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科学观范文

后现代科学观范文（精选12篇）

后现代科学观 第1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女性主义在反对启蒙认识论、颠覆传统思潮、批判现代科技带来的人的异化以及希望重新建构现实实践等方面,有着颇多共同之处,因而在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融合,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其对待科学的态度和观念构成了独树一帜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本文旨在通过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渊源、对传统科学的批判及其意义的分析,展示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的特征。

一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的理论源泉

后现代理论家,诸如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等人的许多理论,对女性主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一,伽达默尔对启蒙理性与传统二分法的抨击,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伽达默尔在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对启蒙理性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在他看来,任何知识都具有历史性,而传统和成见则制约了知识的历史性。为此,他坚决反对启蒙运动“反对成见的成见”。他认为启蒙运动所声称的唯一通向真理道路的知识模式是错误的构想,因为并不存在启蒙运动所说的获得真理的方法,而是有多种对真理的理解,所有的理解都是有根基的、情境的和历史的,它并非是理性与抽象的产品,而是成见的情景性与相关性的结果,成见是一切理解的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成为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文献。

进而,通过抨击启蒙思想的二分法,伽达默尔批判了将阴性的一面置于次要地位的等级认识论。在启蒙思想中,理性和抽象性被确定为与男性相关,感性和情景性被确定为与女性相关,而前者被认为具有对于后者的优越地位。伽达默尔指出,这种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情景性的二分法,实际上把女性排除于理性之外并使其处于了低等地位之上,如果二分法本身被置换了,那么其中的性别内涵也就被取消了。伽达默尔对等级制和二分法的批判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苏珊赫克曼(Susan Hekman)所说的那样:“伽达默尔不是试图使女性化的知识’优越于男性化的真理’,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取代认识的性别区分的工具,而这种区分正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一个内在本质。”[1]伽达默尔对传统和成见的批评,对启蒙二分法的抨击,都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其二,福柯的知识与权力不可分的思想,为女性主义理论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明确指出:作为“话语”的知识紧密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权力生产知识;另一方面,权力生产的知识又服务于权力。知识的生产与权利的增强有规律的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真理就是在这种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的机制中产生的。故而,他对真理的绝对权威性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真理并非中立的、绝对的,而是存在于权力之中。每个社会都有所谓的真理政权,这些政权决定什么话语可以畅通无阻,什么话语被禁止;什么人可以拥有并生产真理,什么人被真理拒之千里。但认识论的发展出于政治目的,总是将本是处于政治语境中的权力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加以中立化,宣称真理具有绝对客观性而使其权威性加大。

福柯关于真理的这一认识引起女性主义的极大关注。他们意识到,福柯的权力与知识关系理论,为女性主义挑战传统真理的客观性、理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尤其是福柯的理论对于知识与权力如何共同联手成为控制人的工具、进而成为控制女性的工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此,亚历山大田纳西尼(Alessandra Tanesini)指出,科学是在实验室这个被恰当地修正了的环境里生产的关于世界的知识,而世界已变成为一个大型的实验室,这一切都是由于权力运作的结果。[2]同样,桑德拉李巴特克(Sandra Lee Bartky)也认识到权力通过社会规范对妇女进行了塑造,认为“妇女的空间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而不是一个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自由认识和支配的领域。”[3]福柯的理论为不断发展的女性主义理论关于女性、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其三,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面挑战,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奠定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进行了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ionist)批判。他发现西方传统思想的全部历史,就是一系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更迭,传统西方理性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固守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正是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各种负面效应和人的文化困境。解构西方传统哲学,也就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全面否定,放弃深层的对终极价值和真理的追求,并在解构他者的同时,也可达到对人的主体性的自我解构。

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本策略就是颠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心智与身体、主体与客体、真理与错误、文化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等等。他指出,构成西方意识形态基础的这些重要的二元对立,都是随意的、不稳定的和可逆的,在建立基础的努力中隐藏着一种追求权力的意志。在德里达看来,在这一系列二元对立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决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对立命题,首先就是在一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4]德里达的理论清楚地显示了位于理性主义根源的,是一套不变的二元对立,而弥漫于所有这二元论中的是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在每一组二元对立中占优势的一方总是与男性相联,而劣势的一方与女性相联。因此,理性中心主义其实就是男性中心主义,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要颠覆传统的男性主宰的地位。

从伽达默尔对传统、成见与二分法的批判,到福柯论证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再到德里达对启蒙认识论的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彻底解构,我们看到,这些后现代思想家从不同的向度对现代性进行了质疑、批判,后现代的浪潮已不可逆转,女性主义也随之迈入了后现代的门槛,他们必将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处于社会典范地位的传统科学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

二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对科学的批判

后现代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分支,借鉴了后现代理论对启蒙理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进而将其批判触角深入到科学领域,使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传统观点中,科学一直被冠以客观性的美誉。这种客观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科学理论提供了世界中发现的实体和过程及其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真实的说明;二是指科学研究包含了接受或拒绝假设时对非专制和非主体准则的依赖。[5]118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对科学内容到科学方法的考察,对传统科学的这种客观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首先,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客观性的第一层含义进行了批判。

在科学客观性的第一层含义中明确规定了理论与实在、知识与客体之间的真理符合关系。这一观点源于传统认识论中的镜像哲学。根据这种认识论,真理是客观的、普遍的、一元的,是人类进步和解放的载体。后现代主义著名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描述了后现代科学知识否定了对普遍性、一元性、统一性、确定性等的追求,代之以对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异性等的肯定和崇尚。后现代女性主义从后现代主义消极的摧毁向度中找到了与自己主导目标完全一致的有益思想,即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的实在论图景进行了批判,认为是语言创造了实在而不是相反,知识无非是我们选择相信的故事而已,它来源于社会物质世界中主体的权力对比。因此,科学研究的过程以及最终产品都是一系列权宜性的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于实验室的物质情境和社会情境。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多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其《灵长类景观》(Primate Vision)一书中,通过对灵长学(Primatology)和人类起源故事的重新讲述,提出了科学的“叙述理论”(narrative theory),即将科学当作一种文本来研究,认为科学的变迁不是提供真实描述的方式或预测的工具发生了变化,而是科学家讲述故事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她宣称“灵长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学”(primatology i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并且认为新的社会秩序可以产生新的生物学。哈拉维通过揭示响应不同政治和社会偏见的灵长学版本的变化,试图引导我们抛弃关于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主流话语和成见。[5]

其次,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客观性的第二层含义进行了批判。

科学客观性的第二层含义力主科学认识论的价值中立原则,并以此作为判断知识有效性的标准,同时,人类的语言符号具有描写客观世界的功能并能与客观世界达成一致,不同理论之间进行评判时可以找到一种中性语言。我们知道,从伽利略开始,西方主流科学一直是用数学的语言来建造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指出:“数学和逻辑都避免不了社会的污染’”[6]。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中性的语言,语言必有文化、历史为其背景。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是由政治欲望、利益和价值建构而成的,现代科学也已反复的由西方的、资产阶级的、父权制的等一系列价值利益重新建构。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对科学语言的重新考察,发现了在价值中立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刻的社会主流的价值利益倾向及男性中心主义倾向。

另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伊夫林凯勒(Evellyn Keller)则从又一向度批判了传统科学的客观性。凯勒指出:“由于自然’对我们来说只有通过描述才是可以达到的,并且由于描述必然被语言(因而也被文化)所建构,因此没有描述可以与实在相符合’”。科学不过是我们给予那些由共同体描绘的知识实体和一系列实践的名字,科学进程展现了每一阶段文化和社会准则的选择作用,语言同时反映和引导了科学的模式和方法,并影响了走向科学目标的最终结果,科学及其描述性的语言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5]

最后,在对传统科学客观性批判的基础上,后现代女性主义又对科学客观性这一坚持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本身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正是传统认识论中等级制的二元模式,构成了科学客观性的基础。实证主义以此为根基,预设了一个与人类完全分离的世界,将知识看作是这个世界的表象,用客观性这一概念将二者连结起来,并用客观性将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划分开来。这实际上就是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延伸。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上建立起来的科学观,必然坚持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按照这种科学观,作为研究结果的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是依靠科学研究准则和方法的非主体、非个人和价值无涉的普遍性而得到保障的。而科学家作为一个特定的人,他的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纯粹的客体、纯粹的客观性准则与方法,事实上并不存在,因而纯粹的客观的科学理论也是不存在的。既然作为对立二元模式中的一方已被证明是不存在的,那么另一方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这样就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的二元思维模式。

综上所述,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不仅仅停留于对科学本身的批判,而是对整个的科学大厦本身提出了质疑:即是否真正存在像“科学”这样的东西?这样就使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意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作为一支新型的力量,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为处于困顿中的女性主义科学观开辟了新的路径。以自由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经验论女性主义科学观对传统科学的批判,仅限于对所谓“坏科学”的批判。经验论的女性主义科学观由于没有触动传统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使其批判的力度大大减弱。以激进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立场论女性主义科学观,则将批判的目标由“坏科学”推进到“常规科学”。但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科学观在试图摧毁一种男性思维客观性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种女性思维的客观性。伴随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出现,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以其对传统科学彻底的批判态度,为处于困顿中的女性主义科学观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向。其次,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丰富并发展了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当中,主要形成两大流派: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与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发展迈进了后现代的门槛,而女性主义关于科学的研究与批判也随之进入了后现代阶段。虽然女性主义对于科学的研究与批判较之对于社会与政治的研究与批判起步较晚,理论也相对来说显得比较稚嫩,但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女性主义科学批判在女性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对现代科学彻底的解构态度,更是在科学领域乃至整个社会都掀起了狂风巨澜,使得女性主义理论在当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更为巨大。

尽管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出现对于女性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件值得令人兴奋的事情,但其局限性却也在所难免。如果说经验论的女性主义与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科学观,在批判传统科学的同时还在努力去建构新的科学的话,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则只是把一切都彻底摧毁,至于在这片废墟上应该再建立些什么,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则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做。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及统一的女性立场的存在,而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及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份的存在。诚然,差异和多样性的强调使我们能关注于他者、边缘,但这种彻底的解构使得女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知识理论和辩护策略,都面临着丧失自身存在基础的威胁,而且有使女性主义陷入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危险。而且,女性主义进入后现代阶段,可以说完全变成了“学院派女性主义”,它的流行范围只在学院中的女性主义者之间,尤其是具有高学历的女性主义者之间,他们的文本晦涩难懂,行文高深莫测,很难在普通的广大女性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这样,尽管其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却因其艰深晦涩而无法得到推广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命力大大减弱。

总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既包含着很有希望的新观点,又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未来的女性主义及其对科学的构想一定是更具发展前途的。

参考文献

[1]Hekman S J.Gender and Knowledge:Elements of a Post-modern Feminism[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14.

