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赏析毕业论文范文

古代戏曲赏析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从西周末年的俳优滑稽表演到西汉百戏中的角抵戏，再到唐代的参军戏，故事表演日渐丰富，逐渐成为戏剧的主体。另一条是由原始歌舞到隋朝“九部乐”的制定，再到唐代代面、钵头、踏摇娘等歌舞戏的演出，民间歌舞艺术获得极大的发展，为戏曲官调、曲牌、声韵的成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宋代是戏曲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在参军戏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历代歌舞艺术和民间说话、讲唱、影戏、杂扮等技艺的成就，对滑稽故事表演和歌舞戏两条线索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产生了宋杂剧、金诸宫调、金院本以及戏文等新的文学形式。到了元代，在金院本和宋杂剧的基础上，元杂剧具备了成熟戏曲的诸种因素，形成了前景壮观的发展势头。

元代是我国戏曲繁荣兴盛的时期。元代戏曲主要分为杂剧和南戏两大类，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由于南戏在元代前期处于发展的薄弱阶段，还不能与杂剧一争高下，所以代表元代最高文学成就的是元杂剧。元杂剧之所以能够以深刻的思想与精湛的艺术取得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产生一批传世不衰的艺术品，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一批杰出的文人以他们的文学生命来参与戏曲的创作，他们自身的文学素养，提高了元杂剧的审美档次，使得元杂剧创作精致化和典范化。

元杂剧有完整的艺术形态，剧本主要由唱曲、宾白和表演三部分组成。在体制上，元杂剧以折为单位，一本通常为四折，个别也有一本五到六折的。此外每本还加有一场或两场戏，称为“楔子”，位置或在折前或在两折之间，用来介绍人物、情节等。每本在结尾时有一对或两对对子，称为“题目正名”。在音乐方面，元杂剧有严格的规定，一折戏只用一套曲子，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子组成，而且同一套曲子的排列顺序也比较固定。元杂剧用北曲演唱，乐器主要使用琵琶等弦乐，风格豪放激越。在角色设置上，元杂剧角色分为三大类：末类、旦类、净类，一本戏中只由一人主唱，由正末演唱的戏称为“末本戏”，由正旦演唱的戏称为“旦本戏”。元杂剧中用“科范”来规定动作表情或指示舞台效果，简称“科”。在元代近百年的时间里，北杂剧创作风靡全国，作家云起，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戏剧作家和演员，剧本成千上万，洋洋大观。著名的剧作家有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郑德辉、白朴、马致远等。重要的作品分别有《窦娥冤》(关)、《单刀会》(关)、《望江亭》 (关)、《倩女离魂》(郑)、《梧桐雨》(白)、《汉宫秋》(马)等脍炙人口的佳作。伟大的戏剧家王实甫创作了被称为是“天下夺魁”的《西厢记》，成为元代戏曲最高成就的代表。 明清两代，在通俗白话小说获得长足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明清传奇也迎来了古代戏曲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戏曲到明清两代分为杂剧和传奇两大类。但明清传奇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宋元南戏一脉相承。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北宋末年流行在江浙一带的民间歌舞小戏，到元末明初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剧本《琵琶记》与《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即所谓荆、刘、拜、杀四大院本。《琵琶记》因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被称为“南戏之祖”。奠定了明清传奇的基本格局。明清传奇就是在南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特指用南曲写成的长篇戏曲剧本，它荟萃了南戏和元杂剧的精华，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体裁之一。传奇在明清两代，在内容体制、舞台表演等方面都比南戏有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中叶乾隆年间，传奇被地方戏取代为止。可以说，从明初到清代中叶地方戏的兴起，这一百年就是明清传奇的兴衰史。

传奇和杂剧作为同一戏曲艺术，虽有共同的演出形式和结构方法，但由于二者兴起的地区不同，又各有不同的成长轨迹，在体制、唱腔、演出形式上与杂剧有许多不同之处。体制上，传奇称出不称折.每本戏通常见十出。传奇创作的黄金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出现了称为明代三大传奇的《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和汤显祖的杰作《牡丹亭》，出现了昆山派、临川派和吴山派，著名的有李开先、张凤翼、周朝俊、吕天成、孟称舜、冯梦龙等。到清初更是出现了轰动曲坛的“南洪(升)北孔(尚任)”两位巨星，他们的代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被称为是清代戏曲的“双壁”。然而，在南洪北孔之后，传奇很快走向它生命的终点。明中期由顾坚、魏良辅等艺人对四大声腔(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的昆山腔做了改革，文人按昆曲填词，昆腔唱遍大江南北，成为明后期以后主要的唱腔。到清乾嘉时期，统治曲坛的昆曲进入宫廷，脱离人民群众，逐渐被弋阳腔、秦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等地方小戏所取代，这就是所谓的“雅部”与“花部”的对立。现代京剧就是以二黄调为主，吸收了其他地方戏曲声腔而形成的新剧种，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戏曲在成熟过程中固然吸收了正统的诗、词、文以及民间歌舞、说唱技艺的成果，但同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和小说，二者的血缘关系尤其亲密。小说和戏曲在许多方面是互相借鉴和渗透的。在内容上，唐宋传奇和各种笔记小说，成为古代戏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宝库。著名的如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有“三梦”是取材于唐人小说：《紫钗记》本自《霍小玉转》，《邯郸记》本自沈即济《枕中记》，《南柯记》本自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反过来，戏曲的故事情节对小说的创作也有影响，如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出现之前，在戏曲舞台上就有大量的“三国戏”、“水浒戏”以及“取经戏”上演，它们直接推动了长篇小说的诞生。在艺术形式上，小说和戏曲也都从对方吸取有益的养料完善自己，可说是小说中有戏曲，戏曲中有小说。清代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李渔把小说看作是无声的戏曲，并将自己的小说集定名为《无声戏》。

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计划

一、班级基本情况分析：

本班共有学生64人。在实施新课改中，教师热心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教改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了综合实践能力，对推进新一轮教学改革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部分学生对新教材新教法仍然不能适应。受应试教育的惯性影响，仍然有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没有进入课改设定的情境，处于无所适从的茫然状态。

二、教学的总要求：

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更新教学理念，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为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创造性学习，创造必要的条件，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三、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是按照《课程标准》编排的新教材，体现了新理念和新目标，致力于构建新的教材系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本册共有30篇课文，按主题合成七个单元，每个单元按照主题进行综合训练，努力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综合学科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不断的实践中，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

四、教改措施：

1、以深化语文教学改革为契机，加大课堂教学改革力度，积极投身新课改，运用先进教学理念和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激发学生地学习兴趣，唤起问题意识，实施教学民主化，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从整体上把握教科书，弄清编辑者的意图及内在联系，从本校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广泛博览参考资料，集思广益，总揽全局，面向全体。做好试卷分析，找出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注重补差补缺，争取教学大面积丰收。

3、认真抓好听说读写训练，进行口语交际训练，结合教材中的名著欣赏，诵读欣赏、引导学生进行综合训练，尤其要注重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

4、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增强学习的后劲，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重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确立语文教学的新理念。

5、搞好第二课堂活动，引导学生扩大阅读面，多读文学名著，多读健康有益的课外读物，提高文学修养，陶冶高尚情操，使学生获得社会所需要的终身受用的语文能力。

6、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渗透，强化综合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发课堂学习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沟通课堂内外，沟通平行学科，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活动，努力提高语文素养，实现语文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终身受用，为中考和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7、作文采用全批、抽批、面批，学生互批等方法，快捷、及时反馈给学生，及时指导、评价、交流，激发写作动力，同时结合每周两篇随笔指导、交流，用最贴近学生生活和学生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受感染的学生作品启发，激励学生写作，把作文教学落到实处。

8、指导学生读书和写好读书笔记，每周一节交流随笔和读书笔记课，形成丰富、生动的语文学习过程，避免死读课本和读死书现象。

五、教学课时安排：

第一单元总课时l1课时：

《背影》3课时，《永久的悔》2课时，《铁骑兵》2课时，《苏珊?安东尼》1课时，口语交际l课时，写作2课时。

第二单元总课时8课时：

《大堰河我的保姆》2课时，《现代诗两首》2课时，《致空气》l课时，《樵夫，别砍那棵树》l课时，口语交际1课时，写作l课时。

第三单元总课时6课时

《日出》3课时《钦差大臣》2课时《放下你的鞭子》l课时

第四单元总课时6课时

《为人民服务》2课时《应有格物致知精神》2课时《我有个梦想》l课时《你是你的船长》l课时

第五单元总课时6课时

《南京大屠杀》2课时《寻找时传祥》2课时《阿炳在1950》1课时《滑铁卢之战》1课时

第六单元总课时l5课时

《邹忌讽齐王纳谏》3课时《周亚夫军细柳》3课时《古文二则(孙权劝学、祖逖北伐)》2课时《公输》3课时《诗词五首》4课时

第七单元总课时l5课时

《桃花源记》3课时《岳阳楼记》3课时《醉翁亭记》3课时《湖心亭看雪》2课时《诗词五首》4课时

古代戏曲赏析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琵琶记》是元代高明所作的一部南戏作品，被称为“南戏之祖”。高明试图将宋代戏曲中蔡伯喈的“负心汉”形象改写为“全忠全孝”的形象，从而起到“子孝共妻贤”的劝化作用。但实际上，高明改写的蔡伯喈并非单纯是“全忠全孝”的人物，他的形象蕴含了更多的深意。因此，对于如何评价《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人物形象，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本文从蔡伯喈人物形象的演变出发，深入探究了元代高明笔下的蔡伯喈丰富复杂的悲剧性格及形成其悲剧人生的时代背景，全面的论述了《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塑造。

关键词：蔡伯喈;形象;矛盾;个人意志;忠与孝

“物理易尽，人情难尽。”这是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的一句话，作者原本是就当时戏剧题材如何开掘的问题来阐发的，但假若从创造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句话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隐衷。因为，无论怎样的作家都难有十足的把握充分地表现他笔下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灵世界，而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也常常不能完全解读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塑造就体现了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文学现象。元代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是代表着南戏最高成就的一部剧目，也是较为复杂的一部古代戏曲作品。长期以来，在对《琵琶记》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中，蔡伯喈一直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人物。但争议的引起，从作品本身来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高明对原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创作性的改造。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宋代戏曲《赵贞女》的故事框架，保留了剧本中女主人公赵贞女“有贞有烈”的形象，但对男主人公蔡伯喈的形象却作了全面的改造，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元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蔡伯喈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在宋代戏曲《赵贞女》中，蔡伯喈的形象已经脱离了历史上蔡伯喈的真实形象，成为一个借历史人物演绎现实的非真实人物。在前人对蔡伯喈形象塑造的基础上，元代高明进一步将蔡伯喈的形象演变、发展，使戏曲舞台上的蔡伯喈与历史真实中的蔡伯喈有了天壤之别。

