层面 (如运行机制) 、中观层面 (如行政管理或实施机构) 和微观层面 (如具体教学过程) 进行。创新不必是原创性的, 即它们也许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 比如其他国家或地区, 或在其他类型的教育机构中。作为一种新的、有发展前景的解决方案, 职业教育创新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善现有状况、解决紧迫问题, 或者开启新的可能性。创新不仅是一个新的观点, 更是可实现、有操作性的模式。创新一定是能够在实践中落实的, 并且具有可评价的效果。创新的结果应当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推广价值。目前, 针对实践的有组织创新的过程和结构正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即从技术模式 (将“新产品”直接引入到教育现实) 转变为参与模式 (研究者与实践者合作开发创新并将创新运用到日常实践中) 。因此, 广大职教实践工作者已经逐渐成为创新的主体。

《中国教师》:校企合作如何实现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方面的改革?

何振伟: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的改革方面, 校企双方应该建立“资源共享、过程共管、责任互约、互利共赢”的有效机制。

在吉利自办学校和校企合作的案例中, 我们根据企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 紧密结合行业特点, 充分考虑学生和学员的水平, 以培养学生和学员的应用能力为主, 专业理论课以实际实用为原则, 开展课程体系建设。其一, 针对企业生产发展的需求和人才队伍的实际情况, 吉利创造了独具特色的“311”人才培养模式:3门职业基础课, 1门“以人格本位教育”为核心的职业道德素质课, 1个围绕岗位或职业而设计的专业课程体系, 即以终为始, 缺什么, 学什么。形成以“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基本能力”为基础, 以“综合岗位能力与综合职业素质”为重点的特色人才质量观, 形成了“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岗位标准与综合职业能力标准并举的质量目标结构体系。其二, 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改良和补充, 将企业的二次培训、顶岗培训提前引入和嫁接到学校的日常教学中。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 对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进行相应改变, 组织专业教师与企业有关技术人员合作编写教案, 及时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引进课堂,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行“走动”和“轮换制”。

贺士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重要区别, 或许在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方面的不同。职业教育必须紧跟产业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结构、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从2007年开始, 劲松职业高中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办学和行业专家委员会两大优势, 在中餐烹饪业、美容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等领域进行专业课程体系整体改革。通过对国外先进课程模式的直接引进, 吃透精髓, 消化改造, 推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多元选择课程模式”。通过对引进课程的分析和本土化改造, 编制或使用了各专业的模块化教材。在教学模式上, 依据教学改革新理念, 将“任务驱动”理论具体到各专业课程的教学中, 各专业各自形成了“模拟仿真教学模式”“菜单式教学模式”“情景教学模式”“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等教学模式以及“任务式考核”“合作式考核”“选择式考核”“案例分析式考核”等考评模式。

曹永浩:深度校企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校企共建课程。应该由企业提出岗位需求, 在进行岗位能力分析的基础, 校企双方共同确定岗位培养目标, 根据岗位工作任务确定课程, 实现对岗位能力的培养。

东莞市长安职业高级中学的“企业课堂”牧野班, 企业提出的岗位需求主要针对牧野设备操作员和牧野机床加工工艺员。我们和企业共同分析工作岗位所需要的职业能力, 最后确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牧野精密加工技术、牧野设备加工操作、设备维护保养、牧野伙伴企业相关设备的操作理念。这些课程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学生真正学有所用、学有所长。与此同时, “企业课堂”的课程考核和教师、学生的“教与学”的评价机制, 参照采用牧野公司的企业的评价标准。

赵志群:课程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传统的课程质量控制方式主要是对教学结果进行评价, 通过教务部门或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手段实现。按照这种方式, 被评价者总是在课程结束后才被动地接受检验。即便是最准确的评价, 充其量也只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因此要想对课程质量进行主动和适时的控制, 必须寻找更加科学的技术手段。

这里的关键是建立科学、系统和灵活的“课程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简称M&ES) 。它是一个能够向有关人员连续反馈课程运行状况的信息、识别获得成功的潜能、尽早发现问题并保证及时调整的系统化工具。课程的M&ES包括两方面工作, 即“内部监控”和“外部评价”。内部监控主要由学校进行, 而评价则由外部专家承担, 二者相辅相成:监控提供基本数据资料, 评价使用监控获得的资料并赋予其价值;没有监控就没有足够的原始数据, 也就失去了评价的基础。

《中国教师》:针对校企合作, 在校长能力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和要求?

何振伟:校长应该具备长远发展的眼光和市场意识, 了解行业, 理解企业;要熟悉现代管理, 能够凝聚一个经营团队, 依托行业优势资源, 以育人为己任, 关爱师生, 并有效经营学校。管理好一个职业学校与经营好一家企业, 二者是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学校应该始终把师资队伍特别是“双师型”队伍建设放在首位, 淡化传统的“以教师、理论内容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倡导“以学员、以应用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师资建设要注重培育教师的启发式教学观念, 也要注重理论框架的搭建, 还要注重实践经验的传递、实践中难题的研究。要有计划地派教师深入企业生产和管理一线, 及时了解企业所使用技术、技能、做法, 以及所遇到的难题。还应该从企业聘请一些既有理论又会操作的技术人员与教师互相切磋、共同提升, 或者直接担任学校的特聘教师或兼职教师。

贺士榕:作为校长, 我一直认为, 闭门造车无法培养出职业教育大师。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包容的心态, 通过参与企业实践与活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打造优秀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让教师拥有先进的理念, 站在领域与技术的最前沿, 这样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

我校在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中, 把培养“双师型”教师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目标。通过与行业企业合作成立行业企业专家委员会, 对教师的专业技能、教学技能定期进行指导和评价。建立专业教师定期轮换到企业学习的培训制度, 使他们随时掌握新理念、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方法, 并消化吸收, 有机运用到专业建设和教学中去。

