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媒介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范式媒介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从大众媒介的基本含义入手，首先分析了凯尔纳所谓的媒介文化，认为他以媒介文化取代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一方面在于承认西方社会已经出现的文化现实，另一方面也试图以此调和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间的理论矛盾。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国内学者使用媒介文化的基本语境，认为把媒介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的做法失之简单。因为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介的出现，种种文化现象已无法用大众文化的理论框架做出很好解释，这就为媒介文化的诞生奠定了现实基础。而文化研究的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媒介文化概念的流行和媒介文化研究的展开。媒介是大众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所出现的文化形式，它既是一种全面抹平的文化，也是一种杂交文化，同时还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文化。

关键词：媒介文化；大众文化；新媒介；凯尔纳

文献标识码：A

近年，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一译“媒体文化”)研究渐成显学，但对于究竟什么是媒介文化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媒介文化进行梳理、分析和界定。种种事实表明，把“媒介”和“文化”连到一起做文章，并没有太长的历史。所以我们暂时可以把媒介文化假定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但它无论新到何处，都与大众媒介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欲说媒介文化，我们需要先从大众媒介谈起。

一

据《辞海》解释，所谓媒介，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旧唐书·张行成传》有言：“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明小说之两大主潮》中亦说：“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由此可见，在汉语语境中，媒介原来的意思非常宽泛，并未与“大众媒介”画上等号。

但是，由于大众媒介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崛起，媒介之含义已越来越与大众媒介趋同。虽然较新一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把“媒介”与“媒体”做了区分，前者指向了《辞海》中的解释，后者是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Ⅲ，但依然有词典把媒介解释为新闻媒体或传媒。而在实际的使用中，虽然媒介的本来义并未消失，但它也确实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大众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媒介看做是大众媒介的简化说法。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大众媒介之意思的表达，在汉语语境中还有多种说法，除前面提到的媒介、媒体、传媒外，还有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大众媒体、大众传媒、传播媒介等。在我看来，这些说法并无多大区别。 在英语语境中，媒介(medium/media)的语义也经历过了一个类似于汉语的演变过程。据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梳理，medium源自拉丁文medium，意指中间。从16世纪末期始，这个词在英文中被广泛使用。从17世纪初期起，此词具有了“中介机构”或“中间物”的意涵。19世纪中叶以来，作为复数的媒介(media)才被大量使用。而由于广播、新闻出版在传播领域中变得日趋重要，复数的媒介从20世纪中期开始已和通信传播发生了密切关系。按照费斯克(John Fiske)等人的定义：“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机构(intermediate agency)。”“广义上讲，说话、写作、姿势、表情、服饰、表演和舞蹈等，都可被视为传播的媒介。每一种媒介都能通过一条信道或多条信道传送符码，但此概念的这一用法正在淡化。如今它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特别是被定义为大众媒介(mass media)。”由此看来，在英语语境中，“媒介”同样也变成了“大众媒介”。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众媒介呢?根据国内学者的看法，大众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of commumcation)是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出现之后才有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传播途径上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与电子媒介(电影、广播和二战之后才出现的电视)等。有的学者表述更为简洁：“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路线上用机器做居间以传达信息的报纸、书籍、杂志、电影、广播、电视诸形式。”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费斯克等人对“大众传播”的解释拿过来，以此丰富我们对大众媒介的理解。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就是在现代化的印刷、银幕、音像和广播等媒介中，通过企业化投资、工业化生产、国家化管制、高科技和私人消费品等形式，向无名的受众提供休闲娱乐和信息的实践与产品。”

以上的相关界定已非常清楚，我在这里已无解释的必要。不过，指出如下事实也许并非多余：大众媒介应该是被新的媒介形式不断填充着的一个概念。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谈到大众媒介时只会想到报纸、电影、广播、电视等。今天我们再来谈论大众媒介，显然已需要把互联网、手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新媒介包括进来。所以，大众媒介的发展与变化显然与技术革命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而由于高科技会不断催生出新的媒介形式，大众媒介也应该处在一个不断膨胀的过程之中。

弄清楚媒介或大众媒介的基本含义，应该有助于我们对媒介文化的理解。接下来，我们需要回答什么是媒介文化的问题了。

二

虽然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所谓的“大众文化”就既包括媒介文化也包括消费文化，但种种资料表明，作为一个概念，媒介文化到晚近才得以出现。在中国内地，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基本上没有使用过媒介文化一词；20世纪90年代，媒介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屈指可数。在西方研究界(主要是英语研究界)，也只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介文化才渐成显学，以此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才不断问世。如此看来，媒介文化概念之领域，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的学界来说都还算是新生事物。

但是，这种新的思考契机却是藏在某种旧的研究之中的。在西方，媒介研究早已如火如荼，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已不计其数。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媒介研究似乎是传播学的专利，其他学科的人无法染指。自从文化研究兴起之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比如，被凯尔纳称为文化研究元理论(metatheory)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其中就包含着大众传播研究的内容。而法兰克福学派诸成员如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本雅明(Waiter Benjamin)、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其思想模式中也素有大众媒介这一维度。后来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的先驱如威廉斯，则有意开拓着媒介研究的领域，“当代文化研究中

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第二届主任霍尔(Stuart Hall)的那篇《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的论文，更是成了媒介研究的经典之作。正是在这种研究风潮的引领下，媒介研究逐渐成为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媒介文化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应该是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1995年，凯尔纳在其《媒介文化》一书中，有意把媒介文化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中进行相关思考，可谓明确了媒介文化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关系。而后来者的媒介文化研究虽然不一定提到文化研究，却也大都隐含着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在中国，虽然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还不多，但就我所见，但凡媒介文化研究者，都会提到文化研究之思路与方法对媒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把媒介文化研究看做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应该不成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便可以讨论什么是媒介文化的问题了。可以先来看看凯尔纳的表述：

“媒介文化”这一概念既可方便表示文化工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即文化)，也能表明它们的生产和发行模式(即媒介技术和产业)。它避开了诸如“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类的意识形态用语，同时也让人们关注到媒介文化得以制作、流布和消费的那种生产、发行与接受的循环。此概念也消除了介于文化、媒介和传播等研究领域间的人为阻隔，使得人们注意到媒介文化体制中文化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打破了“文化”与“传播”间的具体界限。

