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作用管理论文范文

科技伦理作用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由孔子开其端。孔子的求真殉道的治学伦理、知德统一论与无神论倾向、惜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与资源伦理思想以及将自然美与伦理美结合起来的比德教育方法，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当前科技伦理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知、力；比德

文献标识码：A

科技伦理作用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灾疫行为是灾疫研究的直接问题对象，它现实地展开为灾疫场境中的社会行为，因而有待灾疫社会学的诠解。生命安全和健康问题是灾疫行为最切近的要素，由此灾疫医学构成了理解灾疫行为的又一维度。对灾疫医学行为的理解，最终须借助灾疫医学伦理研究。国内学界对医学道德原则的界定、尤其是对灾疫医学行为的伦理反思，可能启迪灾疫伦理学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灾疫行为；灾疫伦理学；多维透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X058)

作者简介：杨兴玉(1974￣),男,四川隆昌人,博士,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讲师。

一、灾疫行为及其社会学维度

为了解蔽灾疫伦理所由发生的问题情境，我们首先对灾疫研究状况做总体描述，继而重点解析当代世界灾疫失律的生存境遇。“当我们开始伦理反思的时候，应把行为问题看作伦理学的最终意义的基本问题”。[1](P123)对灾疫伦理学而言，灾疫场境中的人类行为就成为不容回避的基本对象。为了行文方便，不妨将其表述为“灾疫行为”。

尽管人类与动物都存在一定的行为，但严格地讲，“行为仅限于执行理性的选择，仅限于只有人才能做的事情”[2](P19)；或者说，“只有基于有意识的理性选择和决断的自觉活动，才堪称行为之名”。[1](P124)既然行为概念有着明确的属人性，“灾疫行为”之说，就不致于产生歧义或混讹。

大体上，人类行为涉及三种维度，即：机体性或物质性、心理性或精神性、世界性或对象性。[3](P6)此三者同样构成了灾疫行为的基本规定性，由此灾疫行为可以在自然、精神、社会等层面予以诠释。其自然层面通常诉诸灾疫技术学，比如传染病学和部门灾害学等；其精神层面可能诉诸灾疫人文学，比如灾疫哲学、灾疫诗学和灾疫文学等；其社会层面则需诉诸灾疫社会科学，比如灾疫政治学、灾疫经济学、灾疫社会学和灾疫伦理学等。当然，现有研究较少对灾—疫作整体考虑，而是分别展开为灾害、疫病的相关研究，兹不赘言。

进而言之，灾疫行为的如上三种维度，都将展开于世界性/对象性的社会层面。不仅灾疫社会科学、灾疫人文学必须置基于不可或离的社会属性，即便源于自然科学的灾疫技术学（如自然灾害学与传染病学），也具有毋庸置疑的社会性质。实际上，自美国社会学家弗里兹开启灾害社会学研究以来，自然灾害的社会性质，就逐渐成为灾害研究中的一种基本共识；[5](P48)至于传染病学所源出的医学，如于光远所论，“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5]由此，对灾疫行为的诠解，就有必要诉诸灾疫社会学（包括灾害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

一般而言，社会学视域中的行为分析涉及不同的层次，如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系统研究与微观层面上的日常行为分析——当然，此二者并非“彼此界限分明”。[6](P25)在论及医学保健行为时，有学者将其划分为社会保健行为与个体保健行为；[7](P25)同样地，灾疫行为也涉及宏观层面的社会行为与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如王子平将社会学分析的对象区分为宏观灾害与微观灾害[8](P36￣37)，其具体所指即宏观灾害行为与微观灾害行为。

尽管灾疫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一定进展。在国内研究中，不论灾害社会学或医学社会学，都已出现一定数量的理论专著，由此构入了灾疫社会学的研究实绩。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为灾疫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诸如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都为灾疫问题的社会学求解注入了新的活力。

“风险社会”的说法，源自U•贝克对后工业社会的命名。有别于工业社会中存在于贫穷、技能、健康等方面的局域性风险，当代社会的风险大多体现为全球性威胁。在风险社会中，主要的难题不在于物质分配，而在于风险分摊。中国同样具有风险社会的特征。贝克认为，目前中国“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9](P24￣25)就风险的具体所指看，A•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前者来自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后者则因知识对世界的影响而产生。比方说，农业歉收、洪灾、瘟疫或饥荒都是外部风险，而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环境问题则属于内部风险。[10](P22￣23)应该说，风险社会理论揭櫫了当代社会的生存特征，由此对灾疫研究不无启示意义。不仅如此，灾疫失律的现状表明，灾疫、尤其是疫病极有可能从外部风险，转换为不折不扣的内部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新的思维观念，并不旨在提供应对灾疫挑战的具体举措[9](P30)；相反，社会资本理论却可能为灾疫行为提供必要的行动方案。社会资本有多种语义，在此它主要是指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最早予以阐释的一个社会学概念。[11](P202)概言之，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相互转化，而所有资本均可以简化为经济资本。[12](P44￣46)在国内学界，赵延东较早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灾害研究，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3￣14]但总体上讲，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社会学是我们借以理解灾疫行为的重要维度。但灾疫行为及其所在的灾疫场境，构成了复杂的问题对象，仅有社会学观照，尚不足以实现应有的整体性把握。

二、灾疫境遇中的医学维度

灾疫行为—灾疫场境作为一种复杂的问题对象，其复杂性首先来自灾害系统的复杂性：不同灾种既相互区别，又具有系统联系[15](P25￣26)；不惟如此，相关的灾害管理同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监测、预报、防灾、抗灾、救灾、恢复6个环节”。[16](P3)

要理解复杂的灾疫行为及灾疫场境，首先必须把握其基本构成要素。灾害社会学研究表明，“构成灾害的基本要素有三个，这就是人的伤亡、自然生存环境的破坏，社会生存环境的破坏。”[8](P50)其中，最为切近的就是“灾难对人的伤害”，因为“它直接关系着灾区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千家万户的安危”。[17](P7)由此，对灾疫伤害的医学救治，就构成了灾疫行为的核心内容。相关的医学研究，主要体现为灾害医学、灾难医学、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学等。

