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图书范文

抗战图书范文（精选5篇）

抗战图书 第1篇

一、抗战时期乡村图书馆的概况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如同国民一样,在整体上面临着灾难,很多图书馆被迫停办,遭受掠夺,甚至被彻底摧毁。情况比较好的图书馆或许被内迁到西南或者西北等地区,在抗战胜利后可以回迁故地得到接管。而乡村图书馆由于力量薄弱,只能听之任之。乡村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期间虽以龟速的进程发展,还是有些成果的。我们可以从当时所颁布的相关政策法规探知一二,这些法规由国家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和相关组织颁布。通过翻阅文献资料,发现最早记录在民国时期关于乡村图书馆建制的公告是由直隶总督张金波于1912年5月28日发出的,公告题为“城镇乡村均该设置图书馆”[1]214。抗日战争期间,并没有中断这种政策上的支持。通过搜集相关档案和文献,现将涉及乡村图书馆的章程按照时间顺序列举如下。

1.1938年9月,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印发的《社会教育工作提纲》规定:陕甘边区建立基层民教馆,自此以后,陆续将乡村图书馆工作安排到每年的教育计划中[2]416。

2.1939年6月1日,当时的教育部出台了《社会教育机关协助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第9条,条例为“全国各级图书馆对于其服务区内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协助事项”两条:第一,向学校介绍并借予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教材;第二,设立巡回文库,面向学校所兼办的民众学校以及家庭教育学习班读物[3]。

3.1939 年 7 月 22 日,民国教育部公布新的图书馆规章 33 条;同月 24 日又公布了“关于图书馆工作实施大纲”[4]352。

4.1939 年 11 月 4 日,民国教育部公布《图书馆辅导各级社会教育机关办法大纲》[4]352。

5.1941年12月,民国教育部公布设置巡回文库办法16条[4]353。

6.1942年3月10日,民国教育部公布《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4]354。

7.1944年3月10日,民国教育部公布《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4]356。

8.1944年11月22日,民国教育部颁布《基层普及教育事业办法》7条,规定乡镇设立图书室或图书库购买通俗图书并搜集相关部门出版刊物[4]357。

9.1945 年 4 月,四川省政府令“普及乡镇书报阅览室、倡导图书馆教育”[4]358。

抗战时期的乡村图书馆虽然在政策上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实际进行建设并非政府,因此,其特点表现为:第一,乡村图书馆在时间上没有持续性,在空间上不均衡,呈现畸形发展。第二,乡村图书馆在当时虽受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影响,但并不受其直接统辖和管理,各地区政府或者组织仍是各行其是,没有系统性。当时的政府和教育机构所颁布的一些规章条例对乡村图书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1945年9月12日,当时的教育部召开了有关全国教育善后的复员会议[5]539。第三,乡村图书馆因实际组织力量不够强大,导致其在当时辐射的范围较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乡村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相比力量薄弱,难以在战争中寻求有力的庇护,遭受的破坏更加严重。乡村图书馆在此期间所遭受的破坏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战争的爆发破坏力对乡村图书馆的危害;第二,日本侵略者宣传奴化教育对乡村图书馆进行恶意的破坏,以我国的东北地区最为严重。在这两种破坏力中,以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最为严重。

首先,战争本身的摧毁力对乡村图书馆的破坏。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非正义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全面性的灾难,很多无辜百姓流离失所,更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基层的乡村图书馆。作为文化的实体建筑乡村图书馆便在战争中毁灭,很多没有得到及时转移和保护的图书也在炮火中焚毁。其次,日本侵略者在鼓吹其“大东亚共荣”等奴化思想的过程中没有中断对乡村图书馆的破坏。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不仅用战争摧毁中国广大民众还企图从精神上麻痹和奴役中国广大民众,主要是宣传奴化思想,进行奴化教育,这在东北地区最为显著。日本侵略者实施这一系列措施的前提是摧毁中国广大民众固有的精神思想和价值取向,他们销毁当地原本的教育机构,图书馆等文化设施,销毁原有的图书刊物,极力为推行奴化教育扫除障碍。