[2]Tanesini A.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Epistemologies[M].USA: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9:230.

[3]Bartky S L.Foucault,Femininity,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M]//Feminism&Foucault: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66.

[4]Derrida J.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M].Seuil,1967:411.

[5]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现代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心得 第2篇

中国，古老而文明的象征，五千年的文明繁衍至今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魂！中国的生命中蕴含着两百年前的辉煌，一百年前的耻辱与一百年后的奋争 百年前的炮火轰开了这片古老大地的国门，持有先进武器的列强在我们的土地上纵横驰骋，使我们的民族濒临灭亡。我们依靠民族的意志与精神战胜了苦难，重新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昔日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今日的十五国联军退守三八线，历史的瞬间让我们为百年战火的耻辱划上了句号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再惧怕武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新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梦幻。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发展，掠夺与侵占的内涵变得深远。经济手段的蚕食是一种无形的掠夺与侵占，它虽没有战争那样残酷，但仍会导致一个民族从物质到精神上的逐渐消亡。一个失去民族工业、失去民族文化的国家，在当今的世界里，同样意味着遭受殖民统治似的损失。麦当劳、奔驰汽车、松下电器等等，在带给我们世界先进的产品、先进的管理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民族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列强在疯狂掠夺之余嘲笑我们的无知、无能，大量倾销劣质产品，大力宣传所谓的西方文明，在物质与精神上逐渐使我们丧失反击的能力。这是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耻辱，一种比武力侵占容易让国人忍让、接受的耻辱。中国人何时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中科人清醒的意识到：竞争的成败在于效益的高低，效益的高低源于现代化管理、领导者的思维及全民素质的提高。中科人自喻为拓荒者，选择了一块提高民族现代化管理水平的土壤，并在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多年的辛劳换取的是为社会贡献出的一种现代化管理工具，她的应用可以使国家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她的推广需要众多有识之士加入我们共同的事业与我们携手认同，用我们共同的智慧创造我们民族的未来?

科学发展观唤醒创新基因的特征，创新是一种观念，观念没有理性。创新是博弈中的常数。文化创新是大自然中的无性繁殖，文化创新又类似嫁接，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独特形式进行文明的创造，当最终看到创新的结果时，那已经不是原来的文明了。人与他物的合成都属于未来，人的生存道路就是与他人一起创造未来。

《博弈圣经》中说：“博弈的结构，不仅需要自己，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和一个观众，这是博弈存在的三条件。”任何文化思想的传播都是除自身条件之外，还有两个条件才能构成，因此创新的文化基因也一定是一个三元结构，这样才能构成遗传与生态的文化遗传基因。任何被优先唤醒的科学与博弈的基因模式，都是一种观念思潮，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

科学发展观就是被唤醒的大自然的基因模式，它不是一个人的文化，里面不存在个人理念，它是大自然自身发展的一条道路。我们的观念一定符合科学与发展，沿着大自然铺设好的这条无形的道路前进，这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

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做，从人们首次仰望科学发展观开始，就把这个命题错误地当成了理论进行猜测、评估。社会上一些聪明人开始对科学发展观的背景、起源、本质、内涵、核心等等进行了字面上的解释，结果是众说纷纭。人们凭个人的主观想象，对科学发展观进行更遥远的猜想，好像人人都在谈宇宙的大爆炸、星系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基因的排序、生命的合成等等。一个世纪性命题，是刚刚开始的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一个文化进程也不可能突然被高端人物的智力所理解，也不可能被几句话所解释。

《博弈圣经》里《博弈文化盛宴》一文中说：“领导人的行为一半是道德，一半是博弈。博弈是决策优先，道德是对抗默认。超智慧的领导人知道多少忍让，又何时竞争。他们总是寻找战略主题，制定规则，让他人竞赛。”只有竞赛，人心才会振奋，并被命题统一；只有竞赛，才能显示出文化命题引起壮观的生物秩序。

其实，很多人仍处于一个低级竞争的认识阶段，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行为还是很简单的，大多数人见到利益的时候，本能地表现出原始竞争的自私，用战略的长远眼光看待这种赤裸裸的竞争行为，好像直接扑向食物。或许人们还不能真正简单地认识这些词的意思，如科学、文化、文明、知识、规律、真理、战略、战术、哲学、经济学、感情、爱、爱情、熵、正理、交流、观念、进步、道德、博弈等等。人们还缺乏太多知识，根本不知道科学发展观在传递执行中，需要一个正理均赢论的主线作为度量人力行为的尺子，直接将它引入具体事件中，就会对它产生疑惑。

假如科学发展观是文明的起源，是又一次东方文明的轮回，我们就不应该思考科学发展观的诞生和死亡，而应该考虑它的繁殖和成长。如果东方社会是个大摇篮，科学发展观和它的民众做着的都是幼年的事情。

成长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引导人们用国正论的创新思维分清实体与性质的知识论。在科学发展观可靠、包容的系统中，以人为本，不分领域，不讲智力，不管个人的爱好和兴趣，真正广泛地让每一个人的观点和其他角色建立关联并在改革开放的自由环境中进行文明的创造，以占优之和让更多的个体形成不同的繁盛，和科学发展观时代一起成长，让繁荣的过程在自己身上发生，与时代共荣。

一个时代辉煌的历史，首先是有一个文化命题，《博弈圣经》中说道：“任何一个创新，首先是标题的创新。”任何事情都是先有一个命题，人们因命题集合起来，与命题互动。未来繁荣的社会到处应该看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集体活动和竞赛。成长的第一特征，就是通过竞赛激起的情绪在飞秒瞬间优先唤醒更多人和主题一起呼应，像重大庆典的阅兵式，整齐的方块队伍，用皮鞋踏动大地的声音，最能激起一个民族的兴奋之情，从而自我显得无比强大。因此，我们发现人的精神会融入背景，成为自然实体的一部分。一段时间之后，一部分被优先唤醒的人已经呈现出中心，成了积极分子。在各行业走在前列的人已经成了专家和明星，这都是竞赛的事实。由此得出，离主题越近，越容易成长。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成长和繁荣的过程就是把握科学、正理、均赢、连续与创新的博弈过程，也是人类寻找正理的持续发展的过程。或许，不久之后，更多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政治家彼此携手去研究这个文化命题，把各行业零星的理论归纳成发展原理、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他们会完整地告诉我们关于科学发展观自身的来龙去脉。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第3篇

科学的确有其令人骄傲之处，因为它有着惊人的业绩。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给我们带来了电灯和汽车，使我们过上了一种文明的生活，而且在于她帮我们摆脱了愚昧和褊狭，使我们过上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怎么赞誉科学都不嫌过分。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正是在科学反抗神学的霸权，带领人们走出愚昧之谷的过程中，科学建立了自身的霸权，使自身成了新的神话；另一方面，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科学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于是，对科学进行反思便成为必然。

思想史上，对科学的神话和霸权提出疑问、进行挑战的人始终有之，卢梭的《科学和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可以说是早期的一种尝试。可惜的是，与科学高奏的凯歌相比，这种追问之声太过微弱了，加之很难与复古主义、反科学主义划清界限以至于被遮蔽了。遮蔽归遮蔽，这一挑战科学霸权的传统并没消失。像涓涓细流，随着“科学”弊端的日益凸现，这一传统在今天终究汇成一股洪流，一股反对科学霸权主义的浪潮，其中主要的弄潮儿是后现代思想家。

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所挑战的“科学”并非科学本身，也不是像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具体科学，而是建立在这些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的“科学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科学的世界观”。由于现代科学既是现代性的基础，又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挑战现代性为旨归的后现代主义便理所当然地对“科学”展开了全然的追问。其目的在于罢黜科学的霸权，戳破科学的神话，从而将人类从科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科学远非像现代思想家所标榜的那样是“客观的”、“中立的”，她不仅深受人们的传统和文化的影响，也是深深地渗透着权力的。按照福柯的考察，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内在地是与权力联在一起的。他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表明：一、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内在地与权力机制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学科的主题至少部分地是被权力机制所建构的；二、科学话语完全是通过排斥和命令(即通过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一条线)来建构自身的。这意味着科学知识的确立是建立在对所谓非科学的知识的排斥之上的。被排斥的知识作为“被征服的知识”，作为历史内容，永远被尘封和埋葬了。精神病患者的知识、疯人的知识以及病人的知识就属于被排斥的知识；三、知识的生产和证明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作背景才可能。科学知识通常总是从这个团体传播到社会中去的。科学生活方式的引进和坚持，依赖于有权力的人和组织的支持；四、科学决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有社会权力的卷入；五、科学是由非科学规定的，而非科学的兴趣是权力利益；六、社会权力造就了我们的知识型。

