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会计服务业论文范文
公共会计服务业论文范文第1篇
移动支付正成为电子政务领域的新热点,使政府信息化平台延伸到税务、教育、社保、交通等多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
目前,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已逾9亿,几乎人手一部手机,通过手机终端提供信息查询、支付缴费,市民既可以合理地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时间,又可以减少交通出行与排队等待,这无疑是优化生活环境、改善城市建设的理想之路。
移动支付在公交、社保、医疗、金融理财等民生领域的深入应用,将让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移动”政务服务。
“一卡多用”实现的切入点
金卡工程倡导“一卡多用”、推行多功能卡,引领银行卡和行业与地方的智能IC卡融合发展。而如何实现24亿张银行(磁条)卡跟80亿张的行业(地方)智能卡的对接,实现跨行业的应用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伴随着我国移动支付业务的迅速发展,移动支付业务融合金融支付、公交地铁、社保、零售、会员卡等多方面的应用,基于一卡多用的基础平台,各行业积极探索和建立应用融合之间的业务模式和技术框架。
移动支付成为金卡工程“一卡多用”的切入点,在应用标识符等涉及各行业融合发展方面,统一合作、统一管理,逐步建立各行业之间业务融合的技术方案。
在2011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年会上,国家金卡办主任、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执行会长张琪在发表演讲时曾表示:“移动支付是多功能卡应用的切入点,这种融合是大势所趋。”
伴随着移动支付在税务、教育、社保、交通等多个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应用,市民购买地税发票、缴交个税、查询社保信息、缴社保、买机票火车票、医院门诊挂号预约、药费缴纳、交通罚没缴费、教育收费……多项电子政务功能将可以全部在银联手机支付上开通。实现了电子政务的“移动化” ,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带动“移动”公共政务起步
移动支付业务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移动增值业务之一,目前在全球,已经或正在发展移动支付的国家和地区超过32个,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根据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到2015年,全球移动支付总交易额将达到67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今年的2400亿美元。
该报告称,全球三大移动支付市场分别为东亚和中国、西欧和北美市场。预计到2015年,这三大市场将占全球移动支付总交易额的75%。此外,2015年数字产品支付总额将占40%的市场份额。
在近日召开的2013第五届中国移动支付产业论坛上,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新生表示:“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智能终端的发展,移动支付开始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在整个业务模型上我们相应的各个部门已经为融合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基本上打好了相应的基础。移动支付在明后两年会进入到推广普及阶段。”
移动支付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在2012年发布《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推动移动支付国家标准的制定和普及,同时加快推动移动支付、公交购票、公共事业缴费和超市购物等移动电子商务应用的示范和普及推广。
移动支付拥有随时随地和方便、快捷、安全等诸多特点,作为新兴的电子支付方式,移动支付在电子政务领域已经在多个城市得到成功应用,并逐渐渗透到省、市、县各级政府,深入到税务、海关、公安、工商等多个部门。
手机挂号服务公共医疗,建设手机医疗平台,为公众解决挂号难、缴费慢、排队长、单据多的问题,为医院节省了挂号及缴费的服务成本,实现挂号及缴费的自动处理。
NFC手机钱包产品可以将公交卡、商场会员卡、社保卡、银行卡、电子门票、停车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应用集到手机上。
移动支付和移动预约应用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率,避免了大量排队占用的时间,同时预约的机制能够有效的管理好公共服务的时间日程,避免扎堆涌入服务场所。
无线网络的普及以及WiFi无处不在,标配了NFC的智能手机结合无处不在的3G网络和WiFi将会让民生应用的移动化越来越容易。市民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语音、短信处理一些缴费业务,如缴话费、电费、水费等。
随着技术和基础网络设施的完善,民生应用的移动化将变得越来越容易。
中国移动中移电子商务公司总经理范金桥在2013第五届中国移动支付产业论坛上表示,随着移动支付在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老百姓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线上付款预约,线下享受服务的模式。
“用户对民生服务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多行业的,用户习惯通过统一的PC界面或者手机界面完成服务。”范金桥认为,民生领域的基础建设需要大规模投入,每个行业都有千亿市场规模。
当前,我国的移动支付产业发展迅猛。然而,移动支付应用于电子政务的火焰刚刚燃起。
在政府、运营商、用户的强力助燃下,移动支付不久势必成燎原之势,引领政务信息化的发展。
公共会计服务业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论文着眼于现价段整个体育公共服务的实施情况,提出武术公共服务在体育公共服务中应占有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实施过程中的困境逐一分析,对大力推广实行武术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全面论述,为武术公共服务在我国的顺利实施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關键词:武术;公共服务;必要性
中国武术植根于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在西方文化不断涌入的当今中国,中国武术独树一帜,成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载体之一,纵观其历史,武术与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且对其更替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当代中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武术正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融进体育公共服务事业中,并能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并推动着公共服务事业,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国内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相对具体的“武术公共服务功能”研究较少,因此,对武术在体育公共服务实践中的必要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前体育公共服务困境和武术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
随着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大众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体育公共服务事业较之欧美发达国家略显粗糙、浮浅,且在运行的实践当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使体育公共服务未能在社会上达到其原有目标,实现其原有功能、价值。这自然与大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相矛盾,而武术公共服务以其特有的属性和功能可以为解决矛盾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在实践中运行困境
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研究,是在体育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原则指导下,以“公共”为前提,对其包括的信息、设施和消费等的研究,可将其内涵简单叙述为:“在政府主导下,为满足公众各种体育需求而提供的由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共同提供的各种体育产品和行为的总称[1]。”体育公共服务集中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将人民大众的体育需求纳入政府主导下的行为,赋予大众体育健身时,更多选择的权利和人身的保障。它的提出在现代中国发展的进程中重塑了公平与效率的理念,成为了大众最期待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所以体育公共服务无法与“公共性”和“公平性”相隔开,又与“福利性”、“多样性”、“便利性”息息相关,然而,这样举足轻重的体育公共资源在实践中却有着重重困境和诸多问题。