在实现了“双师型”教师培养目标之后, 近几年, 我们又进一步确定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 打造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教师队伍”的更高目标。学校骨干专业的教师都有到境外企业学习、培训和交流的经历。他们先后赴德国、英国、法国、瑞士、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企业实训。同时我们也注重通过国际校企合作, 输出优质教育资源, 应邀选派优秀教师出国讲学或参加国际行业技能大赛和技能交流;接待美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企业员工培训, 最大限度地实现我校教师的价值, 宣传中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化、高端化的校企合作使我们的教师具有了国际化的理念、多元化的知识和一流专业化的技能。

曹永浩:现在提倡教育家办教育。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人物, 一个好教师能教育出一批好孩子, 一个好校长就能成就一所好学校。职业学校的校长既要掌握教育的一般规律, 又要随时根据社会发展、经济形势变化, 灵活广纳各种元素来丰富自己的办学理念。

要建设一支数量足够、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师德高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就要在教师的聘请和准入制度上有突破, 允许职业学校外聘一批资深的企业技术人员、精通行业企业工作程序的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可占学校专业教师比例的50%以上。

赵志群:技术和社会发展, 对职教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教师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是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职业的专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 是一个社会学术语, 指职业行为向社会公认的高度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专业化的职业 (Profession) 指那些专业能力要求高、由于劳动组织方式固定而能力构成明确的社会职业群体, 它能够提供独立而可信的服务, 具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因此, 要想建立“职业的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必须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 建立和发展培养职教教师的专门学科, 包括系统、独立和具有一定学术权威的学科体系以及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这为我国职业院校的科研工作、专业和学科建设以及学校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也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教师》: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对我国当前校企合作状况的全方位解读, 相信我国职业教育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背景资料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 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 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到2020年, 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 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 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 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制定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 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立健全技能型人才到职业学校从教的制度。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评聘办法。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吸收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 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 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 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 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把加强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统筹, 促进农科教结合。强化省、市 (地) 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 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 根据需要办好县级职教中心。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 推进城乡、区域合作, 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加强涉农专业建设, 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支持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

合作协调能力 第9篇

(一) 拍摄项目多为大型纪录片, 工程量较大

中日合作拍摄项目多为大型纪录片, 拍摄工程较大, 主要原因在于, 这是由两个国家的最大电视台合作拍摄, 拍摄的体量太小较不合适;另一方面, 两方合作拍摄纪录片所选内容多为具有深度和考古探险价值的对象, 这种拍摄选题所涉及的内容较多, 同时还会涉及两国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宣传问题, 所以整个项目的工程量较大。

(二) 拍摄内容多选宏观且具有深度和价值的对象

中日合作拍摄项目在内容选取方面基本上都选择了类似于《丝绸之路》、《长城》、《故宫》、《敦煌》等这种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深刻内涵的拍摄对象, 选择这些拍摄对象的主要原因与日本这个合作对象的意向密切相关。中日关系源远流长, 这使得日本民族在潜意识中对中华文化便有了强烈的向往和敬仰之情。同时, 为了宣传中国的优秀文化, 中方拍摄团队也希望选择让中国人觉得非常有自豪感的拍摄对象, 这样也便于两方拍摄项目合作成功。

(三) 拍摄过程既有合作也有独创

中日双方拍摄纪录片, 最终各自成就各自的作品, 并在各自国家进行播放, 所以拍摄过程有分有合。对于中方拍摄团队而言, 积极吸取日本同行的优秀做法, 同时在坚持自己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 体现新颖的纪录方式, 符合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和发展趋势。对于日方拍摄团队而言, 为了更好地实现相关传播效果, 则必须采取成熟有效的做法。这样就使得两国电视台在拍摄项目上既有合作也有独创。

二、中日合作拍摄项目的优势分析

(一) 中方为日方提供拍摄资源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这些人文、地理优势为日方提供了良好的拍摄资源。众所周知, NHK的纪录片与BBC的纪录片齐名, 特别是历史纪录片, 视角独到, 制作先进, 风格严谨, 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同时也为NHK纪录片制作团队赚取了不菲的收视费用。中方为日方所提供的拍摄资源, 从文化角度来说, 内涵丰富;从商业角度来说, 为日方纪录片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商机。

(二) 日方为中方提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从NHK日本国家电视台和TBS东京放送电视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节目以来, 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提供了资金、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解决了我国中央电视台资金不足、技术和设备落后的燃眉之急。在技术方面, 日方的先进设备使长镜头成为可能, 而且还可以进行现场录音和现场航拍, 这些先进的拍摄技术为观众呈现出真实的现场效果, 使纪录片更加真实、更加贴近生活。同时, 日方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 比较注意纪录片中解说词及解说的语气语态, 会尽量用亲切、平实和具有真情实感的语言, 也较为注重运用同期声, 如拍摄某个镜头时, 镜头中真实呈现的吵闹声、风声、倒水声等富有浓厚现实生活气息的声音。这种拍摄理念使得纪录片更加生动和接地气, 所拍摄出来的作品更易被广大观众喜爱和接受。

(三) 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1980年中日合拍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 拉开了中国纪录片跨文化合作拍摄的序幕。也正是从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以来, 中国电视人对纪录片的故事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中方纪录片制作团队改变了以往主要从人物事迹和时事新闻角度来叙述所记录的故事, 开始注重从历史古迹的考古发现及相关传说等角度来叙述故事;同时故事的讲述方法也有了较大的改变, 如为了达到更好的商业传播效果, 所设置的不断提炼设问、不断设置悬念和不断延宕答案等, 这些都加强了故事化讲述的传播效果, 为中国纪录片创作成功和融入世界主流, 扩大自身的传播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 日方在中国所拍摄的如《万里长城》、《故宫》、《中华文明五千年》、《海上丝路》等纪录中国优秀文化的大型纪录片, 在日本及其他国家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三、中日合作拍摄项目的综合协调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分析

