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朱德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内容、途径、原则、方法等方面，他都有自己的深刻见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至今对于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仍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朱德；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我们党历来都十分重视从思想上建党，这是我们党能够经受各种风险和考验，最终争得人民支持与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解决党员干部、普通群众的思想问题更多的要靠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朱德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他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他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内容、途径、原则、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比较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至今对于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仍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关乎到我们党的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最开始成立之初，工人阶级的数量并不是那么多，占党员总人数的比例并不是那么高，但正是我们党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促使我们党的党员数量和素质逐渐提高。朱德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有其深刻的认识。

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指出：“要对全军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去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1］

在1934年2月初，中国红军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朱德从根本上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至此把政治工作提高到了军队战略的高度。

在1943年4月16日朱德同志写的《革命军队的纪律》中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关乎军队纪律的维持与执行。他说到：“革命军队纪律的维持与执行，主要在于教育，奖励与惩罚都不过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奖励使军中知道努力的方向，惩罚使军中知道应避免的错误。对有功受奖者不应放任，应继续教育，促其继续进步；对有过受罚者，不应仇视或厌恶，而应以爱护的精神教育之，使之改正错误。”［２］

1947年打下石家庄以后，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干部会议上总结胜利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思想政治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意义。这次打下石家庄主要还在于对军队、民兵、爆炸英雄、老百姓都作了动员，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石家庄。他说：“战前，多数连队开支部会动员，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的连队到了冲锋出发地，支部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部署和补充动员。我问了一下，凡是开支部会动员过的连队都打得很好。”［３］

1947年9月，全国解放军在经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以后，出去打仗，都打得很好，到处打胜仗。使朱德更加坚定地认为“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就会所向无敌”。“今后不仅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要做政治工作，军事机关、军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我们部队能打仗，就是靠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军事指导员要认识，只有政治领导加强了，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能提高，才能打胜仗。”［４］

1948年10月1日，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讲到：“现在打仗，人的思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为保卫家乡的土地财产可以拼命，但打出去解放别人却不一定都是那样坚决，所以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教育……另外，解放战士占我军的比例很大，以后对解放战士要加强教育，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５］这些都表明朱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极大肯定，这对他以后继续加强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发挥，主要在于其内容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是否使人信服。朱德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内容应该具有实效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对象主体，运用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内容。

第一，讲政治。1954年朱德在铁道兵第三次庆功大会上指出：“为了建设祖国，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我们的劳动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有了这样的政治信仰，就能够不怕任何困难，不讲究个人的享受，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心中想到的只有祖国建设的伟大事业和美好前景。我们所讲的政治就是以这些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我们需要学习的也正是这样的政治”。［６］朱德在这里所强调的讲政治就是要求我们要强化个人的政治觉悟，而这种政治觉悟包括二层含义：第一就是学习并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需用的文化和技术；第二就是要具有奉献精神。这是讲政治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讲真理。我们这里的真理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朱德一直坚定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科学,就是真理。他认为，马列主义能够指引我们战胜黑暗与落后，走向科学与光明。马列主义理论的本身，就是科学最高成果的代表。但马列主义，决不是仅仅只限于社会科学、历史科学，它有着丰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适用于一切科学。朱德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作为青年人要接替老一辈的革命事业，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精通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革命运动规律的人，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理论水平的人，才能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因此1949年7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拥护中国革命胜利的人，必须承认这个真理，注意这个真理,研究这个真理。他号召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埋头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在此之后，他在1953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指出：“青年团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青年，才能使青年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能使得青年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至于迷失方向”。［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名言。朱德说：“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不掌握理论就会迷失方向。由此可见，不学习理论是很危险的。今后大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所给予的光荣任务”。［８］

第三，讲纪律与讲政策。铁的纪律是我们的革命军队战胜敌人的法宝，是我们取得一次次战争胜利的原因。我们的纪律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是革命、建设、改革所需要的。所以朱德告诫大家说红军的纪律宣传不是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靠“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９］朱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认真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和南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他提到了如何更好的宣传群众纪律，他强调在执行这一纪律正确的做法是“他们不是侵犯群众利益，做到‘三不走，四不进’、进出宣传，实现‘房院包工制’，并发展到访贫问苦、军民联合诉苦等”。［1０］同时朱德还十分重视对政策的宣传，广泛宣传我们的政策（也包括向俘虏宣传）使我们的党和军队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基础，便于我们工作的开展和顺利进行。1947年打下石家庄以后，在总结胜利经验时，朱德提到了这次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善用俘虏，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政策有关。他说：“这次有的连很会利用俘虏。前面我说的一个班长带两个战士俘虏了一个营敌人，他们的方法就是利用俘虏。他们晚上摸到敌人一个营的门口，先抓到一个侦察员，立即向这个俘虏做政治工作，讲我们的政策，利用这个侦察员争取了敌人一个排长，缴了一排人的枪，然后又利用这个排长，进去缴了一个营人的枪”。［1１］

第四，讲爱国主义教育与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朱德同志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这些都是根源于他对国家的热爱，拥有无比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使他走上一条救国、救民的爱国之路。而革命英雄主义是革命者为了革命利益和革命理想敢于斗争、勇于自我牺牲的思想行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创造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群众的英雄主义。朱德伟大的一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朱德同志不仅自己践行着这些精神，他还特别重视这两种精神的宣传教育，使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人民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50年9月，朱德同志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号召战斗英雄和劳模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你们继承了中国人民勇敢而勤劳的传统，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和艰巨的国家建设事业中，以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创造性的精神，在各个不同岗位上始终不懈地努力工作，并带领着广大的群众去完成国家所给予的各项任务”。［1１］

朱德也深刻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军队是由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英雄组成的，那么我们的军队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无敌军队。所以他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我们就要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工作条件。……而政治条件则需要我们作军事工作的同志自己去创造。在这一方面，由于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人民革命的武装，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从上到下一直洋溢着革命英雄气概的部队。在我们的部队中，不知产生过多少坚强英勇、临难不苟、赤胆忠心、自始至终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牺牲的英雄人物。他们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们要很好地把这些事迹加以总结和发扬，用这些具体生动的事迹，在部队中进一步地、更加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1２］

三、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途径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选择好的途径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朱德对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思考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典型案例。注重对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是朱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个特点。三大改造的初期，195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朱德告诫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后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运用典型案件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更好地保持党的纯洁性。他说到：“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今后除了密切地配合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了解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加强党内纪律教育之外，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严肃地，慎重地，有力地展开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侵蚀的斗争，并把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继续清除出党。只有从思想上、组织上两个方面来巩固和纯洁我们的党，才能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决议的正确实施”。［１３］