正如英国学者P•巴斯克特等所论，大量史实表明，“医学史是和灾害史无情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几乎所有的重大医学进展都是灾害的需要使然”。[18](P18)巴斯克特等在其《灾害医学》中考察了诸种自然灾害(如火山喷发、地震、传染病、水灾等)，其中有关传染病的综述所占比重最大。可见，所谓灾害医学，本身就是涵盖灾害与疫病的灾疫医学。不过，在具体行文中，该书对传染病的论述，仅限于“突发自然灾害后的传染病与流行病学监测”一章。对该书的如上讨论，同样适用于国内已出的20余部灾害医学、灾难医学著作。换言之，灾害医学中的疫病，通常特指灾后的疫病，亦即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瘟疫或传染病。

然而，新世纪以来的若干重大疫情表明：更具威胁性的疫病，可能与自然灾害并无直接关联。此类疫情一般被归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研究主要见于公共卫生学中的突发事件研究。后者也可发展为专题性的“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学”。[19]

诚如布朗斯坦所论，“病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比他的躯体要大得多，要注重病人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7](P72)在当代综合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下，灾疫医学行为不仅包括必要的生理救治，还必须兼及对灾疫伤害的心理救治与社会救治。由于此问题涉及灾害、医学、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进而关涉传染病学、灾害医学、救援医学、社会医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其繁难程度可以想见。大体上，相关研究可见于以下两个领域：

其一，灾害医学、社会医学、医学社会学中的相关论述。譬如，张鸿祺主编的《灾难医学》，即将“灾难引起的精神应激问题”视为灾难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何作顺主编的《社会医学》，亦辟专节讨论了“灾难社会医学”(7.3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医学”(7.4节)。[20]无可讳言，灾害医学、社会医学或医学社会学，虽多有涉及灾疫问题者，但一般止于对灾害学的概略介绍，而灾疫医学的社会、心理向度尚有待实质性地展开。兹不赘述。

其二，医学心理学中的灾害心理。如王友平主编的《医学心理学》，较早论述了灾害的心理护理问题；陈青萍在《现代临床心理学》中，详细讨论了灾难性心理应激问题；再如L.Crocq在PierreCarli等主编的《急诊医学：成人内—外科学》中，对此问题亦作了较为权威的界定(即“应对受害者的医学心理学措施”)。[21]

正如恩格斯所揭橥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4](P149)2003年SARS疫情所构成的危机，反过来却推进了国内学界对灾疫救治问题的研究。相关著述，既有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如郑力主编的《SARS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冯惠玲《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等，也有针对灾疫心理救治的专题论述，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健康心态战胜“非典”：SARS的心理应对》。[25￣27]

不论灾疫中的心理救治或社会救助，都必须诉诸一定的伦理原则，因此灾疫医学行为最终受制于相应的医学伦理思想。此问题具体展开于两种向度：一是灾害救援中的医学伦理；一是疫病防治中的医学伦理，如孙慕义所倡导的疫灾伦理学。不论灾害医疗或疫灾防治，都体现为公共健康事件，因此其本身又是公共卫生伦理、公共健康伦理(如肖巍、史军等的研究)的问题对象。由于疫灾伦理、灾害医学伦理、及公共健康伦理，皆源出医学伦理，因而有必要置于医学伦理学的宏观背景上予以考量。

三、医学伦理及其道德原则

历史地看，医学伦理存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不同时代的医学伦理有各自不同的伦理思想背景。按照杜治政的界定，古代社会的医学伦理，主要体现为医德学，其思想基础即美德论、义务论；近代以来，随着实验医学的兴起，医学伦理在义务论之外，又要求价值论的介入；1970年代以后，随着生命科学的崛起，医学伦理学得以拓展为生命伦理学，其伦理思想背景中添入了公益论；近年来，医学伦理开始发展为更具普适性的健康伦理学。[28](P3￣5)

杜治政的如是论述，有益于理解医学伦理发展的一般历程。当然，任何理论概括都可能放过若干问题细节。比方说，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后发形态，并不会必然取代医学伦理学的既有地位。一方面，不论医德学或者医学伦理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域限，由此它们并不因生命伦理学的出现而停止发展；另一方面，尽管生命伦理学拓展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且对其学理性有所提升，但其问题视域基本局限于新兴的生命科学，因而尚未涉足更广泛的医学伦理空间。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生命伦理学主要着眼于“社会微观层面，或个体利益问题，而不是宏观的社会伦理问题”,[29](P12)由此医学伦理就不能止步于生命伦理学，而须拓展于公共健康伦理学。

从医德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到公共健康伦理学，不同形态的医学伦理都不离于对生命、健康问题的伦理思考，由此必须诉诸一定的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此三者有不同的特征，即：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体系性，“道德规范是易变的，而道德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情况”。[2](P645)有关医学伦理的思想基础，前文所述的杜治政之论甚为精当。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伦理思想之间可能存在激烈的冲突。例如基于道义论的生命神圣论与源自功利论的生命质量观，几乎水火难容。

鉴于医学的道德规范复杂多变，为避免过分繁琐，此处仅对医学道德原则作一管窥。当前，国内对医学道德原则的界定，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探询社会主义医学道德，一是引述西方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观念。就前者看，早在1981年全国医德学术会议上，与会专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医德的三项原则，即：“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此说又被修改为“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并沿用至今。[30](P167)就后者看，1989年，美国学者比彻姆和查尔瑞斯提出，生命伦理学应遵循四种原则，即：“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和自主性原则”。此说不仅逐渐被国际医学伦理学界接受，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31](P38)在具体论述时，此四原则又被表述为“行善、尊重、医疗公平和不伤害”，或者“尊重、不伤害/有利、公正”，[32￣33]等等。