(一) 翻译工作存在难度

中日合作的拍摄项目多为工程量较大的大型纪录片, 工作周期较长, 涉及的翻译内容较多。由于合作拍摄的纪录片都是对各自国家的文化、形象等的反映, 且翻译的内容也多涉及专业术语和特定的价值观等, 所以对日方拍摄的纪录片, 必须将其内容严谨准确地翻译成译文, 这样就导致整个项目的翻译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 价值观不同导致拍摄过程中存在摩擦

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中, 由于后期制作有独创的部分, 日方在宣传中国形象时, 有时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 一种为宣扬中国的正面形象, 赞扬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事业宏大叙事般的关注与思考;而另外一种则是宣传中国的负面形象, 揭露中国的负面新闻, 比如贫富差距、老龄化、食品安全等问题, 甚至对这些负面新闻穷追不舍, 反应过度。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中日在合作拍摄过程中存在一些摩擦, 从而影响了合作进程。

(三) 中日文化不同易引起沟通障碍

有效的沟通是综合协调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尤其是在接待工作中。同一部门或同一单位的同事之间, 沟通难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工作进程。而在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中, 由于中日文化不同而导致的沟通障碍, 显然会更多。这一方面会影响中方与日方拍摄团队之间合作的默契程度和拍摄项目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中方在日方心中的整体形象。所以, 由中日文化不同所引起的两方沟通不畅, 也是中日合作拍摄项目过程中的又一难点。

四、在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中如何做好综合协调工作

(一) 摆正位置

电视台综合部属于协调参谋机构, 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 找准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是做好综合协调工作的前提条件。中日合作拍摄项目难免会存在诸多需要决策的事情, 综合部应当好“参谋助手”, 而非“参与决策”, 并尽心尽力地给项目决策者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意见, 做到“到位”而不“越位”。

(二) 适度参谋

电视台综合部的主要职责是参谋与协调, 在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中, 综合部应当积极主动地参谋和协调。首先, 综合部需对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中可能存在的矛盾进行全面了解并掌握, 在对该项工作进行充分了解后, 给决策者呈送调研材料及建议方案, 以便决策者参考。其次, 综合部要始终把握有利于单位发展这个原则, 站在大局的角度去调查研究、协调沟通, 同时在参谋过程中要不偏不倚地阐述利弊得失, 做好“助推器”, 不当“导火索”, 为科学决策做好保障。

(三) 服从大局

服从和服务大局是做好综合协调工作的基本要求。在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中, 由于两国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不同等原因, 两方工作团队在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而这个合作团队是由两国最大的电视台组成的, 两方的价值观和所发表的观点极易引起两国的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 给两国电视台的合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电视台综合部应牢牢把握大局, 善于从大局的角度协调两国团队之间出现的矛盾, 坚决避免陷入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 要正确处理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服从和服务于大局工作。

(四) 真诚得体

在接待日方拍摄团队工作的过程中, 中方电视台综合部协调工作人员应在有原则的基础上, 有效地协调两方关系。在与日方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时, 可能会出现因文化不同导致沟通不畅等现象, 但综合部协调人员应在工作方法、行为方式方面尊重日方工作人员, 用真诚得体的言谈举止取得日方工作人员的信任和理解, 避免用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处事方式影响中方工作形象, 加大中日沟通障碍。

(五) 合理建议

在中日合作拍摄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工作决定, 电视台综合部往往能最先了解和及时发现, 综合部对此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提醒解决。对日方在合作项目中出现的问题, 综合部协调人员应把握时机, 根据具体问题, 提出合理化意见。而对提出意见的方式, 在非正式场合、非公开场合或较为轻松的氛围中, 用委婉的语气提出意见效果会更佳。

(六) 敢于担责

综合协调是中日合作拍摄项目工作的中心和枢纽, 也是各种矛盾汇聚的中心点, 上级的安排、与日方的协调、下级的请示等, 常常会引发某个矛盾点。面对此种情况, 电视台综合部不能回避矛盾, 也不能敷衍塞责, 要深入分析原因, 采取合适的方式开展协调工作。尤其是在责任不清或工作安排不合理的情况下, 综合部更应主动揽下责任, 用担当和真诚赢得日方的尊重, 树立自身的威信。

五、结语

中日合作拍摄项目给中方在拍摄纪录片等影视作品方面带来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中方在与日方合作拍摄的过程中, 不管是从技术还是从作品制作手法、宣传手段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也让中方的纪录片等影视作品赢得了世界的好评, 所以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从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但拍摄项目工程量较大以及中日两国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等不同, 使得协调两国的拍摄工作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同时也给中方电视台综合部的综合协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两国拍摄团队沟通的“桥梁”和“枢纽”, 综合部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把握工作原则, 创新工作方法, 发挥角色作用, 切实做好综合协调工作, 确保中日合作拍摄项目稳定高效的运行。

摘要：从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以来, 中方的拍摄技术和作品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这使得中日合作拍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而中日两国最大的电视台合作拍摄项目, 从工作量上来讲便不会太小, 且还存在两国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不同, 这使得协调中日两国拍摄项目成了研究的重点。两国电视台团队合作从人、财、物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沟通, 中方电视台综合部承担了协调两方团队工作的主要任务。本文首先分析了中日合作拍摄项目的特点和优势, 从分析特点和优势的过程中推断出中日合作拍摄项目中所存在的难点, 从而进一步分析了如何才能做好中日合作拍摄过程中的综合协调工作。

关键词：中日,合作,拍摄,协调,探析

参考文献

[1]王福来, 倪祥保.中外合拍纪录片的回顾与检视[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5 (6) :72-73.

[2]朱玥颖.日本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浅析[J].青春岁月, 2012 (10) :92.

[3]赵旭梅.中日低碳产业合作的经济学分析[J].2011:215-218.

[4]丁秀霞.办公室综合协调工作之我见[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2013 (5) :106-107.

[5]姜晓梅, 汝小美.“中日合作家庭保健项目”河南省考察评估[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12 (11) :791-792.

[6]钟小安, 秘书在接待工作中要善用模糊语言[J].秘书之友, 2011 (6) :62-63.

