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范文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2008年的“金融海啸”起因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经过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效应，由一个局部、典型市场的危机，演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次贷危机的起因，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太多“没有还款能力”的购房者涌入房地产市场，给金融机构和房贷市场埋下隐患；另一解释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并放大了“地产泡沫”。所有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波动，都同市场参与者的支付能力和货币政策有关，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此，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起伏波动，同实体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房地产繁荣同经济复苏、居民购买力提高直接相关；房地产市场衰退，则因为其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消费结构失衡。这两个阶段中，都有着中国低价出口商品的因素（笔者已有另文探讨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商品低价格的制度和市场机理，来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美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出口商品廉价的机理

2001年，中国加入WTO；其时，美国正经历网络泡沫破裂。美国原本希望通过中国的“入世”，来打开中国市场，但中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的速度，显然超过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预期。1998年之后，为刺激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中国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从沿海深入到成本更低廉的内地，进一步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迎合WTO谈判并解决国有企业困境，政府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钢铁等规模性行业。这些因素，给中国出口作了产能上的准备，并在2002年后集中释放。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生活必需类轻工产品为主，且比重很大，因此足以对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影响。低价是中国商品占领美国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低价商品使得美国消费者产生财富效应，并最终提高其购买力，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基础条件。

低价格是中国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竞争要素，带来中国外贸及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成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低，除了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压价因素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定价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商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后，只能以美元定价（也被看作是美元霸权），出口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难以影响到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形成竞争，价格成为重要竞争因素，商品提价，就意味着退出美国市场。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都提高的情况下，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却涨不了价。

二是中国的自身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国内因素，包括设备投入和折旧、政府税收、财务费用、原料成本以及劳动力和土地及环保费用。前四项是刚性支出，阶段性的优惠（包括出口退税），难以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成本。影响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因素是人工成本及土地和环保费用，这两个变动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力。由于存在非贸易要素及不同经济体之间在环境等政策上的差异，理论上的一价定律并不能体现出口商品的所有制造成本（费用），从而造成同类贸易品在不同经济体生产时的巨大成本差异。即使考虑了劳动力成本差异因素，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的工业制成品），土地和环保费用作为非贸易要素构成生产（或社会）成本，却要么没有计价，要么没有经过市场化的定价，其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向中国的转移。

另外，中国扭曲的消费价格指数（即CPI，目前，中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为33%～35%）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而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以沿海加工企业为主，就业者多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低成本劳动力的稳定供应，除了供求关系因素，更取决于打工收入在其日常支出之后的节余，是否高于其离开农业产生的机会成本，而决定这个机会成本的，是农村的粮食生产。“稳定粮价”（也就稳定了CPI），并让粮价长期处于低水平（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使得外出打工者获得的现金收入，远高于在农业生产上的现金所得，这促使农民工前赴后继。

打工者就业期间的主要消费是食品，食品价格低而平稳，可以保证这些从业者收入节余的相对稳定。能在所处城市买房、购车的打工者比重不高；同时，长期以来，这些打工者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无法奢望同城市居民相当（成为城市居民的打工者，在子女入学时就会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而收入在回流家乡后的消费，主要发生在农村市场，充斥假冒伪劣商品的农村市场价格要远低于城市，这符合打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城市中食品之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跌，对打工者影响很小。城市食品价格的稳定，可以降低打工者提高工资的要求，进而降低用工企业调整工资的压力，最终达到“降低企业的负担，提高竞争力”的效果。这种格局，在中国1993年允许农民工全国范围流动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据统计，1992～2004年的12年里，农民工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

如果食品价格上涨（CPI就会上涨），打工者的食品支出势必增加，这种情况下，打工者要么要求增加工资，要么回乡种粮。而如果打工者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如80后年轻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他们追求时尚消费，势必改变其父辈“吃饱即存钱”的习惯，这必然会带来加薪的要求。2007年，沿海地区就出现“年轻人放弃就业加剧民工荒”的情况。这种状况将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利用控制CPI的手段来控制劳动力成本，将越来越难。

通过控制CPI来压低劳动力成本，似乎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企业在其间获得的好处不多，其发挥的作用是解决就业、保障社会稳定、创造税收，解决了政府关心的问题。理论上，打工者创造的价值中包含其社会保障，如果工资定价机制合理，他们拿到的现金工资收入就应该包含这些社会福利。但是，2008年之前，沿海打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部分，要么被企业转化为利润，要么以税费的形式进入了政府的口袋，或者以利息的名义进入银行的收入中（代表中国优秀企业的很多上市公司，其财务费用要远高于员工工资支出）。但是，从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水平看，进入企业利润的比例不大，如果让企业来解决保障支出（包括追溯补偿），企业倒闭就难以避免。

在中国市场经济价值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政府、银行及企业之间的不合理局面，同时，存在商品出口价格的不合理——产品定价过低。而在这个不合理的分配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打工者处于最底层，且获利最少。