东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是一代才女蔡文姬之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为“蔡中郎”。蔡邕本人天性极为孝顺，同时还是大书法家、大文学家。然而，蔡伯喈这个人物被民间熟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部以他为主人公的戏曲《赵贞女》和《琵琶记》。但这两部戏曲中的蔡伯喈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蔡伯喈。

《赵贞女》是一部宋朝戏曲，徐渭在他的《南词叙录》中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2]可见，《赵贞女》是我国最早的南戏代表作之一。《赵贞女》的内容主要是写书生蔡二郎应试，考中状元后，他贪恋功名利禄，抛亲弃妻，另娶牛丞相之女为妻。赵贞女在其父母双亡后上京寻夫，可丈夫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反而放马踩踹赵贞女，致其死亡，蔡二郎的行为触怒天神，最终蔡二郎被暴雷轰死。因此，在《赵贞女》中，蔡伯喈是一个“背亲弃妇”的负心书生，他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公然蔑视和挑战，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使人神共愤，其最终结局正显示了人们对他的批判和谴责。

元代高明的《琵琶记》沿用《赵贞女》的故事，却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蔡伯喈形象。陈留书生蔡伯喈是个孝子，刚新婚两月，因父母年事已高不便远行，因此不愿应试，但其父不允;中状元后，不愿做官，请求回家养亲，但皇帝不允;当朝牛丞相强行招其为婿，蔡伯喈以回家尽孝为由辞婚，牛丞相不允。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滞留京城。入赘相府后，他在无奈的夹缝中挣扎的生存，一路走来导致一串的不幸，最终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搏换的孩儿名利归”的悲惨结局。此剧中的蔡伯喈与《赵贞女》中的蔡伯喈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从过去的受谴责的“负心书生”变成了受颂扬的“全忠全孝”书生。此剧中蔡伯喈的所作所为皆出于被迫无奈，即从过去的“三不孝”(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变成了“三不从”(为孝辞试父不从、为孝辞官君不从、为孝辞婚相不从)。

事实上，高明在《琵琶记》中塑造“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形象是为了实现其在“副末开场”中所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只看子孝与妻贤”的创作目的。然而，剧中的蔡伯喈在依照封建伦理纲常践行忠孝之道时，却遭遇尴尬窘境父母最终饥寒而死，蔡伯喈欲孝却最终不孝。在剧本中，蔡伯喈这个知识分子的悲剧正是通过高明精心设置的“三辞三不从”关目来体现的，同时也展示了蔡伯喈这个古代知识分子的丰富复杂的性格悲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蔡伯喈的性格中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意志 关于蔡伯喈的形象，谢柏梁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蔡伯喈本人的全部生活追求其实便是田园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家庭生存状态。”[4]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蔡伯喈追求的生存状态与古代知识分子追求功名仕途的理想是相悖的，但这恰恰是蔡伯喈异于古代士子的地方，也是蔡伯喈自我意识和个人意志得以体现的地方。《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三辞”，即辞试、辞官、辞婚，就是他通过深沉的思考表现出的人生态度，虽然与封建道德相悖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反映了蔡伯喈的自我意识与个人意志。

蔡伯喈博学多才，文采超群，真可谓“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第二出)他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古代知识分子，在常人看来，他本应该按照封建传统既定的方式走科举荣身之路，然而蔡伯喈对人生却有着异于常人的独到见解。他不像古代士子一样追求功名利禄，而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和谐恬静的田园生活，将夫妻团圆、孝敬父母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并将“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第二出)，他甚至“甘守清贫，力行孝道”，坚持“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 (第四出)的人生追求。但蔡伯喈的这种个人意志并未得到社会与周围之人的认可。在封建纲常与其父功名利禄思想的逼迫下，蔡伯喈扭曲了个人意志上京应试。离别家乡时，他担忧八旬的老父母：“只恐锦衣归故里，怕双亲不见儿”，对妻子亦表明心迹：“我何曾想着那功名?欲尽子情，难拒亲命” (第四出)，但他除了违背自己的意志似乎并没有别的选择。当考中状元后，他又一直心系家乡，虽然金榜题名，但仍按照自我意志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生活，并上表辞官。然而，朝廷的不许迫使他锦袍加身。但最具讽刺的是，在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官场的生活后，他反而对自己“惟有快活是良谋”“一家安乐值钱多”“真乐在田园，何必区区公与侯” (第二出)这样的人生理想有了更进一步的确认。这样，他渴望行孝却不能行孝，身为官宦但并没有尽职，蔡伯喈的最终结局实际上进一步反映了他的个人意志被压抑的忧郁与苦闷。再婚后，蔡伯喈仍然对妻子和父母怀着深挚的感情，他盼望着早日回乡，整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但是他依然无法按照自我意志行事，第三十回中他的一段唱词正表现了他的内心情感：

我穿的是紫罗兰，倒拘束的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你道我有吃的呵，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似我这般样为官呵，只管待漏随朝，可不误了秋月春花也?干碌碌头又早白。

从蔡伯喈的这段自我表白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蔡伯喈的身上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但他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受到了压抑并遭到了毁灭。

由分析可以看出，高明笔下的蔡伯喈较之于古代其他士子增添了新的内涵：他鄙弃功名利禄，向往父母安康、夫妻和乐的平凡生活，但其人生追求与古代士子读书做官的道路发生了悖逆。在蔡伯喈身上，表现出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淡化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滋长，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时，蔡伯喈身上也显示出了个人意志遭到压抑和毁灭，这也正是构成他悲剧命运的一大原因。

二、蔡伯喈的性格中显示出古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怯懦

纵观剧本，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蔡伯喈是个想要“行孝”的孝子，在“高堂称寿”与“蔡公逼试”中，他就提出“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倒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可是，他在此后并没有遵从他的个人意愿做出选择，也没有表现出维护理想的坚决行动。当父亲逼试时，他并没有决绝的辞试，在犹豫踌躇中踏上了应试的路途;当他高中状元众人都为他庆贺时，他在“丹陛陈情”中悲叹道：“闪杀人一封丹凤诏。”他虽悲叹父母亲人，但他也守着“忠”的伦理规范，没有决然的辞官;在牛丞相逼婚后，他哀吟：“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但他畏于朝中权贵，也没有力拒这桩婚事，违心入赘了牛府。

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想要行孝的孝子，在封建纲常孝与忠的“规范”下，违心应试，违心做官，违心娶牛氏。他试图反抗这些强加来的外来意志，但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正在于他软弱怯懦的性格。在他看来，为了尽孝必须听从父亲的意愿，为了尽忠必须服从君王的命令，为了将来能全身而退必须屈从于权贵。但是，笔者认为，如果说“一不从”是他为实现父母“改换门闾”的愿望而没有坚决推辞的话，那么“二不从”“三不从”则鲜明的反映了他性格的软弱性。在辞官辞婚时，他以亲孝为借口，但却没有明确的提出“妻室青春”的有力证据，被君王“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的说辞驳回。在辞官辞婚失败以后，他顺从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委曲求全，但又终日自怨自艾。他有回乡之意，却又隐藏在内心，屡屡不敢提及。在第二十四出中，当他终于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而与院公吐露心事时，院公说道：“小人每常间见相公忧闷不乐，岂知这般就里。相公何不说与夫人知道?”由此可见，连院公都认为他应该大胆说清事情真相，私下怨叹无益，但是软弱的他却连试着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在“琴诉荷池”中有这样一段戏：荷池边心念故乡的蔡伯喈为牛小姐弹琴，但琴音却一再的出错，于是，夫妻二人就有了这段意味深长的对白：

贴：相公，你如何恁的会差。莫不是故意卖弄，欺侮奴家。 生：岂有此心，只是这弦不中用。 贴：这弦怎的不中用。

生：俺只弹得旧弦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 贴：旧弦在哪里? 生：旧弦撇下多时了。 贴：为甚撇了?

生：只为有了这新弦，便撇了那旧弦。 贴：相公何不撇了新弦，用那旧弦?

生：夫人，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

这段戏中，软弱与执着、游移与决绝这些充满矛盾的感情被扭合统一到蔡伯喈的内心中，他的软弱怯懦使他犹豫不决，欲说实情却又不敢说出来。这样一个矛盾的个体，甚至在牛小姐的盘问下仍不敢吐露实情，将牛小姐气走：“由你，由你。我若不解劝，你又只管忧闷;待问着你，你又遮瞒我。我也莫奈何。”最终蔡伯喈吐露心事，牛小姐知道实情后要为他争取回乡孝亲的机会，可他竟阻拦牛小姐去禀求父亲：“夫人，非是我声吞气忍，只为你爹行势逼临。怕他知我要归去，将人厮禁，要说又将口噤。我待解朝簪，再图乡任。”“你休说，不济事，干枉了”，他的这种怕得罪权贵宁愿放弃争取的心理更鲜明的表现出了他性格的软弱怯懦。由蔡伯喈的仕途，我们可以看出，蔡伯喈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知识分子，又是古代封建知识分子软弱怯懦形象的缩影。

综观《琵琶记》全剧，由于蔡伯喈的软弱妥协，他不能算是个孝子，尽管他努力按照孝道伦理来践行赡养父母的理想，但为了尽“忠”，他放弃了行“孝”，造成了父母双亡的悲剧，事实上没有做到尽孝;又因思家心切，造成了不安心政务，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尽忠，从而陷入了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高明没有将蔡伯喈写成完人，塑造的是一个七情六欲和各种弱点皆备的人物，当然蔡伯喈的矛盾也就体现在这里。他想要孝顺父母，但他软弱怯懦的性格弱点阻碍了他愿望的实现，使其自始至终处于矛盾与挣扎当中，不得解脱。尽管他的内心并未负心弃亲，但他的软弱和让步客观上造成了对父母和妻子的遗弃。戏本中“琴诉荷池”“宦邸忧思”“中秋望月”等几出戏就传神的展示了蔡伯喈性格的软弱怯懦和由此造成的自我折磨。

三、由蔡伯喈的性格看蔡伯喈的内心世界

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是一个具有个人意志却又软弱怯懦的知识分子，他的这双重性格必然导致其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从他离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接下来的人生只能和悲凉苦涩相伴，挥之不去。有句古语道“父母在，不远游”，饱读诗书的蔡伯喈也一心想遵从这一道德规范，然而在家中尚有风烛残年的双亲的情况下，他的被迫应试之举必然导致他内心不安。他时时挂念家乡的父母，在“官媒议婚”中，他道：“虽则任居清要，争奈父母年老，安敢久留?天那!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由此可见他内心的苦闷与孤苦。

“强官”更使他看清了自己所遵从的伦理道德中“忠”与“孝”的尖锐对立，使他处于“忠”和“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中。他割舍不了对家人的情爱，面对强权势力又不断妥协，内心必然充满矛盾与痛苦。对于古代士子而言，“金榜题名”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对于蔡伯喈来说“持杯自觉心先痛，纵有香醪欲饮难下我喉咙。”他对父母的处境有着深深的担忧，却又无处诉说，内心的苦痛无法排遣。做官对他来说没有快乐，更多的是愁苦与拘束。然而，当他还在懊悔、怨恨不能回家侍奉父母时，“书馆悲逢”一出中父母双亡的噩耗却已传来，强烈的刺激使得他“脱却巾帽，解却衣袍”，痛下决心回家守孝，然而，父母已故，他的内心除了无尽的自悔自责又能怎样?