[7]申恒卿.做好办公室综合协调工作的几点思考[J].办公室业务, 2015 (2) :13-14.

合作协调能力 第10篇

关键词：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1 建立泛长三角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现实前提

一个区域发展战略的完善和成功,离不开三个主体发挥作用,中央政府是区域战略的发动和组织者,区域政府是优化协调各种软硬环境的主角,最终的政策承载主体就是企业。它们是开发创新的主体,这三者不同层次和角色的互动才能使区域发展战略达到目的,推动经济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视察时提出了“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问题”,随后,国务院通过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泛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正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随着此战略的确立,区域政府就成为了实施此战略的第二个主体,如何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就成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步骤。研究将重点讨论区域政府的协调机制,包括经济区域间政府协调和单个行政区域内协调机制。区域协调机制,指的是推动区域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此来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活动,引导产业转移的机制。

泛长三角经济区域政府间协作,这个命题包括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三大问题,其逻辑结构应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充分肯定了泛长三角省、市地方利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第二、揭示了在现实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也就是不协调、不统一的现象;第三、基于前两个问题的逻辑结果,我们应当以协商、合作的方式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目前,行政区化限制与区域一体化的调和需要区域协作。从各个地方实践来看,追求区域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了如地方保护主义、条块分割、重复建设、资源流通困难等一些由于现行条块型的行政体制而引发的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因素,因此,要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就必须进行区域协调以突破这种由于现有行政区划疆界而产生的阻碍因素。此外,完整、高效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统一交通运输网络还未形成,道路、机场、码头建设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不少交通设施闲置、利用率低下,财政资源浪费十分严重。

同时,在这样一个存在巨大差异的广阔地域建立分工与合作必定需要不断地摸索和积累。因此,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说,打破行政壁垒,建立一个能协调泛长三角区域发展的统筹机构非常有必要,从而为区域发展提供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

最新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发展规划》提出了要完善定期会商制度,继续完善两省一市“省市长”定期协商会议机制,充分发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峰会的作用,充分发挥现有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等合作机制作用,完善长三角合作的制度建设。

但尽管如此,《规划》并未提出更强有力的协调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侧重于现行的“联席会议”等协调制度。因此,建立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必须以此为制度基础,不断完善构建新的协调机制。

2 建立泛长三角区域政府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

建立协调合作机制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组织保证。但是,区域内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企业发展等诸因素将影响区域协调机制的构建。泛长三角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必须要符合该区域的各种特点。近年来,泛长江角地方政府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实施了一系列的政府协商合作行为,从而加速了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建立,但是,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内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政治壁垒对合作的制约、区际利益协调机制的缺乏,区域合作规划的落实等。正如杭州市某副市长指出:一些专题合作呼声很高,但一涉及地方利益就刹车了[1]。总体来看,建立泛长三角协调机制存在以下几大问题:

(1)合作机制不稳定。

从目前来看,长三角和泛长三角的协调机制多数只是地方倡导式的,随意性较大。由于泛长三角各城市分属不同行政区,而区域内政府达成的共识也只是通过政府领导个人的承诺实现的,因而这种协调机制稳定性不高,只是一种非制度性的协商组织机制,而且共识达成的合作协议缺乏法律效力,也缺乏跨行政区的执行力和约束力,协议实现可能很容易受到地方领导的调动及其他因素影响。此外,区域政府往往采用集体协商的形式而非谈判来达成协议,因此在牵涉各区域利益时会因分歧太大而无法达成共识。

目前,泛长三角多数城市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十二五”规划。但从这些规划来看,基本都是从本区域利益出发,追求本地发展利益高于区域共同体发展利益。从长三角的协调机制来看,虽然长三角区域内存在着多层次的协调机制,但是也出现了多头领导、各自为政的现象。各城市都想利用对方为本市提供更多的服务或市场空间,都想借产业整合之名为本市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寻求借口[2]。各城市都希望利用对方为本市提供更多的服务,顾虑自身的利益受损而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充,因而不愿和某些成员城市制定互惠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3]。

(2)合作组织形式不系统。

从我国各区域合作组织实践来看,组织形式都较为松散,没有系统的协商、议事、决策等功能组织机构。系统、严密的组织形式是保障稳定的区域合作协调的组织基础。从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的实践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应成立一个隶属及利益关系明确的统一管理机构。目前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以及“三省市座谈会”,由于受各地行政壁垒的限制,协调力度有限,很难达成法律意义上的制度框架。在该协调机构没有法律地位保障的前提下,该机构的职能、人员编制、经费等各方面都很难让各区域主体满意。

(3)合作战略规划不统一。

虽然泛长三角区域内各政府间已经有合作共识,但合作战略规划却往往得不到统一。随着泛长三角城市群的扩大,周边城市从自身发展战略考虑,想积极融入长三角,共享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收益,但是,由于行政体制的约束,区域各地在价值取向上往往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每个区域分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却是两不得利,本位理性可以导致整体非理性”[4]。因此,许多共识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自身发展战略来考虑的,而非从泛长三角整体发展出发的,没有统一战略的共识。

目前,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还不稳定、行政隶属关系也比较复杂,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市属”观念强、“市域”观念弱的问题。在这种观念主导下,各区域政府往往各自为政,从而不肯整体协调,大多地方政府不愿放弃自身的既得利益。由于各城市在各个行政区的地位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政府的投资、扶持力度等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一些城市的竞争力要高于其他一些城市[5],各城市都有自己的不同经济利益因此只要遇到利益碰撞时,合作中心模式与多中心模式的冲突就显得特别引人关注[6]。更为严重的是,各地政府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在合作共识外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意识。例如,湖北黄梅小池镇与江西九江城区间为方便长江两岸民众交往,经过从1991年至2000年长达10年努力建立的跨省公交线,也因为其牵扯的利益而胎死腹中[7]。泛长三角区域各个城市经济实力的非均衡性,给其合作协调带来了巨大挑战,极大地影响了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的构建[8],即泛长三角各地由于经济体制及利益的不同,导致了合作战略不统一,从而影响了协调机制的建立。