在我看来，凯尔纳之所以会对媒介文化作出如此说明，主要应该基于如下两个原因。首先，在理论层面，打破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间不相往来的局面，让两个学派的理论进行对话，是《媒介文化》一书所采用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因此，既抹掉“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之用语的意识形态色彩(此处是对英国文化研究之做法的认同)，又“把媒介文化和传播的所有形式都看成是值得审视和批判的对象”(此处是对法兰克福学派之立场的采纳)，就成为凯尔纳的基本思路。因此，对于凯尔纳来说，使用媒介文化这一术语本身，就已隐含着让两个学派交往对话的意思。其次，在事实层面，凯尔纳意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美国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甚至“媒介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宰制力量”。因为媒介文化的视觉等形式已经排挤掉书籍文化的传统模式，从而制造了新的风格、时尚和趣味，于是，媒介文化这一称谓便成为后工业时代或后现代社会的一种事实指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凯尔纳才说：“‘媒介文化’一词还有一个好处，它表明：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媒介已经拓殖了文化，并已成为配送和散播文化的基本工具，大众传播媒介已取代了先前那些书籍或口语文化模式，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由媒介主宰着休闲和文化的世界里。”立足于这样一个理论和社会的语境，媒介文化在凯尔纳那里便有了如下定性：媒介文化是一种图像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和高科技文化。同时，他又认为：“媒介文化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主要的社会群体和处于竞争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在争夺着控制权。而个人通过媒介文化的图像、话语、神话和奇观也在经历着这种争夺。”

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凯尔纳对媒介文化的相关界定都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与媒介文化存在着一种内在关联，那么，西方理论界恰恰经历了一个从法兰克福学派疾言厉色之批判到伯明翰学派心平气和之研究的过程。而事实上，在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的话语转换中，其实已隐含着西方学者之立场、态度、理论、方法、视角等方面位移的诸多秘密。凯尔纳以媒介文化取代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一方面在于承认了这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试图调和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间的理论矛盾。而这也正是他与其他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媒介文化已成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也并非凯尔纳一个人的判断。类似的说法此前已出现过。比如，早在1983年，斯诺(R.P.Snow)就曾指出，在当代社会，由于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所以，当代文化实际上已成为媒介文化。所以，10多年之后，当凯尔纳进一步指认“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时，显然并非耸人听闻之词，而就是西方社会所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此外，由于媒介文化确实需要高科技的技术支撑、工业化的生产、商业化的运作，它所制造的又是一种诉诸人之视听感官的文化形式，所以，把它看成图像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和高科技文化并无问题。而从这些层面人手思考，我们也确实更容易破译媒介文化的秘密。

但是，也必须指出，凯尔纳的界定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现实、理论视角等方面所形成的一种判断，其中的一些说法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在中国，媒介文化虽然也是一个争夺的领域、斗争的场所，却很难提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加以认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大众媒介主要还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掌控着，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力量很难成为媒介的主宰者。一些网站的突然关闭(如2006年的“世纪中国”)，一些报刊的突然整顿(如2007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都在暗示着这一事实。除此之外，中国当代的媒介文化还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像西方的媒介文化那样成熟和成型，这也会给我们的相关思考带来许多难度。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当代媒介文化要更复杂、更微妙一些，也更不容易形成相关判断。

三

除了凯尔纳的界定之外，我们也需要看看国内学者对媒介文化的相关论说。国内一些学者在谈到媒介文化时，都特别指出了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密关系。有人指出：“大众文化是媒介文化的主体与最重要的部分。”有人认为：“大众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它是文化媒介化的结果，也是媒介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社会图景和文化生态的表现。”而周宪与许钧写于1999年的一段文字也经常被人提及，他们说：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

周宪与许钧的界定显然可以深化我们对媒介文化的认识，但在我看来，由于《文化和传播译丛》总序的性质，此界定一方面主要面对的是西方的媒介文化，一方面也更具有某种普适性的意味，所以其中的中国特色并不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前面两位学者的看法。首先有必要指出，无论是“大众文化

是媒介文化的主体与最重要的部分”之说法，还是“媒介文化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之判断，其实都表明了如下事实：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介文化拓展其生长空间，媒介文化又借助于大众文化充实其文本内容。因此，若不深究，媒介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的判断似可成立。但实际上，如此定位似乎又失之简单。所以，两者的区别还需要进一步辨析。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时间并不算很长，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年头算起，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众文化大致经历了被主流意识形态打压(20世纪80年代)、被精英文化批判(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被文化研究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等阶段。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逐渐成熟，是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壮大同步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大众媒介的技术薄弱，形式贫乏，大众文化的话语内容、表达方式等自然也乏善可陈。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迅猛发展，新型的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形式不断出现，大众文化在政策层面获得其合法性的同时，也获得了大众媒介的技术支援。结果，大众文化来势汹汹，旁逸斜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丹尼英(Michael Denning)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的文化都已是大众文化。”我们虽然无法直接借用他的判断来指称中国的情况，但大众文化越来越渗透到其他文化形式中，以至让各种文化都打上了大众文化的烙印，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把大众文化看做是当下中国的最大现实，并不为过。

既如此，我们直接面对大众文化足矣，为什么还要谈论媒介文化呢?在我看来，如下一些事实很可能构成我们谈论媒介文化的潜在依据。

第一，世纪之交以来，新媒介的大量出现，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媒介文化现象。比如，有了网络，就有了网络文化；有了手机，又有了短信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对特定媒介的依赖性很强，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失去了这种媒介，其文化形式将不复存在。比如，像Flash动画、恶搞类的视频短片、博客写作等，自然都依赖于网络技术。而这些新型的文化样式一经出现，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大众文化的传统规定。有人曾对Flash的艺术特质做出如下界定：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与可复制性，多媒体特性、交互性、超链接的非线性结构、未完成状态，作者身份转移、虚拟性、平民化与个人化等。这些特性有的可以在大众文化的传统框架中获得解释，但多数则无法被大众文化所规约。因此，当我们用大众文化的视角来面对那些新媒介、新文化时，这种面对就会不同程度地遭遇尴尬或者错位。

第二，在大众文化的阐释框架中，大众就是普通群众，他们是大众文化产品的被动消费者。但是，新媒介的出现却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局面。这时候，大众不光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他们也成了文化产品的积极生产者。网络上的各类作品均可说明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大众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网络上呼风唤雨、神出鬼没的“大虾”，往往是一些有知识、懂技术的年轻人。而种种数据也表明，年龄越小，就越容易成为新媒介的使用者。因此，与新媒介耳鬓厮磨的往往是一支年龄不大、学历较高的成员所组成的队伍。当这些人成为文化的生产者时，必然会改变文化的基本面貌。这时候，如果我们再来用大众文化指称这些文化现象，很可能会捉襟见肘。

