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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批评探究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作者:莲生三十二2025-11-191

道德批评探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跨国公司是当代世界经济中一支特殊的经济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市场信息化的进一步加强,我国企业要想在全球性的竞争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赢得国际市场并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基于这样的现实,我国企业国际化的道路是必然的。首先本文将解析我国跨国企业本土化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依据我国跨国企业本土化现状,探究和分析其本土化问题成因。最后,本文提出相应对策,帮助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的道路上快速前进,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让我国企业逐渐成长为超级跨国公司。

[关键词]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本土化;全球化

前言

当我们把目光停留在世界企业500强榜单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榜上有名的企业,大部分都是跨国企业。按照“二八理论”来说,也就是跨国企业的品牌价值创造了全球企业百分之八十的利润。如果说整个全球市场经济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跨国企业就是每个行业里最为活跃,最具竞争力和发展前途的中坚力量。

这些跨国企业,除了自身无可匹敌的品牌号召力、严谨的管理模式以及出众的质量控制体系之外,本土化的发展战略则是他们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同国外的跨国企业相比,我国的跨国企业起步晚、数量少,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尤其像能源、金融方面的企业,基本上都凭借政府在背后的强力支持,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应变能力。再者因为经济体制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具有托拉斯经济的传统,对跨国经营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所有这些,都是我国新成长起来的代表性跨国企业需要面对并加以克服的。那么,在借鉴国外跨国公司成功本土化经验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有利于我国企业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有效策略,则成了我国政府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本土化现状

(一)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迅速

经济全球化给市场竞争带来了明显的变化。针对海外的投资一直呈增长趋势,跨国经营的企业数量也在逐年增加。这种发展形势一方面大大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短缺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减少了国际贸易摩擦,扩大了国内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所占的份额。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在海外的投资累计总量为23435万美元。虽然与我国利用外资数量918.04亿美元相比比例很小,但相比往年,这种发展的势头还是很足的,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海外的投资必定会与利用外资的数量等量齐观。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不是一帆风顺

企业跨国经营数量的增加大大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短缺的矛盾,同时也可有效地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然而我们看到,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遇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我国跨国企业赢利的占55%,大多数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占28%;亏损企业占17%,其中以生产性企业居多。更多相关调查显示,一些沿海地区,例如广东、福建,多于半数的跨国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

(三)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本土化战略实施遭遇障碍

我国跨国企业本土化战略的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本土化核心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以消费者为核心,而不是照搬其自有市场的经营模式,企业规范需要重新认识投资市场的竞争规则。本土化作为跨国公司解决异国环境障碍的利益衔接点,已成为目前跨国公司普遍采取的一个可行战略。

探究我国跨国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冲击,品牌缺陷,没有良好的营销渠道所造成的。当企业走出国门,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熟悉的环境,而是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不同的价值观、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审美观念以及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等。我国跨国本土化经营处于被动趋势,缺乏对跨国企业产品本土化、市场本土化、经营本土化、营销本土化、员工本土化的跨国经营管理战略的结合,实行有效的战略措施。

一些成功跨国企业在文化融合方面启示我们,不仅要学习东道国的民族文化,更要加强与政府间的合作意识,更好的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深入了解消费需求。跨国企业成功的本土化品牌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先做好自己的本土化,而后再去全球化。全球化的时候一定要对当地的产品市场做好研究,做好在当地的本土化工作。跨国公司成功的本土营销渠道提醒我们两点,首先是做好战略上的布局调整以及网络建设,其次是注重策略上强化终端。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本土化问题探究

我们从我国跨国企业的现状中分析得到我国跨国企业本土化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其问题不容我们忽视,下面我们从文化冲突不断、品牌营销战略、建立良好的营销渠道几方面具体深入分析:

(一)文化冲突不断

在跨国并购文化整合中,企业一般要面对两个文化差异:民族文化差异和企业文化差异。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思想与价值观、企业经营方式和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等各方面,从而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

说到底,跨国企业差异化的冲突,更多涉及的是价值观文化冲突。价值观是人们用以辨别是非善恶的一种综合标准,是文化中最深层的一部分,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其不同主要体现在风险观念、表达意见方式以及对待工作态度等方面,这些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一直以来,各个跨国企业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中国企业联想并购PC业务案很大程度在跨文化经营上面对的现实是相当严峻的。

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PC业务部门,之后成为成为全球第三大PC厂商,这次并购可看作中国公司的跨国样本,作为一个先行者,联想样本给中国企业国际化并购做出了大量贡献。如何管理一个文化冲突的企业,如何运营一个无机嫁接的业务,如何调配全球范围内来源不同、门派各异的组织团队,是联想并购之后将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联想并购IBM以后,国际化带给联想的,除品牌、技术与市场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文化融合带来的运营质变。国际化后,联想先后导入了IBM、DELL文化,文化的融通与对冲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联想并购的成功与否要从联想是否实现了企业背景,联想是否实现了企业做大做强的目标,几个标准平均分配的权重看,然而在做强方面,市场占有率不高,利润从并购前的5.2%降低到2009-2010财年的0.97%,虽然2007-2008财年曾经实现过3.4%的利润率,但总体来看,受联想海外业务亏损的影响,联想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赚钱目标。

说到底,本土文化整合是联想这次国际并购整合失败的罪魁祸首,如何很好的实现跨国企业本土文化,将跨国企业产品和本土文化完美融合,联想还要经历一段艰辛的历程。

(二)品牌营销策略

品牌是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在特征的综合反映。是消费者和企业沟通的桥梁,企业通过创建自己的品牌来提高产品和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加市场份额,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产品竞争力。

中国企业在将商品和服务输出到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品牌自身的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需要进行很好的融合,需要很好的做到准确的品牌再定位。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间的隔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品牌知名度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精准的品牌再定位是企业本土化战略重要的一环。这样一来今年3月吉利收购沃尔沃成功的背后就出现了品牌营销这样的隐患。

在1999年,福特耗资65亿美元收购了沃尔沃,而马上福特计划以21亿美元的价格将沃尔沃出售给吉利,其中在运营沃尔沃的11年间,福特损失了相当于投资在沃尔沃身上的44亿美元和数十亿的运作资本。然而吉利收购沃尔沃是一场复杂的并购案,要解决的困难问题体现在,福特收购沃尔沃将其文化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吉利需要从各个方面重新分拆开来,这就很难说收购沃尔沃能给吉利带来什么好处,除非吉利在对沃尔沃的运作和品牌上能够做出巨大的改变。福特作为美国最后仅剩下的一家汽车生产商,收购了沃尔沃以后处于亏损中,让其深陷困境的原因是福特为了增加销量,进行了大量的品牌扩张,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品牌原本所固有的东西,其中对吉利来说,危险信号就在这里,吉利如何驾驭好沃尔沃这样一个大品牌是我们要深思熟虑的问题。想通过收购沃尔沃的品牌效应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销量,就要我们在整个品牌经营过程中制定有效战略,实施运用得当来实现我们的企业目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品牌在国际化市场中是颇具潜力的。

(三)建立良好的本土营销渠道

根据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分析和研究,跨国企业一般需要进行渠道模式革新和创建。我国一些跨国企业忽略本土营销渠道的重要性,缺乏对本土化营销渠道的建设,导致企业有好产品却销不出去的尴尬局面。争先创建良好的本土营销渠道,使我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走的更通畅,是当前各企业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再者不分市场采取一刀切入的模式,没有对市场进行细分,效率低下,最终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丧失了品牌尽快进入市场的机会。下面我们借助中国体育品牌匹克的营销渠道之旅来分析,匹克是怎样建立良好的本土营销渠道优先打入NBA市场快速开展国际化之路的。

在2004年,匹克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希腊等国家篮球队运动专用装备;2005年匹克全面提出“国际化”战略,匹克成为欧洲篮球全明星赛装备赞助商,“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冠军杯”战略合作伙伴;同年12月匹克成为第一个进入NBA赛场的中国体育品牌;2006年,匹克聘请火箭队巴蒂尔作为最新代言人;2007年8月,匹克集团与伊拉克奥委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匹克将赞助伊拉克代表团征战2008北京奥运会,为其提供奥运会所有运动装备。其中2005年匹克赞助欧洲全明星赛时,结识了一位名叫劳伦斯的人。幸运的是,这个人是与NBA有着深层合作关系的品牌运营商。在劳伦斯先生的引荐下,加上NBA正在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匹克在NBA得到了一片天空,很快与火箭队达成了协议。让人意外的是,这个给匹克带来好运的劳伦斯先生后来又成为匹克在美国的代理商,成为匹克产品进军美国市场的先锋。匹克作为行业内第一个进入NBA赛场的中国体育营销,对于匹克无论是品牌高度还是品牌专业篮球形象都得到快速提升。

然而1999年,在“体育明星”和“央视”都抢夺了体育营销的第一的安踏,在5年之后被匹克夺走了中国体育用品品牌进入全球篮球最高殿堂NBA赛场的第一的市场。这与直到2007年才签约NBA篮球巨星奥尼尔的李宁,和打算聘请NBA球星作代言的安踏,以及其它众多开始打NBA主意的中国品牌,匹克显然走在了前列。现在回望匹克走过的风雨,其本土渠道营销战略为企业国际化道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让我们反思很多中国品牌是不是应该乘胜出击,创建良好的营销渠道,抓住有利的市场条件,步步为盈的打入国际市场?