(4)中央政府角色不到位。

区域政府倡导的区域合作机制要想真正实现,离不开中央政府的相关改革和制度保障。在我国实行多区域发展战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针对区域发展战略却没有统一的部署和规划,相关改革显然落后。

首先,在制度层面上,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以市场为导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允许其打破区域合作的体制障碍。例如经济改革的差距导致了泛长三角产业结构明显趋同。上海与江苏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2,上海与浙江的相似系数为0.76,而江苏与浙江的相似系数高达0.97[9],产业雷同导致了各地区不能发挥比较优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协调”[10],只有协调好各地的经济运行体制才能使生产要素得到充分流通,区域协调才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协调将导致各省市在合作中出现摩擦和碰撞,而且完全不排除基于利益考虑的经济体制摩擦可能使泛长三角合作协调机制的构建变得十分困难[10]。

其次,中央政府尚没有就泛长三角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由于我国机构改革落后于区域经济发展,中央政府还未建立专门性的区域协调机构,这显然与区域合作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从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区域管理领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说,“如此大国没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在全球来看是少见的”[11]。由于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建立跨行政区基础之上的,为了消除局部利益对区域共同利益的侵蚀,必须在分立的行政区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内在机制,并在保证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政策和制度规范,实现组织体系内的超行政区的协调与管理[12],而中央政府正应该在此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角色作用,为构建良好的泛长三角区域协调机制创造环境和条件。

3 构建系统的泛长三角区域政府协调机制

宏观上来说,泛长三角经济区域合作的第一个层面就是经济区域政府间合作和协调及规划。和纵向的行政协调相比,横向的政府间合作关系难度较大。横向协调包括同层次不同部门制定的专项规划的协调以及同层次不同地区间规划的协调。不同部门规划之间的协调,简单的可以通过主管和协管部门之间的磋商协调进行;而同层次不同部门的协调则可通过联席会议等来解决。具体来说,如何实现协调,研究认为主要须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

3.1 制度保障

制度环境是经济发展内涵中的应有之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的制度是政府之间合作顺利进行的前提基础。按L.E.戴维斯和D.C.诺斯的理解,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13]。

中央政府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为区域政府合作机制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重在对规划引导和政策制定、落实上。同时要逐步弱化行政区划对产业布局规划的限制,鼓励、支持按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跨区域布局[14]。

区域政府的立法应当不属于民商法范畴,而是属于社会法[15]。区域制度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地方性、基础性制度,指各省市、各地方政府根据本省市的实际特点和发展规律而制定的地方性的法规、制度。各地方政府正是由于制定了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制度才有了发展。第二类是公共性、协调性制度,这是区域一体化制度建设的关键。泛长三角发展需要错位竞争,需要差异化,更需要统一化。区域政府立法是地方政府间相互博弈的产物,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同意;将规则以文字的形式规定下来,具有较强的制度性[16],因此,泛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需要从这两方面开展制度建设。

首先要研究协调泛长三角各地的法规和制度,在不违背我国立法原则和政策体系的情况下,逐渐统一和改正各地区的政策及法规,如就业、医疗、社保等各种制度,终止与一体化有冲突的法规、政策及制度,并协调各地的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为区域内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这种机构应该有明确的职能和权限,并且所作出的决策可以以立法的形式,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构成有效约束。

其次要建立有利于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法规、制度。国务院有关部门可根据泛长三角的实际情况,制定《长三角区域开发与管理法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条例》等,建立有利于进行跨省、市管理的法规体系,以便通过区域共同立法来规范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达到统一协调的效果。

在制定具体制度时,可从以下几个途径依次展开:首先要形成共同的制度协调共识;其次要制定引导、保障长三角区域共同发展的法律规范;再次要建议泛长三角立法主体建立立法信息交流制度;最后要形成立法互动机制。只有在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分工为前提下,在国家统一法制的基础上谋求多元法制化,才能实现完善的制度机制保障。

3.2 组织保障

从我国实际情况和西方实践经验看,区域政府合作机制必须在中央、地方和市场中介组织三方面形成制度性的组织机构,以此实现多层面的协调互动。

3.2.1 成立泛长江三角洲规划与协调发展委员会并制定总的规划。

为克服合作组织的不系统特性,应成立系统性的合作协调组织。例如,可以将原长三角各种会议组织与单项合作组织,整合为具有系统性、整体行、及执行性的泛长三角区域发展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及发展各区域主体的合作项目、制度、经济体制等,最终实现统一泛长三角区域市场,协调整个区域的发展。

曾有学者建议由中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及长三角区域各地按等额选举代表,组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委员会”,负责全面统筹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重大事项决策,并负责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提出总体纲要和规划[17],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泛长三角专门性协调机构而言,应成立“泛长江三角洲规划与协调发展委员会”。首先:泛长三角省市应共同制定一个区域合作发展总体规划以使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规划应该是宏观方针和政策,内容不必要具体,主要规划需要泛长三角共同合作、互利互惠的项目。政府对这个规划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例如软的环境有各种体制;硬的环境方面有基础设施,而让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来选择实施。其次:这个规划应该由泛长三角省市共同协商成立的泛长江三角洲规划与协调发展委员会监督和保障其实施。在委员会机构设置上,实现扁平化的管理,例如,以项目或区域为导向设置实体部门,实行项目负责制、采取水平管理的方式,此外还可针对特殊项目组成常设或临时工作小组,由体制内人员和外部专家构成。去年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强调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的作用,推动各地区中长期规划、产业发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和招商政策,建立有序的产业转移机制。

3.2.2 政府及部门间对话、协商。

即使中央建立了专门协调委员会,但地方政府才是最终区域合作参与者,因此,如何调动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地方政府间直接协调,才是区域政府协调机制能够真正建立的关键。区域一体化使各地方政府的内部公共问题变得“外部化”,因此,以往的由区域内某一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力不从心,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服务”问题,而有双边或多边的省级政府追求合作行政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18]。从国内已有的区域合作经验来看,建立广泛的多层次对话交流机制,推行双向区域会商制度是政府破除阻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体制的有利举措之一。只要能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在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组织中,实现集体行动应该是可能的[19]。