第三，即使在大众文化的层面上进行相关思考，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文化现象界定的困难。比如，2005年出现的“超级女声”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虽然表面上看，这档节目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全民说“超女”是一种电视文化现象，但是，当那么多的女孩子参与这一选秀活动，那么多的年轻人组成各路“粉丝”大军之后，我们似乎又需要在“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层面为这一事件定位。这样，虽然借助于大众文化的视角可以审视其一端(比如商业运作等)，但另一端却有可能被完全忽略，如积极参与所形成的一种“仪式民主”(此处套用“仪式抵抗”一说)等，而被忽略的恰恰是青年亚文化的视角。由此看来，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亚文化变成大众文化的合作伙伴后，大众文化的构成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如何面对这种新型的大众文化，显然也值得思考。

第四，也必须指出，媒介文化这一概念与相关研究之所以能够兴起，应该也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进程有关。如前所述，媒介文化及其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学界视野。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文化研究在那个年代还很少被人提及和关注。只是到了世纪之交，文化研究才渐成显学。文化研究的出现一方面让大众文化研究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关注大众文化的同时，也把其视线投向了大众媒介。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当大众文化研究渐渐向媒介文化研究倾斜时，虽然不能说这就是要淡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像凯尔纳所指出的那样)，但起码可以说是研究视角的调整、关注重心的转移。于是，面对同样的文化现象，在大众文化的框架中或许已是老生常谈，而转换到媒介文化层面，则有可能获得新的阐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媒介文化概念的流行和媒介文化研究的展开看做是文化研究推动之下的一个成果。

基于如上理由，笔者以为媒介文化并不能与大众文化完全画上等号。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媒介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内容，而是希望我们在面对媒介文化时，能够对它有更准确的定位、更精微的分析和更恰如其分的研究。

四

既然媒介文化不等于大众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是媒介文化呢?结合凯尔纳等学者的看法，同时也立足于中国的当下语境，我倾向于形成如下看法。

首先，可以把媒介文化看做是大众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所出现的文化形式。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媒介文化既与大众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而这些新特征很大程度上又是被新媒介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甚至极端一点说，没有新媒介，就不可能有媒介文化。因此，在印刷媒介时代，虽然有近代通俗文化(像洛文塔尔指出的那样)，在电子媒介时代，虽然也有现代大众文化(像本雅明和阿多诺所分析的那样)，但我们却很难称它们为媒介文化。只是到了数字媒介时代，由于新媒介的崛起，也由于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不同程度的数字化，大众媒介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时，我们才有了谈论媒介文化的理由。

其次，也可以把媒介文化看做是一种全面抹平的文化。在大众文化成为主流的时代，意味着其他文化形式变成支流，进而被不断边缘化。但是在媒介文化时代，从理论上说，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与非知识分子文化等，却都获得了在大众媒介舞台上展示自身的机会。同时，由于它们通过大众媒介也在相互交往、相互渗透乃至不断移位甚至换位，原来处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形式，其紧张关系开始消除，其界限分野也开始模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

文化只要经过了媒介文化机器的再生产，就具有了某种趋同性和匀质性。比如，我们都知道学术应该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高雅文化，但是经过《百家讲坛》的重新制作之后，它就变成了既非高雅文化，也非严格意义上的低俗文化之类的东西，而是成了这两种文化的平均数。究其原因，就在于大众媒介有一种全面抹平的魔力。

再次，还可以把媒介文化看做是一种杂交文化。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把媒介文化指认为单一的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都可能失之简单。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媒介文化产品，它要想成为商业文化进入市场，就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而为了获得生产许可证，就必须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获得批准的前提是有迎合之相，无出位之思。为了赢得市场，其产品需媚俗；为了安全生产，其基调需媚上。一旦这种稳妥的方案落到实处，便既可实现商业目标，又能换来相关部门的暗中保护。比如，张艺谋的第一部大片《英雄》虽然是商业片，但其选材和主题却也是卖乖讨好之作。而这种做法自然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据报道，2004年5月20日《十面埋伏》上映时，刚好遇到一个“国产影片展映月”。一篇网络上未标明出处的报道引用香港寰亚公司陈焕宗的话：“知道内情的人明白，这个所谓的国产影片展映月，其实质就是为了给《十面埋伏》腾档期。”电影评论家郝建则把这个举动称为“清场”，“当然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会说他们是按市场来操作的，也会认为他们做的是保护国产片的工作，但这样的保护就等于政府参与了发行”。正是由于这一背景，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往往要考虑安全系数、视听率、商业回报等各种因素，而各种势力、元素介入之后，媒介文化就既非纯粹的商业文化，也非纯正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但它往往既是商业文化又是主流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文化体现出了它的杂交性。

除此之外，我还想指出，媒介文化也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文化。政策因素、商业市场、媒介形式、受众水平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媒介文化的生成之中，从而让它充满了许多变数，这样，媒介文化又具有了许多不确定性。

大体而言，以上便是我所理解的媒介文化。当然，话说回来，困难还不在于对媒介文化作出界定，而在于回答为什么我们不但有了媒介文化，而且它还会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可能隐含在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之中。而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需要更大的篇幅，笔者当另文论述。

责任编辑　宋淑芳

范式媒介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现代广告由于急功近利地追求商业利益，故意或过失导致了广告中出现多个层面人文精神的缺失，引发显性或隐性的负面影响。这种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体现在虚假广告、低俗广告、引起文化冲突的广告和暗含负面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广告中。广告应该立足于人文精神，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广告的管理与监督，建立广告批评和媒介批评机制，尊重文化差异，寻求多元的创意灵感。

关键词：广告 人文精神 广告批评

广告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大众传媒、户外、互联网、售卖场到处充斥着广告，广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最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广告却经常不尽如人意，有些广告在力图说服消费者购买商品、接受观念的同时却发挥着负面功能，遭到官方禁止、消费者抵制或社会道德的谴责。应该说这种现象同当代中国广告创作中人文精神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广告虽然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广告身上所承担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要求广告应该立足于人文精神，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一部分。