这里福柯不仅一方面谈到了权力对科学和知识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暗含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偶然性这样一层意思。这样，福柯便将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复杂化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去分析在欧洲，科学是如何像权力那样建立起来的。仅仅把科学说成是人们可以用来证明某些命题是错误的，并指出某些谬误和戳穿某些神话的各种程序的总和，这是不够的。科学也行使着某些权力，它是一种强迫你决定某些事情的权力，不过它也可能像江湖骗子那样欺骗了你而失去信誉。”一向被认为是圣洁的知识却原来也深深浸透着权力，拥有了知识便拥有了权力，科学产生了许多我们所服从的“真理”，在福柯看来，“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因此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话语的秩序》)同样，科学团体和知识界也绝非世外净土，它同我们的尘世一样充满着权力之争，自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绝非天使和圣人，他们也是权力场上人。福柯的原话是，“哲学家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为了表明他们的身份，都试图在知识和行使权力之间划一条几乎是无法逾越的界线。使我吃惊的是，所有人文科学知识的发展都不可能绝对地与行使权力分开。当然，你总是可以找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但一般地说，社会可以成为科学观察的对象，而人的行为从某个时候起，成了有待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和权力的结构有联系的。权力结构在一定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对象——社会、人，等等——并把它当做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因此，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命题。这不禁使人想起培根。我们知道，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两个世纪以前就曾将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著名命题上。培根这里所用的“力量”一词的英文原文是Power。毫无疑问，权力本身具有“力量”的内涵，将power汉译作“力量”，便是看到了这一点。事实上这与培根这一命题的原意也是合辙的。作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深恶痛绝，认为这种由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就像修道院中的修女，徒有子宫，却不能生育；只会搬弄是非，不会获得真理以补生产。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能够经世致用的东西，是能够帮助人类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的东西。“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只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按照培根的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地位如实地决定于人的知识，人如果没有知识就会受制于自然，如果人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知识，那么人就能支配和统治自然。因此，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热情地讴歌知识的力量，他说这种力量的威力是无可比拟的。常人所赞叹的帝王的威力与其相比也黯然失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罗马王凯撒可谓帝王中的翘楚，权势可谓熏天，但他们的威力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只能施于他们的帝国疆域之内，他们死后威力也就消失了。唯有知识的威力是无限的，它既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

不难看出，培根是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知识就是力量的，而福柯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讲知识就是权力的。福柯这样讲并非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反映了人类思想认识上的一次转折，反映了人的认识的一次深化。简单地说，人类利用知识的力量，拚命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在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战争的灾难和精神文明的沦丧。要检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有必要对迄今为止一切被认作天经地义的东西进行拷问，这自然也包括对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科学)知识本身进行拷问。这就解释了福柯为什么下大力气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尽管福柯以不做任何价值判断自诩，他的心目中实在是怀抱有终极关切的。

挑战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线，扩展科学的疆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思想家的又一自觉追求。这方面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很有代表性。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非像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条鸿沟，这是一个“神话”。按照这个神话，科学是神圣的，非科学是应该受到打击和掩蔽的。人类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一旦被冠之以“非科学”的帽子，便意味着被宣判了死刑。这个神话令科学享有特权，科学和技术在现代世界的成功又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的神话。科学自身也以真理自居，大搞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导致科学上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坚信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往往导致获得世界的唯一“真理”。显然这种科学沙文主义与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格格不入，因此费耶阿本德对之深恶痛绝。通过对人类学的考察，费耶阿本德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存在着不可比较的思想结构。例如原始部落的语言和文化同现代西方的语言和文化往往就是不可比较的；第二，个人思想的发展经过各个相互不可比较的阶段；第三，科学家的观点彼此不同，犹如作为不同文化基础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彼此差异一样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甚至有些科学理论，它们在表面上处理相同的题材，却是互相不可比较的。既然存在着不可比较的思想形式，那么，不可比较的各种思想形式之间就没有谁优谁劣的问题。由于科学与神话、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是不可比的，因此也不存在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来判断他们的是非优劣。这样，费耶阿本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基础，取消了科学的特权。与此相联系，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必然存在的“科学规律”也就不复存在了。

进一步，费耶阿本德认为，我们应该重新看待久已被科学关在墙外的非科学。为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为了人类的自由，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而且也少不了非科学，更何况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本来就是人为划定的。事实上科学在其发展中处处为非科学的方法和结果所丰富。而且由于科学的不同部分“发展不平衡”，需要这些“非理性的”方法的支持。其实，科学仅仅是人类发明出来用以对付环境的工具之一，但不是科学沙文主义所自诩那样是唯一的工具，更不是绝对可靠的。它只是迄今为止人类业已存在的诸多思想形式中的一种，而且还不一定是最好的。

尽管另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D·格里芬对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但也承认它起到了一种“有益的功效”，即“使我们摆脱了何为科学的褊狭的限制”(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32页)

如果说以福柯、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侧重于对科学霸权和神话的摧毁的话，那么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主要侧重于探索一种新的科学观和一种新的世界观。

按照格里芬的理解，绝对地强调价值中立和排斥“非科学”的现代科学观实际上是一种祛魅的科学观，正是这种祛魅的科学观导致了世界本身的祛魅(disenchantment)。其结果是世界被看作机械的。这种机械的世界观是以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分离为表征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志在通过发动一场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革来消除这些分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十分强调变革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用大卫·伯姆的话说就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对于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信仰的整个存在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接人待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有机的眼光看世界，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样，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用F·费雷的话说就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后现代科学》第六章)

也许你会觉得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科学观与世界观还存在许多有待商议之处，我的建议是，你不必把后现代科学观和世界观再奉为某种真理，只当作探索科学未来和人类未来的一种新的视角。这样或许更有助于你的思考。

论反科学思潮的后现代性 第4篇

1.反科学思潮的产生

近代科学革命以后, 科学逐渐从其文化背景中分离出来, 走上自身发展的道路, 反科学思潮也随之产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 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从实证主义转向历史主义。这种转向不仅导致了对许多问题研究的深化, 也造成了相对主义的流行。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利奥塔和福柯。在利奥塔的文章《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对于“元叙事”的论述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 走向了相对主义。与此同时, 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福柯看来, 科学的语言表达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使用它的人的权力关系, 科学在其形式与内容方面不过是简单的文化构造, 任何个体科学家的愿望, 已经深深地被嵌入到有关统治者的控制与权威之中。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一书中讨论了知识与权利的关系。他关心的是科学的政治地位与科学所服务的意识形态。在论述了科学在社会中的特权后, 福柯把科学的应用与科学的认识这两个不同层次混淆, 又进一步把科学与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 走向相对主义。

他们的基本倾向就是对科学的确定性提出质疑。原本断言科学是理性的事业, 是天然合理的;后来流行的观点却是非理性是科学创造之源, 并且得出结论:科学遵循无政府主义的“怎么都行”[1]。这无疑是科学主义遭受到的来自于科学内部的巨大打击, 而这个巨大的打击和相对主义的流行, 催生了后现代反科学思潮。

2.反科学思潮的发展

如果要论述反科学思潮的发展、生态运动和人文主义的反思无疑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方面。20世纪中叶起,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示出来, 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能源危机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科学与人类赖以生存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 人类将生态问题作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来提上了日程。在人们看来, 科学技术固然带来了地球上表面的繁荣, 却严重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 而后者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更为根本;科学技术创造了现代文明, 却又为毁灭文明提供了高效手段, 增加了不安全感。这些思想对当代生态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导致了生态运动中的反科学思潮, 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本身。与此同时, 人文主义者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也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批判。斯宾格勒、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学者都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堕落、道德沦丧的根源。他们指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权力的扩张, 人们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统治欲和占有欲, 决不仅限于用来对付自然, 它同样被用来对付人类。而这种认识已经深刻地表明人们已经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和人类的文化, 特别是人类的科学知识产生了深刻的质疑。也正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反科学思潮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二、反科学思潮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从实证主义转向历史主义。这种转向不仅导致了对许多问题研究的神话, 也造成了相对主义的流行。在利奥塔的文章《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 他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元叙事”深化的破灭, 而这种“元叙事”的破灭以为这科学应该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形式, “元叙事”就是支撑人类文明的客观真理和理性。利奥塔认为科学与哲学不过是众多叙事方式中的两种。其次, 科学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科学叙事, 其中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有自己的事实与理性的标准。这实际上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 而走向了相对主义。再次, 在众多的叙事方式中, 利奥塔特别注意到权利的叙事, 他把科学知识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联系在一起。他说“在我们这个电脑的时代, 科学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关统治者施政的问题了”[2]。