第一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念与实践”矛盾。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有别于其他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历史悠久,其体育公共服务必然要对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所体现,这既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也是走向世界打造中国特色品牌的要求,因此体育公共服务的总体要求就在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的同时,增强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熟知,最大程度的将民族精神铭记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为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一定程度的思想准备和精神力量;其中核心理念就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并在已有文化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创新,加入现代科技、时尚元素,使民族传统文化在不失本原的条件下具有更多更大的影响力。然而在西方体育思潮不断涌入的今天,人们对一些西式体育项目的热度逐年上升,忽视了本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同时,对其过度的追捧造成对体育项目照搬照抄,丧失公共服务所要求的创新理念。例如:在我国体育公共资源可以惠及到的诸多大城市中,体育公共服务出现“两极化”趋势,“瑜伽馆、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发展较为快速,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武术场馆及俱乐部,使得大众健身中“民族性”流失;另外,动态的体育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分配不均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近几年各大体育学院或是体育专业中,“网球、高尔夫、健美操、篮球等”西式体育项目较“民族传统体育”受广大学生们的青睐,这样的现状造成日后专业的武术教练数量不多,加之目前各门派拳师屈指可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日趋减少,造成了中国体育公共服务“两级化”,影响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造成了体育公共服务理想与现实的差别。
第二体育公共服务其“公共性”不强。体育公共服务的真谛在于“公共”二字,而实际实施的情况却有违真谛。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实施过程中,没有很好的体察到不通层次人群的体育需求,一些适合“老、弱、病、残,”的体育项目被忽视,而他们又无法正常参加目前大力推广的现代体育项目,造成体育公共服务对象覆盖面减小。另一方面,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程度不均衡,城市体育公共服务资源较农村丰富,城乡在设施、人力资源方面悬殊较大,造成体育公共服务在农村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农村居民很难培养出参加体育项目的积极;况且,体育公共服务事业没有结合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现状“因地发展”,使得体育公共服务资源无法最大限度的惠及大众,造成资源浪费,事半功倍的现实因此,目前找到一种适合各种人群,又能与当地民族、民俗传统相结合的体育项目尤为重要。
第三体育公共服务业市场附加值不高。市场附加值是市场价值总额与总投资额的差值,是衡量市场经济是否运行良好的标准之一。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服务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越来越被视做是拉动经济增涨和大众消费的重要载体,体育公共服务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也要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由于目前大众对公共体育的热情不够,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下本民族的体育项目兴趣不浓,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是拉动国内体育市场的中坚力量,所以导致现阶段大众对体育公共服务消费较少,体育公共服务市逐渐出现萧条景象,“资源供给--产业消费”链条出现断裂,体育市场附加值较发达国家低,那么,在公共体育事业中大力推广一种大多数人愿意参加、并为之消费的体育项目尤为必要。
(二)武术公共服务构想的提出
中国目前正处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稳步增涨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让广大劳动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更加和谐、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是全民的期待,是振兴民族的根本要求。由于完善的基础公共服务体系日益成为了“高度社会化”的标准,故不难发现,较“十一五”规划纲要而言,“十二五”规划纲要更加关注“民生”,关注大众精神层面的需求,其中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一观点,并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1月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就是旨在改善现有的基础设施、提高全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在精神追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享有更多权利被保障的机会[2]。同时,将服务业的发展立于基层、社区、个人这三个支点上,在加大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公共服务文化的选择上要注意加入民族文化,以提高民族凝聚力,而体育公共服务中的武术公共服务独有的“均等性和民族性”优势就可以满足这一点。
如果在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加入武术运动,既是对民传统体育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内容的拓展,鉴于武术公共服务作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武术公共服务体系定义为:是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以武术为主要服务内容,具有完全公益性质的,以促进公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和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为主要目的的服务保障体系[4]。
武术公共服务虽然是较为新型的公共服务项目,但其健身养生功效深入人心,必然会成为日后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力军。同时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神生活日显匮乏的今天,人们愈发注重养生,也愈发意识到:“只有拥有健康,才有享受生活的资本”,因此在大势所趋之下,武术公共服务也一定会是体育公共服务的前进方向,武术公共服务体系的提出,对公共服务体系走出当前困境和扩充大众精神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二、建立武术体育公共服务必要性
(一)武术公共服务有利于体育公共服务核心理念的贯彻
首先,武术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古典哲学、传统医学、传统美学、本土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使之与生俱来就具有了较强的民族性,其包含的“武德”思想:“仁、义、礼、信、勇等”至今被用作维护社会稳定、道德伦理的准绳;“克己服礼、坚忍不拔”也被视作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实行武术公共服务有利于大众解到华夏先民们创造的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对在大众心目中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和人生志向的选择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教育部提出的7个应该在中小学校大力开展的体育项目中,武术就位列是其中且居第二,仅次于足球,就是政府出于对青少年自身发展和民族文化弘扬的考虑。
其次,现代推行的武術动作已经不同于古代传统武术的技击动作,一些“繁、难、杂”动作被删减,同时创造性的加入了现代人的思想及价值取向等其他元素,赋予了现代武术新的含义;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内在的创新,符合体育公共服的核心理念[5]。举例来说:从正在全国推行的武术段位制和太极拳的规定套路,到目前随处可见的健身功法动作,无一没有进行改编。从表现形式上讲,现代武术更加注重“表演性”和“竞技性”,使之动作华丽流畅、美感十足;从技术角度上来讲,相较于传统武术而言,现代武术没有了较强的技击含义,相反,更加突出了动作的简易性,使之简单易学,并大量融进了养生功法。