现行价格体系的弊端

这种制度安排，在外贸加工企业导致的结果是，让劳动者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而扭曲的CPI体系，却没有让打工者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这保证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但其负面效应同样明显。最大的负效应，是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稳定CPI，政府通过行政措施控制食品价格，结果是食品质量的下降。在原料奶的价格比矿泉水还低的时候，消费者按照政府指导价买到不搀假的奶制品，在现代社会是不现实的。牛奶行业的“三聚氰胺”，可以放大到所有食品领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会交替上演彼此伤害的样本：农村购买工业品，会出现大头娃娃、伪劣药品致死案；农民生产自己不吃，专卖城里人的注水肉、毒韭菜、催熟西瓜。持续性的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降低了社会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全社会要为此支付即期的医疗费用，及潜在的（远期）健康成本，这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CPI的缺陷及政策性的物价稳定措施，只是使得通货膨胀隐性化，却不能控制全社会的实际通胀率，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城市居民从住房价格上体会到物价上涨，显然接近于真实的通胀水平；食品“标签”价格的稳定，伴随着食品真实价格的上涨，这实际上意味着食品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要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需要支付溢价或者根本买不到，“专供”、“特需”应运而生。理论上，商业社会中，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费品的支出费用，已经包含了使用效应和质量安全的保证。如果买一支钢笔需要准备维修费、喝一杯牛奶要准备好住院费，这些商品就已经不是易耗品，而是耐用品，其实际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在商场付款处支付的政府指导的“标签”价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94倍，其中城镇上涨4.33倍，农村比1985年上涨2.69倍。同收入增长幅度相比，通胀率还算温和（1985年后，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落后于CPI增长幅度），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仍以“三聚氰胺”为例，科技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化工原料”则掩盖了通胀真相：CPI构成中，猪肉和鸡蛋占据最重要的比重，但30年间，猪肉、鸡蛋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的猪肉和鸡蛋，在2008年，要以“有机猪肉”、“土鸡蛋”的名义，高出CPI统计构成中的样本猪肉、鸡蛋（饲料猪肉和饲料鸡蛋，甚至“三聚氰胺”鸡蛋）几倍的价格。“同样”的样本，不同的质量，实际通货膨胀率远不是政府公布的水平。

第三，中国为维持经济增长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扭曲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社会财富在中国与世界及中国内部的分配严重失衡。劳动者收入不能提高，无法形成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刺激消费”只能是不断被提出的口号；劳动者和企业都无力做到必需的技术投入，人力资源素质难以提高，进而制约产业升级。

外贸就如一剂“毒药”，中国全社会的积累，要不断依赖于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使得中国（2007年GDP全球第四位）越来越像一个外贸中的“小国”。在出口商品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当地政府）在劳动力成本之外，寻找降低成本的空间，如上述的环境等非贸易要素。寻租难以避免，从而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企业积累困难，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这部分解释了很多外资企业在享受完“三免五减”后迅速转移关闭的现象，因为其目的也只在赚取中国的政策优惠。出口加工企业及所在地区和整个中国，最终难以形成创新动力和行业领先优势。大量出口产生的贸易顺差，造成了进入WTO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美两国经济的依附和未来

中国以现行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和政策，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要高于其对人民币的汇价，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包含环境溢价。如果CPI政策进行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上涨，人民币也会相应贬值。目前的价格政策，造成整个中国对美国及其他出口市场的补贴，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价格体系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却始终难以变现的话题。所谓的产业工人，不过是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在就业地与家乡之间不断迁徙的候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也取决于美国消费者的荷包和消费信心。

除了美国等经济体的消费者之外，中国中央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大城市里的高收入人群，则是中国现有价格体系的国内受益者；而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城市里的无业和低收入者。前者的受益，主要通过税收、各种政府规费、银行等服务机构的中间费用实现。在那些候鸟失去工作之后，国内曾经的获益者也发现，“高端服务业”也需要朴实的基础——随着农民工大量返乡，城市的白领也加入到失业的行列。CPI控制了食品价格，但无法制约住房和服务价格，这增加了城市低收入和无业者的现金支出压力，但政府对低保对象支付的补贴，则会因为稳定的CPI水平而实际上减少。

如同全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一样，中国也不能有太多的北京和上海，因为通过价格手段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剩余价值，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高端行业和人群。美国爆发危机之后，中国人开始明白美国这种消耗全球补贴的模式不可持续。

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形成了农村对城市的补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城市形成二次补贴，同时也补贴了美国。取消农业税及对种粮农民补贴，可以看作是过去几十年农村对城市补贴的返还。而中国被全世界觊觎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看作是农民工及非贸易要素为支持外贸行业而完成的积累，应该用于补偿打工者（打工期间的社会保障）和环境破坏，以及因工业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是，这些储备与积累无关，而且已经变成人民币进入了国内金融市场。而真正的补偿，已经被国内的政府和城市消耗。

调整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打工者的工资会大幅上升并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这是加工业主无法承担的。因此，必须伴随税收、金融的同步改革，减轻全社会的运营负担，并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间合理地分配利益。

WTO之后，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越发明显：中国越来越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美国则需要来自中国的廉价初级加工品和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的贸易“黑字”。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汇储备的处理方式，一直以持有美元资产为主。随着外贸顺差累积的储备越来越多，中国回流美国市场的美元资产也越来越多。这些资产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美元也因此成为次贷市场和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参与者。这形成了中国官员对两国关系的结论：谁都离不开谁。

但显然，中国更需要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市场广度无法替代；而中国产品可以替代，且中国支持廉价出口品的条件不可持续。如果美国居民减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占其GDP的比重（2003年～2007年该比重一直维持在70% ）和贸易逆差都必将下降（2007年商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6%，较2005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 ），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中国而言，因为人口众多、初级加工业产能庞大，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出口和通路”来消化这些产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外贸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内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不足以替代外贸出口的作用。

中国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加入WTO后对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出口的结果。外贸出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一半以上的进口（典型如铁矿石）是为出口作准备（即“两头在外”的模式），而不会冲击国内的产能和产业（美国的进口以最终消费为主，因此会冲击竞争部门），甚至提高产能和就业。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高于依据顺差计算出的贡献率。

繁荣的房地产和民间产业投资，是以外贸出口的繁荣为前提。很难想象，2004年作为抑制投资过热典型的“铁本”案例，会发生在1998年或者2008年。没有外贸行业产生的现金流和繁荣预期，房地产投资及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制造业会迅速降至冰点（2008年之后的两年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幅度超过美国会很快变成现实）。而如果去掉房地产和生产制造业的投资，中国2007年超过13万亿的全社会投资将下降近一半。希望政府投资来填补社会投资空缺，“两年内4万亿”的规模显然如杯水车薪，效果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因为没有了收入预期，即使完善了社会保障，居民消费也不会增加。有着比中国完善得多的社保体系的欧洲、美国和日本，也正在经历消费萎缩的痛苦。另外，中国农村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巨大，且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温饱和争取现金收入边缘，希望农村市场来缓解百年不遇的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幻梦。