客观地看，比彻姆的四原则在当下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即便坚持本土学说者也可能吸收其观点而有所折衷。譬如冯泽永等讨论了医学伦理的四种原则，包括医学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公平、优化等原则，[34](P20￣28)明显具有兼容、整合中外学说的特征。再如，丘祥兴等将社会主义医德原则视为“基本原则”，而将比彻姆等的学说称作“具体原则”。[35](P49￣54)对此，不妨比较一下孙慕义对生命伦理学的述介。孙慕义将比氏的四原则称作基本原则，其具体应用原则则包括“知情同意、医疗最优化、医疗保密和生命价值原则等”。[36](P58￣65)可见，国内的医学伦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比彻姆学说的影响。

不论是界定医学道德原则的两种基本思路，拟或国内学界对此的折衷，都可能启迪我们对灾疫伦理学及其道德原则的研究。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对灾疫行为的道德要求。

四、灾疫医学伦理及其道德原则

如前所述，灾疫医学行为的伦理性，具体展开于两种向度(即灾害医疗与疫灾防治)。鉴于其伦理性涉及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为有效地切入论题，以下将集中考察灾疫情境中的医学道德原则。

相对而言，疫灾防治的医德问题得到了较多讨论，相关论述可见于医学伦理学中的预防医学章节。自1984年以来，就多有《医学伦理学》论及预防医学的道德标准。譬如中南五省协编的教材，较早论及预防医学的五项道德准则，即“增强预防医学道德责任感；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防病治病；团结合作，协调一致；秉公执法，无私无畏”。洪兴国等讨论了类似的道德标准，即：崇高的献身精神；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发扬科学求实精神；坚持医德要求，妥善处理矛盾。李珠江主张预防医学应遵循三项原则，即：防患于未然；对社会负责；秉公执法。[37￣39]就此后百余部教材看，其具体论述虽或有所损益，但要旨却大体相近，在此不拟备述。

如上三部教材分别使用了准则、标准、原则之说，此三者在语义上显然不能混为一谈，但具体所指却别无二致。即此可见，此类论述多重在对职业道德的经验化育；若衡以严格的伦理学范式，却难免不尽人意。杜治政曾指出医学伦理学研究存在“资料太少”的问题：“除了《中国医学伦理学》和《医学与哲学》两本杂志外，就是一些教材。而这些教材内容大同小异，很少有新的观点。”[28](P393)如是批评，移之此处的讨论对象，似乎并无不可。

大体上，可以将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引进，视为国内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其具体标志，则是1980年代邱仁宗的两部著作：其一是国外生命伦理学论文的编译，其一是他对相关理论的述介。[40]此前，医学伦理多止于感性的经验之谈，而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此后，生命伦理学不惟拓展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且对其学理性也有所提升。

再看灾害医疗中的医德问题。尽管相关内容较少见于医学伦理教材，但这并不妨碍其现实的理论建树。郭照江等讨论了“灾害医学救治的特殊医德原则”，其中包括“公益性和无偿救治，争取最大健康效益，积极适应特殊环境，强化协调与配合，医德尺度宽严相济”等。[41](P282￣287)如上表述，虽或可商榷，但已开始矫正疫病防治伦理中常见的规范、原则不分的痼疾。

灾害伦理的研究专著，亦有可能涉及这一问题，如钱俊君等的《保天心以立人极——灾害的伦理救助》、刘雪松等的《汶川地震的启示——灾害伦理学》（以下简称钱著、刘著）。

钱著提出了灾害救助的五种伦理原则，包括“生命关怀优先性原则、损失最小化原则、整体利益大于局部利益原则、尊重灾害知情权原则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等”。[42](P91￣103)其具体论证的缜密程度，似非医学伦理学中的预防医学道德可比；较之医学伦理的基本道德原则，此说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譬如说，原则二和原则四，与生命伦理学中的“有利无伤”、“医疗最优化”、“知情同意”等大体相通；原则三和原则五，则明显衍生于社会主义医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生命关怀优先性”被置于诸原则的首位，由此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生命主义伦理学特征，这一点正是多数生命伦理学文献所欠缺的。

刘著论证了灾害中伦理关怀的优先原则和灾害行为的无罪免责原则，其中优先原则又包括责任人优先示范、老人妇孺优先保护、生命安全优先，以及整体利益优先部分利益等原则。[43](P123￣135)不难发现，优先原则的后两项与钱著的原则一和原则三基本对应；但优先原则的前两项似更近于具体规范，而非普遍性原则。此外，刘著对“灾害医学救助中的伦理特殊性”虽有专节论述，但止于对灾疫医学场境的描述，而似无意讨论可能的医德规范或医德原则。

从根本上讲，灾害医疗与疫灾防治都体现为公共健康事件，由此其伦理向度可能在公共健康伦理中得到论证。目前的相关研究，有如下几种思路：首先，对灾疫伦理的经验叙事。它主要来自一线医务人员对医学道德问题的经验反思，其长处在于具有突出的在场感，但难以获得必要的普适性。其次，对域外公共健康伦理的述介、应用与发展。如国内学者肖巍、史军等所作的开拓性研究，由此可能为建构本土学说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其三，对灾疫场境中的伦理难题的反思与求解，如刘世炜对“传染病防治中的伦理学问题”的考察，或者谢苗荣等对“灾害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的探讨。[44￣45]尽管问题更多具有解构性而非建构性，但对问题的自觉本就是理论突围的重要契机。

综上，本文综合考察了灾疫行为的社会、医学、伦理维度。尽管灾疫行为亟待在灾疫伦理学中获得必要的价值尺度，但灾疫伦理的研究现状尚不足以充分回应这种迫近的现实吁求，由此灾疫伦理学就有待全面建构。

参考文献：

[1][日]小仓志祥．伦理学概论[M]．吴潜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英]布宁．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Z]．王柯平，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高楠．生存的美学问题[M]．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4]章人英．社会学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5]于光远．临床过程与临床医生的思维——在全国第二届医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J]．医学与哲学，1983(12)．

[6][英]吉登斯．社会学[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美]恰范特．医学社会学[M]．蔡勇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8]王子平．灾害社会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9]朱力．我国重大突发事件解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英]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1]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黎珍．正义与和谐——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3]赵延东．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5).