广告中的人文精神体现

人文精神英文为“humanism”，也被称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人文精神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它反抗神权，提倡平等、自由，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后来人文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有了多种层面和角度的解读。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尊重人的生命、自由、人格、价值、权利和需要。本文中，人文精神立足于这样的理解：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同时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当代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30多年，人们面对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往往迷失自我，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实际倡导并发扬新型的人文精神。

广告作为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经济行为和文化现象，人文精神更应该是其内核，不应以经济利益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在通过正常合法的经济手段赚取利润的同时，更应该以人为本，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兼顾社会整体利益，提倡高尚的人格，体现真善美的价值理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广告中要体现人文精神，就应该推荐健康的产品、好的生活方式，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带给人以美的享受，真正做到对人的生命、权利、人格的尊重。

广告中人文精神的缺失

现代商业和广告业的激烈竞争使得广告人竭尽所能去吸引和说服消费者，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于急功近利地追求商业利益，故意或过失导致了广告中出现了多个层面人文精神的缺失，引发显性或隐性的负面影响。这种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对物质欲望的过度追求所表现出的人的异化和扭曲。广告创作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

虚假广告。人文精神在当代首先体现为自由、平等和公正。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包括道德权利义务与法定权利义务。立足于人文精神的法律和道德是对人文精神的保障和促进。虚假广告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对人文精神的践踏。我国目前虚假广告问题仍然很严重，主要体现在药品、保健品、美容、房地产等行业，消费者协会每年都接到大量有关虚假广告的投诉。虚假广告轻则损害消费者的经济利益，重则危害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并且造成不正当竞争，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社会的整体效用，当然不为道德所认可，同时也为我国法律所不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我国《广告法》第三条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第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第十条规定，“广告中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而虚假广告的欺骗性、夸大性、遮蔽性、误导性违反了上述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基本权益，这也是对人的权利与价值的侵犯。

低俗广告。低俗也表现为庸俗、恶俗和媚俗。当代很多广告为了吸引注意力，侧重于感官刺激，不惜以丑、恶来吸引眼球，以厌恶情绪来增强记忆，甚至将人看做自然而本能的人，侵犯人的尊严，缺少人文关怀。这里面既包括价值观的低俗，也有审美的低俗。广告作为大众文化中的一种，并非一定要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要求高雅，广告的商业性决定了它的通俗性，但通俗并非低俗，广告的传播应该有道德底线，广告的内容和形式要健康，我国《广告法》中也规定“广告应该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引起文化冲突的广告。品牌营销的时代，企业、商家都在为其品牌塑造一种价值和文化。塑造品牌也是在塑造消费者，因为消费者购买某个产品，就意味着向某个品牌的文化靠拢，或意味着投票给那个品牌所代表的文化。某一品牌的消费行为可以转变为我们表述自己认同与该品牌相关联的团体的一种方式。所以消费者认同品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品牌文化的吸引。品牌传播是品牌个性、品牌形象、品牌文化的传播，内涵丰富，诱导性强。全球化时代品牌的营销不断走向国际化，虽然当代文化的沟通与共融逐渐增强，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活方式、文化规范还是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样广告与营销就面临着跨文化传播。广告可以再现某个特定年代的价值观，也可以透露一个国家的群体文化。广告比什么都能反映出国家和时代的特色。人文精神要求对于各国多元文化的尊重，正像阿伦·布洛克所说的：“不论是古希腊的还是中国的、罗马的、法国的、印度的文明，它们所形成的道路，都需要认真对待，需要做出努力根据它们自身的条件来了解它们。即使当我们不能接受它们作为我们自己的文明时，或者由于它们不容异见的偏狭性而使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对于当地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所导致的文化冲突却并不鲜见。像耐克的“恐惧斗室”系列广告中就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冲突而遭到官方的禁止和受众的抵制。丰田霸道车的石狮敬礼鞠躬、立邦漆的龙下滑虽属调侃但由于没有充分领略中国文化的内涵，不了解中国民众的心理，被中国消费者认为是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侮辱。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全球化时代要求国际化品牌面对异文化市场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尤其要避免文化冲突中带有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这就需要“理解”。“理解”就是“把对象看成和你一样有价值、有意义的主体。当代著名翻译家伽达默认为，理解是理解者在解释自我，在理解他人中来理解自我，这就需要有一种‘视界的融合’，即消除各种文化、历史条件等造成的隔阂，达到人际的沟通。”

暗含负面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广告。虚假广告和低俗广告的负面效应经常是显性的，容易被发现和受到关注。但广告中隐性的负面效应却因为人们认识的不足，很可能导致深刻长远的负面影响。广告不是显在的教育手段，但广告中包含着内隐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广告说服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传播的过程，消费者接受广告和消费商品的过程也是将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广告既可以建构负面的道德意识，也可以消解正面的文化规范，所以，这种隐性的风险不能不让一些传播学者担心：传播活动使民主社会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气氛，但也会带来风险，让民众感到失望，让社会脱离正轨。现在广告中存在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已经呈现：广告中为了商业利益，制造幽默或者恐惧效果，经常采用贬低某一类人的做法，如对于肥胖者的偏见和歧视，肥胖者经常会作为笨拙、缺乏能力和自信的形象出现在广告中；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更倾向于家庭，家居用品的广告中多数是女性，女性在广告中表现出柔弱、依赖、被动甚至无知的角色特征，这些会潜移默化地传播女性的传统角色定位，深化女性的刻板印象，最终会影响女性的多元发展，而且广告中的女性人体形象过于强调外貌美和瘦文化，也对女性造成身心压力和伤害，阿伦·布洛克曾说，如果两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平等的话，人文主义传统就是一场笑话。

广告中人文精神的建构

广告在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中并非独立，广告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体现，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所以广告中人文精神的建构，从宏观上来说应来源于整个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但同时广告是一种具有操控性的传播过程，它会说服消费者接受认可广告中的传播内容。商品（包括其文化层面）都必须在一个市场（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拟的）当中被出售给消费者。訛广告也有自己的传播系统和传播效果。为了避免广告中由于人文缺失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广告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