二、典型的乡村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乡村图书馆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因为中国地域广大,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当时的乡村图书馆的发展也不尽相同。

大公图书馆最初创立于江苏省无锡市西郊荣巷,由当时著名的实业家荣氏家族创办,不仅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个正规的乡村图书馆”,还有“民国乡村图书馆的翘楚”的美誉。荣德生认为,“若兴人才,必备三项:良师、益友、书籍。”[6]经过一年时间的构思和谋划,到1913年,荣德生便着手乡村图书馆的基础性工作,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努力访求图书,到1914年进行图书馆实体建设,1915年图书楼建成,1916年10月10日图书馆正式开幕。荣德生曾说过“:所谓“大公”,公于天下而无私也。”[7]这显示了大公图书馆的办馆理念。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于同年的11月占领无锡等地,为躲避战祸继续进行发展,荣德生后辗转到武汉、上海等城市。由于主持建立和维持者的离去,大公图书馆在此期间因缺乏有效的保护而遭到严重的破坏。馆藏中很多有价值的图书被劫掠一空,能够侥幸存留的也是断章残篇,散落一地。抗战结束后,荣德生继续征集书籍来补充大公图书馆的藏书。虽然藏书得到充实,但是在战争中被洗劫的图书弥足珍贵,其损失难以弥补。据统计,1945年的大公图书馆是“价值高、稀有少见且书品较为完整者,大都无存,损失之重,以此为最”[8]471。

晏阳初所倡导的乡村教育中的乡村图书馆尤其是巡回文库,是为提高基层民众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河北定县的巡回文库由晏阳初创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平民眼中的新鲜事物的流动性图书馆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巡回文库与平民教育相结合的典范。定县巡回文库的运作是有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文库巡回章程,提前将所到村庄的日期一览表发放到平民手中,这种走村串巷的文化服务方式方便了读者,普及了知识。通过近十年的努力,晏阳初在定县建立了470个村庄学校,推行平民教育,在此期间巡回文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定县试验被迫中断,导致巡回文库也随之中断,后转战到湖南、四川等地区。但是晏阳初的活动并没有中断,在湖南、四川期间,因专制当局和军法的限制,其活动经费没有保障,致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试验不能顺利进行。由此,晏阳初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采取与执政当局合作的办法,这样平民教育和巡回文库可以继续进行。全国解放后,因政治观点等问题,晏阳初离开大陆,继续在其他地区进行平民教育和巡回文库的工作。

三、乡村图书馆的特点和作用

抗战时期的乡村图书馆因其所在地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特点,前文已经有所涉及,此不赘述。但是,我们根据抗战时期的特殊性,以及当时的材料记载[9]526,还可以总体概述当时乡村图书馆的一些特点。第一,它是抗战时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一些面貌。第二,乡村图书馆只是当时人们追求知识,推行平民教育,提高基层民众整体素质的方式之一,实现万众团结,国富民强是其最高目标。第三,乡村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遭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但是其所起的作用却是特殊性的。第四,抗战时期的乡村图书馆发展不平衡,在抗战初期,不稳定,不发达,抗战中后期出现萎缩直至解放前才有复苏的迹象。抗战时期的乡村图书馆虽是我国乡村图书馆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其诸多特点彰显的时代性,在整个乡村图书馆发展史上是任何时代都难以取代的。

简而言之,抗战时期的乡村图书馆在我国乡村图书馆乃至教育领域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不容忽视。

摘要：乡村图书馆作为基层的科学知识传播场所,对广大民众的影响更直接、更广泛,对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其存在更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乡村图书馆,典型地区,特点和作用

参考文献

[1]河北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法规文件汇编[G],1985.

[2]赖伯年.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M].西安:西安出版社,1988.

[3]立法院编译处.中华民国法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34.