福柯在他的著作《知识的与权力》一书中明确指出:”政治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错误、幻觉或反常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是真理自身”。在这种真理制度中, 科学家不再是“普遍价值的承担者”, 而是一种特殊地位的占据者。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那些联系着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最后, 在我们的社会中, 真理的政治学特殊性, 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种一般的意义, 或非一般意义的真理制度上的活动与斗争, 这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与功能是最为关键的”。简而言之, 福柯认为改变真理不是通过知识分子的辩论与驳斥, 而是通过改变产生真理的政治条件。福柯认为一切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权力的普遍存在, 这种权力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权利。它是对社会中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控制的一种重要能力。

三、当代反科学思潮的后现代性

作为当代西方兴起的一种重要思想, 当代反科学思潮表现在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论述中, 如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多元文化论、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的科学观等。但若要论述当代反科学思潮中的后现代性, 女性主义科学观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南京大学蔡仲先生也曾经在论文中提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主要表现为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3]。

女性主义是通过追问科学的伦理价值诉求来改变人们对科学的看法的。女性主义强调, 科学是有主体的, 它基于从事这种科学研究的那个群体的价值观。女性主义也对传统科学观念中的二元结构和统治逻辑提出挑战。在女性主义看来, 传统的二元结构实际上是以等级制以及父权制为基础的, 如果依据这种观点去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便根本无法建立起和谐关系。因而, 女性主义科学观试图通过提倡平等和关怀来改变人们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看法, 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科学世界。为了使女性摆脱传统科学的男性至上主义的迫害, 美国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强客观性原则”:基本含义是指科学内容与方法必须考虑边缘群体, 特别是女性的认知者的政治价值和思想。今天的科学世界里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隐性的或者显性的“男性霸权”, 在这种背景下, 女性主义便有必要代表自身和所有被压迫者的利益进入这个世界, 以社会性别为准则改变现有的科学结构和思维方式, 重建科学的新世界。然而, 由于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 女性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范畴, 因而女性主义在科学世界里的存在与地位也是历史性的、过程中的, 它的目的不是要寻找“女性认识方式”, 建立起“女性科学”, 使自己永久地驻扎在这里, 而是要结束科学世界中的“男性霸权”, 建设一个昌明的科学新世界, 待这一目标实现之日, 也就是女性主义退出科学舞台之时。

四、关于反科学思潮的思考

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 不仅威胁到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 而且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而这也正是“科学大战”爆发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全球众多科学家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投身于包围科学, 保卫理性, 反对相对主义, 反对讲科学意识形态化的斗争中的原因。这就是说, 对于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反科学思潮, 我们应该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反科学思潮作为当代西方流行的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想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西方人并不认为那些只需要举手之劳就可以获得的现代化成果值得费劲思考, 然而他们却对现实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现代化的许多副产品格外关注, 倾向于对技术一体化、对现代社会和文化传统进行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深刻的反思只适用于发达的工业社会, 而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目前我国还处于一种理性精神和科学方法还不十分普及, 应用范围和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大的阶段。科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挥, 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目前还有许多伪科学的东西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大力宣扬“反科学思潮”, 势必会导致一些伪科学的兴起和反科学的抬头, 进而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 对“反科学思潮”, 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跟从, 而是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批判和扬弃。

参考文献

[1]田晓强.再论反科学思潮[J].江汉论坛, 2005, (5) :67-69.

[2]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47.

[3]蔡仲.反击后现代反科学思潮[J].中国图书商报, 2003, (13) :1-3.

现代科学革命教案 第5篇

现代科学革命

3、主要内容：

①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是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

②时间、空间、运动、质量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

4、意义：

①打破了传统的绝对时空观，提醒人们常识不一定总是正确的。

②相对论的提出是物理学领域最伟大的革命，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19世纪末出现的经典物理学危机，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物理学世界，极大地扩展了物理学应用的领域。

③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绝对化的思维，为人们提供了辨证地看待世界的途径。

二、量子论：

1、形成：

①提出：19普郎克提出了量子假说;

②发展：爱因斯坦提出光的量子理论;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原子的量子理论，在这个基础上，一门新的物理学分支量子力学建立起来。

2、意义：

①量子论是20世纪最深刻、最有成就的科学理论之一，使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②量子力学对化学、生物学、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的地质学等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许多划时代的技术创新。这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三、现代物理学兴起的意义：

1、量子理论和相对论一起，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2、量子论和相对论弥补了经典物理学在宏观的宇宙世界和微观的粒子世界面前的空缺，描绘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现代科学技术大众百科 第6篇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技术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影响,并不仅仅只是少数科学家的事,事实证明,科技要产生它应该有的效应,除了要有一支高水平的科学家队伍以外,更重要的是全民族应具有较高科学技术素养。在中国,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据世界一组织的调查,中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就同其经济一样,被列入落后国家行列。国内的一些调查也认同这一结果。

为了提高我国大众的科学素质,浙江教育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召集了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数百名专家学者,由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教授牵头,策划编写了《现代科学技术大众百科》这一大型工具书,并被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整套图书双色印刷,精、平两种装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研究 第7篇

一、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它的有机整体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

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

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参考文献

[1]朱传信.后现代“整体有机论”的生态和谐意义[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5) .

[2]张之沧.“信息”的后现代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6) .

[3]李刚.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 2007, (12) .

[4]陈向阳, 张艳玲.动态系统理论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科学, 200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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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35.

[7]汪才明.和谐发展:发展伦理学的价值核心[J].安徽大学学报, 2008, (1) .

后殖民反科学思潮的后现代解释语境 第8篇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后殖民研究与库恩哲学的后现代启示

后殖民语境形成于传统殖民主义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的硬性传播结束之后, 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软性策略及其对自身主导价值的无可怀疑的隐性表征中成为西方知识与权力的现代性文化殖民地, 对此,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后殖民理论研究。最早的后殖民理论由赛义德提出, 赛义德思想指出, 西方的文化霸权谱系和话语垄断地位建构并模塑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身份、语言知识系统和政治经济体系。以赛义德思想为核心的赛义德现象产生了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合理性、重构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同质性事件, 其中不乏对科学的客观真理的中立地位的讨论, 从而为后殖民反科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调和话语基础。霍米巴巴将赛义德在其《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关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复杂文化关系的对位阅读视角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试图对殖民地国家的主体性地位进行再思考和重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殖民研究逐步扩展到元科学研究领域, 这是后殖民科学观形成、发展的外在逻辑基底。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殖民研究是科学哲学中后殖民思潮兴起的外在背景, 从科学哲学学科内部来看,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从科学史的视角将社会、心理因素引入科学元勘的研究中, 形成关注科学发展外在逻辑的科学哲学观, 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兴起具有导向作用。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开放性的多维社会空间, 范式的转变“使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个方向时, 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 处于不同范式内的科学理论具有不可通约性, 范式的转变则意味着世界观的转变。理论的合法性是针对相应范式而言的, 真理具有相对性, 而不是揭示实在世界本相的绝对客观真理, 这就使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变得难以识别。

可见, 在库恩哲学中, 科学知识成为科学家整体背景、利益勾连和社会协商的产物, 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沿袭并更为激进地讨论了库恩哲学中由范式理论和科学划界问题引起的科学知识的相对性问题, 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解构, 以往认为的稳定有序的科学知识成为后现代主义审视的对象, 科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相对主义的思潮中被逐渐消解。库恩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启示为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奠定了研究旨趣上的相似维向, 而库恩哲学和SSK对西方科学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分析和对这种产生于西欧的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怀疑, 均为以反科学为其思想倾向的后殖民科学观奠定了社会化语境。

二SSK的社会建构论及其实践转向引领后殖民科学研究

自库恩哲学以来, 科学的中立性地位受到诸多科学哲学家的质疑, 从而营造了相对主义和反思科学的后现代思潮。库恩向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注入社会历史因素, 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并实现实践转向的SSK则将西方科学置于政治、历史、资本、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开放的可能性空间中加以解释和重塑, 这比库恩的社会历史观点更具体和富于历史性。SSK的社会建构论从实践和经验角度对科学理论的形成、检验和运用展开实验室的地方性语境化研究, 将西方科学表征为一种地域性的实践知识, 从而消解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性和先验论。后期SSK的代表人物塞蒂那在其著作《制造知识》中将科学产生的具体地点实验室作为专门的文化研究单元加以人类学考察, 说明实验室是一种具有地域性的制造知识的理论概念, 而在非西欧地区的弱势种族的本土知识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也值得重视和研究。

既然科学知识的形成和检验处于地方性情景中, 那么科学在如此广阔范围的“普遍”应用又怎样用地方性观念加以解释呢?劳斯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进路, 将科学的拓展解释为产生于特定实验室座驾中的语境知识的标准化和去情景化过程, 他认为, 这种对科学加以运用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得失权衡, 而不是科学知识具有普遍特性的体现, 这就为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相对性做了有效辩护。科学问题的构成、理论内容的评估、实验检验的建构等科学研究活动均处于海德格尔和劳斯所说的“寻视性关注”中, 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不能脱离其产生、形成或应用的具体地方性境况, 所以, 科学研究和应用拓展的机会主义特性使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凸现出来。