三、企业跨国经营本土化战略的实施对策

我国跨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屈指算来已有十多个年头了,在这十多年间中国企业走过无数风风雨雨,经历了艰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风云变幻,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吸取国外的经验。今天先行者们已经做出牺牲,尝试和探索并有了新思路。想要更好的发展,我们势必要跟上国际化市场的步调,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黑暗多崎岖,都要坚定实施本土化走出去战略的信心。在图1中展示出,要实现跨国经营的本土化,民族文化融合、创建品牌效应、良好的营销渠道这几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国的跨国企业在这几方面都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应对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时也就显得尤为被动。所以,我国跨国企业在实现自己的本土化战略中,不妨可以参考下面的思路,积极探索出更为合理有效地模式,实现共赢,把“中国制造”推向世界。

图1跨国企业本土化经营战略模型

(一)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合

1.必须加强与当地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东道国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法律等的了解,加强与当地的沟通和融合。应该注意与当地政府和民众搞好关系,多参加当地的公益活动。搞好公关,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让东道国的政府和民众了解和接受自己。同时还要和当地的工会合作,在国外工会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和当地工会的合作可以帮助当地人解决就业,有利于消除隔阂,争取人心,更好的融入东道国。

2.根据各国不同的文化,从东道国的消费者角度出发,实行本土化

文化差异虽然给我国企业的境外经营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但更给其带来了机遇和优势。企业的管理者必须自觉地进行角色转换,更恰当地理解另一文化消费者的价值观,需求和欲望,并据此制定出针对企业顾客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本土产品和本土市场营销战略。开发出受顾客欢迎的具有文化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就能得到他们的承认,产品和服务就能为他们所接受。

针对东道国消费市场,在走出去的时候就要相应的在产品设计研发、企业品牌文化和营销宣传定位上下功夫。“酒好也怕巷子深”,更何况你争夺的是别人的市场与利润。一般来说,国外消费者对产品的人性化、颜色的丰富性、质量的稳固性要比国内的追求高很多,把这些信息向公众传达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坚持品牌建设,创造品牌效应

企业在进行品牌建设时,应力求在品牌个性和形象风格上与竞争者有所区别,即区别于竞争对手定位。否则消费者很难对后进市场的品牌产生信赖感。因此,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牌特色并与竞争对手分开,是企业建设品牌,创造品牌效应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

一个品牌的成功与否,在于品牌的建立,但更在于品牌的维护。这需要强大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作保证,直接牵涉到了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文化的构建,既是企业维护品牌的策略,也是企业品牌差异化的保证。

(三)建立本土营销渠道

追求本土化营销,树立品牌本土化的营销,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针对中国市场塑造中国本土的形象,使其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首先根据东道国市场环境,进行渠道模式革新。要真正了解其市场状况,我国跨国公司需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市场调研,然后根据东道国市场特点设计适合本地的渠道模式,并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改进和完善营销渠道。再者,可以通过多层次的技术和管理培训,把国外的成功经验介绍给国内的经营伙伴,与国外经销商形成战略性合作伙伴。汽车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宝马和华晨的合作,一汽以及上汽和大众的合作,这种模式一是将品牌自身的研发生产工艺直接嫁接到目的地国家,消除产品差异,实现自动优化升级。另外就是直接利用了嫁接品牌原有的营销渠道,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而像星巴克、麦当劳这种直接门店经营的方式,因为其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作支撑,自然也能迅速占领市场,遍地开花。并且直营门店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直接反映经营水平以及消费情况的变化,可以随时删减或增加,风险相对较低。

四、结论

中国是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更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中国的很多本土公司也不断发展,开始走向世界成为跨国公司,无论是跨国公司走入中国,还是中国公司成为跨国公司走向世界,本土化是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的理性选择。本文借鉴国外跨国公司在我国本土化的成功经验,为我国今后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对策,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全球化的同时一定要向这些跨国企业学习,随当地的产品市场做好研究,做好在当地的本土化工作。

参考文献

[1]陈海.收购沃尔沃吉利内外双收[J].经理世界,2010年第8期.

[2][美]彼得·圣吉.中国企业无须复制西方模式[J].环球杂志,2009年第22期.

[3]杨春.沃尔玛PK家乐福[M].海天出版社,2008.

[4]曹爽.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本土化发展战略研究[J].时代经贸,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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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峰.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与中国对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05.

[7]赵素洁.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及其启示[J].企业活力,2005.02.

[8]金钢.本土化: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战略[J].国际经济与合作,2004.10.

[9]王永龙.中国品牌运营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10.

[10]张醒生.跨国企业的本土化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J].管理科学文摘,2003.05.

作者简介:

翟思敏,女,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经济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道德批评探究论文范文第2篇

( 一)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概述

20 世纪是科技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 科技给人类文明带来繁荣与进步的同时, 也产生了许多有关人类生存和尊严的伦理道德问题, 如克隆人问题等[1]。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它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科学道德指的是社会道德早科技活动中的体现, 而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的德性观念和道德原则自古以来就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之中[2]。

( 二) 典型事例分析

学术不端现象的出现极大损害了长久以来人民心中的神圣的学术形象。近年来我国有多所高校相继卷入学术造假事件之中, 有关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检举案件更是不胜枚举。王某于2008 年在核查其及相关人员涉嫌学术道德问题的论文达20 篇, 而王某本人就有8 篇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存在多项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某大学的校长杨某认为当今中国“学术失范”事件频发最主要原因是广大学者们忘却了自己的身份是代表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 需要坚守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

( 三) 政府政策

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 教育科研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高校注入了新的血液, 高等教育在新一轮的改革中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发展更新。20 世纪以来, 科学道德与学术不端问题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我国目前存在的诸多科学道德与学术不端问题既反映了学术界与诚信意识相关机制的薄弱, 又折射出其背后我国的社会文化环境浮夸。

二、科学道德与学术不端问题成因分析

( 一) 科技工作者科学精神的缺失

一般而言, 科学精神就是科学的灵魂, 既是科学本性的主观体现又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和大量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思想和行为品质的表现。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虽然在实验设备等硬环境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在体现完善和谐的学术生态的软环境方面仍存在严重不足。

( 二) 科技政策及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当前我国在科技工作者的考核管理制度和评价奖励体系等方面都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仍不完善, 广大学生普遍缺乏有效的科学精神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预防教育, 科学道德与学术不端问题的预防体制仍然薄弱。

( 三) 科技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科学不端行为中的许多行为属于个人不自律, 但是单位和行业又无法进行管制, 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处理。对科学活动中的学术不端及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我国已有许多科技法规作了相关处罚规定, 但是在现实执行起来却有很大的出入。

( 四) 人才及学术价值认可体制的不健全

许多科技工作者借目前人才评价体制不健全的“漏洞”行投机取巧之事并获得了与其实际能力并不相符的荣誉, 目前学术发表审核体制仍不健全, 少数期刊负责人和相关专家由于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放松了对所要审查论文的要求。

三、对策建议的思考

( 一) 重视学术规范教育,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要想有效的遏止科学道德失范行为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就要从根源上进行防治, 使其成为对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和对学生进行学业教育的必修课之一。

( 二) 积极倡导科学道德, 加强科技道德监督

科学精神与科学道德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不可分割开来, 科学精神即是科学道德的核心精神, 二者相互渗透和贯通、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而且共同作用于科技活动。

( 三) 加强科研项目管理, 完善学术评价机制

学术不端行为的不断发生与尚不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当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考核评价机制过度量化而轻视质量的形式容易使教师和科研人员投机取巧行为。

( 四) 整治学术不端行为, 创新科技法律法规

抵制科学道德的失范现象, 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坚决维护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 进一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程序进行规范管理, 在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的基础上做到快速严肃处理, 同时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预防和惩罚机制。

四、结语

科学技术的本质目的在于求真, 学术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近年来中国在学术道德维护和学术诚信建设中的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下一步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自觉和积极地融入到维护学术诚信和行为规范的世界学术共同体。

摘要: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近来科学道德和高校学术不端问题频发大大损害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信誉并严重阻碍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努力。学术诚信是大学精神的根本所在, 为了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和健康发展各大高校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学术氛围。本文重点阐述了有关科学道德与高校学术不端问题的现状, 全面分析了问题的成因, 并对目前存在的科学道德与高校学术不端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一些改善和治理上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科学道德,学术不端,学术氛围,成因,建议

参考文献

[1] 龙焱霞.试论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J].中国科技纵横, 2012 (8) :202.

