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人物范文

悲剧性人物范文（精选12篇）

悲剧性人物 第1篇

关键词：爱情与信任,性格缺陷,社会不平等

引言 :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 《奥赛罗》也许不如《哈姆雷特》那样如雷贯耳, 但是它带给我的震撼, 却不是《哈姆雷特》抑或任一作品可以比拟的。悲剧是最具魅力的艺术, 它使人久久难忘。而〈〈奥瑟罗〉〉恰恰是悲剧中的经典。造成男女主人公悲剧性人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非爱情中的零信任

信任是爱情的基础。为什么奥赛罗宁愿信任一个旗官, 却不能信任曾经共同起誓的妻子?难道爱人间的信任、依赖不应比朋友间的更深吗?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的信任如此不堪一击, 他对她的爱情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奥赛罗是摩尔族贵裔, 又立过战功, 他有极强的荣誉感。伊阿古利用这一点, 诽谤苔丝狄蒙娜的贞洁, 激怒奥赛罗, 让奥赛罗自己为自己扣上一顶绿帽子。“像空气一样轻的小事, 对于一个嫉妒的人, 也会变成天书一样坚强的确证。”于是种种迹象都为苔丝狄蒙娜的不忠作证。奥赛罗赠给苔丝狄蒙娜的手帕便成为关系苔丝狄蒙娜贞洁的重要物证。脆弱的爱情一旦发展到需要靠定情信物来维系、来证明其真伪, 爱便走到了悬崖边缘。

但是奥瑟罗对苔丝狄蒙娜的情感是真爱么?这不禁使我怀疑!他对苔丝狄蒙娜与其说是爱, 倒不如说是迷恋。他迷恋她的高贵美丽、温柔才德、年少纯真 ;他拥抱她时, 他爱的不是她, 而是自己 ;当他扼住她的咽喉时, 他悲哀的不是她, 而是自己的名誉。

苔丝狄蒙娜, 威尼斯的贵族小姐, 她钦佩这个摩尔将军的英勇无畏与魁伟仪表, 她怜悯这个黑人贵族坎坷惊险的遭遇!我们能说这只是单纯的爱么?这是崇拜与同情心的决堤泛滥!

真爱是什么?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的暗暗痴恋, 还是“万花丛中一握手, 使我衣袖三年香”的念念不忘 ;是“愿得一人心, 白头不相离”的默默相守, 还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无奈放手?也许是也许不是, 因为无论是在婚姻还是爱情的相处与角逐中, 信任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包括了起码的信任和绝对的信任, 我们不指望奥瑟罗对苔丝狄蒙娜抱有绝对的信任, 但也要有起码的信任吧!可连这最根本的爱情前提都没有, 又怎么会建造出婚姻的高楼大厦呢?可以说完全是无稽之谈!莎翁说过“忠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我想是信任造就了忠诚, 忠诚保护了爱情!

二、缺陷性格下的毁灭

奥赛罗性格可以说耿直坦率, 但同时也有着他自卑偏执的一面。他盲目地完全地信任了伊阿古。自始至终, 只有伊阿古在他耳边煽风点火, 恶意诽谤, 假意关切, 欲说还休。可奥赛罗偏偏听信了他, 任由嫉妒的毒液扩散全身, 邪恶的怒火吞噬理智。旁人的劝解、妻子的誓言都唤不回他对妻子的信任。“醋海风波是凶险的, 能断送一切” , 这句话简直是太精辟了, 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就因为一个有着险恶用心的小人的一场漏洞百出的闹剧亲手扼杀了自己无辜的年轻妻子的生命。正是这样一份冲破了外界的重重压力的爱情, 却毁灭在了疯狂猜疑的愤怒中。这真真印证了那句话“不是不想爱, 不是不去爱, 怕只怕, 爱也是一种伤害”。

他自卑, 是的!尽管他有着赫赫战功, 有着所谓的摩尔贵族的光荣头衔, 可是与此同时他也是黑人, 彻彻底底招人唾弃的种族!在他的骨子里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自卑感, 无论他有多么优秀, 这也是他生命中永远无法磨灭的污点。因为每当他将要忘记他的微贱出身, 变的自信起来的同时, 都会有一股莫名的势力从各个方向向他无情地扑来, 卷走他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这个力量来源于他所生活的所挣扎的那个无比黑暗的地狱。

他也是偏执的, 他的偏执同样因为他的自卑。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奥赛罗在杀死苔丝狄蒙娜前那深情而惨痛的独白 :“……啊, 甘美的气息!你几乎诱动公道的心, 使她折断手中的利剑了……这是最后一个吻了, 我必须流泪……”爱!太深太深的爱!这是一场多么强烈的爱才会导致必须以毁灭来维护它的纯洁啊!“我要杀死你, 然后再爱你”。正因为爱, 奥赛罗才无法容忍苔丝狄蒙娜在他心里有一丝瑕疵, “要是她是个贞节的妇人, 即使上帝为我用一颗完整的宝石另外造一个世界, 我也不愿用她去交换”。所以他必须用极端的手段来维护这段感情, 奥赛罗必须狠下心来, 所以他怕——怕苔丝狄蒙娜多说几个字, 他就会难以下手, 于是, 正是在奥赛罗过于刻骨铭心的爱与痛的情感冲击下, 苔丝狄蒙娜甚至失去了最后张口解释的机会……爱的表现也许是毫无保留的给予, 但爱的本质却是百分之百的夺取!

而《奥赛罗》之所以成为悲剧, 不是因为恶人害死了好人, 而是因为好人杀死了好人。人的弱点一旦被恶人利用, 弱点便成了罪恶。怀疑和猜忌总是这么容易蒙蔽人的理智。猜忌的人总感觉自己是清醒的, 掌握着全局 ;宁愿在乌云蔽日下寻求安全感, 也不愿在明亮阳光下承认渺小。也许真相是太耀眼的阳光, 在它面前, 某些人宁愿闭上眼睛。

结语 : 如果爱人们彼此信赖, 坚定不移 ;如果英雄明辨忠奸, 不轻信于人 ;如果丈夫与妻子拥有同样的力量和地位 ;如果荣誉、美貌、贞操、礼法不再左右婚姻, 那么奥塞罗不会成为悲剧。

参考文献

[1]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 (修订版) 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2版.

悲剧性人物 第2篇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笔下所涉及的人物，包括阿Q、孔乙己、祥林嫂、夏四奶奶、九斤老太、闰土、寿镜吾、长妈妈、范爱农、无常等。在这些人物中有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夏四奶奶等，其用意何在?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也是不幸的化身，她虽然勤劳、善良、质朴，但悲惨的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她，生活在社会底层，与命运抗争中非但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被镇上的人鄙视、愚弄和践踏，最终在在鲁镇人热闹的过节氛围中离开了人世。

鲁迅笔下的阿Q，并不觉进监狱是什么耻辱的事情，反倒觉得圈没有画圆是他“行状”上的污点。于是“阿Q立志要画得圆”，但最终至死也未能如愿。鲁迅笔下的夏四奶奶作为革命者的母亲，始终不明白儿子夏瑜的死。夏瑜就义后，夏四奶奶以为其坟上的花环便是儿子的阴魂“显灵”，并通过树上的乌鸦得到验证，而她的希望落空，乌鸦并没有按照她的意图飞上坟头，而是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的命运如上面的祥林嫂、阿Q和夏四奶奶被鲁迅活生生地悲剧化“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最终“毁灭”而结束的，为什么?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大多追求和谐圆满，这种心理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其叙述模式常常以“大团圆”收尾。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故事的发展总会有一个美满的“大团圆”结局。如果结局有悖于人们追求团圆的心理，则不惜以还魂和化身复活的形式达到这种效果。在语文教材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受到老夫人的百般阻挠，但二人始终不离不弃，在历尽千辛万苦后，冲破重重阻力，结为夫妻，收获了圆满结局。《孔雀东南飞》中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生前被迫分离，不能在一起，死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窦娥冤》中的窦娥死后，三桩誓愿一一实现等等。课外，我们学生熟悉的例子也不少，如《雷锋塔》中的白娘子与许仙的佛圆，《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蝶双飞，《牛郎织女》中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鹊桥相会等等。

按照中华民族所具有大团圆心理特点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叙述往往以“大团圆作为结局”的模式来解读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一些文章，他笔下的“阿Q大可以了却心愿画完圆，再上路，乌鸦也可以按照夏四奶奶所希望的那样飞上坟头，从而满足人们追求圆满的心理需要。阿Q和夏四奶奶是弱者的代表，应该受到人们同情。可鲁迅却突破传统，一反常规，本是能够轻易办到事情，他却硬生生地让人痛苦把美好的结局(阿Q再怎么认真，画不成圆;让乌鸦飞走，不让它停在夏瑜的坟上)毁灭给人看，让人痛切，让人醒悟，然后让人振作起来。