[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宋思荣,章成.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5]徐百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黄体杨.我国农村图书馆界定初探[J].新世纪图书馆,2008(1).

[7]陈文源.两个图书馆一脉爱乡情[J].江南论坛,1999(2).

[8]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M].合肥:黄山书社,1999.

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 第2篇

铭记抗战历史，发扬抗战精神 活动目的：

为展现大学生发扬抗战精神，吃苦耐劳，为祖国建设事业做贡献的精神。通过锻炼同学们的意志，增强班级凝聚力，充分提高同学们的思想认识，组织召开了“铭记抗战历史，发扬抗战精神”。活动时间：

2015年9月20日 活动地点： 理工302 活动准备：

召开了团日活动的动员大会，细分各部分的内容，并确定团日活动各项事务的负责人，确定活动的经费提前做好安全教育，分配班级一部分人负责活动PPT的工作。活动流程： 1、9月20日，19：45在理工302开展活动

2、团支书和副团支书给同学讲解此次活动的意义

3、同学间交流“抗日胜利79周年阅兵”对中国有什么重大意义

4、进行有奖问答活动，5、观看阅兵视频

6、介绍泉州地区抗日战争英雄

7、各同学发表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发扬抗战精神

8、观看有关抗日战争电影的片段集锦

总结：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无数家庭千万沉重灾难,许多中国同胞家破人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的口号至今仍深印在那一代出生的人民的心中,承认历史,正确对待历史,才能超越历史,写出新的篇章,二战元凶的德国,努力正视历史,不断采取措施积极反省,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相反,日本企图掩盖其侵略历史,极大伤害了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感情,也引起警觉.作为滋生二战的温床,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是我们每一个的光荣使命,和平与发展逐步演变成为人类的两大主题,而对今天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认真学习,学好本领,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为建设百姓安康,经济发达的现代化中国而努力奋斗.一、泉州抗日战胜的英雄人物

孙易彬 宣传抗战事迹 激发民族斗志

说到孙易彬，张坂镇崧山村里的人都引以为豪。“他仗打得好，也很注重军事理论。我们都听过他的故事。”崧山村党支部书记黄温清说，孙易彬故居的修缮工作已启动，预计明年春节前完成整修，并申请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20年10月，孙易彬出生在崧山村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其父在菲律宾经营日用百货业。他幼时在崧山小学、乐安小学接受初等教育，12岁时按父亲意图安排前往菲律宾继续深造，就读于菲律宾怡朗市华侨商校中学部。1936年6月，经教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他经常常带领学生会的成员发战报，宣传平型关大捷、杨明堡火烧敌机等抗战事迹，以及参加拒日货的检查活动，激发了华侨群众的抗日御侮斗志。

1938年8月，年仅18岁的孙易彬满腔热血回国抗战。1939年1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历任文化干事、司令部书记等职。在延安，他很快融入斗志昂扬的革命氛围中，多次受到上级表彰。1948年1月，孙易彬荣获个人一等功，并授予“人民功臣”奖章，1948年11月荣获作战科集体一等功。

陈青山 华侨知识青年 沙场抗击日寇

陈青山原名陈欠火，1919年出生于洛阳镇陈埭头村。4岁那年，父亲将他带到槟城生活。在异乡，他进入槟城华侨最早创办、影响较大的钟灵中学读书，成为学生会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秘密加入抗日团体并积极开展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与钟灵中学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师生，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声援祖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他被任命为钟灵中学学生“抗援会”（马来西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和槟城“抗援会”的领导人之一。

后来，陈青山响应号召奔赴海南，被安排到海南抗日独立总队工作。1942年，日寇疯狂地连续发动了几次蚕食和扫荡。总队进行扩编，新成立第四支队，任命他为政治委员。第四支队依靠当地群众，运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眼皮底下，有力打击日寇的有生力量。