道德批评探究论文范文第3篇

(一) 学生整体素质差, 德育工作难度大

农村小学的学生多数从小生活在乡村, 有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学生成为留守儿童的时间长。他们的特殊成长环境造成了学生不良的习惯没有得到很好的矫正, 不但文化基础差、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厌学情绪严重, 而且生活习性、行为风尚和自控能力也差, 思想道德素质一般较低。

(二) 家庭教育不到位, 增加了学校教育的难度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孩子成长的益友。然而, 谋生的艰辛使许多学生的父母长年外出打工, 孩子被迫跟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由于缺少父母的管束, 加上隔代的溺爱, 使孩子变得自私、缺乏同情心、好吃懒做、不思进取, 怕苦怕累, 经受不起大的挫折, 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三) 学校德育课程偏离学生实际, 实效性不突出

1. 轻视道德教育。

由于教育一味追求学生的升学率, 多年来德育在整个学校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常常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实际工作中, 只注重形式上的管理学生, 忽视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上的关心与关爱;课堂上, 德育课进行灌输式教学, 费时多又总是出力不讨好、效果差, 学生也感到枯燥乏味。

2. 德育工作偏离实际。

农村小学学校德育教育应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但事实上传统德育历来是以“听话”“遵从”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尺度, 认为听话的就是好学生, 不听话的就不是好学生。学生在教师面前只须“遵从”, 无须“对话”、交流。有的教师面对思维活跃的学生的提问, 使得学生希望解决的问题却得不到回答;有的教师没有把学生的思想实际作为思想政治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传授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成长实践和需要相脱节, 学生不能用所学的思想政治课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所遇到的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等。这样, 学生就会对所学知识产生怀疑, 就会感到思想政治课无趣和无用, 失去了学习德育课的积极性。

二、增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实效性的途径

(一) 创新德育理念, 形成全面育人的办学思想

1. 树立德育内涵多元化的理念。

德育, 从根本上说就是育人。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高素质人才, 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形势的需要, 不断拓宽德育内容, 发挥学生潜能的积极因素, 培养学生的成就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法律意识、效率意识、健康心理意识。

2. 树立德育全员观念。

要把人的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出发点, 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的本性, 遵循人的认知规律, 实现“通其情, 达其理, 导其行”的目的, 必须发挥全体教职工的作用, 努力创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四位一体”的德育新格局。

3. 树立理想与现实并重理念。

要针对时代的现状, 社会现状, 德育对象的现状, 深入了解学生思想政治、法律和道德观念的现状, 在把握学生价值观念的性质、层次及形成的特点基础上, 创新德育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二) 强化德育队伍建设, 形成全员育人的管理网络

强化德育管理工作, 必须形成一个以学校党支部、校行政政教处班主任, 团支部、班委会、团小组长、宿舍室长, 学校家长委员会学生家庭”的全员参与、全程管理、全方位渗透的德育工作体系。要抓好全程育人的常态管理机制, 必须强化班主任队伍建设, 以常规教育为抓手, 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德育规章制度, 严格校风、学风和班风, 规范学生日常行为, 确保学校德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收到实效。

(三) 创新活动载体, 实施“活动育人”

活动育人是增强学生道德体验、提高思想认识的关键。为了丰富课余生活, 积极开展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 我们通过定期举行体育运动会、文艺晚会、成长宣誓仪式、校园文化活动月、学雷锋活动月、读书节、为灾区献爱心捐款、诚信教育、感恩教育等活动;还组建了国学社、书画社、演讲与口才、体育运动、校园广播站等社团, 正确引导和激发学生形成良好的兴趣、爱好, 陶冶学生情操, 既促进了班级间的互动、交流, 又达到了活动育人的目的。为了拓宽以爱国主义为重点的政治思想教育, 每周举行升旗仪式, 切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聘请了法制副校长为学生讲授法律、法规知识, 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每个新学年对新生进行军训, 培养学生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提高新生的组织纪律性。定期组织学生观看法制教育影片, 请交警支队的同志到校举行交通安全讲座和消防安全演练, 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通过这些举措使校园充满文明向上的良好氛围。

摘要:农村小学地处乡镇, 学生的生活环境给他们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意识造成了许多差异。在思想道德建设中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 它既有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原因, 也有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原因。本文从学校的层面入手, 提出了增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实效性的途径。

道德批评探究论文范文第4篇

作为新时代的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 其思想道德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和可塑性特点, 其原因较多, 既有其学生自身的内在因素, 也有其生活的社会原因;而随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作为具有先进科技标志的网络及其资源, 既在为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带来较大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在不可忽视的影响着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通过思想道德素质去影响其健康成长, 这既充分反映了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缺失和有待加强, 也更加彰显出采取科学措施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时代紧迫性, 为此, 才能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推动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协调发展, 实现国家素质教育目的。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自制的“城乡高中学生利用网络及其资源和思想道德建构量表”共计80题, 对我校高2007级、2008级、2009级各随机抽查部分学生测查, 其中, 高2007级发放问卷340份, 获得有效卷320份, 高2008级发放问卷455份, 回收有效卷436份, 高2009级发放问卷472份, 回收有效卷460份。

测试结束后, 将各年级被试学生的调查卷按年级、城乡区域和男女学生分别归类统计, 对城乡高中学生测查结果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

2.2 研究过程

(1) 实验准备:测试前培训主试, 让主试使用统一的指导语, 对问卷的解释达到基本一致, 要求被试根据自己近段时间的真实情况独立思考回答。

(2) 问卷施测:对被试进行集体测试, 测试时间大约为40分钟。

(3) 数据收集与整理:对被试的答卷统一收集上来进行城乡及男女生归类统计后用Foxpro6.0整理、管理数据, 剔除无效数据, 然后用spss10.0分析数据。

2.3 研究途径与方案

(1) 研究途径主要是先通过科学的问卷调查, 分析城乡高中学生选择网络及其资源的特点, 再进行年级和城乡区域及男女学生的分类深入研究;

(2) 将学生选择网络及其资源的特点与其思想道德素质进行相关分析和影响研究;

(3) 实验方法:主要采取调查法、自然实验法等不同方法的结合, 而以调查法为重点。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乡高中学生对网络及其资源的认识特点

分析发现, 城乡学生对网络及其资源特点的认识水平较差, 认为网络及其资源具有丰富多采特点的比例最高, 认为网络及其资源具有多元复杂的比例相对最低。城乡学生对网络及其资源特点的认识存在着性别、年级和区域差异特点, 城乡高中学生对网络资源的认识如表。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3.2 网络及其资源对城乡高中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

城乡高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其网络资源各维度存在相关性, 其中, 大部分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性水平, 尤其是理想、信念、法纪观念比较突出;其理想、信念同利用网络资源的积极因素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而与利用网络资源的消极因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遵纪守法行为与利用网络资源的消极因素存在负相关显著;他们的思想道德与其利用网络资源的策略基本上都存在显著相关性;而与他们利用网络资源的内容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

3.3 城乡高中学生思想道德在网络及其资源影响下的特点

分析发现, 城乡高中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热爱祖国、积极向上、团结友爱、文明礼貌, 并呈现出城镇学生思想活跃、勇于探究、价值取向多元化;农村学生纯真、乐观、健康、缺乏创新精神和辨析能力等特点, 但城乡男女生的具体思想道德素质上存在较多的不同差异特点。