在鲁迅看来，圆滑是中国国民的特征之一。中国小说、戏剧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因此大团圆也成为了中国小说、戏剧的重要特征。阿Q所希望画出的圆圈，也不是普通的圆圈，而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国民都希求圆满，也就衍生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虽一再受到人们的羞辱，地位也一降再降，但他面对各种不幸，仍能在精神上自我安慰，达到心理上的圆满、精神上的胜利，这也近乎夸张地体现出了国民渴望圆满的心态。鲁迅之所以将小说的最后一章命题为“大团圆”，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普遍存在的团圆心理，只能演绎出圆圈式的革命。当然，这并不是单纯地重复小说或者戏曲的团圆结局，而是运用反语的手法，打破大团圆。当然，《药》这篇文章也未尝不可采用“大团圆”作为结局，这样既能够满足夏四奶奶的愿望(虽然他对儿子为革命牺牲的行为并不理解，甚至充满愚昧，但其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爱确实满满的，她作为弱者总该受到同情)，又可以满足国民大团圆的心理，皆大欢喜，为什么鲁迅却没有如此安排情节呢?首先，如果乌鸦飞上坟头，夏四奶奶的愿望是实现了，但也意味着鲁迅肯定了以夏四奶奶为代表的具有封建思想的愚昧群众，违背了鲁迅的革命精神。因此，乌鸦不可能飞到夏瑜的坟头，而且飞走得很坚决“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金裕贞小说女性人物的悲剧性分析 第3篇

一、不自知无反抗的命运悲剧

金裕贞在1935年发表的处女作《雷阵雨》中讲述了一对贫苦农民春浩夫妇如何艰难度日的故事，春浩妻为生活所迫逼不得已与有钱的李老爷发生不正当关系，而丈夫春浩明知妻子如此，却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特意把自己的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勾引有钱人，想借助妻子的牺牲来换取自己赌博用钱，还清在村里欠下的赌债，离开令他厌烦的农村前往美好的大都市汉城，幻想以此来永久摆脱贫困的生活。

造成悲剧后果的原因永远只有两种，内在和外在。由春浩妻自己内心滋生的妄念才是最可怕的，她被丈夫春浩逼打，为给丈夫求得那两元的赌钱，不惜牺牲自己的贞洁。“铁石妈一开始也是和自己一样的贫穷农妇。自从跟了有钱的李老爷后，就不愁吃穿，时来运转了。铁石爸对铁石妈是睁只眼闭只眼，有衣穿有米吃，连耕地都分到一份。”春浩妻自己也知道那样做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但她还是做了。这是人骨子里渗透的悲哀，结局只能是以悲剧收场。春浩妻的悲还在于她那懦弱无能的丈夫，这是外在因素造就的悲。她的丈夫独享着自己伟大得看似高高在上的男权主义，嘴上说着妻子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事实上却对妻子不忠的做法熟视无睹，两人相安无事地过着名不副实的夫妻生活，目的却是一样，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解决温饱问题比脸面更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作者1935年问世的短篇小说《山村》，主人公美妮是管家家里一个长工的女儿，她与少爷之间产生了感情，但阶级地位悬殊，加之少爷的无情背叛，她最终沦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由于她的痴傻对爱情的执着坚守，她义无反顾地拒绝了石崇的真心，一心只想等待不可能为她归来的富少。《秋天》里的福满与有钱男人签订契约，将自己的妻子像商品一样以五十元的价钱租给黄巨风。福满妻反而认为这就是命运，顺从接受人为的命运安排并且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牺牲，毫无自知反抗意识，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下已僵硬麻木。即使丈夫不威胁强迫她，她还是愿意选择抛弃富足的物质诱惑与丈夫儿子团聚，她没有自我价值意识，丈夫和儿子是她的一切附庸，任何力量都无法打开封建道德思想对她心灵的约束与禁锢。人性有时是很矛盾和极端的，一方面做着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一方面又挣脱不了它的束缚。

二、双重悲剧的和谐统一

从现实方面看，金裕贞小说里的女子之所以如此悲剧，有一部分原因是深存于他心底最根深蒂固的情结。一个是他亲人群体里的女性，另一个是他感情生活里的女性。亲人女性主要是他的母亲和姐姐们，确切地说是他的二姐金裕衡。现实中的女性是作者身边活生生的例子，她们给作者提供了最翔实的参考资料。

作者金裕贞七岁丧母，九岁丧父，其兄是一个生活放荡、脾气暴躁的酒鬼，五个姐姐也是软弱无助、自身难保。生活在这样一个缺失亲情温暖和关爱的家庭，想要身心性格健全地成长很难。特别是他母亲的离去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是一生都难以抹除的，即使二姐对他比其他人都好，但也无法取代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是他自身也是他作品中女子悲剧性的根源所在。他与二姐金裕衡从小相依为命，关系最为密切。二姐32岁就成了年轻寡妇，受尽婆婆的虐待辱骂跑回娘家，却被哥哥赶出家门。沉重的生活压力把她折磨得性情反复无常，整个人都是呆滞的。她对弟弟有时疼爱有加、关怀备至，有时刻薄谩骂、恣意发泄，怪异的言行近乎变态。艺术源于生活，在他的《生之伴侣》《侏儒》《烟雾》等作品中就有二姐的原型。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作者用他细腻温婉的笔触将那些悲剧女子完美和谐地展现给读者，让你不觉是在读小说而是跟随作者真切地在读生活。

三、从悲剧女性中折射出的社会批判意识

金裕贞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多富悲剧色彩，除了其自身无意识堕落以及父亲、丈夫的男子霸权主义泛滥外，更深层次的是受外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其作品多以30年代的农村为创作背景，这一时期的韩国政治混乱、经济动荡不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企图通过对韩半岛的政治军事统治及经济掠夺将其变为侵略中国的后勤基地。在对韩国进行侵略期间强迫他们参拜日本神社，妄图消灭韩国文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殖民地统治时期，一场空前绝后的民族危机降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难当头时韩国的仁人志士纷纷扛起抗日旗帜，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

综上所述，在作者金裕贞认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虽卑微低贱、不自知、无自我、无反抗，但她们却是无比坚强勇敢的，比起那些懦弱无能的男子，她们更勇于面对生活的苦难，更敢于撕裂宝贵的自尊，这种精神是常人无所及的，她们既是悲剧也不可称为悲剧。如果没有她们的牺牲，多少家庭都没有办法继续生存。转换角度看，她们也是时代最伟大的牺牲者。

最后，节选一小段金裕贞1937年发表在《朝光》杂志上的散文《病床的思想》作结，以此来作为他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述。“我们无从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不过只是其诸多作用中极小的一部分罢了。我们相信，爱不论在什么时代在任何社会，都会凝聚更多人的力量完成伟大的使命。我清楚地知道，今天我们的理想就蕴藏在这伟大的爱之中……没有这份爱，再好的艺术也不能流传。”

【参考文献】

[1]全信宰.原本金裕贞全集[J]翰林大学出版部，1987.

[2]周苹.金裕贞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研究[J].万方数据资源系统，2003.

[3]朴忠禄，南燕.金裕贞的小说世界[J].万方数据资源系统，2003.

悲剧性人物 第4篇

扬克是《毛猿》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公, 当然也是整本书中悲剧意味最浓的人物。他的悲剧总的来说是由三个部分来具体阐明的, 即从不自知而导致的自负到由怀疑而导致的狂躁最后是由认知而导致的绝望。但要探讨他的悲剧性还是要从他的家庭悲剧、童年悲剧谈起, 文章一开头扬克就说:“让家见鬼去吧!”从中可见“家”对于扬克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原因何在, 这个可以从原文中找到对应的点“嘿?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上过一次教堂。我爸我妈他们逼着我去的。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去。他们就是那种星期天早上醉得晕头转向的人。 (嘻嘻一笑) 他们两个全都爱打架。星期六晚上, 当他们俩喝足了, 他们就能上演一出应该在公园广场上演的武戏。他们演完了, 屋里的桌子椅子全都缺了胳膊断了腿。不这样的话, 我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从那时候起我就学会了摔打。 (嘻嘻一笑, 洋洋自得) 我是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人, 懂吗?”“我妈害哆嗦病伸腿去世以后, 我就跑走了。我先是在市场上帮忙, 用卡车运货。接着我上了船, 在炉膛口里干活。当然, 这个有出息。其他都算不了什么。 (四顾) 这个地方我以前没见过。我是在布洛克林码头上, 在那里拉扯大的。 (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地方真还不坏, 嘿?”由于从小的家庭温暖感的缺失, 使他将船作为了自己的家, 在自己的家;里他不容许别人对他不敬, 这也导致了他一开始犹如一只初生的牛犊般的自负。当然, 我们也可以从他可以从中了解到扬克对于心灵归属的渴望, 在通常意义上“家”都会是一个人的心灵港湾, 但当这个港湾缺失时就要去寻找新的心灵栖息地来寄放这份归属感, 这是扬克悲剧的开始。在扬克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奥尼尔的影子, 甚至可以说扬克就是奥尼尔的一部分, 而《毛猿》就是奥尼尔带有自传性的作品。

作品中关于扬克的第一次出场是这样描写的“似乎第一次注意到周围的吵吵闹闹, 转过身, 威胁地——带着一种傲慢的权威腔调”是的, 就是这种“傲慢”, 这是扬克在船上时最基本的情感, 这种情感是建立在同为火夫们的尊重上, 他们尊重他的健壮、凶猛、好斗、有力、自信, 这是在一个狭小空间下的由于畏惧而产生的尊重。由于这种“尊重”使得扬克的自信心极度膨胀, 这是可以理解的, 每个人存在的价值是需要其他人的认同来实现的。在他看来自己作为劳动者是光荣的, 是顶事的, 文章说:“你们说, 我们比他们更像人样, 是不是呢?当然是!……那些家伙全是废物, 只不过是臭皮囊。是谁开动这条大船的?是我们。那么, 是我们顶事, 不是吗?我们顶事, 他们全是废物。就是如此。”“开头和结尾都是我!我开动了什么东西;世界就转动了!”他将自己同火夫们看作是开动船的力量, 是世界的创造者, 是顶事的硬汉子。这里可以看出影响一代人的“美国梦”的遗迹, 只要自己努力, 就能成功的信念。他还将自己看作是机器的一部分“我是机器的一部分!他妈的为什么不是呢!它们是不是在运动?它们就是速度, 是不是?它们能突破一切, 懂吗?走二十五海里一点钟!那是不简单的新玩意儿!它顶事。”这是扬克悲剧性的表征, 机器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 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 而时代却将人物化成了“机器”, 而扬克作为新时代被规训了的对象, 从心里认同了这一种异化, 而这恰恰是美国精神的体现。而他自夸的“走二十五海里一点钟”却成了两个阶级最深刻的鸿沟。