加强广告的管理和监督。广告的监督管理方式主要有法律行政管理、广告行业自律管理和包括新闻舆论与消费者监督的社会性的监督管理。广告的监督管理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适当的监督管理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中国广告问题众多，虚假广告严重，同这些监管措施的不到位是分不开的。《广告法》以及相关管理配套规定的滞后性、模糊性和某种程度的不可操作性，影响了广告的规范管理，如《广告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但此规定执行起来关于更正的范围、更正的次数、更正的期限、更正的程度是很模糊的，等额广告费用的规定也并不符合市场实际情况，所以此规定形同虚设。国家也曾多次针对虚假广告做出整治，但是只见短暂效果，整治行动一过，虚假广告又死灰复燃，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出现。广告的规范管理不能依靠一次性的整治行为，而是有赖于广告管理系统的全面提升，广告立法要不断地完善。广告行业自律问题也很突出，我国目前也有关于广告行业、企业主和媒体方面的协会组织，这些组织也会有自己的自律规则，但是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企业主、广告公司、媒体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捏造事实，对虚假广告视而不见，任低俗广告肆意传播，行业协会经常听之任之。这是广告行业组织的自律性尤其是中国广告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立有效广告批评和媒介批评的机制。广告是一种大众文化，也是大众传播行为。广告越来越关注的是文化，而非产品本身；是价值观，而非事实本身；是神话世界，而非社会现实。广告的社会性影响有时并不为大众所明确地知晓，但却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影响大众的思维和观念，逐步建立一个新的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只要传媒拥有自己的传播理念和价值体系，就可以逐步影响人的思维并被接受和认同。所以广告如果传播负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其后果是严重的。我们目前对于广告中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和伦理问题的研究是不够的，虽然上世纪80年代媒介批评就已经在我国初见端倪，但广告批评、媒介批评在我国并不成熟，并没有建立我国自己的媒介批评体系。对于相关的批评很多照搬国外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具有乌托邦的性质，缺少建设性的建议，并不切合中国实际。“我们也必须承认，在90年代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中，忽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而是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做自己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这种批判假定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社会文化关系，他们所要解构的是完全相同的文化霸权。它所犯的正是在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目前我国广告批评、媒介批评的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研究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并且应尽力加大这种研究的社会影响力，避免负面社会效果。

尊重文化差异，寻求多元的创意灵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差异性体现在生活方式、道德价值、审美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虽然全球化的过程加快了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融合，但文化差异仍然存在，人性中对美、健康、安全等需要的文化共性在不同的文化圏内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人文精神要求以人为中心，现代的营销观念和传播观念也要求必须考虑消费者和受众的心理和需求，人有价值、人格和尊严，消费者也有自己的需要，有主动性和判断力，立足于尊重不同而多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正是广告创作应该有的态度，这样既可以避免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阻抗，也可以避免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这正是人文精神的要求。所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不要强迫推销你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国际广告应该对各目标市场区域的文化、心理的特异性表现出足够的尊重。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并非扼杀广告的创意和营销，相反它给广告创作提供了源泉。广告和营销可以利用文化的多样性，创作出好的广告。其实真正的广告创意来源于生活，美国广告大师韦伯·扬认为创意是旧有的要素做新的组合，广告人应该立足于生活，善于观察生活，从生活中寻找创意点，从生活中挖掘真善美的符号体现，因为真正的生活才是创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注 释：

①孟建伟：《科学与人文精神》，《哲学研究》，1996（8）。

②④让－马贺·杜瑞［法］著，陈文玲、田若雯译：《颠覆广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③马克斯·萨瑟兰［澳］著，瞿秀芳、鹿建光译：《广告与消费者心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⑤⑧阿伦·布洛克［英］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杨韵刚：《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心理学》，《长白学刊》，1995（6）。

⑦弗朗西斯·巴勒［法］著，张迎旋译：《传媒》，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⑩格雷姆·伯顿［英］著，史安斌主译：《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前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

范式媒介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媒介融合是信息时代背景下一种媒介发展的理念，是传统媒介在互联网发展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在媒介融合的视域下，媒介融合只是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在大的媒体格局下，山东红色影视艺术要大胆创新，提升内容质量，提供高品质、正能量的信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共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应加快创新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抢占新媒体平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发扬正能量红色文化。

媒介融合是各种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多种功能融为一体的表现形式，与传统单一的媒介叙事形式有所不同。以电视媒体为主，其他媒体为辅，实现不同媒体形式之间的互动、交流，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叙事范式，也就是跨媒介叙事。跨媒介叙事，这种媒介传播形式具有创造性意义。

跨媒体叙事对文娱项目进行的规划，主要是根据其受众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每个媒介平台有着独立的内容，不同媒介平台展示的故事情节相互关联，相互独立，最终为观众呈现出立体、饱满的故事。

跨媒介叙事，并非简单的媒介形式的整合，而是一种媒介形式转换成另外一种媒介形式，两者存着本质的差异。跨媒介叙事其表现方式主要为多媒介融合。近些年，影视节目顺应时代发展，充分运用各种媒介进行叙事、创作、传播，将游戏、出版、网络等媒介形式充分结合，从而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不同媒介平台在同一个大的故事框架中建构自己的故事文本、产品形式，内容各有侧重，这种影视文化产品的新制作形式呈现出鲜明的“跨媒介叙事”特征。影视文化跨媒介叙事的主要形式包括开放性的叙事空间、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等。

在以媒介融合为特征的全媒体时代，文化传播已经成为各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要正视媒介融合视域下“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深刻认识“红色文化”的重要性，更好的传播创新主体意识形态，通过媒介融合的传播方式及特征有效地传播“红色文化”。

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发展，新媒介和旧媒介共同存在、相互竞争，媒介融合成为媒介发展的主流。新的传播方式与格局，也使得传统媒介素质培养理念已经不再适用当今社会，在新媒介为主流的环境中，需要新的媒介培养方式。媒介素质培养不仅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编写、受传者对信息的接受的培养，还包括人们对信息的正确解读。

在对“红色文化”进行宣传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或许会出现当下最常见的现象——媒介产物带有一定的商业价值，这时就需要我们通过媒介素质的培养对这些媒介的产物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随着大众媒体不断融入人们的生活，提高国民的媒介素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媒介素质的培养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基础，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

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媒体积极弘扬正能量既传播了相关信息，还为国家治理提供助力。新媒体利用各种媒介反映社会民生、传递社会主流声音。

新媒体发展历史格局下，媒介平台应充分发挥其传播正能量的作用。口语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民主文化之一，其影响力有一定区域局限性。在媒介形式的推动下，口语文化打破了人们的文化桎梏，使得人们都能够去深入了解、认识传统文化，并了解新媒体背景下山东红色文化的进步与中国红色文化的进步。