[14]赵延东．自然灾害中的社会资本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07(4)．

[15]张波．农业灾害学[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6]张梅颖．城市灾害管理[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

[17]张鸿祺．灾难医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1993．

[18][英]巴斯克特．灾害医学[M]．张建平，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2．

[19]童建．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20]张鸿祺．灾难医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1993；何作顺．社会医学[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21]王友平．医学心理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

[22]陈青萍．现代临床心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3][法]PierreCarli．急诊医学：成人内-外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5]郑力．SARS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6]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健康心态战胜“非典”：SARS的心理应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7]冯惠玲．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8]杜治政．医学伦理学探新[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

[29][加]许志伟．生命伦理——对当代生命科技的道德评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0]孙福川．医学伦理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31]李本富．医学伦理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2]孙慕义．医学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3]翟晓梅．生命伦理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4]冯泽永．医学伦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5]丘祥兴．医学伦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36]孙慕义．医学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7]中南五省(区)十所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编写组．医学伦理学[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38]洪兴国．实用医学伦理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

[39]李珠江．医学伦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9．

[40]邱仁宗．对医学的本质和价值的探索[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邱仁宗．生死之间——道德难题与生命伦理[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

[41]郭照江．现代医学伦理学[M]．长沙：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

[42]钱俊君．保天心以立人极——灾害的伦理救助[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43]刘雪松．汶川地震的启示——灾害伦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4]刘世炜．流行病学实践与研究相关的伦理学视角与思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4).

[45]谢苗荣．灾害与紧急医学救援[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陈伟)

Society,MedicineandEthics:MultidimensionalPerspectivesof

CalamityandPestilenceConducts

YANGXing￣yu

(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LeshanNormalCollege,Leshan,Sichuan614004,China)

科技伦理作用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1.1 建设科技服务体系,加强农业科技推广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加强需要在改革的基础上,首先是需要农业科技的推广团队进行完善,在此基础上要不遗余力地调动企业以及农业的积极性,慢慢地建立起政府主导,农民、企业以及农业科技工作人员协助,且随时需要广泛参加的农业科技的推广队伍。改革以来,市场经济的作用需要各行各业去挖掘,应充分发挥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使得农业科技的推广队伍具备多元化的特点、多样化的推广形式以充分发挥市场的机制化。

1.2 提高农业科技的开发与研究能力

农业科技对于农业生产以及经济都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从以下四方面进行阐述。第一,未雨绸缪,对全国老百姓负责。研究的长远计划是要就我国广大人口的口粮问题进行一个长远的需求估算与技术预测,必须提前做好相关的研究以及技术层面上的准备。第二,发展需要可持续的意识,农业的发展也需要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探究,需要将应用研究列为重点,必须切实解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被严重制约的关键困难,以谋求突破战略性的技术难题。第三,加速推动农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化,这需要企业来具体在市场上带动。农业的应用产业化的技术分别有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生物技术以及核技术,以这些技术带头的企业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才能够形成一批有实力的农业高科技的企业集团。第四,严抓基础性的工作,农业科技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基础的农业工作,以基因工程、杂交优势以及光合作用机理应用、生物固氮等方面的科技研究工作需要稳步抓稳。

1.3 加强农业科技体制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加大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力度,需要考虑到具备周期性、公益性、地域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第一,布局的优化,以往按照行政区划分的农业科研机构,现在需要建设新型的农业科研组织体系,其特点是以生态类型区为基础[1]。第二,专业结构的优化,农业种植涉及产前、中、后三个环节,需要农业科技来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特别是需要加强产前的科技方法的应用。第三,扩大合作范围,要和国外有经验的机构合作,吸收有利经验、吸引高水平人才、引进先进设施以及资金供农业科技发展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1.4 农业科技成果的利用转化工作要以农村经济产业化为中心

农业产业化相关的技术需求,需要对实用且先进的一批农业技术进行适当引进来组装成配套范例,并且推广到全国的某个地方来进行一定范围试验,如果时机成熟,会大范围地推向全国每个地方。同时,需要积极对东部乡镇企业进行引导,通过国家重大的成果计划、科技公关计划推动农村科技的进步,进而达到企业科技化、规模化以及效益化。

1.5 新型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

农业科技的体制改革需要加速,目的是建立以技术服务、研究开发、科技管理、科技企业为组成部分的新型农村科技创新体系。农业科技目前呈现出重复、分散、多头管理的混乱现状,已严重背离建立具备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机构的目标。所以,需要以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来分类重组农业科技机构。基础公益类、技术开发类以及科技服务类三类以采取不同的支持方式组成了农业开发机构。

1.6 重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的培养

虽然我国粮食产量大,但我国人口众多,平均拥有的农产品占有量还是很低,所以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农村迫在眉睫。这一特殊的国情就已注定了我国需要建立一支高质量且宏大的农业科技体系,大幅度地提升农民相关的科学知识[2]。

1.7 科教兴农投入的增大

农业科技的投入需要通过各级政府以及全社会等各种途径来实现的,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农业科技专项资金用在重大农业科研项目上的建设。经统计,2005年全社会的研究开发需要的经费已经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2%,足以看到国家对农业科技的重视。

2 农业科技对发展农村经济的作用

农村在我国一直都是落后的代名词,农业科技的注入,就像干涸的土地得到了雨水的滋润,肯定会使得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应从各方面来分析农业科技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2.1 推广的作用