1943年，陈青山还同第四支队支队长马白山一起与少数民族头领歃血为盟，并派武装工作队进入五指山，帮助他们训练了一批骨干，壮大抗日力量，为我军五指山胜利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1944年，总队扩编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他奉命调回纵队任组织部长，直至日寇投降。

郭志雄 雄心卫国扫倭 烈风铁血护闽

1906年，郭志雄出生于百崎乡里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他目睹国家衰败，即投身社会活动。1926年秋，郭志雄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总队。1931年，他返回福建，先后在49师、独立炮兵、航空特务团等任职。

1939年夏，郭志雄调到设在福建南平的军政部直辖的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本部负责训练工作。为组织更多兵员参加抗日，郭志雄步行数百里返回家乡，深入宣传爱国抗日，征集抗日兵员数百人。

1941年4月18日，日寇向福州进犯。时任第一装备团副团长的郭志雄率领一支20余人的便衣敢死队先行侦察大湖附近的地形、通路和敌情。根据战地老百姓的汇报，通往大湖的大道有个寨上关，处于险要的山腰上，务必先行抢占该关才有利于进攻大湖。他当机立断，带领敢死队迅速占领险隘。随后，他又发现在大湖与寨上之间的双髻山下有敌人活动。他随即率领敢死队向双髻山搜索挺进，查明敌情。当郭志雄率部接近双髻山脚时，遭日军伏击，壮烈牺牲，时年35岁。同往的士兵群情激奋，勇猛地冲向日军重机枪阵地，全歼该阵地日寇，抢占了制高点。

二、弘扬抗战精神

弘扬抗战不畏强暴的拼搏精神，与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

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制造种种恐怖的暴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始终进行着殊死的抗争和英勇的拼搏。和平年代，虽然没有血与火的考验，审计工作的对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但是，审计工作仍然面临着各种较量。有的一方位高权重，势力强大，干涉、刁难、阻挠审计工作，甚至打击报复审计人员；有的手段还异常隐蔽和狡猾，出现了智能化倾向，斗争比较激烈和艰难。

弘扬抗战舍身救国的奉献精神，为审计事业发展贡献心血和才智。

在抗战过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中国军民以身殉国的感人故事。当年，他们抛家弃子、不顾生死，为保卫祖国山河挺身而出。现在哪怕最“年轻”的抗战老兵，都已是耄耋老人，风烛残年，满身伤疤。从老兵身上折射出了巨大的奉献精神

弘扬抗战统一抗战的团结精神，营造团结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

近百年来中国为何饱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除了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落后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阀割据、内部分裂，中国一盘散沙。另一方面，抗日战士当年武器不如敌人，打仗经验不如敌人，即使缴获了别人的武器也还是不如别人，但是为什么能够打胜仗，靠的就是团结一心。

弘扬抗战坚持到底的自强精神，凸现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抗战过程中，中国人民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畏强敌，采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方法，使数百万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特别是敌后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正是这种伟大的自信和自强精神，使中华民族终于坚持到底，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国统区图书馆事业概述 第3篇

一、抗战之前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 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开始进入中国, 并与中国传统的藏书楼相互融合。1912年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完成了由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进入民国时期, 民国政府颁布了《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等一系列的图书馆法规, 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并出现了一批极其重要的图书馆学者和图书馆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创办湖北省第一家私立图书馆的杨昭哲及所著《图书馆学》、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的杜定友及其著作《图书馆通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的沈祖荣与胡庆生合编的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仿杜威书目十类法》等, 并由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出版了第一份全国性图书馆刊物《图书馆学学刊》。1925年, 由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等56人发起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 使图书馆在中国从宣传期进入到建设期, 标志着中国新图书馆运动达到了高潮。这时期大学及地方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许多高校还设立了图书馆专业, 如1920年武昌文化大学创办的图书科、1925年上海中国国民大学设立的图书馆学系、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设立的图书馆学系等。这些对中国图书馆学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1]152。