第二，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主要是为统一全党的思想，纯洁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解决人民的思想问题，所以整风运动在特定的时期也起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朱德在1940年5月从华北抗日前线返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把他留下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他协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思想统一的问题。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38年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虽然我们党内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和纠正，但是却没有在全党范围对“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反省，造成了党内思想上的一些分歧继续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此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和复杂的环境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力度不够，我们党内新发展的数十万党员大部分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来不及克服，践行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欠缺。为了统一党的指导思想和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４］因此通过整风运动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三，榜样力量。朱德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十分重视运用榜样的力量，并鼓励大家在工作中寻求精神的导师，让榜样来做表率，以榜样的身体力行来影响和带动大家，以便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的开展。朱德举例说：“事实也是如此，坚持黄烟洞保卫战的十二勇士全是共产党员，山东我军几年来伤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是共产党员，其他还有很多战斗英雄都是共产党员；在生产与群众工作中也是这样，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劳动英雄，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这就是我军中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坚强党性的具体表现。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模范作用的我八路军、新四军里，才能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使部队更加坚强与巩固，成为无敌于天下的人民军队，许多经验已经证明，新英雄主义运动是我们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很好的很重要的方法”。［1５］同时朱德还教育同志们说：“我们当连长排长的大部分是党员，他们的政治热忱可以影响士兵的政治热忱，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影响那些不觉悟的人。有觉悟要革命的这些干部，可以表现出很多美德，如大公无私，互相帮助，谦虚等等。他们就可以去影响别人。相反，如果你政治上不觉悟，自私自利，甚至还做了坏事，那就糟了，那也会影响下面的人跟着你学。所以，好的表现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好，坏的表现也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坏。参加革命的人，有工人、农民，但也有二流子。有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革命而来的。要把他们变过来，靠什么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我们用自己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的实际表现去影响他们。”［1６］

第四，艺术宣传。宣传工作与艺术形式相结合，将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得更好。朱德在1940年7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做报告时说到：“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1７］所以我们在宣传工作中应该重视利用艺术。从朱德对敌人利用艺术进行宣传的总结来看，朱德也主张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可以利用宣传画、漫画等宣传品来宣传我们的思想，也可以利用丰富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更加通俗化、大众化，让大家更好地接受。

第五，传统形式。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有很多，朱德也多次提到。新入伍的士兵还不太习惯集体的生活，因此要把这些新士兵的个人生活习惯改造成为集体的生活习惯，这就要靠通过传统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这些形式是十分有效的。朱德举例说：“通过文化娱乐、上课、出操、开会等进行教育，这是我们军队所特有的优点”。［1８］

四、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第一，群众路线原则。朱德多次强调教育要走群众路线，无论是军事教育，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朱德曾很明确地说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1９］朱德在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上特别强调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他说：“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现在部队中出现了‘三合一’班，由三种战士组成：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老八路、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三种战士各有各的优点。解放战士阶级觉悟模糊些，老战士有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新战士是土改后自动参军保卫土改成果的。把这三种人编在一个班里，开一个诉苦会，你说是怎样的苦，我说是怎样的苦，他又说是怎样的苦，三方面这样一讲就都合拢来了。同时，解放区是怎么搞土改的知道了，蒋管区农民的苦处怎么样也知道了，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也知道了。这种会开它一天两天，一班人的阶级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野战军一定要进行这种教育，时间紧张也要想法抽出一点来搞。这也是政治教育中群众路线”。［２０］

第二，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朱德同志历来强调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真实的情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然情况不真，方法不对，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办法解决好。他在《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中指出：“军事教育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２1］“我们现有的干部不仅可以教，而且还可以教得好。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计划与要求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实事求是。一切的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２２］

第三，以身作则原则。古人说：“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朱德多次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就会容易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队伍，这也是中国革命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朱德曾在《悼左权同志》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左权同志，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左权同志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朱德不仅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无私奉献，首先他自己是严于律己的模范。在‘八一’南昌起义的转战中，朱德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在对待个人的地位、荣誉问题上，他说：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这是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我不应该去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面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２３］

五、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第一，思想教育与执行纪律。朱德指出，“过去整风时期，主要靠教育，主要是改造思想。在毛泽东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下，在改造党员干部思想上，特别是在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的思想上，曾经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其成绩之大，影响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其缺点是很多地方对于改造思想作片面的理解，对于必须执行的纪律也不执行了。”［２４］“对于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政策和纪律以及违犯了纪律仍拒不改正的党员干部，必须给以应有的纪律处分。”［２５］朱德认为我们党是一个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老干部，他们为党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是党的宝贵的财富。对干部要一方面关心、培养、教育和爱护，另一方面要严格要求。干部违反了纪律，犯了错误，要给予帮助和教育，甚至是处分。［２６］到建国初期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２７］

因此，坚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如执行情况定期检查、专项监督制度、纪律保障制度等等，对违反党纪的行为，严加处理。

第二，发现问题、处理问题与总结经验。朱德指出，“发现了问题，一定要即时处理，即时纠正，不要积累起来算总账，以免党员干部的错误愈弄愈大，积重难返，最后把政治生命也葬送了。处理以后，要随时总结经验，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出来。这点很有作用，值得提倡。因为这样不但教育了全党和人民，而且真正有效地教育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有些人受了处分，只要不公布出来，那他还是满不在乎的，还是不容易改正错误的……但也要注意：一定要选择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事件才能登报，不要小题大做，事事登报。否则，不但伤害了党员干部，而且会收到相反的效果。”［２８］

因此，坚持把发现问题与即时总结经验相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能及时发现问题这是硬道理，及时发现和反映新问题、新情况，从而能避免偏差与失误，使我们党的发展更加平稳、有序；及时总结党的经验，使我们党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少走弯路，更能增强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练心与说服教育。练心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方法。朱德指出：“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还是同过去国民党军队那样的练法差不多，认为只要强迫战士们做就行了，这是要不得的。以后指导员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连长更要特别注意。连长不仅要练战士的军事技术，而且要练军心，做好政治工作。这个工作政治指导员当然要负责，连长也要负责”。［２９］练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重说服教育。朱德认为要带好兵，要有各个方面的保证，但尤为重要的是政治的保证，就是靠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而战士阶级觉悟的提高主要靠说服教育。朱德在《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中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战士的阶级觉悟提得很高，告诉战士们，无产阶级怎样痛苦，工人农民怎样受压迫受剥削。不仅指挥员会讲，战斗员也会讲这一套。有些战士，他们讲得非常好。把敌人的士兵俘虏过来马上也给他们讲很多的道理，劝他们加入我们的连队。经过劝说、宣传，他们就说：‘好，我不走了，就在你们这里’。同志们，你们看，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说服他们不跑了，硬是跟上我们一起打到底。政治上一觉悟，大家的阶级友爱出来了，互相帮助的精神也出来了”。［３０］

综观以上朱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几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明确，即是把我们的战士和党员培养成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合理。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的融合与统一，对此朱德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两者更好结合的实践途径。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原则具有可行性与时效性，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有教益。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得出结论：朱德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成果，我们应该继续研究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和合理化。

参考文献

［1］　金冲及．朱德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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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8.

［23］　石国亮.民主革命时期朱德对党的建设的贡献［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2）：5.

［26］　杨俊辉.从廉政角度谈朱德的党建思想［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1）：74.