在剧本中的第三场, 米尔德丽德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扬克那被纸所糊起来的自尊、自信。在她看到扬克时, 她被吓坏了, 大声高喊着“带我走开!噢, 我不想再看见这个肮脏的畜生!”这一声“畜牲”惊醒了扬克, 他由于震惊而导致随后而来的震怒, “嘿, 毛猿吗?真的!她是那样看我吗?不错。毛猿!嘿, 原来我就是毛猿呀? (怒火冲天——好像她仍然在他面前) 你这个皮包骨头的小婊子!你这个白脸的浪货, 嘿!我要教训你, 看看谁是个毛猿!”这种情感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一个人在一个狭小的人际圈中总是被称赞, 但当有外人进入这个圈子时, 他的一句批评通常会掀起滔天巨浪, 一种既定的信念被打破后的惶恐。笔者认为, 扬克在听到米尔德丽德称他为“人猿”时的震怒的原因主要是她打破了他的既定认知, 并将他的心灵归属打破。船就是他的心灵归属, 他甘心被异化为“机器”, 并从中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 但当米尔德丽德将他归类到“畜牲”时, 他的既定认知对此产生的抗拒。从这里还能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扬克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 他甘心被异化, 却竭力抵制着退化。但是就本质而言, 这两者并未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之处, 不管是机器还是动物, 都是受到了时代的规训, 其实更可悲的是前者, 因其不自知而甘心承受的悲哀。

被打破信念的扬克对自身的处境产生了怀疑, 并由此产生了报复的心理。他先是跟随勒昂来到了富人聚集区——五马路, 在这里扬克承受了富人们冷漠的洗礼, 后又在监狱中接受了世界产联的知识, 可这并未使扬克获得新的归属, 反而加速了他的毁灭。最后他来到了一家动物园, 在绝望中相与猩猩交朋友, 却被猩猩给紧抱而死。

扬克的一生都在寻求“归属”, 并为这个虚幻的东西失去了生命, 他是那个年代的牺牲品, 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扬克的结局必然是走向死亡, 这是时代的必然, 也是奥尼尔创作的特点所在。对奥尼尔来说, 死亡的意义就体现在人以求生的意志去牺牲他的存在, 展示人生的悲剧性, 因为真正的悲剧绝不是对痛苦和死亡的沉思冥想, 人还必须行动, 才能进入必定毁灭他的悲剧性处境, 从而发现死亡对人生的价值。

这种悲剧观可以称之为行动着的悲剧, 就如同俄狄浦斯王的悲剧, 因为他行动着走向毁灭, 这更令人感到悲哀。

摘要：《毛猿》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写作的, 剧中的各色人物都在寻求属于自己的“归属”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毁灭, 并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现了他们的悲剧。笔者主要选取了扬克这个人物形象来进行具体的论述。

关键词：社会背景,悲剧,归属,扬克

参考文献

[1]奥尼尔.奥尼尔文集 (卷二)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2]杨述伊.试论《毛猿》的悲剧根源及其象征手法[J].作家杂志, 2009, (11) .

《伤逝》中的人物形象及爱情悲剧 第5篇

摘要:<<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其次是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就子君来说过于依附于涓生是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视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是子君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依附、目标、束缚、悲剧

鲁迅先生的作品《伤逝》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原因。仅从女性视角分析来他们爱情的悲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女性依附于男性，是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以及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篇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小说以手记的形式，以倒叙的方式由男主人公涓生以沉痛悔恨的语气回顾了他和女主人公子君从相识、相爱、同居到分手以及最后子君死亡的整个过程。文章虽说是从男性的角度写起，但从涓生整个的回忆叙述当中，不难看出作为女性的子君在他们爱情悲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

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2

其次是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就子君来说过于依附于涓生是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视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是子君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

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4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 的深深的烙印。在她的眼中除了喂她的小油鸡和阿随之外，就是忙碌自己的家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再记得。随后渐渐陷入了小市民的争斗中，为了那小油鸡而和邻居吵开了，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这样的生活和传统的那些小市民有什么差别？人是会变的，如果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再前进的话，那就变得消沉了很多，记得路遥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可以活得更充实”，那的确不错，一个人要想活得充实，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不要像子君那样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小市民争斗中，那样只会磨灭自己的意志。

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社会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虽然涓生和子君他们的性格都被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到底是当时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成员。

最后，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5，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总之，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是他们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冲不破封建礼教的樊笼，还是被旧的樊笼葬送了原本美好的爱情，窒息了宝贵的人生。

参考文献：

1、鲁迅作品选

《窦娥冤》人物悲剧命运浅析 第6篇

一、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导致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我们常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是戏剧文学的一般规律。剧作有没有“戏”中的“戏”指的就是矛盾冲突。戏剧文学中，没有矛盾冲突，戏剧就没有表现力，当然也就没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悬念环生，故事情节引人人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窦娥冤》剧作的主人公窦娥是处在矛盾中心的。这部作品主要表现了窦娥和婆婆、张驴儿以及官府之间的矛盾冲突。

地痞无赖张驴儿见窦娥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便想要自己父子俩娶窦娥婆媳俩，面对张氏父子的逼迫威胁，蔡婆婆屈服于外部势力，弃置礼教，甚至还反过来劝说窦娥要屈服；而窦娥则坚守自己的立场，甚至还严厉地批评婆婆“可悲可耻”，甚至把批判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忘却旧恩寻找新欢不守贞节的妇女，说“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

由此可见，窦娥与张驴儿、婆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就是是否要守护妇女贞节，是否要严格维护封建礼教的矛盾。窦娥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她严格按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黑恶势力又可以对这些礼教任意践踏，对这个弱女子进行威胁逼迫，在这两组矛盾冲突中，蔡婆婆的选择显然是错误的，张驴儿父子的行为显然也是天理不容的。所以，窦娥批评婆婆，反抗张驴儿的勇气来自于内心深处对封建礼教的维护。

张驴儿自己误把父亲毒死，却诬陷清白的窦娥；窦娥想依靠衙门洗清自己的冤枉，因为她相信官府肯定会为自己洗清冤屈，伸张正义。此时戏剧将矛盾冲突推向了另一个层次——窦娥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官府本来是公道的象征，是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地方。而滁州太守桃杌不但无意于维护正义，反而凭借自己的权力，对窦娥进行严刑逼供，欲屈打成招。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性善良的她害怕婆婆会和她一样遭到毒打、为了保护婆婆不受到伤害，她只好“负罪”。而窦娥的屈服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中国封建礼教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孝道。窦娥最终被判死罪。

从《窦娥冤》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的设置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冲突表面上是窦娥与婆婆、张驴儿、桃杌太守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以窦娥与整个黑暗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个黑暗社会中，恶霸以强欺弱、以恶欺善；官府昏聩腐败，贪赃枉法；社会制定各种各样的封建礼教要求自己遵守，而那些无赖们可以不遵守，甚至还要对自己加以威胁迫害。为什么守节守孝的人受到迫害，连个伸张正义的地方都没有？由此可见，窦娥对婆婆越不认同，对张驴儿反抗得越激烈，就是对这种荒谬的封建礼教维护得越紧，其悲剧性也体现得越强！而弱小的窦娥，是无法和整个黑暗社会抗衡。窦娥也必然走向悲剧命运！

二、人物自身的矛盾，也决定了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课文节选的[端正好]和[滚绣球]唱词中，窦娥把天地作为自己满腔怨恨倾泻的对象，埋怨天地的糊涂，指责天地“错勘贤愚”。很多论者习惯引用此唱段，论述窦娥从一个严守妇道的善良的普通妇女，发展成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敢于反抗官府、控诉天地甚至大胆否定官府否定天地权威的女性。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既然窦娥这样指天斥地，可她为何还是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天地神灵的身上，为何要靠天地来实现自己的三桩誓言？为何靠天地显灵来惩罚这些贪官污吏？这样不矛盾吗？

同学们在激烈地辩论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样不但不矛盾，反而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魁力所在！

传统观念中天地鬼神在古代是能主持正义、赏善罚恶的最高秩序的象征，人们相信“青天大老爷”能主持公道。可是窦娥在自己的遭遇过程中，逐步看清了在这样一个恶人横行的社会中，所谓的天地也清浊不辨，善恶不分。她由相信到怀疑再到否定的精神历程，把矛头直指人民心中最高秩序的象征——天地，这一声呐喊，是对天地鬼神的全面质问，是对生死善恶的根本怀疑，是对现有秩序的猛烈声讨，是对黑暗时代的整体否定。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窦娥诉冤过程中对天的怀疑和依赖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窦娥一开始对自己的现存状态和社会的现存秩序是有认同感的，是因为这个政治秩序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甚至还要成为摧毁自己正常生活的罪魁祸首，她便自然地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失望乃至绝望。作为一个弱女子，而她又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洗雪自己的冤屈，所以她一方面指天斥地，一方面又只能靠天地动容来昭雪冤情，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窦娥身上思想的局限性。她斥责当时的黑暗现实，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她表达了自己变革现实的美好愿望，又找不到从根本上跳出火海的办法，她骂天地，又只能依赖天地，由此可见，现实中的窦娥们遇到这样的冤情，是找不到出路的，也就只能走向灭亡。