二、抗战对于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图书馆事业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严重破坏。尤其在抗战初期, 国民党虽然先后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太原、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型战役, 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延缓了其侵占中国的脚步。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 这些会战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均悲壮的宣告失败。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 日寇所到之处, 中国各地图书馆均遭受灭顶之灾。有资料记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的时间内, 中国境内有2166所图书馆遭到日寇炮轰和空袭, 损失极其惨重。1937年7月23日, 天津市立图书馆在日寇的轰炸下损失图书五万余册、报刊50多种。29日, 南开大学遭日寇轰炸, 木斋图书馆被夷为平地。天津沦陷之后, 日寇又进入校园火烧教学楼及图书馆等, 致使南开大学损失图书近十万册。1937年7月29日, 北平天津沦陷,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平故宫博物院太庙分馆、北平市立图书馆均被日寇洗劫一空。北平地区的河北省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女子学院等院校图书馆在经历日寇抢掠后荡然无存。1937年8月13日开始, 日寇大举进攻上海, 1936年9月开馆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新馆和上海文庙图书馆书库被炸毁。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暨南大学、上海商学院等16所高校图书馆在日寇的空袭中损失难以计算。三个月内, 上海市内各级图书馆损失书刊约四十万册。同年8月15日开始, 日寇频繁轰炸袭击当时的首都南京, 南京市立图书馆被炸毁, 所有书刊无一幸免, 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等大批院校的图书馆在轰炸中破坏严重。在占领南京后, 日寇又成立了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 对省立国学图书馆, 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图书馆等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掠夺, 致使南京地区公共图书馆、院校图书馆、政府部门图书馆共计损失图书八十余万册。1938年4月10日, 27架日机空袭长沙, 在岳麓山地区共投弹1000余枚, 湖南大学在20分钟内成为废墟, 图书馆也被夷为平地。除此之外, 全国许多省立、市立图书馆和众多高校图书馆被日寇轰炸搜缴, 损失不可估量。而众多历史悠久的著名私人藏书楼也末能幸免, 杭州东南藏书楼、苏州滂喜斋、吴兴嘉业堂、常熟铁琴铜剑楼、天津木犀轩、南京卢翼野家藏均遭到日寇洗劫。

这一时间大批院校被迫迁往内地, 各院校图书馆和许多公共图书馆也随之转移。由于时间紧迫, 众多未及运出的书籍被日寇焚毁破坏变卖。再加上运输工具陈旧, 迁徙路途漫长, 日寇的残酷轰炸, 山东大学、唐山工学院、上海医学院等院校的大批图书在内迁中散失。清华大学图书馆在两次迁徙转运途中遭到日机轰炸, 损失极其惨重, 运抵昆明时仅余两万多册。而中央大学原有藏书40万册, 经历内迁和日机轰炸后锐减到18万册。中山大学原有的30多万册藏书也损失了20多万册[2]69。许多院校教授的私人藏书也在内迁途中损失严重。有资料表明, 至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为止, 由于日寇长期对中国各地图书馆进行有组织大规模的焚毁抢掠和破坏, 造成全国各院校损失图书2800万册以上, 各类公共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家损失图书1500万册以上, 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以及中华文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破坏和损失。

三、抗战时期国统区图书馆工作的开展

为了保存中国文化遗产, 减少图书损失, 我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战爆发前即将大量珍贵图书秘密转移至南京和上海的法租界和英租界内。太平洋战争前又想方设法从日伪严密控制的上海, 将这批图书中的精华部分秘密运往美国, 借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内。而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南京沦陷前将部分重要典籍运出, 辗转于武汉、长沙、宜昌, 最后转移至重庆。我国第一所官办公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也将大量馆藏经宜昌迁至恩施。战时国统区许多图书馆都是通过转移内迁的方法, 克服了种种困难, 抢救出一些古籍珍本。