新的历史阶段，科技力量迅猛发展，衍生出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这些科技催生出全媒体，为新媒体的发展、进步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有助于其重新塑造媒体传播的形态、格局、形式。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年龄段群体也在使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因此，媒体传播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内容质量，还需要考虑受众的感官体验。传统红色文化只有实现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才能避免被边缘化，才能有新的格局与生命力，新媒体也要利用红色文化独特的内容优势进行创作来提升核心竞争力。

大型红色民族歌剧《沂蒙山》自2018年12月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讨论，好评如潮。观众和网友纷纷表示这是一部让人震撼流泪的、传承红色基因的、反映红色文化力量的作品，看完后我们对“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有了更真切的感受。这就是媒介融合下的红色影视艺术创作的一个典型的优秀作品。

媒介融合是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技术的应用导致了“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因此，要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方向上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现代转换，从创新传播路径等方面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引发文化的创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新面貌。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更加依赖媒介的融合，这是一个新的转型趋势，使得“红色文化”能够以一种新面貌展现给全世界。

很多红色基地和宣传部门还停留在传统媒介的宣传阶段。有些工作人员对红色文化的了解甚浅，无法满足大众的红色文化需求。这使红色文化的宣传只停留在简单介绍革命事迹，宣传英雄人物的层面，因此红色文化的宣传效果欠佳。

影视作品的创作是一种将时间、空间、主题等表现元素融为一体的表达方式。

在媒介整合、多渠道、多结构的影视剧艺术创作的背景下，发展大众化的红色影视是重要的。它在公众的视野中，艺术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岁月与历史，书写了中国人民在特定时代艰苦奋斗的历程，展现了伟大的民族情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红色文化是对特定时空和人文地理学的概括和集中。在多重情感诉求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其情感来源，将经典与流行相结合，结合山东红色文化的特点，探索新时代红色影视剧创作的新方向。在这个阶段，电影和电视节目已经不再能给观众带来满足感和情感体验的需求，文化的熏陶和知识的增长也是必须的。

山东红色文化精神的代表——沂蒙精神，在全国极具影响力。沂蒙精神展现出来的是“爱国爱党、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在沂蒙精神的感召与鼓舞下，山东人民转变思维，锐意进取，用汗水与智慧浇筑新时代富裕、文明、开放的山东。

山东早期的红色文化作品就有解放战争时期真实事迹改编的小说《红嫂》，英勇抗战故事《沂蒙頌》，歌曲《反对黄沙会》改编成为的《沂蒙山小调》。《沂蒙山小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优秀民歌，传唱海外。在抗日战争时代，红色文化不仅起到宣扬先进文化的作用，还起到鼓舞大众士气奋勇杀敌的作用。

第一，在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产生了强大的媒体活力，使得媒体传播方式得到改造和提升。正是在这样一个媒体环境下，红色影视剧的创作获得了无限发展潜力。

第二，红色遗址旅游已成为这股强大的发展洪流中的一股巨大力量。它不仅自然地继承了融媒体时代的话语表达，而且构建了影视创意文化产业的新载体。体验红色旅游，感受历史与时代精神的传承，以及其文物和自然景观的各种特征，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载体和具体表现。

第三，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大众娱乐越来越具有娱乐性。随着现代生产生活等社会压力的增大，人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娱乐影视作品来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从而达到高品质享受生活。因此，观众对影视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影视创作人要深刻理解影视艺术大众化的内涵，才能真正创造、制作符合公众审美需要的影视艺术作品。

（课题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媒介融合视域下山东红色影视艺术创新研究》批准号：18CCYJ34）

范式媒介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2016年1月12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全会上提及家风建设, 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指出:“家风好, 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 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十八大以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重大成效,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各级党政干部的家风建设。重视家风建设, 有利于确保反腐倡廉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 也有利于带动党风和政风的转变。

2 传统家训文化中廉洁教育理念的价值与意义

2.1 丰富传统家训文化

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 家风是一个家庭精神面貌的潜在气质。家风通过家训时代传承, 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教育家族成员恪守家训、家规, 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家族文化。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家训文化, 流传至今的著名家训著作已久光彩熠熠, 例如李毓秀的《弟子规》、朱伯庐的《朱子家训》、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等等。浩瀚丰富的家训文化为研究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 尤其是廉洁教育提供了素材。

2.2 传统家训文化中廉洁教育理念的价值

传统的家训文化是儒家文化在家庭教育过程的积淀, 是塑造家庭核心价值文化的基础。当代关于家训文化的教育意义的研究成果丰硕, 在廉洁修身教育、家训文化推广, 家训文化的实践价值等研究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成果。有学者通过研究家训充分阐释了传统廉洁家风的规范要求和时代价值。 (1) 李国俊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主动借鉴传统家训培养子弟勤廉价值观的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方式, 培养大学生的廉洁自律意识。 (2) 综合分析近年的家训文化研究成果, 充分发掘和弘扬了传统家庭教育模式的教育意义、实践途径, 家训文化中的廉洁教育内容有利于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我可以通过探讨家训文化中的因果关系、廉洁教育手段与继承, 探究家训文化形成教育实践具备哪些条件。

3 传统家训文化对廉洁教育范式构建的意义

3.1 廉洁教育范式的内涵与特征

现有的关于廉洁教育范式研究, 都没有明确的关于廉洁教育范式的概念解释。本文立足传统家训文化研究, 构建廉洁教育范式的模型、核心概念、教育主体及实践价值。笔者认为廉洁教育实效要立足三个方面, 即自律 (Self-discipline) 、他律 (heteronomy) 和律人 (Supervise others) , 廉洁教育范式就是要从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假定廉政教育实效为Y, 廉洁教育的要素系统为X, 廉洁教育要素在映射关系f的作用下达到廉洁教育实效, f即廉洁教育范式。因此, 我们可以形成公式Y=f (X) , X=自律+他律+律人。围绕此公式, 本文认为廉洁教育范式是特定时代环境下行为主体通过接受廉洁文化教育, 形成一种特定的廉洁实践模式, 主要包括内化的自律、外化的他律和衍生的律人等环节。通过研究传统家训文化和教育实践, 充分论证廉洁教育各要素的时代价值, 探索适合当代社会的。有研究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就会起到廉洁教育的作用, 这种范式就称为环境育廉’”, 并对于“环境育廉”的范式进行了构建。 (3)

3.2 廉洁教育范式的实践价值

优良的家训文化有助于引导健康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主体是家族成员, 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完全异于课堂教学, 对家族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规范的家训教育也能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优秀的人才多数接受过系统的严格的家庭教育, 家风教育与党风廉政教育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任何党政工作都是立足于人, 清正廉明是人立德树人的根本。借鉴与传统家训教育文化, 创新符合当代发展需求的家训教育文化, 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把立德作为首位。

摘要：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主动借鉴传统家训培养子弟勤廉价值观的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方式, 探索形成大学廉洁教育范式。廉洁教育实效要立足三个方面, 即自律 (Self-discipline) 、他律 (heteronomy) 和律人 (Supervise others) , 廉洁教育范式就是要从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关键词：家训文化,廉洁教育范式,构建

参考文献

[1] 禹建柏.网络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范式再探[J].东方企业文化, 2013 (7) .