对于父母，蔡伯喈只有自悔自责，承受着内心的煎熬，那面对妻子呢?面对妻子他有着深深的愧疚感，承受着良心的谴责。新婚两月的妻子在“南浦嘱别”里曾声声叮嘱“官人此去，千万早早回程”“须是早寄个音信回来”，然而他非但不能早日回乡，而且还与牛氏再婚。再婚虽然不是他的个人意愿，但毕竟与他的软弱性格有关。“洞房花烛”应是人生又一大喜事，但蔡伯喈却是有苦难言。尽管他曾有过片刻的欢喜：“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但片刻的欢喜之后是漫长的痛苦与压抑：“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第十九出)。“书馆悲逢”一出中，当他见到糟糠之妻，闻之父母妻子的悲苦遭遇后，更加重了他的痛苦、自责，使他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受到道义的重压和无尽的谴责。

高明让蔡伯喈背负了良心的自责和道义的重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在忠孝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内心备受折磨，心里凄凉悲伤并有着无尽的负罪感。在他身上有着磨不掉的创伤，也有着说不出道不尽的痛苦，他只能在深深的自责中发出深沉幽怨的叹息。总之，“《琵琶记》的悲剧性正在于三不从’使得蔡伯喈处处陷入违反本性，又无能为力的被动性，从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不孝子。”[6]

如果试将《赵贞女》与《琵琶记》来作比较，我们会看到其故事的延袭关系，但其思想主题、故事结局、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又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这是两个思想主题独立的作品，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有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的，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孤立的比较两个作品。当然，对于其中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同样如此。

蔡伯喈的悲剧命运是与古代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科举制度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广泛实施，但各个时代，科举制度实行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宋代封建门阀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思想削弱，实行抑武崇文的政策，主要以科举取士。文人不管门第高下，出身如何，只要考试中式，就可以做官。宋代庞大的文官集团、大量的科举名额为读书人做官、“学而优则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许多寒微之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贫寒的士子骤然发迹，在官场上毫无依靠的势力，为了仕途畅通，他们总试图寻找有权势的靠山;而权贵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往往要借助联姻来拉拢新进士子，这样再婚弃妻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另一方面，儒学思想在宋代已经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由此决定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较为严格，重婚或抛弃糟糠之妻不仅为封建礼法所不容 ，而且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宋代南戏《赵贞女》中蔡伯喈遭天谴的结局及作品批判负心书生的主题是与此时的社会时代和历史背景相应的。

而元代社会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地位骤降的时代。元代科举之路不畅，科举制度甚至一度中断，而且科举取士名额极少，多是以吏取士，所以元代知识分子发迹极为困难，仕进之路被堵塞，民间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真切的道出了他们的辛酸处境。这样，谴责寒士发迹负心弃亲的故事也就失去了社会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元代戏曲中的书生实际成为被同情的对象。虽然也有文章叙写他们生活的困窘、仕途的不畅，婚恋的不顺，但最终都让他们完满收场。面对这种时代环境，对宋代流传下来的表现书生负心的传统剧目进行改造是必然的了，高明将《赵贞女》对蔡伯喈的谴责改为歌颂，也是必然的趋势。“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既不是背亲弃妇’的陈世美，也不是坚决辞婚’的王十朋。”[7]他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在封建纲常中被无情的摧毁，他在家庭中，在婚姻、仕途中都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他想摆脱却无法摆脱他所承受的这一切，他是“一个处于忠孝的夹缝中，无法找到自己价值位置的矛盾形象;一个被外在规范压制，但内心并未死去，情感相当热烈的自我寻找者;一个在异我’和真我’的撕裂中，企图抗拒沉沦、复归自身的探寻者。”[8]蔡伯喈在情与理的矛盾与挣扎中度过一生，这其中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无奈和他内心痛苦与悲哀,也饱含了对以他为代表元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辛酸不幸处境的揭示。

蔡伯喈是一个天性善良而又熟知礼数的封建士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只能放弃自我意识与个人意志而弃“孝”从“忠”。在“忠”“孝”的对立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他曾试图反抗，但自觉的意识又不能够唤起他的勇气和力量，让他做出自主的选择，在软弱怯懦而又矛盾苦闷的性格悲剧中，他的内心始终遭受着来自伦常和道德的谴责。诚如黄仕忠先生所说：“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常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常自身的矛盾，成为一个可怜可悲的牺牲品。”[9]高明塑造的蔡伯喈的形象，不单单是一个古代士子的人物的形象，而是元代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士人阶层苦闷彷徨的思想性格的代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古代戏曲赏析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一、话本、拟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和前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相比，在爱情观念、人物形象上发生了哪些新变?

在爱情观念上：

1、话本、拟话本的爱情故事开始由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向尊重品德、情感、注重生活实际方面进化;

2、话本、拟话本爱情篇章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反对封建的门第观念、贞操观念和等级观念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争取自由婚姻等。

在人物形象上：话本、拟话本对人物的描写具有特殊性、细致性和多样性。

1、特殊性表现在人物描写上的“奇”，非常注重人物描写的个性化。比如：杜十娘、莘瑶琴、玉堂春，三人都是色艺双绝的妓女，都向往自由、渴望爱情;但她们却都有各自不同的风姿。杜十娘深沉老练、莘瑶琴质朴单纯、玉堂春机智泼辣。

2、细致性十分明显，如《刘小官雌雄兄弟》写小酒店掌柜刘公在风雪天救起一个60多岁的老头，就用了4000多字。《苏小妹三难新郎》写秦少游与苏小妹进入洞房后的“三难”就用了将近5000字的篇幅。

3、人物的多样性，比如：综合环境、人物身世等特点;利用矛盾冲突描写人物的行动;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心理活动;通过想象夸张塑造带有传奇色彩的理想形象等等

二、前人认为话本、拟话本“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话本、拟话本是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白话小说，其作者博古通今，大都熟悉前朝故事，不仅熟悉下层人民生活，与当时的市民阶层生气想通，而且富有表现生活的艺术技巧。听众也是以下层小市民为主，所以内容也是写下层民众生活，以描写人物为中心，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语言是白话口语，下层小市民在听众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另外，讲史话本的作者大都地位低下，其听众和观众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因而，讲史话本的思想观点比正统诗文进步，较为接近人民群众，所以说话本、拟话本“主意是在讲述市井间事。”

古代小说与戏曲作业二

一.《水浒传》所描写的是否“农民起义”?

答：《水浒传》是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渔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小说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二.如何看待《水浒传》鱼龙混杂的人物群像?

答：《水浒传》描写的是一个时代下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各个行业不堪所迫，转而投身绿林，而这108将就是其中的代表。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虽然看起来鱼龙混杂，但实际上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全书叙述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张顺、吴用、鲁智深等英雄形象。

例如：林冲：他是被逼上梁山的众多好汉中的典型代表。他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武艺超群，既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又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的怨气。但教头的地位，舒适的家庭，又使他安分守己，怯于反抗。高衙内在大庭广众之中调戏他的妻子，他忍了;中了高俅的圈套，被发配沧州，他忍了.但是，高俅父子为了谋害他，竟然派人到沧州火烧了大军草料场，要把他活活烧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手刃了仇人，毅然上了梁山。可以说《水浒传》里的人物形象各有千秋，都有自己所特有的性格和特点，作者生动的塑造了他们，所以才使读者百看不厌，成为名著。

古代中国小说与戏曲作业三

《长生殿》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答：

1、作品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长生殿》前面几处主要写实，是现实主义的。后面几处，主要是依据民间传说，借助浪漫主义想象，描写作者和部分人民的理想。杨贵妃被赐死之后，各种传说蜂起，有点传说杨贵妃根本没死，由宫女当贵妃自缢而死，而杨贵妃的真身逃到东海蓬莱，一说到了日本，故有后来的方士觅魂、月宫团圆的说法，这其实是人们出于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而产生的一种良好愿望。显然，其虚构中也包含有现实主义的成分。这样剧作构思奇特、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情节完整，故事性强，收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2、为了铺展错综的戏曲冲突，《长生殿》以金钗和钿盒为线索来组织情节，贯穿始终，其他事件则围绕中心线索展开，纵横枝蔓，前后呼应，交织成篇。金钗和钿盒作为李杨的定情信物既是戏曲演出常见的道具，又是全剧的情节线索，在全剧的演出中多次反复出现，每次出现都有其作用和深意。从李杨二人以金钗和钿盒定情，到杨贵妃以金钗和钿盒捉奸、和要挟李隆基，再到七夕密誓，马嵬赐死，乃至最后月宫团圆，金钗和钿盒频频亮相，不断推动情节发展，展示出神奇的艺术魅力。

3、《长生殿》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前半部的豪华热闹与后半部的萧条悲戚形成鲜明对照，相互烘托，表现出作者的感情倾向和作品主题，抒情意味很浓。作者痛心李隆基荒淫误国，感伤李杨爱情生离死别。《长生殿》既是爱情悲剧，又是政治悲剧。曲文也颇具抒情色彩、能声情兼备的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感情和心理活动。

4、《长生殿》曲词清丽，音律和谐。剧作吸取明代戏曲文采派和本色派的长处，又克服了双方的短处和缺陷。作品曲词优美，吸收了唐诗、元曲的特点，较多化用了唐诗元曲的名句。

古代小说与戏曲作业四

一、洪升的传奇《长生殿》和白朴的杂剧《梧桐雨》的结局安排有何不同?谈谈你对两个不同结局的看法。

答：白朴的杂剧《梧桐雨》结局是：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明皇返回京师，梦见杨贵妃在长生殿设宴，请他赴席，却被窗外梧桐叶上的雨声惊醒，想起正是昔日的欢会带来今日的凄凉，可以说《梧桐雨》结尾凄凉，从一定程度上寄托来了作者的兴亡之感，表现了作者的故国之思。

洪昇的传奇《长生殿》结局是：贵妃死后，唐明皇因思念贵妃，派临工道士觅魂，于蓬莱仙岛找到了杨贵妃，明皇与贵妃经过忏悔之后，八月十五被引进月宫在月宫团圆。可以说《长生殿》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写到团圆收煞，本身属于正剧，也表现出作者对李杨爱情的同情和赞颂。

二、关于《长生殿》主题的各种观点中，你赞同哪一种?为什么?