一个或许有些无奈的现实是，如果不作出制度性的调整，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影响，只能等待着美国先行从危机中复苏，再通过出口来制造国内繁荣。

（作者单位：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投资发展部）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我国中药产品对美出口深受影响。通过文献调查和政策分析，提出促进中药产品出口美国的合理建议。文献研究：以“中药对外出口”“美国中药”为主题词，搜索Medlab、CNKI数据库，分析中药产品对美贸易现状;政策研究：以商务部、外交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发布的我国中药对美国贸易报告为依据，分析中药产品出口策略，总结我国中药产品出口的现状特点和成功经验，并提出有效促进中药产品对美贸易的新思路。我国中药产品对美出口额稳定增长，存在增速缓慢、市场份额小和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分析中药在美准入方式和我国中药出口政策，从提高中药产品质量、按需设计上市方案和制定相应国际标准及法规3方面，提出“保质促销，立规促贸”的对美贸易新方案。

关键词 中药;中药产品;中药出口;美国;发展战略;中美贸易摩擦;中药贸易;中药国际化

中医药产业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接受中医药文化[1]，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药产品的对外出口[2]。而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使医药之争成为焦点，我国中药产品对美出口也受其影响。目前关于中药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中药产品质量不佳，中藥国际标准缺失是造成中药产品对外出口乏力的主要原因[3-12]。因此，我们通过系统分析中药产品对美贸易现状，结合美国中药准入政策，旨在提出促进中药产品出口美国的战略建议，减轻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中药产品对美贸易的影响，加快中药国际化发展进程。

1 我国中药产品对美贸易概况分析

从美国中药市场现状来看，美国市场对中药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13]。有学者分析1989—2015年中药出口情况，得出了中药产品出口增速慢、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14]。分析我国中药产品出口美国现状与中药在美准入途径，为促进我国中药产品对美出口提供合理建议。

1.1 我国中药产品对美贸易稳定增长但增速缓慢  近几年，欧美中药市场规模逐渐扩大[15]，我国中药产品出口额也连年攀升。见图1。

1999—2018年20年间，我国中药类产品对美出口贸易总额呈稳定增长趋势但增速缓慢，2019年则出现了较大转折，中药类产品对美出口额骤降。按照中药产品对美出口额和对美出口中药产品占比，可分为4个时期。1）稳定增长期：1999—2008年，由于中医药文化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中药的对美出口额与对美出口中药产品占比均呈稳定增长。2）骤降期：2008—2010年，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对美出口中药产品出口额稳定不增且对美出口中药产品占比连降3年。3）回升期：2011—2018年，经济回暖，中药产品对美出口额及对美出口中药产品占比均呈现回升趋势。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我国中药出口总额降低，但对美出口额占比仍旧增长，这表明了我国对美中药产品出口额稳定。4）二次骤降期：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药类产品对美出口额出现了16.1%的负增长，且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药产品的对外贸易下滑加剧，预测此次骤降期将持续3年。美国连续多年是我国出口中药类产品第一国，连续5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中药产品超过5亿美元，即便如此，对美国中药产品出口额占我国中药产品出口总额仍较小[16]，稳定在10%～17%。另外。2017年，我国对美出口中药产品占美国草药类膳食补充剂市场额的7.3%[14]，提示我国中药产品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应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开阔美国中药产品市场。

1.2 我国中药产品对美出口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在2009—2019年的11年间，我国中药产品出口美国的产品结构情况见图2。

中药提取物与中药饮片结构占比呈稳定增长趋势，中成药与保健品等复方中药产品市场额在此期间有所增加，但是在产品结构比例中，二者同呈缓慢减少趋势，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美出口中药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且以低附加值中药类产品为主，即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占大多数。中药提取物出口额能够稳定增长的原因是其具有可测量性和可鉴定性，而中药提取物并不是中药的精髓所在。在西方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对草药的认知还处于单一草药的使用，对于药品主要是看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美国药学研究偏重药物的毒理/药理等研究，而中药类产品，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其重点是辨证施治。相对单味草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的情况来说，中药复方具有更大的优势。调查显示，单味草药膳食补充剂（含中草药）的使用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传统复方类型的使用量并没有增加。就目前而言，单一草药在美国的膳食补充剂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14]。这提示我国中药产品应提高自身质量，增强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加强中药复方产品的研发，争取将原料药出口转变为制剂出口，真正体现中医药的附加值，从而开阔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国际市场。

1.3 中药产品在美准入方式研究 我国中药产品出口美国存在增速缓慢和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这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的中药准入政策决定的，而2019年中药类产品对美出口量下滑，则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结果。现分析中药在美准入方式，为促进中药产品出口美国提供合理建议。

美国制定的众多药品监管法律法规中，最重要的是1820年出版的《美国药典》（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USP）。USP的医药价值毋庸置疑，即领导了美国药品市场，也影响着国际药品相关标准的制定。自18世纪中药产品传入美国的1个世纪内，植物药的使用还较普遍，占据了1820年版USP的65%[17]。20世纪40年代后，植物药逐渐从USP里撤除。USP本身对于植物药的质量要求极高，其标准普遍高于我国药典。例如水飞蓟的质量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关于其检测内容少且检测方法简单，USP对其质量标准检验项目更全面，更科学[18]。再如，银杏叶提取物，USP执行的标准明显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另外，USP每年都会更新版本且每版都会增补2次，更加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新颖性。提示我国中药产品应提高质量，完善监测指标和方法，从而获得USP的认可进入美国市场。2004年颁布的《植物药工业产品指南》体现了美国对植物药管理思路的改变[20-21]，其2016修订版本，更有利于指导植物药的后期开发和新药申报，可为我国中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全程指导。法规规定，对于符合药品定义的中药产品，其安全、有效得到證明便可以进入美国市场[22]。中药产品作为药品在美国上市有2种途径：一是以非处方药（OTC）身份上市，即通过OTC专论，获得药品登记号（National Drug Code，NDC）;二是作为新药直接上市，即进行新药申请，获批后上市。我国出口的中药产品可根据是否符合途径要求进行途径选择[23]。