3.4 城乡高中学生思想道德建构的具体途径与模式

根据网络资源影响下其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思想道德特点, 其建构的具体途径是:

(1) 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1) 提高教师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 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 坚持与时俱进, 塑造自己良好形象, 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 推进城乡高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这是加强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前提。

(2) 充分利用思想政治课程主阵地, 加强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必须要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实际, 从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实际中寻找教育源泉, 选取鲜活的有价值的事例与学生共同讨论, 帮助学生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 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3) 教师要更新观念, 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在价值取向的认识上, 应强调发展主体的内在价值, 扬弃规范约束的外在价值;在育人过程的认识上, 应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 不能把德育教育过程等同于知识的认知过程;在思想道德建设的方法上, 应强调在他律与自律的结合中促进自律性增强;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上, 应强调德育教育的生活化, 在生活中培养德育生活的主体。

(2) 转变思想道德建设方式, 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健康发展

(1) 加大课改力度, 尤其是要加大农村中小学的课改力度, 引导学生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 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陶冶其情操;努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循序渐进, 寓教于乐, 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

(2) 更新常规活动, 在利用重大节日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活动中注入新的内容, 使其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如把清明节祭扫烈士墓同远足、踏青活动结合起来, 通过感受祖国的秀美山川而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3) 开展特色活动, 确保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学校德育活动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拓宽活动领域, 深化活动内容, 完善活动形式, 为学生正确认识、完善和发展自我提供契机, 使学生在参与中受到醺陶和启迪, 使道德情感得到了升华。

(4) 激活实践环节, 实现知行统一。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实践环节, 注重各项活动的知行统一, 有效预防学生群体中“一人多面”现象发生, 避免学生只做“道德知识人”而不做“道德行为人”, 引导学生步入社会, 实现道德行为由他律转化为自律, 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

(5) 将学生的不良行为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整合, 提高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效。主动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联系, 把学生的一些典型行为作为素材, 在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深刻认识;设立学校心理咨询室, 负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咨询服务和监控;建立学生心理社团, 倡导学生自助、他助和互助;邀请心理健康专家来学校开讲座, 宣传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和理念。

(3) 采取各种措施,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规范教师言行, 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制度建设, 用制度规范教育行为, 规范某些教师的不健康言行, 净化育人队伍, 为学生健康成长创设良好育人环境。

(2) 建立保障机制, 强化管理育人机制, 细化学生守则来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 制定《家庭礼仪常规》, 确保学生生活空间的最优化和其规范行为的持久性,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3) 及时评价反馈, 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多渠道、多层面、多角度评价学生, 充分肯定学生的点滴成绩, 促使学生的多元才能得到协调发展;通过成长记录袋等形式全面评价学生和各种活动检验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行为;通过家校联谊册、家访、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引领学生的言行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4) 把对学生思想道德的评价纳入中考成绩, 引起各校领导对此工作的高度重视, 引起学生及家长对此方面的关注,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确保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5) 出台德育工作经费专项使用制度。为确保德育活动及时、有效地开展起来, 有关部门应为开展德育活动提供专项经费, 做到保证供给, 专款专用, 以确保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6) 建立学校德育网站, 长抓不懈。在学校教学网站上, 设立德育资源库、德育成果展示等栏目, 从而使学校德育工作更加生动形象, 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同时, 开展网络道德教育系列活动, 促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让学生在体验中得到教育;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科学性、思想性和教育性, 把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与学校网站紧密结合起来, 使高中学生对利用网络的学习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

(4) 主动优化环境, 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1) 学校美化校园环境, 体现人文理念

为使学生能在一个优美、整洁、充满人性化的空间学习、生活, 学校应改挖掘潜能, 美化校园环境, 在细微之处使学生紧张的学习生活得到缓解、放松, 也增强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意识。

(2) 优化家庭环境, 增强责任意识

为使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同学校教育形成合力, 家长应采取多种措施优化家庭环境, 增强父母与子女间的责任意识, 为孩子健康成长提供物质及精神上的支持;通过召开家长会、增加家访次数等形式把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和希望转达给家长, 并通过学生的规范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家长的言行, 达到提升家长素质的目的。

(3) 社会强化“疏导”, 净化周边环境

通过社区等机构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用健康的娱乐活动占领学生的课余空间;加强网络从业人员的培训与教育, 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素质, 同时, 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的监管与考核及其淘汰机制建设;通过倡导绿色网吧, 呼吁各行业优秀人物进入网络, 用健康、丰富、生动的活动内容吸引学生;国家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 加大法律执行和惩处力度, 坚决打击各种色情和低级影视的传播;国家相关部门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积极开发出高科技含量的网络过滤软件, 主动过滤和预防不健康娱乐节目和网络信息;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开放更多的纪念馆、博物馆、公园等健康文化娱乐设施和场所, 开展丰富多彩的健康文化娱乐活动,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占领其思想道德阵地;应当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社区、关工委等部门的作用, 综合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绿色空间, 使学生能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

4 结论

综合分析研究, 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的思想道德由于受到网络及其资源的影响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这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 采取科学有效的建构措施和途径去培养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健康的思想道德素质, 既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也有利于学校的健康发展, 更有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

摘要: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都与网络及其资源密切相关, 但作为具有双向作用的网络资源, 正在对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产生较大影响, 其中包括积极和消极的;而作为赋予时代重任的广大教育工作者, 必须正视其影响, 并认真研究其时代特点,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建设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健康的思想道德素质。为此, 我们通过调查分析研究了城乡结合型高中学生在网络及其资源影响下的思想道德素质特点, 为将来的针对性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学生,思想道德,建构

参考文献

[1] 刘电芝:教育与心理研究方法, 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 1999年

道德批评探究论文范文第5篇

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1979-1999),是广东文艺取得大发展的时期,广东的流行文化诸如影视、流行音乐、打工文学等领跑全国,成为全国文艺发展的标杆。其间,广东文艺批评对文艺大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自1979年至世纪末,广东文艺批评界发扬立足民间、关注现实的传统,在批评队伍、批评刊物及文艺批评社团等方面形成了领先全国的开创性态势。

一、20年文艺批评的突出建树

广东历来有开放创新的文化传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广东文艺批评(评论)更是一马当先,在冲破僵化的观念束缚、引领创新上成绩斐然。从1977年广东文艺界最早通过发起批判“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等极左文艺思潮批评活动,到80年代对“珠江文化”、“岭南文化”等广东文艺现象的批评和研究,再到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文化时代”论、“朝阳文化”论的建构,广东文艺批评越发显出创造性的锋芒。在此,不妨对20年间的广东文艺批评做一简单的梳理,盘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批评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一些具体成果,时间适当延至2000年后两三年)。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宏音

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的开启面临诸多极左年代习惯势力和价值观念的阻力,广东文艺批评在此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解放思想、松绑解缚的作用。1977年,广东文艺界最早通过发起批判“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等极左文艺思潮批评活动;1978年,率先为《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等被诬陷的作品及其作者平反;1978年底,在全国率先恢复文艺团体组织及活动,召开创作座谈会,刚刚复出的夏衍、林默涵、张光年专程从北京莅穗发表讲话;此后,由萧殷策划、黄树森执笔《南方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于1978年12月29日在《南方日报》头版刊登,这是在全国最早否定“文艺黑线”论的文章,在全国文艺界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外,代表性的还有1979年引进白先勇小说及相关评论,1980年对是不是应该禁止“香港电视”的争论、关于“恭喜发财”与“且慢‘恭喜’”的论争,对广州《南风》文学报在全国首次引进刊登梁羽生武侠小说、花城出版社首次出版梁羽生小说《萍踪侠影》以及邓丽君流行歌曲的批评论争,1984年《当代文坛报》联合《花城》、《特区文学》主办的“文学与改革研讨会”在全国率先探讨商品经济中文学(文化)的价值和地位问题等。

(二)“经济文化时代”论与“朝阳文化”论的提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党的十四大确立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发展战略,为当时处于徘徊状况的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但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仍然有着诸多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待解。而广东文艺批评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受益者,最早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发出了时代的强音。黄树森、金岱的“经济文化时代”论与刘斯奋的“朝阳文化”论正是当时广东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批评思想。

1.“经济文化时代”论

自1993年6月始,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掀起了一场持续两年有余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学的危机及整个人文精神的衰退表示忧虑。当时,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是认为普遍的道德沦丧、精神堕落根源于“商业化”大潮,倡导回归传统。

