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文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文第1篇

一、历代惩贪治吏的法律依据

早在夏朝就出现了最初的惩治官吏的贪污法, 《左传》引《夏书》说:“昏墨贼杀, 皋陶之刑也”。 (1) 其中, 墨为官吏贪污的罪名, 按律为杀。西周时期制定的《吕刑》提出了“五过之疵, 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中, 惟货就是收受贿赂, 由此对贪官污吏进行惩罚。至战国时期李悝所著《法经》中, 《盗》、《杂》二篇专门立有惩贪条款, 提出“假借不廉”和“受金”等罪名和惩罚办法:“丞相受金, 左右伏诛, 犀首以下受金则诛, 金自镒以下, 罚不诛也”。 (2)

秦朝时期, 官僚制度已逐渐完善, 对官吏犯罪的规定也更为周全。“临材见利, 不取苟富”为“为吏之道”, “居官善取”为“吏有五失”之一。 (3) “通一钱, 黥为城旦”、“知人通钱而为藏”的规定, 即要对受贿者和明知是赃款而帮助窝藏的人都要受到处罚。可见秦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严苛。

汉朝沿袭了秦朝时期对官吏的严惩, 新设的罪名有:“主守盗”、“受所监”、“受赇枉法”、“假借不廉”、“擅赋”、“受官属饮食、受故官属财物”等。至魏晋南北朝, 例如《魏律》十八篇专列《请赇》、《偿赃》二篇, 首次划分贪污罪和受贿罪, 并将其划分为单独的两篇。这些都表明惩贪之法更加详明细致, 官吏犯罪现象也日趋严重。

唐朝是封建法制的成熟时期,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封建法典, 首次确立了“六赃”罪名:“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 皆约此六赃为罪。” (4) 六赃中的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都是专指官吏犯赃的行为。“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 一尺杖一百, 一匹加一等, 十五匹绞;不枉法者, 一尺杖九十, 二匹加一等, 三十匹加役流。” (5) 此为区分官吏枉法与不枉法的刑罚之轻重。即使是事后受财也要考查是否枉法, “事若枉, 准枉法论;事不枉者, 以所受监临财物论”。 (6) 《职制律》中还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 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 准枉法论。与财者, 坐赃论减三等。”对受财请求的犯罪, 唐律规定以不同主体及不同的情况分别予以处罚。“诸监临之官, 受所监临财物者, 一尺笞四十, 一匹加一等, 八匹徒一年, 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 减五等, 罪止杖一百。乞取者, 加一等;强乞取者, 准枉法论。”该律令要求官吏不得与其下属之间有任何私人的财物来往, 即使不涉及公事也不得收受下属的任何财物, 否则就被认为是“受所监临财物”。如果官吏向其下属乞讨财物的话, 则为本罪的加重情节, 要加重处罚。由此可见, 唐律对官吏犯赃之罪的规定是如此详密。

到了宋朝, 国家的大量财富落入强藩悍将之手, 国库空虚, 以重法治贪吏, 加强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例如制定了《宋刑统》、《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吏部条法》、《监临主守受、乞、役枉法者重赏法》等单行刑事法规, 这些规定对倡廉肃贪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至真宗时, 赃官弃市之法以为杖流所代, 仁宗以后杖流之例亦不复见。“立法之制严, 而用法之情恕”, 且以敕破律, 以致法纪松弛, 此宋制不可为法也。 (7) 由此宋朝的惩贪之法便逐渐放宽, 吏治也随之江河日下。

元朝对赃罪的处刑较轻, “今后因受财, 依例断罪外, 枉法赃者, 即不叙用, 不枉法赃须殿三年方听告叙, 再犯, 终身不叙。” (8)

明朝重典惩赃, 朱元璋狠治贪赃, “太祖开国之初, 惩元季贪墨, 重绳赃吏”, 认为“吏治之弊, 莫过于贪墨”、“不禁贪墨, 则民无以遂其生”。 (9) 《明律》将“吏律”置于首章, 将治吏摆在首要位置, 以示百姓国家治民必先治吏的思想。专设“受赃”一门, 共计十一条:“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克留资赃、官吏听许财物”等。朱元璋制定的《明大诰》中, 专列贪赃科敛, 对其中官吏的制裁可谓是处之以极刑, 据明史记载“凡三诰所列凌迟、族诛者无虑千百, 弃市以下数万”。例如, 朱元璋创制剥皮揎草的惩治贪官的办法, 即赃满六十两的官吏, 处死后送到“皮场庙”, 将其皮剥下, 塞满稻草, 做成标本摆在公堂之上, 以儆效尤。

清朝是封建王朝的末代, 在惩治贪吏方面基本沿袭明律, 也是集前朝各代之大成者法。清律加重了对赃罪的处刑, 如枉法赃实犯则绞, 监守盗三犯亦绞, 并且增加了官吏受财的二十余条“附例”, (10) 以例破律也补充了律之不足。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的从严治吏, 重视吏治的思想是法家的传统, 也是历代帝王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严治吏之法的特点

