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证券市场流动研究论文范文

单位证券市场流动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建设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经理童文涛：浅谈2016年债券市场发展趋势和债市投资策略

回顾2015年，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银行理财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仍在不断创新并继续发展。

债券在银行理财资产配置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当前23.5万亿元的银行理财资金中债券占比约为30%。随着2016年债券审批条件的放宽和企业融资意识的增强，债券市场肯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估计2016年银行理财投资债券的新增规模约为3万亿元，债券市场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大市场。

低收益率是现阶段我国债券市场的一个重大挑战。据我们了解，理财资产中约80%以上投向高等级信用债，而目前5年期国债、国开债、AA+级信用债的收益率均低于4%，但2016年一季度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仍在4%左右。可以说债券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会递减，新的市场进入者一定会遭遇收益率倒挂。

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是债券市场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有超过37只债券违约，2016年至今又有17只债券出现违约。银行作为代客理财机构，要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为客户创造高收益，因此遭遇违约的后果十分严重。2016年债市“踩雷”的概率加大，一旦“踩雷”，损失甚至可能超过各家银行不良率的平均数。所以要注意平衡收益和风险的关系。

我来分享一下建设银行研究团队对2016年债市的看法和投资策略。

对于2016年债券市场走势，我们认为：一是基本面继续有利于债券市场，慢牛行情将会延续，特别是随着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的深入推进，利率下行还有一定的空间。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为银行理财产品端收益率下行创造了空间，银行理财规模的扩容会扩大对债券配置的需求。二是振荡行情难以避免，操作难度加大，节奏难以把握。三是信用债市场可能会出现分化，风险和收益的匹配程度加强，投资面临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比拼各机构的投资水平，所谓“艺高人胆大”。四是信用风险的暴露会继续增加，避免“踩雷”应是债券投资的首要关注点，呼吁各机构在2016年的债券投资中务必小心，且投且珍重。

针对这些特点，我认为配置债券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在整个经济阶段性企稳的情况下，债券整体的配置节奏须偏审慎。短期要降杠杆、缩久期，长期配置要根据整个市场信号，控制好利率债的配置比例，择机进行区间性波段操作，增加高等级、相对安全的信用债配置。

其次，要在全面分析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精心研究个券。并不是说产能过剩的行业就一定不能投，龙头企业和排头兵企业仍有好的投资机会。2016年一季度，建行承销了很多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券，年化收益率超过5%，并且不存在被去产能的风险，这其实是很好的投资机会，需要全面具体地分析，避免一概而论。

最后，在债券自主投资管理之外应引进外部机构进行合作。银行理财迅速发展带来巨大的人才缺口，资产管理行业是高智商行业，银行在队伍培养、人才储备，投研队伍配置等方面还比较薄弱，所以要与外部机构合作来做大做强。

总之，虽然2016年的债券市场充满变数，但是我相信银行理财业务一定能把债券投资做好。

中国农业银行资产管理部固定收益投资处处长孙建坤：

2016债市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当前市场环境充满各种不确定性，银行理财作为专业的投资管理人，需要抓住其中确定性的投资机会。风险的确定性越来越高，未来投资机会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首先简单梳理一下债券市场的基本情况。

如果分析2016年以来大类资产的表现，可以发现债券的收益风险比依然是最好的，因为其波动性最小。同为债券大类，利率债和信用债的表现存在明显不同：利率债方面，10年期利率债和国开债的资本利得为-0.3%，在不同期限中表现最差；信用债方面，10年期比5年期的品种表现要好。我认为这是由于在目前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更愿意追求确定性的票息收入。

信用利差方面，假设信用利差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现行的利差水平继续收窄的概率极低，AAA、AA+、AA利差继续缩小的概率分别为4%，0.91%，0.5%。期限利差方面呈现差异化，10年期与1年期的利差较大，与5年期以上的利差较小。

杠杆率方面，在用待购回债券余额除以债券托管量计算杠杆率时要扣除两部分：私募债券和大行的自营账户，扣除之后的杠杆率不低。同时公司债和同期限中票的利差已压缩得很窄，充分说明加杠杆意愿较强。

行业信用利差分化方面，以周期性的房地产和钢铁行业为例，钢铁行业信用利差维持很高的水平，说明市场较理性。但房地产行业信用利差被压至很低水平。

其次我谈谈个人对近期市场关注点的理解和看法。

一是基本面出现变化，包括通胀变化和债券市场变化。通胀方面，出现工业品反弹持续性不强、PPI出现企稳迹象、非食品CPI较为稳定、房价对CPI的影响并不直接、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真实失业率在提高等迹象，同时又受货币超发、货币供应量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的缺口达到近期最大、菜价与猪肉价格持续上涨、通胀预期自我实现与强化、汇率变化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债券市场出现三个趋势：人民币信贷占社会融资的比例大幅提升，表外非标融资恢复，借道政策性银行的准财政性信贷占比也在持续提高。

二是政策层面的变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认为当前短端利率水平偏高、长端利率水平压低，是因稳定汇率与降低融资成本的矛盾而产生的。财政政策方面，预算赤字率与广义口径真实赤字率的提高是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赤字货币化必然带来通胀压力。

三是机构行为方面的判断，包括真实杠杆水平判断和理财配置压力判断。现阶段宏观杠杆和个人杠杆的真实水平均比较高，一旦发生变化就可能出现一些个体去杠杆的情况，会对市场造成一定影响。如何理解理财资产的配置压力？配置压力导致信用债利率被压至低位，理财产品的刚性成本与债券收益率的缺口达到最大。鉴于银行理财还有存量资产支持及一些交易性的收入贡献，所以既不能简单认为利率已倒挂，又须明确已反映的资产配置压力。

再次我想从五个方面谈谈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

第一，违约风险的可能传染路径。截至目前，债券市场的违约率显著低于表内信贷资产的不良率，但同业理财交叉认购形成实质上的资产证券化，陆续出现的央企、国企打破刚兑可能会增强信贷不良率与债券违约率的相关性。

第二，通胀的可能演化路径。食品的供需关系持续失衡，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或将导致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对此要持续关注。

第三，要着重关注汇率的相对变化。未来资产回报率的走势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实际推进效果，但资产回报率降低可能会导致汇率贬值压力持续存在，要关注资产回报率的相对变化情况。

第四，经济短期内的反弹力度。20万亿元工程包的推进及产业链的衍生作用对经济短周期反弹有较大作用，第三产业的贡献也强于预期。

第五，债务的长周期利率下行走势。我个人认为在短周期内债务杠杆肯定上行，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近两年利率一路向下的走势，同时这种走势还受到预期影响，大多数人对长周期利率下行的预期导致了预期的自我实现。但真正的长期趋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最后，针对上述不确定性，我认为资产组织管理要遵循四点原则。一是2016年本金安全的重要性显著高于预期收益实现的重要性；二是牢记所有资产价格在偏离均值很多的时候，都有一个回归趋势；三是资产负债端要同时平衡好；四是寻求多元化资产配置。