因而可通过如下机制加强协商沟通:

第一,政府主要领导的座谈会机制。

这种座谈会是定期的,讨论的内容是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或选择问题,协商确定区域合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事项,以达成谅解和备忘。

第二,分管领导联席会议机制。

这种座谈会主要是协商制定各自分管的领域的战略规划,推动区域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形成。

第三,政府对应职能部门参加的专题合作会议机制。

这种会议主要讨论制定的都是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针对性很强。

第四,泛长江各市长参加的泛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机制。

这种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建设城市群和泛长三角统一大市场等专题。

3.2.3 政府主导的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联合会。

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优势,而且他们思想创新较多,没有地区利益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建立泛长三角协调机制应注重体制改革,打破阻碍民间组织发展的体制障碍,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而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区域政府合作。泛长三角政府要培育和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及由民间组织组建的各种组织的作用,把那些长期由政府包揽下来,但不应由政府包揽的、政府做不好、做不了的职能放给社会中介组织[20]。

从实践来看,各城市政府的协调会、联席会、各省市行业协会和商会等市场中介组织的联合会、联谊协商会及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洽谈会等,这些都是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对话、协商、协调平台,这种官方倡导的联络会等沟通渠道不同与政府或政府部门间的会议,它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使市场信息沟通更加方便和快捷,使各市场主体明确了各自在市场经济中不同的角色定位,并同时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借鉴。

3.2.4 政府培育的非官方机构为市场经济服务。

美国农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借鉴。那些非官方机构的合作社有高度的人事自治和财政权,经营方针也很灵活,它能提供各种专业服务,并成为个农场主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专业化的合作社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主要提供市场不能提供和难以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些能靠市场自己调节的行为,政府只需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应该多鼓励这种非官方的专业合作社或其他机构为市场服务,建立和完善社会综合服务体系,从而培育区域合作协调中坚实的微观基础。

总体来说以上四个方面是一个从政府到民间组织多层次、从有形之手到无形之手功能互补的协调机构。官方协调机制应该与半官方协调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发挥灵活多元的半官方协调机制和民间协调机制可以弥补官方协调机制的不足,也是对市场组织机制作用的有效利用[21]。总之,在区域合作中,政府的定位不仅仅限于自己行政领域,还必须统筹考虑合作和竞争关系,在政府博弈中找到平衡。

4 结语

左右脑协调能力的开发 第11篇

美国有一位神经心理学家斯佩里博士，他通过著名的割裂脑实验，证实了人类大脑不对称性的“左右脑分工理论”：左半球主要负责逻辑思维和分析性思维，如逻辑理解、记忆、语言、分类、书写、和五感(视、听、嗅、触、味觉)等。因此，我们的左脑又被称为“意识脑”、“学术脑”和“语言脑”。而右脑呢，则主要负责直觉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如空间形象的记忆、情感、音乐节奏、想像、灵感和顿悟等，我们的右脑就像是一个万能的“博士”，它善于找出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们又称右脑为“潜意识脑”、“创造脑”、“音乐脑”和“艺术脑”。

现在的幼儿园老师把大多数的精力都集中在教授孩子幼儿园选定的教材内容(知识、技能)，对孩子实行“填鸭式”的教育，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如何培养孩子的方法。

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不少孩子喜欢用左手拿筷子、拿笔、搬东西、玩玩具等，而大多家长由于不了解左右脑的分工理论，只是一味地要求孩子纠正“左撇子”的“坏习惯”，孩子虽然在压力下改用了右手，但是他们大脑中的“优势半球”并没有改变，反而会对孩子造成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对孩子的“长处”(左手－右脑)不加以利用，取而代之以“不足”(右手一左脑)，这样起到了“扬短避长”的副作用。这些孩子在改用了右手以后，多半会出现书写或阅读等方面的障碍，如在写字时，将左右结构颠倒，缺笔漏画，把“2”写成“S”，把“5”写成“己”等；读书时，常会出现跳行和跳字等现象，由于孩子正常的发育程序被打乱了，他们往往还会出现失眠、焦虑、抑郁和口吃等现象，严重的还会导致儿童精神性分裂症。

我们知道，婴幼儿正处于形象思维发展最活跃的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家长要从宝宝婴幼儿时起，就对宝宝进行早期教育，激活宝宝的左右脑，使宝宝的左右脑协调发展，尽可能早地挖掘和调动宝宝的潜能。

在这里，冯博士为家长朋友们提供几种有利于宝宝左、右脑协调发展的方法：

帮助宝宝强化多种感觉通道的运用

我们家长在教育宝宝时可以用上多种感觉通道，充分地利用视觉材料(图片、画面)、听觉材料、嗅觉，触觉等多种刺激，让宝宝多听、多看、多说、多画。比如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让宝宝看着书上的图自己先讲一下，然后再听我们讲，讲完以后还可以和宝宝分角色扮演故事中的人物。这样，宝宝就能在听故事的同时，得到多方面的刺激，有利于培养宝宝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而且也有助于与父母增进情感的交流，形成一种愉快的家庭氛围。

尽量为宝宝创设开发左右脑的情境

游戏是宝宝最好的学习情境，能为宝宝提供直接经验。同时，家长还可以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情境来引导宝宝进行学习，如将情境和语言结合起来学习古诗：在下着细雨时，可以教宝宝“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当看到柳树发芽时，可以教宝宝“碧玉妆成一树高”(《咏柳》)等一些简单的古诗词，使用这种方法能够让宝宝把右脑的形象思维，转化为左脑的语言思维，促进宝宝左右脑的协调发展。