纵观我国的历史, 一般而言, 盛世强国都是吏治从严, 就如唐朝的统治者认识到:“治者, 君也;求所以治者, 民也;推君之治而济民者, 吏也。故吏良, 则法平政成;不良, 则王道驰而败矣。”11而末世衰微, 则是吏治腐败。具体来说从严治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治吏之罪名多而全面

在上述各朝代惩治官吏的立法中, 不难看出官员犯赃之罪是何等详密。我们以《唐律》为例:在这部法律中近半数涉及职务犯罪, 对于贪污贿赂最不以利用职务之便利和谋求非法利益为条件, 只要受财一尺以上就构成犯罪, 同时犯罪对象不仅限于公共财物, 还包括官吏所辖内部人的财物。除此之外, 还规定了诸如“准枉法论”、“准盗论”的法条, 严格治吏。到明、清以后, 被认为是犯罪的范围越圈越大。

(二) 治吏之刑罚严苛

在中国法律传统中, 对于官吏和百姓犯有同罪时, 官吏的惩治必重于百姓, 而且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官吏又重于普通官吏, 即对监临、主司、势要从重。如《唐律疏议职制律》中规定, “诸有所求者, 笞五十”, “监临、势要为人嘱请者, 杖一百”;一般官吏“受人财而为请求者, 坐赃论加二等”, “监临、势要犯同罪的准枉法论”。官吏犯罪除了受到正刑的处罚之外, 有的还将受到附加刑的处罚, 例如免官、除名等。

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官吏的惩罚以及对违法的官吏处之严刑。他们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治吏必先惩贪, 惩贪须用重典。如, “治国莫大于惩贪”, “治天下, 首先惩贪治吏”, “斧械一日未加, 则侵贪一日不止”, “劣员多留一日, 则民多受一口残, 国多受一日之蠢。”12

(三) 治吏之法成效不一

虽然各个朝代对官吏的治理均制定了严密了刑法,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各项法律的实施程度也是有所差别的, 这应该就是虽为严法, 但治吏成效有好有坏, 好的治吏效果促成了盛世, 反之便成了衰微之国。如, 唐太宗“恶官吏贪污, 犯脏必置于法, 故尚清谨, 民免培克, 贞观所以为盛”。13明太祖“惩元季昌, 重绳脏吏”, 14故“一时守令畏法, 洁己爱民, 以当上指, 吏治焕然巫变矣”。15

三、启示

从严治吏, 并不意味着封建法律将矛头对向统治集团内部, 主要矛头仍然是农民起义。封建刑法之所以重视官吏犯罪, 从严治吏, 是为了建立一个服从君王统治, 任由君王指挥调动镇压农民起义, 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干部队伍。一方面对官吏们规定了详细周密的罪刑, 另一方又规定了“八议”、“官当”制度, 使得这些惩治官吏的法律显得“严而不厉”, 这恰好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本意相吻合, 正好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借鉴中国法律传统治吏之史, 对当代中国治吏可以有以下借鉴和启示:

(一) 制定完备详尽的治吏之法

从严治吏的中国法律传统是可以用来借鉴的, 这里的严不是指严厉、严酷的刑罚, 而是指严格而全面的刑罚。只有制定了详密的刑法, 才能够更好的规制官吏们的行为, 对官吏起到震慑作用, 在思想上促进官吏奉公勤俭, “畏而知警, 免催刑辟”16。严酷的刑罚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规制作用。就如唐律中严而不厉的立法, 基本不对受贿官员施以酷刑重刑, 只是在适用刑罚的时候多用财产刑、资格刑, 少用生命刑、身体刑, 使用这些刑罚的种类达到预期惩罚贪吏的目的, 既保护了官员的体面, 也维护了统治集团整体的脸面。唐朝的这种做法也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刑法的谦抑性, 它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 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 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17因此, 对于官吏犯罪我们并不需要规定严酷的刑罚, 只需要扩大惩治官吏犯罪的范围, 处以中等的刑罚, 以财产刑和资格刑代替生命自由刑, 以达到治吏效果。

除了颁布刑法之外, 还应当对官吏的选任、考课、监守、职官等做出配套的相关规定, 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 规范官员的行为。

(二) 从严治吏必先从上至下

要从严治吏, 首先要抓住要害。罪魁祸首就是上官, 下面的官员为非作歹也是因为有了上面官员的庇护, 上官位高权重, 影响力巨大。如果仅仅只是处罚下官, 那便是让最贪着逍遥法外, 以后更会肆无忌惮。俗话说, 上梁端正, 下梁必直, 上梁不直, 下梁必歪。因此, 只有从上及下的从严治吏才能最终国泰民安, 官员真心为老百姓服务。