［责任编辑：庞　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部分高职院校存在的重职业技能培养、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以及对高职学生自身的特点的忽视等，对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挑战。推进高职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路径才能达到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渠道；活动类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组织类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文化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平台；传媒类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研究迅速兴起。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再次掀起热潮。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已成为显学，既有从理论层面的系统阐释，也有从实践层面的经验总结，研究正向各专业、各学科、各领域全面推进。由于其特殊地位，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职院校实现的程度，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又直接取决于所选择的路径，所以路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一、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宏观层面上说，是巩固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需要，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从微观层面上说，是高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是规范其行为的需要。

1.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指导地位的需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职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别，承载着传承知识、培养技能、教书育人的使命，核心是培育“什么”样的人，同样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解释了事物的本质，解释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我们战胜困难、抵御错误思潮的有力思想武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的传播，丰富高职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把握；有利于培养一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广大师生的自觉实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的指导地位。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师生头脑，深入持久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确保高职院校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2.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许多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可靠保证，也是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高素质人才，既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更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高职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对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决定作用。通过高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利于促使学生自觉履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有利于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艺术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高职院校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群体，即在高职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3.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坚定高职学生理想信念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依然深刻而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没有改变，力度不断加大，手法更加多样。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在国内，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深刻变动，高职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一些高职学生在精神追求上出现了空虚和迷茫，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把握上存在着认同度的差异。如何使高职学生进一步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增强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是新时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高职学生头脑，占领学术阵地，牢牢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主导权，在坚定高职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发挥重要作用。

4.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规范高职学生日常行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但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理论，其价值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解释、规范和指导上。高职学生正处在人格培育和完善时期，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他们的优势是思想比较活跃，动手能力、专业技能、适应性比较强。但是，他们心理发育尚不健全，他们关注自我、强调个性。部分学生在日常的行为中表现出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这是我们在高职院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不能不关注的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高职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基础的一步是让马克思主义走进高职学生的日常生活，发掘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哲学，改变以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书斋里的学问，是高高在上、远离日常生活的理论的错误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关注高职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塑造其远大理想，陶冶其高尚情

操，培育其健全的人格，巩固其集体主义精神和合作意识。

二、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的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职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着各种不足，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挑战。

1.部分高职院校存在着重职业技能培养、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功利化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入脑人心大打折扣

目前，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大背景下，高职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不少高职院校在具体办学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重技能、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只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对学生的工具性，而忽视了价值性。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甚至学生社团活动全部都是围绕市场和职业转动，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被大大削减，甚至有极个别的院校打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的旗号，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给变相地“革”掉了；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实行合班教学，教学效果相对比较差。高职院校注重教给学生一门技术、一种生存技能，但却没有解决学生的政治信念、伦理道德等问题。不少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学得好不好对自己的未来影响不大。这种功利化的倾向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人脑人心。

2.高职学生自身的特点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的挑战

高职院校生源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有较大的差距。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统考统招录取的普通高考学生，少部分为对口升入高职的三校生(即中专、技校、职高毕业生)，极少数学校还有五年一贯制高职录取的初中毕业生。生源渠道多样化，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也呈多样化。高职学生是高考招生的最后一批，普遍理论功底较差，人文知识欠缺，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尤其是对待学习的态度都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学生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不思进取，自律性较差。但是，目前各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课教材与普通高等院校完全一致。这些教材注重逻辑结构的严密性，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其学理化的表达方式忽视了高职学生的特点。按照这种方式组织教学，高职学生学起来吃力，兴趣不大，甚至引起反感，从而大大影响了在高职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工学结合环境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的挑战

随着高职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许多高职院校采用了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提高了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和岗位专用能力，提高了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了就业的竞争力。然而，这种模式也使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新情况。高职学生在工学结合模式下，身份由单纯的学生身份转变为学生与员工双重身份，教育环境由单纯的学校向学校与企业转变，由单纯的校内集中学习转变为校内集中理论学习和企业实习相结合。对此，学校应根据工学结合模式的特点，发挥、调动、整合企业在育人方面的资源优势，强化实习环节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主动适应工学结合的特点，不能在顶岗实习环节进行有效渗透；对于企业来讲，企业追逐利润的特点决定了其往往注重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不愿或不会投入过多的精力和财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缺少对学生进行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致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真空地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如何在这种模式下走向高职学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如何实现校企合作、良性互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工学结合模式下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三、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职教育中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各种手段、各个部门、多种路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包括思想政治课这一主渠道，也包括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形式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阵地的各种社团组织、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的校企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的各种传媒。

1.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渠道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高职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环节，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阵地。当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虽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是由于少少高职院校脱胎于普通高等院校，其办学历史不长，在教学中还存在着学科型教学的痕迹，过分强调学科知识传授，忽视了高职学生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和情感需求；传统的“满堂灌”式授课方式还依然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因此，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和诉求，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首先，要编出适合高职学生的教材。目前，由于历史的原因，高职虽然被认为是自成一类的教育，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课教材却完全沿袭本科类学校的教材，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课课时偏少、学生的综合素质偏低的情况却被忽视了。专家学者在编写教材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要编出体现高职教育教学特点的教材，而不是简单地拷贝本科的思想政治教材。同时要紧跟时代潮流，在不亵渎马克思主义严肃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的政治化和说教化语言，对于一些理论的阐述完全可以使用易于为高职学生接受的语言风格，适当的时候引用网络和时代流行语来调剂一下枯燥的理论教化。增强论证的严密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其次，课堂教学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主动性。在教学中要避免纯学理化倾向，理论要贴近高职学生的思想、情感和实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在对高职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过程中，应有分析、有比较地介绍当代其他各种社会思潮，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提高高职学生的分析鉴别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教育要在方式、载体和手段上有所创新，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2.活动类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

形态繁多的活动是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常用的教育形式，如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学习先进、纪念日主题教育等。活动类路径的核心是“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掌握群众的过程中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贴近大众心灵，符合大众需求，代表大众根本利益，获得大众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实践的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展示其无穷的内在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最终完成，即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并内化为价值信仰、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即到实践中去)。活动是高职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要积极引导高职学生走出课本、走出学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全面、深入、科学地把握基本国情，亲临其境，

领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各种活动过程中加深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大理论成果的理解，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自觉认识到这些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扎根于现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3.组织类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

组织类路径指按照一定目的、任务和形式所构成的集体，包括政党和群众团体。高职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大多参加一种或几种社团组织。学生社团是高职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学习、自我成才的重要载体，它在组织、引导学生自觉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资源。它能有效地吸引广大学生参加，这为我们实现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学生的精神支柱。但现在的高职学生社团活动明显存在重交际、重娱乐，轻理论学习、轻理论研讨的倾向。学校要充分利用社团这个载体引导学生加强理论学习与理论研究，主动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领学生社团这一思想文化阵地，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自我教育作用。为此，一是要积极支持和扶植理论性社团，为其选配好指导教师，扎实有效地开展理论学习与理论研究；二是要引导其他社团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三是要防止自由化思潮侵蚀和占领学生社团这一思想文化阵地，指导和帮助学生社团提高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识别力、抵抗力和免疫力。