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引到一个地方直至消化,是需要科技信息这个载体实现传递的。推广的作用能够对农村科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进行促进、推动科技兴农。首先,利用农民看得到的方式,将农业科技的针对性且时效的信息传递到农村每个角落,为农民实现脱贫致富提供了可能,这是转化为现代农业,实现集约型农业的必要工作;其次,在推广的同时,通过广泛传播的农业新的推广应用,能够在农民的意识中得到质的提高。他们会在农业科技的宣传上做足功夫,农民整体的农业科技意识慢慢地也就得到了提高[3]。

2.2 农村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得到促进

农村经济发达的程度要看农村相关产业结构是否得到了软化,软化也就是经济模式由原来固定不变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农业科技的普遍实施能够带来实际的改变,从产业内部的信息、公共关系、管理与计划等方面根据农村经济良好发展而不断投入,也逐渐形成了以技术密集型为主,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辅的新型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从原来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的模式。

2.3 替代的作用

假设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与美国类似的农田决策系统,根据我国的农业专家估算,能够在灌溉北方冬小麦中节约102亿m3的用水,这个概念等价于15万t的石油;这种假设如果成立则还能够对大量节省劳动力和资金[4]。可见,能源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资源明显有被信息资源给代替的可能。农业科技的推广,使用的科技信息产品以及服务都是能够代替以及节约各种各样的基本资源的能耗,这种作用在规模化的效益下更加凸显。

2.4 优化的作用

现代生产力的变化核心在于号称“最有的生产要素”的信息,农业科技信息也同样是如此。农业科技信息会配置农业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并且会优化结构对产生进行有序安排,具体优化作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村生产的决策人能够使用农业科技信息,将农村的生产要素进行最佳调配与组合,对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重要指导作用;第二,农民们能够掌握农业科技信息,在劳动的过程中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以及对工具的高效利用率;第三,农村经济的管理者理解并接受农村科技信息时,将会对管理工作的尺度把控以及生产推动有着指导作用,会对农村生产系统的有序性进行保证。

2.5 导向作用

市场经济已深入我国的发展模式上,这也使我国农村的市场农业有了经验。农业科技信息会为农业面对国内外的市场提供导向。市场农业的发展也就必须遵循信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要将网络化的信息作为支撑与导向,并且能够获取精准、时效的信息来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面对全球化的竞争。

3 从与国外的差距中学习获取科技的策略

想要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要了解我国在技术层面上与国外的差距从这些差距中获取不同的学习策略,尽快将被动的局面扭转过来。

3.1 农业机械化技术

但从机械化起步的时间来看,我国就已经落后与国外一大截。从现有的大量生产的产品观察,产品的技术水平以及机具的性能都只是相当于二十世纪五六年代的平均水平,具体来说就是落后了三四十年之久;从应用机械化程度,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全面实现机械化农业操作,而我国是77%的机播率、80%的机耕率、70%的机收率。

3.2 畜牧业科技

据研究机构提供的资料,我国畜牧业的科技水平总体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10~15 a,大概处于他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更为特别的是我国在畜牧业基础学科的研究上的差距太大,而有些研究根本就是空白的。

3.3 农田的灌溉技术

不够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自动化控制设备和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特别大的差距,其中设备的材质以及性能、自动化等具体规格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以色列在灌溉方面为世界领先水平,灌溉面积的2/3为微灌,1/3为喷灌。

3.4 农作物的品种

国外发达国家在良种繁育体系和制度这块已达到了规范化以及科学化,远远领先于我国;同时,我国的品种资源工作的体系以及资源鉴定的体系还有待完善,利用人工创造新物质以及保存种植资源的生物技术我国也是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最重要的作物生理化研究部分,我国的众多工作依旧停留于个体和器官或者是细胞水平上面的研究,只是相当于国外发达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

3.5 植物的生物技术

农业生物的技术产业化程度在国外已相当成熟,如细胞与组织的培养产业化、生物技术的农产品、微生物农药、人工种子与胚芽等。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比较下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研究设备以及手段、植物生物技术的水平依旧不高、工业化程度地下等。通过和国外的农业科技对比,我国在农业科技上要下很大的功夫。应从这些差距中去多加学习,尽量地将世界先进的农业科技带到农村生产中,实现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

4 结语

农业的生产力的重要基本要素就是农业科技的信息,在科技兴农的远大目标中是一种指导,使人们更加科学、严谨、高效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使农业的科技信息植入在农村经济中,是农村信息化进程能否进行的关键一步,也是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的关键,需要从容面对其中的困难。

摘要：科技进步对于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有益的,农业科技的应用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此,从农业科技的发展战略出发,深究农业科技对于农村经济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农业科技和国外的差距中寻找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科技,农村经济,作用,对策

参考文献

[1] 陈宏.试论我国农业科技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及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09(17):42.

[2] 穆宏芸.浅析我国农业科技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及对策[J].硅谷,2008(10):199,168.

[3] 李焱荣,尚洪秋,刘中平,等.科技信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对策[C].优秀学术论文选,2003.

科技伦理作用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伦理；经济价值；企业管理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相互融合的产物。管理伦理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效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尊重消费者权益，关注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当前，我国很多企业不重视管理伦理，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意识到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不少经营管理人员只看到管理伦理代表的社会责任这一面，错误地认为重视管理伦理是在“务虚”，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束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主要阐述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并探索企业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具体方法。

一、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

管理伦理不仅具有社会价值、生态价值、道德价值，而且具有经济价值，主要表现为：

１．管理伦理可以提高管理效率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既要充分利用这一点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要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止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不相符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可看作由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构成的组织。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同时，上级领导是委托人，下级员工是代理人。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激励不相容?穴利益不一致?雪、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委托代理关系会产生代理问题并引起由此而增加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就是委托人采取很多管理措施来监控和限制代理人的活动而产生的管理成本。企业通过加强管理伦理建设工作，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增强相互信任，可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