在膳食补充剂诞生之前，我国中药产品以食品形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以1994年的《饮食补充剂保健与教育法》为基准，正式定义和规范膳食补充剂的法律法规管理，从此我国中药产品便可以膳食补充剂的身份进入美国。2006年《膳食补充剂和非处方药保护法》要求制造商向FDA通报其产品的严重不良事件，2011年《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重点强化了对进口食品企业的监管[24]，皆在提示我国中药产品应提高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开拓市场。2016年，《膳食补充剂：新膳食补充成分的申报和相关问题》（草案）的提出，给我国中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新思路，即可按照新膳食成分在美国上市。但是，中草药在美国主要用做膳食补充剂，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取，有时消费者会因为缺乏临床指导或者不合理使用导致不良反应，从而导致了FDA对部分中药发出禁令[25-26]。

根据FDA和FD&CA依据产品的不同性质制定的各类法规管理政策，植物产品根据其预期用途，其上市流程如图3所示。

符合膳食补充剂定义的产品可以在不获取FDA上市前审批的情况下直接上市销售，按照要求，需在其首次上市的30 d内通知FDA做好备案;而新膳食成分（New Dietary Ingredient，NDI），即在1994年10月15日之前未在美国以膳食补充剂形式上市，必须上市前75 d向FDA备案。现有法规表明，若某种植物产品先以膳食补充剂的形式上市销售之后，仍可申报NDA[27]。反之，若某植物产品已作为药物批准上市，则不可再作为膳食补充剂销售。中药产品作为膳食补充剂在美国上市，因其上市前不需要FDA审批，具有快速和经济的特点，可以做到优先占领市场，使消费者更容易接纳。中药产品作为药品身份上市，周期长、程序烦琐、费用高，但作为药品上市，才能更好地体现我国中药的临床优势和特色。中药产品作为膳食补充剂上市，不能声称其具有药效，而作为药物上市，可以明确标示产品具有适应证。相同的产品以不同的方式准入决定着其拥有不同的市场范围[28]，这也强调了我国中药产品应依据自身特色及目的选择合适的准入方案。

2 中药国际贸易瓶颈问题

目前中药国际贸易瓶颈偏重中药产品质量、技术、标准3方面。

2.1 中药产品质量研究方面 主要倾向于中药的安全和质量标准研究。国内外学者一致共识认为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的不明晰，是制约中药国际化发展的首要因素[29-34]，如药材的重金属、农药残留等安全性指标质量控制的落后[1]。而中药质量参差不齐这一痛点更是影响中药出口的一大因素[35]。因此有学者建议，做好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基础研究，做到从源头控制中药质量，减少或消除其对中药产品的负面影响[36]。我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中医药政策也鼓励了中药的标准化研究，中药产品的质量也在逐步提升。

2.2 中药产品技术方面 存在理论先进、技术需创新的问题[37-38]，大部分学者认为中药产品存在加工方式简单、技术含量低的问题，会影响我国中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39-41]。我国中药产业不仅缺乏生产创新技术而且缺乏功能或成分创新型产品，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42]。因此，我国中药产品应在提升制备工艺的同时，研发新产品，如新剂型、新配方的研制，从而开拓中药产品的市场。

2.3 中医药标准化方面 存在着现行中医药标准化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中医药标准化有利于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而缺乏覆盖中药全产业链的系统性中药标准化体系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43]，而缺乏中药国际标准也是制约中药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我国学者应加强中医药标准化的研究与制定，促进我国中药产品的发展[44-47]。

3 中国中药产品出口政策分析

我国中医药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但中药产品的美国之路步履维艰，分析我国现有的中药出口政策，有望为我国中药产品更好地打开美国市场提出合理建议。

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中药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影响重大[48]。近十几年，我国越来越重视中药产品的出口。我国促进中药贸易的政策及法规颁布时间及名称见表1。

2005年出台的《关于促进医药产品出口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一要培育出口主体，优化产品结构。结合我国近十年出口贸易现状，我国企业应逐步提高医药产品出口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从而促进医药产品出口的全面增长。二是鼓励境外注册认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战略，推动医药产品境外注册和相关认证工作。这就提示，一方面需要根据药品自身特性设计上市方式，另一方面就需要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的热度下，加快制定颁布更多的中医药国际标准。

2012年，《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发布，是由商务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4个部门合作制订的。其对促进中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增强我国中医药对外服务贸易的实力具有积极意义。“意见”提示，中医药服务贸易企业应该“走出去”，享受相关政策福利;另采取对外援助方式，促进中医药对外服务贸易。应根据出口国需求加大中药品产注册力度;中央财政完善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财税政策并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制定，都有利于我国中药产品打入美国市场。

《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分析了“一带一路”的现状和优势，提出了完善政策机制和加大金融财税支持中药产品的保障措施。美国虽不在传统“一带一路”的线路上，但中药产品出口美国也可受益于相应的完善保障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進口药材管理办法》，加强了对进口药材的监督管理，保证了进口药材的质量。相应，我国中药产品要想进入国际主流医疗市场，应该参照出口国的需求和标准，制定相应的《出口药材管理办法》。

4 基于中药对美贸易现状分析，美国中药准入政策分析与我国中药出口政策分析的建议

就目前形势来看，中药产品进入美国药品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FDA对中药的监管仍然没有放松的形势下，我国的中药产品应提高自身质量，迎合美国准入政策，制定相应法规及标准，形成“保质促销，立法促贸”的格局，从而开阔美国药品市场。

4.1 提高中药产品质量 中药产品的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影响其以药品身份进入美国市场的第一因素，中药产品难以进入USP，质量是最关键的因素。我国中药产品应提高自身质量。一是提高中药生产技术，大力开发研究中药生产装备与工艺[49];二是加强中药材质量的系统监管，规范中药行业的生产[50]，涵盖源头、生产、经营及科研[51]，做到中药产品可溯源，生产过程全监管;三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52]，完善制作工艺流程标准，申请专利保护[53]，改进检测方法，减少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等问题;四是按照美国新药研究的方式大力开展临床研究，获得其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54]。