广发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陈芳：

把握变量，敬畏市场，行稳致远

银行的大类资产配置需要对宏观经济和政策进行整体把握，所以我们的投研架构也是按照先宏观把握、后细分市场、再产品品种来设计。

2016年的债券市场将是收益率大幅下行的博弈市场，相比2015年缺乏趋势性机会，更多的会是区间博弈。我想2016年债券投资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把握变量，敬畏市场，行稳致远。

具体而言，在投资上我们更加倾向于信用债套息策略。债券收益率的绝对值已降到很低水平，区间波动缩窄，票息和资本利得的获益空间显著收敛，但在短端利率稳定低位的情况下，信用债套息策略仍是相对好的选择。

券种上建议选择高等级、短久期的债券。在配置基础上增加一定的交易端单元，利用利率波动、高等级信用波动以及一些事件波动博取小区间的资本利得。同时投资国债期货品种以应对利率上行，并作为有效的对冲工具。

在行业配置上分为几种情况。首先对于强周期的行业总体上应欠配，一些短周期复苏或涉及系统整合的行业，少量建仓；其次对于房地产行业优选中等资质且有一定利差保护的品种；城投债保持一定的配置。总之对于一些利差拉大、产能过剩的产业，要加强信用风险甄别，避免尾部风险。

投资操作上要善于广撒网、多布局。单一的资产品种无法带来长期高收益，因此视野可以适当放宽。

说到“把握变量”，债市也有类似股市的变量。比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2015年曾出现过2.75%左右的史上第三低点，最近反弹到2.9%，把握这些变量做出前瞻和预判会非常有利于做好整个投资布局。

说到“敬畏市场”，我认为2016年债券市场面临的宏观风险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风险来自于宏观流动性收紧趋势。当前货币政策比较中性，经济下滑、人民币贬值压力等要求采用中性货币政策以减少资金外流，并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修正当前的悲观预期，因此我对于宏观流动性的预期比较偏于谨慎。

第二个风险来自于债券供求关系。今年财政赤字预算达到3%，地方政府债供给肯定是高增的，而包括银行自营和银行理财在内的机构债券配置需求仍比较大，但供需二者可能存在时点上的不匹配。

第三个风险来自于信用风险的不断凸显。债券违约已经从民企蔓延至地方国企，随着去产能以及清理僵尸企业的政策推动，加上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和政府托底意愿下降，未来应更加关注企业现金流以及债务负担等基本面因素。此外监管方面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总结起来，2016年的债市投资总体上要控制组合的久期，保持合理的杠杆。利率债的长端以防守为主，不断交易；信用债要优选α收益，大幅地追逐β收益不是好的选择。

南京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戴娟：

从中小银行角度浅谈信用债市场投资策略

当前银行理财资金中债券资产配置占30%，其中信用债配置占25%左右，在信用债中AA+以上的债券占80%以上。利率债配置主要是出于流动性管理的需要，占比较小。

其中，大银行负债端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其利率债配置比重相对更大，而中小金融机构的利率债配置相对少一些。

2016年信用债整体走势非常纠结。一方面信用债作为理财最主要投资对象，不管收益率如何，均存在一定的刚性需求。但另一方面债券市场出现产品逐步分化的情况，期限利差也快速达到历史低位。此外还有一个糟糕的情况，就是信用债违约正逐步常态化、扩大化，从私募到公募，从民企到国企，从地方央企到地方国企，从低评级到高评级，存在一定的蔓延趋势。综上我认为今年的信用债市场形势不太乐观。

针对信用债市场的上述形势，银行理财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配置呢？首先，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信用债仍应作为理财投资最重要的部分，债券资产具有固定收益、流动性、可转化等优势，因此应该是重要的打底资产。其次要明确2016年的操作重点，即以流动性管理为主要目的来配置债券，同时又不完全从流动性角度来配置。另外，当前利率债的收益率根本无法覆盖理财成本，信用债绝对收益处于历史低位，所以不可拉长久期。再次应时刻防控风险，我认为必须注重行业筛选，关注经济改革过程当中各行业的变化，这一点特别重要。从已发生的违约事件中可看出，过剩产能和过剩行业的风险会以极高概率从上游蔓延到下游，因此有必要规避一些行业，关注一些城投平台类债券转型中的机会和风险。此外还要加强对个券的风险防控，降低对风险的容忍度，这一点较以往更加重要。信用事件频发，银行理财还没有建立起很好的自我优化、自我消化体系，因此需要防范于未然，一定要死守信用底线。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往债券投资大部分都是持有到期，但在今年这样低利率的环境下，债券发行期限相对来讲比较长，如果运用过往交易策略，就需要通过适当的操作来规避风险。可以做对冲，但这个比较有限，也可以转向“持有+交易性策略均衡”的方向。2016年的债券投资更多地需要进行阶段性的操作，要关注市场变化，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获取阶段性收益。

总之，2016年的债券资产配置要做短久期、关注信用等级、阶段性持有和加大波段交易，这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比较审慎的操作。简单地依靠长期限、加杠杆，在封闭环境中套利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原本的期限错配就比较多，那么在绝对收益低的情况下再去加杠杆就会导致很大的风险。因此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债券投资需要较以往有更多的考虑，把握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兴业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田彦：

债券投资要结合理财业务发展方向、产品转型和监管政策的需要

首先我想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引出银行理财业务的资产配置方向。我国银行理财业务从诞生到今天，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23.5万亿元的体量，最近5年的复合增加率更是高达40%，那么接下来的5年里究竟还能用多快的速度增长，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这个问题需要现在规划。如同政府工作报告中会确定下一年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作为银行理财从业人员或者行业管理者，首先应该明确如何发展，然后再来探讨如何进行债券资产配置，我想这可能会更有意义。

目前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大概在4%，挂钩股票产品会高一点。但理财资金投资是个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要保持规模的较快增长，理财的收益率就不能太低。相比国有大型银行来说，股份制银行的客户资源较少，渠道也较弱，因此债券投资压力非常大，实际收益率已经出现倒挂。

债券投资要结合未来理财业务发展、理财产品转型以及监管政策需要来综合考虑，单纯追求风险规避不可行，理财投资要继承期望，勇担重任。投资能力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把握风险，取决于有没有渠道来控制风险。对于信用风险要敬畏，要慎重，个人认为银行理财的信用风险把控能力需要优于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资管机构。

就杠杆率来说，我认为一定要谨慎对待加杠杆，但这不等于停止杠杆。2016年银行理财的规模增长会比较困难，在经济下行并且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在筑底的形势下，讲什么风险都不为过。但我本人对经济还是持一定的乐观态度，因为政府执行力很强，随着去产能去杠杆、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宏观经济应该还是能够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所以我的观点是既要慎重保安全，也要用一定的杠杆追求收益，要把握好投资节奏。

单位证券市场流动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主体分析

国际金融流动性的定义虽然确立已久, 但也一直受到争议。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 定义为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手中的黄金和美元储备资产。金融机构逐渐一体化, 并且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 全球流动性的定义也随之改变。