(三) 加强和完善监督原则

我国古代的监察机关, 无论是设置、隶属关系、还是活动原则, 都是相对独立的、直接对君主负责, 由皇帝居中驾驭, 内外相维, 层层监督。加强对干部的监督, 是从严治吏的关键所在。现今, 我们的监督机关也应当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不受政府机关的约束, 以及高层领导的干预, 应当坚定自己的立场, 不能只监督小的, 不监督大的;只监督下面, 不监督上面。我们应当赋予监督和权利相对等的独立的力量, 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监督的作用。

(四) 加强提倡廉政思想

我们一方面要制定严法, 另一方面还必须提倡廉政。人是具有可塑性的, 有些人最后之所以也向贪官发展, 是因为自己本身道德修养低下, 然后又染上了官场的恶习, 之后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之下, 就一发不可收拾。因此, 我们还应当正面引导官员改正其恶习, 提倡廉政, 熏陶官员廉政的思想, 从严考核官员的品性, 恢复其应有的良知, 对人民负责。

摘要：本文拟通过对史料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惩贪治吏方面, 依据中国法律传统对官吏从严治理, 总结我国历代治吏的特点:罪名多而全面、刑罚严苛、实践成效不一。以史为鉴, 以此得到一些启示:首先必须有完备的治吏之法, 其次抓住从严治吏的要害必先从上至下, 再次加强和完善监督之法, 提倡廉政思想, 从思想层面整饬治吏。

关键词：从严治吏,法律传统,严而不厉,启示

注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文第2篇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道轻技”思想的影响仍旧悄然不觉地渗透在生活之中, 对我们现代社会仍旧产生着影响。本文欲从现代社会教育, 技艺的传承发展等两个方面阐释“重德轻技”思想的影响。

一、于教育之影响

中国是世界四大古国之一, 对外在国际上享有“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美誉”, 对内又以华夏文化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其实并不乏人们科学技艺地创造活动, 其中很多技艺水平都远远地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 比如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造纸术, 指南针, 火药, 印刷术, 这些发明创造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演进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但是拥有如此高地位的四大发明, 在古代社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文化中, 封建统治者和文人过分重视“德”的培养, 而忽视了技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种“尚德轻技”的传统思想, 使得大多数文人读书变得有功利性, “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德”已便达到统治阶级的期望, 使自己为统治阶级所用。于是科举考试就成为了考查人们修“德”水平的唯一依据, 众多儒生日夜参透科举考试规定的四书五经内容, 渴望着一夜发迹, 升官发财, 所以大都不屑于学习技艺, 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也不感兴趣, 认为学习技艺, 做手艺人是平民阶级的专利, 登不上大雅之堂, 很难有好前途可言。

古代“重德轻技”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体制也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 在人们的思想中认为所谓的社会栋梁就是那些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而技术工人不被认为是人才。这种教育观和人才观使得职业教育始终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全国大部分职业学院成为了不努力读书而被淘汰学生的收容所, 这些学生被认为是“坏孩子”, 因为学习成绩的不理想而被钉在了道德批判的十字架上。这种歧视也使得各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招录存在偏见, 设置限制, 有的企事业单位甚至明确提出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这些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在社会上寸步难行。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重学历, 轻技能”的教育思想, 那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提高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 逐步引导家长和学生增强对技能人才的认可, 放下对学历狂热偏执的追求, 创造出崇尚一技之长的社会新风气。

二、于传统技艺传承和发展之影响

在古代社会中, 人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技艺工匠的劳动创造, 也不乏有手工业繁荣的时期, 但是由于儒家“尚德”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加上农业社会的大环境, “士农工商”, 工匠地位始终和商人一般。技艺工匠仍旧无力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地位, 无法得到统治者的重视。“重德轻技”的思想一直延绵至今, 虽然在现代社会科技发达, 科学家和技艺家的地位大大地提高, 但是“形而上之为道, 形而下之为器”[2]的思想依旧影响着我们。这种思想所造成的最大的危害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传统技艺的失传, 譬如剪纸艺术、竹编、蜡染、年画这些技艺逐渐消亡甚至已经失传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科技的腾飞, 民间手工艺已经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失去了社会价值和竞争力。“民间年画被印刷术和数字技术快速复制, 民族刺绣手法被电脑绘制所排挤, 传统手工技艺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3]加上年轻一代人承袭了父辈思想传统, 认为这种手艺活“出力不讨好”, 赚不到钱且毫无前途可言, 再加上有的人娇生惯养, 吃不了学习技艺的那份苦, 最终老技艺人找不到后来人继承他的衣钵, 随着他们相继离世, 他们的技艺也永久失传。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深受儒家“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4]等价值观的影响, 对技艺这个社会行当, 对工匠这个社会角色仍旧存在偏见, 对于他们的技艺, 人们不懂并不会觉得稀奇和可耻, 相反人们学习这些技艺也是抱着释放压力, 调节生活情趣的态度去学习, 所以大部分人只是习得了这些技艺的皮毛, 而难领悟到其精髓。所以“如何拯救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艺, 传承那些独特美丽的绝活儿, ”[5]使传统手工艺不在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走出日益式微乃至消失灭亡的困境, 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留住, 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总之中国“重德轻技”思想深刻影响着代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虽然不可否认, 这种思想有其进步意义, 它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利于人民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规避的, 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在国际环境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中国在发展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要承受外来文化通过不同渠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想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想要在国际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德”和“技”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德思想根深蒂固,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 中国人都时刻恪守着“德”字, 谨记遇事要以德服人, 要做德高望重, 德才兼备之人。但是在国内过分推崇德行, 而轻视事工技艺的偏驳思想也根深蒂固, 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本文欲从教育, 技艺传承两个方面详述“重道轻技”思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重德轻技,教育,儒家

参考文献

[1] 孔令钢.乐记的教育智慧[M].新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9.