4.2 顺应中药在美准入政策，设定合理准入方案 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当分析美国中药政策，选择合适的中药产品并为其量身定制出口方案，按照食品和药品2种途径分别规划。1）应针对市场需求，时刻关注技术、法规及市场环境的动态与变化，及时开展中药产品研究，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联合合作，申报适宜的中药产品，如具有临床优势的中药产品，使用经验丰富的知名品种，具有简单而明晰成分的中药产品，如口服制剂等，从而解决中药因其组方复杂、成分不确定而很难得到消费者的理解和接受的问题。2）在FDA没有对中药产品放松要求的形势下，申报者应保持与FDA的密切联系，深入研究美国对食品和药品的准入要求，为中药产品选择适宜的途径在美国准入。《植物药指南》的发布和第二个通过FDA审批的植物药，预示我国中药产品将有更好的发展机遇[55]。3）USP每年都会更新且每版都會修订，上海也有USP分部，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当积极与其加强沟通。我国中药产品生产和检测应按照USP植物药的标准和检测方法，从而获得认可进入USP来开阔美国药品市场;或者以膳食补充剂身份上市，选择标示健康声明，一可明确中药产品可降低相关疾病风险[23]，二可提前打入美国市场获取市场份额，积累数据，可为中药产品开拓美国药品市场提供基础;也可走长远计划，规划其新药申请途径，以药品身份进入美国市场。

4.3 制定中药国际标准和中药出口法规 加快申请中药国际标准，促进中药国际化。当前全球缺少一套统一的中医药国际标准，而中药是建立在与西医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国际标准，就像是与世界沟通的语言，没有标准，中药难以与国际接轨。灵芝、铁皮石斛等ISO国际标准的发布[9]，推动了中药国际化之路，也更加坚定了我国学者加强中药国际标准申报的想法[56]。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在了解美国中药政策的基础上，加强我国中药产品相关标准和规范的管理。今后，政策制定应在符合中药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对于中药产品准入的要求，如出台相应的《出口药材管理办法》，制定鼓励出口的法规，促进企业出口中药产品的积极性，继续促进中药现代化、产业化与国际化发展。

5 小结

现阶段，我国中药产品对美贸易虽有佳绩，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药产品的对美出口有所下降，且中药产品对美出口长期存在增速缓慢和结构不合理现象。通过分析我国中药产品对美贸易现状、中药在美准入政策和我国中药出口政策，得出我国中药产品应在提高自身质量的基础上，提高科研水平，提高技术含量，顺应国内外法律，选择合适的途径上市。我国政府应完善相关措施，制定相应规定，从而促进中药产品对外贸易。我国学者也应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加强基础研究，加快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疾病谱系的演变促进了我国医疗模式由治病向预防、保健的转变，中药产品市场前景广阔，而我国中药产业应抓住市场机遇，结合我国中药资源优势、理论优势、生产优势[57]，形成“保质促销、立规促贸”的对美贸易新模式，即大力研发新技术来提升质量，通过保证质量来提高中药产品的销量，制定相应中药国际标准及法规来促进对外贸易，从而加快中药国际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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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3收稿 责任编辑：芮莉莉）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基于2005—2016年我国30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GMM，Ward面板聚类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能源效率，进出口贸易也能显著提升能源效率。研发投入的增加、人均GDP的上升都能够提高能源效率;但同时，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衡量的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则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城市化的发展同样也会降低能源效率。聚类后发现，在高能源消费区，增加出口更能显著提升能源效率;在次高能源消费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减少出口能够显著提升能源效率;在中低能源消费区，增加外资和减少进口能够显著提升能源效率;在低能源消费区，减少出口能够显著提升该区域能源效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能源效率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mport and export trade;energy efficiency

0 引 言近10年来，化石燃料不断枯竭，世界性的能源依赖却不断加重，能源消费与能源效率成为了近年来关注的热点问题。2016年G20各成员国提出《G20能效引领计划》，确定在尊重本国政策和优先目标的前提下，提高能效投资力度、

改善政策环境、加强提高能效方面的合作。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污染源之一。我国政府对能效问题非常重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重视，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开发替代性能源。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间的投资合作不断加强。2017年2月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1.52万亿美元，2017年将增长10%左右。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东道国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增加了东道国的能源消费。同时随着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回暖，国际市场需求持续回升，我国外贸增长有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国务院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外贸政策。 基于此，平衡外资流入、进出口贸易与我国能源效率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文中利用中国200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外资流入、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使结论更准确，文中使用Ward法将30个省份划分为4个能源消费区，比较各区域间的影响差异，为各区域平衡引资与能源效率给出建议。