对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 美国许多国家的银行河各种金融机构纷纷破产, 给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 产生了不可想象的影响, 直到今日, 还有部分人没能脱离这场危机造成的影响。虽然, 导致这场危机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次贷危机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应对各种危机, 全球都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及其政策, 例如宽松货币和刺激财政政策, 一些发达国家在新增流动性的刺激下, 金融市场没有办法得到稳定。在欧债恶化以后, 全球流动性又进入收缩时期, 国际金融流动性的波动情况和爆发的金融危机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爆发危机, 又一次显现了国际金融的流动性, 流动性的内涵在人们的定义中基本就是从商业银行的方面来看, 把银行的资产转换。但是, 这种定义只适合国际金融市场, 流动性的高低必定会涉及全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因为, 金融市场的主体是商业银行, 不过, 绝不是一个商业银行自己的流动性就能决定的。金融市场主要通过金融交易来体现, 如果能够顺利毫无阻碍的进行, 就说明是流动性极高的市场, 反之, 则是流动性极低的市场。流动性的内容有:金融资产转变为现金的能力及其融资的能力, 清算金融合同的能力, 自己把控价格的能力, 供给和需求平衡的能力。

二、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金融市场的平稳是其流动性的重要因素, 是市场参与者经营流动的根蒂, 金融监管和各种管理机构也以此为依据。针对市场中的参与者, 第一, 金融商品的收益发生变化受其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 他们会提供流动性给市场, 但有通货膨胀增加或者是价格波动异常, 便会降低流动性的提供。所以在定价过程中, 一定要有风险溢价, 避免资金在定价中处于劣势。第二, 在交易存在一定风险的时候, 市场参与者必须对交易政策进行改变, 认真估计其中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但是, 在发生金融危机或是其他混乱的时候, 他们也许减少市场投入, 限制各种信贷, 并且向其他市场转变, 更有甚者直接退出市场。如此一来, 会出现市场流动性的虚假现象, 造成流动性下降的结果。

如果想要了解金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 就要了解市场流动性的变化, 这样才会使货币和金融平稳的进行。经研究发现, 汇率的波动、交易的数量还有价格差是导致流动性不同的因素, 当波动小、交易多、差价也小的时候, 才是正常的市场流动性。许多案例说明, 在竞争力较强的市场中, 为了规避风险,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维护市场失衡等问题。

三、国际金融市流动性场传导机制分析

目前来看, 短期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 最具有流动性, 但通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发现, 引起这些危机的是短期资本流动的不恰当性。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流动性强的短期资本流入到流动性弱的资本中, 就会导致流动性的大难题 (2) 支付困难加大, 流动性资产和对外短期资本流动性的负责不太匹配。 (3) 短期流动性负责比例太大会引发偿债危机, 所以就需要对债务重新合理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的减少都通过这三方面体现出来。这种危机的解决办法不能通过经济项目逆差所造成的支付难题来完成, 它可以利用货币的贬值和压制对国外产品的购买来处理。比如一些国家通过收集外币准备金、公共债务期限的延长、和对外国人民购买本国的短期资本的限制, 还有对交易货币市场的控制等。要想避免危机在此扩散, 就需要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动。不过, 这些解决办法也具有局限性, 特别是金融工具层出迭现的时候, 防范这些危机是不太容易的, 就算采用一些措施使目的达成了, 但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尤其会造成资本的配置率降低。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通过定义国际金融市场概念,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 定义也随之改变, 但其重要性基本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始终是各国中央银行和和金融监管部门政策制定的依据。同时流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也与国际短期资本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通过对短期资本的流动, 来提高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摘要：目前, 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断改善和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国际金融市场就开始壮大发展起来, 自此, 人们便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 不过对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探究却十分罕见。本文研究了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 市场流动性的内在及其重要性, 也探讨了国际金融流动性、融资流动性和国际短期资本的关系。研究发现, 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也能够促进银行的流动性。

关键词：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国际金融

参考文献

[1] 朱迪星, 段鹏.微观市场流动性前沿理论评述[J].金融发展评论, 2014 (8) .

[2] 许争, 高磊.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特征分析基于市场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视角[J].海南金融, 2017 (3) .

单位证券市场流动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断变化，由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重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加之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了挑战。本文通过构建Markov Switching-VAR模型，运用2005年7月-2018年3月数据实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汇率预期、货币市场、国际收支、相对通货膨胀与相对利率差等传导渠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影响，并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非对称性;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反向作用。因此，中国应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协调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以保障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稳健运行。

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传导渠道; MS-VAR模型;影响

作者简介：路妍（1964-），女，辽宁丹东人，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张寒漪（1993-），女，辽宁锦州人，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货币政策的新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8BJL029。

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保持短期国际资本平稳流动是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短期资本流动的比重逐步上升。同时，随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本与金融账户资金收付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资金流动规模日趋扩大[1]。更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后我国国际资本从单边净流入转为大规模净流出，直至2017年形势逆转进入双向流动状态[2]。而自2015年8月11日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以及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纳入SDR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步入双边浮动时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也更加频繁[3]。根据Hau和Rey[4]的研究，短期资本流动是造成一国汇率波动的重要原因。有学者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除了受全球经济基本面影响之外，还受到短期资本流动不稳定性的影响[5];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资本的流入与货币的升值有关[6]。还有学者研究认为，短期国际资本与汇率波动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7-8]。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会对一国包括汇率问题在内的金融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9]，因此关注和研究短期资本流动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迫切要求。本文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和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导渠道和影响，探索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对加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监管，防范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设计与研究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的选取与变量处理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改革，为了反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本文选择2005年7月-2018年3月为研究区间，使用153个月度数据进行分析;为了使各变量的数值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别，便于不同维度的数据进行比较，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美联储网站，具体的变量指标选择如下：

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EX）。以直接标价法下1美元兑人民币的月度平均数作为汇率变量，用EX表示，并将人民币汇率数据进行一阶差分。

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以间接法通过公式SCF=Δr - FDI - ΔCA来计算[10]，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变量用SCF表示，Δr 表示外汇储备增量，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CA表示经常账户顺差。

3.广义货币供给量（M2）。由于短期国际资本具有流动性强的特征，货币政策变量选取广义货币供给量，用M2表示。

4.相对利率（IR）。以中美利率差来表示，中国利率选取无风险利率，美国利率选用美国联邦基准利率。

5.相对通货膨胀（CPI）。选取中美通货膨胀差表示，相对通货膨胀=中国通货膨胀-美国通货膨胀。

6.国际收支差额（BOP）。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余额加资本与金融账户余额（扣除储备资产余额）来表示，正数表示国际收支顺差，反之则为逆差。因国际收支原本为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而其他变量均为月度数据，本文将国际收支季度数据通过Quadratic-match Average （二次匹配平均）方法，将季度数据转换为月度数据。