虽然在战争时期无法较好的开展正常的图书馆活动, 但国统区大部分图书馆还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生存和发展, 尽其所能地创造条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北平失守之后, 和北大、清华等学校迁至长沙, 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合作成立临时大学图书馆, 开展图书馆服务工作。随着战火漫延, 又于1938年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临时大学迁入昆明, 在昆明期间与西南联大合作, 于同年5月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此后,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积极收集抗日史料工作, 除了国统区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 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沦陷区的报纸传单刊物。同时, 由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国立北平图书馆收集到大批解放区的书籍, 包括许多极其珍贵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书刊文献。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积极征购云南、四川等地的西南文献, 并出版了《国立北京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另外, 国立北京图书馆还寻求国际上的援助, 在美英各国图书馆界的帮助下收到许多捐赠图书, 极大丰富了馆藏。国民党政府也为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了一定的努力。民国时期仅有的两所国家级国立图书馆之一、由国民党教育部筹备中的国立中央图书馆, 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止开放, 远迁至重庆并于1940年在重庆江津正式成立, 第二年又设立了重庆分馆。作为国家的总书库, 国立中央图书馆与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中华图书馆协会等联合组成了带有官方性质的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目的是面向国外征集图书, 再将征集到的大量图书分发至各图书馆, 以弥补扩充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破坏的图书馆藏书。此外还通过出版品国际交换处, 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同时, 国立中央图书馆还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指示下, 在已经成为沦陷区的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 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名义为掩护, 由爱国人士郑振铎、何炳松等人冒着生命危险, 秘密收购了一大批江浙和广东面临散佚危险的私家藏书。其中包括吴兴张氏适园、南浔嘉兴堂、江宁群碧楼等收藏的大量珍贵典籍, 抢救出许多国之瑰宝。再通过香港转运至重庆, 为推动大后方地区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另外, 国统区的各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也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庚款退还管理机构的国际援助。1942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创立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方案并于次年开始筹备。由于经费充足, 国立西北图书馆从筹备至开放仅用了15个月, 极大地推动了战时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尽管时局内外交困, 国统区图书馆界依然艰难地进行着图书馆人才的培养。国立中央图书馆在重庆期间开设了为期十周的图书馆学实习学校, 培养了一批战时图书馆专业人才;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坚持举办图书馆界学术交流、进行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同时, 积极倡导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学系的成立, 开设了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馆史、图书编目法、分类学、目录学等课程;武昌文化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迁入重庆后继续办学, 并于1940年正式成立了档案管理科, 专门培养档案学人才, 开创了我国现代档案学教育的先河[3]48。这些教育举措积极的推动了我国战后图书馆事业的恢复, 并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从事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韩翠花.民国初年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J].现代情报, 2003 (4) .

[2]陈剑光, 翟云仙.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图书馆之损失[J].图书与情报, 2000 (4) .

抗战老兵亲口讲述惨烈的抗战故事 第4篇

新兵从新津机场出发，乘坐美军军用运输机，直飞印度加尔各答的汀江机场。飞机行至云南沾益县上空时，险些被日军击中。说起这个小插曲，李承基仍记忆犹新。

当时运送新兵的飞机共有两架，李承基坐在后面那架飞机上。突然，前面的飞机被日军击中，快速降落。“我们被日军击中，你们要马上升高。”临危关头接到警报信号后，李承基乘坐的飞机立即上升到一万米的云层中，以躲避日军高炮8000米的有效射程。

“高空中空气非常稀薄，突然缺氧，大家十分不适应，场面一度有些失控。”李承基说，“机长迅速把高空氧气打开，大家才慢慢缓解过来，恢复平静。要不是应对及时，恐怕全机100多人都将丢命。”

到达机场后，李承基和战友们脱掉灰色军装，从头到脚消毒，沐浴更衣，换上一套由美、英盟国供应的全新美式军装。“当时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从枪支、火炮、车辆到电台、电话、望远镜、罐头食品、蚊帐、被褥等，几乎都是美国造。”李承基说，“部队伙食也很好，当时部队给士兵发维生素片补充能量，吃一片可抵一餐，很能补充体力。”