1 文献综述有关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近年来引发人们的关注。刘畅等（2008）从中观层面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结果发现科技经费的投入、企业产权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相对价格的提升均有利于降低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提升能源效率[1]。尹宗成等（2008）研究发现，FDI、人力资本与R&D投资均能有效提高能源效率[2]。孙广生等（2011）提出能源使用效率存在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转变，并以我国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研发投入的增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都能有效的提升工业行业能源使用效率[3]。李思慧（2011）以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发现产业集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资本深化对企业能源效率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4]。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FDI资本在我国的持续增加，能源效率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受到重视，学者们研究的视角逐渐转向了FDI流入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且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刘叶等（2010）将技术溢出效应划分为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方面来研究，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均对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有积极的提升作用[5]。沈小波等（2012）的研究结论显示FDI流入仅存在很弱的溢出效应，并不能有效提升能源效率，他们认为主要是跨国公司没有转移先进技术以及中国企业不重视自主研发所导致[6]，二是不同FDI来源国的影响[7]。张敏等（2012）将FDI来源地进行了划分，研究发现日本、新加坡、韩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FDI有利于降低我国能源强度，而来自美国和加拿大额外商直接投资则会提高我国能源消费强度[8]。三是FDI影响存在的地区差异性。王兵等（2011）运用DEA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对西部的影响最大[9]。此外，前人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FDI减少了东道国能源强度，并对中、西部表现得更明显[10]。范如国等（2015）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发现FDI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呈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區域差异性[11]。随着国际合作不断加深，我国与世界的进出口贸易更加频繁，国内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綦建红等（2011）利用面板固定系数模型回归分析得到，总体上增加出口会降低能源效率，增加进口能提升能源效率[12]。刘慧等（2014）测度了150个经济体1997—2011年的出口技术复杂赶超系数，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意味着出口复杂度赶超只有适度才能有效提升一国能源效率，过高或过低的赶超都对能源效率的提高不利[13]。张兵兵等（2015）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对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出口增加会降低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14]。Binru Cao等（2017）通过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等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国际贸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15]。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认为对外开放、研发投受教育水平会影响能源效率，且FDI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FDI存在的技术溢出，同时不同来源国的外资流入会对东道国产生不同影响，东道国国内的不同地区对FDI的接受程度也呈现明显差异。同时，国内外学者对于进出口贸易对本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结论仍不相同。因此，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国内研究仅仅对我国各省进行简单的地域划分，并不能准确反映各省FDI，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且，上述学者的研究对于FDI以及进出口贸易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仍存在分歧，结论仍需验证。基于此，文中选取30个省（直辖市）为研究对象，使用Ward聚类法将其按照能源消费强度划分为4个区域，运用GMM方法进行估计，并结合各省实际情况分析各区域回归结果，最终得出结论，提出建议。

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能源技术效率和能源经济效率，其中，影响能源技术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国内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等;影响能源经济效率的主要有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文中主要研究FDI，进出口贸易、国内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EEit为i省区的能源效率。文中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总量之比来衡量。

2.2.2 核心解释变量

FDIit为i省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文中采用地区外商企业投资总额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IMPit为i省区的进口贸易开放度，用地区进口总额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EXPit为i省区的出口贸易开放度，用地区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2.2.3 控制变量

RDit为i省区的研发投入，文中用i地区的研究经费内部支出（R&D）与GDP之比来衡量，这一变量解释了各地区研发投入的强度，预期符号为正。

PGDPit为i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文中用i省区生产总值与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衡量。用于解释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居民消费水平对能源效率产生的影响，预期符号为正。

ISit为i省区能源使用结构，文中用i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预期符号为负。

UZit为i省区的城镇化率，文中用年末城镇人口与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表示，预期符号为负。各变量的预期符号方向见表1.

2.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文中选取我国2005—2016年的30个省份（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的，外商企业投资额、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年末总人口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将外资与进出口额按照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研发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能源消费量的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针对某些年份数据缺失的问题，文中按照变化趋势作了平滑处理。

图1、图2分别绘制了FDI、进出口贸易与能源效率的对应散点图和拟合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拟合线都向右上方倾斜，说明FDI、进出口贸易与能源效率之间都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外资流入、进出口贸易的增加都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3 实证结果分析文中选取2005—2016年我国30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相关变量均取对数处理。由于变量的内生性会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差，文中选择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广义矩估计（GMM）是统计中常用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该方法的宽松假设使得它在计量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GMM估计方法能够通过运用模型内部的变量来构建工具变量，从而控制变量内生性问题。

3.1 全样本估计结果文中运用Stata 12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2.回归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且与预期基本一致。

3.1.1 外商直接投资与能源效率从表2中模型1、4可以看出，FDI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外商投资的增加能有效促进我国能源效率的提高，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结论一致。FDI主要是一方面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间接提高了东道国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技术扩散形成的技术溢出效应，直接提高东道国的能源效率。范如国等（2015）通过建立空间模型发现FDI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也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11]。

3.1.2 进出口贸易与能源效率从表2中模型2可以看出，进口贸易对能源效率有显著影响，说明从全国来看进口贸易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能源效率。这是由于进口贸易能够一方面让我国企业能够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激励我国企业提高研发技术，从而提高中国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表2中模型3中可以看出，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也有显著影响，说明从全国来看出口贸易的增加能提升能源效率。主要因为在绿色贸易壁垒的背景下，出口贸易能够刺激国内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使用，从而提高能源效率。

3.1.3 各控制变量与能源效率由表2模型1～4可以看出，增加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研发投入通过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使用先进节能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预期一致;人均GDP的上升能够提高能源效率，原因是人均GDP往往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而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源消费结构越合理，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从而提升了能源效率，与预期一致;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衡量的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则存在负向影响，因为第二产业是能源的主要消费行业，其比重的增加勢必会导致能耗强度的提升和能源效率的降低，结果与预期一致;城市化会降低能源效率，与预期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城市化进程太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未能改变以往的粗放式能源使用习惯，从而降低了能源效率;另一方面城市化可能由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增加了能源消耗强度，降低了能源效率。

3.2 聚类分析Ren和Shi提出了费舍尔次序集群理论，基于Frobenius准则建立Wald函数，构建多变量面板数据聚类模型[16]。面板数据包含样本、时间、指标3个维度的信息。文中运用Ward法解决面板数据的聚类问题，这里借鉴张艾莉（2016）[17]的聚类结果，将30个省区样本分为高能源消费区（内蒙古、辽宁、湖北、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河北、河南、山西）;次高能源消费区（北京、上海、重庆、黑龙江、陕西、四川、新疆）;中低能源消费区（安徽、湖南、福建、江西、广西、天津、吉林、甘肃、贵州、云南）;低能源消费区（海南、青海、宁夏）。分别对4个区域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3.2.1 高能源消费区