7.人民币汇率预期（NDF）。使用外汇市场上美元兑人民币无本金交割一年期远期汇率。

上述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

（二） MS-VAR模型的建立

由于现实经济环境较为复杂，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呈现非线性状态，MS-VAR 模型可识别模型变量状态的转变，并刻画各变量在不同状态间的动态转变特征[11]，本文选取MS-VAR的非线性模型分析短期国际资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使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来分析不同区制下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滞后阶数为P阶的MS-VAR（P）表达式如下：

其中，St是不可观测的区制变量，由马尔可夫随机过程中的离散时间和离散状态决定，区制发生转换的概率如下：

其中，M表示区制的个数，在M个区制下相对应的转换概率矩阵为公式（3）：

二、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往往会出现非平稳性，在对变量进行回归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均為平稳序列，其中国际收支、中美利差以及人民币汇率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货币供给量M2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见表2）。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此来判断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导机制作用。综合考虑LogL、LR、FPE、AIC、SC、HQ统计量，本文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1，对7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检验4个间接传导渠道的作用。从表3中可以看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人民币汇率也是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两者存在互相影响关系，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会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在间接传导渠道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货币供给量的格兰杰原因，货币供给量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国际收支的格兰杰原因，而国际收支也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汇率预期的格兰杰原因，汇率预期也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在相对利差传导渠道中，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相对利差的格兰杰原因，但相对利差不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该传导渠道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因素日益复杂，而中美利差对汇率的反应能力不足。由此可以得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其中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汇率预期与相对通货膨胀机制成立，后文将通过MS-VAR模型进一步检验。

（三）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结果如表4所示。

（四） 区制的确定

区制数的选择大多根据实际经济环境而定，汇率分别有升值与贬值之分，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也存在净流入和净流出两种状况。此外，相对通过膨胀、货币供给量、国际收支差额均有增加或减小两种状况且中美利差同样有扩大和缩小两种情况等。因此，本文将区制数确定为2，研究两区制下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模型。

（五） 模型的具体选择

确定了区制的个数为2后，构建含有汇率、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中美利差、相对通货膨胀的MS-VAR模型，由于MS-VAR又包含模型方差、均值、截距是否随区制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子模型，如分别建立线性VAR模型、MSM（2）-VAR（2）、MSMH（2）-VAR（2）、MSI（2）-VAR（2）、MSIH（2）-VAR（2）、MSIAH（2）-VAR（2）模型[12]，使用AIC、HQ、SC规则以及LL值来确定最佳模型。对比表5中的线性模型与MS-VAR模型，模型MSIAH（2）-VAR（2）的对数从LL值来看似然值最大;模型MSIH（2）-VAR（2）的两个值从 AIC、 HQ 信息准则看均最小且模型的 LR线性检验值为244.9305，卡方统计量的P值为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系统为线性系统的原假设。因此，模型MSIH（2）-VAR（2）有着最优的拟合效果，即区分两个区制、滞后2阶且方差和截距随区制变化的模型为最佳模型。

（六）区制状态分析

从两区制的划分来看，图1为MSIH（2）-VAR（2）模型的区制概率图。从中可以看出两区制下的样本分布概率，上部分为区制1样本分布，下部分为区制2样本分布，较多部分样本处于区制1中，主要集中在2011—2018年，该区制样本中大多表现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流出，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状态;其余样本处于区制2中，主要集中在2005—2010年，样本期间大多表现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或处于升值趋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增加，国际资本处于净流入状态。表6显示了不同区制间的转换概率，可知所选数据中维持在区制1点经济系统的概率为0.9413，从区制1转换到区制2点概率为0.1086。经济系统维持在区制2的概率为0.8914，从区制2转换到区制1的概率为0.0587。

三、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Krolzig的OX-MSVAR Pack在Givewin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从模型的估计结果①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方程（EX方程）表明：滞后1至2期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在1%水平下对当期人民币汇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惯性。滞后2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1%水平下对当期人民币汇率有着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反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出会伴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方程（SCF方程）表明：滞后1期与滞后2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当期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的影响方向不同，滞后1期的短期国际资本对当期短期国际资本的变化存在10%显著性水平下负向影响，即滞后1期的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入，则存在0.323787的动量对当期短期国际资本存在负向流出影响。滞后2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当期有着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影响较微弱。至于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滞后2期的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将使得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相反，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将促使短期国际资本流出。

（二）MS-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是通过给短期国际资本、人民币汇率以及五个中间传导变量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来观察两种区制下其他变量的反应情况。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比较不同市场状态下变量受到冲击的短期动态关系，可以进一步检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关系。

1.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冲击的响应。给定短期国际资本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即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增加，观察两区制下人民币汇率的响应。从长期来看，无论在区制1还是区制2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人民币升值（EX>0），在区制1中在大约第3期影响达到最大值-0.004，之后开始收敛，在区制2中大约于第2期负响应达到最大值-0.0015后逐渐恢复平稳。而短期内，两区制下有不同的影响，区制1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断增强，而在区制2中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造成了人民币汇率在前两个月份出現与区制1下相反的情况，即短期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增加将引起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随后逐渐回归长期均衡水平（见图2）。

2.短期国际资本对人民币汇率冲击的响应。给定人民币汇率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即人民币汇率贬值，两个区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反应基本一致，且回归均衡水平的速度几乎相同，不同的是两个区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响应程度。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在区制1下将导致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出（SCF<0），且在第0期就达到最大值-0.3，随后由第10期起逐渐回归均衡水平。短期国际资本变动的响应程度在区制2下小于区制1，在第0期达到最大值为-0.06，也从第10期开始回归至均衡水平。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在两区制下造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减少，这种影响在10个月后收敛至长期均衡水平（见图3）。

3.传导渠道的动态影响分析。图4显示了在给定短期国际资本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后，各中间传导变量的脉冲响应图。总体来看，不同区制下各中间变量的响应总体上趋于一致，响应方向均一致，个别变量在不同区制下的响应程度与速度略有差别。具体来说，相对利差变量对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响应在两不同区制下几乎一致，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增加时，对相对利差有正向影响，即中美利差扩大，且影响均持续10期后趋于平稳。两区制下的响应程度略有不同，区制1下相对利差变量约在第3期达到最大响应值0.004，而在区制2下达到的最大响应值约为0.0025。同样，国际收支变量在受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时，在两区制下国际收支差额均受到正向影响即国际收支差额扩大，且两区制下最大响应程度不同，区制1下最大响应值为0.1，区制2下为0.04，正向影响在持续5期后趋于均衡水平。对于汇率预期变量，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其造成负向影响，从长期结果来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将带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性增值，图4中可见至30期响应仍未收敛。从短期来看，汇率预期变量在两区制下的响应略有不同，区制1下第3期时汇率预期曾有正向响应，与区制2下的响应不同。相对通货膨胀变量的响应在长期与短期下不同，且响应程度不同。区制1与区制2下在响应的初始阶段的趋势略有差异，区制1下在响应初期的响应程度为-0.06，而后在第2期达到最大响应值-0.11，随后收敛，反应逐渐平稳;区制2下在响应初始即达到最大响应值-0.3，随后响应趋于平稳。对于货币政策变量，两区制下的反应基本一致，且响应程度也几乎相同，均在第1期表现为负响应，但第2期又变为正响应，随后震荡波动至20期后趋于稳定，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有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同时存在，这可能与短期国际资本自身特点与我国逐渐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监管有关。