[2] 李国俊.家训文化与大学生廉洁自律意识之养成[J].廉政文化研究, 2015 (3) .

范式媒介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参与人员： “犀利的眼”

实践主题：就2012春晚研究调查“网络媒介传媒的利与弊” 时间：2012.1.25

地点：网络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就像七八十年代的自行车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也理所当然的融入了千家万户。顾名思义，网络就是一个平台，网罗世界上千万种信息，你可以足不出户，轻松在家看NBA，看日本地震的实况。网络渐渐地就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传播的新媒介。事物本身就有两面性，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关于“网络新媒介文化传媒的利与弊”的问题，我和网友“细节的眼”对“2012龙年春晚”问题做了一些调查与分析。

二、活动安排

2012年1月25日，我和网友“细节的眼”就“网络文化传媒的利与弊问题”对龙年春晚做了一些分析。主要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研究：

1.春晚各种内幕，各种消息的真假性;

2.春晚网络收视

3.春晚“零广告”“真假唱”“刘谦魔术揭秘”等问题的网络曝光时间及网友的评论。

三、活动过程

因为是关于网络，我们选择了在网上进行调查研究分析：

(一)对于春晚内幕消息的真假性

人民网新闻报道：55岁，他演不动了，赵本山宣布退出2012春晚 ; 新浪娱乐讯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曝光了2012年春晚的节目单。该网

了精彩的 瞬间，可以反复的播放。

(三)春晚“零广告”“真假唱”“刘谦魔术揭秘”等问题的网络曝 光时间及网友的评论： 2012 年的春晚，问题缕缕不断。在春晚播出期间，网上关于曝 光春晚的消息就接连不断，从王菲等众多歌星的“破音”到刘谦魔术 的揭秘，再到热闹现场的“睡觉姐”很多热点议论的话题，我只从其 中简单的列举一些： 1.王菲的破音问题

《因为爱情》一直是 2012 网友期待的一个节目，可是当节目开始 的时候，天后王菲却出现了严重的“颤音”问题。下面是来自新浪微 博的评论： @冯小刚：看了春晚，人来人往没看全。印象深的首选杨丽萍，她 不是人，是精是仙。当然也有从天籁变回人声的前大仙王菲 @姚晨：真心讲，《因为爱情》这首歌的调实在太高了，谁唱都费 劲。童鞋们可先自己试试哼唱这首歌，尤其是高音部分，唱出来特像 猫被踩着尾巴一样。 @陈奕迅：我只想说，能和你同台已是很了不起!个中美妙之处， 无人能明白。哈哈哈哈 白木耳：#2012 春晚吐槽#继刘谦魔术被爆出破解图，网友又根据 王菲 2011 年 5 月 28 号的微博推算出今晚王菲的大姨妈来了， 所以唱 歌跑调。。。 。。。 对于天后王菲的“破音”问题，网友们评论褒贬不一，也有一些 网友发一些低俗的评论，很显然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当然除了一些人 恶意评论之外，大家都能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这 其中， 我们真正做到了主人公的位置， 在微博上甚至可以和明星交流， 这是网络提供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2.睡觉姐 春晚节目还在进行，镜头里面出现了“睡觉姐”

2012 年龙年春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身边观众全都集中精 神观看春晚。一名女性观众在位置上(似乎)酣然入睡。仅仅几 分几秒的时间，睡觉姐就在网上疯传，被人肉搜索，同时，有网 友也声称， “睡觉姐”完全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春晚越来越没 有看头了，不如睡觉来的实在! ”

可能春晚节目还在继续，这些问题就已经在网络上曝光，被 大家所议论，由此可见网络是文化的传播更加简洁迅速。 3.春晚做到了真正的零植入广告 2011 年的春晚广告很多，随之而来的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强 烈抗议，网友们通过网络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春晚剧组交流， 终于在 2012 年的春晚舞台上见不到广告。 继日前在京举办 2012 节目资源推介会后， 中央电视台又于昨 日专程来沪举行广告招标沟通会。记者从现场公布的招标产品中 注意到，曾作为历年央视广告招标“第一标”的春晚零点报时广 告，并未出现在明年的招标产品名录中，有望延续今年春晚

晚开始 的“广告零植入” ，而另一招标热门产品“我最喜爱的春节晚 会节目评选”评选冠名，也意外缺席该名录。不过，这并非意味 着明年春晚完全没有广告产品设计，因为一档新增的名为“ 《2012 年春节联欢晚会》联合特约”的产品或将扛起这一重任。---摘自 《中国新闻网》 由此可以看出，网络文化传媒也是给大众提供了一个与企 业公司交流互动的平台，更具有灵活性。

四、活动总结与队员感想

这次活动虽然仅仅花了我们半天时间，可是我们收获却不少，关 于“网络媒体文化传播的利与弊”问题，我们也有了深入的了解。现 根据活动的过程，以及自己的一些推断一些能想到的常识总结如下： 网络新媒介文化传媒的利： (1)信息的多样化和平台的宽泛化 (2)内容的广泛化 (3)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消息而使读者有更加宽泛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4)更加简易和便利

网络新媒介文化传媒的弊端： (1)网络文化消息的真假性得不到保证 (2)网络糟粕文化传播的也极为迅速，因此带来负面影响 队友“细节的眼”说：网络传媒是速度化、多样化、宽泛化。网 友能在很快的时间内知道各界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事情， 网络是一个 平台，一个传播信息的平台。 网络将人类带到了信息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们都是靠着网络了解 外界的信息，因此，网络媒介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 用。在这个宽泛的信息平台之上，文化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人们自主 权利得到体现，再也不是被动的地位。 人们在接收网络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筛选，不能全盘接收，知道 去其糟粕，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提高整体文化素养。 这次寒假实践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学会了思考，懂得了怎么去 将课本上的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在活动过程中，我也参与了一些话 题的评论，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增强了自己的主人公意识。在以 后的实践活动中，我争取做得更好，成绩更突出!