塞蒂那和劳斯从后现代立场出发, 说明了产生于具体情景的西欧科学的地方性特征, 同样, 后殖民科学观的代表人物桑德拉哈丁认为, 产生于西欧历史背景下的科学是一种地方性单边知识, 它与其他地域性知识, 如中医、印度佛学等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地位。哈丁说, 西欧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为一种地域性知识体系, 是因为不同文化都有各自产生知识的社会组织, 欧洲的扩张不过是一个带有更为方便的实验室以及教育、基金力量、高傲的评论杂志等方面的社会组织扩张力量。而在部分更为激进的持后殖民科学观的学者看来, 科学更是成为意识形态、政治和宗教斗争的实用工具, 这种激进的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的后殖民科学观消解了科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 具有明显的反科学色彩。可见, 后殖民科学观认为, 产生于西欧国家的科学的本质是地方性, 普遍性和客观性只是一种标准化的表象, 它体现在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的霸权扩张中。

三后殖民反科学思潮的外在逻辑与相对主义的后现代缠绕

后殖民反科学思潮从科学的形成、辩护和应用的实践过程中强调知识的地方性表征形式, 论证了科学知识虚假的普遍性, 突出了作为欧洲地区知识的科学和其他非欧地区的地域性知识在文化上的平等地位。安德森在其文章《后殖民技科学介绍》中从科学的社会交流的角度对科学的后殖民研究给予了肯定。他认为, “后殖民”并没有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结束, 相反, 它标志着以前几个世纪里殖民者的欧洲扩张对当下的影响知识与社会间的激烈碰撞。所以, 后殖民视角为研究变化着的经济与科学, 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相互重组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与库恩、SSK有相似之处的从科学外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结构考察科学的方式没有像传统科学哲学那样分析科学理论形成的逻辑过程, 而是从科学知识的流动和转译中探究西欧科学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 具有明显的外在主义逻辑特征。

持后殖民科学观的一些学者认为, 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中蕴含着逼问自然、拷打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种科学观念体现了欧洲的霸权扩张、文化侵略和社会压制。桑德拉哈丁在其著作《科学的多元文化性》中论述了科学作为地方性产物的文化特征, 并结合其女性主义立场说明了科学是欧洲文化入侵的先锋队。兰丁则将这种观点表述为:“必须对科学持怀疑的态度, 因为现代科学是我们时代最基本的统治模式, 它是所有制度性暴力的最终辩护工具。”后殖民科学观将知识看作是社会性和民族性的表征方式之一, 它的形成、发展和运用依赖于当地的文化气质、经济状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空间结构框架。这种重新解读知识概念、将地方性注入西欧科学的后殖民科学观存在着反科学的倾向, 也与后现代主义无法避免的相对主义发生纠缠。也就是说, 当科学的后殖民研究面对以非欧本土文化为背景的地域性知识时, 后殖民科学观在衡量各种地方性知识的缘起和地位时失去了主导地位, 从而使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各个地区或民族的独特地方背景相映射的简单的交流或实践活动。

所以, 后现代语境是包含多个流派和多种观念的话语集体与实践群落, 库恩哲学的社会历史维向、SSK的社会建构论思想及其实践转向均为科学的后现代解读提供了解释学背景, 后殖民科学观的形成存在于人们为克服现代性危机形成的后现代社会化语境中, 其反科学的思想倾向无可避免地与后现代相对主义发生纠缠。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35

[2]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 (盛晓明等译) [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110

[3]Sandra Harding.Science is Good is“good to think with”in Science Wars[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23

后现代科学观 第9篇

后现代下广告规训的生成与发展

在人没有将真实世界与广告构建出的世界相等同之前, 广告的主要目的是对人的劝服。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大众媒介的急剧膨胀, 广告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大量真实的模拟, 鲍德里亚将这种模拟产物称为类象, 即指“后现代社会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没有客体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①而类象的出现与丰富, 彻底颠覆并重新定义了人们传统的真实观念, 它能够逼真模拟、精确复制出客观真实, 并能将这种复制进行高技术的大批量生产, 创造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真实——一种比真实更加真实的超真实。在广告中复制出的类象主要包括人与人的生活世界, 其中广告对人的构建主要以身体为主。鲍德里亚借用麦克卢汉的内爆概念, 宣称在后现代世界中, 形象或类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 同时人们对以往真实的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也全部消失。类象与真实的内爆是引发广告对人产生规训的主要前提, 广告中的人不再仅仅是人的类象, 而是在内爆后成为真正的人, 因此他们所具有的属性与状态都是真实的, 此时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 人为生产出的超真实取代了真实的状态, 由此超真实的类象开始构造现实本身——广告直接创造出人的身体与生活情境, 而且所创造出的东西成了真实本身的判定准则, 于是广告中近乎完美的身体与真实的身体同化, 广告中对身体的判定标准成为如今人们的执行准则。

规训主要来自于福柯关于权力的理论与分析中。福柯强调权力是生产性的, 它能够反复作用于人体的各个部位, 最终使人体按照它的意愿发生改变, 从而使人成为更加顺从有用的人。同时, 福柯将权力与知识相联系, 认为“现代的规训制度借助于一系列有关规训的知识与技术, 并由此得到发展。”②由此, 后现代的广告规训在与科学话语这类知识相关联之后, 得到了发展。此时的广告所征用的科学话语多为非主体性科学话语, 主要偏重于配合广告产品产生效应。“规训拥有着细腻而多样的知识与技术, 且易于传播……规训在对细节实施权力时, 也实施着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③通过对这些科学话语的征用, 将科学的权威性与已确证性附着于广告之上, 形成一系列对人的身体进行规训的规训制度。在这个时期, 广告通过对科学话语的征用, 主要生产“零卡路里”“低卡路里”, 强调“无反式脂肪酸”“富含丰富不饱和脂肪酸”等广告话语标签, 吸引大众购买, 在通过各种媒体重复地作用于人之后, 使人对其产生自觉行为, 在用以促进销售外, 这些科学话语在广告中的传播也使人对包含此话语的广告深信不疑, 将该概念延伸到生活之中。这些征用的非主体性的科学话语, 在让人遗忘主体性话语的同时, 使所征用的科学话语在人这个主体中自行产生作用, 以达到对身体的规训目的。

福柯认为, 规训发展出了一种既能观察又不被发现的监视技术, 在这里, “权力应该是可视的但又是不可确证的。不可确证是指被监禁者必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 但同时他却必须确信他能被随时监视。”④在规训中, 不存在暴力与淫威, 而是把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作为实施手段。在广告对身体的规训中, 所构成的监视是复杂且自动匿名的, 借由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 它成为任何人可以对任何人的监视, 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下, 规训拥有自己的微观处罚制度。由于20 世纪70 年代首次对身体科学话语——体质指数 (BMI) 的运用, 二元地建构了胖与瘦的对立体系, 在类象内爆后, 人们形成了身体规训习惯, 自动评价他人的身体是否符合判定标准, 并运用广告所征用的科学话语对他人行为进行参照, 对不符合判定标准的提出质疑与否定, 并联合符合标准的对之进行排斥, 使规训对象自觉进行改造, 以期能被收编进同一整体。

广告对身体规训的发展离不开对科学话语的征用, 在这种非主体的科学知识中, 人们在被普及相关科学知识的同时, 确认并接受广告, 然后被广告中所包含的知识权力改造规训。从某种循环角度讲,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并使用该话语, 进而该话语把更多的人带入规训权力之内, 于是会有更多的人相信。虽然广告对身体的规训从初始角度来说是偏颇的——它以瘦为标准, 但从积极的方面来说, 这种征用科学话语的做法使科学知识广泛传播, 从某种程度上规避了对身体的伤害, 因此这种权力与规训也存在积极的、生产性的因素。

科学话语对广告规训的转向

21 世纪初, 广告与科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向, 在转向还未发生之前, 由于规训主体对非主体性科学话语的认同与实践, 使得对身体的规训停留于非主体阶段, 即通过选择规训中产品的方法进行, 这些方法从表面上看确实符合当时被征用的科学话语, 但厌食症、暴食症的出现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规训权力是生物权力形式的一种, 生物权力是19 世纪由福柯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力形式。所谓生命权力, “是一种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调节生命的积极权力。”⑤福柯称, “生物权力必须使权力——知识成为人类生活转变的动因。”⑥因此, 在科学话语对广告规训的转向中, 科学话语脱离广告对它的征用构建独立的知识权力, 并施加于原有的规训中, 自此原有的广告规训被破坏, 新型的知识权力对人体进行规训, 此时出现的科学话语主要为主体性话语, 呼吁人们将注意力放回主体, 即身体上, 这些话语有——体脂率、基础代谢率等。与这些科学话语相结合的是科学的实践方式——运动重新进入关注焦点中, 这也是近年人们对健身的热情开始回温, 出现健身热的原因之一。

由于人的身体判定标准经过长久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后基本定型, 因此在科学话语对广告规训的转向中, 无法颠覆这一标准, 但是转向后的科学话语采用了非常精确的科学手段, 对身体的判定标准做出了调整。之前, 身体质量指数 (BMI) 只是二元对立了胖瘦, 并将胖划归到社会审美的边缘。而瘦, 这个用来衡量身体的标准并没有具体规范, 二十一世纪初体脂率等科学话语的出现, 使身体有了比瘦更科学详实的判定标准, 这是转向后的科学话语对身体判定标准做出的努力, 即通过引进相应的科学话语, 使人们原本非主体的认知向主体转向, 并将这种知识权力纳入规训体系内, 从而新的知识权力取代旧有的, 对人的行为进行调整与重新改造。