4.文化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平台

校园文化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由于采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学生除了在学校集中学习外，在企业顶岗实习的时间也不少。因此，高职学生既受校园文化影响，也受企业文化影响。在建设校园文化的实践中，不少高职院校注重两种文化的融合，形成了高职院校独特的校企文化。校企文化能够从文化的高度把握和统帅校园中的各种现象，对高职学生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启迪、陶冶、感化作用是直接而持久的。它渗透到校园各个角落，渗透于学习、生活及各项活动中，它能使学生在自己生存的环境里，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形成观念，最后化为行动。校企文化可以充分发挥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被高职学生所支持，进而成为高职学生生活和日常话语中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指导其生活实践的内在规则。高职院校可以依靠校企文化建设，通过校风学风、学校环境、制度建设、课外活动等来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5.传媒类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传媒类路径即以不同方式传播一定社会信息的媒体渠道。传媒是信息发布、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作用，搭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平台。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是各种传媒最重要的作用，其在高职院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高职院校通过自办刊物、校园广播等传统媒体，搭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校园里的这些媒介对在高职学生中实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对高职学生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利用这些媒介开展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高职学生可以在自办刊物中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专题以及论坛等，在自我教育过程中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论辩中得到内化。教育内容要得到高职学生的认同，必然要经过主体的认识、思考、判断，进而使外在的行为转化为受教育者内在的自觉的心理需求。此外，网络、微博、博客、播客、流媒体、手机媒体等新传媒，越来越成为高职学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要充分利用高职学生对新传媒的认可和偏爱以及新传媒信息容量巨大、查询方便快捷的特点，大力弘扬主旋律，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充分利用新传媒，改变以前传统的说教式的灌输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及爱国主义教育要借助于网络提供的大量的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资料。通过创办网上电子刊物，开办专题讲座，针对现实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利用网络交互性信息交流展开讨论，力求把严肃的宣传主题编成生动形象的程序、软件，使思想政治教育富于知识性、趣味性、生动性，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达到情景交融、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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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其商品范畴中内含的主-客体辩证关系也逐渐明晰。商品范畴蕴含着“人”这一主体以及“商品”本身、“货币”、“劳动力商品”三个客体，从三个客体追溯到商品拜物教、货币和劳动力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相关思想，可以窥探三个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这些哲学内涵既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

善，也是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商品;哲学;主-客体;《资本论》

文献标志码：A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商品是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在这一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窥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全部秘密，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回到马克思原生态语境会很容易地发现，范畴中的哲学性内容和政治经济学内容同样丰富，同等重要，相互交织和支撑，抽离哲学性内容后会发生质变，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蜕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1]我国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阐释商品范畴的研究（包括哲学性阐释）较少。因此，对马克思的商品范畴进行哲学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研究商品范畴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浸染，包括其商品理论。对马克思商品理论的理解须明晰两种观念：一是马克思商品理论的文本追溯不能局限于其成熟期的经济著作，具有哲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特征的早期文本也可能包含商品理论的相关思想;二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经济文本可能同样包含商品理论的哲学性内容。

（一）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著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贫困的哲学》首次反映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哲学性内容。在这两部文本中，马克思并未直接谈到商品问题，而是对与商品有关的范畴和思想进行批判，这段以“批判”为主的哲学探索是马克思商品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得以存在的根源——异化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敏锐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类本质被异化的典型表现之一——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人的类特性被异化为货币的属性，货币的特性决定人的特性，人的个性被削弱或丧失，货币成为主宰一切、颠倒一切的力量。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揭露其根源的，所以马克思在此文本中没有直接探讨商品问题，但他对商品形态的发展形式——货币进行的哲学分析也是马克思商品理论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的特性就是货币所有者的特性，货币所有者能够通过货币行使支配他人和社会财富的权力，人的能力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货币这种物的形式来表现，这种物表现出来的神秘力量就是拜物教现象。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学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有所体现。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价值论的科学性，并用李嘉图的价值论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他指出蒲鲁东整个构成价值理论体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认为其不过是李嘉图价值论的“乌托邦式”的解读，而李嘉图价值论才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实际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批判。首先，蒲鲁东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通过产品生产者之间提“建议”而产生的。对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没有立足于实际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是自己“假定”了交换价值的涵义。其次，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矛盾而对立的问题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撇开现实的需求不谈，将使用价值和众多、交换价值和稀少混为一谈;并批判他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的根源归结为一个完全形而上学的概念，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意志。最后，马克思将李嘉图价值论和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直接“对质”，认为李嘉图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价值理论的，而蒲鲁东正好相反，他先通过一系列臆想的假设得出一些经济公式，然后为了证明公式的

正确性故意编撰与公式相符的经济事实[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给予李嘉图价值论很大程度的赞扬，但在根本立场上，马

克思与李嘉图有着本质的不同。李嘉图价值论的根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是社会永恒的规律，所以李嘉图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基础上的价值论也是永恒的科学理论。但马克思认为，商品及其理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

（二）《资本论》及其三部手稿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涵盖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商品二重性学说、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学说、货币等内容，这些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大多是首次阐发，并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中是以“二重”的形式存在着的，但他在叙述这一观点时并没有为其中的概念确定清晰的术语。比如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常常互用;在表述具体劳动时有时会使用“自然规定的劳动”或“特殊劳动”等概念，在表述抽象劳动时则会使用“一般劳动”的术语。虽然这些术语的表达与《资本论》中相对应的表达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内涵实质是一致的。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概念使用模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马克思不仅明确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概念和性质，而且清晰阐释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之间的关系。

关于价值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并随后在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了商品价值形式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阐述，由此，货币如何产生的问题得到了回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并未确切地提出“价值形式”这个概念，但实际上确实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即“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3]。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指出达里蒙用生产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表现该商品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商品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达里蒙所说的价值表现形式无法在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时正确表现商品价值，而且也无法体现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提出“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的简单价值形式，科学地解决了如何表现商品价值的问题。

商品拜物教学说的首次阐发也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是指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除此之外，他还阐释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他们的私人劳动同时也属于“社会必要劳动”，只有证明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这些商品才能进行买卖，从而为商品生产者换取生活资料。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由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通过对劳动力商品和商品历史属性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商品理论。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阐述了商品的特殊形态——劳动力商品。他探讨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劳动能力，它与任何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买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占有。他还提出劳动力的价值量与商品价值量相同，都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在三部手稿中都有迹可寻，但这三部手稿中的商品理论仍缺乏一个系统的逻辑行径，这一系统的逻辑行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商品理论发展至成熟的文本载体，所谓“成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将《资本论》三部手稿所阐述商品理论的相关内容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哲学方法再次进行系统论述，其中“抽象”指称“商品”，“具体”指称“资本”，

《资本论》第一卷目录中“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和“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两个主题循序推进，“商品”按照历史逻辑逐步指向“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到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他以最恰当最合理的方式进入了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研究商品概念时大多以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商品在资本主义时期才真正发展成为普遍的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给予了“商品”与手稿不同的历史逻辑前提，即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对资本的研究就从对这个元素的分析开始。第二，《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力商品的论述在“商品-资本”的逻辑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品理论的主要内容在三部手稿中已基本阐述完毕，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显然对这些内容的“出场顺序”进行了深思熟虑。其中商品拜物教学说和劳动力商品相关内容的出场顺序是整个“商品-资本”逻辑演进的点睛之笔，它们构成了商品向资本转化的两个重要“拐点”。

二、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内涵：主-客体辩证关系

商品归根结底是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商品具有神秘性质也是源于它被打上了主体意志的印记，商品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才会区别于其他的自然物。所以，商品范畴的哲学性内容都是围绕人和商品或商品的发展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用哲学术语来表达就是围绕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马克思商品范畴所体现的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