再之,现代武术与科技、时尚有较为完美的结合促使传统文化外形的创新[6]。一方面,在最近几年兴起的武术舞台剧中,为了突出舞台效果和加深故事情节的需要,经常会运用现代科技将“声、光、电”恰当结合,打造一个美伦美幻的舞台,把古老的故事、传说“全方位立体性”的呈现给观众。另一方面,太极拳和近来较为时兴的健身气功也有着现代时尚气息,其中“太极剑、太极刀、太极球、太极扇”里的器械越来越轻巧、精美,套路配乐也越来越时尚,甚至将当下流行歌曲拿来一用;并且武术表演服饰也越发靓丽,单是印花工艺,就运用了光学中的色彩渐变、立体透视等多种原理,而衣服材质的制作就更为复杂,布料光滑柔顺,既要有古典气息还要不失金属质感。
(二)武术公共服务有利于加强体育公共服务的“公共性”
武术不同于其他运动项目,更能加强体育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其一,因为武术是一项除了集传统医学、传统养生于一身,还特别注重“内外兼修,形神共修”的体育项目,所以武术较其他项目而言,其健身效果要明显很多,而且适合于不同年龄、性别和体质的人练习[7]。如:中、老年人由于体力精力都已不足,可进行对节奏较慢的太极拳、太极功夫扇练习,以达到疏通经络、刺激食欲、预防高血压等效果;青少年由于骨骼肌肉相对坚固、心肺功能相对较强,可进行强度较大、节奏较快的南拳、长拳、象形拳等的练习,以达到增强代谢、促进成长发育的效果;另外,对于女性朋友们而言,可以学习一些格斗之术,用做防身自卫。由于女子身体柔韧性较好,练习武术可以帮助塑形,调节内分泌,甚至可以起到延缓更年期的作用;男性则可固肾养精、延年益寿。对于那些残弱人士,武术就更能体现出体育公共服务的“公共性”了:因为身体残疾,对于有些项目他们不便于参加或是参加起来略有风险,于是武术就成为了他们日常健身、康复、娱乐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式。
其二武术公共服务的开展对客观条件要求不高,在体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也可顺利进行[8]。由于我国不少乡镇农村的体育设施严重不足,对于开展足、篮、排或羽、网、乒、游泳等体育项目并不现实,加之农村居民经济条件低于城市水平,导致他们愿意用在体育方面的资金也不多,久而久之,体育公共服务在乡镇农村就无法顺利开展。
如果要确保体育公共服务战略有效实行,根本方法是要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但这需要较长时间的改革发展,并不能解决现在农村人口体育健身需求的燃眉之急,这就需要有一个表层的办法做缓冲,以此达到衔接改革发展进程中断点出现时所产生的空隙,因此解决此问题“要治本,也不可忽视标的作用”。武术公共服务就是应对问题的一剂良药,不仅因为它是城乡居民均适用的健身体育项目,还因为它对器材要求不高,徒手或持器械练习均可,而且练习方式随意,场地也只需一块空地,可有效促使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目标早日全面高标准的完成。
其三武术公共服务“接地气”,可以与当地的民俗民间体育较好融合。中国武术是一项贯通古今,承接中华文化的体育项目,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产生于民间,而且现在许多武林门派的传承人、拳师大多也都散落在民间,不同的地区可依当地经济文化水平、结合当地民俗自行开展不同形式的传统体育项目。
(三)武术公共服务有利于拉动体育市场经济
对于发展体育市场经济,武术公共服务有其他体育公共服务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表层来讲,但凡是体育项目,只要有人愿意参加,就有人愿意消费[9];有其市场需求,就能促进经济的增涨。武术公共服务自然要以武术服务为主,武术演练方式自由,可多人,亦可单人;可对练,亦可单练,且对于练习强度,选择空间较大,相对于单纯的单人或多人的格斗对抗类项目而言,武术多了一分悠然自在。因此较其他体育项目来讲,武术一定会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进而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从深层次讲,武术公共服务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部分,连接着民族传统文化,与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剪纸、皮影、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近几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传统文化产业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活动圈”,在这个圈中,民族传统文化产业稍有不慎将被市场淘汰,目前我国传统文化还处于产业原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瓶颈时期,因此武术公共服务的实施将带动整个民族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不仅能成为传统文化市场对外传播的平台,还能对体育经济整体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结语
当我们拥有更健康的状态时,就能开启更多潜能,创造无限可能。所以,近年来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扩充和大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体育公共服务事业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休闲和娱乐方式。武术作为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其他体育项目,更有必要在体育公共服务事业中广泛推广实行,这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新,也是对全民体质健康的保障和加强,更能对体育市场经济的促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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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振东(1992-),男,汉族,西安市人,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体能训练与运动损伤康复。
公共会计服务业论文范文第3篇
从2007年7月1日起,江西全面启动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券的发放工作,中央、省、市、区共补助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经费1.1亿元,为约532万城市居民购买健康管理、妇女保健、儿童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
据报道,城市社区居民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0-3岁儿童、孕产妇、35-60岁妇女、低保对象、残疾人等六类人群,持券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免费享受公共卫生服务。江西省政府还专门制定了《江西省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券管理办法(暂行)》,办法强调,“服务对象凭服务券,在区(市)卫生局确定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自主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免费享受相应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
公共卫生服务券的“前世”
所谓公共卫生服务券,是指政府部门给予有资格消费某种服务的个体发放的有价证券,有资格接受服务券的个体,可以在政府指定的任意一个卫生机构(不论公立、私立还是非政府组织)中“消费”他们的服务券,各机构可以将所接受到服务券到政府相关部门兑换现金。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都是由公立卫生机构或国有医院有偿提供,服务对象不但要向这些机构缴纳一定数量的服务费,并且,政府的公共卫生经费,也不直接补贴到人头,而是以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的形式定额补助到公立卫生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卫生机构之间没有竞争意识,有些私立机构即使实力再雄厚,服务再好,也无法享受国家补贴。此外,居民也根本没有选择权,这也是造成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医生“脸难看、话难听”原因之一。
从“公共卫生服务券”的特性与功能来看,公共卫生服务券显然脱胎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教育券”。1955年,弗里德曼在他的文章《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中提到“如何减少政府干预”时,他指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单位,可以通过他的父母给每个孩子一定数额、仅仅用于支付其普通教育费用的券,父母根据他们的选择自由使用这种券,只要所选择的学校能够满足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弗里德曼在传统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添加了学生这一环节,即将传统的补贴转变为:政府按生均教育费用折成教育券学生得到教育券选择学校学校获得学生择校交上的教育券学校再到教育财政部门取得择校生的教育费用。正是这简单的一环,改变了政府、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制衡机制,引发了政府、学校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大大提高了美国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教育券模型不仅是对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视,同时赋予了所有学生公平的选择机会。