[2] 刘德及门人.礼记乐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3] [5]黄水生.那什么拯救你, 濒临失传的手工艺[J].厦门文明, 20141110.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文第3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优势分析

概括地说,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具有以下的运用优势。1) 赋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强大的生命力。无论东西方国家, 任何一种艺术设计理念, 本身都是自身文化体系的流露, 设计师的作品也不是“空中楼阁”, 它必然要依附自身所处的文化传承体系来展示内涵。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 在社会演进的漫长过程中, 传统文化一直生机勃勃、流传至今, 它必然赋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强大的生命力。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师借鉴传统文化要素, 不仅是一种借鉴, 更是一种发掘和创新, 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 利用现代设计手段实现, 也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汲取。2) 赋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统一的和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精神, “中庸”、“贵不言”、“无为而治”等思想, 很好地反映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中国传统艺术往往“可意会不可言传”, 既含蓄而又有张力, 这对于环境艺术的“形态表达”和“感性抒发”而言是统一的, 避免了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中突兀、直接的形态, 产生深层次的意境, 从而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3) 赋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厚重的文化感。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理解为文化体系中的“典型符号”或观念, 如古代建筑中的“斗拱”结构, 就是一种特有的艺术造型, 而“园林思想”又容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乐山乐水”、“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 凡此种种, 展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精神。通过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途径, 可以将这种思想或观点更好地展示出来, 如可持续发展、统一和谐、敬畏自然等。事实上, 这也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原则之一, 即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通过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汲取营养, 善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可以有效地提升作品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现状

客观上, 我国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 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之间, 在设计领域大量的、盲目的借鉴西方国家, 从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而这种一味奉行“拿来主义”的做法, 也造成了我国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极大缺陷, 尤其是在城市规划设计中, 存在“千城一面”的诟病, 而在具体的建筑作品中, 传统文化元素摒弃的问题更为严重, 千篇一律的抄袭造成缺乏民族文化个性, 审美水平大打折扣。就现状而言,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仍是方兴未艾、程度不一。一方面, 我国进行快速城市化建设过程中, 西方现代设计理念大量引入, 呈现“后来居上”的状态, 国内一些环境艺术设计单位、人员又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如堪舆理论、五行理论等, 加上盲目崇拜而导致“民族味儿”丧失, 甚至一些特色古镇、古城、古村被拆出, 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建筑体, 这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戕害。另一方面, 传统文化元素开发力度不足, 严重阻碍了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效率。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 大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往往集中在民间, 特别是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 既缺乏保护也缺乏挖掘, 客观上造成运用阻力。

“十八大”以来, 我国高度重视古镇、古城、古村落的保护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不能大拆大建”, 这是对传统文化元素保护的重要指导原则。基于当前现状, 保护、发觉、运用应该“三管齐下”, 才能达到更好的运用目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策略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 建筑、服饰、音乐、绘画等, 各种艺术形式上都存在着特有的传统文化符号, 其中又以建筑最具有融合性, 也是表现能力最强的一种艺术形式, 如园林建筑、斗拱结构、回廊彩绘等。而狭义上的“环境艺术设计”正是围绕着建筑展开的, 客观上, 将“环境”纳入到这种艺术表现范畴中, 进一步开拓了传统文化元素的利用空间, 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优势, 如现代建筑领域中的城市绿地、广场、道路、雕塑等;在运用过程中, 笔者提出以下两方面策略。一方面, 复制+模仿。“中式风格”是近年来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的提出形成了与“西式风格”分庭抗礼的局面, 其实践手段也相对简单、随性, 在合理的空间设计中, 融入现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本质上, 这种“碎片化”的设计方式丰富了设计载体的内涵, 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复制”和“模仿”两种, 后者相对前者融入了更多的现代设计理念, 也充分展示了设计者的创造力。另一方面, 变异+进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 西方设计理论占据着较大的地位, 其设计实践中突出重构、转化、变异等特色, 将这一设计理念运用到传统文化元素上, 可实现某一具体元素的“变异”, 使其在整个风格上更适应设计整体效果, 同时采取“进化”的设计理念, 从材质、结构、美学甚至力学结构上体现。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 它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体系和特征, 同时也是民族独特精神内核的展示, 是利用现代设计理念并结合环境艺术设计途径产生的民族情感流露。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可采撷的传统文化元素以海量计, 对这些元素的运用并非单纯的输出、生硬的照搬、僵化的套用, 而是需要环境艺术设计人员运用创造性思维、创新性思想, 利用现代设计理念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改造、重组, 使其不脱离时代, 同时有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传承。