（一）商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曾表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5]210，这一论断指出了主客体关系在存在论上的重要意义，商品作为一个“存在物”，它必然是主体的对象化，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商品还是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商品，都属于劳动产品，本质上都是人劳动实践的产物。劳动的本质涵义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转换。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过程有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者是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客体，劳动过程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以，作为人劳动产物的商品，也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商品是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意味着商品之间的交换根本上是人的劳动的交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的关系对象化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也就是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对象化为客体间的关系。所以，在商品生产领域，商品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到了商品流通领域，商品交换过程本身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二）商品拜物教：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

马克思指出一個物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会拥有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神秘性质，这种神秘性质既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自商品价值，而是来自商品形式本身。商品形式的神秘性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4]89。总的来说，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却采取了物与物的虚幻形式，马克思将这种虚幻形式称为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体现的是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物化既是必然的，又是可以克服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论述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他指出个人的劳动产品要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即先转化为货币形式，然后才能通过物的形式取得自己的社会权力，也就是说，个人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其属于社会劳动。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具有一种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物的性质。这种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商品拜物教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商品拜物教在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表现并不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挥出它真正的魔力，马克思也曾说：“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4]93商品拜物教具有的这种历史暂时性说明它是可以克服的，克服的途径就是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符合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生产制度。只有建立这样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形态，人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劳动者真正的“个性”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成为真正属于人自身的关系。

（三）货币：客体对主体的异化

在经济学意义上，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它从商品群中独立出来，只以“交换价值”的身份出现并与其他一切商品并存，是一切商品借以比较和计量的形式，所以货币是交换价值的象征。货币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它具有了不同的职能，包括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但在哲学意义上，货币的这种特殊“身份”导致了人的异化，这种异化在主客体关系中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异化。货币对人的异化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对人个性的异化，二是对商品生产者的异化，三是对人交往方式的异化。

第一，货币对人个性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本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货币进入人们的生活后，由于货币能够购买人们需要的一切商品，人们的致富欲逐渐膨胀，货币从作为目的实现的工具、手段和中介，逐渐成为人追求的目的本身，人自由自觉的个性逐渐被货币异化。如西美尔所说：“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6]货币所有者作为“社会性的人”，他们口袋里的货币代表着他们的社会个性和社会能力，他们是丑的、恶的，但只要他们的货币是美的、万能的，他们就不丑、不恶。所以，货币会导致人个性的颠倒和引起社会价值秩序的混乱。第二，货币对商品生产者的异化。在直接的物-物交换时期，人们进行买卖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所

以，商品交换依赖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者，商品生产者只有生产了商品，商品交换者才能在市场上买到需要的产品，这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货币产生后，一切商品都可以顺利地与货币交换，货币的权力逐渐增长。从而，商品生产者从生产“使用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交换价值”。货币产生之前，人们为了满足需要才会有交换行为，货币产生之后，货币“先验”的社会权力使商品交换行为自然而然地存在。因此，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生产，最初作為促进商品生产手段的货币也成为一种对商品生产者来说异己的东西。

第三，货币对人交往方式的异化。货币关系在社会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中越来越占据主导，以货币关系为主导的交往方式在社会关系中就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与前资本主义人的交往方式相比较，以货币为主导的交往方式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但这一社会关系越来越依赖于货币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出现变质。

（四）劳动力商品：主体客体化

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部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他们逐渐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地一无所有的人”。劳动力占有者或劳动者是“主体”，他们出卖的是作为“客体”的劳动力，而不是“主体”自身，货币占有者买到的只能是劳动力占有者一定时间的劳动力，而不能是他们全部时间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同样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当劳动力占有者离开流通领域进入商品生产领域，资本家的丑陋面目就逐渐彰显。

劳动力占有者一旦进入生产领域，主体就被客体化了，资本家占用的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劳动者自身。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远远大于他们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的劳动力价值远远大于资本家为其支付的工资，劳动者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是隐蔽的，这种隐蔽的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日，牺牲其休息和娱乐时间，非人道地消耗其生命健康，无限制地逼近其生理极限，以此来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二是由于存在劳动者的生理限制以及社会道德约束，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得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显然，后一种剥削方式更为隐蔽。这两种剥削方式使劳动者一步步陷入贫困的深渊，沦为资本的奴隶，彻底成为被资本摆布的“物”，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三、马克思商品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内容对完善马克思思想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既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善，是马克思理论展现“艺术整体”性的典型表现，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添理论佐证。

（一）它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善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存在“断裂”之说1，学界对这一说法众说纷纭，但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商品理论是对他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和完善，这一理论判断足以反驳马克思思想的“断裂”之说。

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在商品理论上的延续与完善主要体现在商品拜物教学说和劳动力商品相关思想上。总的来说，这两方面内容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由哲学方向转向政治经济学方向的表现，它们的基本内涵一致，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将他青年的异化思想照进了现实，融入在资本主义批判中。

首先，商品拜物教学说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思想的延续与完善。青年马克思刚刚接触政治经济学时，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从人本学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影响。这时的马克思受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限制，他的青年异化理论没有深入到根本，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将他的货币异化思想追溯到了它的源头“商品”概念上，提出了商品拜物教学说，正确地分析出“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其实是商品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物化”的发展形式。

其次，劳动力商品的相关思想是马克思青年“异化劳动”思想的延续与完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包括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的劳动活动不是按照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而进行的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力占有者“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唯一的劳动力来换取货币从而获得生活资料，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了被迫维持生活的手段。这样的现象正是马克思青年“异化劳动”思想现实性的表现。

（二）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商品理论中的哲学性内容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马克思商品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物化问题是唯物史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观念的具体表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阐发新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文件，他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01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属性。他随后在《资本论》中阐述商品概念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阐发。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本质就体现在这种商品交换关系中。

其次，马克思商品范畴所揭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状况是唯物史观关于人发展阶段理论的第二阶段。马克思将人的发展阶段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人的生存状况的表述，这一阶段展现的正是商品及其发展形式——货币主导了人的交往方式和生存状态，它们改变了人以往的依赖关系，由人的依赖形式转变为物的依赖形式，这种转变使得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相对提高，为人进入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

注释：

1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義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认识论断裂”，断裂的位置出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断裂前的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者，断裂后的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也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的青年异化理论并没有延续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的著作中。

参考文献：

[1]宫敬才.恩格斯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3）：77-88.