4.受中间传导变量冲击下的人民币汇率脉冲响应分析。图5显示了人民币汇率在分别受到五个传导渠道变量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图。给定国际收支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即国际收支差额增加，人民币汇率在长期来看有较小的升值影响。不同区制下短期的响应略有不同，区制1下在冲击初期人民币汇率有负向响应，随后在第1期又产生正向响应，第2期有负向响应且响应值达到最大，第2期往后逐渐恢复正向影响，且影响自第10期后逐渐收敛，影响恢复平稳。区制2下与区制1不同的是冲击初期的响应为正向影响，且在初期达到最大正向响应值0.0025。人民币汇率对于汇率预期的正向冲击在不同区制下的响应大致相同，给定汇率预期以一标准差正向冲击，即预期人民币汇率贬值，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将贬值，而长期来看，汇率预期的贬值对人民币汇率有升值的影响，但响应较微弱。相对通货膨胀与相对利差在两区制下的响应基本一致，人民币汇率对相对通货膨胀扩大的响应为负向响应，至第8期开始收敛，说明相对通货膨胀的扩大对人民币有升值影响;相对利差扩大的冲击也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两区制下响应均为负值，响应于第10期开始收敛。最后，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冲击对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影响有负向影响也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持续波动，至20期左右逐渐平稳。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具有双向影响关系。通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及5个间接传导渠道变量等7个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MS-VAR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的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是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的格兰杰原因，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会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MSIH（2）-VAR（2）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1%水平下对当期人民币汇率有着显著负向影响，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将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贬值）;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贬值）将带来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

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之间通过传导渠道作用产生正向效应。 考察短期国际资本通过中间传导渠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动态影响表明，短期國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之间通过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汇率预期、相对通货膨胀以及相对利差等5个传导机制作用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将通过5个传导渠道增加人民币升值（贬值）压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5个中间传导渠道中，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汇率预期以及相对通货膨胀传导机制成立;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MSIH（2）-VAR（2）从不同区制下考察各中间传导渠道的作用，从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看，两个区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通过五个中间传导变量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影响。具体来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将带来国际收支差额的扩大，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也使得投资者增加对人民币的信心，造成汇率预期升值，汇率预期升值将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此外，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还将引起通货膨胀以及中美利差的扩大，中国与国外间相对通货膨胀和相对利差的扩张会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升值压力，汇率的升值进一步引起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形成正向反馈效应。相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减少也将通过五个传导渠道对人民币汇率造成贬值压力。

3.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间的相互影响存在非对称效应。通过MS-VAR模型的区制概率分布图将2005年7月-2018年3月中国的经济环境划分为两个区制，区制1中样本大多表现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减小，人民币汇率趋于贬值状态;在区制2下的样本期间大多表现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或处于升值趋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增加，国际资本处于净流入状态。从脉冲响应的结果来看，在不同的区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冲击，以及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响应各不相同，即存在非对称效应。

（二）政策建议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会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造成影响，汇率、通货膨胀和利率也关系着金融体系甚至是整个经济体系相对稳定。

1.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监管。首先，应完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统计与监测。目前中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短期国际资本在中国主要通过虚构贸易行为、名不副实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短期外债甚至是非法地下通道等方式流动，对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流量监测与统计较为困难。完善短期国际资本的数据统计可以通过与海关部门合作，及时甄别跨国贸易活动中的异常行为。其次，从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管理角度，推出税收政策提升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成本。短期国际投资者的目的是追求短时间内的高额利润，投机性强，如果对国际资本入境收取金融交易税，这会增加国际投资者的投机成本，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控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目的。最后，严查违规跨境资本流动行为，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2.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是一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全球发达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基本已实现完全自由兑换。我国现行的资本账户管制一方面使得部分国外资本通过违规跨境流入国内，另一方面需要巨额外汇储备，使得现行制度的执行成本较高。因此，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与管理机制不断完善，以及严厉打击违规跨境资本流动行为的同时，更应积极有序地推进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持续推出QFII和RQFII等，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扩大对本国的投资渠道，使得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渠道更加便捷，同时对减少违规跨境资本的流入的抑制也产生正面影响作用。

3.合理使用利率调控政策。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会通过中美利差渠道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由此决定了利率可以作为调控政策的重要工具，通过利用利率工具，达到稳定经济体系的效果。具体来说，当我国短期资本流动产生波动时，可以通过转化货币市场上短期利率的波动以此来减弱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减少央行被迫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干预外汇市场的压力，保持我国外汇储备稳定。在制定我国货币政策的同时，要考虑国外货币政策对我国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兼顾货币政策独立性。目前我国利率已基本市场化，已经具备进行利率调控政策的条件，在合理范围内应用利率调控政策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进一步稳定跨境资本的流动，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4.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可以防止由于境内、境外金融市场间出现较大的价格差异而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短期国际资本与人民币汇率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推动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的升值将进一步吸引短期资本的进入。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有必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在一定可控范围内有升有降、双向波动，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调控宏观经济的作用，维持经济体系的稳定[13]。

5.完善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危机的应急机制。由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动会对一国的经济稳定造成影响，因此完善应对跨境资本大量流动的应急机制非常必要。当短期国际资本监测机制显示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将严重威胁到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情况下，应采用非市场化非常规的应急措施，例如使用数量型管制工具限制资本流动的规模或禁止特定类型的国际资本交易，以此来抑制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可能，达到短期内有效稳定短期资本流动的目的。此外，在出现资本流动危机的情况下，应稳定市场信心，避免“羊群效应”的发生。应增加信息透明度使得投资者在市场中可以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政府及货币当局做出理性反应，从而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6.推动金融市场的结构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战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和挑战。2018年以来，我国集中出台了40多条对外扩大金融开放的措施，而金融开放与金融市场的改革正是增强我国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根本方法。解决金融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重点任务就是要调整金融市场体系结构。一方面，改善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更好提升金融供给效率。其次，还需努力化解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发展普惠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新金融、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和可获得性、促进金融监管提质增效。

注释：

① 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回归结果，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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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永定.“安泰·问政——热钱流动、汇率变革与自贸区金融开放”——人民币贸易结算与短期资本跨境流动[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1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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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趙彦志. 境外“热钱”、人民币汇率与物价水平[J].经济学动态， 2011（4）：67-73.

[8] 田涛.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汇率预期与汇率波动的视角[J].管理评论， 2016（6）：65-75.

[9] Brooks R， Edison H， Kumar MS， et al.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flows.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4，10（3）：511-533.

[10]张明. 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不同方法与口径的规模测算[J].世界经济， 2011（2）：39-56.

[11]朱孟楠，刘林，倪玉娟. 人民币汇率与我国房地产价格——基于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 2011（5）：58-71.