当然，正如鲁迅笔下祥林嫂对有没有灵魂的怀疑，一个普通的百姓，能对自己的现存生存状态和现存社会秩序产生怀疑，这本身就难得可贵！窦娥由对现实彻底失望而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这种思想的光辉，尽管微弱，也必将永远照耀着历史的时空！

三、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的折射出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窦娥临刑前发了三桩誓言，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想以此来昭示自己的清白，洗清自己的冤情。作者是运用积极浪漫主义手法，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我们来分析一下三桩誓愿的特点：一是所用的典故有苌弘、望帝、邹衍、东海孝妇等人的故事， 而这些典故本身就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主人公都是忠贞正直善良之人，却都“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恰恰是这些美德，却最终成了置他们于死地的“罪魁”。从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窦娥所蒙受的冤情之深，窦娥内心怨气之烈；我们更从中看到了当时“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严酷现实。二是这些愿望的实现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鲜血如何能溅上白练？三伏天怎么可能会下雪？大旱三年也未必就惩罚了官吏，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三是即使这些愿望符合生活逻辑，能不能实现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我们思考一下，若老天有眼，为何不在窦娥生前为她洗清冤情？那么，即使她付出生命的代价，天地神灵也不会帮她实现誓愿。综合各方考虑，我们几乎可以断定，窦娥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三桩誓愿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现实人世的彻底绝望，而被迫寄希望于虚幻的天地神灵的事实。也恰恰说明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冤情也只能是冤死到头，面对的只能是不可逃脱的悲剧命运。

作者通过这样奇特的构思，借助丰富的想象，运用典故比较映衬，充分揭露了当时社会官吏昏聩，法制腐败，人民蒙受奇冤而又呼告无门的真实情况，让天地震惊，人神共怒。三桩奇愿虽为人情所求，但“与事理不和”，只能体现人民伸张人间正义，杀尽贪官污吏，洗雪冤屈的美好意志与愿望而已。它为刻画窦娥的人物形象添上了最着力的一笔，使人物的悲剧性更浓烈，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四、大团圆结局反衬了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窦娥发三桩奇愿，最终皇天也真的“从人愿”，三桩誓愿先后应验，使得窦娥的冤情得以昭告于世人。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不可能的。戏剧的第四折结局部分，窦天章替女伸冤，使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尽管窦娥已死，但毕竟还是洗清了冤屈，若是窦娥地下有知，悲伤的同时，内心也还是会有些许安慰的。观众看完之后，也会带着轻松的心情心满意足的回家。

但我们再仔细想想，若是在现实生活中，窦天章一定能中举吗？即使中了举，一定能官至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吗？即使担了高官，就一定会有机会为女儿伸冤吗？所以，在那样一个黑暗的现实生活中，窦娥之冤的形成的概率是很大的，而能被洗清的概率却是微乎其微的。由此可见，这个中国戏曲中惯用的喜剧式结局只不过是狗尾续貂，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这种“喜”充其量也只是隔靴搔痒罢了。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恰好又反衬了窦娥悲剧性的深刻性！

《窦娥冤》就是以这样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我国戏艺术史上璀璨的明珠。悲剧主人公窦娥没有对命运的不公安排逆来顺受，而是勇于反抗。然而，也正是这种反抗造成了她的巨大不幸：正义不得伸张，良知遭到损毁，公理被谬论所掩埋。这正体现了窦娥作为一个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在这个意义上说，窦娥的冤屈让人感觉到美被毁灭，被摧残，催人泪下。这种不幸的原因是与普通人有某种相似之处，这就令观众产生了设身处地的惊惧与恐怖。所以，这种悲剧的风格是崇高、壮美的。

余秋雨先生说过：一种无法消除的矛盾，永远做不出一个最佳方案，无法找到简单结论的结构，即潜隐在作品背后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这样的结构给作品带来了伟大的永恒的艺术魅力，使作品产生一种宏大的悲剧美，让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反复咀嚼，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我想，这正是《窦娥冤》这部戏剧具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吧！

《窦娥冤》人物悲剧命运浅析 第7篇

一、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导致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我们常说,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是戏剧文学的一般规律。剧作有没有“戏”中的“戏”指的就是矛盾冲突。戏剧文学中, 没有矛盾冲突, 戏剧就没有表现力, 当然也就没有鲜明的人物个性, 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 悬念环生, 故事情节引人人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窦娥冤》剧作的主人公窦娥是处在矛盾中心的。这部作品主要表现了窦娥和婆婆、张驴儿以及官府之间的矛盾冲突。

地痞无赖张驴儿见窦娥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便想要自己父子俩娶窦娥婆媳俩, 面对张氏父子的逼迫威胁, 蔡婆婆屈服于外部势力, 弃置礼教, 甚至还反过来劝说窦娥要屈服;而窦娥则坚守自己的立场, 甚至还严厉地批评婆婆“可悲可耻”, 甚至把批判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忘却旧恩寻找新欢不守贞节的妇女, 说“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 多淫奔, 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 更休说本性难移”。

由此可见, 窦娥与张驴儿、婆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就是是否要守护妇女贞节, 是否要严格维护封建礼教的矛盾。窦娥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她严格按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但是黑恶势力又可以对这些礼教任意践踏, 对这个弱女子进行威胁逼迫, 在这两组矛盾冲突中, 蔡婆婆的选择显然是错误的, 张驴儿父子的行为显然也是天理不容的。所以, 窦娥批评婆婆, 反抗张驴儿的勇气来自于内心深处对封建礼教的维护。

张驴儿自己误把父亲毒死, 却诬陷清白的窦娥;窦娥想依靠衙门洗清自己的冤枉, 因为她相信官府肯定会为自己洗清冤屈, 伸张正义。此时戏剧将矛盾冲突推向了另一个层次——窦娥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官府本来是公道的象征, 是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地方。而滁州太守桃杌不但无意于维护正义, 反而凭借自己的权力, 对窦娥进行严刑逼供, 欲屈打成招。在这样的情况下, 本性善良的她害怕婆婆会和她一样遭到毒打、为了保护婆婆不受到伤害, 她只好“负罪”。而窦娥的屈服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中国封建礼教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孝道。窦娥最终被判死罪。

从《窦娥冤》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的设置可以看出, 这些矛盾冲突表面上是窦娥与婆婆、张驴儿、桃杌太守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是以窦娥与整个黑暗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个黑暗社会中, 恶霸以强欺弱、以恶欺善;官府昏聩腐败, 贪赃枉法;社会制定各种各样的封建礼教要求自己遵守, 而那些无赖们可以不遵守, 甚至还要对自己加以威胁迫害。为什么守节守孝的人受到迫害, 连个伸张正义的地方都没有?由此可见, 窦娥对婆婆越不认同, 对张驴儿反抗得越激烈, 就是对这种荒谬的封建礼教维护得越紧, 其悲剧性也体现得越强!而弱小的窦娥, 是无法和整个黑暗社会抗衡。窦娥也必然走向悲剧命运!

二、人物自身的矛盾, 也决定了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课文节选的[端正好]和[滚绣球]唱词中, 窦娥把天地作为自己满腔怨恨倾泻的对象, 埋怨天地的糊涂, 指责天地“错勘贤愚”。很多论者习惯引用此唱段, 论述窦娥从一个严守妇道的善良的普通妇女, 发展成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敢于反抗官府、控诉天地甚至大胆否定官府否定天地权威的女性。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既然窦娥这样指天斥地, 可她为何还是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天地神灵的身上, 为何要靠天地来实现自己的三桩誓言?为何靠天地显灵来惩罚这些贪官污吏?这样不矛盾吗?

同学们在激烈地辩论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样不但不矛盾, 反而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魁力所在!

传统观念中天地鬼神在古代是能主持正义、赏善罚恶的最高秩序的象征, 人们相信“青天大老爷”能主持公道。可是窦娥在自己的遭遇过程中, 逐步看清了在这样一个恶人横行的社会中, 所谓的天地也清浊不辨, 善恶不分。她由相信到怀疑再到否定的精神历程, 把矛头直指人民心中最高秩序的象征——天地, 这一声呐喊, 是对天地鬼神的全面质问, 是对生死善恶的根本怀疑, 是对现有秩序的猛烈声讨, 是对黑暗时代的整体否定。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窦娥诉冤过程中对天的怀疑和依赖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窦娥一开始对自己的现存状态和社会的现存秩序是有认同感的, 是因为这个政治秩序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 甚至还要成为摧毁自己正常生活的罪魁祸首, 她便自然地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失望乃至绝望。作为一个弱女子, 而她又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洗雪自己的冤屈, 所以她一方面指天斥地, 一方面又只能靠天地动容来昭雪冤情, 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窦娥身上思想的局限性。她斥责当时的黑暗现实, 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 她表达了自己变革现实的美好愿望, 又找不到从根本上跳出火海的办法, 她骂天地, 又只能依赖天地, 由此可见, 现实中的窦娥们遇到这样的冤情, 是找不到出路的, 也就只能走向灭亡。

当然, 正如鲁迅笔下祥林嫂对有没有灵魂的怀疑, 一个普通的百姓, 能对自己的现存生存状态和现存社会秩序产生怀疑, 这本身就难得可贵!窦娥由对现实彻底失望而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 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这种思想的光辉, 尽管微弱, 也必将永远照耀着历史的时空!