与之前广告征用的科学话语不同, 新的科学话语将关注全权放在主体上。福柯在后半生将研究中所强调的内容, 从统治技术转向自我技术, 而权力是与冲突和斗争密不可分的。“生物性斗争中, 个人试图摆脱规诫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快感形式来重塑身体。通过培养新的躯体和快感, 就有可能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⑦新的规训塑造出的身体更加健康、积极向上, 带上了某种对转向前广告规训抵抗的意味, 并构建出新的知识权力去改造与重新生产规训, 人因为其更赋科学性, 并培养了新的健康的身体而接受了新的科学话语, 从而被纳入新的知识权力规训中。通过对新的科学话语的认同并通过实践培养新的身体, 主体在这种科学话语中构建自我以获得快感。“自我技术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办法或借助他人帮助, 对自己的躯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 改变自我, 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的状态。”⑧在由新的科学话语产生出的权力中, 人的可活动范围更大也更自由, 这种自由体现在不停地进行自我控制与自我看管的伦理实践之中。自我看管在之前的广告规训中是规范化的, 新的科学知识权力对规训的改造, 使之不必在今日重新复制过去的规范模式。未转向之前的广告规训所产生的身体是被构成性的自我, 即作为各种权力和规诫产物下被动的自我, 而转向后由新的科学话语主导的规训产生的身体是构作性的自我, 即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能对社会及其制度、权力和规诫产生影响的自我。

总体来说, 这种围绕生命和身体建立起来的知识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因为新的科学话语均与人这一主体直接相关, 所以与人体的管理、控制和分配更加密不可分, 这会将新的科学话语生产出的权力带入更深的政治技术之中, 福柯称之为生物政治。“它意味着, 大量新增的政治技术开始包围身体、健康、饮食和居住方式, 以及整个人类存在的空间。”⑨

摘要：结合鲍德里亚与福柯的后现代理论, 分析后现代语境下广告对科学话语的征用, 对人的身体生成了无形的规训权力, 并阐释出当今科学话语与广告中关于身体的规训之间形成的新关系, 这种关系更新了原有的规训, 是一种带着抵抗原有规训意味的转向。

关键词：后现代,广告规训,科学话语,福柯

参考文献

[1]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1

[2] (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 2003.3

中国哲学的现代科学借镜 第10篇

基于案例分析,本文从“道”与宇宙的生成演化观、“机”与生成演化的动力观、“熵”与积极有为的科学观以及“和”与科学的开放包容观等四个方面出发,以举证中国哲学的现代科学借镜于一斑。

一 “道”与宇宙的生成和演化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道与自然,息息相关,紧密依存,构成了中国古代无神论自然观的核心,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一)道与宇宙的自发生成和有序演化

在“道”的视阈下,宇宙不是永恒的,不是从来就有、万古如斯的,而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许多民族都有创世的神话,许多宗教也都有上帝或神创造世界的教义,所以,从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将宇宙的起源和演化一律归结为神话或迷信。20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宇宙论,特别是大爆炸宇宙论,给出了我们对待宇宙起源和演化的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从另一方面宣示了中国传统哲学伟大的洞察力和思想力。原来,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未必非得神或上帝来发起和推动,完全可以自在、自然和自为。

且看东汉张衡《灵宪》里基于道的以元气的变化描绘出的一幅宇宙自发生成和有序演化的图景:

“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混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气体故未可得而形,其迟速故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谓厖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动以行施,静以化合;堙郁构精,时育庶类。斯谓太元,盖乃道之实也。”

在张衡眼里,从“溟涬”经“厖鸿”到“太元”,元气经历了“惟虚”(“寂寞冥默,不可为象”)、“混沌”(“并气同色,混沌不分”)到“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的状态变化,就像鲜活的植物机体这里是“道”从根、干到实的生长过程。这是何等生动、具体而极富想象力的宇宙演化观!在张衡看来,宇宙生成之时是由惟虚的“厥中”和惟无的“厥外”两部分组成,既然“虚”和“无”相对、“厥中”和“厥外”相对,那么,“虚”绝非“无”,而是“厥中”有物即元气存焉,只是“不可为象”而已!于是,宇宙就是由生成之始的“厥中”的元气,从极漫长的不可为象的惟虚状态,经又极漫长的不可形测的混沌状态,才终于形成今天差异协同的有序状态。所以,“道”视阈下的宇宙生成和演化,绝非从无生有,而是从有到有,即自在、自然和自为的元气本体从不可为象到混沌不分再到有物成体的有序展开;更可贵的是,在张衡的宇宙论中,惟虚的“厥中”是与惟无的“厥外”并存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宇宙之外是无”。巧的是,现代大爆炸宇宙论的逻辑基础正是“宇宙之外是无”!“我们不能到宇宙之外去寻找宇宙创生的原因。因为,宇宙这一概念的意义,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存在于其外。”“我们无须上帝,而可以用物理方法来确定第一推动’。如果说,谁’是第一推动者’的话,它就是无’。”[1]由此,我们已不能不感叹东方智慧的博大了!

(二)道与世界的严格秩序和周密法则

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道”与“理”是连在一起的,赋予万物以属性并构成万物之间的联系和组织,同时是万物之所以发展变化或之所以成立的内在原因即必然性。此所谓“道法自然”是也。

第一重含义,道赋予万物以属性并构成万物之间的联系和组织。

如朱子谓: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子文集》,卷58)

“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著。”(《朱子语类》,卷103)

第二重含义,道是万物之所以发展变化或之所以成立的内在原因即必然性。

如朱子谓:

“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一)

如此,朱子就从张衡的宇宙发生论中引申发挥了宇宙秩序、法则或者说规律的发生了。在朱子看来,道既然是“天地万物之根”,除了其中已毕具了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诸般潜在可能性以外,还悉集了天地万物后来生成发展各个阶段的内在原因,即必然性或规律。换言之,世界后来生成发展各阶段的规律都来自同一个总的源流,即“总天地万物之理”的“道”“太极”: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有是物也。”(《朱子文集》,卷46)

“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朱子语类》,卷1)

用今天的话来诠释,即使事物发展的某个阶段尚未到来,譬如地球上生命产生之前,该阶段所特有的规律,如生命的规律如新陈代谢、应激性和自然选择等等,也都已存在着,只不过是处于隐含状态而未能起作用罢了。这里的思想,对当今大爆炸宇宙论破解宇宙爆炸“之前”、“之初”的“奇点”是有启发意义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见的宇宙秩序、世界法则和自然规律无不是最初的“万理毕具”的奇点性质的逐步展开和表现而已,是古今统一的,而非以后渐次生成的。[2]

二 “机”与生成演化的内动力

如果宇宙是自发生成的,那么,其内在的动因是什么?如果宇宙是永恒演化的,那么,它还需要不断的推动吗?这些,都可以用“机”这一东方智慧最伟大的结晶来解释。

《庄子天运》问道: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庄子是说,天地的运行或者解释为宇宙的演化,是由于其中蕴涵着“机”而不得不发动,而一旦被“机”发动起来以后就按着其本身固有的惯性运转下去以致不能自行停止。

何者谓之“机”?机,就是宇宙系统中虽然微小但却对系统整体起到信息和控制作用的关键的要素。机,古文为“機”,本义是指机械装置中绕轴而动的部件。最能体现机的含义的是弩机。《尚书太甲上》有“若虞机张”。注云:“机,弩牙也。”弩牙就是弩上可以绕轴而动的部件,即弩的“扳机”,通过它可以控制弩的发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机,主发者也。”“幾,微也,殆也。从丝,从戍。戍,兵守也。丝而兵守者,危也。”唐初孔颖达疏曰:“几,微也,是已。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

既然机是“动之微”,且“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能扮演宇宙发生的内动力的重要角色即不可泄露的“天机”!这就是张衡《灵宪》中宇宙“道根既建,自无生有”的形成原因。所以,对“机”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道”的把握。

由于对道和机的认识,中国古人有了与自然对话的“语言”。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叫做“机”的细微东西,其状态的改变,影响并决定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然后,从“几”的“见微知著”,发展到“机”的“用小制大”,构成了一个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完整链环。[3]

道家向往自然,高颂机的功能,意图通过对“机”的控制,实现养生优游的人生境界。南唐谭峭作《化书》,其中提到机:

“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一目可以观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虚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命可以活,天地可以翻覆!”

“机”的作用如此之大,只要掌握了事物运动变化之“机”,就可以自主掌握一切,可以呼风唤雨,可以羽化长生,可以突破命运束缚,可以造成天地的翻覆。这样说,是否过于狂妄?道家说:否,这并不违背“自然之道”。在道教经典《阴符经》中,可以发现道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日月有数,大小有定,沈水入火,自取灭亡,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

自然规律不可违背,而利用“机”来控制自然,正是中国古代关于信息和控制的哲学思想。道家利用自然规律以改造自然的思想,正与儒家荀子“制天命而用之”一脉相通。朱熹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天命”,即自然规律!《庄子》中的许多寓言,如庖丁解牛、丈人承蜩等揭示的主旨,就是机发论的思想和方法,“游刃有余”、“善游忘水”之类,就是“见微知著”、“以小制大”的运用。

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就可以通过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到自然,这是客观事物千变万化的基础。这种影响,甚至可以导致天地反覆,不可谓不巨。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心机也”,具有“机”的触发与控制功能。这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实质上,人类生产革命或技术进步,无非就是机发方式的不断演进!而类似“机发”的概念,在西方古代思想体系中,是不曾有过的。

三 “熵”与积极有为的入世观

(一)可能与现实:人择的结果?