五、参考文献：

范式媒介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一、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对比

20世纪以来, 新媒体以锐不可挡之势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 相比较于传统媒体, 新媒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互动性强。与传统媒体的单线传播相比, 新媒体形成了一种“由所有人向所有人进行传播”的新型媒体关系,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第二, 载体形式更灵活。传统媒体往往需要纸张、板报、电视等媒介作为宣传载体, 新媒体的载体形式更灵活, 只需要网络覆盖为前提进行信息的发布、传播、评论, 且可以音、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发布。第三, 新媒体的内容更开放, 兼容并包。新媒体由于发展迅速, 消息源的多样化, 时效性更强, 而传统媒体通常需要仔细筛选, 内容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基于以上, 在数字时代, 如何抢先抓紧新媒体, 为医院文化建设搭建新的平台, 进而加强医院核心竞争力, 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我院目前新媒体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 医院官方网站。网站凭借其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功能全面的特点成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渠道, 一种广大患者全面了解医院的首选。2004年, 医院官方网站开通, 为医院内部与外部之间搭建了高品质的信息沟通桥梁, 是医院管理向自动化、信息化、现代化管理迈出的一大步, 医院设有医院概况、新闻动态、学科建设、医院文化等栏目, 为增强互动性, 网站先后进行了两次改版升级, 增设了网上预约挂号系统、满意度调查和患者留言等多种功能。

(二) 新浪、腾讯微博及微信公众平台等第三方沟通交流平台。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 使得微博、微信等第三方沟通交流平台迅速崛起, 这些交流共同平台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医院与社会的距离, 建立一个灵活机动的展示平台。医院建立相关平台后, 定期推送电子刊物, 重点推送有关医院的重大政策宣传、医学科普知识普及, 公益活动的开展, 院内新闻动态等。此外, 平台的建立为广大医患人员带来了方便, 比如通过微信实现预约挂号功能, 在官网上能够实现的线上预约挂号功能同步到了公共平台上, 克服了患者看病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 加强了医患之间的联系, 只需在微信中搜索微信公共帐号, 完成关注即可实现线上互动, 医生可以通过与患者进行线上互动, 随时了解患者的困难与所需, 并及时给予正确的帮助与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患者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

三、新媒体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一) 新媒体是医院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桥梁。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医院进行文化建设的灵魂。新媒介作为沟通医院与社会、管理者与员工的新方式, 使得信息交流不再是单向传播, 而是双向交流、沟通互动的。它打破了时间、空间对相关人员参与文化建设活动的限制, 方便了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 成为医院文化传播的新型载体。此外, 为了加强管理, 通过微信、微博、网络社区交流等新媒介发起讨论, 能够让医院各部门、人员更好地交换思想、使广大职工有机会参与到医院文化建设中来。这有利手实现医院核心价值观与医院成员自身价值观的一致, 有利于明确医院文化建设的方向, 并得以提升。

(二) 新媒体是医院品牌和形象宣传的窗口。医院文化建设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塑造医院品牌, 树立良好形象, 通过各类新媒体的宣传, 医院可以将自己的品牌、特色、理念进行广泛传播, 加强以文化建设为代表的医院“软实力”工程建设, 促进医院健康快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进而达到宣传自身、加强文化建设的目标。

(三) 引导正确舆论导向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 医院不可避免的一个敏感话题就是医患关系, 医院正常秩序偶尔会遭到恶性“医闹”“医疗纠纷”案件的困扰。一些外来的社会新闻媒体往往会站在患者的角度想问题, 单纯听患者的一面之词, 在没有对医院的实际工作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了解就进行新闻播报, 甚至是失实报道, 给医院的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 医院可以通过新媒介发挥主动权, 利用新媒体主动提高新闻执政能力, 成为新闻的第一定义者, 在面对医疗纠纷和医患矛盾时, 通过官方网站、手机微信、微博等公共意见平台发布真实信息, 保证渠道通畅, 避免因为信息失真而导致矛盾加剧的局面。

四、加强新媒介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的对策

(一) 加强领导对新媒介的重视, 促进行业发展。在我国现有体制之下, 新兴事物的发展壮大除了依靠自身的优势, 适应市场的需求之外, 还需要上级管理部门的重视。人们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有一个过程, 在政府公信力的指导之下, 能够更快的完成这个过程, 加速行业的发展壮大与成熟。同时, 新兴行业还面临着如资金、政策等各方面的困难, 因为新媒体的投入集中于前期的网络建设和设备投入。一旦投入使用后, 新媒体的使用成本将会非常低廉。这也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撑, 保护其能够渡过发展的幼年阶段, 不至于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二) 培育一批具有“新媒体”思维的医院“媒体人”。新媒体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理念和方式的创新。它需要专门的部门进行统筹管理, 确保新媒体的运用切实服务于医院的中心工作。首先, 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引导作用, 通过医院自身的管理运营, 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准确和有效。其次, 除设置专门的主管部门对信息发布进行监管外, 还可以在各临床、医技、机关等科室选拔通讯员, 建立信息员登记制度, 通过系统的培训, 提升通迅员的文字组织和提炼能力, 使他们能熟练运用电脑、手机等互动信息软件编辑、发送信息。

(三) 医院与新媒介加强互动, 搭建通畅的信息宣传平台。医疗行业是一个高科技和高风险的行业, 但是, 医院里大部分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人员大都是非医学专业人员, 因此, 为了传播医学科普知识, 保障医院新闻媒体传播的信息的安全性, 医院可以定期组织相关专家, 利用新媒介的宣传网络, 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信息进行专题讲座, 使得传媒工作者了解一些医学专业知识, 就容易对医疗纠纷的报道抱以客观公正的态度, 而不是受患者单方面的引导导致新闻失真。另外, 还可以通过医院和新闻媒体建立畅通、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 搭建起畅通的信息宣传平台, 方便信息传递。

摘要：本文根据医院文化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 首先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对比, 并对医院目前新媒体工作开展的现状进行分析, 阐述了在医院文化建设宣传中引入新媒介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新媒介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应用建议及对策, 希望能为促进医院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医院文化建设,新媒介,宣传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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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远.新媒介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实践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