古代戏曲赏析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一、用各二百字左右的篇幅介绍三篇话本、拟话本的代表作品。

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宋代的讲史话本有《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这些话本以正史为主要依据，但也采入一些传说、异闻等，同时也不免虚构，以增强吸引力。它们的情节往往较曲折，篇幅较长。元明清的历史小说正是由此演变而成的

拟话本是明代兴起的短篇小说的一种创作形式，它是由文人模拟宋元话本而创作的。它与话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白话小说;其不同点是拟话本不再是说话艺人说唱的底本而是专供人们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拟话本的出现标志着宋元以来的讲唱文学已逐渐脱离了口头创作阶段进而发展成为作家的书面文学。其代表作品主要有：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简称《三言》)，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陆人龙的《醒世言》，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于霖的《清夜钟》以及佚名的《石点头》《醉醒石》等。

二、话本、拟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和前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相比，在爱情观念、人物形象上发生了哪些新变?答：在爱情观念上：

1、话本、拟话本的爱情故事开始由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向尊重品德、情感、注重生活实际方面进化;

2、话本、拟话本爱情篇章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反对封建的门第观念、贞操观念和等级观念以及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争取自由婚姻等。

在人物形象上：话本、拟话本对人物的描写具有特殊性、细致性和多样性。

1、特殊性表现在人物描写上的“奇”，非常注重人物描写的个性化。比如：杜十娘、莘 瑶琴、玉堂春，三人都是色艺双绝的妓女，都向往自由、渴望爱情;但她们却都有 各自不同的风姿。杜十娘深沉老练、莘瑶琴质朴单纯、玉堂春机智泼辣。

2、细致性十分明显，如《刘小官雌雄兄弟》写小酒店掌柜刘公在风雪天救起一个 60 多岁 的老头，就用了 4000 多字。《苏小妹三难新郎》写秦少游与苏小妹进入洞房后的 “三难”就用了将近 5000 字的篇幅。

3、人物的多样性，比如：综合环境、人物身世等特点;利用矛盾冲突描写人物的行动;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心理活动;通过 想象夸张塑造带有传奇色彩的理想形象等等

三、前人认为话本、拟话本“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答：话本、拟话本是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白话小说，其作者博古通今，大都熟悉前 朝故事，不仅熟悉下层人民生活，与当时的市民阶层生气想通，而且富有表现生活 的艺术技巧。听众也是以下层小市民为主，所以内容也是写下层民众生活，以描写 人物为中心，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语言是白话口语，下层小市民在听众数量上占 了绝大多数。另外，讲史话本的作者大都地位低下，其听众和观众大多是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人民，因而，讲史话本的思想观点比正统诗文进步，较为接近人民群众， 所以说话本、拟话本“主意是在讲述市井间事。”

四、 结合作品分析话本、拟话本是如何运用“巧合”的手法来安排情节的。

答：所谓“巧合”，就是偶然性。偶然性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作品中的“巧合”来源于社会，又经过提炼加工，就是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既反映生活真实， 体现客观规律，又富有艺术魅力。比如《错斩崔宁》的“巧”值得一提，作者安排 情节，处处抓住一个“错”，在“错”的背后又处处强调一个“巧”。刘贵戏言， 二姐出走是“巧”，静山大王杀刘贵是“巧”，崔宁与二姐清早结伴同行是“巧”， 刘贵与崔宁的财物正好都是十五贯更是“巧”，表面看来这些“巧”是偶然的;而 在“巧”的背后，是封建礼教和司法制度两把杀人的刀子。这里的“巧”表现了社 会的本质和客观规律。试想，如果不是社会上普遍存在买卖妻妾的现象，刘贵怎能 如此戏言?陈二姐又怎么会轻易信以为真?如果没有“男女同行、非奸即盗”的社 会舆论，崔宁和陈二姐又怎会被“错绑”、 “错杀”。正因为《错斩崔宁》中的“巧” 戳到了当时社会的要害，所以情节的发展既扣人心弦，又合情合理。听众和读者既 因为始料不及而不断称奇，又因为总在情理之中而频频叹服。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3答案

三、红娘形象之我见

在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家生婢女”红娘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剧中的红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重情重义。可以说，《西厢记》没有红娘，情节将惨淡无光，而崔、张的婚事也可能只是个泡影罢了。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也代表了在当时社会前提下女性理性的觉醒和主体意识的萌动。

红娘性格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她的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和她的正义感，这也是她性格中最闪光的地方。剧中一开始就说她是相国之女莺莺的贴身丫鬟，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是，在莺莺和张生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时，她主动站了出来为两人穿针引线。比如在“酬韵”一折中，莺莺和张生隔墙吟诗，红娘催促道：“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此时连张生都怨她“不做美的红娘忒浅情”。但是，当两个人历尽坎坷即将成婚之时，老夫人的赖婚，激起了她的不平和正义感，于是她更加义无反顾的帮助，尽一切力量将两人撮合到一起。当张生绝望不知所措时，红娘主动为其出谋划策，让张生在夜晚趁莺莺在后花园烧香时通过琴声以明心志，并且不再催促莺莺回去，而且借口“瞧夫人一会”，有意让出空间让他们充分的交谈。当莺莺请她去看望张生，她没多作推脱就答应了。她感谢张生一封书信救了“俺一家儿性命”，她同情莺莺、张生婚姻的受挫，她更为夫人的“失信”而不平。显然，红娘是一个恩怨分明，重情重义，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奴婢，而不是一个惟命是从、唯唯喏喏的丫鬟，这也是她最终违背夫人之命，热心帮助莺莺、张生走向团圆的根本原因，也是她个性之所在。

红娘的正义还表现在她充满反叛精神。按常理来说，崔、张的“自由”婚姻，在充斥着封建礼教的社会背景下，应该算是大逆不道的，但红娘作为一位老夫人派来"看守"小姐的丫头，不仅不提醒“主子”，反而“推波助澜”，还成为这场婚姻得以美满结局的主要的牵线搭桥之人。在"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宗旨下，红娘是一个美好的化身，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在这场叛逆的婚姻中，红娘不畏老夫人严词，几次三番周转于崔张之间，为他们安排月下听琴，并有晓夜奔走，传书递简等一系列行动，反映了她对这场恋情的支持，对真情的尊重，以行动表现了红娘的反叛精神。

红娘的可爱之处还表现在她机警聪明，有高度的警惕心和保护意识又富于同情心，她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矛盾期”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在为崔张二人撮合过程中，她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于是她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而张生是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书生，在追求莺莺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态度，他的深情和弱点都呈露在外面。于是红娘又不得不警惕着张生。同时，做为这场婚姻的一大障的老夫人，红娘依旧需要谨慎着，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心丫鬟夹杂在小姐，张生，老夫人三者之间，她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 “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这也是她能在相国府应变自如，独善其身的诀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此的一个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的丫鬟形象是带着理想化成分的。剧中说她是个丫鬟，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出真实的尊卑主仆身份，放眼望去几乎“人人平等，富有民主”，说她是丫鬟，她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主子小姐一会儿叫她“小贱人”，一会儿改口叫她“姐姐”;老夫人骂她“小贱人”，但是一番理论过后，又不得不服软的说“这小贱人也道的是”，马上又肯定了她。如此的一个敢与老妇人抗衡，与小姐戏弄的“放肆的大胆的”丫鬟形象在当时实难找的到。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理想化的塑造，更进一步来说是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或者叫对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期望和呼唤吧!