相比“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服务同样也是一件特殊的公共产品,有着强烈的“正外部性”。然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却往往遭遇市场失灵,导致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低质量、低效率。现在,政府将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以“券”的形式补贴到“人头”,则不仅使居民成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自主消费者,使卫生机构和防保人员成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自主生产者,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统一的公共卫生服务市场,打破了国家对公共卫生服务的行政垄断和公私立卫生机构之间的制度分割,促进了卫生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高医疗市场的服务效率。
被异化的“公共卫生服务券”
从教育券到公共卫生服务券,一脉相承的制度理念告诉我们,“公共卫生服务券”的本质目的,更多在于“合理、有效地配置医疗资源”,在卫生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医疗卫生领域的行政垄断。但是,目前来讲,公共卫生服务券的目的更侧重于“公共卫生服务券”的“免费”、“福利”性质。从江西省的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券,到浙江省淳安县开展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试点等,概莫能外。比如,在《江西省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券管理办法(暂行)》中,丝毫没有提到类似“促进竞争”、“打破垄断”等说法,而只是一味地强调“免费”、“保障”等。从江西这个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服务券”的对象和内容也是特定的,比如,公共卫生服务券主要分为四类,儿童保健券、孕产妇保健券、妇女保健券、重点人群保健券,服务券的币值不过10元、12元、20元、28元不等,而且,服务内容也只是一些简单的健康检查、计划生育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指导等。这些服务内容所产生的利润和收益,对于那些财大气粗的公立医院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要对他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无疑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我们知道,平等存在着程序上的平等和结果上的平等两种状态。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如果起点不一样,即使按规则竞争,也必然会产生结果上的不平等。目前,我国卫生机构的发展状况看,区域内各卫生机构差距极大,政府举办的卫生院、医疗机构与民营医院、私人诊所之间的实力相差甚远。在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上,公办卫生机构也享有当然的优先权,有调查显示,中国80%以上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有人指出,中国的公立医院占到了两个体制的好处,他们既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的好处,又占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赚钱的好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垄断,无疑使得他们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占尽了优势。显然,在这种资源禀赋不平等的情况下实施“公共卫生服务券”,公立医院完全可以凭借其“与身俱来”资源优势占据制高点,而其他体制外的卫生机构由于资源少,政府补贴少,获取的公共卫生服务券就更少,最终步入恶性循环。
要使公共卫生服务券发挥其应有的资源配置作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那些庞大的公立医院“动一动手术”。在中国,公立的大医院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维护市场统治地位,甚至可以滥用权力,迫使医药生产企业、其他小医院就范。对于这种事实,单纯的引入市场竞争,或者,采用一个类似“公共卫生服务券”机会平等制度,是远远不够的。
谁最应该享受
“公共卫生服务券”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曾做过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大。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而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的30%。农村每千人口平均拥有不到1张病床,而城市的平均数字约为3.5张;农村千人口,只拥有1名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则在5名以上;截至目前,农村还有近1亿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近8%的农村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很显然,在这一方面,农民又一次掉进了“发展中的陷阱”。城乡“生命价格剪刀差”正在越拉越大。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一直以来,政府的拨款都被集中在县级以上的预防保健机构,而且,绝大部分被用于人员的工资。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卫生系统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得出一个令中国人汗颜的结论,中国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
谁最应该享受“公共卫生服务券”?这话不言自明,那就是农民。约翰罗尔斯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公共卫生服务券”作为一项财政拨款制度,它和所有的制度一样,它的灵魂就是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可现在,就拿江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这个“民心工程”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券来说,农民在这一次的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中再一次被边缘化。所谓“公共卫生”,本应该“你有我有全都有”。10块钱对于处在贫困中的孕产妇所起的作用,与把它给一个家境殷实的孕产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中国,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有全国的现代化,同样,农民身体素质差,全国人民的总体素质就不可能上去。因此,国家应该把公共卫生的重点工作放在农村最基层,放在边远贫困地区,因为这才是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地区。
公共会计服务业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充分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提供保障性住房是保障民生的焦点所在。政府行为的优化是完善保障性住房体制的重要前提与保障。政府全方位公共服务改革举措如下: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体系;制定长远整体性战略政策规划;建立专门管理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健全政府运行激励机制。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屏障;政府公共服务;改革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
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需要政府发挥其不可缺少的主导作用。本文旨在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下,着力实现二者的有效对接,即以保障性住房体系构建为载体,深入探讨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运作思路和政策实施,切实提出相关举措来促进保障民生宏伟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
一、完善我国保障性住房体制的屏障透析
(一)保障性住房法规制度体系缺位
目前我国除国务院颁布的一些行政规章外,还没有系统规范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法律,难以满足实际运作过程的需要。不能从制度上详细规定住房建设的保障对象、保障标准、保障方式、保障资金来源等,缺乏行政运作的法律依据。同时在具体的规则制定和政策执行过程中仍存在很多模糊区域,甚至出现不可操作性;多头管理及相互矛盾的制度创设更令政府无从执行,消极妥协,难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二)保障性住房相关政策规划视野狭隘
战略、政策、规划对于政府行为具有宏观导向作用。目前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规划往往缺乏整体性与长远性。例如许多地区迫于中央和外界压力,选取城市周边偏僻地区作为保障性住房用地,并未将其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导致“贫民窟”与“割裂带”的出现,难以实现社会的融合与经济互补。同时,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战略政策规划仅限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而没有把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脱贫致富、和谐社会建设、共同富裕等切实保障民生的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