[12]李芳，李秋娟. 人民币汇率与房地产价格低互动关系——基于2005—2012年月度数据对MS—VAR模型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2014（3）：86-96.

[13]蒋先玲，魏天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逆周期操作与审慎管理[J].江西社会科学，2019（7）：33-41.

（责任编辑：赵春江）

单位证券市场流动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经济结构由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走向多元化，与此相适应地，以农村人口为主的流动人口的的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关注。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在此形势下，本文通过对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面临的困境及根源。最后提出了流动人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制度整合的对策探究。

关键词：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对策研究

一、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分析

在社会医疗保险范畴内，“异地就医”一般是指参保人在参保统筹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发生的就医行为。“异地就医”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一次性的异地医疗，包括出差、旅游时的急性病治疗以及病人主动转移到外地就医，所产生的问题是不能及时结算医疗费用。二是中短期流动、工作岗位不在参保地的人员的异地医疗，包括单位在各地的派驻人员、派驻机构在当地的聘用人员，还有一种情况是整个单位人员处在流动状态，所产生的问题是不能参加医疗保险或需要垫付医疗费用。三是长期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的医疗。包括退休后户口从工作地迁移到安置地的人员，也包括托靠子女无户口迁移的人员，所产生的问题表面上是就医结算不及时、不方便，个人负担重，实质是安置地的医疗待遇往往要好于参保地，异地安置人员感到就医待遇不平等。

随着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流动人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同时也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1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5%，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劇，养老问题、老年人就医问题日益凸显。另外，由于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险体系的统筹层次较低，各地政策不一，“碎片化”严重，很难适应流动人口高流动性、工作变化频繁等特征，使得这些远离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口很难被居住地的医疗保险体系所接纳。

二、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面临的困境及根源分析

近年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目前，各地普遍实现了统筹地区内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直接结算，解决了参保人员看病先垫付资金、再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的问题。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异地就医结算工作推进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是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医疗保障或保障不足。部分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参加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处在“无医可保”的状态。同时由于流动人口收入低，因此他们所能投入到医疗卫生的消费相当有限，如果医疗保险的缴费负担较重，流动人口就不会参保。另外，流动人口在参保上普遍存在“逆向选择”，第二，企业变相将医疗保险成本转嫁给流动人口从而更加不利于流动人口参保。这导致参保的流动人口实际收入下降，并使得流动人口对参加医疗保险产生抵触情绪。基于以上原因，使得相当部分的流动人口没有加入任何医疗保险制度，缺乏相应的医疗保障。

其次是流动人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难、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由于医保流动性不强，很多流动人口虽有医保，却很难享受实惠。目前，我国共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95%以上的城乡居民。其中，不少人在当地参加医保，却在外地长期居住。由于医保流动性不强，导致很多流动人口虽有医保，却很难享受实惠。有随子女居住或退休后异地养老的老年人，也有在异地工作的流动人口。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主要存在住院费用结算存在手续复杂、垫付压力大等问题。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是指按照户籍政策取得居住地户籍的长期居外退休人员，主要是退休后随子女居住的老人。他们普遍年龄大、医疗负担重，长期不返回参保地，异地就医报销时的“跑腿”和“垫支”问题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因此对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需求最为迫切。同时，这部分人群界限相对比较清晰，也有利于跨省异地就医工作的稳妥起步。

三、流动人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制度整合的对策探究

针对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医疗保障或保障不足的问题，应结合户籍和居住证制度改革的推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将其他期跨省异地居住人员纳入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范围，为广大参保人员提供更好的医保结算服务。

而对于流动人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难、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的问题，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有利于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统筹互济的功能，也是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路径选择。保统筹层次，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统一经办机构，加快医保信息化建设，努力提高医保水平。

推动完善补贴、报销支付政策。进一步发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支持作用，协调多部门简化优化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保定点审批手续，推动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问题，方便老年人异地养老。具体来说分层次推进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费用结算的思路：一是完善市级统筹。要求实现市域范围内医疗费用直接结算为目标，做到基金预算、筹资待遇政策、就医管理的信息统一化和一体化。二是规范省内异地就医。各省份要建立完善省级异地就医平台，通过平台开展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规范异地就医结算办法和经办流程。三是跨省医疗费用结算管理。探索建立国家级异地就医结算平台，逐步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并做好异地转诊、异地急诊人群的就医管理。

解决异地就医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应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利用各级资源，避免因过分强调就医和结算的便利性而加剧就医人员向大城市、大医院过度集中，导致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影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广大参保人员医疗保障待遇。

最后要做到保证政策落地。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制定工作计划，做好组织落实，完善相关业务规程和业务标准规范，加快推进异地就医平台建设，为异地参保人员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险管理服务。总的来说在工作推进中，需要注重与各地的沟通，针对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加强指导，做好协调，确保有关政策落地。

参考文献：

[1]林枫，多措并举缓解异地就医难[J]，中国社会保障，2008（4）.

[2]刘明生，加强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的思考[J]，改革与开放，2010（4）.

单位证券市场流动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文章针对国有企业人才流失与闲置问题，对岗位轮换的现实意义提出了新的评价，论证了建立合理的人才内部流动机制的重要意义，并对国有企业建立人才内部流动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国企 人才流动 问题 建议

人才流动是人才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人才内部流动有利于人才的充分投入，则为系统输入大量的能量，再经过系统的涨落，这些能量将通过更高层次的自组织形式，变成系统内在的有序能量，促进企业发展。在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国有企业应该进一步创造条件，疏通渠道，打破人才单位所有的僵化格局，建立健全人才内部流动机制，让人才在企业内部有效流动，盘活现有人力资源，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国企人才流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多数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都存在人才内部流动困难的问题。一方面，许多企业基层单位都是把人才当作提高本单位高层次人员统计数量的工具或私有财产，设置重重障碍阻碍正常的人才流动。人才本身无权决定自己的流动，这样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人才的心理障碍，常常感到怀才不遇，最终只有选择离开企业，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国企现有的人才组合不能达到最优，许多专业人才都被分配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岗位上工作，专业特长不能得到发挥和发展，而一些非专业人员或者是水平本来就不高的人却凭借各种关系在一些专业化要求较高的岗位工作，造成工作延误和人、财、力的浪费。

二、建立合理的人才内部流动机制的重要意义

留住人才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减少他们的工作不满：包括增加职务深度，实现工作丰富化；进行工作轮换，使得员工的活动多样化；解决人才角色超载、角色模糊的问题，减少角色冲突现象；加强团队建设，提高企业的凝聚力；改革工资及福利制度，增强人才满意度等。因此，国有企业建立合理的人才内部流动机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可以提高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如今，人才的就业选择目标已经从“选择终身铁饭碗为主”转变为“选择具备终身就业能力的岗位”。因此，只要企业能够建立起合理的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也就是建立了“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的人才激励机制，让员工有机会选择符合自己职业生涯设计的岗位，工作可以带来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样的激励形式，比单纯的物质激励更有效。