而在这之前的4月1日、9日及23日,《羊城晚报》连续刊发黄树森、金岱联合署名文章《经济文化时代——一个没有高喊“史无前例”的史无前例的时代》,以“文化的真空态”来解读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经济文化时代的到来,在这样一个文明形态转换(由政治文化时代转型为经济文化时代)的过程中,首先要面临的是文化形态转换所带来的迷惘:一是文化产品的真空态,二是文化精神的真空态。而正是因为真空,才越发希翼新的充实,需要建构一个与之相配合的新的人文精神。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官本位”不同,新的经济文化是以“人本位”为突出特征的,新的建构将以此为基点和终极目标。

沿着这样的思路,黄树森和金岱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向着深度掘进。黄树森作为一个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文艺策划者,持续地关注热点、发掘新人,策划和组织活动,并由此而成为贯穿广东新文艺20年的枢纽性人物。作为《当代文坛报》主编,同时,也作为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第一任常务副主席、第二任主席以及第三任名誉主席,几乎在广东新文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紧要环节,黄树森都能或三言两语指中要害、点通迷津,或亲自组织策划宏文、短论、专题,作出快速反应,或策划热点,借助社会力量,以研讨活动制造传播效应,激活舆论。代表性的有:1.活动策划与组织。包括“珠江大文艺圈”“岭南文派”“岭南新文艺”的讨论;1993年对广东电视剧的方位、品格、模式的探讨;1995年对经济语境下粤沪两地文艺发展的探讨与交流,期间穿插对《白门柳》《商界》“刘西鸿现象”“打工文学”“特区军旅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活动的策划组织,以及对“经济文化时代”等理论话题的提出等。2. 大型丛书的主编。“叩问岭南”大型理论书链的筹划与组织(书链于1995年推出第一批,1999年推出第二批,1999年推出第三批);2004年后至今仍风生水起的“中国九章”系列,实则也是“叩问岭南”系列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延伸与拓展。3. 厚厚两大本达65万字的《手记·叩问——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之子丑寅卯》,则记录了黄树森20余年文艺批评活动的轨迹与思考,是一部“足以明鉴时代脉动的力作”。 金岱则以对当代文化、文艺现象的深度解读与思想建构为突出特征,由“经济文化时代”的理论主张为行动纲领,金岱持续地从文化批评、文學研究以及文学创作等不同角度,进行着他“经济文化时代”新人文精神的批判和创造工作。

2.“朝阳文化”论

1995年,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斯奋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艺建设的几点思考》的文章。分别从文化性质、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当前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进行论述和界定。他提出了“朝阳文化、巨人精神、盛世传统”的理论主张。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有力地改变了文化原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这预示着农业文明那一片看似仍旧无限美好的“夕阳”即将逝去,而一种“朝阳文化”正在开始展露曙光。为了无愧于这个时代,为了迎接已经露出曙光的朝阳文化,需要提倡一种巨人式的、强大的文化精神。在这种“巨人精神”的光照下,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固守‘末世传统’那一套过时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不毅然拿出开一代新风的大胆识、大气魄,去努力继承和发扬‘盛世传统’,迎接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人,就没有理由不紧紧拥抱‘巨人精神’,满怀信心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最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创造潜能,去攀登足以与我们杰出的祖先前后相辉映的文明高峰。”

(三)“第三种批评”的倡导

“第三种批评”代表人物主要有金岱、蒋述卓与程文超等人。严格来说,“第三种批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艺批评流派,但因为其内在价值取向上共同的建构性与创新特质,“第三种批评”由此成为20年广东文艺批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收获。

1994年,金岱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一个关于社会转型与文学发展的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当代文学还能逃到哪里去——中国文学在呼唤意义的先锋》的演讲,提出了在政治功利文学与文学的形式转向之后的第三条道路问题。发言当时得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许明的热烈回应,两人相约于当晚邀请若干朋友举行一个小型沙龙讨论该问题。参加当晚小型沙龙的广东批评家除金岱外,还有蒋述卓、程文超。此后,金岱、蒋述卓、程文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第三种批评”的文章,并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向深度掘进。

金岱于当时就切入了文化批评的路径,以“意义的先锋”立意,强调由于文明转型和经济文化时代而发生文化真空、精神虚无、价值混乱、心灵晕眩的背景下,重寻价值共识,重建精神规则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念。他先后发表《经济文化与人本文学》《重建精神规则》《意义的先锋》《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我世界——作为一种生存的本体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诸多关于文明转型及其精神规则重建问题的批评文章,出版了批评集《“右手”与“左手”》(1998),专著《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2002),以及体现他的批评理念的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1988—2002)。可以说,金岱是当代广东乃至全国持续地关注并执著于新的文明形态下人文精神重建的少有的卓有建树的批评家之一。

蒋述卓以文艺学介入现实,“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认为当时的批评家们面对多元的创作实践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而另一方面,持后现代理论的先锋批评家们则完全操持西方的话语来批评文艺,这种不顾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而简单地移植与套用外来术语的理论,不仅不能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结果还丧失了自己的声音、话语和思想。因此,蒋述卓于1995年提出“文化诗学批评”的概念,先后发表了一批论文,并出版《在文化的观照下》(1997)、《城市的想象与呈现——城市文学的文化审视》(2003)、《批评的文化之路——文艺文化学论文集》(2003)、《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2003)等专著,尝试对现实,特别是对人类城市化的生存现实进行文化诗学的研究与批评。

程文超以“欲望叙事”切入,从作为“欲望本体”的此岸的人生欲求入手重新解读文学史、文艺史,强调文艺研究与批评的现实关怀,从而为重构文学史找到了一条独辟蹊径的文化之路。程文超認为,一个批评家只把握作品不够,他必须通过把握作品去把握世界,又通过把握世界去把握作品。他必须对这个时代的文化运作发言。将人从文化里剥离出来,还原为欲望,这是文化反思的一个终点,又是新的文化重建的起点,是生存走向彼岸、守望诗情、获得终极意义的起点,这是程文超“欲望叙事”的关键所在,正是沿着这样一条独特的思路,程文超的文艺批评显示了其独有的深刻性。[1]

(四)对“珠江文化”“岭南新文化”等新文艺现象的研究与批评

作为地域文化的关注,“珠江大文化圈”“岭南新文化”“岭南文派”等对于本土文艺现象的研究与批评是20年文艺批评的热点之一。

1.“珠江文化”的研究与批评

1986年5月,《当代文坛报》联手天津《文学自由谈》、深圳作家协会在深圳召开南北评论家参加的“文学与现代文明”研讨会,首次提出岭南新文化及其批评流派与品格的问题,此后,《当代文坛报》分别就具有鲜明岭南新文化特色的《商界》《外来妹》《招商集团》等文学作品/电视剧等召开了系列专题研讨会,就文学上的“岭南之谜”“南方精神”“岭南文派”等问题进行探讨。

1989年春,在《当代文坛报》迎春茶话会上,广东文艺批评界正式提出了建设“珠江大文艺圈”的构思,并在《当代文坛报》1989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要重视“珠江大文艺圈”的研究》特稿,《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报刊也纷纷开辟专版组织讨论。《当代文坛报》辟出“珠江大文艺圈”专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编发了二十余篇文章,从历史的、现实的、价值的、哲学的、文艺的等不同角度爬梳岭南文艺的渊源流变和性格特征,如陈实的“南方人文精神”、郭小东的“南方精神的再度崛起”、张奥列的“南国都市文学”、谢望新的“强化岭南文化意识”等批评主张,致力于辩清长期以来笼罩在广东文化上的种种迷障,为岭南新文化的生长鼓与呼,从而使岭南文艺批评界独立于京沪学派,发出了第三种声音。在全国层面看,这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遭遇经济、文化转型现实的正面回应,是第一次成建制地为经济文化辩护的自觉行为。此后,对珠江文化的研究与探讨在以黄伟宗、周義、司徒尚纪、邓国伟等人牵头的珠江文化研究会的组织下持续拓展,收获颇丰。