(三)保障性住房供需结构失衡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镇人口迅速膨胀,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市房屋居住需求量激增,全国房价随之水涨船高,各大城市住房形势极其严峻。面对激增的保障性住房需求,政府理应给予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持续的政治关注和更多的资金支持。然而,据统计2013年政府财政支出预算35.6亿,其中住房保障支出16 670万元,占总支出预算5.17%。比2012年财政拨款减少了3 020万元,减少比率达15.34%。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出,而政府在住房供给方面力不从心,保障性住房供小于求。
(四)保障性住房市场运作机制失效
保障性住房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经济过程,涉及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等环节,任何一方面的缺失或不合理都将难以实现整体优化。而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完善和服务方面存在诸多不合理,影响了市场与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例如,生产方面的单一供给主体、流通方面的限制性规定过多、分配方面的不公平、消费对象的不确定等。这些问题急需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创设相关制度机制,引导保障性住房经济过程走上合理化。
二、保障性住房政府公共服务改革路径探析
(一)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体系
法律体系是住房制度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相关立法部门应全方位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体系,为政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实履行好职能提供法律法规制度依据。同时要积极探索并创新相关保障性住房制度体系。例如石丹林教授认为,住房保障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公共财政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现代产权法则,建立“政府与个人共有产权房”制度。即政府用于补贴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的财政支出凝固在所购房屋上而不是购房主体上,一旦购房主体“脱贫致富”政府将收回原始投资,并获得相应比例的投资收益。具体形式是:凡由政府提供补贴的住房,均由政府和购房人按出资比例共同拥有住房产权,在《房屋所有权证》上增加政府作为产权人之一,并标明两者的产权比例。
(二)制定长远整体性战略政策规划
政府应把保障性住房建设列入城市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之中,本着利于经济优势互补、居民脱贫致富、社会和谐发展等原则,统一规划、统一优化布局,合理确定保障性住房地域选择与生产建设。同时应注重战略政策规划的长远性与实效性,切实把保障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加大对中低层收入居民的教育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拓宽就业渠道,并为其生活提供全方位便利服务,以解决其后顾之忧,从根本上使其早日脱贫致富。
在制定长期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时,参照国内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政府应注意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角色定位与政策方向。尼迅(donnison)对欧洲各国住房制度进行全面归纳分析,提出了政府在房屋政策中的三种角色定位:雏生型、社会型和全面负责型。目前我国处于“社会型”—政府的角色是满足市场无法解决的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现在住房严重短缺是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中低收入阶层人数众多等问题在住房方面的反映。参照香港政府在二战后迅速完成重建和安置的实践经验,政府在这个时期应当采取比较直接的保障方式,直接参与和控制保障性住房建造、补贴、税收优惠、分配等所有过程。
(三)建立专门管理机构
灵活有效的組织机构是组织发挥应有职能的物质载体。目前中国保障性住房相关制度及管理显得复杂混乱,制度规定冲突、管理空白、权责不清、职权重叠等问题不断凸显统一制度创设与统一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必须建立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的专门机构,统一制定相关规范性措施,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统一监管政策执行,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充分尊重与维护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根本利益。
(四)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应用多元化先进管理工具手段
政府应明确自身定位,充当“裁判员”“领航员”角色,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保障性住房体系进行立体式管理,避免单一行政手段的过分干预。在保障性住房体系中创设竞争激励机制,塑造完善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力量,鼓励并带动多方主体协同进行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与管理。
基于保障性住房产品的特殊性,政府在其开发建设、分配、流通、消费、管理等方面应积极探索并运用多元化先进管理手段与政策工具,创造性地解决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例如消费方面,可采用货币补贴、信贷担保、凭单、税收等多种政策工具保证贫困居民入住的实现;流通方面,可有条件有限度地对经济适用房进行市场化运作,采用政府监督、市场塑造、产权流转、政府回购、自由买卖等方法使住房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
(五)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注重多种社会价值的平衡
制度的创设及实施是由人来完成的,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现实的实践亦是纷繁复杂的,制度在现实中往往陷入双重困境,因此提高行为人的道德与素质对于摆脱制度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官员应以公民权理论为导向,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服务理念,融入公共伦理精神,把自身角色从“经济人”转变为承担公共责任、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认清自身身份的公共属性,全方位转变思维方式。在具体复杂的公务执行与保障性住房生产建设中,政府官员应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处理相关问题与矛盾冲突,兼顾效率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切实保障民生与实现社会的和谐。
(六)健全政府运行激励机制,融合市场与政治双重引导力
政府运行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激励机制与绩效考核机制的不健全会影响到整个运行机制体系的有序运转,政府应对其进行全方位思考与理性设计,实现机制的理性优化与行为的合理高效。
激励机制方面,从内部动因分析,政府应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效益,允许地方政府在充分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过程中可以自由支配相关资金的使用,并可以享有部分节余以备用于其他方面支出与建设,提高政府服务职能有效发挥的自主积极性。从外部动因分析,竞争压力产生动力,引入竞争可以激励政府发挥应有职能。因此,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到住房开发建设中来,使地方政府、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第三部门、金融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主体进行竞争,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绩效考核机制优化方面,政府应针对保障性住房体系的特殊性设置具体可行、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一是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将GDP贡献率、税收收入、招商引资等经济性指标和政府服务质量、居民满意度、社会融合度等社会性指标共同纳入考核体系。二是注重指标体系的战略性、整体性与长远性,将短时期内的可测量性与政策规划所产生的长期效益结合起来。