[2][法]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

（责任编辑：彭晶晶）

收稿日期：2021-09-15

基金项目：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念建党100周年”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王亚杰（1993-），女，山西长治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济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征汉文（1956- ），男，江苏盐城人，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

摘 要：公有制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共荣共辱、共盛共衰、共存共亡。新时期发展公有制经济，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二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三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关键词：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虽然在理论上一直强调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或明或暗的经济非公化、思想非马化等等，使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着巨大阻力，甚至呈现出未兴而衰、再衰即无的趋向。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幸事。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二者有机统一，共荣共辱，共盛共衰，共存共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理直气壮地围绕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理直气壮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为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驾护航。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就发展公有制经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三个方面略作探讨。

一、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经常提醒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已有多少年不再提起，已有多少人不再记起，有多少曾经自认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已经把它丢弃？不提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客观上为偏离、否定马克思主义而另择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了便利。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吗？就要发展公有制经济！要发展公有制经济，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统领。就其基本点来说，就其主线来说，马克思主义立场是无产阶级立场，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体现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辩证统一。

这里着重探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问题。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在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导致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因此，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认为也只有被无产阶级所掌握才能由精神变物质。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才会放射出金子般的光芒。虽然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不一定也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但是，如果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绝对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立场同时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

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当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才会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之所在。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知识分子要在理论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主要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时代，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或者隶属于无产阶级，或者隶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时，知识分子也总是隶属于不同的阶层。在国家还存在的人类社会中，尤其是存在不同制度的国家时，知识分子往往还自觉不自觉地反映或代表一定国家的利益。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试图以自己的理论为改革的进程做贡献。科学的理论能够鼓舞人心，似是而非的理论能够蛊惑人心。改革进程中要不要或如何坚持公有制、要不要或如何发展公有制经济，知识分子握有理论的话语权。

对公有制经济的不同态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差别只是在于，有些观点直接一些，有些观点隐晦一些。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支持公有制，敢于和勇于自觉地从立场的高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国家领导人要在实践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要不要或如何坚持公有制，要不要或如何发展公有制经济，国家领导人握有实践的决策权。我国改革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把关注点放在发展非公经济方面，这完全必要。虽然，在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公有制经济，而是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并在不断地取得成效。但是，在如何明确发展公有制经济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如公有制经济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不很好，似乎既缺乏政策的公开支持，也没有舆论的公开支持，效益好说它是垄断所得，效益不好就更倍受指责，当它被指责时似乎不敢为它伸张正义。对这种状况，应当做出一些改变。改革以来，发展非公经济有“三十六条”、“新三十六条”等等，是否也应当为发展公有制经济出台一个“几十条”？全世界都知道，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公有制；中国的领导人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公有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坚持公有制。

至目前，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发展经受了一波三折。可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前几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接受了它的无情检验。实践证明，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能够经得起检验的。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一同在澄清以“阶层”否定“阶级”的错误观点方面做出努力。

马克思主义立场是无产阶级立场，由于“阶层”的出现，对于继续讲“阶级”，似乎显得没有了底气。其实，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阶层与阶级是不同的问题，分别讲阶层与讲阶级，并不互相冲突。

阶级和阶层都是客观的存在。我国自改革以后，逐渐淡化了阶级突出了阶层，这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重点发展非公经济的特定时期是有必然性的。但是，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淡化阶级并不等于阶级不存在，突出阶层不等于阶层可以取代阶级。

阶级与阶层以不同标准反映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阶级与阶层也有明显区别：因利益来源不同而形成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来源于劳动所得，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来源于资本所得；因利益多少不同而形成阶层——例如，收入在1000元到3000元的为一个阶层，3001元到5000元的为另一个阶层，等等。阶级比较简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比较复杂——中国不久前曾被划分为十个阶层。同一个阶级成员因收入多少不同而被划分在不同阶层，同一个阶层因收入来源不同而分属不同阶级的成员。

我国要用“中产阶层”的概念取代从西方引进的“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所反映的对象，是处于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本质是因为人们收入的多少而形成的“中产阶层”，而不是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间的“阶级”。总之，与“中产阶级”相联系的是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它跟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不是一回事。

二、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找根据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它的许多理论根据还存在于作为其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之中。对此，恩格斯有明确的论述。它不仅可见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也可见于恩格斯的哲学名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首要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了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桎梏，并且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取而代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一定要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中去寻找答案，一定要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对那些不能正确把握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人，他们无法明白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必然性、无法明白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

正视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的现实，是正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具体表现之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辩证运动，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以后的实践证明，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的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其二，无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第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忽视了对其中第二点的关注，因而是不全面的，也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公有制明显优于私有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必须得到客观的承认和尊重。

为正确把握唯物史观，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著非常必要，其中，《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等等，应当成为必读之作。

第二，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秘密，认为这是私有制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夺，而要剥夺剥夺者，就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

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之一。当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时，实际上需要把握如下一系列内容：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秘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推动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也就是说，人们把握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就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不仅包含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论、帝国主义论，而且应当包含社会革命论。社会革命论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表现。没有只研究经济而不涉及政治的纯经济学理论。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发展公有制经济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只研究经济而与政治无关，其实质只能是：只研究经济，而不管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仅此而已。希望我国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样，有利于推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第三，坚持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统一。

在理论地总结并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这是必要的，也值得坚持这样做。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形式上的区分就将不复存在。人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方面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指导其实践，尤其是在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成份问题时，更应该如此。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常识性观点。但是，常识性的东西也恰恰是容易被常常忽略了的东西。改革以来，有一种观点以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属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列。这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究竟知之多少？难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等等，都是一种空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更不是其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说成是空想的观点，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辩证统一关系，它把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混为一谈，因而是错误的。

三、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统一，特别是如何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统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地统一起来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一部分。

鉴于改革以来总是有观点试图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立，如何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辩证地统一起来，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产生于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所谓继承，其含义比较单一，即是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内容被继承，但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所谓发展，其含义比较丰富，一是在新实践中完善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东西，二是在实践中创新毛泽东思想中原有不充分的东西。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分别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并且，毛泽东的探索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的探索是很成功的。这种不成功与成功，既体现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也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但不能把它说成是体现在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也不能说成是批判毛泽东个人错误的产物。这种不成功与成功，还体现在社会遗产的继承性之间：毛泽东探索时中国的土地上没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邓小平的探索则有了毛泽东时期留下的一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探索时中国面临颠覆、威胁、侵略、封锁等恶劣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探索时已经有了毛泽东所创造的相对平缓的国内外环境；毛泽东的探索没有前车之鉴，邓小平的探索有了毛泽东探索的前车之鉴；等等。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虽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有差异，但在总体上是相互补充的，因而又是统一的。现实中有观点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的后果是：有意无意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否定毛泽东思想，有意无意地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认为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对此前否定的结果。因此，若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若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约30年的实践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约30年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

把作为指导思想中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辩证统一起来，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了直接的贡献，例如：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的思想路线中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等。其三，毛泽东思想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探索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而也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第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哪方面也不能少。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次形成，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并构成一个理论的整体，不可割裂，不可偏废，不可相互取代，更不可相互否定。

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实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为指导，会更直接、更有成效。但是，有许多基本理论，我们还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去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然而它不可能包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也不需要一一重复。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的才能去做，那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许多做法可能就难以理解。

改革开放的中国，对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必要性出现了某种迷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割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我国的改革开放，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意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实践的重要性，可是对于面广量大的具体实践来说，这往往被理解为只须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不会走错路了。当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不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情况就更会是这样。其后果之一，就是一些人在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时，不知道“公有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何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这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辩证统一中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

第三，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不同理解上的辩证统一性问题。

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意义上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与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意义上把握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既不互相对立，也不互相排斥，而是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做出了回答。“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报告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五句话归结为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回答。［1］如果说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定位于“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鉴于当时邓小平身体很健康、思维也很敏捷，是得到了邓小平首肯的，则完全能够成立。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问题，邓小平也有表述，但主要的还是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虽然也曾经有观点把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都只讲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之本质所在。邓小平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即使他在1992年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时，也首先肯定，因为“公有制是主体”所以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2］372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具体指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本质特征，它体现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具体指它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它体现于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公有制的巩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完成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它们是对本质特征的不同层面的表述。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建立公有制；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它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只有公有制度做为前提，所完成的任务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只有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才能巩固！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彭安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再解决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