适当地引导宝宝进行联想和想象

右脑有一种功能是做白日梦，当你看见宝宝一动不动的痴痴的在那里发呆的时候，不要以为宝宝有什么不对劲，其实是宝宝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这时大多数的宝宝是在用自己的右脑做着我们所谓的白日梦，然后他们再把从右脑中想象出来的图像、建筑物等用现实中的玩具给拼搭出来。家长是否会引导孩子进行想象和联想，对孩子左右脑的协调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意识地培养宝宝对音乐和舞蹈的兴趣

可以教宝宝一种以上使用双手弹奏的乐器，如弦乐、管乐、弹拨乐或打击乐等。跳舞能够使宝宝在音乐节拍的带动下，协调地舞动四肢，激活宝宝的左右脑。这些都是有利于孩子左右脑协调发展的。

家长可在日常生活中和宝宝玩左右脑协调发展的游戏：

适合跟O～1岁宝宝一起玩的游戏

1，追随模仿游戏

将宝宝平躺在床上或地板上，妈妈和宝宝的眼睛相对视，然后妈妈将头偏向宝宝的左侧，使得宝宝产生追随反应，再将头偏向左边，然后又回到中间。接着，妈妈再将头偏向宝宝的右侧，宝宝的头和眼球会随着你的转动而转动。

2，照镜子游戏

宝宝满半岁以后，可以经常让宝宝照照镜子，这时的宝宝会对着镜子笑，并慢慢地认识自己。妈妈抱着宝宝到镜子前，一边对着镜中的宝宝微笑，一边用手指着说：“这是宝宝，这是妈妈”，然后再拉着宝宝的小手去摸摸镜子。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宝宝萌发认识物体、寻找物体的意识；另一方面可以让宝宝感受镜子的光滑质地，丰富宝宝的触觉刺激。

3，换手游戏

所谓的换手游戏，就是妈妈教会宝宝把玩具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你可以先把一个玩具(或积木)给宝宝，由于抓握反射，宝宝很快会牢牢地将它抓握住。当你出示另一个更漂亮的玩具(或积木)时，宝宝往往会松手扔掉第一个玩具而去抓握这个。这时你需要耐心地教宝宝，并给宝宝做出示范，要求他将原来的玩具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再将第二个玩具用他空着的那只手去抓握。几乎所有的半岁宝宝在经过训练后，都可以完成这个游戏。

适合跟1～3岁宝宝—起玩的游戏

1，圆球滚动游戏

妈妈把彩球滚到宝宝面前，让宝宝抓住，然后再把球滚到妈妈面前。随着熟练的程度，可以逐步增加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个游戏能促使宝宝为了达到准备接球和送球的目的，使大脑高效率地运转，使宝宝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同时，通过对滚球方向的把握，宝宝必须运用手、脑、眼的综合协调，左右脑同时启动，而每一次成功的接球和送球，又能使大脑再次兴奋起来。实践证明，这个游戏是很受宝宝欢迎的。

2，涂鸦

宝宝从1岁多开始，就喜欢胡涂乱画，我们称之为“涂鸦”。这个阶段一般持续到3岁左右。涂鸦阶段的孩子，并不是想画出什么，他们只不过是喜欢这种涂鸦的活动。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宝宝的精神生活，而且极好地训练了他们的手眼协调能力。所以家长应为宝宝的涂鸦提供如铅笔、彩笔。硬纸片之类的必需品，使宝宝有更充分的机会进行创作。

3，“石头、剪刀、布”游戏

这个游戏是最典型的左右脑同时投入、反过来又同时刺激左右脑发展的游戏。当妈妈出示“石头”(拳头)时，宝宝要想“战胜”妈冯，必须要瞬时出示“布”(手掌)。此时，他右脑的图像呈现将快速形成。而左脑的逻辑思维(“布”是可以包“石头”的)必须同时迅速做出判断。这时右脑又“命令”手立即做出“布”的动作。于是宝宝的大脑会出现右—左一右的交替运动，如此反复，就是很好的“大脑体操”了。

4，搭积木

妈妈陪宝宝一起搭积木不仅能够发展宝宝的创造性思维，而且会对宝宝的手、眼、脑协调能力有很大的提高。

希望家长朋友

合作协调能力 第12篇

为了与世界经济接轨, 我国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在加快, 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 (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 , 先进生产企业已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主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给当地工业技术和管理岗位知识和技能要求方面带来变化, 一是先进生产企业, 生产现场一般具有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或加工中心, 整个企业按照现代化、信息化模式运作, 这与原有的传统产业相比, 不论是工程师岗位, 还是现场技术员或操作岗位知识和技能含量都有了显著增加。二是随着社会新知识和新技术产生及成果转化的周期缩短, 必然带来先进生产企业各个层面岗位知识、技术和管理更新也随之加快, 一般3到5年原有的技术就要更新或升级[1]。

人才培养定位于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需要的应用型高等院校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 , 面对新时期岗位人员素质的要求变化, 如何迎接挑战, 需要诸多方面的变革和创新[2]。本文寻求多元化紧密型的协调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二、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协调合作模式的构建

所谓协调合作模式, 就是根据人才培养问题与社会团体的关联程度, 选出密切相关的成员组成系统, 根据各成员的特长或角色, 赋予他们各自的人才培养职能, 使其发挥各自的优势, 并且协调合作, 最终形成高效地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系统。

1.协调合作模式要素构成及阐释

人才培养协调合作模式有五大基本要素构成, 即合作的目标、合作主体、合作客体、合作职能与方法, 以及合作的环境[3]。人才培养协调合作的目标是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人才培养优势资源, 通过资源的共享、互补和优化组合, 实现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合作主体指的是由谁来进行协调合作, 即协调合作模式中参加的对象, 客体为人才培养教学活动, 合作职能与方法是围绕应用型高校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实习基地建设, 以及人才技能培养方案, 各合作主体具有的不同职能及协调运作方法, 合作的环境是指社会为人才培养合作教育创造的条件和氛围, 如政府建立的产学合作法律和政策, 社会资源用于人才培养的顺畅性和合理性等。人才培养协调合作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有机组合与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使协调合作模式诸要素处于最优状态。