三、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的折射出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窦娥临刑前发了三桩誓言, 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想以此来昭示自己的清白, 洗清自己的冤情。作者是运用积极浪漫主义手法, 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我们来分析一下三桩誓愿的特点:一是所用的典故有苌弘、望帝、邹衍、东海孝妇等人的故事, 而这些典故本身就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主人公都是忠贞正直善良之人, 却都“没时没运, 不明不暗, 负屈衔冤”, 恰恰是这些美德, 却最终成了置他们于死地的“罪魁”。从中,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窦娥所蒙受的冤情之深, 窦娥内心怨气之烈;我们更从中看到了当时“官吏每无心正法, 使百姓有口难言”的严酷现实。二是这些愿望的实现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鲜血如何能溅上白练?三伏天怎么可能会下雪?大旱三年也未必就惩罚了官吏, 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三是即使这些愿望符合生活逻辑, 能不能实现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我们思考一下, 若老天有眼, 为何不在窦娥生前为她洗清冤情?那么, 即使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天地神灵也不会帮她实现誓愿。综合各方考虑,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 窦娥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三桩誓愿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现实人世的彻底绝望, 而被迫寄希望于虚幻的天地神灵的事实。也恰恰说明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冤情也只能是冤死到头, 面对的只能是不可逃脱的悲剧命运。

作者通过这样奇特的构思, 借助丰富的想象, 运用典故比较映衬, 充分揭露了当时社会官吏昏聩, 法制腐败, 人民蒙受奇冤而又呼告无门的真实情况, 让天地震惊, 人神共怒。三桩奇愿虽为人情所求, 但“与事理不和”, 只能体现人民伸张人间正义, 杀尽贪官污吏, 洗雪冤屈的美好意志与愿望而已。它为刻画窦娥的人物形象添上了最着力的一笔, 使人物的悲剧性更浓烈, 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四、大团圆结局反衬了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窦娥发三桩奇愿, 最终皇天也真的“从人愿”, 三桩誓愿先后应验, 使得窦娥的冤情得以昭告于世人。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不可能的。戏剧的第四折结局部分, 窦天章替女伸冤, 使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尽管窦娥已死, 但毕竟还是洗清了冤屈, 若是窦娥地下有知, 悲伤的同时, 内心也还是会有些许安慰的。观众看完之后, 也会带着轻松的心情心满意足的回家。

但我们再仔细想想, 若是在现实生活中, 窦天章一定能中举吗?即使中了举, 一定能官至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吗?即使担了高官, 就一定会有机会为女儿伸冤吗?所以, 在那样一个黑暗的现实生活中, 窦娥之冤的形成的概率是很大的, 而能被洗清的概率却是微乎其微的。由此可见, 这个中国戏曲中惯用的喜剧式结局只不过是狗尾续貂,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 这种“喜”充其量也只是隔靴搔痒罢了。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恰好又反衬了窦娥悲剧性的深刻性!

《窦娥冤》就是以这样独特的艺术魅力, 成为我国戏艺术史上璀璨的明珠。悲剧主人公窦娥没有对命运的不公安排逆来顺受, 而是勇于反抗。然而, 也正是这种反抗造成了她的巨大不幸:正义不得伸张, 良知遭到损毁, 公理被谬论所掩埋。这正体现了窦娥作为一个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在这个意义上说, 窦娥的冤屈让人感觉到美被毁灭, 被摧残, 催人泪下。这种不幸的原因是与普通人有某种相似之处, 这就令观众产生了设身处地的惊惧与恐怖。所以, 这种悲剧的风格是崇高、壮美的。

《诗学》中的悲剧人物论 第8篇

亚里士多德指出：“好人”作悲剧人物，表现其由幸到不幸的过程，不能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感，反而会产生反感之情;而“坏人”作悲剧人物时，表现其在逆境中求生存，转为顺境的过程，容易造成与悲剧精神背道而驰，更加不能产生怜悯和恐惧之情;至于“极恶的人”作悲剧人物，只会使人同情;然而，“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的人作悲剧人物，因为他们“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1，从而遭到恶运，这样的人和其在悲剧表现过程中所表达的苦难，才能引起人们的怜悯和同情。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在“过失说”中，对悲剧人物作出要求时，亚里士多德没有一处提到命运两字，而是从悲剧艺术的效果出发，把社会道德观念引入了艺术欣赏活动。同时，把人物的厄运的悲剧性因素归结为人物行动上的失误，这就突破了古老的命运观念2ㄢ

亚里士多德所认可的悲剧人物具有局限性，局限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从希腊悲剧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希腊悲剧，其中主人公确实如亚理斯多德所说，只是少数几个家族中的人物。这说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观念是受到希腊悲剧特定的历史传统和阶级基础影响后获得的。其次，从《诗学》中提出此规定之前的各章节可以看出，这是亚里士多德悲剧观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优秀的情节，应该表现有缺点或犯了某种后果的错误的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而这样的情节，往往只发生在贵族“英雄”阶级的身上。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和它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希腊悲剧所描写的种种冲突，以及促使人物陷入厄运的悲剧性因素，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们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善与恶、民主与独裁两种社会力量不可调和的产物3。可见，悲剧人物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客观社会因素。另外，亚里士多德作为奴隶主时期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在当时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下，必然导致其局限性。

最后，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性格是构成悲剧人物行动的“自然动因”。亚里士多德在第十五章中，对人物性格刻画的专门论述也包含悲剧人物性格的刻画，更好地完善了悲剧人物论。这些原则即是“诗人应做到以下四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性格应该好。我们说过，言论或行动若能显示人的抉择(无论何种)，即能表现性格。所以，如果抉择是好的，也就表明性格亦是好的。每一类人中都有自己的好人，妇人中有，奴隶中也有，虽然前者可能较为低劣，后者则更是十足的下贱。第二，性格应该适宜。人物可以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性格，但让女人表现男子般的勇敢或机敏却是不合适的。第三，性格应该相似，这一点与上文提及的性格应该好和适宜不同。第四，性格应该一致。即使被摹仿的人物本身性格不一致，而诗人又想表现这种性格，他仍应做到寓一致于不一致之中”4。悲剧人物的性格好不但要抉择好，同时也是指悲剧人物应该性格善良。此外，性格应该适宜即是要使悲剧人物性格适合人物的性别和身份，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要像女人，奴隶要像奴隶，英雄要像英雄。亚里士多德在对古希腊优秀悲剧人物创作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人的观察体验，提炼抽象出的人物性格塑造原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为悲剧人物首先制定了规则。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人物的理论，人物需要抉择对当时尚未成熟的悲剧理论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人物的“过失说”突破当时社会的命运观，从艺术效果和心理效果强调了悲剧作为艺术的有用性，使人从悲剧中更多地去关注人和人的行动，它代表了人类意识的一大进步;而亚里士多德对人物性格原则的要求，把叙事作品的人物描写独立出来，提到了理论的高度进行的系统研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悲剧性格的本质。这一套悲剧人物论，对后世的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古希腊罗马美学与诗学》蒋培坤, 丁子霖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7月

[2]《古希腊罗马美学》阎国忠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10月

[3]《诗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陈中梅译注, 商务印书馆, 1996年7月

《百鸟朝凤》人物的悲剧隐喻 第9篇

1 人物的悲剧性

1.1 焦三爷的悲剧性

悲剧和崇高自古以来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悲剧是崇高的具体展现方式, 崇高是悲剧最古老的深层意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在一种事物身上, 它既体现了大自然的崇高, 又体现了人的崇高:这样的结合就叫做悲剧性。”[1]黑格尔在《美学》中将崇高分为自律性崇高和他律性崇高, 自律性崇高是悲剧主人公的行动出于“自由自决的主体性格”;他律性崇高是“合乎道德的伟大的理想”, 是为了他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是将个体放置在整体之中。焦三爷的悲剧是自律性和他律性相结合的重合, 他为了自己的艺术理想献出生命, 为了唢呐在无双镇的永流传而心力绞碎, 具有“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而激动的情感”。

电影《百鸟朝凤》人物的悲剧性体现为焦三爷的崇高感。电影的主人公焦三爷是无双镇远近闻名的唢呐匠。他是守护唢呐的卫士, 是维护地方道德体系的“执法者”。面对唢呐与西洋乐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 他无法改变现状, 于是以个人的毁灭展现一种正义、真理的力量, 他的牺牲显示出昂扬壮烈的斗争精神。“当悲剧人物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与毁灭而表现出顽强的生存欲望, 九死不悔的人格力量和意志力时, 这种超乎寻常旳勇气、意志及高能的抗争就与崇高的含义相似, 而悲剧中的崇高就是悲剧精神。”[2]焦三爷在斗争中散发出崇高的光芒, 使观众将悲痛转化为对人物的崇拜和欣赏, 即出现悲剧崇高美感。郭沫若曾明确提出悲剧的悲壮美, 他说“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单纯地使人悲, 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为力量”“激起满腔的正气以镇压邪气”。焦三爷的不朽在于生命虽然消逝, 他所代表的理想却永恒存在。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 “悲剧的主角只是生命狂澜中的一点一滴, 他牺牲了性命也不过一点一滴的水归原到无涯的大海。在个体生命无常中显出永恒生命的不朽, 这是悲剧的最大的使命, 也就是悲剧使人快意的原因之一”。[3]观众为焦三爷的不幸而感到惋惜, 却又赞美他的坚守和尊严。换言之, “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 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4]