摘要：“环境艺术设计”泛指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针对室内外的空间环境进行整合的技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融入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已经成为设计师展示文化底蕴的一种重要方式, 它可以彰显设计的含蓄美、和谐美、传统美, 也是现代审美观念和传统文化元素结合的重要方式。本文中笔者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优势展开研究, 在探讨它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内涵界定同时, 提出合理的应用策略和建议, 以供广大设计从业者参考借鉴。

关键词：中国元素,传统文化,环境艺术设计,运用策略

参考文献

[1] 邱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分析[J].江西建材, 2017, (06) :40+47.

[2] 张璐.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J].智能城市, 2017, 3 (02) :10.

[3] 陈妍.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J].黑龙江科学, 2016, 7 (15) :133-134.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道教文化，民俗，性格

道教起源于上古鬼神崇拜，发端于黄帝和老子，创教于张道陵，至今约有1900年的历史。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追求自然和谐、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相信修道积德者能够幸福快乐、长生久视，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宗教意识和信仰心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道教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已在中国民间习俗的方方面面打下深深的烙印。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一、道教文化对民间节日的影响

由于古代人们对于一些奇怪自然现象的不理解造成其对自然的敬畏，同时又依赖于自然的给予，于是古代人们就认为这是神灵在主宰的世界，对其产生崇拜之情。杜撰出很多神仙式的人物并产生了很多民间节日。这些节日及其相关的风俗习惯与道教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很多是源于道教的传说, 甚至纯粹是道教节日。下面列举几个例子，从中不难发现道教文化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

春节：古代人们过一个年，现在我们过两个年。即阳历年和阴历年。为了区别开来.我们现在把阳历年叫"新年"或"元旦"，把阴历年叫"春节"。其实，按人们的传统习惯，尤其是在农村，重视的仍然是阴历年。所以."春节"成为我国最盛大的节日。在春节期间，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有很多源于道教的思想学说。

元宵节：元宵节这天要吃元宵，点龙灯。元宵节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上元节是道教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1

清明节：清明节也是道教的重要节日。道教奉行的教义之中，就包括祭祖宗、礼神明的内容。道祖老子认为，人们依道而行，就会有"子孙以祭祀不辍"的福报。清明节.又称扫坟节、鬼节、冥节。曾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而每逢清明节，道教都要举办祭幽度亡的法会，以满足信众追思、感恩亲人的愿望。

重阳节：每年的九月初九，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自古至今.重阳节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都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唐代诗人王维曾有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时至今日，重阳节依旧是在外的游子倍加思念亲人的日子。而重阳节的由来也源于道教故事。据《续齐谐记》所载，汝南桓景随道士费长房游学数年。长房谓桓景："九月九日家有灾难，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桓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暴死，后重阳登高沿袭成俗。这就是登高饮酒的来历，其中明显有道教的影子。2

许地山认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3道教文化对中国传统节日影响深远，其中的多种民俗均来自于道教祭祀活动，并且其中充满了玄学的理念。

二、道教文化与民间祭祀

谈到这个方面，不得不说其产生原因。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古代，人的死亡多数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使得人们对自然更加敬畏，并且由于道教的神鬼管观念以及方术迷信导致很多人们相信这些并且敬畏神鬼。再加上道教多数居住在深山大川，其隐蔽性也加深了人们对神鬼事物的恐惧。总之，古代人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是民间祭祀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提到民间祭祀活动，不得不提几个重要的影响深远的道家活动，如：祛病消灾，丧葬，祭灶神，庙会等。

祛病消灾：古人生病了往往请道士，道士用法术驱逐致病的妖孽鬼祟。这种驱妖的法事场面一般比较大，《红楼梦》里面就有相关章节描述贾府请道士做法驱妖，由此可见道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习俗影响之大。4近代民间仍有请道士做法祛病的习俗。

丧葬：古代人死后家中要请道士或和尚来做道场"超度"亡灵。在湘西、鄂西和贵州、浙江等地仍有为亡人"开路"、"打绕棺"、"接煞"等习俗。5

祭灶神：又称送灶神，汉族节日，灶王爷又称灶君，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民间传说灶神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因贫困而死;玉皇大帝哀怜他，封他为"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派他到人间作督善之神，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随着岁月流逝就形成了腊月二十三给灶王爷上供、祈求合家平安的习俗。祭灶风俗流传后，自周朝开始，皇宫也将它列入祭典，在全国立下祭灶的规矩，成为固定的仪式了。