发展新理念；经济新常态；四个全面；中国梦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为国务院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阐明党和国家战略意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和重大举措。《建议》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谋篇布局。

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不只是因为它“新”，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是因为它“深”，具有重大理论贡献。这里讲的“深”，不是深奥的“深”，而是深刻的“深”。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性和理论贡献，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入讨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一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奥秘，为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中，阐述了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许多重要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重点针对的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重点论述的是革命问题。同样的道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进一步解决建设问题。当然，这一主题的转换，从认识到实践都来之不易。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当我们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联系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要联系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重点是研究怎样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研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其中一个基础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发展问题。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任务，就是全面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的全部工作，在经济理论上，就是探索以发展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在1984年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说过，“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P83）。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直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在经济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上，无论是工作重点战略转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这篇重头文章。

为此，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这个过程大体有四个阶段。

1.主题转化，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开始转移。这个过程，从“行”到“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才从根本上统一了思想。2.体制变革，促进发展。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决定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当然，这一体制转变的艰巨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重心转换。3.发展再认识。首先是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建设，进一步意识到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发展不能破坏生态，要绸缪子孙后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后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4.新常态新发展。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特别是今天首先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破解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大难题，以人民为主体，由科技创新开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小康”与现代化相衔接的发展理念，是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发展理念，是立足国内与全球视野相统筹的发展理念，是全面和重点相协调的发展理念。今天形成这样的发展新理念，是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不懈探索的结果，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揽全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2]（P48）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概括之，它是我们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先导。

首先，发展新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展示了中国在创新驱动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量是3645亿元，人均227美元。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为63.6万亿元，折合10.3万亿美元，人均7590美元。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增长9.98%，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这两年开始减速，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实际上，这两年东部下行偏多，中西部还有增长的。东部有下行，也有较快增长的，比如深圳。还有重庆，有两位数增长。这些省市保持增长的经验就是比较自觉比较早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新常态表面上是速度问题，实际上是结构调整问题。习近平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12个字来描述新常态，强调对于经济新常态要“适应、把握、引领”。这六个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适应它、把握它、引领它，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就有一个树立什么样发展理念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其理论贡献和新的亮点是突出用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红利的发展阶段已经走到尽头，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也需要原创性科技成果支撑，与此同时，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蓄势待发，创新驱动的阶段正在到来，这是一幅全新的发展图景。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是新阶段新发展的重要亮点，不仅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创造大量新的发展业态。坚持对内协调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开放发展推进“一带一路”，通过协调发展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这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思路。而且，“十三五”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第一次在全球视野下制定规划，第一次把“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写进规划中。坚持人民为主体的共享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把发展、民生、社会建设融为一体。当然，一个社会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比如脱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减少六亿多贫困人口，成绩巨大，但按照中国贫困线标准2300元测算，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可能还剩一两千万贫困人口，到那时就由政府兜底全包下来。因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性，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经济新常态下工作主动权。这一发展新理念，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次，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展示了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重要奋斗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的郑重的政治承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五年，是冲刺阶段、决胜阶段。与此同时，当前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即“短板”，包括在多年发展中累积的农村贫困、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保护不力、民生欠账较多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针对的、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一发展新理念，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发展的大趋势。

最后，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展示了中国充满自信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发展新理念，不仅能指导我们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指导我们制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而且能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是连接两个“一百年”，即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并为第二个“一百年”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纲要。事实上，这次编制“十三五”规划的任务，不仅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要为这以后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励精图治，谋篇布局，先是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在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这五大发展新理念，是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展示了中国充满信心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

当然，深入理解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必须仔细研究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形势和任务、经验和问题。

（一）机遇和挑战。当前面临的形势，是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在进入一个重大的调整阶段，即经济新常态的阶段。这与世界经济出现的根本性调整有关，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各个国家都在谋求新的增长动力、新的经济格局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此刻，国内国际两方面结合起来，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机遇。这个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才能够形成新的强大的发展动力。挑战也很明显，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更大的是结构调整的难度。如果结构不能调整，还按照原来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来谋划“十三五”，那么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甚至新能源产能也过剩，这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即转变思路、转变增长方式。既然机遇和挑战并存，就要求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形成新的发展理念。

（二）形势和任务。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好的。尽管我国GDP增长速度从过去两位数降到现在7%上下，但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个7%是在一个庞大的基数上即10万亿美元总量基础上的增长。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率持续三年上升，2015年三季度就业人口达1000万人以上，调查失业率为5.22%，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因此，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向好的趋势。任务很明确，就是通过“十三五”这五年的努力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是很重要的指标，是对人民群众一个庄严郑重的承诺。然而，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实现两个翻番，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尤其是生态的发展。人民群众应是在“绿水青山”下谋求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的环境里面。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有基础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面对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发展要求等问题，我们党形成了五大发展新理念。

（三）经验和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努力在学习中成长、在学习中积累经验。尤其是最近三年多来，我们认识到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五大领域、六十多个方面的改革决策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一些重要决策，这都是我们在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未来的五年，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是弥足珍贵的。能看到问题并始终保持清醒，这是我们党的优点。对于现在的问题，我们党是很清醒的。这个清醒，体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面，更体现在对问题的认识上面。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党就强调要解决三个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来的努力，破解三个不平衡的难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没有最后彻底全面地解决。农民问题、社会建设问题、环境问题、民生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解决。怎么能够弘扬经验、破解问题、补上短板，是编制“十三五”规划时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因此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一）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3]（P15）五大发展新理念的主题词是“发展”，时代新要求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一个高标准的科学发展理念，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我们可以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考察这一发展新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第一步，在十八大报告中，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总的目标提了出来。第二步，十八大后，习近平秉持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反腐败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从严治党。第三步，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策，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并做了战略部署。第四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对于建设一个法治中国做了精心部署。现在到了第五步，形成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这个轨迹是一个圆圈，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然后从严治党，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后，提出发展新理念，向“全面小康”目标冲刺。这就好比打仗，目标确定后，整顿组织队伍，形成攻击力，完善保障体系，最后发起攻击。在这么一个从确定目标到实现目标的历史轨迹和逻辑运演圆圈中，可以看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就是发展，就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因此，这一发展新理念无疑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二）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连接线。习近平说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领导艺术，学会统筹兼顾，而且还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原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处于中心位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应该围绕和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无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因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是围绕“第一要务”展开的。我们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这“五位一体”不是五元论或多元论，而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的“五位一体”。这要求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新理念，把“发展”作为“五位一体”之“体”突出出来，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归位于“发展”。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而且能够以发展为“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党中央治国理政“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各个组成部分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党的十八大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3]（P15）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地推进。

（三）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基础。通过五大发展新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使之成为一个战略布局，需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部的三对关系。

1.协调处理好“1”和“3”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4]因此，“四个全面”实际上是“1”加“3”个全面。即无论是改革、依法治国、治党，都要服务于“全面小康”。当然，“全面小康”也不能偏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要求。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实现过程中要处理好的第一对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改革、法治、治党的关系。