2.岭南影视剧及文艺创作研究

文艺批评界对有着典型岭南特质的广东影视与文艺创作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解读。以《当代文坛报》和文艺批评家协会为主要平台,先后组织了大量文艺批评活动,发表了一大批批评文章,黄树森是这一系列研究批评活动的策划人与组织者。先后有“岭南之谜”“粤派流行音乐之谜”“南国都市电影之谜”“商界现象”“粤派电视剧之谜”“广东报告文学现象”“刘西鸿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格局”“当代文艺批评新建设”等。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2002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广东电视剧珍品集成1978——2002(第一部)》(刘斯奋主编、黄树森执行副主编)丛书,包括了理论卷、历史卷和作品卷三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电视剧创作作了一次全方位的整体性的回顾。这种成书体例,在全国的电视文化史料整理和研究中是第一部。

(五)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批评

在全国来看,广东最早投入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工作,是广东文艺批评的强项之一。从1982年6 月在暨南大学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台港文学研讨会”算起,20年间,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批评界先后召开了十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广东学者作为这一领域的开创者,更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以饶芃子、王晋民、封祖盛、许翼心、潘亚敦、赖伯疆、陈贤茂、周文彬、刘登翰等人代表,广东的台港澳文学研究与批评就台港澳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流派与思潮、题材与体裁以及重要作家、作品等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批评与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如《台湾文学导论》(潘亚暾主编,1990年)、《澳门 文学概观》(刘登翰主编,1998年)、《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 》(周文彬著,1998年1月)等。

(六)打工文学的研究与批评

打工文学兴起于南粤大地,并以《特区文学》《花城》《广州文艺》《佛山文艺》《珠海》《外来工》等杂志为创作平台,吸引了广大打工一族的喜爱,并培养了一大批打工作家,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后广东文艺的独特景观。这一现象引起了广大文艺批评者的重视,他们纷纷对这一全新的文学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解读和跟踪研究。1992年,由广州电视台组织拍摄,成浩、谢丽虹创编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热播,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回声;同年3月15日,《当代文坛报》和广东省社科院文研所等单位联合主办了“《外来妹》与打工文学研讨会”,谢望新、赖伯疆、黄伟宗、黄树森、陈志红、成浩等20多人出席会议,热议打工文学现象。

就从事打工文学研究與批评的个体而言,深圳的杨宏海等人是重要代表。杨宏海20年来持续跟踪打工文学,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开展研究与批评,先后发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称赞打工文学“为特区文学赋予新的文化品格,也为岭南文学的血脉灌注更多商品经济的基因”[2]、策划出版“打工文学系列丛书”(1992年)、主编打工文学作品和评论集《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2000年)等。

(七)其他

20年来广东文艺批评还在其他各方面获得丰富成果,如艾晓明、陈志红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游琨炳的当代广东作家作品批评、谭元亨等的客家文学与文化研究、郭小东的知青文学研究、陈剑晖的当代散文研究、谢有顺的当代国内作家作品批评、李公明的美术批评、朱万章的当代书法与美术批评等。

二、20年广东文艺批评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梳理和总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批评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下的广东文艺批评建设工作无疑是极富启迪性的。

我们发现,文艺批评的发展,组织工作不可或缺。事实上,文艺批评工作者需要有一个“家”[3]。这个“家”就是平台,是一个能将一大批文艺批评工作者聚集到一起来的一个平台。文艺批评的组织和创造,就是依托于这样一个平台来落实和实施。反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批评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文艺批评平台的构建上。总的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界对文艺批评工作的组织和引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艺批评的平台建设

20年广东文艺批评形成了以《当代文坛报》(创办于1983年,停刊于1997年)及《粤海风》为主阵地的批评园地,以及以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为核心的文艺批评组织。20年来广东文艺批评的发展与成就,无不与此“两刊一会”密切相关,特别是《当代文坛报》,俨然成为20年来广东文艺批评与讨论的策源地与风暴眼。

1.《当代文坛报》

《当代文坛报》,创办于1983年10月,停刊于1997年,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当代文坛报》开初是对开大报,1986年7月从报纸改版为评论月刊,1991年后改为双月刊。回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文艺界,《当代文坛报》犹如当时中国文艺界期刊的一个特立独行者,其创新的思路、独特的做法,都使得这份刊物成为当时发表创新观点、发掘和培养新人的重要阵地。诚如于爱成所评价的:“《当代文坛报》的办刊理念及运作,至少在问题意识、策划意识、市场意识、大文化意识等方面在全国孤诣独标,独步于中国文化期刊界,更不用说作为中国第一份文艺批评月刊,其不可替代的拓荒地位。”[4]

2.《粤海风》

《粤海风》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文联主办。1997年实行全面改版,在全国期刊界首次高扬文化批评的旗帜,并特别专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由于注重文化品位,坚持精品路线,《粤海风》受到社会、尤其是学术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进入了许多一流专家学者的视野,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学术文化类刊物,在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拥有众多读者。在时间上,《粤海风》正好接续了刚刚停刊的《当代文坛报》的工作,承担起了打造广东文艺批评组织平台的重要作用。

3.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

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成立于1994年11月,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创会主席刘斯奋,黄树森为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常务副主席、第二届理事会主席及第三届名誉主席。

成立文艺批评家协会,最早见于文字的建议是黄伟宗教授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文坛报》上的《萧殷与广东的当今文艺批评》一文。该文提出,“作为宣传文化部门和作家协会等主管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应将文艺理论批评放在应有位置上予以支持和扶植,他建议“可考虑成立文艺批评家协会或学会,组成基础骨干和专业理论批评队伍,成立文化理论批评基金(包括奖励和出版资助),继续办好《当代文坛报》,各大报加强和增多文艺批评版面,出版社要有理论室,坚持并加强理论批评著作”。[5]

此后,在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副部长刘斯奋等的大力支持下,广东文艺批评界同人群策群力,于1994年11月正式成立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由此成为“团结全省文艺批评家,实施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出作品、出人才,繁荣和发展广东省文艺批评事业,致力于开创广东省文艺批评事业的新局面”的重要组织平台。

(二)领军人物

20年广东文艺批评所获得的成就,离不开作为领军人物的黄树森先生充满生存智慧、创新精神及耐心细致的策划和召集。于爱成曾这样评价黄树森在改革开放前20年间对广东文艺批评所做出的贡献:“黄树森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更承上启下,其思想、智慧更直接地转化为现实推动力,其理念更明显地表现为入世、‘补台’的姿态。当然,这也更充分地成全了他,从而以一个人,即可串起一部广东新文化的发展史。”[6]

黄树森先生自八十年代初担任《当代文坛报》的主编,此后一步步成为广东文艺批评界的掌旗者,20年间在文艺批评新观念新理论的开拓、批评活动的组织、批评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文艺批评的队伍建设

借助“两刊一会”的平台,在黄树森先生等人一以贯之的发掘新人、培养新人的理念下,广东文艺批评界卓有成效地形成了一支颇具实力、具有明显梯度结构的批评家队伍。

早在1986年,《当代文坛报》改刊之初,黄树森即在创刊号提出了其独树一帜的办刊理念:其一,参与竞争,实施争鸣,呼唤文坛的融洽气氛和长治久安;其二,理论形式的浑丽万有,不定于一法;理论风格的色彩斑斓,不拘一格。其三,我们将不惜篇幅,推出广东文坛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理论家;……

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成立后,广泛、扎实地进行会员发展工作,使得会员结构呈现明显的“杂交”优势:会员来自广州、深圳、珠三角乃至全省各地,既有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学者,也有新闻出版、文化部门的编辑、记者和理论工作者,还有一批充满锐气、朝气和虎虎生气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队伍的建构不但注重会员的学术水平和训练,更主张多学科、多艺术门类的交叉联系。这样的队伍结构,使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得以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美术、音乐、舞蹈、文艺学、美学、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融汇贯通,一段时间下来,其中一些骨干会员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力,还有相当数量的新锐力量迅速成长,为广东文艺批评在21世纪的繁荣做了队伍上的准备。

综而观之,20年广东文艺批评队伍的人才梯队,可以约略概括如下(名单并非全面,或有遗漏)。

以萧殷、楼栖、黄秋耘、黄树森、黄伟宗、饶芃子、张绰、许翼心、金钦俊、邓国伟等为代表的第一梯队文艺批评家,他们自改革开放之始即紧贴时代脉搏,发出批评的时代之音,是为20年广东文艺批评的领头羊。

第二梯队的代表人物谢望新、李钟声、游琨炳、陈实等。

第三梯队的代表人物金岱、蒋述卓、程文超、陈志红、郭小东、艾晓明、陈剑辉、南翔、杨宏海、李公明等。

第四梯队杨苗燕、钟晓毅、谭庭浩、温远辉、陈晓武、费勇、姚先勇、姚代玫等,则构成了20年广东文艺批评的中坚力量。

更年轻的第五梯队,如谢有顺、洪治纲、施爱东、于爱成、伍方斐等,也在各自的领域深度拓展,成果不菲。

结    语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在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背景下,广东文艺要大发展,广东文艺批评也面临新的发展挑战,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开创新局?梳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批评的成功做法,在阵地建设、氛围营造、融合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汲取经验,承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雄风和霸气,积极关注当下现实,为广东文艺创作把脉建言,为推动广东文艺的再创辉煌贡献智慧和创见,这也是当下广东文艺批评发展的必修课。

注释:

[1] 2009年1月,程文超文艺研究与批评成果汇集《程文超文存》(8卷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2] 杨宏海:《打工世界與打工文学》,《当代文坛报》,1991年第四期.

