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描述分析论文范文

传播描述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互联网与日常生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网络也正深刻对我国戏曲传播方式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网络传播时代。面对新媒体，为了应对变化，戏曲不断尝试着做出回应。因此，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来促进戏曲的发展，从而改变戏曲发展的现状和戏曲传承。

关键词：戏曲;网络传播;发展现状;戏曲传承

戏曲在中国独特的民族艺术，其传承与保护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几千年来，戏曲作为人们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如何发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是戏曲传承与推广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戏曲在寓教于乐和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是人们学习知识、了解历史、接受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以京剧为例，目前，京剧戏曲网络传播的现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并不像以往的研究那样乐观。虽然京剧网络传播的现状并不理想，但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下，网络仍是戏曲传承的最佳选择。因此，寻找适合戏曲发展的路径，有助于他们延续其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一、戏曲网络传播的现状

（一）戏曲网络发展的“繁荣”表象

戏曲网站是戏曲传播、戏曲综合网站、专业网站、视频网站等传播的主战场。据统计，2005至2008年间，京剧网站的数量稳步增长。今天的论坛和博客已经没了过去的热点。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它们逐渐被新的、更精确的方式所取代。在戏曲论坛和博客之后，戏曲在网络上的呈现也成为了观众的日常生活，也是当前主流的社会媒体。网络以其传播特性打破了现实世界的界限。这为戏曲主题的拓展提供了一条途径，也使得一些地方戏曲被放逐，以期看到重生的希望。在网络中，戏曲作为地方文化的代表，已成为当地旅游资源的一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中国旅游市场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新浪微博指数显示，在微博上，“京剧”和“二人转”是与搜索主题关联度最高的关键词，成为当地旅游的文化标签。大多数人会在外出旅游之前学习一个策略，了解当地的旅游景点、当地文化、特殊的菜肴等等。传统戏曲在网络上与旅游、特色文化等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真正的中国戏曲表演伞市场的发展。

（二）戏曲网络发展的尴尬处境

戏曲网站数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统计方法的差异，或者可能是由于网络发展模式的改变。戏曲院网站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资金。这些专业戏曲网站大多是由个人艺术家资助的，他们热爱戏曲和他们的责任感进行戏曲。他们大多利用业余时间更新和维护自己的网站。在网站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些网站的更新速度和质量得到了其他戏曲爱好者的肯定。然而，由于创始人个人的精力和资金有限，网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在以前关于戏曲网络传播的论文中，一般提到了网络媒体的互动性，认为“互联网已经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传播的戏曲传播的质变。戏曲用户不仅可以随时获取戏曲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自由发布信息、上传信息，并能够及时与其他粉丝进行交流在戏曲网站上。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我们可以就我们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然而，这种纯粹的技术观点实际上被忽略了。戏曲传播的基础：戏曲是否被接受，取决于观众是否具有相应的审美心理基础。

二、时代更迭导致的戏曲传播矛盾

（一）网络媒介对戏曲的冲击

戏曲网站数量和质量的下降、戏曲微博的关注度和受欢迎程度、微信公众号、戏曲应用软件数量不足、质量低劣、创新进展不尽如人意，已证明了当前的戏曲不理想。戏曲网的阅读现状并不理想，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人们对戏曲的认识和态度，也没有引起人们对戏曲的关注和兴趣。戏曲冷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更迭所引起的矛盾是主要原因。網络信息的空前流动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球村”。在关注网络媒体的广泛性、整合性、即时性等特点的同时，也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也不能忽视网络媒体对戏曲传播的负面影响。

（二）传统戏曲特征与网络受众审美的矛盾

每一种艺术风格的诞生，都是当时社会生活和审美特征的反映。戏曲是在一种农耕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生活节奏相对缓慢。它的表演模式、和舞蹈姿态，必然要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特征和倾向。在当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的影响下，大量的信息和娱乐方式迅速闪现并迅速消逝。受众需要新鲜感和影响力的信息，快餐式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因此，戏曲艺术的传统“长”和“慢”特征与网络时代的“短”和“快”信息传播模式是矛盾的。

三、完善戏曲网络传播的途径

（一）促进戏曲和网络媒介的深度融合

从戏曲网络传播的现状可以看出，早期将戏曲信息机械化地引入网络，有必要利用网络媒体的特点，扩大戏曲信息的范围，使戏曲信息得以复兴，传播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大多数戏曲剧中的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许多戏曲戏曲甚至濒临灭亡。因此，根据当前戏曲的发展，应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来保护戏曲信息系统，避免戏曲灭绝的危险，加强网络虚拟化技术的应用，建立完整的戏曲数据库以及网络性能。只要戏曲存在，就有需要，无论是欣赏，研究或其他目的。