在《西厢记》的时代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千百年来她们一直处于一个依附从属的地位，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更为沉重的制约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然而，在红娘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礼与法”道路上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命运的真实情况。她是这个社会正义的化身(即使有理想成分)，是这个社会的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元代女性理性的觉醒以及主体意识萌动的现状，而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

中国小说戏曲专题形成性考核四

认真阅读杂剧《梧桐雨》和传奇《长生殿》原著，以及教材下编第十章《长生殿》，回 答下列问题。

一、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是古代小说戏曲的重要题材， 请用各三百字左右的篇幅介绍三部关于这一题材的古代小说戏曲作品。

答：

1、《长恨歌传》：唐人著名传奇小说之一。作者陈鸿。本篇有几个传本，文字各有异同，以载于《文苑英华》的较好，选入《唐宋传奇集》和《唐人小说》里。

本篇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它追述了开元年间杨妃入宫，在安禄山叛乱后，她跟唐玄宗在

入蜀路上死于马嵬坡的始末，以及道人索魂天上与杨札相见的事情。故事情节和《长恨歌》一样，不过白居易采用的是诗歌的形式，作者采用的则是散文的形式，两者实相得而益彰。读了本篇可以明白故事的原委，更可以欣赏歌辞的深美。

2、《杨太真外传》：宋代传奇小说，分上下两篇。乐史撰。收入《顾氏文房小说》、《唐人说荟》。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收入此篇。作品写杨贵妃，字玉环，原为寿王妃，后归玄宗，册封为贵妃。玄宗宠爱异常。贵妃姐妹兄弟皆受封，一时杨氏权倾天下。后安禄山起兵，潼关失陷，“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后肃宗即位，大驾还京，太上皇日夜思念贵妃，有蜀中方士，在蓬莱仙阁寻得杨太真，“钿合金钗寄将去”。把玄宗、贵妃生死相恋写的回肠荡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也是这类题材的作品。

3、《惊鸿记》：明代传奇剧本，作者不详，但一般认为是吴世美所作，内容主要是写唐明皇同梅妃、杨贵妃的故事。根据宋人小说《梅妃传》及多种关于杨贵妃的文学作品、传说加工而成。唐明皇好色，宠爱梅妃。梅妃在宴席上得罪皇弟薛王，薛王与高力士杨国忠合谋献寿王妃杨玉环以夺其宠。杨妃得宠，梅妃被黜。安史之乱起，杨妃死于马嵬坡，梅妃几经乱离与唐皇相聚。后诸人于天界相会，得知彼此原是仙人，尽释前嫌。

二、洪升的传奇《长生殿》和白朴的杂剧《梧桐雨》的结局安排有何不同?谈谈你对两 个不同结局的看法。

答：白朴的杂剧《梧桐雨》结局是：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明皇返回京师，梦见杨贵妃 在长生殿设宴，请他赴席，却被窗外梧桐叶上的雨声惊醒，想起正是昔日的欢会带来今日的 凄凉，可以说《梧桐雨》结尾凄凉，从一定程度上寄托来了作者的兴亡之感，表现了作者的 故国之思。 洪升的传奇《长生殿》结局是：贵妃死后，唐明皇因思念贵妃，派临工道士觅魂， 于蓬莱仙岛找到了杨贵妃，明皇与贵妃经过忏悔之后，八月十五被引进月宫在月宫团圆。可 以说《长生殿》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写到团圆收煞，本身属于正剧，也表现出作者对 李杨爱情的同情和赞颂。

三、关于《长生殿》主题的各种观点中，你赞同哪一种?为什么?

答：我赞成“双重主题说”。我认为作者写《长生殿》，对于政治政治主题和爱情主题，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以兴亡之感，写出儿女之情。一面要写国家兴亡之感，一面要写儿女 离合之情。告诫后人，爱美人更要爱江山，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要为了一时的纵欲 而抱恨终生。

四、《长生殿》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答：

1、作品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长生殿》前面几处主要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后面几处，主要是依据民间传说，借助浪漫主义想象，描写作者和部 分人民的理想。杨贵妃被赐死之后，各种传说蜂起，有点传说杨贵妃根本没死，由宫女当贵 妃自缢而死，而杨贵妃的真身逃到东海蓬莱，一说到了日本，故有后来的方士觅魂、月宫团 圆的说法，这其实是人们出于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而产生的一种良好愿望。显然，其虚构 中也包含有现实主义的成分。这样剧作构思奇特、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情节完整，故事性 强，收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2、为了铺展错综的戏曲冲突，《长生殿》以金钗和钿盒为线索来组织情节，贯穿始终，其他事件则围绕中心线索展开，纵横枝蔓，前后呼应，交织成篇。金钗和钿盒作为李杨的定 情信物既是戏曲演出常见的道具，又是全剧的情节线索，在全剧的演出中多次反复出现，每次出现都有其作用和深意。从李杨二人以金钗和钿盒定情，到杨贵妃以金钗和钿盒捉奸、和要挟李隆基，再到七夕密誓，马嵬赐死，乃至最后月宫团圆，金钗和钿盒频频亮相，不断推动情节发展，展示出神奇的艺术魅力。

3、《长生殿》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前半部的豪华热闹与后半部的萧条悲戚形成鲜明 对照，相互烘托，表现出作者的感情倾向和作品主题，抒情意味很浓。作者痛心李隆基荒淫 误国，感伤李杨爱情生离死别。《长生殿》既是爱情悲剧，又是政治悲剧。曲文也颇具抒情 色彩、能声情兼备的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感情和心理活动。

古代戏曲赏析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戏曲艺术，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具有戏剧的共同特征，又因其独特的表现手段和独有的审美特征，从而有别于其他戏剧形式。尤其是戏曲艺术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充满着一种“似与不似”的写意性，将表现审美意境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属于一种表现性综合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在世界戏剧艺术中独树一帜。中国戏曲蕴涵有特别的古老东方文化意味。戏曲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独有的戏剧形式。它是以唱、念、做、打为中心的综合演唱戏剧形式。“唱”指歌唱，戏曲唱腔一般有固定的曲牌以及板式，象京剧中的导板、慢板、快板等。“念”指说白，说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十分动人。“做”指表演，讲求身段、工架，象整冠、理髯、趟马等都有固定的程式。“打”指武打，有各种套路。总之，中国戏曲文武相杂，有说有唱，载歌载舞，和西方戏剧形成根本区别。

一、表现形态上不同。相对而言，西方戏剧在表演元素上比较单纯，而东方戏剧在表演元素上呈现多元化。因为戏剧艺术最早的形态是歌舞结合，戏剧原本是从祭祀性的舞蹈中产生出来的，但西方戏剧在发展过程中已不再拥有歌舞结合的形态：或者是依靠台词的“话剧”;或者是只歌不舞的“歌剧”;还有专舞不歌的“芭蕾”。歌舞分家成为西方戏剧的某种特征。相比起来，东方戏剧则保留着古老的歌舞结合的传统。东方戏剧的典型代表类型中国戏曲的各剧种，几乎无一例外包含有唱、念、做、打各要素。如果看过京剧《打渔杀家》、评剧 《花为媒》等剧目，闭上眼睛回味一下，就很容易体会到这一特征。其实，从“戏曲”这一名称也可以看出，“戏”指舞蹈与动作，“曲”指歌唱部分。“载歌载舞”成为中国戏剧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同属东方的日本歌舞伎、印度梵剧等也是如此。

二、对于现实的审美把握不同。东方戏剧侧重“写意”，西方戏剧侧重“写实”。“写实”是指在舞台上从表演到布景，都要使看戏的人感觉到如同生活的真实形态，象《雷雨》等经典话剧的布景与音响都逼近生活形态。“写意”是东方文化的特征，它不追求形式的逼真性，而重在表现意境，这是戏曲的绝妙之处，在戏曲舞台上，拿一根马鞭舞动就意味着骑马奔驰;而跑一个圈就算走过了十里八里甚至千里万里;四个龙套就代表千军万马等。似乎有点像人们幼小时骑着竹竿就仿佛在高头大马上一样，是极富想象力的创造。这种不求生活再现，而用高度提炼、夸张、美化来达到神似的方式，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扩展了表现生活的领域，把观众带到五光十色的生活联想之中，让人获得高度的艺术享受。另外一个独特性是戏曲的程式性。所谓程式是指规程法式，就是无论唱、念、做、打都有程式。如何起身、怎样走路，对打有套路，甩袖子有讲究，而旦角的哭、小生的笑、花脸的怒打“哇呀呀”、丑角的念白等待都有讲究。演员正是在程式的规则中发挥各自的功底和才能。

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比较著名的戏曲种类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粤剧、川剧、秦腔、评剧、晋剧、汉剧、河北梆子、湘剧、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这种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而中国戏曲的综合性特别强。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中最重要的一点特征是虚拟性。舞台艺术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原形进行选择、提炼、夸张和美化，把观众直接带入艺术的殿堂。

中国戏曲另一个艺术特征，是它的程式性，如关门、上马、坐船等，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程式在戏曲中既有规范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戏曲艺术被恰当地称为有规则的自由动作。

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

1、以歌舞演故事

一般来说，古代各个民族在前艺术阶段(即原始宗教阶段)，各种艺术因素的萌芽是综合在一起的。到艺术阶段，欧洲各艺术种类趋于逐渐分化。譬如在古希腊时代的欧洲戏剧是有歌有舞的，后来经过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改革，歌(舞)队渐渐失去作用，成为以对话、动作为手段的单纯戏剧。这种戏剧由诗的对话，演变为现在的完全模仿生活语言的对话，由诗剧转化为话剧。而歌、舞分化出去，以歌剧、舞剧的形式在整个戏剧领域各占一席之地。

中国戏曲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始终趋于综合，趋于歌、舞、剧三者的综合。从秦(前221-前206)汉(前206-220)俳优作为中国戏曲早期渊源起，中间经历汉代百戏，唐代(618-907)参军戏，直至宋代(960-1279)南戏、元代(1279-1368 )杂剧，这是一门艺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把五光十色的人间生活都铺展于小小的舞台，也为了使平素过着单调枯燥日子的百姓能在观剧时感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精神刺激，它不断地吸收其它姐妹艺术，如诗歌、音乐、舞蹈、绘图、说唱、杂技、武术等诸多营养，逐渐成为一种包容广泛，花样繁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的综合性艺术。换句话说，中国戏曲是在文学(民间说唱)、音乐、舞蹈各种艺术成份都充分发展、且又相互兼容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以对话、动作为表现特征的戏剧样式。

2、远离生活之法

中国戏曲的对话是音乐性的、动作是舞蹈性的，而歌和舞的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外在形式要远离生活、变异生活，使之具有节奏、韵律、整饬、和谐之美。中国戏曲艺术比一般的歌舞还要远离、变异生活。表演者的化妆服饰，动作语言颇有“矫情镇物，装腔作势”之感，而这样做是为了把普通的语言，日常的动作，平淡的感情强化、美化、艺术化。为此，中国的戏剧艺术家长期揣摩说白、咏歌、舞蹈(身段)、武打的表现技巧和功能，呕心沥血，乐此不疲。久而久之，他们创造、总结、积累了一系列具有夸饰性、表现性、规范性和固定性的程序动作。任何一个演员走上中国戏曲舞台，他要表演“笑”的话，就必须按照极具夸张、表现性和且又被规范固定了的“笑”的程序动作去做“笑”的表演。即使在今天，也仍如此。远离生活形态的戏曲，依旧是以生活为艺术源泉的。由于中国戏剧家对生活既勤于观察，又精于提炼，因此能精确又微妙地刻划出人物的外形和神韵，做到神形兼备。