２．管理伦理可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变成了当前的“买方市场”，产品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除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搞好售后服务外，还要注重树立企业良好的企业伦理形象。这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不仅考虑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精神文化和伦理方面的因素。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在生存和安全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的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爱与归属、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有保障后，人们更乐于接受具有社会责任感、重视消费者权益的企业的产品。当人们知道某家企业的不道德行为之后，一方面可能因对该企业产品质量及各项承诺产生疑问而拒绝购买，一方面还可能因自我道德要求而不愿购买该企业的产品以免成为不道德行为的帮凶。

３．管理伦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以人为本”，伦理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对伦理规范的重视和是否按伦理规范行事对员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心理契约理论，员工在与企业确定正式的劳动合同之外，还会形成自己的心理契约。员工的心理契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正式合同中的条款外，企业的各种行为都是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的重要因素。如果员工感觉到企业讲究社会公德，公平地对待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权利，对员工负责，员工就容易形成关系型的心理契约。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归属感和忠诚感将大大增强。员工会感觉“有责任”回报企业，自发地努力工作。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下，员工将更重视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更愿意与企业长期共同发展，不过分看重短期物质利益。

４．管理伦理是推动企业管理发展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管理伦理属于社会意识，它对企业管理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正确的管理伦理道德的作用，必然推动管理实践的发展，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这是因为：首先，进步的伦理道德能够为管理的变革做舆论准备，论证管理改革的合理性、科学性，批判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改革的重要意义，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在同错误伦理道德观念的斗争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提高管理实践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空前活跃，市场需求的千变万化，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管理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方法都必须不断创新，更需要进步的伦理道德作为指导，予以保证。其次，伦理道德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作为制定政策法规的指导思想，影响着管理法规的制定，由于不同的道德观念，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看法截然不同，会制定出完全不同的管理法规。

５．管理伦理能够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环境中从事活动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管理伦理对企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正确的管理伦理的指导下，能够建立一个竞争有度、互助合作、积极进取的工作环境，使个人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等和整个组织统一起来。任何企业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为了使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管理者往往使企业内部的管理伦理和社会的伦理相适应，使企业内部和外部建立一致的伦理关系而保持和社会的协调，这样，就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当企业的管理伦理与社会伦理相一致时，也有利于企业塑造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因为企业的行为符合社会伦理的要求，也一定符合管理伦理的要求。比如，符合企业管理伦理的“善”的行为，也是社会伦理所认同和倡导的“善”的行为，这种“善”的行为越多，对社会的感召力越大，美好的形象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来，将大大有利于企业的兴盛发展。因此，良好的管理伦理是促成个人、企业、社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强有力的纽带和桥梁。

二、企业实现伦理管理的方法

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无论理论界还是企业界都开始高度重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研究与实践，并逐步形成一个新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时，伦理向企业活动广泛而全面的渗透也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一个新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和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相融合的现代管理阶段，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管理伦理阶段。Ｈ艾伦雷蒙德博士在其《第三次浪潮中的经营管理》一书中指出，第三次浪潮型企业是未来企业成功发展的必由之路，有机式管理取代公式化管理成为第三次浪潮型企业的基本模式。而有机管理除了关心产品、组织外，特别关心伦理。因此，第三次浪潮型公司实质上就是伦理型公司。美国学者爱德华福瑞曼和丹尼尔Ｒ吉尔伯特在《公司战略与公司伦理》中指出了当代管理学革命的两个前沿：第一，组织是由人组成的，而且有着复杂的价值网络。因此，管理者应采用价值管理和文化管理。第二，组织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中。他们认为，寻求卓越实际上就是寻求伦理，经营伦理一体化是正在发生的管理科学革命的关键所在，伦理经营是管理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企业要想真正做到伦理管理，就必须在各种管理活动中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对利益相关者负起道德责任。企业道德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及其他活动中所应该承担的对员工、客户、社会和环境保护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企业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社会经济组织还是作为由许多个人因共同利益有意识组合而成的群体主体，总体上都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产物，也必然结成诸种社会关系并在协调和解决这些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企业在创造自己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受到这些社会关系的制约。每一种社会关系及其主体都有特定的利益和伦理要求，这就决定了企业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必然承担着特定的道德责任。

伦理管理要求企业正确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具体来说要做到：（１）就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来说，企业应该尊重员工、爱护员工，视员工为企业的生命，努力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企业应当本着公正合理的原则，为员工提供平等的上岗就业、工资分配和接受教育、职位升迁的机会；企业应本着民主平等的原则，为员工创造自我管理企业的机会，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从而使员工尽心尽力地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工作。（２）就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应当支持政府的社会公益活动、福利事业、慈善事业，服务社会。（３）就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安全、舒适和耐用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诚信”应当成为企业为消费者服务、对消费者负责的基本价值理念。“诚信”指诚实守信，企业应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安全可靠的产品，不制造或销售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销售中不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不搞虚假广告等。（４）就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企业与原料厂商、销售厂商之间要诚实守信、互利互惠；企业与同行之间要公平竞争、互助合作，不能靠特权和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等手段强行销售自己的产品。（５）就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为社区提供就业机会，尤其是帮助残疾人就业，为社会排忧解难；企业应当积极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慈善事业，救助无家可归人员，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支持老少边地区发展经济，资助社区的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等。企业与社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企业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作的努力，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６）就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许多企业掠夺式的发展而导致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土壤退化、全球变暖等问题，不仅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对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企业作为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必然要对其负责。伦理管理要求企业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发挥更加主动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 戴木才．管理的伦理法则[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 温克勤．管理伦理学[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 苏勇．管理伦理学[Ｍ]．北京：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

[４] 周祖城．管理与伦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 周中之，高惠珠．经济伦理学[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责任编辑孙莉艳]

科技伦理作用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浙江省的主体经济，以温州为例，其2007年非公有经济比重达到95%以上，民营经济以其灵活的机制体制优势，在浙江经济舞台上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根据2006年11月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浙江省1988年以前注册的私营企业共有7260家，到2006年底为止还存在的只有1078家，1989年注册的私营企业共有1035家，到目前为止只剩351家。浙江的民营企业平均存续时间为7年，全国的民营企业存续时间为2.7年。民营企业的“寿命”为什么这么短？民營企业应该遵循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这些企业缺乏创新精神，缺乏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无论是创新还是核心竞争力，其基础是和谐的企业文化下的企业伦理。