庙会：庙会的源泉在于远古时期的宗庙社郊制度--祭祀。庙会起源于寺庙周围，所以叫"庙";又由于小商小贩们看到烧香拜佛者多，在庙外摆起各式小摊赚钱，渐渐地成为定期活动，所以叫"会"。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它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各地方不同的庙会上，亦有祈子、祈福求财、求医祛病、卜问吉凶等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会有商人贩卖民间玩具和小食，使这些活动中的商贸气息随着群众性、娱乐性的加强而相应增加，因此庙会又称为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后来又在庙会上增加娱乐活动，如双簧及高跷等。自此逛庙会成了人们过年不可缺少的活动。

在对民间神祀的指导方面，更加突出的是道教的"基层"神道城隍、土地、灶君等。6总之，道教文化在中国民间活动的方方面面均有所反映，对中国民俗影响深远，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有重大意义，对于维护社会安定也起到重要作用。在现今，科技的发展尽管使得大部分人们对于鬼神的敬畏感降低了很多，道教在城市中的存在感已经大幅降低，但是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能看到道教的踪迹，如农村建房屋的选址、布局，农村门上挂照妖镜等。

三、道教文化对人民性格的影响

中国的道教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文化，对中国社会有着很大影响。然而，道教很多哲理仅仅是对士大夫阶层有影响，对于世俗社会，它太深奥玄妙，文化素养差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它太遥远，因而道教的这些哲学理论往往只是在士大夫阶层产生影响。总的来说，道教在世俗文化中产生影响的则是宗教文化中特有的鬼神观念、宗教伦理信条以及仪式方法。7

中国人民的性格受到宗教伦理的影响十分严重。在民俗文化中，佛道融合问题非常严重，人们往往无法分辨什么是道教的，什么是佛教的。就如同中国的神仙谱系一样，佛道两家都在大量收录民间著名人物进入他们所谓的神谱，如关云长，佛教封他为伽蓝佛，道教则尊他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但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他们如何去收录神仙，完整神仙谱系，他们的本意都是在吸引普通大众去信仰他们，去崇拜他们。引导人们向善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风俗习惯只是俗文化的表层结构，而它的深层架构应该是在这些习惯里所潜藏的民族心理性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8人们在种种行为上表现出高度的理智，然而在未知的事物面前却表现出浓重的迷信的原始思维方式。这种对宗教的狂热迷信压制了人民的心理性格。对鬼神的敬畏感，对伦理道德的崇敬使得人们的压抑感更加强盛。而通过各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又净化了人们的内心，宣泄了狂躁的情感。于是人们又重归于平静。这样，社会安定了，人的创造性与个性意识却消失了。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统治就是来源于儒释道等的文化对中国众多人民的影响，而一部中国封建史同样可以看做是一部宗教史(如果把儒家也看成宗教)。

1卢世菊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道教论坛第26页。 2卢世菊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26页。 3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1. 4卢世菊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28页。 5卢世菊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

28页

6曹坚平中国道教文化透视 1990年3月

324页。 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1987 322页。 8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1987 362页。 ---------------

-----------------------------

---------------

-----------------------------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文第5篇

到了中国近现代, 翻译理论呈现出两种趋势, 一种是把中国传统写作理论作为规范当时翻译实践的理论上的文化渊源, 例如严复的“信达雅”, 以及对于古代部分所注重的翻译方法问题, 例如章士钊和胡以鲁关于音译意译的争论, 对译名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另一种是运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对翻译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思考, 例如, 贺麟关于翻译是否可能的思辨, 以及金岳霖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界定。与古代译论相比, 理论的自觉是近现代中国译论一个共同的明显的特点。专题性的译论论文和书籍的出现, 和就同一问题进行直接讨论的蔚成风气, 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态势和优良传统, 由此构成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主流。

当代中国的翻译理论, 其中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特点, 就是对于文学翻译及其理论探讨的一贯重视, 以及回到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中探寻文化渊源的译论建构倾向。这意味着以文科为其强项的中国传统学术, 可以继续为翻译实践提供经验关照, 甚至为翻译理论提供理论范畴和研究范式。同时, 也意味着以西学为主体的学术思路和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现代翻译理论, 在中国当代翻译研究中必然要经历的艰辛过程。然而,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 尤其是钱锺书的“化境”说和傅雷等人的“神似”说等, 其核心部分主要围绕翻译转换问题, 把标准与方法结合在一起, 以文学翻译本质论的研究为主, 在中西学术交融的路上更近了一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借鉴。

在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路径中, 中西结合形态的议论发展路径可以说是一条比较能够兼容并包的路径, 但关键在于结合得好, 需要以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坚实的中西学术为基础, 问题抓得准确, 方法也要得当, 才能避免理论形态上的不伦不类和研究效果的不疼不痒, 真正于新的译学有所建树。关于传统译论如何在与西学的融通中获得新生的问题, 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对比, 将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现代译论在理论上相互启发, 从而在学术交流中逐渐加深和完善对中西方译论的理解与认知。具体的措施及方法有:

1) 将西方现代译论当作参照, 整理我国传统译论中的相关问题并开发论题, 进行理论论述, 使其更加条理化和明晰化, 更好地与国际译界接轨。例如把“五失本, 三不易”当作本体论, 把“信达雅”当作翻译的准则等, 有些则要通过命题或形态的调整才能实现理论操作。

2) 整理和提炼中国传统译论中最有价值的理论, 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合理地逻辑推理, 使其具有现代译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例如“文质”、“神似”、“化境”、“译味”等理论。

3) 为了形成中西译论的有力结合, 要从中国传统译论中提取有价值的理论, 从而能够更好地阐述西方现代译论中的有关问题并理解其隐藏的深刻意义。例如, 可以利用“互文见义”、“旁征博引”等传统翻译文论, 对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进行阐述, 使其更加完善并中国化。

4) 利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如儒家、佛家思想, 进一步阐述西方现代哲学及译论中的相关问题, 例如翻译的起源、翻译的本体、主客体及其关系等问题, 赋予其中国传统哲学的博大精深等特点。

5) 利用我国翻译史的经典事例来验证西方某些翻译理论假设, 或者运用西方重要的翻译理论来探究我国翻译史的阶段发展或整体形势, 以期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翻译史。例如, 运用伊万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 来分析和研究我国翻译史上的四次高潮, 从而实现理论检验和历史认识的作用。

中西译论的相互阐发是中西译论结合的一条路径, 但不是唯一的路径, 也不一定是产生新译论的最佳路径。在这方面, 保持开放的眼界和敏锐的思维, 是十分重要的。新译学的诞生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需按照中国传统译论的论题所提供的理论空间和致思方向做进一步的开拓, 同时这种开拓本身也就包含在了方法上和观念上对于西学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愿中华译学的命脉源远流长, 从涓涓细流汇成可观的江河湖泊, 最终汇入世界译学的浩瀚海洋。

摘要：纵观我国传统译论的发展, 在古代、近现代以及当代都分别涌现出大批的翻译家, 他们的翻译理论也为翻译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最初道安的“五失本, 三不易”、唐玄奘的“五不翻”到严复的“信达雅”、章士钊和胡以鲁关于音译意译的争论、金岳霖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界定, 到后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 我国传统译论不断发展、深化, 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框架。

关键词：翻译实践,传统译论,翻译理论,中西结合

参考文献

[1] 朱志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化说” (前期) [J].中国翻译, 2001 (2) :3-9.

[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3]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文第6篇

一、中国“工匠精神”的文化溯源和新时代的要求

马克思人学理论有着强烈的实践性特征, 它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工匠精神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和确证。工匠精神是一种人的精神, 工匠的活动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 而不是一种被迫的异化活动。工匠精神是对人和他的世界的一种超越, 是一种情怀, 是对人自身的创造和超越。工匠精神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也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确定。”恩格斯曾经说:“工具的使用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 劳动使人真正成为人。”在时代发展下, 随着中国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迈进, 工匠的技艺, 工匠精神的引领, 工匠文化的凝注, 都将成为新时代各行各业的主题, 这是一种追求, 也是一种趋势, 更是一种使命。

“工匠精神”作为华夏民族文明史上恢弘的一笔, 彰显着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卓越伟绩和文化自信, 也是民族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 同时具有历史性和共时性。《礼曲礼》:“天子之六工, 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木工也。工者, 巧饬也。百工皆称工, 称匠。独举木工者, 其字从斤也。以木工之称引申为凡工之称也。”据史料记载, 我国的“工匠精神”早在4300年之前已肇始。承载文明史的各类典籍中不乏超绝奇特的工匠故事, “庖丁解牛”“梓庆为锯”“佝偻承蜩”等历历在目。也正是代代工匠对自然的敬畏, 对技艺的追求, 持之以恒的努力, 才铸就了我国宏博的物质文化遗产, 也焊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愫风韵, 成就名扬世界的华夏文明。随着历史的演变, “工匠”也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发展标志、经济象征、文化标志、科技进步的一部分, 渐趋凝练为迥异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因此可以说, “工匠精神”是创就文明的根源和依托。从“工匠”到“工匠精神”是对工匠技艺的尊重、对其精神境界的升华。没有工匠无从谈起工匠精神, 没有工匠精神无从谈起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韵。工匠对自己技艺的严苛要求, 对精益求精、锱铢必较的追求, 对自身工艺的自信是当代社会所追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 也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工匠精神”成为时代性的命题, 被赋予时代性的价值, 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精神引领。敬业、精益、专注、创新, 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对此论述可详见本人拙文, 自不赘述。