其次，可以减少人才流失。员工最关心的并不只是工资，还有工作满意程度、职业发展前景、升迁机会、成就感和人际关系等。如果能够让人才在企业内部流动起来，使员工可以在企业内部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由于向外“跳槽”会带来一定的机会成本，人们必然会权衡得失，选择在企业内部重新流动，企业人才流失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

再次，可以实现高效人才组合。企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业务人才是相互交叉的，他们的知识结构、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都不一样，企业只有按照和谐互补、高效精干的原则，动态地配置现有人才，达到有效的人才组合，使每个人在工作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位置，才能创造出最大的效益。

三、对国企建立人才内部流动机制的几点建议

国有企业在建立企业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中，一定要做到有针对性，切合企业的人才资源管理特点和发展实际，不仅要建立完善的评价工具和评价手段，为人员流动管理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而且要建立健全人才流动配套措施，为人员流动提供合理、健康的环境，解决流动人员的后顾之忧。

第一，建立企业内部跳槽制度。建立内部跳槽制度是破除企业内部人才流动壁垒的一项重要举措，可以让职工找到比较中意的岗位，积极性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企业则能够从中及时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克服埋没人才的弊端。企业要定期开展人才交流会，促进人才内部流动。同时要专门明文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采取任何不正当手段强人所难、卡压阻挠人才正常内部流动，更不允许任何领导或单位歧视自愿流动的人才。

第二，对企业人才进行周期性的盘点。周期性的人才盘点是指定期对人力资源状况摸底调查，通过绩效管理及能力评估，盘点出员工的总体绩效状况、优势及待提高的方面，做出相应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动态地对员工进行管理。通过人才盘点，企业管理层可以通过数据资料明确目前的人力资源配置现状，更好地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使人力资源的潜在优势得到最大的发挥，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良性循环。

第三，建立详细有效的企业人才数据库。目前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人才数据库，但这个数据库内容并不详细，而且没有做到常规动态化。人才数据库中的人员信息表应该增加两类基本信息，即：员工的“直接负责人”认为该员工最适合干什么工作、适合在哪个单位哪个岗位干工作、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员工个人感觉自己最适合干什么工作、最希望自己在什么样的单位干什么工作、最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同时，人才数据库基本资料要做到有限度地公开化。可以采用编号的方式，在不公布当事人姓名的情况下，在企业各二级单位人事部门和二级单位领导班子中公开，让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根据工作需要随心所欲的寻找人才。

第四，构造企业人才流动信息链。人才流动信息链的构造开始于企业产生人才需求时，经过招聘、考核、薪酬等环节，直到员工离职。一条完整的人才流动信息链包括“岗位需求－资源计划－员工招聘－绩效考评－薪资福利－员工离职”等六个环节的信息。这六个环节全面覆盖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的需求，能有效帮助企业整合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企业要充分发挥人才流动信息链的作用，坚持不间断地、详尽地、多渠道地公布全油田各基层单位人才需求信息，使所有的人才能够及时地了解这些信息，结合自身实际进行选择。

单位证券市场流动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结构不断变化，举家迁移成为新趋势，流动儿童学校融入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新议题。为了厘清国内关于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研究现状，通过文献分析，从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现状及对策等方面，归纳总结了近十年国内学者关于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研究的基本情况，梳理出已有研究成果的总体特点：一是实证研究是主流研究方式;二是研究多将流动儿童作为整体概念进行分析，缺乏差异化理解;三是研究学校和教师如何介入流动儿童学校融入过程的较少，缺乏指向教与学的分析。

关键词：流动儿童;学校融入;教育公平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儿童从原居住地涌入其父母工作地，此类儿童统称为“流动儿童”。家庭化的迁移模式使得流入地的流动儿童越来越多，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后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其中，流动儿童的就学和教育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我国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政策以解决流动儿童的就学和教育问题，如1988年出台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政府针对流动儿童实施了“两为主”“两纳入”政策，同时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政府采取的“两为主”“两纳入”政策一定程度上从教育起点方面维护了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但流动儿童是否能够有效地融入流入地学校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学校融入仍然存在学习成绩普遍偏低[1]、学习能力较弱[2]、人际关系融入困难[3]等，显示出自卑、孤僻等性格特征[4]等问题。本文梳理出近十年与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相关性较强的国内文献，对其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国内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研究现状

“学校融入”这一概念目前尚没有较为统一的界定。本文将“学校融入”界定为：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就读的教育融入过程，包括人际交往、学业、心理等方面的融入。在研究初期，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流动儿童进入新城市后能否获得就学机会、是否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在这期间研究者揭示了流动儿童的入学难、借读费等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学校就学的后续问题，更加关注流动儿童能否真正融入学校，能否取得学业进步，能否与城市学生及老师相处融洽等。

（一）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内容研究

国内学者对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现状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分析流动儿童在校融入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际交往

研究者对流动儿童在校人际交往十分关注，大致分为师生关系与生生关系两大类。在师生关系方面，大多数学者指出流动儿童与教师之间关系较为和谐，但仍有距离感，且流动儿童与教师之间关系较为敏感。流动儿童一旦发现教师的不公正对待和不平等关爱，就会与教师产生隔阂和距离感，不愿再与教师沟通，造成师生关系紧张[5， 6]。徐丹指出流动儿童在与教师的交流中缺乏主动性，存在距离感，人际交往有一定的障碍[7]。

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指出流动儿童与同学关系有冲突和距离，难融洽[8-10]。韩璐指出随迁子女害怕与本地学生交朋友，很多本地学生对外来地学生不友好，导致随迁子女更加自卑，从而更加封闭自己[11]。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学生的人际交往虽然有一定的距离感，但他们和与自己身份相同的其他流动儿童群体相处融洽。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子女的交往不那么顺畅，或许是出于自卑，他们更愿意与同是农民工随迁子女交往[12]。由于有的学校会将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混合在一个班级，有的则将流动儿童单独编班，研究者发现独立编班和混合班的流动儿童人际交往存在差异：混合班的随迁子女在交往过程中较为顺畅，与本地学生的交往情况无明显差别，而独立编班的随迁子女在教师和同学的人际关系则较为疏离[13]。

2.学习成就

大多数研究者对流动儿童学习成就评价都较低，且都认为流动儿童的学习基础较差，学习能力较弱[14-16]。于利晶和徐佳漪等学者对随迁子女的学习适应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她们通过调查问卷和教师访谈等途径深入了解随迁子女的学习成绩、学习兴趣及学习态度等现状，发现随迁子女由于学力基础不同，学习成绩普遍偏低[17， 18]。但有些学者也指出，有些流动儿童虽然在分数面前不是最优秀的，但他们很懂事，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照顾其他同学[19]。一般来讲，流动儿童在原学校和流入地学校学习时，由于前后学习教材、教师教学方法等存在差异，需要较长的过渡期。这期间如果学校和教师不能及时关注流动儿童的学习情况，流动儿童很容易陷入学力基础差、学习参与度不高、学习积极性较低、课堂纪律不严谨的“死”循环。但由于流入地的经济水平与学校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流动儿童往往比当地儿童更能够感受到学习的不易，他们的学习态度也更加认真刻苦。植村广美通过北京市流动儿童与北京市当地儿童学习时间的比较研究，发现流动儿童一天中在家学习时间要远长于北京市当地儿童，認为流动儿童比当地儿童更具有上进心[20]。