一、企业伦理的概念

伦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代表当时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然而伦理会随着时空不同而演变，因此很难有具体不变的定义。一般而言，伦理是指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法则，依此而言，伦理并非指个人本身的修养或行为；伦理乃源自道德原则而可接受之行为规范，而道德则是个人、团体或社群行为是非之标准(吴秉恩，1994)。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伦理并不等于道德；从最左端的“法律”是伦理的底线外，逐渐往最右端的“道德”移动，在这一个连续带上就是伦理；亦即“伦理”介于最基本的法律底线与超越社会制裁的道德之间。

虽然企业伦理(businessethics)近来引发学术界及企业界的高度关切，许多学者也试图为企业伦理下定义，但是各个定义之间却尚未有一致的看法。根据周祖城（2000年）的看法，企业伦理是指企业在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获取利润的全部活动（又称经营活动）中应遵守的伦理规范。概言之，企业伦理应该根源于管理专业，且宜依系统观点与企业发展历程，在“利益关系群”(Stakeholders)前提下思考伦理议题；同时辨明企业伦理将因时间、地域、企业个体等情境而权变，其内涵因素不能忽略。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

1990年，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5月～6月上发表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首先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文章认为，在短期内，一个公司的竞争优势源于现有产品的性价比特性。从长期来看，竞争优势将取决于企业能否以比对手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构建核心竞争力，这些核心竞争力将为公司催生出意想不到的产品。管理层有能力把整个公司的技术和生产技能整合成核心竞争力，使各项业务能够及时把握不断变化的机遇，这才是优势的真正所在。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如何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并且把多种技术整合在一起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整合各种技术，同时它还意味着对工作进行组织和提供价值。核心竞争力是沟通，是参与，是对跨越组织界限协同工作的深度承诺。它涉及所有职能部门和很多级别的员工。核心竞争力并不会随着使用的增多而减少。至少有三种检验方法可以用来确定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确定与丧失。首先，核心竞争力能够为公司进入多个市场提供方便。第二，核心竞争力应当对最终产品为客户带来的可感知价值有重大贡献。最后一点，核心竞争力应当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如果核心竞争力是各项技术和生产技能的复杂的融合，那么这项能力就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竞争对手或许能够获得核心竞争力中的几种技术，但是要复制其内部协调与学习的整体模式却非常困难。

在这之后,众多的中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核心能力进行研究。在核心竞争力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逐渐形成了资源流派、技术创新流派、知识流派、组织流派、流程流派等,这些主要流派的研究结果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核心竞争力的理论,但尚未形成缜密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框架结构。单一的能力资源优势、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流程创新、知识创新等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单独成为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些基于不同视角表述的观点尽管不尽相同,但对于核心能力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在竞争中的制胜之本,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认定则是一致的。

核心竞争力可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位势、使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维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可以使企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一般来说，维持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主要通过以下方式：

1.核心能力难于仿制

企业核心能力大小源于企业可经营知识的多少。知识越丰富，越不容易补别人学到，越有利于竞争优势的长期巩固。企业的竞争力是丰富知识含量的一种表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增加知识含量，企业核心竞争力才会长期巩固。

2.组织设计

企业组织形式在不断的变化，一定的组织形式就代表一定的竞争能力，组织设计是提高企业核心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3.防止知识扩散的机制

企业核心能力所以能够长久的竞争优势，就是因为企业具备一种防止知识扩散的机制。企业内部管理锁定机密，可以通过申请技术专利的途径进行保护。跨国公司管理中制定了防止技术扩散机制，叫技术块，把最核心的技术做在模块里，使得其他用户只会应而不会学到，这也是核心能力能够保存的一个办法。

4.先进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

长久的核心能力竞争优势，还得靠先进的企业价值来维系。因为先进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有一种历史性联系，它是企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文化，学一种技术容易，学一种企业文化是极难的。

三、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

文化来源于拉丁文，“耕作”、“教习”、“开化”。中国《易经》最早将“文”与“化”联系起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用诗书礼乐教化天下，构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英国人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描述成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

广义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从狭义上说，组织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条件下，组织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并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主要体现为组织在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企业文化从结构上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和形象文化五大层次。

《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的作者科特（Kotter）和赫斯克特（Heskett）曾对207家公司进行了长达11年的研究，得到如下结果：如果公司的企业文化重视所有的主要相关群体（如客户、股东和员工等）的利益，这样的公司在业绩方面远胜于不具备上述文化特征的公司。在11年的研究期内，前一组公司的收入提高了682%，而后一组公司的收入仅增加166%；前者的员工人数增加了282%，相比之下，后者的员工人数仅增加了36%。至于公司股价的表现，两者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了：前者的股价上升了901%，而后者的上升幅度仅为74%。此外，两者净收入增长率也是天差地别，分别为756%和1%。

企业文化符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通过企业文化能使全体员工在理念上和核心价值观上达到认同,能消除管理上的摩擦成本、减少监督成本、降低沟通成本、减少决策失误,在事前就能有效防范各种危机和风险的发生,从而提高企业的凝聚力、竞争力和效益。

企业文化的独特性使得企业竞争力难以模仿。根据许多跨国公司的经验看来，最难模仿的能力并不是技术、制度，而是企业文化。许多实物资源容易模仿，基于团队工作的文化和组织能力则非常难以模仿。上述结论表明，要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则必须注重企业文化的层次性。

四、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

企业伦理与企业文化关系密切,企业文化包含的内容比企业伦理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精神的东西,如企业哲学、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等,还包括物质的东西,如企业行为规范等。