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意味着在这些地区FDI的流入并没有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类地区中包含一些以钢铁、化工行业为支柱的老工业基地，例如河南、辽宁等省;或者一些机械、化工、纺织行业，例如浙江、江苏、广东，它们对能源的依赖过高且设备、技术相对陈旧，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些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大。进口贸易也不能够显著促进高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但出口贸易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其能源效率的提升，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进口的大部分产品是生产原材料，不足发挥进口产品的技术溢出作用，而出口的产品可能由于国际标准较高而激励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从而提升了能源效率。

3.2.2 次高能源消费区

FDI对能源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在次高能源消费区中，北京、上海等地经济较为发达且高新技术产业较密集，FDI的技术溢出更容易被吸收，居民也更少的使用煤炭等传统能源转而使用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陕西、新疆等地的天然气储量丰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其他能源的需求，因此这些地区的FDI可以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然后，进口贸易不能显著提升次高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且出口贸易对该区域的能源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出口贸易对该地区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到达瓶颈期，因此当这些地区增加出口时，更多的增加了其对能源的消耗，因此反而降低了能源效率。

3.2.3 中低能源消费区

FDI能够显著提升中低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可能因为这一类地区中，一些地区工业发展较为落后，能源消费相对较低，例如云南、贵州、甘肃等地;一些地区正在积极优化产业格局，发展第三产业，例如福建、安徽等地。因此这些地方引入外资到这些地方投资建厂会有利于新技术的吸收，从而提高能源效率。进口对中低能源消费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进口的增加不但不会促进该区域能源效率的提升，反而降低了能源效率。出口对低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3.2.4 低能源消费区

FDI对低能源消费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因为海南、青海、宁夏3省地域特色比较鲜明，例如海南发展旅游业，其自身能源消费量不大，因此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就不显著。而青海、宁夏地广人稀、经济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少，且投资很难改变当地的原有能源消费习惯，因此在这些地区引入外资并不会显著提升该地能源效率。进口贸易对低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出口贸易会显著降低该地区的能源效率，主要是因为低能源消费区中，例如青海、宁夏，出口的大多是能源含量较高的产品，且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容易造成能源浪费，因此这些地区出口的增加反而降低了能源效率。观察各控制变量，发现在3类区域增加研发投入都能显著提升能源效率，说明这几类地区对于研发投入的吸收和转换能力较好，而中低能源消费区的研发投入对能源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这一类别的省份大多位居内陆，一方面对于研发的投入不够，另一方面技术型人才相对紧缺，无法实现研发投入的较好吸收。在4类区域，人均GDP对能源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和企业会增加环保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从而提升了能源效率。对与高能源和低能源消费区，第二产业的比重增加都会降低能源效率，说明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提升能源效率。低能源消费区的城市化对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其他3类区域的城市化会显著降低能源效率，可能是由于这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是由第二产业规模扩大带动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第二产业能源消费，而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在短时间内未能发生改变，从而致使能源效率的降低。

4 结 语文中基于2005—2016年的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外资流入、对外开放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总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出口贸易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东道国能源效率，而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通过Ward聚类分析后发现4个能源消费区中，次高和中低能源消费区的FDI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最明显;进口对中低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有负向影响;出口会显著提升高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却显著降低了次高和低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在我国对外开放规模不断扩大、能源消费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文中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积极吸引外资，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作用和模范效应，吸收更高质量的外资来源，尤其是含有高新技术外资，来促进国内能源技术的进步以及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具体的，增加次高能源消费区和中低能源消费区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促进国际间贸易往来，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推动外贸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供给渠道。具体的，在次高能源消费区各省份增加进口贸易，在低能源消费区各省份减少进口贸易。第三，增强地区经济建设，提高对FDI的吸收能力。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稳定性，但研发投入并不能被很好的吸收转换。因此我国应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更具针对性的增加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投入的技术转换率，并通过放缓城市化来提高全国及各省区能源效率。第四，我国还应从自身出发，培养技术人才，着力推进自主创新，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型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同时，我国还应倡导节能减排的生活习惯，减少居民能源消费中不必要的浪费，从多个方面提升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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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江）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采用1980-200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福建省进出口贸易的年度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进出口贸易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不是影响福建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实际有效汇率;进出口贸易;协整分析

福建省是中国距离东南亚、西亚、东非和大洋洲最近的省份之一，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门户。改革开放30年以来，福建充分利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发挥“侨、海、山、特”等省情优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7年福建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744.58亿美元，年均增长22.16%，总体规模比1979年扩大了272倍。其中出口额达到499.43亿美元，年均增长20.89%，扩大203倍；进口额245.15亿美元，年均增长27.45%，扩大891倍；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从1979年的0.9%上升为2007年的3.4%，2007年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七位，其中出口名列第六，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出口贸易是福建省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动会对全省经贸产生较大影响。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2007年12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7.3046元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达11.03％。在这种形势下，福建省进出口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关系如何，人民币汇率变动特别是人民币持续升值究竟会对福建省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无论是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都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

一、基本理论综述和研究现状

1.基本理论综述

有关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很多，最早起源于重商主义学派的有关论述，后来出现了马歇尔-勒纳-罗宾逊的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理论，哈罗德（R.F.Harrod）、劳埃德·梅茨勒（L.Metzler）、弗里茨·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乘数理论分析收入变动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的收入分析理论，詹姆士·米德（James.Meade）和西德尼·亚力山大(S.Alexander)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吸收分析理论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等等。其中，弹性分析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弹性分析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后经英国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勒纳等人发展而成，它主要是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的分析来研究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

一般地说，一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而货币升值有利于扩大进口，抑制出口。弹性分析理论认为，在只考虑汇率变化对进出口商品的影响、贸易商品的供给完全有弹性、充分就业与收入不变、没有资本移动等假设条件下，只有当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之和大于1，即满足著名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本币贬值才能通过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引起进出口数量的变化，改善一国对外贸易从而改善国际收支。因为，如果这两种弹性的绝对值之和大于1，一国货币贬值后，出口商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相对降低，于是出口增加，如果国外的需求弹性越大，则出口数量增加得越多，出口额增加得越大；进口商品以本币表示的价格相对提高，于是进口减少，如果国内的需求弹性越大，则进口减少得越多，进口额下降得越大，结果是出口额增加，进口额减少，从而国际收支得到改善。