唢呐在焦三爷眼中, 不仅仅是民间艺术, 更是生命。唢呐完全融于他的精神世界之中, 寄托着他的道德理想。正如鲁迅所言“悲剧美就是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 被西洋乐队所吸引的青年狠狠踩碎唢呐的瞬间, 焦三爷胸中蕴藏着的精神之气再度激发出来。在窦村长的葬礼上, 他依靠着自己的羸弱之躯, 为逝者奏起生命的绝响——百鸟朝凤。这一幕场景充满悲壮色彩, 悲壮但不悲哀, 让观众更加强烈地体会到三爷精神的持久动力。焦三爷的悲剧性, 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的美, 是一种蕴藏在生命根基深处的别样的美。

导演黄建新说:“在他 (焦三爷) 身上看到了生命的两种状态的碰撞, 看到了他那种文化之于心底的坚持, 誓死不服输的倔强。这是一部有文学意味的电影, 有生命、有灵魂、有故事、有传承的电影故事。”[5]吴天明把自己投射成“焦三爷”的形象, 焦三爷的遭遇即吴天明导演的亲身经历。导演以剧中角色“自诩”和“反思”, 有意义深远的文化寓言性和时代隐喻性。

1.2 游天鸣的悲剧性

人物的悲剧的形成包括社会因素和性格因素, 但有一个主导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性格悲剧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畸形的心灵态势”所致, 表现的是人物的性格同他的愿望或理想的冲突矛盾。性格承受不起实现理想的重担, 而导致了自身的毁灭;或者是性格与环境发生了冲突, 在环境的刺激下, 人物陷入其中难以自拔, 超越了常态, 造成了灾难, 那么这样的悲剧就是性格化的悲剧。

游天鸣的悲剧是自身的性格悲剧, 导致悲剧的致命因素是性格的软弱。面对西洋乐团的挑战, 游天鸣身为游家班班主, 不想办法迎接挑战, 只会干着急, 和对手比谁的声音大, 和街边青年打群架。游天鸣对唢呐的消失进行了抗争, 但这种抗争不彻底也不激烈。他一方面对现状不满, 另一方面却又对现实存在着某种幻想。换言之, 他不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方式改变唢呐匠的生存处境。他的本意是将唢呐继续发扬光大, 但是事与愿违, 在他身上, 唢呐的生命似乎到了尽头。

2 人物悲剧的隐喻

2.1 焦三爷悲剧性隐喻:传统文化的困境

《百鸟朝凤》讲述的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民间传艺故事, 而是用象征和隐喻的方式, 展现了无双镇礼崩乐坏的困境。在焦三爷的价值体系中, “唢呐”有着神圣的地位, 构建并维护着无双镇的“道德理想”。电影中, 无双镇是现代社会的缩影, 西洋乐是大众文化的象征, 焦三爷的形象是吴天明自身影子的投射。西洋乐队作为大众文化的象征, 如狂风般席卷了黄土地, 进入了百姓家中, 带给村民不一样的体验, 替代了唢呐在村里流行开来。受大众文化洗礼的年轻一代, 不再看重传统仪式 (唢呐的接师礼) 。虽然, 天鸣的发小给了游家班一沓厚厚的钞票, 嘴里却不屑地说:“别他妈太当回事儿”。传统的唢呐班不仅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 而且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现在连接师礼都不行了) 。唢呐匠所代表的乡村生活的礼乐秩序日渐式微, 唢呐班的瓦解背后是农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 是文化传承者的无奈与悲凉。

由此看来, 《百鸟朝凤》的意义和价值早已远远超出了电影文本本身, 它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和隐喻, 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向性。在中国农村城市化的社会时代背景下, 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理想和冲突比以往更加激烈。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对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的必然战胜旧的, 先进的必然战胜落后的, 这是人力所无法左右和控制的。孔子说:“逝者如斯, 不舍昼夜”, 《周易·系辞下》说:“变则通, 通则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 而静止时相对的。”[7]唢呐的消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其他元素进入民族乐器是其自身发展的现实所在。唢呐所代表的文化缺少的正是“变则通, 通则久”的意识。传统艺术应该重视新的媒介环境, 在深厚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审视自我进而革新。

2.2 游天鸣悲剧的隐喻:生命精神的缺失

唢呐在游家班的没落与消逝, 和游天鸣的生命意识衰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艺术家的眼中, 生是万物之本, 是艺术之性。歌德说:“它 (艺术) 是一件精神创作, 其中部分和整体都是从一个精神熔炉中熔铸出来的, 是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黑格尔说:“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 也是如此, 它不只是用了某种线条, ……而是要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这里的意蕴就是东方所谓的“生命”。《周易·系辞上》云:“生生之谓易”, 《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画家傅抱石说:“一切艺术的真正要素乃在于生命, 且丰富其生命。有了生命, 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限制他”。[7]由此可见, 生命是艺术之道的不二法门, 是艺术魅力的源泉和动力。艺术家眼中, 一切都充溢着活泼的生命。

唢呐作为一门民间艺术, 同样需要生命的热情。然而游天鸣缺少对于艺术的生命热情, 他对唢呐仅是一种责任和理性。影片伊始, 游天鸣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拜焦三爷为师, 他虽然勤奋好学, 品德高尚, 但对于唢呐并不是由衷的热爱, 而是背负着父亲儿时的理想和光耀家族门庭的希望。从“子承父梦”到“师命所致”, 他对于唢呐的感情不是“归于自我”, 而是“归于外物”;唢呐在他口中不是生命和灵魂的表达, 而是对父亲和师父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不是“从心从性”, 是在责任的禁锢中不得已为之, 因此他缺失了对唢呐 (艺术) 最根本的生命之性和自由精神。当游天鸣对于艺术生命的热爱消失之后, 艺术也会命不久矣, 唢呐在他手下的颓败也是理所应当。

相反, 焦三爷对于唢呐的热爱渗透到血液中, 是他心智所创造的产物, 内蕴于他的生命形式之中。朱良志曾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中指出:“艺术创造是人的整体生命所透升上去的力量驱动的, 因而艺术是一种生命的需求, 创造只是这种需求的平衡过程, 左右艺术创造过程的是生命的智慧”。[8]在中国人的思维中, 艺术永远体现着一股盎然生机和灿然生意, 这种生机与生意即是生命之机趣, 是生命的流行变化与创造不息。焦三爷带游天鸣和蓝玉到自然中感受鸟儿的声音, 就是对自然生命的一种把握与感受, 在感受中体味生命的意味。

3 结语

吴天明历时多年拍摄《百鸟朝凤》, 为传统文化发声, 突显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百鸟朝凤》是一部具有悲剧隐喻特征的电影, 是对现实世界一种真实的指向, 是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大背景下的一种守望, 是唢呐这一民间艺术生命性的消逝, 更是商业化制作下的一曲挽歌。和焦三爷一样, 吴天明导演在拍摄结束两个月后离世, 不知这是命运般的巧合还是冥冥注定。传统艺术在大众文化的席卷而下又该何去何从?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一个民族必须深刻, 才能认识人生悲剧性的一面, 又必须坚强, 才能忍受。”

参考文献

[1]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选 (中卷) [M].辛未艾,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版.1979:57.

[2]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73.

[3][6]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234.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74.

[5]李彦.知名导演吴天明生前最后一部电影即将公映——《百鸟朝凤》绝唱绕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报[N].2016-05-04.

悲剧性人物 第10篇

1 传统守旧者的死亡命运

康普生夫妇作为传统的旧制度代表仍然生活在过去的辉煌岁月之中, 对于现实的衰败只是以各种方式逃避。他们思想陈腐落伍、抱残守缺, 对子女的成长不是帮助反而阻碍甚至是危害。他们的生活毫无生气。首先作为一家之主的康普生先生面对家族的衰败无所作为, 他虽算得上是位律师, 但从不见接洽业务。为逃避现实, 经常拿一些愤世嫉俗的虚无理论和酒来麻醉自己。他没有担当起做父亲的责任, 当子女遇到人生的重大问题时, 没有表现出真正的爱和关心, 为他们提供成长必需的正确的支持和帮助。他最终死于无节制的酗酒, 留给家人的只是没落和绝望感。