2.协调处理好“2”与“2”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即解决“搞活”与“治乱”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把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中国就活跃起来了。但是，在“活”的同时一些腐朽的东西也出来了，鱼龙混杂，乱象频发，乃至败象显现。事实上，进入21世纪前后，党就意识到这些问题，意识到搞活不能搞乱，也意识到治乱不能治死。现在，我们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这个难题，就是既搞活又治乱。“四个全面”，前两个“全面”侧重于搞活，后两个“全面”侧重于治乱，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

3.协调处理好“3”和“1”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有问题最后都要聚焦于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对“全面小康”的领导地位，坚持在全面改革中、全面法治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祛除队伍里的“病灶”和不健康因素。由于以前有些人违背党的宗旨、离开党的规矩，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十八大后不容许这样做，因此出现了在搞活的时候“乱作为”，在治乱的时候“不作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影响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也影响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除了“1”和“3”的关系，“2”和“2”的关系，关键就是“3”和“1”的关系。处理好这对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破解“乱作为”与“不作为”两个陷阱。我们不应该“乱作为”，不能“乱作为”，也不应该“不作为”，而应该有“大作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新理念，就是要求我们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去作为，对于防治和抵御“乱作为”、“不作为”，破解“难作为”，做到“大作为”至关重要。总之，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和关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

责任编辑：杨 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同处一个历史舞台。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何应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中国肩负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内政治民主化和参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崇高使命。

关键词：全球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政治文明

收稿日期：2008-03-20

作者简介：陈正群（1968-），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副教授。

“文明”与“野蛮”是表述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组对应概念，由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非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母体，使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同处一个历史舞台。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网络，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也因此处于强势地位，这种态势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何以制度创新来应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脉络

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虽然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人类为了追求这种真正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政治文明，却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

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萌芽阶段。18世纪，法国革命摧毁了封建的蒙昧思想和专制的政治制度，开了欧洲广泛的科学创造和政治文明的先河。其时，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圣西门从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出发，设想了一个强调科学探索、由技术专家群体——牛顿参议会管理的理想社会。19世纪初，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试图建立和管理一种理想的工厂或者公社，如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美洲的新汉莫尼(英文意指新的和谐) 等。当这些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后，他出版了《新道德世界书》，成了空想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革命的蓝本。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开创阶段。诺曼•柯思曾经认为，19世纪中期开始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千年理想”。不过，对马克思更为直接的影响是来自圣西门空想的技术专家共和国思想。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和理念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上，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理性的科学。恩格斯更进一步设想了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形态应该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阶段。由于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化之前，人类政治文明一直是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1]。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始从理性进入实践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制度化，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从根本上使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政治文明制度变革上，社会主义最终否定了等级压迫的政治制度，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才被推进到更高的层次。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应验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普遍化结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更预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成了在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制度上的巨大优越性的鲜活见证。

二、政治文明的质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20世纪90 年代，少数西方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点或者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未来将是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而社会主义和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已没有地位。但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所累积的制度性危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显现出的顽强生命力，有力地回击了上述观点，正是两种政治文明的质差在决定着各自的前途和命运。

1.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衍生了社会野蛮现象。“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但资产阶级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就不再把民主给予人民。当资本主义由于残酷竞争继而最终引发两次腥风血雨的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珍宝的东西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2]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了一种最先进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彻底否定了等级压迫的政治制度，政治文明在制度上的这种变化确定了一种基本的政治文明模式，使人类政治实践不再依循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怪圈的周而复始，而是可以尝试跳出并且最终打破这一怪圈。社会主义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主体地位，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发展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进化高度。

3.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存在的诸多弊端正是其自身的等级压迫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通过政治实践维护那些处于不平等地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国家、民族和公民的权益，使等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抵制。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学者才不得不承认，在当今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就有其生存、发展的土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有发展的必要。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际强权行径的有效遏制和制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改良是不可能的，甚至不可能达到当前的这种程度。在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原理的摇旗呐喊之下，社会主义倡导的混合经济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改革的榜样，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各个层面。

4.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社会主义制度揭示了一种人类基本的政治文明发展趋势，即最终趋向消除等级压迫制度，尽管这种消除还要经历许多艰辛和困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完全在于必须全力倡导一套以反对等级压迫和实现平等民主为核心的价值和制度理念，这种价值和制度理念对自由资本和市场流动的消极后果的警惕和批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显得尤其重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把人民群众作为政治文明实践主体，正视和承认自身的种种不足，大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对自身加以不断的改革与完善，从而真正展示出人类政治文明深远的发展潜力和无限美好的前景。

三、全球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外部力量

全球化主要是指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交流、对话、协调和沟通的过程和趋势。尽管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由于经济与政治两者密不可分，因此全球化也必然通过国际政治表现出来。

1.全球化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和文化资源。“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根本动力，推动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这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了新的有利条件和文化资源。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促使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带来巨大动力和有利条件。”^[3]全球化倡导一种开放、多元化发展的世界文化，特别是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扩展，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国际文化环境。在全球化中产生的开放的政治心态、民主的政治观念、改革进取的思想精神、与强权政治斗争的政治立场、振兴民族的统一政治认同、参政议政的政治自觉以及对各自政治文化的反省，都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发展。

2.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苏东剧变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须重新认识和选择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以此来开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内制度安排与国际制度安排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反差，资本主义全球化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和管理体制相对薄弱，这对我们在参与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竞争中如何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驾驭国际风云变幻的宏观控制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全球化影响既然无可避免，为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应对相应的挑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就必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将是21世纪全球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强调资本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实为推行强权政治，推进的只能是一个少数人的经济全球化和不人道的反民主化过程。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全球历史难题，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担负起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和完成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保证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参与全球化进程才可能通过国际社会的制度创新，实现全球性契约民主治理，推进全球经济繁荣、民主进步和文明发展。

四、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全球历史来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新的世纪中，面对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对以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从充分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体系，惟有这样，中国才能承担起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

1.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角度反思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总结以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避免封闭和僵化，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始终同全球历史进程与时俱进，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经建立就可以达到相当完美的高度，它需要在国体、政体、政党各个层次进行逐步完善，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否定以政治运动、群众斗争、行政命令等方式取代其应有的制度建设。

2.在全球性与本土性互动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民主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大“法宝”。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这就使得今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民主就被凸现出来。但我们决不会照搬资本主义民主，我们选择的是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早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或者发展方向。以往，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中“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所以，只有促进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地遏止和消除政治文明建设中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政企职能不分和缺少权力制约等诸多方面的错误现象。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走全球性与本土性交融互动的道路，即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拓本土政治文明资源中的精华部分，又要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做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做到中国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发展相结合，从而建立起一个既适应本国实际又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体制。

3.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公民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主体作用。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是一个基本的政治认同，执政党必须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肩负着继续保持人类文明发展正确方向的重任，作为权威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进一步获得人民的认同。在当前，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立足点与归结点。激发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的复杂历史过程，它不仅要推进国内政治民主化，也要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改变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分裂及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推进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进程。它需要我们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其客观规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使其在新的世纪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高健生．政治文明：对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思考[J ]．教学与研究，2002，(2) ．

[2]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5-119．

[3]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6-18．

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3．

责任编辑：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