但是，弹性分析理论忽视了时间因素对货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效果的影响。大量实践表示，即使具备了马歇尔－勒纳条件，货币贬值也不能马上改善贸易收支，而是存在一定的“时滞”。即在货币贬值初期，以外国货币表示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已经下降，但出口量因本国企业调整生产、增加产量、增加对外销售都需要一段时间而没有明显增加，同时，以本国货币表示的进口商品的价格已经上升，但进口量因国内消费者在认识、决策甚至找到进口替代品和生产这些进口替代品也都需要一段时间而没有明显减少，结果，贸易收支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当以上惯性消失，贸易收支才会得到改善。这个过程用曲线描述出来，就像英文字母“J”，所以称作“J曲线效应”。 这一变化过程可能会维持数月甚至一两年，根据各国不同情况而定。

2.研究现状

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实证分析方面的成果，但是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选取的样本区间有所不同，使用的方法参数也不太一样，因此，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意见分歧也很大。

卢向前、戴国强（2005）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cointegrating VAR）的分析方法，对1994－2003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我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着显著的影响，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存在J曲线效应；李亚琼、黄立宏（2006）采用1978—2000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计算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绝对值之和为1.643，认为我国满足汇率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的必要条件。而任兆璋、宁忠忠（2004）使用1978－2002年的数据对中国对外贸易收支差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间不仅判定系数低（Adj-R2=0.2160），且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均显示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沈国兵、杨毅（2005）对1990—2004年月度数据进行Johansen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进出口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协整關系，也没有系统性相互影响和决定关系；陈晨子（2007）使用协整理论分析1986年1月至2007年1月的数据，得出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额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徐炜、孙俊（2008）通过对1994年1月至2005年7月、2005年8月至2006年11月这两个阶段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我国进口总额、出口总额的月度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研究表明，随着2005年7月21日汇率制度改革的实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正在减小。

当人们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把目光转向区域领域，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区域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刘传哲、陈寒凝、贾彦利（200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江苏省出口贸易额的增长与汇率变动明显正相关；戴世宏（2006）采用对数形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王春平、刘传哲（2007）通过协整检验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山东出口贸易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康慧、卢方元（2007）采用协整分析方法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河南省进出口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且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系数的绝对值之和大于1；马麟艳、肖留春（2007）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云南进出口影响不大；韩萍、任梅春（2006）通过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福建省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而GDP对福建省的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省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设立

根据一般经济理论，影响一国进出口贸易最主要因素是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而影响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关键因素就是汇率，除此之外，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也是影响一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但根据弹性分析理论的假设条件，我们假定国内外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不变，只考虑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同时为了使各个序列趋势线性化，以消除异方差性，对各个序列取自然对数，建立模型：

出口模型：（1）

进口模型：（2）

其中，t为时间，Xt为出口额，Mt为进口额，REERt为人民币汇率。

2.数据来源及说明

(1)采用的数据是年度数据，样本期为1980－2005年，选择从1980年开始主要是考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人民币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进出口贸易的调节作用才日益凸显。

(2)按汇率是否经过价格调整，人们通常把汇率分为名义汇率（Nominal Exchange Rate）和有效汇率（Effective Exchange Rate）。名义汇率即现实外汇市场交易中的汇率。有效汇率是一种货币相对于其他多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加权平均数1。在实证过程中，人们通常把有效汇率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

名义有效汇率（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简称为NEER）是以贸易比重为权数的有效汇率，它所反映的是一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总体波动程度。将名义有效汇率剔除该国当年的相对物价指数，就得到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简称为REER）。与名义汇率、名义有效汇率相比，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一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变动，而且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本文采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研究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福建省进口额、出口额数据均来自历年《福建统计年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国际金融统计。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表示本币升值，下降表示本币贬值。

3.单位根检验

古典回归模型通常要求自变量和因变量序列是平稳的。但是在经济领域中遇到的时间序列大多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将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那么很容易导致虚假结果，即存在“虚假回归”现象。因此，在对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之前，必须先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使用Eviews5.1软件，采用ADF方法对时间序列lnXt、lnMt、和lnREERt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检验过程中根据AIC和SC最小来选择滞后阶数，根据各个序列的特点来选择是否包含趋势项或常数项。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 1980-2005年有关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根据ADF检验的结果，lnXt、lnMt、lnREER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

4.EG协整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虽然有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它们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长期均衡关系，称为协整关系。根据Engle和Granger在1987年提出的协整理论，检验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主要是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

检验步骤如下（以两变量检验为例）：

步骤一：若序列Xt与Y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

用OLS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残差序列

步骤二：用ADF检验来判断残差序列 是否是平稳的。如果 是平稳的，则Xt与Y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亦即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如果 是非平稳的，则Xt与Yt之间不是协整的。

1.出口模型的协整分析

使用Eviews5.1软件对出口模型回归估计，得到

（3）

（12.5049）（－6.9324）

R-squared＝0.6669

对残差 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 序列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因此可以确定序列是非平稳序列，lnXt与lnREERt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福建省出口贸易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进口模型的协整分析

使用Eviews5.1软件对进口模型回归估计，得到

（4）

（13.9241）（－7.4430）

R-squared＝0.6977

对残差 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 序列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因此可以确定 序列是非平稳序列，lnMt与lnREERt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福建省进口贸易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结论

通过使用1980-200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福建省进口总额、出口总额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可以发现，福建省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并没有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不是影响福建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期待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来促进福建省进出口贸易又好又快发展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面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状况，福建省对外贸易大可不必反应过敏，如临大敌，甚至杞人忧天；相反，应以积极的态度、有力的措施应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和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切实加强“软硬件”建设，提升自身整体实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同时，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大力支持并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走自主化、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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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以琳(1977—)，女，汉族，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财经教研室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金融、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