康普生太太作为一个母亲, 在社会的变迁、家庭的衰败中本应用“爱”温暖幼小的儿女, 用伟大的情感为子女遮寒挡风, 然而她没有, 她想到的只有她自己。35年来她大部分时间都装病在床, 无病呻吟, 以此来博得别人对她的关注和同情并逃避作为女主人、作为母亲应尽的责任。她总是责备家庭和孩子拖累了自己, 认为自己娘家的社会地位高贵, 嫁到康家是自己极大的不幸。小儿子班吉生来痴呆, 便坚决排斥他, 拒绝让他继续使用她弟弟的名字, 甚至连抱他一下都不乐意。大儿子昆丁因为缺乏母爱而将感情转移到妹妹身上, 甚至产生乱伦的想法。她声称最爱二儿子杰生, 只是因为她认为杰生最像她娘家人, 善于做买卖。对女儿凯蒂, 她也从没有任何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 没有悉心地引导女儿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观念走上健康的人生之路, 相反只是完全刻板地按传统的规约来左右和束缚凯蒂。康普生太太注重门第观念, 为了维护康普生家“高贵纯洁的血统”她禁止凯蒂与穷白人家男孩子交往并派杰生去监视凯蒂, 这导致了凯蒂的反叛心理, 成为凯蒂堕落的重要因素。南方传统的“淑女观”将女性的贞操看得高于一切。得知凯蒂失贞的那天, 康普生太太披上面纱穿上黑衣服为女儿吊孝, 因为在她眼里失去贞操的女儿就跟死了一样。当发现凯蒂怀孕后, 康普生太太迅速为女儿决定了一桩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嫁给有钱但无德的赫伯特。作为母亲她所关心和考虑的不是女儿的终生幸福, 而是自己和家族的名声, 而且赫伯特的彩礼也让她感到无比荣光。凯蒂生下私生女后遭丈夫抛弃, 为了维护家庭和她这个“大家闺秀”的名声, 康普生太太绝情地把凯蒂赶出了家门, 连她的名字也不让家人提起。凯蒂被赶上了绝路, 无依无靠沦为妓女。康普生太太自诩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名门闺秀, 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淑女观”, 然而其实她只是爱慕虚荣, 追求家族荣誉, 看重自己的地位的肤浅的“淑女”, 缺乏真正的“淑女”所具备的温柔, 虔诚、富于牺牲的伟大精神和持家、教育子女的精干和才能。她自私冷酷, 不管家务, 也不履行母亲和妻子应有的义务, 家中没有人能从她那儿得到温暖, 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压抑和灾难, 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母亲, 一个在坟墓一样破败不堪的家中长期“卧病在床”的“活死人”形象。

昆丁作为家中的长子受康普生夫妇思想毒害最深。父亲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影响着他, 父亲悲观失望的情绪传染着他, 目睹家族的落魄, 他整日苦思冥想、闷闷不乐。作为子女中最聪明的一个, 家里卖了最后一块地来供他上哈佛大学, 将复兴的希望与责任寄托在他身上, 这更使他压力倍增。昆丁想要重振家族, 但他所继承的只是一个垂死的传统。父亲将爷爷的手表送给他, 手表嘀嗒嘀嗒的响声时刻提醒他家族辉煌的过去。时间是如此地残酷无情, 它不可逆转地毁灭了过去的一切并将一直走下去, 这是昆丁无法忍受的, 并且他也无力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只能以砸碎手表的方式来阻止时间, 但这只能自欺欺人罢了。母亲的传统妇道贞洁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昆丁。从未得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母爱, 昆丁便转向凯蒂去寻求关心和心灵寄托。兄妹情深, 昆丁像情人一样时时处处扮演着凯蒂的监护人的角色。在南方, 女性的贞节是家庭荣誉和传统价值观的标志。为了保持妹妹的清白, 昆丁和妹妹的情人达尔顿艾司密进行决斗, 要求他必须永远离开这个小镇, 不许再和凯蒂见面, 但昆丁在这场“战斗”中失败。凯蒂失身后, 昆丁绝望了, 他想杀了凯蒂, 然后再自杀, 但没有这个胆量。他向父亲说是他干的, 试图以乱伦的罪恶把自己和妹妹打入地狱, 在那里“永远监护她, 让她在永恒的烈火中保持白壁无瑕”。南方社会已经今非昔比, 懦弱无能的昆丁不仅不能实现家族的复兴, 甚至连凯蒂的贞洁也保护不了, 昆丁受到致命的打击。此后看着凯蒂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 、心力交瘁的昆丁投水自尽, 以肉体生命的结束来寻求自己精神的解脱, 成为家族的荣誉和南方历史传统观念的殉葬品。

2 勇敢反叛者的被弃命运

凯蒂是《喧哗与骚动》的真正的主人公, 她虽没有正面出现在小说中, 但她一生命运的发展在整个家庭中却至关重要。童年的凯蒂是一个坚强、勇敢、热情、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姑娘, 在缺少亲情和温暖的康氏家族中承担了本该是父母承担的义务:给家人以关怀和爱。她不顾母亲的反对亲切地拥抱白痴弟弟班吉, 喂他吃饭, 哄他睡觉, 每当杰生欺侮班吉时, 总是挺身而出, 勇敢地保护他, 用她无私的爱支撑起智障弟弟的情感世界。给予脆弱、敏感却又极其孱弱的哥哥昆丁以安慰并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凯蒂又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姑娘。她生长在没落的南方, 从小受到清教徒式的严历教育, 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要用传统妇道观把她造就成一个“大家闺秀”, 但她不惧传统, 顽强地表现自已的个性精神, 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男孩子干什么她也要干什么。做游戏时要当国王、做将军, 要家里的弟兄都听她的指挥, 祖母去世的那一天, 唯有她勇敢地爬上大树窥探奶奶屋里的秘密。随着少女时代的到来, 她依然不在意社会和家庭对女人的要求, 我行我素、敢做敢当地追求爱情。凯蒂十五岁时爱上了年轻英俊的达尔顿爱密司, 背着家人与其约会, 在那儿她找到了父爱、情爱和性爱合一的美好感觉。但她的做法同南方社会习俗发生了冲突, 因为在南方清教妇道传统看来一个家族的荣誉维系在女性的贞操上, 失去贞操的女人就失去了一切美德, 就是万恶之源。凯蒂的失贞成为命运的转折点。康普生太太痛哭不已, 认定凯蒂已经“死”了。康普生太太此时没有正确地关心、爱护和指引凯蒂, 反而用更加严格的传统妇道思想来压制和管教她, 禁止她出门。古板生硬的家庭教育和传统势力的控制使渴望自由美好爱情、一心追求幸福生活的凯蒂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她从窗口逃了出去, 从南方旧世家的种种规约中了冲出去, 到外面的世界寻找温暖, 寻找一种她所缺乏的父母关怀的替代物。她频频与各色男人幽会, 一步步沦落。贞节是什么?只不过是“指头上的倒刺”, 她用放荡不羁的生活发泄对女人的贞节观的蔑视与反抗。此后凯蒂的命运急转直下, 由于身孕她被迫嫁人, 旋即又被抛弃。失去了婚姻就使她在社会上失去了立足之地, 而康普生太太也为了家族的声誉, 狠心地断绝了与女儿的来往, 无奈之下, 凯蒂只好当了妓女以求生存。最终她又不得不远走他乡做了纳粹军官的情妇, 照片上的她“艳丽、冷漠、镇静、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生活的压力使凯蒂最终成为一个只有肉体, 没有灵魂的空心人。

一个正直、善良、勇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美丽女子对陈腐落后的清教贞洁妇道观念的反抗和叛逆由于家庭的无爱, 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引导而走上了迷途并最终被家人和社会抛弃。

3 自私贪婪者的畸形命运

二儿子杰生无疑是人性扭曲的代表, 他自私、冷漠、贪婪、残酷。杰生扭曲性格的形成有其家庭缘由, 杰生从小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爱护和关怀, 尽管在所有孩子中康普生太太最喜爱他, 夸他从小就爱做买卖、“讲实际”, 跟“她”娘家人一样, 但除了口头说说以外并无多少真正的关心和教育。不过杰生确实具有母亲的很多特点, 他继承了母亲自私冷漠的性格还包括贵族门第的家庭观念。从小杰生就不喜爱班吉, 认为“白痴弟弟”给家人丢脸并经常欺负班吉, 对于凯蒂少女时不守“妇道”的行为总是扬言要告诉父母, 因此受到凯蒂和昆丁的孤立。对于凯蒂的失贞则骂道“天生是贱胚就永远都是贱胚”, 认为后来凯蒂被丈夫抛弃不仅有辱门楣而更重要的是使他失去了本应得到的银行职位, 于是便仇视凯蒂, 及凯蒂的私生女小昆丁。对于父母他也心怀怨恨, 因为他们卖地供哥哥昆丁上大学而自己却一无所得。杰生感觉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不平衡心理与日剧增。随着父亲的去世、昆丁的自杀、凯蒂的堕落, 杰生不得不担起家庭经济的重担。可是南方传统经济衰败, 物质生活艰难, 这些压力也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的复仇狂与虐待狂, 冷酷地对待家里人。

20世纪初的美国个人主义至上、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盛行。在社会的影响下杰生利欲熏心, 成为自私残忍的唯利是图者。除了钱, 杰生什么都不相信、什么也不爱, 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 他利用母亲不让凯蒂回家看小昆丁的机会勒索姐姐。杰生收了凯蒂一百元钱答应让她偷看一下亲生的孩子, 结果却抱着孩子在马车里一闪而过。凯蒂什么也没有看清只能失魂落魄地在车后面追赶。后来杰生又克扣她按月寄给女儿的生活费以及额外多寄的零用钱。为了要凯蒂多付钱, 杰生故意封锁小昆丁的消息, 使得凯蒂甚至答应给他一千元求他设法说服母亲把小女儿还给自己。可是杰生拿到钱后又出尔反尔, 不让凯蒂跟女儿见面。杰生骂长大后的小昆丁为“小骚蹄子”, 追踪阻挠小昆丁的爱情, 他的残酷致使在没有温暖环境中长大的小昆丁最后与人私奔走上了与其母亲一样的风尘之路;对于弱智的弟弟班吉, 他不顾凯蒂的祈求将其阉割并最终遗弃在精神病院;他把为其家庭忠诚服务的黑人女佣迪尔西叫做“黑鬼”;他甚至对母亲也不尊重, 称她为“傻老婆子”, 他还利用母亲的感情用假支票哄骗母亲十五年。自私残忍的杰生心中没有“爱”, 他虽有一个情妇, 但他不断提醒对方他们的“爱”只存在于金钱的买和卖的关系上, 他一生没有走入婚姻也没有留下后代。杰生孤独冷漠的畸形人生是社会、家庭的产物, 但更是他自私残忍贪婪的性格的必然结果。