经过几天休整后，新兵编制分配，李承基被安排到新一军30师山炮营一营二连任下士炮手。在河边营房进行作战前训练后，部队很快就投入了战斗。

惊险第一战远征军夺回滇缅路

1942年初，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在侵占东南亚的同时，派重兵越过中南半岛，从泰国边境入侵英属缅甸，向中国当时唯一的出海通道滇缅公路发动大规模进攻。

滇缅公路与中国西南公路相连，直达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是当时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唯一物资运输大动脉，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和抗战的“输血线”。

“当时远征军初战失败，损失惨重。日军乘虚攻占了云南怒江以西的德宏州及保山和腾冲等大片地区，彻底切断了滇缅国际运输线。”李承基说，“滇缅公路被截断后，大量援华军用物资只能由美军航空队通过驼峰航线输送，困难重重，风险很大，稍不注意飞机就容易遭。”

1943年，李承基参与了人生中的第一战——打通滇缅路。“作战时，整个30师都投入了战斗，子弹横飞，战争十分激烈。”经过艰难的攻坚，远征军终于夺回了滇缅路。

抗战图书 第5篇

抗战文献是全国各个图书馆工作中最富有特色和生命力的部分之一。抗战文献具有永久性与不可再生性的史料保存价值, 其文献价值更是无可替代。因此, 切实做好抗战文献的整理与开发无疑是图书馆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 并具有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关于云南抗战时期的文献是云南省图书馆特色收藏之一, 所藏图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 图文并茂, 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本文以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馆藏1974年至2014年40年间, 馆藏相关云南抗战文献为统计数据来源, 从部门所藏的32554种云南地方文献中挑选出215种云南抗战核心文献进行分析, 以期能够揭示云南抗战文化相关研究成果, 总结历史, 展望未来。

1 云南抗战文献的数量分析

1.1 文献内容的数量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 关于介绍云南抗战文献的书籍虽然种类繁多, 但是根据其所述内容大体可分为8个主要类别: (1) 关于西南联大各方各面的论著:内容涉及西南联大的建立迁徙等历史, 以及学校内部结构, 教员及学生情况以及联大师生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等共计63种; (2) 关于全方位介绍云南抗战历史的论著, 内容包括战争史、纪念文集、回忆录等, 以及专门介绍云南抗战时期的交通史、文学史、教育史、社会状况等文献共计36种; (3) 关于介绍云南各地抗战历史的著作, 包括滇西、腾冲、龙陵、红河、隆阳、怒江、保山、大理、龙潞、德宏等文献共计26种; (4) 关于介绍滇缅公路、滇缅抗战或远征军抗战史的文献共计36种; (5) 关于介绍驼峰航线或飞虎队历史的文献共计29种; (6) 关于专门介绍松山战役的历史文献6种; (7) 关于介绍云南抗战时期战争灾害损失、日军侵华罪行及战时人口财产损失的文献9种; (8) 关于专门介绍南侨机工历史的文献7种; (9) 关于介绍云南抗战时期人物的传记3种, 主要介绍了云南抗日名将张冲将军等的生平事迹。

1.2 图书出版的时间密度分析

由表1可看出, 馆藏抗战文献在时间分布上几乎不曾中断, 具有持续性, 在1995年及2005年, 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及60周年, 相对其他年份出版的大量的纪念和研究文献。同时, 随着我国出版业的繁盛, 自2010年以来, 也有较多相关文献出版。

1.3 出版者数量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 由于研究内容地域特点的关系, 关于云南抗战文献其出版大多在云南本地的出版社, 加上本地内部未公开出版的文献, 共计有113种相关图书在云南本地出版社出版, 占本次统计文献总量的53%。由此可以看出云南本地对其抗战史研究的重视性, 这也为今后云南抗战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基础。