[3] 谭运长:《粤派批评》,《粤海风》,2016年第4期,P3.

[4][6][7] 于爱成:《个人与一种文学史——黄树森与广东新文化》,《说黄》,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p12、p9、p7.

[5] 黄伟宗:《萧殷与广东的当今文艺批评》,《当代文坛报》,1993年第6期.

道德批评探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主要受制于传媒文化,是传媒文化操纵、策划的结果,其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接受主体和接受过程等都呈现出与传统批评不同的特征。媒体批评对传统批评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给文学批评带来了生气和活力。

关键词 媒体批评文学批评 大众传媒

麦克鲁恩从技术决定论出发,以负载文化信息的媒介形式的不同将文化分成三个阶段:口头文化——印刷文化——电子传媒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印刷文化和电子传媒文化的过渡阶段,大众传媒迅猛发展。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繁荣,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时效性迅速向受众传播,对受众影响极大,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因此对媒体批评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下面从批评主体、批评对象和批评接受等方面对其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一、批评主体的特征

(一)批评主体的泛化

在媒体批评中。出现了批评主体泛化的情况,记者、编辑、作家、一般的读者和专业批评家一起成为媒体批评的批评主体,使批评的专业化、职业化、官方化、精英化的意识转换为大众化意识。他们同时进入媒体批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大众传媒“狂欢广场”的场地和氛围给大众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大众有了“话语权”。传统的学术刊物具有严肃庄重的色彩,令一般的读者敬而远之。但大众传媒却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其开放性和民主性使得“很多环节加入进来分享权力,除批评家外,还有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媒体的记者,还有读者,估定价值所凭依的立场也产生了很大差异。他们相互;中突”。人们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一点,在互联网上表现得最明显。网络使人们摆脱了日常身份、地位的限制,人人平等成为了现实。这尽管还带有虚幻性、虚拟性和理想性,但无疑使现实空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正如有人所说的:“网络世界成为另一个世界,纯粹精神的世界。……在ID的掩护下,你可以多多少少说点你想说的话,而不用再挖个坑埋起来。同时,你也终于能够发言,有人能倾听你的话语,话语的世界终于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机会,而这一次将不再靠金钱、权力、地位。”

其次,媒体批评“下里巴人”的姿态使大众有了发言的权力和培养了言说的能力。文学批评一般分为理论批评和应用批评两大类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理论批评。理论批评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研究和解释文学作品的前后一致的术语、区分标准、分类方法以及评价作家和作品的尺度,其高深的理论色彩使它具有浓重的贵族气息,一般的大众因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很难进入这个圈子。媒体批评则侧重于评价当下的文学现象,它主要是应用批评,不强调理论的建构,直感式批评、印象式批评在这里取得了合法地位。只要对文学作品或其他文学现象有所感悟(即使这种感悟是肤浅的),就可以在媒体批评领域自由言说。

最后,专业批评家观念和心态的变化使他们开始逐步进入媒体批评的领域。余秋雨曾说,中国有的知识分子作了一辈子的“无效文化”,这真是悲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少评论家痛感传统批评“中心地位”的丧失,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学识和才华被无情地淹没,于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们中有的人走出“象牙塔”,加入了写媒体批评的行列。当然,这些媒体批评并不能把他们深邃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为了适应大众的接受习惯,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深刻”掩藏起来,而只能展露“冰山一角”,但毕竟他们的言说有了数量庞大的受众,而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它们也需要借助这些文化精英的参与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从而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听)率或点击率。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具有专业知识的批评家和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业余评论者”一起成了媒体批评的批评主体,共同构建起大众文化批评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传媒批评形态。传统批评的话语霸权和神圣感被彻底解构。

(二)批评意图的多元化

所谓批评意图,也就是批评主体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把传播效果分为三个层次:认知、情感和意愿。认知是关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即通过提供信息、传承知识,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增加人们的知识量,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情感是关于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即通过信息和知识改变人们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进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意愿是关于人们对事物采取的行动,这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即通过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最终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媒体批评中,不同的批评主体对这三个层次的兴趣是不一样的。具体说来。其批评意图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指导读者鉴赏文学作品。持此类意图的主要是专业评论家。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这使他们有能力成为读者阅读的“指路明灯”。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偏重于对文学现象作学术研究,很多批评家不屑写评价鉴赏式批评,认为其是“小儿科”,不能登大雅之堂,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大众需求的漠视。媒体批评面对的是大众,这使它充分考虑到了大众的需要,所以,评价鉴赏式批评得到了很大的繁荣和发展。持这类批评意图的批评家主要对达到认知效果和情感效果感兴趣,即他们更多地关注批评的知识性,希望以自己的学识提高大众的文学品位,树立正确的文学价值观。

其二是为作家作品作宣传。持此类意图的包括评论家、作家、记者、编辑等。为了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的出版商和作家都很重视宣传工作。传播学认为。传播者的权威性是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传播者越有权威性,其传播的影响力就越大,受众就越信从。现在不少文学作品的出版,都邀请资深评论家和作家撰写批评,利用他们的“权威效应”赢得读者。另外,出版商还经常运用由记者编辑捕捉“新闻热点”的方式吸引读者的注意。这时,批评已不再是单纯的学理性研究,而是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流程中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这类批评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意愿效果,即通过提供信息,使受众对作品产生兴趣,从而购买作品。

其三是满足自我言说的欲望以及和他人交流阅读体验。持此类意图的主要是一般的大众读者。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列·斯托洛维奇曾经说过,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关系的客体,能激起人一定的感情和理想、愿望和意向,活跃他的记忆,并唤起想象。有的读者看了文学作品后,有所感悟,不吐不快。他们并不满足于个人独自体验。而是希望通过交流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感悟,也分享他人的思想。现代大众传媒的先进技术为一般读者的这种愿望和需求提供了物质平台。在网络上,我们就经常看到网民对同一作品展开热烈的交流。这类批评,既关心认知效果,也对情感效果感兴趣。

其四是制造新闻热点。持此类意图的主要是记者编辑。有人指出:“媒体的编辑记者不时地客串批评的主角。左右着批评的舆论导向……一位批评家专心孤诣写出的文章,未必比媒体记者速成的一篇报道更有影响。”在大众传媒语境下,记者编辑往往凭借其职业优势。敏锐地捕捉文坛中的新作新动向,将文学新闻化、社会化、事件化。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以探究文学规律为己任,文学批评仅仅是他们吸引受众的工具和手段。也就是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既不是文学的认知效果,也不是文学的情感和意愿效果,而是媒体的知名度以及发行量和收视率。

批评意图的多元化,使媒体批评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能满足不同批评主体的需求,使批评既具有个体性、个性和精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功利性。同时,它显示了批评主体对期待视野的重视。使批评目标明确,有的放矢。

二、批评对象的特征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将人的内心生活比喻为一条容纳了五种“情境”的渠道:(1)物体,即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2)场合,即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3)角色。即人:(4)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5)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一定时间内流经的情境越多,每一种情境在其中持续的时间就越短。而在大众传媒时代,快速的信息流使得人们应接不暇,于是。“关于过去的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年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因此,媒体批评不关注“历史”,而是关注“当下”,文坛新动向、有新闻价值的名家名作、有争议性的文学话题、能吸引大众注意力的文学热点问题等等,就成为媒体批评追寻的对象。