4 结束语

社会的变迁, 家庭的衰败是康普生一家人的生活现实, 但采取何种态度面对不利的环境却是人生的关键。康普生夫妇无法适应新的生活, 抱残守缺, 坚持南方种植园制度下腐朽的传统道德法规和家族荣誉观念, 不仅毁掉了自己更毁掉了子女昆丁自杀, 凯蒂迷失出走, 杰生冷酷自私, 班吉遭弃。贵族康普生家族的败落影射着整个南方社会的解体及其旧经济制度的崩溃,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3]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窦娥冤》人物悲剧命运探究浅析 第11篇

我们常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是戏剧文学的一般规律。《窦娥冤》剧作的主人公窦娥是处在矛盾中心的。这部作品主要表现了窦娥和婆婆、张驴儿以及官府之间的矛盾冲突。

地痞无赖张驴儿见窦娥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便想要自己父子俩娶窦娥婆媳俩，面对张氏父子的逼迫威胁 ，蔡婆婆屈服于外部势力，弃置礼教，甚至还反过来劝服窦娥要屈服；而窦娥则坚守自己的立场 ，甚至还严厉的批评婆婆“可悲可耻”。

张驴儿自己误把父亲毒死，却诬陷清白的窦娥； 窦娥本想依靠衙门自己洗清的冤枉，因为她相信官府肯定会为自己洗清冤枉，伸张正义。此时戏剧将矛盾冲突推向了另一个层次——窦娥和官府之间的矛盾。滁州太守桃杌不但无意于维护正义，反而凭借自己的权力，对窦娥进行严刑逼供，欲屈打成招。窦娥最终被判死罪。

从《窦娥冤》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的设置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冲突表面上是窦娥与婆婆、张驴儿、桃杌太守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以窦娥与整个黑暗社会之间的矛盾。而弱小的窦娥，是无法和整个黑暗社会抗衡，窦娥也必然走向悲剧！

二、人物自身的矛盾，也决定了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课文节选的[端正好]和[滚绣球]的唱词中，窦娥把天地作为自己满腔怨恨倾泻的对象，埋怨天地的糊涂，指责天地的“错勘贤愚”。既然窦娥这样指天斥地，可她为何还是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天地神灵的身上，为何要靠天地来实现自己的三桩誓言？为何靠天地显灵来惩罚这些贪官污吏？这样不矛盾吗？

同学们在激烈地辩论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样不但不矛盾，反而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所在！

传统观念中天地鬼神在古代是能主持正义，赏善罚恶的最高秩序的象征，人们相信“青天大老爷”能主持公道。可是窦娥一声呐喊，是对天地鬼神的全面质问，是对生死善恶的根本怀疑，是对现有秩序的猛烈声讨，是对黑暗时代的整体否定。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窦娥诉冤过程中对天的怀疑和依赖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弱女子，而她又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洗雪自己的冤屈，所以她一方面指天斥地，一方面又只能靠天地动容来昭雪窦娥的冤情，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窦娥身上思想的局限性。她斥责当时的黑暗现实，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她表达了自己变革现实的美好愿望，又找不到从根本上跳出火海的办法，她骂天地，又只能依赖天地，由此可见，现实中的窦娥们遇到这样的冤情，是找不到出路的，也就只能走向灭亡。

三、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折射出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窦娥临刑前发了三桩誓言，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抗旱三年。想以此来昭示自己清白，洗清自己的冤情。作者运用积极浪漫主义手法，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我们来分析一下三桩誓愿的特点：一是所用的典故是有苌弘、 望帝、邹衍、东海孝妇等人的故事， 而这些典故本身就是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主人公都是忠贞正直善良之人，却都“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 恰恰是这些美德，却最终成了置他们于死地的“罪魁”。从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窦娥所蒙受的冤情之深，窦娥内心怨气之烈；我们更从中看到了当时“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严酷现实，激起读者对当时社会中官吏们的倒行逆施，社会的“不分好歹”、“错勘贤愚”的愤慨。二是这些愿望的实现在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鲜血如何能溅上白练？三伏天怎么可能会下雪？大旱三年也未必就惩罚了官吏，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三是即使这些愿望符合生活逻辑，能不能实现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天地到底会不会为自己显灵呢？我们思考一下，若老天有眼，为何不在窦娥生前的为她洗清冤情？那么，即使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天地神灵又怎会帮她实现誓愿？综合各方虑，我们几乎可以断定，窦娥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这三桩誓愿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现实人世的彻底绝望，而被迫寄望于虚幻的天地神员的事实。也恰恰说明普通百姓以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冤情也只能是冤死到头，面对的只能是不可逃脱的悲剧命运。

悲剧性人物 第12篇

关键词：《白鹿原》,人物,女性,悲剧

一、导论

《白鹿原》作为我国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的优秀作品, 该书通过对白鹿原上白鹿两家几代人命运的描写反映出中华民族风云巨变的近代历史变迁。

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 那个时代是中国即将走向光明的黎明时刻, 五千年文化积累下的各种生命形态都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她们的肉体和精神依然禁锢在老旧的思想体系中, 按部就班、行尸走肉般完成自己一生的使命, 饱尝了生命的艰辛和苦难, 封建愚昧的枷锁牢牢地锁住她们的命脉, 丝毫不敢逾越, 也不敢拥有丝毫违抗的念头。

二、《白鹿原》中女性悲剧形象写作分析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了30多个女性形象,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概括了女性的血泪史。女权运动的真正含义是让妇女懂得如何去做一个和男性同等重要的“人”。而在《白鹿原》中她们是奴隶, 是工具, 是商品, 是附属品, 是牺牲品。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一) 思想僵化的封建卫道者——代表人物白赵氏

白赵氏是白嘉轩的母亲, 作者将她塑造成一个“石碑雕刻”般的人物, 饱经沧桑又安然自若, 慈爱温暖又思想固化。整部小说中最能反映出她个人意识完全消失思想意识完全扭曲的故事是她为了延续白家的香火, 竟然安排白家长工的儿子与自己的孙媳妇通奸。但是她一手安排了这场违反人伦的闹剧之后, 对孙媳妇和孙媳妇肚子里的孩子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和憎恨。她作为封建礼教的行动工具自我矛盾, 一方面她要维护家族的传宗接代的“伟大”使命, 一方面她又要捍卫女性作为男性意识附属品的绝对忠诚, 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她选择了对男权社会更为重要的子嗣延续, 但是她又不能容忍女性对丈夫的不忠, 自然也是她悲剧命运的最直接体现, 读者对她的态度既同情又痛恨, 既可怜又可憎。

(二) 叛逆思想的萌芽——代表人物田小娥

作品这样写道:“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 黑油油的头发从肩头拢到胸前, 像一条闪光的黑缎。小女人举着木梳从头顶拢梳的时候, 宽宽的衣袖就倒将到肩胛处, 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可惜的是, 这样一个风华正茂青春美丽的女子, 也只是被用来作为泄欲的机器和延年益寿的工具。田小娥死于公公鹿三的手上, 于是田小娥的冤魂必然在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极端。她死后的冤魂寄身于鹿三, 复仇的怒火让她想要毁灭所有人。然而, 她的魂魄被法术高强的法师镇压在六楼砖塔下而永生永世不得翻身。但正是因为这座塔, 让白鹿原上的人们世代记住了田小娥, 只要一看见这座塔就会想起这个不幸的女人和她不幸的命运。

三、总结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说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白鹿原》中的悲剧女性, 最终都是死亡, 她们的悲剧并不是比较谁死得更加凄惨, 更加令人动容, 而是她们死亡的原因。

(一) 时代的动荡

这是时代的悲剧。因为那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 黑暗可以掩藏一切肮脏透顶的行为, 也可以滋生出无数更加黑暗的力量让这种行为更加肮脏透顶。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 妻子可以成为买卖的商品, 女儿可以成为送礼的货物, 女人成了这个时代男性获得地位、赚取财富的筹码, 她们的生死都是廉价的, 她们不过像商品一样在男性需要的时候“买来买去”, 时代才是这命运背后的推手。

(二) 文化的冲突

这是文化的悲剧。没有哪一种文化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对女性的禁锢那么严格和没有人性。女性只能是战战兢兢并且严格地遵守着文化上给她们制定的规范。当她们胆战心惊地走到老年, 成了别的女人婆婆的时候, 又变成了迫害者, 男性权威的帮凶, 就像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对于女性来说这本身就是悲剧, 然而却打着文化和道德名义, 殊不知这更是文化本身的悲剧。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主义文化, 它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着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标准。在传统文化的价值世界中, 男权观念规定和主导着女性的生存权利和自我价值。作为女性想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 委曲求全, 泯灭性格, 消除自我意识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女性的可悲就是她们即使如此也无法保证自己“生”的权利。所以, 女权运动是文明必然的结构, 文明又是历史的选择。尽管那个时代远去了, 但是当今世界还有无数地区的妇女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遭受压迫、性侵害、虐待等非文明的对待, 女性依然是这个世界的弱势群体, 需要保护, 这是本论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王凤秋.女性物化的悲歌——《白鹿原》女性形象悲剧意蕴探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 (1) .

[2]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