中国传统哲学对此的认识丰富而深刻,如朱子就讨论过类似的问题。看,事物的发展变化原则上具有多种可能性即方向和途径,但现象界里的万事万物何以仅被赋予了其多种潜在可能性中的一种并使之具现呢?朱子认为:

问:“《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如此,则是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乃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朱子语类》,卷94)

是说,太极中虽然万理毕具,但万事万物都只能禀受使其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那一部分理而成立和出现于现象界,否则甚至连出现于现象界都不可能,因此,万事万物只能被赋予其多种潜在可能性中的一种并使之具现于现象界。[4]这里,赫然已有与时间之矢类似的人择宇宙学原理的某些萌芽了。

宇宙从大爆炸开始演化,其中有许多“关口”或“岔道”,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有很多种演化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只成就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现实的宇宙。有人计算了这种可能性,竟然近乎于零,为10-400!而我们人类的出现,就是这无数看似不可能中的“现实”与“奇迹”。为了解释“人类竟然出现了”的这种奇迹,也为了说明“世界何以如此这般”,有人提出了“人择原理”:宇宙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倘若它不是这样,就不会有谁来讨论这个问题了;甚至,在所有可能的宇宙中,我们观测到的宇宙是唯一一个能够演化出像我们这样的智慧生物的宇宙,而这是由观测到的宇宙参数决定了的。为此,马丁里斯(Martin J. Ress,1942～)认为是六个数成就了我们的宇宙。[5]

(二)熵增:有为与无为之间

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孤立系统即与外界(环境)既没有物质又没有能量交换的系统来说,作为混乱程度标识的熵总是在不断地增加。也就是说,系统在孤立的状态下,总是自动地从有序向混乱和无序演化,直到最大限度的无序和混乱混沌。这是个不可逆的进程,物理学上将之称做“时间之矢”。

应该说,这一原理是有严格适用范围的,即孤立系统。如果要阻止走向无序,则必须使系统开放,即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有时还有信息的交换。

对社会来说也不例外。譬如《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比孔子为凤凰但又为之不值。因为,凤凰是鸟之圣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今孔子凄凄惶惶,无道不隐,此“何德之衰”谓也;长沮、桀溺亦作如是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意即世事之衰,犹大水之横流,天下无处不如是,有谁能逆转呢?对道家的无为来说,社会就像一个孤立系统,其自发的演化自然就是从有序走向无序;而在儒家的有为看来,情形则有不同,恰如这里孔子所云:如今天下人都和鸟兽一样,自然不可与之为伍谋事,我何尝不晓得个中道理。长沮、桀溺是两位有道隐者,我不是他们的同道又能是谁的同道呢?但正是因为当今天下无道,我才不忍隐居,才会不辞奔劳,凄惶流离,想以我之道去改易天下之无道。若是天下有道,我孔丘也用不着去改易了。可见,逆“熵增”的天下大势而动,有时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儒家的可贵可敬之处。不过,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以人力胜天工,以有道易无道,不仅是孔子“克己复礼”的动力之源,而且是儒家思想极有价值之所在。

就今天而言,为什么说和谐社会需要构建呢?其含义:1.社会从不和谐走向和谐是可能的,但要付出努力和代价;2.“构建”,就是阻止社会系统“熵增”即不和谐趋势的“努力”和“代价”,相当于给系统注入有序化所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

1943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锷在“生命是什么”的演讲中,提出一句名言:“生物以负熵为食。”所谓“负熵”,就是来自于外界(环境)的抗拒或阻止系统自发走向无序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吃饭,就是为了获得“负熵”!

对人类社会来说,追求进步和发展是需要付出努力和代价的,不止是汗水,有时甚至是鲜血和生命!且看谭嗣同的慷慨之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谭嗣同看来,变法流血就是阻止社会退步、民族衰亡的“努力”和“代价”,是追求社会进步、民族昌盛的高尚的“负熵”。

四 “和”与科技的开放和包容

人的认识,特别是科学认识,是从比较事物的同异开始的。中国先哲很早就从同异比较的认识中,领悟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样富含辩证思维的科学思想。

西周史伯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媾)。”(《国语郑语》)

从正反两个方面,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辩证思想:一方面,五行相配生万物,五味相调成美味,六音相协出天籁这就是“和实生物”;另一方面,单声不动听,单色不成彩,独味不可口,独物不繁盛这就是“同则不继”。后来,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及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思想,其实都自史伯而来。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同异论,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影响深远,如遗传育种、中医药学、轮作农业等等。现代科学,也一再证明了中国古代同异论的真知灼见。譬如,有性繁殖优于无性繁殖,杂种优势,克隆缺陷,“多利”夭亡,不一而足。

西方尽管从形式逻辑上对同异关系进行了足够的探讨,但在思想方法上始终未能升华到中国古代的高度,所以,才会出现达尔文、摩尔根式近亲结婚的悲剧。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的思想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甚至可以说,《周易》阴阳观也是以此为根柢的。看,纯阳的“乾”与纯阴的“坤”不过是极端或理想的两极而已,譬之太阳(日)和太阴(月)之两极,而现实中的事物只是阴阳两个极端中的联接和过度,是二者中和杂成的产物而已。所以,矛盾、斗争和战争仅是阴阳对立到极端的特例,一般来说,协调、改良、改革才是主流,正如八卦中除乾坤之外更多的是其他六卦一样。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中庸,是执两用中!

结合上述熵增原理,我们对“和谐”中的“和”应该作如是观“差异中的有序”或“有序中的差异”,即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尊卑不失其位,动静不失其序。”和谐,既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和稀泥,也不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即绝不是混沌,而一定要有差异,就像“距离产生美”,没有差异那是混沌;但同时,又不是差异太大而过于极端,即不能是偏向一边的“纯阳”或偏向另一边的“纯阴”,不然那就是矛盾、斗争和战争了,若如此,则更失却了“和”之本义了。概言之,“和谐”或“和”应该是在极端的两者之间求取恰到好处的平衡和张力,即中庸之道、执两用中。

如果说,对熵增的理解意味着中国传统科技的开放性思想,即开放产生活力,交流增加有序,那么,“和”的思想则意味着包容,和而不同,和实生物,不然“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也许,民主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其“和”的意蕴。

除此之外,现代科学也无不印证了“和”的伟大哲学借镜价值。《西游记》第81难之后,孙悟空劝唐僧说:“不在此!不在此!盖天地不全,这经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岂人力所能与耶!”其中就蕴藏着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天地不全”。现代科学表明,宇宙是对称破缺的结构,这是进化演变的终极原因和最根本的动力。[6]对称破缺,产生活力、生机、有序与美!

天地不全,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是中国传统哲学伟大公心和包容的根本所在。

中国哲学的内容太过丰富,其对现代科学的借镜也极为深刻广大,尤其是其有机自然观的特征和人文关怀的底蕴,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挖掘的。对此,美国科学史家尤里达说得精辟:

“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7]

参考文献

[1]方励之.宇宙的创生[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4).

[2]杨小明.朱熹理学本体论的科学内涵和意义发微[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

[3]李志超,关增建.机发论——有为的科学观[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1).

[4]杨小明.朱熹理学本体论的科学内涵和意义发微[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

[5](美)马丁·里斯.六个数——塑造宇宙的深层力[M].石云里,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6]乌杰.系统辩证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74.

驱蚊的科学现代时 第11篇

科学家早就知道，有一种基因控制着蚊子的性别，但是没有人能找到这种基因。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大量分析，找到了这种天然存在于雄蚊体内的基因。接着，他们利用CRISPR-Cas9这种基因编辑工具使该基因在雄蚊体内失活，令其长出了雌蚊的性器官。这项研究为控制蚊子的繁育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能，即可以将雌蚊转化成无害的雄蚊。但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方法目前尚不完善，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去优化。

转基因灭蚊法

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尝试在基因层面上寻找降低蚊子危害的办法，基因技术的蓬勃发展也为将科学家的想象力转化为现实提供了物质基础。早在15年前，媒体就报道了第一只转基因蚊子的诞生，英国科学家为蚊子植入了新的基因，使蚊子的免疫系统对疟原虫展开攻击，从而抑制疟疾的传播。

近几年，不断有各种新的设想被付诸实验。例如，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基因方法来防治疟疾，该方法可使蚊子不再繁殖出雌性后代。

我们知道，雄性精子中的X染色体可以决定它的后代为雌性，针对这个特点，研究者把一种名为I-PpoI的DNA切割酶植入了雄性冈比亚按蚊体内。如此一来，雄性冈比亚按蚊所携带的X染色体几乎全被剔除。这就意味着，经过基因处理的雄蚊的后代几乎都是雄性的。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实验室试验中，蚊子所繁殖的后代中95%是雄蚊。随后，研究人员从野外抓捕了5 群冈比亚按蚊进行实验，结果有4群蚊子在经过6代繁育后，因为不再繁育出雌蚊而灭绝。

或许，这种让蚊子彻底“断送香火”的做法有点残忍;那么，接下来，科学家的策略就显得“人性化”多了。科研组使用了一项名为锌指核酸酶的技术，用结合蛋白质破坏蚊子体内的orco基因。orco是一个编码蚊子体内嗅觉受体的基因，当orco产生突变时，蚊子就不会再组建嗅觉受体。这相当于破坏了它们的嗅觉，使蚊子不再把人当成攻击目标。甚至，它们对避蚊胺的气味也变得毫不在意。