企业伦理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所在,其具体关系是：组织文化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文化是组织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即内核；组织价值观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伦理观是企业价值观的核心，它决定企业文化的道德倾向,决定了管理人员决策的伦理性,决定企业处理与内外各种利益相关者关系时的价值取向。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企业能否拥有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伦理,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联性。企业伦理有助于企业享有良好的商誉,提高其社会地位,有助于企业取得和维持杰出的组织业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伦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从而为企业伦理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五、结束语

作者曾经以问卷调查、面谈、座谈等方式，对温州地区（被调查对象主要分布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安市、乐清市、苍南县）的多家民营企业作过调查企业伦理情况的调查，发现高达85.5%的被调查对象并没有接受过企业的正规伦理培训；多数民营企业没有永续经营的观念，为了眼前利益可能不顾伦理道德而进行违规或者违法经营；很多民营企业缺乏正确的伦理氛围和伦理导向。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及相关分析可以知道，企业要想成功，必须在正确的伦理观的基础上建设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核心竞争力，企业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的打造应强调其发展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地域文化，不应该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企业文化模式。我们主张将西方国家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的制度安排与本土的地域文化有机契合，尤其要与优秀的本地文化相契合，这才是民营企业打造成功的企业文化的根本出路。

科技伦理作用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教育政策中的公共伦理精神对教育政策的效果和效益有着直接影响。教育管理伦理不仅涉及到教育政策的主体和内容，教育政策的程序也贯穿着教育管理伦理。然而，在我国教育政策中，在教育管理伦理上存在着明显的缺位，为我国教育政策的完善和进步带来一定的阻碍。因此，本文中笔者对我国教育管理伦理中存在的缺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教育管理；伦理；缺位；对策

引言

教育管理伦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是管理学、教育学以及伦理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结果。随着人们对道德价值和伦理标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教育管理伦理已逐渐成为管理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 年代，我国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开始取得良好成效，相关话题在各种相关的教育伦理文献之中越来越常见，独立的教育管理伦理在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逐步成形。近年来，我国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发展迅速，同时取得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一、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的缺位

（一）不能均衡对不同问题的研究深度

目前我国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话题较集中，只在少数的几个核心问题上如教育政策、学校管理伦理以及制度伦理等进行了深入的认识并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视角。但是对于整个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领域来说，研究话题过于集中，冷门问题如教育管理中的关系伦理和行为伦理、伦理监督和责任机制等容易受到忽视，此外，教育管理中的伦理评价等也有待人们进行关注和研究。造成对不同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不能对这些冷门话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可借鉴的相关理论资源，或者是因为缺少对这些话题的原创性研究。

（二）实证研究程度较薄弱

从研究范式和取向上看，当前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理论多、实践少；论说多、验证少；应然层面多，实然研究少等等，可以概括成实证研究程度较薄弱。笔者认为，薄弱的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实证性研究方法不多；二是现有的实践问题研究或现实问题研究较少。目前，我国大多数对于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采用的主要是思辨式研究，还只停留在理论的论证阶段。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教育管理凸显伦理道德的必要性；伦理的内在依据和学理基础；伦理应具备的标准等。只有少数的研究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开展的。经过调查，如何将抽象、概括的教育管理伦理概念具体化、明确化，如何将其转化为可观测、量化、分析的指标，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

就当前形式来看，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的缺失对教育政策的公信力有着严重的影响，这在公众参与的缺失上表现的尤为显著。公众的有效参与对我国教育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公正制定教育政策方案的基本前提就是公众将自身的利益需求充分表达出来。然而我国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存在着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缺失、公众参与教育政策的渠道不广泛以及公众参与的不平衡性。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在地域、行业和阶层上存在巨大差别。在大中型城市中，由于城市各项工作的先进性，以及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较高、信息接收范围较广等原因，使人们具有较高的参与意识；相反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参与意识则明显偏低。

二、关于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缺位的相应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研究框架

实现教育管理伦理的学科化和体系化的基本前提就是完善的教育管理伦理研究框架，此外，明确的、成熟的研究框架还对教育管理伦理的道德实践起到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理性指引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在教育管理伦理研究上还远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学科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构建一个明确、稳定的研究框架尤为重要。完善的研究框架要从最基础开始，首先要确定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然后从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界定基本概念、澄清核心问题等逐步展开，不断推进和深化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促进为教育管理伦理的学科体系的成熟和完善。

（二）加强理论研究，指导伦理实践

作为教育政策伦理实践的理性指引力量，国外学者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相关问题已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有利于提高教育政策的实践道德水平的探索和研究。然而相对之下，在我国教育政策伦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从根本上加强理论建设和研究，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和研究进行逐步深化，建立完善的教育管理伦理学科体系，为指导教育管理理论的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和理性引导。

（三）完善公众参与政策，扩大公众参与范围

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教育管理伦理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如何使公众的意志得到充分反映、使公众参与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提起注意：一是扩大公众参与范围，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可以从多个角度如阶层、职业以及地域等选择代表参与到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于带有两难伦理特征的问题，可以通过信访、民意调查、听证会、新闻媒体和网络微博等多种渠道使公众的参与得到保障，从而达到广泛征求民意的目的。二是完善公众参与政策，创设公共对话机制。公众参与政策的完善需要政府推行信息公开制度，将教育信息定期在公众中公开公布，使公众都能平等的参与到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监督中。在一定程度上，公众参与政策的完善还需要多层次的对话与利益表达平台的构建，例如听证会，从而有助于公众和政府之间能够充分交流意见并得到及时协调。

结语

教育管理伦理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政策的道德价值取向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教育政策的效果和效益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我国在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中还存在明显的缺位，如何对教育管理伦理开展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如何构建和完善科学的研究框架、形成科学的教育管理伦理学科体系，如何理性的指导理论实践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提高对教育管理伦理的重视程度，为科学、合理、先进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郅庭瑾.论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的缺位与现实对策[J].教育科学研究，2006，10：5-9.

[2]郅庭瑾.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研究现状与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07，24：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