脸谱、蟒袍、帽翅、翎子、水袖、长胡子，厚底靴、兰花手以及奇奇怪怪的兵器、道具，也无不是凝固为程式的东西。它们都以动人的装饰美、色彩美、造型美、韵律美，有效地增强了演出的艺术吸引力，赢得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为什么中国戏曲艺术连一颦一笑都要远离自然形态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这门艺术的大众娱乐性、商业性和戏班(剧团)物质经济条件的薄弱，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在古代中国，戏曲演出常在广场、寺庙、草台或院坝，而在乡镇农村，又多是剧场与市场的合一。成千上万的观众聚拢，如潮的人声夹着摊肆的嘈杂。处在这样的条件与环境下，艺人们为了不让戏剧淹没在喧嚣之中，不得不苦心孤诣地寻求突出自己存在和影响的有效手段。正是这个顽强地表现自我、扩张自我的出发点，使他们摸索以远离生活之法来表现生活的艺术规则：高亢悠扬的唱腔配以敲击有力的锣鼓，镶金绣银的戏衣衬着勾红抹绿的脸谱，火爆激烈的武打，如浪花翻滚的长髯。这一法则的实践结果，已不止是造成赏心悦目，勾魂摄魄的审美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舞蹈表演的程式规范化，音乐节奏的板式韵律化，舞台美术、人物化妆造型的图案装饰化，连同剧本文学的诗词格律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戏曲和谐严谨、气韵生动、富于高度美感的文化品格。

3、超脱的时空形态

既然承认戏就是戏，那么中国戏曲舞台上讲究的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逢场做戏”，十分鲜明地标举戏剧的假定性。而这与西方戏剧一贯采用的幻觉性舞台艺术处理原则，非但不同，且完全相反。

在西方人们走进剧场，自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戏剧家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可能的舞台手段，去制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让观众忘记自己在看戏，而是像身临其境一般沉浸在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与气氛之中。为此，西方的戏剧家将舞台当作相对固定的空间。绘画性和造型性的布景，创造出戏剧需要的规定情景。人物间的一切纠葛都放到这个特定场景中来表现、发展和解决。在同一场景里，情节的延续时间和观众感到的实际演出时间亦大体一致。这就是西方戏剧舞台的时空观，其理论依据是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它的支撑点是要求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

在中国，戏剧家不依靠舞台技术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觉，不问舞台空间的使用是否合乎生活的尺度，也不要求情节时间和演出时间的大体一致。中国戏曲舞台是一个基本不用布景装置的舞台。舞台环境的确立，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依归。即有人物的活动，才有一定的环境;没有人物的活动，舞台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时间形态，也不是相对固定。它极超脱、流动，或者说是很“弹性”的。要长就长，要短就短。长与短，完全由内容的需要来决定。

中国戏曲这种极其超脱灵动的时空形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实很简单，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出舞台上所需的一切。剧本中提示的空间和时间，是随着演员的表演所创造的特定戏剧情景而产生，并取得观众的认可。

中国戏曲的超然时空形态，除了靠虚拟性的表现方法之外，还与连续性的上下场结构形式相关。演员由上场门出，从下场门下，这上下与出入，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个不同于西方戏剧以景分幕的舞台体制。演员的一个上、下场，角色在舞台上的进进出出，实现着戏剧环境的转换并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比如在京剧《杨门女将》里，紧锣密鼓中，扎靠持枪的穆桂英从上场门英气勃发而来，舞台就是校兵场，她这时已是在校场操练兵马，然后再从下场门回到营房。中国戏曲这种上下场形式，结合着演员的唱念做打等技术手段，配以音乐伴奏，有效地表现舞台时间、空间的更替和气氛的变化，使舞台呈现出一幅流动着的画卷。在一场戏里，通过人物的活动，也可以从一个环境迅速而轻松地转入另一个环境。只要人物摇摇马鞭，说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中国观众立即就会明白他走了千里路途，从一个地方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4、虚拟手法

中国戏剧超然灵活的时空形态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的。那么，这种创造又是由何而来呢?我们说，是由于中国戏曲艺术有着一整套虚拟性的表现方法。这是最核心的成因。

一个戏曲演员在没有任何布景、道具的情况下，凭借着他(她)描摹客观景物形象的细致动作，能使观众了解他(她)扮演的这个角色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如淮剧《太阳花》燕坪报警一折里，运用鹞子翻身程式，使观众了解燕坪为报警的心中紧迫感，以及翻越崇山峻岭的内容，还能使观众了解他(她)真的在干些什么?再如淮剧《柜中缘》中的玉莲在缕线、挽绊、穿针、引线、刺绣，都能通过微妙的虚拟式，让观众一目了然知道她在想什么做什么。

所以，这种表演的虚拟性，不单单是用自己的动作虚拟某种客观物象，而且还要借这种状物绘景，来表现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拟方法又起着把写景写情融为一体的积极作用。

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给剧作家和演员以极大的艺术表现自由，拓宽了戏剧表现生活的领域。在有限舞台上演员运用高超的演技，可以把观众带入江流险峰，军营山寨，行舟坐轿，登楼探海等多种多样的生活联想中去，在观众的想象中共同完成艺术创造的任务。这恐怕就是何以在一无所有的舞台上，中国戏曲得以再现五彩缤纷的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生的原因了。

需要说明的是，虚拟手法的确使一座死板的舞台变得来去自由，但这种自由决非不受任何制约，它还是有所制约。这就是要受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基本规律的制约。因此，舞台的虚拟性必须和表演的真实感结合起来才行。比如：在“趟马”(即一套骑马的虚拟动作)中“马”是虚的，但马鞭是实的。演员扬鞭、打马的动作必须准确且严谨，符合着生活的客观逻辑(如《蓝齐格格》中的趟马)。高度发扬戏剧的假定性，与此同时又极其追求摹拟生活形态的真实性，达到虚拟与实感相结合。尤其是出色的演员在表演中往往能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流畅自然，让富于生活经验的观众，一看便懂。

西明代末年后，训练男童成为旦角的过程，一直是中国戏曲的大宗。男旦需要从很小就开始训练。相对于自然成长的生理过程，男旦的训练非常艰苦，风险也很高。青春期前，童音清亮，能扮演精致的女性唱腔，以假乱真。一旦十三四岁进入青春期，声腔、喉带开始变厚变宽，发音共鸣腔部位下降，这时的很多旦角“倒嗓子”没有调理好，逐渐不能控制发声部位，声音变得浑厚，就只能沦为次要角色，之前的训练化为乌有。

西方也有类似传统。18世纪以来，西方训练歌剧女高音时，也常在男童中寻找资质可造就的演唱者。但一旦他们到了十三四岁，师傅们要发愁了，训练了几年，眼看着声音越来越难听，如何继续扮演女生呢?他们就把这些男童阉割了，这样一来，声音因为生理上的变化，就维持在原来声腔窄而薄的偏近于女性发声的声音，这是西方音乐史上的惨烈事实。相形之下，中国的男旦如梅兰芳、程砚秋最后都子孙满堂。但是，对这些童伶来说，面临的事业上的考验一样艰难。

这些美声“阉伶”是无性的、第三性的话，中国的男旦却是正常男人，在表演和日常生活中，他们必须不断游移在两种性别之间，舞台上是风华绝代的杨贵妃，实际生活中却是七尺昂扬的须眉汉子。如何悠游在男性与女性、社会与伦理的界限之间?这里产生的矛盾性，是鲁迅关怀的焦点。

2. 中国戏曲的民族性体现在何处?

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

如果问“乐”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音乐。而实际上，中华古“乐”是包括音乐、舞蹈、杂技等在内的中国古代各类表演技艺的总称。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乐志”，“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而关于中国“乐”文化的理论研究目前却不多见。 本书试图通过古今对比、中外对比的方法，就“乐”与中国古典戏剧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定义中国古典戏剧不应当生搬硬套西方戏剧观念。中国古典戏剧是众“乐”汇集的结果，其本身也是一种“乐”，它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乐”文化的高级形态。“乐”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文化根源。

3. 关于中国戏曲起源的几种说话中你比较赞同哪一说?

1、王国维说：“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曲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2]他确立了戏曲的四大要素：歌、舞、演(即代言体)、故事。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王国维的观点是：“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3]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起源的时间在北齐，而举当时的《兰陵王入阵曲》和《踏摇娘》为代表：“《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为此舞以效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教坊记》云：《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时人弄之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摇。”

2、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也论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吴梅说：“乐府亡而词兴，词亡而曲作，大率假仙佛里巷任侠男女之词，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气今日流传之古剧，其最古者出于金元之间，而其结构，合唐代之参军、代面、宋之官剧、大曲而成若合诸曲以成全书，备记一人之始末，则诸宫调词，实为元明以来杂剧传奇之鼻祖”[5]因此吴梅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金元之间的诸宫调词，而谈到具体作品时，他说：“此本为海阳黄嘉惠刻，定为《董西厢》余谓此书体格固属诸宫调，实为北曲之开山”[6]因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即吴梅所认定的中国戏曲的起源之作。

3、“在20世纪的中国戏曲史家中，周贻白是用心最勤的一位”[7]周贻白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中说：“乐曲，是随歌唱而来。既有歌曲，当然有乐曲。此时的制作，则多属诗歌或典章之类的东西。虽然一样地入乐，其形固无特异之处，而且不叙故事，离开戏剧是很遥远的”[8]乐曲和歌舞虽然在上古祭祀和典章等制度形式中早已结合，但都未与故事性相结合，即“不叙故事”，周贻白特别看重戏曲中的“故事”因素，他把《东海黄公》视为中国戏曲的起源。

4、许地山是公认的戏曲起源“外国输入说”的首倡者。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他认为中国戏曲即隋唐之时由印度传入的梵剧。他从南戏、传奇的各个形式内容方面与印度梵剧相比较，从而得出中国戏曲起源的“外来说”。

5、俞为民的《宋元南戏考论续编》认为“南戏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第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9]而《永乐大典》中所收录的《张协状元》是现存南戏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并考证《张协状元》产生的年代在北宋末年，因此他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北宋末年的，《张协状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戏曲作品。

6、另外，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有人持“求偶说”，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代戏曲史》中阐明了此观点，而常任侠等人则接受了西方学者的“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戏剧的起源，与武舞关系甚大，是带着战斗的意义与生俱来的。照戏剧两个字的原形上，便可推测出武舞拟兽舞的形式角力与战斗，是戏剧起源的原始形式。”[10]许金榜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中还提到了中国戏曲起源的不同观点：“明人胡应麟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春秋时代的俳优，所谓“优孟衣冠”(《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优孟扮为孙叔敖与楚王问答)是中国戏曲的开端”“清代的纳兰性德则认为中国戏曲滥觞于梁代的宫廷歌舞，其《渌水亭杂识记》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一书则认为中国戏曲系模仿傀儡戏而来。”[11]