针对“鼻子”做文章

对于蚊子来说，嗅觉极为重要，是其觅食、吸血、寻偶、产卵的依靠。蚊子的触角是感受气味的主要器官。雌性冈比亚按蚊的触角具有4种类型的薄壁感受器，分别为毛形感受器、锥形感受器、腔锥形感受器和瓶形感受器。

电生理和行为学研究表明，感受气味分子的感受器主要是毛形感受器和锥形感受器，其中，毛形感受器对人体气味微量物质具有很强的敏感性;锥形感受器是仅次于毛形感受器的另一类重要的嗅觉感受器，对人体散发在空气中的重要物质——乳酸和氨类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腔锥形感受器和瓶形感受器是温度感受器，可以感知人体周围空气的温湿梯度。

环境中的气味分子进入感受器，在感受器中运输或扩散开，当气味分子与受体蛋白结合以后，便激活了神经元的一系列活动，最终使蚊子感知到气味，整个过程除了气味受体结合蛋白以外，还有嗅觉受体蛋白和气味降解酶等的参与。这也是为什么蚊子对出汗多的人“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汗液中的乳酸、氨类等化合物尤其容易被蚊子感知。

因此，很多研究者倾向于制造出一种化学物质（驱避剂），让包括蚊子在内的昆虫嗅到后产生驱避效应，不敢接近人体。正因为蚊子是被人体热量和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体味（主要包括乳酸、1-辛烯-3-醇）所强烈吸引而搜寻到宿主的;所以，几乎所有蚊虫驱避剂都是通过影响蚊子的嗅觉感知机制，进而诱导蚊子的驱避行为。驱避剂可以从植物的茎、叶、花、果中提取，也可以用化学方法合成。

从避蚊胺到VUAA1

避蚊胺是美国农业部在20世纪开发的一种化学驱蚊产品，其驱蚊效果得到国际公认。近年来，有人把避蚊胺制成微胶囊，避蚊胺分子会从微胶囊的孔道中释放出来，这样既可以延长产品使用时间，又能减少人体皮肤对避蚊胺的吸收。近几年，纺织专家将包裹有驱蚊剂的微胶囊附着在纤维上，这样就可以生产制造出具有驱蚊功能的衣物。

但也有研究表明，当人体有复杂气味存在时，避蚊胺反而会显著增强蚊子向宿主飞行的概率。美国科学家新开发的代号为VUAA1的化学分子，不仅驱蚊效果是避蚊胺的1000倍，而且还阐释了一种全新的驱蚊机制。

以避蚊胺为代表的传统驱蚊机制，都是让蚊子优先闻到驱避剂，借以掩饰人体气味。蚊子闻到驱避剂后，便主动避开。VUAA1的作用在于，它能激发蚊子嗅觉系统中的受体蛋白产生一系列反应，从而使蚊子基本丧失嗅觉分辨能力，无法正常搜寻到人体。

现代科学在防治蚊子危害方面，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尝试。不过，历史上曾经有很多雄心勃勃的科学计划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中没了下文。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方法目前尚不完善，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优化;但这至少也给控制蚊子及其所带来的传染病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希望。

【责任编辑】赵 菲

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构想 第12篇

1 构建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体系的必要性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而落后的施肥意识与施肥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今农业生产的需要, 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1 施肥上存在较大的盲目性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施肥上盲目跟从现象严重, 不少农民朋友在施肥时从不考虑作物的需肥规律和土壤肥力水平, 而是根据别人的施肥量、施肥种类和施肥方法来决定施肥的; (2) 施肥的随意性较大, 许多农民朋友通常是根据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决定施肥投入的, 因此出现了粮食作物投入不足、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投入过大现象; (3) 贫困地区农田肥料投入不足, 富裕地区肥料投入较高, 因此, 出现了中低产田掠夺式经营, 土壤肥力逐步下渐, 高产田盲目过多施肥, 肥料残留导致的污染严重; (4) 有机肥和化肥投入比例不当, 重化肥轻有机肥现象严重; (5) 氮、磷、钾及微量元素施肥比例失调; (6) 施肥方法不当, 施肥时不是根据植株的地上部和地下部根系生长情况确定施肥位置, 而是认为越靠近植株茎部, 肥料越易被吸收, 如果施肥过多, 浓度过大, 则容易出现“烧苗”现象; (7) 施肥时期上掌握不够, 到农作物出现缺肥现象后才施肥, 造成作物缺肥时间加长, 导致减产; (8) 施肥浅或表施; (9) 盲目采用“一炮轰”施肥方法, 导致减产减收。

这些不仅造成了肥料的浪费, 污染了农田生态环境, 还影响了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

1.2 落后的施肥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首先, 不合理施用化肥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 污染空气、土壤和水资源等, 破坏土壤理化性状, 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其次, 现代农业需要精准施肥技术产品, 就是从信息采集、数据处理分析到田间精准变量施肥全流程的技术和产品支持, 通过“测土、配方、配肥、供肥、施肥指导”一条龙服务, 把精准施肥技术进行简单化、“傻瓜化”, 大幅提高精准施肥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实用性和易用性, 降低精准施肥技术的应用成本, 做到“简约”但“不简单”。

2 构建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体系的可行性

2.1 科学种田意识加强

农民科学种田意识不断提高, 科学施肥技术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尤其是已经遭受到因盲目施肥造成土壤板结和给作物带来危害的农民, 迫切盼望知道怎样进行合理施肥, 才能在获得高产的同时提高农作物品质,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提高土壤肥力, 维护农田生态平衡。

2.2 政府重视

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中科学施肥问题, 中央一号文件把配方施肥作为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2.3 数据完备

农业部门早在1990年就开展了土壤肥力动态监测工作, 近年来又展开了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进行了大量的样点布设、土样采集、化验分析和数据整理工作, 为构建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体系提供了大量数据依据。同时, 通过开展不同区域“3414”肥料肥效田间试验, 为探索不同区域主要农作物在不同单元的优化施肥量、施肥时期和施肥方法, 完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标体系, 构建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体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3 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构想的内容

3.1 建立分析数据库

建立不同区域、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地类、不同作物种类、不同肥力水平等分类系统化土壤养分分析数据库。

3.2 构建施肥模式

构建不同作物、不同时期的精准施肥模式 (包括施肥方法、各种养分施肥比例等) , 使施肥简单化、定量化、自动化。

3.3 构造施肥网络

构建市、县、乡、村不同级别的科学施肥网络。

3.4 组建技术队伍

组建综合素质全面的科学施肥技术服务队伍。

3.5 构建全国的网络

构建由肥料生产者、经营者、农技人员、科研单位、农户等共同参与的配方肥生产、销售、使用网络。

通过以上措施, 达到节本增效、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减少肥料浪费、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改善耕地养分状况、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4 实现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构想的途径

4.1 配备设施, 分享数据

按照“分析设备自动化、样品测试批量化、数据管理信息化”的测土配方施肥规范化化验室建设要求, 配备土壤肥料化验室的硬件和软件。按照不同地域、土类、作物、肥力水平等, 布设具有代表性的土壤肥力水平监测点, 以全面掌握各地土壤肥力水平状况, 为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提供数据依据。全面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入户, 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肥料质量管理、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等, 为构建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4.2 广泛布点, 完善数据

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不同地域、土类、作物、肥力水平等采取网络式布点, 设置“3414”肥料肥效田间试验, 以尽快探寻出各地土壤养分校正系数、土壤供肥能力、养分吸收量和肥料利用率等基本参数, 为完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标体系提供依据, 以便更好、更科学地为农民群众服务。

4.3 整理数据

全面整理历年来土壤样品测试数据, 将其系统化, 为建立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数据库和配方施肥工作提供数据依据和参考。同时, 这项工作还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测土配方所需的费用和工作量。

4.4 开展试验工作

尽快展开不同土壤肥力水平状态下不同作物的专用肥的生产和田间试验工作, 为施肥标准化、操作简单化打好基础。

4.5 因地制宜

研究探寻不同地域、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时期的施肥方法 (包括施肥比例、施肥量、施肥方式等) , 使施肥操作更具体化、数字化、简单化、自动化。

4.6 综合施肥

研究探寻科学施肥与其他农业科技的综合应用方法模式, 完善农田设施建设, 简化农田操作过程。

4.7 进一步搞好宣传

通过广泛的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 使得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影响面迅速扩大, 形成“政府重视、群众欢迎、上下联动、合力推进”的良好工作氛围。并通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咨询与服务、技术物化与展示应用工作, 狠抓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入户率、到位率, 使得土肥技术服务能力迅速提升, 社会认知度进一步提高。

4.8 加强培训工作

大力开展肥料鉴别和使用知识宣传培训工作, 通过推广作物专用肥、配方肥, 让农民深刻体会到使用优质肥料的好处, 从而改变以往农民只认价格不管质量的购肥、用肥习惯。大力开展农民群众科技综合素质培训, 使农民群众充分应用科学技术的水平不断提高, 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通过加强对作物专用肥、配方肥的质量监督管理力度, 不断压缩劣质肥料的市场生存空间。

如此, 可使科学施肥工作基础得到夯实, 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为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作贡献, 为现代农业发展作贡献。

摘要：现代农业科学施肥模式构想是在科学施肥理论基础上, 通过建立不同区域、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地类、不同作物种类、不同肥力水平等分类系统化的土壤养分分析数据库, 构建不同地域、不同作物、不同时期的精准施肥模式, 通过肥料生产者、经营者、农技人员、科研单位、农户等共同参与, 促使施肥简单化、定量化、自动化, 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