在协调合作模式五大基本要素中, 合作主体及其合作职能与方法要素在产学合作活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决定着产学合作的性质、产学合作活动的方向以及产学合作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2.协调合作模式主体构成及职能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才规格要求,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现状, 以及社会资源与人才培养的关联性, 人才培养紧密协调合作的主体应主要包括当地的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协会。

在协调合作模式中, 有关高校人才培养, 合作各主体主要职能如下:

(1) 政府职能

企业和高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 校企合作的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指导与推动, 即政府必须运用行政的、政策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 促进产学紧密协调合作。政府主要职能是:第一应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确规定企业接受学生实习是企业作为最终用人单位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担负的职责和义务;第二, 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规则, 将人才培养情况纳入企业考核范围。如列入评优或晋级的考核指标中, 对支持应用型院校学生实习的企业应实行税收优惠或专项补助政策, 从而调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第三, 宣传和指导。当国家人才培养有新政策出台或国际及国内工业经济发展有重大变革时, 及时地将信息传达发布给各合作主体, 并指导各合作主体研究对策, 达成共识。

(2) 高校职能

应用型人才培养是社会和政府赋予应用型高校的重要职能。在协调合作过程中, 高校要承担起应用型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衔接及优化融合[4]。第一, 学校与区域行业衔接, 找准办学方向。区域行业主流的发展是地方科技、经济、产业发展的缩影。通过行业协会在本行业中具有引领、预见作用, 高校与行业协会的合作使高校紧跟行业发展, 及时了解行业发展的规划与趋向、产品研发和销售的变化趋势、技术装备更新换代的趋势、人才需求的变化趋势, 从而确保高校在专业设置、教学改革、技术引进等各个方面的超前性与主动性;第二, 专业拓展方向与企业 (产业群) 岗位衔接, 明确专业定位。高校通过与企业紧密合作, 使专业设置及拓展方向与企业 (产业群) 岗位需求融合, 找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使专业的建没发展与企业岗位需求发展同步;第三, 教学标准与岗位工作标准衔接, 突出教学内容的职业应用性。高校通过与企业紧密合作, 获得岗位工作标准及变化趋势, 做到教学内容首先要满足企业岗位工作内容的要求, 使培养出的毕业生“后劲足、上手快”。要实现这一点, 必须做到校企合作细化人才技能培养方案, 并共同协调实施, 明确分工, 实现校内实训与校外实践相衔接, 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衔接。

(3) 企业职能

先进生产企业是学生进行真实环境工程实践的主要渠道, 企业主要职能:第一, 确定出不同层面的技术及技术管理岗位人才规格的具体要求内容。该内容将为院校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制定教学方案提供依据;第二, 提供先进装备的实习场所, 以便学生能够学到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知识和技能;第三, 建立长效机制, 使学生在企业实习规范化, 责任化。企业将学生实习, 校企细化的人才技能培养方案纳入到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当中去, 制定出接受学生实习和考核的相关规则, 并落实到相关部门及现场个人, 形成责、权、利统一;第四, 先进技术的指导和传授。企业将当今现场最先进的技术、工艺及管理方法的应用过程传授给实习学生及院校实习带队教师, 以便学生和教师受益的同时, 通过教师带入今后教学之中。

(4) 行业协会职能

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的中介组织能够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可以协助政府参与社会共同治理教育环境。行业协会应将产学合作纳入其管理职能范围内。行业协会主要职能:第一, 行业协会应定期向高校发布行业科技、经济、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的规划和现状, 以便高校及时掌握行业动向;第二, 积极为高校和企业牵线搭桥, 使高校能够获得行业优势资源;第三, 以评估与问责制为切入点, 积极参与产学合作活动的有效协调、扶持与监督, 使产学合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3.协调合作模式的运作

为了充分发挥合作主体各自职能, 使人才培养协调合作模式有效运作, 必须建立起协调合作模式主体的合作制度。合作制度是以规则的形式规范、调节、引导和激励合作主体的行为, 形成统一的集体意志和共同的认识与追求, 并将之转变为合作发展的实践。

针对新时期地区的发展及人才规格要求的特点, 协调合作模式的运行规则制度需要在纵深方面三个层次展开制定。领导层面。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在领导层面联合组建合作指导委员会或董事会组织, 并建立健全以章程、工作条例为形式的合作组织管理制度。如合作分工问题、成果归属、权益分配、亏损责任等。特别是企业和学校都要完成相应的管理制度, 强化制度约束的力度。如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学生实习实训期间劳动管理制度等等;技术管理层面。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优势和企业资源优势, 大量吸收企业技术人员、政府官员组建合作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并制定制度规范, 保障校外参与人员在高校专业建设全过程中的发言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如建立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指导制度、专业教学质量定期委员会评价制度等;现场实践层面。为了落实校企合作双方签订的协议, 切实加强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企业和学校应组建现场实践层面合作小组, 并制定制度规范, 落实学生技能培养方案和考核规则。如建立现场学生实习校企合作人员职责规范、信息有效沟通制度、学生技能培养方案实施细则、学生技能培养考核制度、现场技术与管理规范化交流制度等。

协调合作模式中, 高校和企业是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来源地, 由政府、行业协会发挥职能, 参与指导、监督和考核, 将促进校企合作更加紧密化, 高校融入社会的模式是新时期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必然。

摘要：本文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给技术岗位知识和技能要求带来的变化, 指出了目前工科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途径, 设计了适应地域经济社会人才质量要求的协调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构建了多元参加合作培养人才, 详细地制定了每个成员的人才培养职能, 为了保证有效合作规定了运行方式。

关键词：工科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多元化,协调合作模式

参考文献

[1]可人.全球视野中的成人教育[J].教育与职业, 2005, (10) .

[2]陈小虎, 刘化君, 曲华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定位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 2004, (5) .

[3]张辉, 吴万敏.高职教育产学合作长效机制论略[J].高等教育研究, 2008,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