二、评析中国戏曲起源诸说形成的原因

(一)“中国戏曲起源”问题本身思考

1、“中国戏曲起源”这个问题本身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戏曲”“起源”，而可能产生分歧的就只有“戏曲”和“起源”两部分。所以上述中国戏曲起源诸说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围绕“戏曲”“起源”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不同观点。

2、关于戏曲的概念，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也是当今戏曲学界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观点，即戏曲包括歌、舞、演、故事四个部分。然而在对戏曲这四个要素的理解上又产生了分歧。对于歌、舞、演的理解大同小异，而对于“故事”的理解却又各自的观点：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说：“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故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可见，在对“故事”的理解上，王国维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表述是又偏差的，由“顾其事至简”我们可知王国维的本意是“故事”当是具有完整故事情节且达到一定长度的。周贻白把《东海黄公》看做中国戏曲的起源之作，他对故事性的理解应当是歌舞戏中具有了故事情节和故事性成分，歌舞和故事已经实现了有机结合。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对中国戏曲起源的论述是曲本位的，而把“演”和“故事”置于次要地位，他所认定的中国戏曲的起源之作《董西厢》其实并非代言体，而仍然是叙事体，对于其“故事”完整性，吴梅的理解应当是比周贻白更进一步但仍不及王国维。

3、对于“起源”的理解，其实““起源”问题是一个具有科学性质的问题，但是，历史的悠远使得历史时间上的最早源头无法找到”“艺术起源问题成了一个解释学哲学的问题。B克罗齐说：起源往往指艺术事实的本质或性格”[12]由此我们不难把到目前为止的戏曲起源研究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把戏曲起源问题分解为戏曲各个要素的起源问题来研究，另一派是按克罗齐所说的把戏曲起源问题看作戏曲的本质的起源来研究，即把戏曲看做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探讨其本质特征所产生的时间。

(二)“戏曲起源”与“戏曲成熟”

之所以产生中国戏曲起源诸说，还由于学者们在“戏曲起源”和“戏曲成熟”问题上的分歧。关于“戏曲起源”，前面已经提及，纵观中国戏曲起源的各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学者其实并未对“戏曲起源”和“戏曲成熟”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立足于成熟的中国戏曲元杂剧向前追溯中国戏曲起源的。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3]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戏曲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为社会关注和认可，并作为一种传统而接受之时，才是它进入文化史视野的开端，我们才能够进而考察这种文化史所认可的艺术形式的源自所谓进入文化史视野，还包涵着这样一层意义：戏曲作为文化史意义上的戏曲而形成，也就是戏曲从众多的民间伎艺中脱颖而出的时刻”[14]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国维的此种学术研究虽然比较严谨、科学，每一个学术观点都有严格考证，但是这必然难以区分“起源”与“成熟”。因为中国戏曲是孕育于百戏之中的他在《宋元戏曲史馀论》中说：“由此书所研究者观之，知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于是我国始既有纯粹之戏曲，然其与百戏及滑稽戏之关系，亦非全绝”[15]所以完全有可能在历史上某一时间段内，中国戏曲的各个要素都已具备，即戏曲已经“起源”，但由于它并未“进入文化史视野”即未与百戏、滑稽戏相分离，所以很难追溯。

(三)文献资料及考古对戏曲研究的限制 由于是追溯“起源”，所以我们在现有基础上大胆猜想的同时必须以文献资料或相关的实物资料为根本依据，因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地下实物的发掘对戏曲研究者的研究也会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论述“戏曲”“真戏剧”时，王国维说：“然宋金演剧之结构，虽略如上，而其本则无一存，故当日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16]王国维的“而其本则无一存”被1920年叶恭绰在伦敦购得的中国外流文献《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所推翻，而死于1927年的王国维却未能见到《张协状元》《错立身》《小孙屠》这三种戏文，实为戏曲研究史之一大憾事，否则作于北宋末年的《张协状元》必将先生的戏曲史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作为孕育于百戏环境之中不登大雅的通俗艺术形式，戏曲在元明以前的正史中未能占有一席之地，而其再民间的传播又很难以文本的形式流传后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我们研究古代戏曲的难度。

三、中国戏曲起源之我见 关于“起源”，我觉得有的学者的表述较为科学：“最早体现事物的根本特征的雏形”。[18]因此歌舞说、巫觋说、俳优说等戏曲起源的说法都有其片面性，都只是就戏曲的某一个或几个要素探索起源并以此作为中国戏曲起源。其实歌舞、巫觋不仅是戏曲要素的起源，“中国古典文艺基本上都起源于原始的歌或舞或歌舞”[19]《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说“戏剧的本质不在于演故事，而在于虚拟真实”[20]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戏曲的起源就可以排除“演故事”这一因素。因为“虚拟真实”是从抽象概念方面来探讨戏曲的本质，而这种抽象的本质恰恰必须通过“演故事”来表现。鉴于戏曲艺术起源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综合性，我们在追溯戏曲起源时，必须是综合性论证，多角度探索，必须把“戏曲”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从完整性意义上来看。“合歌舞以演一故事者，始于北齐”，那么中国戏曲起源于北齐，《兰陵王入阵曲》和《踏摇娘》当为戏曲起源的代表性作品。当然，许地山等人的“外国输入说”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从起源的意义看，我们不能说中国戏曲、元曲出自异域;但是从直接渊源看，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戏曲、元曲的艺术体制的形成受到异域文化的重要影响”[21]虽然他没有从综合性角度考证中国戏曲的起源，但毕竟是从中外戏剧影响关系的角度解释中国戏曲起源的一种尝试。

总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确立了现代戏曲研究的史述范式，他所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也成为后世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中国戏曲起源”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与哲学性这两重性质，使得至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但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分歧，所以我们相信，学者们在中国戏曲起源问题上的研究必将全面推进中国现代戏曲学走向未来。

4. 戏剧和戏曲的区别何在?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表演形式,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比较流行的有：越剧、京剧、昆曲、豫剧、湘剧、粤剧而戏剧包括：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等等舞台艺术，范围其实比戏曲大一些，而且具有较多的现代艺术气息。广义上讲戏剧包括话剧、中国戏曲、歌剧、舞剧。话剧在欧美各国通常就被称为戏剧。戏剧与戏曲在表现与再现、时空建构、表演方式、戏剧结构等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戏曲重写意，戏剧重写形;(虚拟性与写实性)戏曲抒情性程式化表演与戏剧表演的表演理论、体验理论;戏曲丰富的表现手段与戏剧的时空限制、戏剧性冲突、戏剧动作。

具体讲： (1)话剧注重再现生活，舞台大多是写实和具象的，包括布景、化妆、灯光、效果、道具等都力求真实，创造出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的舞台气氛，在舞台上形象地展现出社会生活环境;戏曲则注重表现生活，戏曲的舞台美术基本上是写意和抽象的，戏曲的布景和道具都很简单，全凭演员的虚拟表演来表现，演员手中的一根马鞭，可以让观众想象到剧中人物正扬鞭策马，疾飞如奔，演员手中的一只船桨，仿佛使观众看到了大江中一叶扁舟正破浪前行。

(2)话剧注重写实，戏曲注重写意。话剧艺术是一种建立在体验基础上的舞台表演艺术，演员对于角色必须有深切的体验，不管是本色表演还是性格化表演，话剧演员都必须从客观现实生活中找到创造角色的依据、塑造出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戏曲艺术作为一种表现性艺术，它是将生活中的动作加以变形和夸张，形成戏曲表演艺术特有的唱、念、做、打的程式和手、眼、身、步的身段来表现。

(3)话剧的戏剧性冲突在特定的场景中表现，而且是用对话来表现行动，戏曲则要凭借剧中人物的唱、念、做、打表现自己的感情和内心世界。戏剧动作带有更强的外在实体性，而戏曲在完成内心动作向外部动作转化的过程中，则更多地流连徘徊于内心活动之中，侧重于内在情感的尽情抒发，戏剧冲突多在内心活动中展开，并不过多地强调外在的面对面地进行，很多戏都在内心冲突最激烈的场合、情感抒发最浓烈的地方形成高潮。

古代戏曲赏析毕业论文范文第6篇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复习题一

1、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2、《大雅堂乐府》：《大雅堂乐府》： 是明朝初期剧作家汪道昆所著的杂剧。全剧四折，每折演一个故事，各自独立，均以历史上文人乐道的故事为题材，传达一种文人的雅兴与情调。剧目为《高唐梦》、《洛水悲》、《五湖游》、《远山戏》。

二、简答题

1、元明杂剧创作主体有什么差别?这对杂剧的创作产生了怎样影响? 提示：

元明杂剧的创作主体的不同：元杂剧作家主要是下层官吏、落拓文人和隐逸之士;明杂剧创作主体的地位明显上升。

创作主体的差异引起元明杂剧的差异：元杂剧常常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明杂剧更多表现对文人自身的关注，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2.西湖笑居士评价吕天成的《齐东绝倒》一剧曰“此剧几于谤毁圣贤”，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提示：

(1)《齐东绝倒》写帝舜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瞽叟逃脱制裁，颇能揭示封建王法的欺骗性质，也讽刺了帝王的徇私。

(2)吕天成用一种玩笑的态度写古之圣贤，表现出晚明文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精神上的无所顾忌和对传统的挑战。

三、论述题

1、为什么说关汉卿是一位当行的剧作家?