三是构建多元化政府绩效评估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人大、政协、第三部门、社会公众以及社会性评估机构共同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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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会计服务业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服务型政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随着管制型政府的弊端在我国经济大力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突出,构建服务型政府更是成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影响因素,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开发对构建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就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相互关系以及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具体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公共行政人力资源 开发 服务型政府 构建 相互关系
一、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相互关系
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反过来,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又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分别表现如下。
(一)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公共行政人力资源通过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决策能力以及依法行政的能力来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体如下。
1、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政府所有的行政事务都离不开人的操作,因此,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这是因为,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有利于政府广泛吸收文化素养更高、办事能力更好、服务意识更强以及思想道德水平更高的优秀人才为政府工作,让这些优秀人才为政府服务,增强政府的业务水平,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2、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政府大多数的决策都通过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实现,所以,政府的决策能力与行政人力资源的水平息息相关,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队伍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对政府决策能力的提高起着强大的促进作用。3、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优秀的公共行政人力有利于贯彻落实政府依法行政,工作人员既能通过自身对法律的坚持与信任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又能给全社会起到带头作用,配合政府依法行政的过程。
(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反过来对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有着极大的正面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文化修养。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加大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培训,加上工作人员需要通过不断学习以获得更多的 知识和管理技巧来适应政府的新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文化修养。2、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道德修养。服务型政府重视公共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和道德水平,因此,政府会通过各种普法宣传教育,来促进行政人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实现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这将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道德修养,是促进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表现。3、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业务水平。公共行政人员在参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得以吸收更多的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找更好的办事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办事效率。在不断的积累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二、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具体措施
开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科学合理地配置公共行政人力资源
为了让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更好地为服务型政府服务,我们需要科学合理地配置公共行政人力资源,调整好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结构。这就要求我们,将行政人员按不同的专业领域和专业水平以及不同的年龄特点分门别类,让每个岗位都有合适的工作人员,让每个行政人员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从而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二)完善公共行政人员的管理机制
完善公共行政人员的管理机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具体如下。
1、完善奖励制度。奖励对员工起到的激励作用不言而喻,我们要善于借助奖励来提高员工的信心和对政府的认同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奖励机制,对业务水平突出的工作人员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可以是奖品、假期奖励或旅游奖励等。通过肯定行政人员的付出来满足他们的工作成就感,从而促使他们以更大的热情参与到构建服务型政府中来。2、完善考核制度。考核有利于政府更好地了解员工,我们要完善考核制度,对所有的行政人员包括领导阶级的人士都进行适当的考核,分类将“得、智、体、美、劳”和考勤等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激发行政人员更用心地工作与学习,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贡献力量。
(三)加大对公共行政人员的监督力度
监督有利于政府发展公共行政人员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纠正,也有利于公共行政人员提高对自身的要求,防止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监督有利于政府和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透明度,防止贪污腐败等恶劣行为出现,使政府树立起更好的形象.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公共行政人员的监督力度,对一些恶劣现象进行曝光,同时借助群众的力量,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人员的不良行为进行举报,维护政府的形象,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做好准备。
总之,服务型政府是时代发展给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各种细节还处于不断的完善中,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和改善,这就要求我们,要提前做好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通过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提高政府的办事能力来构建服务型政府。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构建出优秀的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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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静.基于公共行政资源开发的服务型政府构建[J].商业时代,2011,
(36):84-85.