1.4 责任者数量分析

关于云南抗战文献的责任者分布较为分散, 大多每人仅发表了一部相关著作。其余相对发表较多的有:⑴团体责任者: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4种、政协保山市隆阳区委员会5种、云南省档案馆4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4种、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3种、龙陵县政协3种、保山市教科文卫体委员会2种、国防部史政编译局2种、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2种、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2种、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2种;⑵个体责任者:杨毓骧杨奇威6种、孙官生5种、陈祖樑3种、孙克刚3种、汤汉清3种、周勇3种、丁涤勋、王伯惠3种、何伟全, 张玮2种、陈达娅2种、张曼菱2种、杨立德2种、杨绍军2种、陈立人2种、段培东2种、杨晓林2种。由此可以看出, 团体责任者出版较多的是各地政协委员会, 这是因为根据《政协章程》第十七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文史资料是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述, 是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因此, 各地相关史料的研究是各地政协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在研究云南抗战史的个人著者中, 孙官生先生很具代表性。孙官生先生出生于抗战时期的云南。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 孙官生先生认为, 历史需要传承, 历史不应该被人遗忘。因此, 曾是《云南日报》总编的他, 在退休后, 成为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 长期致力于云南抗战史, 尤其是飞虎队历史的研究, 成果丰硕。

2 对抗战文献研究及利用的意义

抗日战争, 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 浴血奋战, 前仆后继,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云南作为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及重要战略作用的大后方, 云南的抗战文献, 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景式多角度的记录云南的历史载体, 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其内容丰富详实, 覆盖面广, 从云南抗战时期的历史研究、抗战胜利理论到人物传记到文化生活等多方面都涵盖其中, 因此研究并利用好抗战文献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有利于深化云南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

研究与宣传云南抗战时期的珍贵史料, 在还原二战真相的同时也让当时云南大后方的真实面貌得以呈现, 揭示出云南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及贡献, 让研究者能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段历史。本着以历史学直达历史本质的原则, 进一步提升云南抗战史的研究水平, 为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

2.2 有利于揭示云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内涵及精神实质

从云南抗战史可以看出, 云南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和重要的战略作用。云南既是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和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基地, 同时, 随着战局的转变, 云南又成为了抗敌御辱、保家卫国的前方战场。云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云南抗战史上得到了全面展示和丰富升华, 作为云南抗战历史内容和历史积淀的云南抗战文化, 其精神实质和历史特质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研究并利用云南抗战文献不仅进一步揭示了云南抗战文化的精神实质, 同时又展示出了云南鲜明独特的地域特色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并且还能利用丰富的抗战文化史料促进地方文化的研究, 推动城市的特色建设和发展。

2.3 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抗战文献作为一种记录载体不仅还原了抗战时期的真实面貌, 还深刻揭露了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 不仅能反击日本国内别有用心的右翼势力的极端行为, 也能使全世界华人以及两岸三地的同胞们了解历史真相, 回顾这段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 感同身受那份华夏儿女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抗敌精神, 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2.4 有利于对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抗日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从沉沦走向复兴、从屈辱走向荣光的伟大历史转折, 也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不畏强敌、不惧牺牲、爱国自强、抗敌御辱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壮丽凯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和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了解历史铭记历史不仅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当代青少年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抗战文献作为历史的一种承载体, 科学地揭示抗战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 全面继承伟大的抗战精神, 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 研究并利用云南抗战文献既是促进云南抗战史研究、弘扬云南抗战文化的必要手段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要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说, 肩上的胆子更重, 不容有一丝的松懈:一方面要积极收集整理更多丰富详实的云南抗战文献, 一方面要以一次文献做基础开发编纂更为系统便捷的二、三次文献, 并通过先进的电子数字资源建立相应的、图文并茂的云南抗战文献数据库;同时, 加强宣传力度扩大文献覆盖面及对社会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云南各族人民在这场反抗外来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的民族精神, 并能以史为鉴, 铭记国耻, 通过回顾历史来缅怀英烈, 开创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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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勇.西南抗战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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