(1)在场面安排上紧凑、集中、富有典型性。一切和主题思想无大关系的描写都被略去了，而突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因此通过二三个主要人物，几个重要场面，就能展示出元代社会的重要侧面。

(2)在关目处理上，一方面从不同人物的处境出发，展开冲突，引向高潮，另一方面又移步换形，变化多端，使人不能预测它的发展。在剧情发展中还善于埋伏“悬念”以增强戏剧效果。 (3)语言自然、真切、质朴，既切合剧情，又富于个性。

2、试析徐渭的《狂鼓史》。 提示：

《狂鼓史》全称《狂鼓史渔阳三弄》，借阴间弥衡击鼓骂曹之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制者扼杀、摧残人才的罪恶，对滥杀无辜的强烈愤慨，及人间、天上幻想不同制度的向往;以他人之口舌，浇自家之块垒，并深沉的寄托了对惨遭奸相严嵩陷害致死的好友沈炼的无尽哀思及怀念。

曹操(155-220)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戏剧性的人物。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最动荡的时期，他在诸候割据的混乱中统一了中国的北方，但始终只是以丞相的名义进行统治，仍尊奉已经丧失了权力的傀儡皇帝，直到死后，被他夺取皇位的儿子追为皇帝。他这段特殊的身份一直被传统中国视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典范加以谴责。

“击鼓骂曹”的故事就是将曹操视为奸臣的经典描述，《后汉书》、《三国演义》及本杂剧跨度千年，三次将其搬演。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县(山东德州平昌县)人。善写文章，善于辩论。急躁、傲慢，常出言不逊。(从荆州游历到许昌;与孔融、杨修交往;拒绝拜见曹操;裸衣击鼓，捶杖骂曹;随荆州刘表;为黄祖所杀)

沈炼(1507-1557)，字纯甫，号青霞，明会稽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溧阳县令、茌平县令。沈炼幼有大志，文武全才，下笔辄万言而不能止。生性刚直，不附权贵，故任县令后一直未得升迁，过好长时间后才为锦衣卫。炼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曾上疏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国事、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妒贤嫉能、箝制谏官等十大罪状，遭迁杖五十，削官为民。后受严党诬陷，以与白莲教阎浩等谋乱，惨遭杀害。为我国古代杰出忠烈之士。有《青霞集》传世。

徐渭的剧本写祢衡死后阎王因其气慨超群，才华出众，待以上宾。上帝召请祢衡为修文郎，行前判官请他“权做旧日行径，把曹操也扮做旧日规模，演述那旧日骂座的光景”。祢衡应允，即将打鼓骂座事重演一番。剧中有女乐穿插，曹操稍一犯规即挨一百铁鞭，祢衡击鼓历数曹操罪恶，骂得痛快淋漓。

《狂鼓史》把剧情改为曹操死后，在阴司由祢衡对着他的亡魂重演当日骂座的情景，因此可以直骂到曹操临终时“分香卖履”之事，更为痛快淋漓。

“骂曹”的内容，看起来不外乎历史记载和故事传说中曹操的狠毒伪善、狡诈奸险、草菅人命等罪恶，但对徐渭来说，剧中的曹操实际象征着使他产生“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的社会实体。作者通过祢衡之口，宣泄由巨大的压迫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和愤懑不平之气，表现出惊世骇俗、桀骜不驯的倔强个性。这一剧作在当时受到许多文人的喜爱和高度评价，也正是因为它并不是就历史而写历史，或借历史讽喻现实政治;它的感人之处，是那种恣狂的个性和烈火般的激情。

“他那里开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来挝，正好俺借槌来打落，又合着鸣鼓攻他。俺这骂一句句锋铓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孔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仗儿是你嘴儿上獠牙;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且从头数起，洗耳听咱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复习题二

一、名词解释

1、《小孙屠》

宋元南戏。收录于《永乐大典》，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三种戏文都较高地保留了宋元南戏的原始面目。《小孙屠》表现的 庭伦理、兄弟之情。这和元杂剧创作晚期对道德伦理的关注表现出一致性。

2、折子戏：相对于整本戏而言，指从全本中拆出的、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折(出)。折子戏演出的鼎盛时期在清代，但其源头却子戏 大多是戏曲中的精彩片断，是那部戏曲全剧的中心或灵魂，有很强的独立性，情节浓缩，人物个性鲜明，如《牡丹亭》中的《西厢记》中的《拷红》、《玉堂春》中的《苏三起解》、《白蛇传》中的《断桥》等。折子戏的风行，是清代曲坛的一个重要一个侧面显示着中国戏曲发展的又一度变迁：演员的场上之曲正日益成为曲坛的主流。

二、简答题

1.简述南戏与北杂剧的不同。 提示：

(1)内容上，南戏叙事性强，抒情性弱，抒发的多是下层民众共有之情，作者个人主体意识不强烈;北剧故事情节较简单，抒情形象单薄，作家主体意识比较强。

(2)语言上，南戏俚俗无文采，北剧文学性较高。

(3)音乐曲律上，南戏没有严格的曲律，用韵混乱;北剧重视曲律，在宫调、用韵上有严格规范。

2、《拜月亭》的艺术成就?

《拜月亭》一方面是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第二是结构上两组线索的设置;三是曲辞的平易宛转、自然天成。

3、《宝剑记》在戏曲史上的价值

李开先《宝剑记》在题材上的开拓。李开先的《宝剑记》写的是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这个故事超越了传统的南戏，以前南戏材婚姻家庭，开始表现政治上的中间斗争，这里面显示出文人对政治的参与精神和他们的无耐。

4、沈璟的剧作有哪些特点?

(1)内容上注意表现市井生活。(2)注意世风，注意剧本的道德意义。(3)重视剧作的舞台效果，结构上注意避免冗长、拖形式上表现出杂剧与传奇的融合。(5)语言通俗浅近，并追求诙谐。

三、论述题

1.《张协状元》、《荆钗记》、《琵琶记》都是反映士子的爱情与婚姻的作品，试分析其创作主旨的不同以及造成这种不同的原提示：

《张协状元》主要是谴责文人的负心;《荆钗记》则着重肯定文人科场得意后对爱情的忠贞，赞扬了他们的高尚情操;而《琵琶蔡伯喈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文人“婚”与“仕”的道德反思，表达了文人心中一种普遍的人生困惑。《张协状元》和《荆钗记》的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宋代科举录取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松弛，使得大量的士子得到入仕机会，成为职场官员择婿的对象，这样，婚为了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而元代废科举，负心的题材不再受到注意，同时，元代剧本创作过程中有着大量的文人思想的灌注，包文人意识，肯定和赞扬文人对爱情的态度以及追求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琵琶记》的不同则在于作者高明的思想意识的左右。一强调作品的社会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他又不满足仅仅在伦常的层面讨论文人问题，他希望对世俗追求的功名利禄、对朝廷的威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作深入的思考，所以，他的主旨没有仅仅停留在文人负心的批判和忠贞爱情歌颂的层面。 2.试分析《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的时代意义。 提示：

作为爱情剧，《牡丹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子的苦闷，汤显祖写作《牡丹亭》，通过杜丽娘的故事，赞扬真情、至情，批人性的压抑。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不同，她并没有一个现实中的情人，她为追求梦中情人而死去，生。她不是在现实的感情中苦恼，而是为梦境而痛苦，她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的渴望。在这里，汤显了社会现实中的女性的困境：生活中受到重重束缚，行动也受到多方约束，对于爱情，仅仅只有渴望，而无法实现。同时，汤显娘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至情观：“情”可以超越现实的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真情是无法为常理所规定和约束的。 名词解释

三言：“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编辑刊印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总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集中收录的的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是明代成就最高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之一，其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更可以说是整个明代白话短篇二拍：明代凌蒙初编辑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二部短篇小说集，合称“二拍”，每集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2.脂评本

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的版本系统，这个版本系统共八十回，除正文外，大多附有各种形式的批注，批注者的署名以脂砚斋和畸本”。对批注者脂砚斋的身份，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其中的评论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以及小说的思想

二、简答题

1.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关于爱情婚姻的新思想、新观念?

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所反映的时代特色：即“情”与“理”的矛盾

这是杜十娘悲剧的真正社会根源。李甲贵族公子的身份使他必须遵守封建礼教，但他对杜十娘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感情。因此杜十娘的爱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最终在“情”与“理”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而背弃了杜十娘的爱情。而杜十娘与孙富的冲突富却是借助以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取得了胜利。而杜十娘对李甲“发乎情，止乎礼”的控诉，正因此而显得深沉凝重，悲愤

3、应该怎样评价《红楼梦》后四十回?

贡献在于根据前八十回的线索，完成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结局，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小说，而且基本保持了前八十回的悲大致符合曹雪芹原意。缺点在于宝黛性格有与前八十回不符的地方;而贾府家道复初的结局也与曹雪芹构思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体见教材第263266页)

4.试分析《聊斋志异》花妖狐魅形象的意义。

作者极力把花妖狐魅人格化，把冥府、龙宮、仙界等幻想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之恋、人狐之恋、鬼狐之恋、鬼鬼之恋，与中的冲突，同时，充分利用花妖狐魅和幻想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特点，突出地表现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和生活境界，讴歌了纯净的结果，給恶人、坏人以应得的惩罚。(以小说中的故事为例) 5.晚清谴责小说有哪些特点?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1)数量相当可观。 (2)小说的主流，反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揭露的主要内容。(举例略)

三、论述题(共2题，每题20分)

1.鲁迅先生评价《儒林外史》时曾说：“戚而能谐”，试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讽刺的作法有多种，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就是相对地坦率刻薄的。而《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却不是剑拔驽张的“犀利”，调来叙述故事，描写人物。也就是人们说的“亦婉亦讽”。而具体说来，如下一些手法在小说中是很明显的：

第一，据实摩写，情伪毕现。就像第十七回，一群斗方名士辩论做官与做名士孰优孰劣，作者写来，无一贬词，却把当时文士们内第二，运用对照法，把人物前后相悖的语言行为相对照，在不经意中显现其真面目。如范进打算考举人时，胡屠户先是训斥范进的人”，“赖蛤蟆想天鹅屁吃”，后来范进中了举，则又称之为“贤婿老爷”，是“天上的星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

第三，点破法。顺其所始，攻其所弊。如十二回，张铁臂虚设人头会，作者一方面写张在屋顶上“行步如飞”，另一方面又“忽了这个假侠客的真面目。

第四，合理的夸张。如周进的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而手隐隐作痛，弯不拢来，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强烈的讽刺效果。

2、谈谈你对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的认识。 首先，宝黛悲剧的原因分析。

第一，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具有叛逆思想。宝玉鄙薄功名，“乖僻邪谬”;黛玉不随流俗，卓尔不群，个性独特。这是当时的社会第二，宝黛之间的爱情。宝黛之间产生爱情是荣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它要求有一个能治内，能理外，能束缚宝玉的媳妇。 第三，贾府的衰败。它要求用婚姻的维系，来支撑贵族生活的必需，来巩固并壮大势力，以满足复兴贾府的愿望。 所以，宝黛悲剧是必然的。 其次，悲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