公共会计服务业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条件。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需求主体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内容的全面与多层次化、供给方式的多主体互动化,以及决策监督的民主化等新趋向。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把握住了这一趋向性,对推进我国其他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方式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分割,其重要表征之一即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失衡。为改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巨大差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现阶段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基本目标。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在于构建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近年来,全国各地坚持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改善农民民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平台,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在厘清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概念的基础上,把握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趋向,不断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路径,加快构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2003年以来,成都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使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2007年,国务院批准成都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成都 “先行先试”的改革权力。在试验区建设过程中,成都积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把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推手,积极构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公共服务体系,体现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趋向,对其他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力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对成都试验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行实证研究,探讨进一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趋向性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近年来农村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内容,众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围绕这一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黑格尔曾经指出,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对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探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问题,有必要对概念等原问题进行清晰的界定。
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已有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以农村居民和农业从业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政府在农村的服务系统,其目标是提高服务对象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1]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服务体系等同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包括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决策方式、需求表达机制和融资机制,以及公共产品生产方式等生产和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制度系统[2]。这些观点均存在一定不足。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指由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以及供给决策与监督机制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因素所构成的有机体系。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以下新趋向:
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日趋多元化。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即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已从政府这一单一主体演变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个主体。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最主要的供给主体,承担着最重要的供给责任。为破解政府失灵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难题,市场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全面与多层次化。农村公共服务是指为保障农民生存,促进农民发展,以及实现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所必须提供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服务。农村公共服务的内容必须服务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生活性公共服务、生产性公共服务及混合性公共服务三个方面。生活性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会治安、公共文化、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防疫、社会保障及计划生育等内容;生产性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服务、耕地保护、农业自然灾害防治等内容;混合性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法律制度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建设、信息服务、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第三,公共服务需求主体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是全体公民都能公平、普遍享有的服务,而不论其经济地位的差异。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主体是每一位农民。长期以来,农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位农民在理论上应该无差别地享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第四,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互动化。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是指农村公共服务以何种方式提供。从理论上来说,公共服务可能的供给方式主要有:以政府供给为主;以市场供给为主;以社会供给为主;或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供给。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主导性的公共服务是当前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式。但是,政府主导性的公共服务所导致的官僚主义、低效率、高成本问题,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引入市场机制对改善公共服务的绩效的重要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昂、契约的不完备性、腐败和利益游说行为等因素,市场也会出现失灵的现象[4]。针对以上问题,需要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与其他供给主体的合作,使政府的单中心治理模式转变为政府、社会、市场的多中心互动治理模式[5]。
第五,公共服务决策与监督的民主化。公共服务的决策机制是指通过什么样的决策方式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现阶段,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的创新,主要强调的是公共服务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问题,而监督机制则指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全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的途径与方式,其目的在于避免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绩效。
二、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合趋向性
成都作为我国西部特大城市,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2003年,成都启动统筹城乡发展试点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改革的帷幕也随之拉开。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为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在试验区建设过程中,成都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村镇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快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步伐,已初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一)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目标的合趋向性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都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现有基础上,制订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12年,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村级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显著缩小。村级公共服务达到“四个有”:即有一套适应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转变要求、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有一个保障有力、满足运转需要的公共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有一个民主评议、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公共服务的管理机制;有一支协同配合、管理有序、服务有力的村级公共服务人才队伍。“第二步”,到2020年,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表1所示)。
(二)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内容的合趋向性
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建设符合多元化趋向。为了打破公共服务的垄断性和高成本供给,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和有效供给,成都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政府以外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培育。经过6年的建设,目前在成都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以及村(社区)自治组织四大供给主体的雏形已基本形成。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最重要的供给主体,承担着制定公共服务建设目标、制度建设、政策保障、经费投入、人员聘用,以及监管评价等多方面的职责。根据成都市《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试行)》等文件的相关规划,目前政府主要供给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市场主要供给农村文艺演出、学前教育、客运、农产品流通、生产资料供应、信息化、金融服务,以及水、电、气、通讯、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等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和村(社区)自治组织主要供给农村文化活动、农民体育健身和农村园林绿化等公共服务。
第二,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符合全面、多层次化的趋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农村公共服务现状,成都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内容确定为文化体育、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农业生产服务等七大类,每一大类又涵盖若干小类,共计47项。(1)这些内容较为完整地涵盖了当前农民生产生活,以及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符合多主体互动化的趋向。成都通过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将大量原来由事业单位提供的公共服务,转移给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实现政府“养人”与“养事”适度分离、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适度分离的格局。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成都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社会组织和村(社区)自治组织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据统计,目前成都建设的农村公共服务项目以政府供给为主的达68.1 %,以市场供给为主的达25.5%,以村(社区)自治组织供给为主的为6.4%。(2)与此同时,近年来,成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农业专业协会以及文化娱乐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图1所示)。如成都市河流研究会在郫县安德镇组织实施文化、环保项目,为当地农村文化和环保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公共服务的决策与监督机制建设符合民主化的趋向。成都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已初步建立了公共服务分类供给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统筹建设机制、民主管理机制、社会评价机制以及人才队伍建设机制,这些机制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基于成都经验的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目前,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效正日益凸显出来,并受到广泛关注,其中一些做法正成为一种经验和模式被其他地方所借鉴和采纳。合趋向性是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的核心要素。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证明,把握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趋向,不仅需要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本身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和完善,还需要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致力于相关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和转型。应以更宽广的视野,通过对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的深入考察,来更好地理解相关经验,探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以良好的乡村治理机制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