3.心理融入

心理融入主要指流动儿童在周边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否从情感角度接受和适应外部环境。国内很多研究者都将心理融入作为衡量流动儿童是否真正融入学校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但从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流动儿童的心理融入情况并不是很理想。随迁子女在刚刚转入新学校时一般表现为内向、自卑、孤独，很多随迁子女都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环境中，也不了解校园的历史、人文、传承等软文化[21]。于利晶也指出随迁子女缺乏自信心，自我认同感较低[22]。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流动儿童自身的性格可能会导致心理融入的差异：本身性格较内向的会比较容易产生孤独感，而性格外向的能比较快地融入[23]。心理融入是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关键部分，也是学生文化心理的真实反映，但通常具有强隐蔽性，但可以通过流动儿童其他的行为表现出来[24]。某些流动儿童心中眷恋以往在农村学校的自由闲适时光，但了解现实的不可逆性，通常不会显露出他们对新学校、新环境、新同学的真实情绪。他们一般会通过写日记等方式抒发自己对过去生活的眷恋，并且经常拒绝参加学校活动。此外，一些研究者通过就读环境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流动儿童的心理融入情况：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的抑郁感或孤独感最强，其次是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相对较好的是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本地学生。从总体来看，无论是抑郁感还是孤独感，这三类儿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25]。王晓燕指出，在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在学校适应方面大致呈现这样的趋势：那些来城市生活时间较长、流动年龄较小的流动儿童相比与流动年龄较大、在城市居住时间较短的流动儿童，可塑性更强，在学校同辈群体的影响下，更容易养成城市的行为习惯，也更乐意融入学校生活[26]。

（二）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对策研究

首先，家庭因素是导致流动儿童学校融入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学者指出家庭教育对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入至关重要，家庭教育在孩子的个性、智力、兴趣爱好和学习成就感以及自我认识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又直接影响着流动儿童学校融入情况[27， 28]。冼秀丽指出，父母越重视亲子交流以及父亲对孩子的管教越多，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度也就越好[29]。为此，研究者们也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思路：有的研究者指出学校要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采取多种手段增进家长与学校的沟通，通过亲子交流、专题讲座等形式，为流动儿童家长宣传科学的教育理念，促进家长以积极、主动、科学的方式主动关注孩子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30];同时，要多方合作共助农民工家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学校和社区要充分利用媒体做好科学宣传工作，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31]。

其次，学校管理是否得当、师生对流动儿童的包容度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入。研究者们提出要加强流动儿童学校的管理，一方面要合理规划对办学资格的规范，如建立和审批的标准，既要严格管理公办学校对流动儿童的管理，也要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的创办并规范其审批和整改标准[32]。流动儿童的入学保障是第一步，首先要保障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学校是合理合法的，能为流动儿童提供良好的学习硬件设施。另一方面要建设包容的校园文化环境，促进流动儿童学校文化融入，搭建师生沟通、交流的平台，逐步缩小师生之间的距离感，如：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尊重差异，要了解流动儿童做个有心人;尊重差异，彼此接纳，加强流动儿童与城市学生的良性互动，同学之间要互相友爱，不要嘲讽流动儿童[33]。

最后，流动儿童自身也会对其学校融入程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韩璐指出，由于随迁子女本身的文化水平和认知程度不同，尤其是处于小学阶段的随迁子女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当他们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时，极易产生自卑感，致使他们无法迅速地融入新学校生活中[34]。针对流动儿童自身问题，研究者主张：打造平台，开展活动，增强流动儿童的自信心;教师要因材施教，积极合理调整目标，如引导流动儿童积累成功体验，激发学习动力;学校和教师要积极搭建舞台，为流动儿童提供充分的展示机会;学校还可以开展心理辅导，让流动儿童全面认识自己、接纳自己[35]。

二、研究结论及展望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是现代中国城镇化的产物，近十年来关于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整体而言呈现以下的特点：

（一）实证研究已经成为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主流研究方式

目前以学校融入为主题的研究大多都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对于流动儿童的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很少采用回溯、趋势和追踪等纵向研究方法[36]。流动儿童由于家庭原因可能会出现多次流动、多次转学的现象，这对其学校融入情况会产生重要影响。而同时，国外学者对于移民儿童的研究发现，移民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受家庭流动的影响，并且家庭流动的次数越多，儿童的心理及行为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37]。因此，对流动儿童开展纵向追踪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二）整群分析流动儿童，缺乏差异化理解

目前的相关研究中，大多将流动儿童作为整群概念进行分析，但在研究中只是区分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而对于流动儿童自身多样化特点与学校融入關系的分析还较少，如流动前的学业成绩等。美国学者加纳尔福格斯坦通过研究发现，相对于学习成绩较差的迁移儿童，学习成绩优秀的迁移儿童学校融入水平更高[38]。有研究者强调，移民儿童的学校参与度与其学业成绩呈正相关，相较于学校参与度低的移民儿童，学校参与度高的移民儿童的在校表现更好[39]。Kingery进行了一项关于随迁子女在同辈群体中彼此间的友谊对其适应高中生活的影响的研究，研究表明朋友的数量、与朋友之间的亲密程度等都会对迁移儿童的心理适应性造成一定的影响[40]。在未来学校融入研究中，除做整群分析外，也应对流动儿童进行差异化的理解。

（三）对学校因素缺乏指向教与学的分析

学校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迁移儿童学校融入程度。Garcia-selsen和Brizuela强调，儿童从一种适应模式转换到另一种适应模式发生的变化并不完整或完美，需要学校及教师的介入促使迁移儿童优化适应模式[41]。目前现有的研究中，对学校和教师如何介入流动儿童学校融入过程的较少，大多是关于学校文化等理念性分析。但已有研究开始关注教与学的问题，如对公办学校教师解决随迁子女学习困难问题的研究[42]，教师对随迁子女接纳意愿的研究[43， 44]，以及对随迁子女学校课堂互动[45]、课程[46]和课堂教学的研究[47]等。这些研究为如何根据流动儿童的特点开展学校层面的课程教学提供了部分理论视角，但对流动儿童的教师发展仍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欧盟2017年发布了《多元文化师资培养》报告，强调了在教师培养中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并从“知识与理解”、“沟通与关系”以及“管理和教学”三个维度构建了教师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能力框架[48]。目前，在国内研究中，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少数民族。但也已经有研究者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引入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中[49， 50]。随着流入地对流动儿童越来越高的吸纳率，未来研究中，如何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融入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也是可借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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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韦

Literature Review on Research into China’s Migrant Children’s School Integr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LI Yu’e & ZHANG Ting & ZHANG Jiawei

（School of Educ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China）

Key words： migrant children; school integration; education equ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