每一个身在职场的人, 都能以“工匠精神”自居和涵养, 那么整个民族的精神信仰将提升到很高的水平。当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已熔铸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工匠精神”的深度理解和高度凝练。从精神层面上看他们是相通的, 这是对传统美德的一种推崇、弘扬和再缔, 也是一种警示和启发。在新时代的年轻人身上, 有前辈难以想象的超越, 亦有意想不到的本质精神的丢失, 如敬业精神、专注精神以及对精益求精技艺的不懈追求。各行业似乎都缺乏一种不受外力虏获的内在笃定, 缺乏一种不受利益驱使的自信。工匠精神不是一种顽固不化的“死守”。工匠精神需要工匠精神的支撑和保证, 但同时创新不是凭空臆造, 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破与立。因此, 我们应以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念, 秉持“匠心”“匠魂”, 追求行业发展和经营模式的创新, “老办法”变“新办法”, “老路子”变“新路子”。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才环境状况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是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 是自身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 我们必须用新思路、新战略、新方式走出新路子。振兴老工业基地人才是关键。

从社会发展来说, 我们不再是传统工业模式时代, 陈旧的生产模式需要改变, 技术理念需要更新, 用信息化带动产业化。我们需要科技人才, 需要新型经营和管理人才, 从制度到文化, 从社会到个人, 从技术到心灵, 都需要“大换血”。“人才兴省”首先要“兴人”, 落到实处的“兴人”。由“走”变成“不走”, 到“不想走”、“绝不走”,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改善人才环境的长久路子。留下人, 才能谈振兴和发展。

从个人角度来说, 对于大环境的评估和考量, 已经“亲情”让位于“生存”。外来诱惑大于本土优势, 生存问题大于情感诉求, 人才自身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生存与尊重、机遇与平台、发展与前景无从谈起, 迷茫与缺失感, 会变成人才流失的最直接的理由。“走不了”的不新不精, 理论不新, 技术不精, “饿不死的混日子”状态等, 缺乏发展动力。“必须走”、“走不了”的两级, 使得“人才流失”问题已变成“人口流失”问题。如果从物质层面上说, “走”未必是上策, 从精神层面说, “留下”是良策的话, 会有人选择“留下”, 因为华夏文明的重情重义意识亘古不变。所以, 我们应该看到“情义”“精神”的强大力量。

三、弘扬“工匠精神”的策略研究

“工匠精神”不仅是个人的职业要求, 也是华夏文明精神遗产的一种传承, 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重要支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历史的震撼力量, 应该充分发掘、弘扬, 这是对传统工匠精神的秉承, 也是我们自身优势的发力。

青年才俊的进步意识是关键

作为新生力量, 远离物质利益的诱惑和驱使, 需要一种追求, 一份执着和坚守。这就是中国的“工匠精神”的核心内容。抛弃功利, 积极奉献自我, 追求不朽和卓越, 为“中国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力量, 有效地服务于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和发展。

(二) 发挥地区优势, 弘扬东北老工业基地辉煌历史的震撼力量

曾经的辉煌是一种鼓舞, 感同身受比遥不可及更具有震撼力。老一代的奋斗历程、革命精神, 新一代的创业楷模, 都是生动鲜活的励志教材。雷锋、孟泰都是楷模, 宣传、感悟、升华其他们的事迹, 让新一代感受到老一代的精神。当下的各类评价体系应向“工匠”楷模倾斜, 让“工匠楷模”“技术精英”的意识落地开花。

(三)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中找到自信, 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源泉。匠心、匠才、匠德文明, 从古至今, 经久不衰, 仍有巨大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不断强化中华传统文化在文明建设之“工匠精神”构建体系中的地位, 对于深化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强化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提升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具有极大的精神引导作用。

(四) 实现创新性思维的传承, 以老带新, 以新易老

“以老带新”, 与工匠传统的“师徒制”异曲同工, 都重在发挥“示范带头”的作用, 发挥“名师”效应。“以新易老”, 年轻人从研学环境带来的新知识、新理论、新观念, 对老一代的影响, 带动改变、改革, 实现突破和创新, 在“互惠互利”中共同进步。老与青, 都要适应转型的需要, 深化理论, 提升实践认识, 在实践中历练自己, 精益求精, 实现教、学、研三者结合, 切忌“闭门造车”。

四、结语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已经到了不得不破与立的阶段了, 若以前是被动的, 那么现在应是“必须主动”。面对人才流失的严重状况, “人才振兴”已显得尤为重要, 空话无效, 需要切实可行的策略。除了政策扶持, 还需要感情、意识的培养和强化, 可以充分发挥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传统的工匠精神力量, 从根源上、意念上, 留住人, 发展人,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改革才能得以实现。

摘要：中国“工匠精神”, 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一种实践和深化方式,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一种彰显。“人才振兴”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的首要问题。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弘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历史的震撼力量, 这是我们自身优势的发力, 也是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秉承。

关键词：“工匠精神”,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振兴

参考文献

[1] 王寿斌.正确认识“工匠精神”的内涵和外延[J].江苏教育, 2016 (20) :28-29.

[2] 李婉芝.匠气匠心匠技[N].中国教育报, 2016-12-01 (005) .

[3] 胡长荣.弘扬中国传统工匠精神为企业铸魂[J].企业文明, 2016 (3) :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