在后发和外生性现代化发展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农村治理机制变迁。这一变迁的顺利推进需要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成都正是通过规范化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逐步创造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顺利推进的政治、社会条件,为其他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高度重视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政府理念、政府服务流程与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变革,其关键在于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农村供给有效的公共服务这一核心职能上来。成都市在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按照“三个强化、三个弱化”的改革思路,不断强化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生产经营管理职能;强化城乡统筹发展职能,弱化单一农业管理职能;强化公益事业发展职能,弱化事务性和技术性管理职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可以借鉴成都的做法,进一步加快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把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第二,推进乡镇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乡镇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承担着为农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其产生和存在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传统的乡镇事业单位实际上履行了大量的行政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事不分、公共服务管办不分的局面。这一方面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另一方面不利于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成都各区(市)县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对事业单位按职能重新进行了科学分类,对从事较强经营性服务的事业单位,逐渐进行企业化改制,使之从事业单位管理序列中退出,成为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对从事公益性服务的事业单位则加强管理,增加投入,确保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全国情况来看,各地对事业单位改革的具体办法各不相同,有的主张在既有体制下,对事业单位进行内部的调整;有的主张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从现实路径来看,成都的做法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具有借鉴和推广的价值。
第三,改革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曾经在维护社会稳定、加快城市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城乡分割、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极不均衡等多方面的问题。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必须改变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巨大差异。2004年以来,成都先后出台《市公安局关于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试行)》等文件,实行了本市农民可到城镇入户的户籍管理制度。鼓励农民向城镇集中,推进城市化进程,农民可以通过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住房和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农民集中居住区住房。成都市把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和借鉴。
第四,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一种交互推进的关系,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掣肘。成都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坚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通过大力推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乡镇党委书记,以及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书记公推直选等方式不断扩大党内民主;通过建立村社民主议事会、民主监事会、民主联席会和“户代表”会议等形式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等农村社会组织,鼓励外部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使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可以借鉴成都的相关经验,通过深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维护农民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民主权利,使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决策、运行及监督的全过程,从而建立顺畅的民意表达渠道和信息反馈机制,化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逐渐厘清政府、市场及社会的边界,扩大市场、村(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的活动空间,为市场、村(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提供更多机会,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格局;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民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现代农民,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二)以资金投入体系改革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财力保障
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财政学命题。投入不足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瓶颈,必须加强资金投入体系建设,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财力保障。成都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特征,中心城区经济较为发达,对城市近郊具有较大的辐射作用,但城市远郊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这制约着远郊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成都通过中心重点镇建设、乡镇政府财政体制改革等措施,有效地突破了这一瓶颈,对其他地区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建立健全政府间事权划分机制。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不清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矛盾的症结所在。应根据公共服务的层次,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明确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有效化解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突出矛盾。
第二,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的中心重点镇建设。成都先后在各圈层选择38个中心城镇,进行重点建设,促进了中心城镇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增强了中心城镇的辐射功能。其启示在于:在普遍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财力较好的乡镇,建设公共服务的中心重点镇,在短期内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辐射能力的城镇,从而发挥城镇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带动功能和示范效应。
第三,积极推进乡镇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乡镇财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辖区内公共服务能否有效供给。为了改变一些财力薄弱的乡镇公共服务不能有效供给的现状,必须改革现行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成都的主要改革措施为: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在坚持乡镇预算管理权、资金使用权和财务管理权不变的基础上,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乡财县管”制度,将乡镇财政上缴县级财政,县级财政根据乡镇的需要拨付经费,县级财政保障乡镇必要的支出。为保障乡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推进,可借鉴成都的做法,进行以建立和完善“乡财县管”制度为核心的乡镇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向困难乡镇倾斜力度,不断优化乡镇财政支出结构,逐步缩小乡镇间财力差距。
第四,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相互联系的多方面内容,资金需求总量巨大,仅靠政府的资金投入,难以满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印度为例,在农村公共服务中心(common service centre,CSC)建设过程中,印度政府的资金投入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资金投入达到了三分之二[6]。成都的相关做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明确政府的资金投入责任。成都市规定,各级政府应以2008年为基数,将每年新增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政府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直至城乡公共服务基本达到均等化。为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服务投入的责任,成都市出台了《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村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划拨给每个村(社区)的专项资金不得少于20万元,每年财政投入的专项资金最低将达5亿元。其次,积极构建市场化和社会化融资机制。成都建立了农村发展投资银行,进一步完善了农村金融体系,并出台了《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村级融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规定村级自治组织可以向成都市小城镇投资有限公司借贷不超过140万元的资金用于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预计2年~3年内可融资50亿元。成都以政府投入带动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投资的思路,既强调政府责任,又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三)以更优的绩效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缓解农村发展性压力,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成都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通过拓展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优化供给方式和构建农村公共服务社会评价制度等有效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其主要启示是:
第一,科学界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水平不同,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也不一样。因此,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轻重缓急,科学界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根据对成都农村的实地调研,当前农民最需要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就业指导和培训、农村公共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从全国的情况看,这也是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事业的薄弱环节,必须进一步加强上述农村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以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求。
第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主体的良性互动。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政府在有效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要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为市场组织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均等条件。政府应大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积极推行托管制、特许经营权制、政府采购制等新举措,鼓励和支持民营服务组织与个人积极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要重视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中的作用,及时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培育农村内部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引导外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但是,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失灵”、“私有化失灵”及“志愿失灵”现象,面对市场、社会组织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政府必须妥善运用法律、制度、政策等多种方式对其进行管理、监督和引导,从而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第三,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制度。成都实行了公共服务社会评价制度,提高了公共服务的绩效。可以在借鉴社会评价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在评估主体的选择上,可以采用政府、农民群众和第三方独立机构综合评估的办法,以进一步增强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时,需要进一步重视评估结果的反馈,建立更加完善的奖惩激励机制。
总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构建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重要条件。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虽然面临诸多的难题,但它把握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趋向,其相关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注释:
(1)数据根据《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试行)》(成委发[2008]37号)整理
(2)数据根据《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试行)》(成委发[2008]37号)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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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金辉,丁忠庚,丁忠毅.促进社会长期稳定的新思路——论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J].理论视野,2011,(4):33-36.
[4]王永钦,包特.公共服务部门的所有权安排及其绩效:一个理论述评[G]//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公共服务与中国发展(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14.
[5]张帧,刘荣愫.公共服务领域中的竞争与合作[J].华东经济管理,2005,19(10):71-73.
[6]黄金辉,丁忠毅.成就与问题:成都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审视——以城乡统筹为视角[J].财经科学,2010,(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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