首先,大量的媒体批评属于新书介绍类。这类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对新书进行“广而告之”,它往往紧扣作品的“亮点”来写。以揭示出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和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地方。如《文学报》介绍海岩的小说《深牢大狱》时,就强调了该书“突破了海岩一贯的浪漫诗话风格,强化了社会现实氛围”,并“以监狱系统的真人真事为基础,为读者认识监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另外,这类批评经常由作品说开去,寥寥数语,却充满睿智。如《文学报》对《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的点评。有这样一段话:“关于沈从文,我的印象是至今没有被好好读过。就说很多人喜欢的《边城》吧。有谁看得到那里面掩盖着的伤处么?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如果不变为仇恨。就必然用文字把伤痕包裹起来。”其中,就蕴含了评论者“谁解其中味”的感慨。这类批评,在介绍新书的同时,融入了评论者的独特体会,可谓是“商业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

其次,媒体批评关注有新闻价值的名家名作。尽管名家名作对大众来说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传媒为了收到更好的效果,往往选择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进行批评报道。如传媒在巴金的百岁华诞前后发表的有关巴金及其作品的批评就属这种情况。巴金一生追求真理、呼唤崇高、讴歌正义。他的作品及其人格力量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面旗帜。他在晚年一再倡导“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在文学界、思想界引起强烈共鸣。因此他的百岁华诞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盛事。当时全国比较大的媒体都发表了有关巴金及其作品的批评,不少还推出了专刊。这些批评因为把握了时机性和社会尊崇经典的意识而倍受大众关注。

再次,媒体批评关注有争议性的文学话题。如2007年10月27日《羊城晚报·花地论坛》的选题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广东评委看广东文学”。该选题的背景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10月26日揭晓,共有32位作家、诗人、理论评论家和翻译家获此殊荣,但广东仅捧回一个“文学理论评论奖”。对此,人们议论纷纷。《羊城晚报》的编辑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焦点问题,邀请了四位评委讨论这个话题,分别从未获奖作品存在的问题、评委存在审美判断差异、创作的努力方向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全方位地分析了鲁迅文学奖及其评选中的种种问题。对话有交流,有碰撞,有争论。观点的冲突有利于深入地探讨,也能激发读者的思考。

另外有一类媒体批评则属于“炒作类”,即通过新闻炒作,制造出“热点”、“焦点”。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类经过事先策划、包装和推销的媒体批评的特殊流程是:

第一,为了吸引大众注意,策划热点。《十作家批判书》“批判”了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等十位在文学界一直享有盛名或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在该书封面上,不无煽动地写着:“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对“经典作家”进行“炮轰”,这种“惊世骇俗”的做法使该书一下子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正如有人所说的,《十作家批判书》是个典型的“媒介事件”,具有显著性(名作家)、冲突性(“批判”)和戏剧性。符合了新闻学关于新闻选择的一切标准。

第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大众传媒争先报道的热点。《十作家批判书》在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各大传媒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这无形中为该书作了绝好的宣传,实现了秦巴子所说的“让批评从批评家的课堂里,书斋里和发行只有几百份、几千份的所谓学术刊物上解放出来”。对此,朱大可分析道:“批评领域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是以学理批评作为自己主流批评模式的。可是在《十作家批判书》里,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由于商业炒作,严格地说是商业的包装,它走向了市场。一些主题用词用得非常商业化,经过这个中介,它走向了民间。”

第三,“处于关注焦点的事件或活动必须加以‘构造’或给予一定范围的意义”,于是,另一类媒体批评产生。在对《十作家批判书》的报道评论中,各传媒均把注意力放到该书的批评方式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怎样看待这类批评及怎样进行批评的大讨论。如广东《新周刊》指出:“‘批判’者的确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这十位名作家的视角”。“缺陷和弱点里隐藏着作家更为内在的真实,它或许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十作家批判书》部分地敞开了这种真实。”《中国青年报》发表《文学神坛来来往往》的评论。认为“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作家和读者创造一个平等交流和沟通的空间,从而使作家不致过于浮躁,也使读者不致因为有所收益便把作家尊为‘神’。”《文汇报》刊登了题为《批评。有话好好说——沪上部分作家、评论家、学者座谈当前文学批评的若干现象》_-文,认为《十作家批判书》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案例,它体现了商业原则正向文化领域推进。

麦克卢汉认为,传媒产品的传播价值在于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他举例说,观众被电视台的精彩节目吸引时,他付出的不是金钱,而是排他性的关注。因此,传

媒非常注意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大众“排他性的关注”。媒体批评既然进入了传媒领域,它也就很自然地按照传媒的运作机制来运行,所以媒体批评的话题永远是新鲜的、热门的,一个个话题“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是媒体批评的真实写照。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批评的学术性,但却使批评增强了现实感和从众性,对读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传统批评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媒体批评的这些运作方式给文学批评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批评接受的特征

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批评的接受,使媒体批评的接受主体和接受过程都发生了变化。

(一)接受主体的泛化

相对于传统批评而言,媒体批评的接受主体由单一走向了庞杂,其接受目的也走向了多元化。从接受主体的文化身份来看,我们大致可把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他们接受媒体批评主要是为了及时了解文坛的动态。为学术研究寻求相关的选题或资料。第二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出版者和发行者。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生产必须要考虑读者的需求。所以,现在的作家、出版社都非常注重市场调查和读者反馈,而媒体批评则是他们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通过媒体批评,他们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市场行情和读者的兴趣,使今后的选题、创作和发行更切合市场和读者的需要。第三类是文化市场的管理者。要管理市场,必须先了解市场。文化市场的管理者接受媒体批评。主要是为了了解市场的发展状况,以便对文化发展实行监督,为文化政策的制订或调整提供依据。第四类是大众读者。媒体批评的通俗易懂性使媒体批评“飞入寻常百姓家”,大众不仅是媒体批评创作的主体,也是媒体批评接受的主体。他们接受媒体批评,主要是希望获取有关文学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或与他人交流阅读体验。媒体批评已成为他们休闲娱乐的一部分。

可见,媒体批评的时尚性、及时性、庞杂性和通俗性使它改变了传统批评接受群体的圈子化和接受目的的单一化,它能满足不同的接受群体的需要,体现了鲜明的广泛性和多元化。

(二)接受过程的开放互动

媒体批评的接受具有开放互动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大众传媒的出版周期短,特别是其先进的技术能使读者对其发表的文章及时作出反馈,如互联网上的帖子一发表,其他网友就可以马上跟帖,速度快得惊人。其次,大众传媒的“大众性”使媒体批评亦具有大众性,它所讨论的话题符合大众的接受水平,并且往往是大众感兴趣的,大众有对其发表自己意见的能力和欲望。再次,大众传媒和作家也需要大众的“众声喧哗”。大众传媒不仅给大众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它还鼓励人们参与讨论。因为参与的人数越多,越说明该传媒有“人气”,也就越能增加传媒的知名度。而对出版社和作家来说,要使作品顺利地推向市场。也必须要吸引大众的注意,所以经常通过一些访谈式、对话式、讨论式等营造“百家争鸣”的氛围。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特性使媒体批评能有效地展开讨论。因为“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文学作品含蓄性、深刻性的特点往往导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另外,“文无定法”。作家创作有选择不同的创作方法、不同的形式的自由。而读者也有对其发表意见的自由。

所以,媒体批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里,拥有了“话语权”的大众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媒体批评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如王朔骂金庸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王朔的《我看金庸》一文。此文一出,马上引起巨大反响,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加入了这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鲜明地体现了媒体批评的开放互动性。首先,话题具有吸引力和争论性。王朔和金庸都是“极具特色的重量级人物”,而且“挑战金庸,前无来者”,这无疑是“在文坛内外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其次,从参与人员的文化身份看,涉及面极广,有作家、批评家、文学爱好者以及一般的大众:如金庸对王朔的批评进行了回应,王朔亦对金庸的态度作出了评价:《羊城晚报·山地茶座》邀请王彬彬、赵毅衡、白烨等著名评论家就“金王之争”发表看法:上海部分作家、评论家、学者在《文汇报》的策划下展开了讨论:众多金庸迷和王朔派在网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亦有不少“中立派”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再次,从争论的内容看,涉及到诸多的文学观念的冲突,如如何看待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如何评价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语言:如何进行善意和理性的文学批评等等。

巴赫金认为,在人文科学领域,“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媒体批评的交流互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巴赫金有关“对话”的人文立场和思辨方法,使批评充满生气和活力。

大众传媒还在蓬勃发展,媒体批评仍在层出不穷。对一个还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进行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一切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对媒体批评的特征,还有待于更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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