（二）延展戏曲的兼容性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戏曲文化不断吸收和兼容华夏明文、历代的文化思想。它体现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世界文化中耀眼的“珍珠”。戏曲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消化性”特征，但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中，戏曲文化的兼容性不仅应包括其自身艺术风格的兼容性，还应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传播媒介相兼容。以增强戏曲改编和生存能力，跨文化戏曲合作的“新鲜性”和跨学科的戏曲风格满足了观众对“新鲜”信息和事物的追求，激发了观众对戏曲的兴趣，从而恢复了戏曲的娱乐功能。

总之，在戏曲和网络媒体结合的早期，人们只是简单的将戏曲“数字化”。这只对戏曲的保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杂乱无章，戏曲回归观众的视角是不理想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用户和戏曲网络的受众并不仅仅是对等的。虽然在线用户的数量很大，但这个数字并不等于戏曲网络传播的受众数量。戏曲与网络的结合，仍有许多“环境可接受”的现象。其发展形式也不理想，戏曲观众数量没有明显增加，青年戏曲观众的缺乏依然严重。因此，面对戏曲与网络媒体相结合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利用网络媒体开展戏曲，如何更好地将戏曲和互联网结合，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传播描述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2019中国5G技术的全面商用，传统媒体、新兴媒体、智能媒体和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传播为技术主体的网站、电子邮件、短信、QQ、博客微博和微信等新型电信通讯媒体交织融合，构建起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全媒体业态。在中国大力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时刻，又适逢中国机构改革破拆横亘电信通信和广播电视“篱笆”的良好机遇，赋予5G时代电信通讯行业的媒体地位，问道与论道电信传播理论，将电信传播纳入大众传播理论体系，科学完善新闻传播演进进程图谱，摆正电信传播既有的“宣传地位”“喉舌地位”，是构创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的必经历程和未竟里程，是以中国为圆心推进创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全媒体时代中国媒体管理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5G  电信通讯  媒体地位  新大众传播  管理制度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1.006

当下，全球化“三网融合”浪潮不可遏阻，5G技术规模化在中国进入到全面商用时期，电信通信与传统广播电视的边界正在逐渐消弭，新的更大规模的电信通讯传播产品破壳而出。在中国大力推进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推进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时刻，又适逢5G牌照发放、中国机构改革破拆横亘电信通信和广播电视的“篱笆”良好机遇，问道、论道电信通讯传播理论与实践，摆正电信通讯行业既有的“宣传地位”，确立电信通讯传播在“新大众传播”体系中的本我地位，建构世界领先的电信传播理论体系，为电信传播正名，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蓄势腾飞的重要突破口，是建构与创新科学完整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比肩世界一流并“弯道超车”的理想路径，是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建设中国网络强国的时代呐喊，是创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支撑，是创构“新大众传播”理论体系的重要內容和有力支撑。

赋予5G时代电信通讯行业的媒体地位，为5G时代电信传播理论问道与实践求证，既是对经典新闻传播理论的历史叩问，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寻根逐源，也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不忘初心”、尊重“幕后英雄”的真情拷问，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使命担当;论道中国特色电信传播理论建构，考证中国特色电信传播实践价值，让电信通讯行业这一“幕后英雄”转向置身为新时期信息传播“真的英雄”，是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新闻传播研究学术本色，是中国机构改革时期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与时俱进、除旧布新的潮头搏击。

5G赋能释放出电信通信行业丰富强大的“媒体”信号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注意力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转向互联网络，世界政要、达官贵人也开始在网络徜徉，或与网民聊天或发表微博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功能集中于手机，甚至连政府机关的会议通知、应急时的紧急命令和民情安抚慰问等均是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发布时;当4G陆续成为过眼烟云，5G技术、5G网络势不可挡地扑面而来，“新媒体”“人工智能”“智能传播”“5G传播”等新概念、新思想、新传播遍地皆是;当中国在全球率先发放4张5G牌照时，引发了中国传统广播电视与电信通讯行业的全新思考与论证，催发出中国新闻传播管理制度的全面创新。

我们应赋予我国电信通讯行业与传统媒体行业一样的“媒体地位”，既给予其新闻采访权，也按照新闻传播机构的管理模式实施“把关人制度”，充当起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重要力量，与纷至沓来的“智能传播”“量子传播”“超算传播”“超智传播”等新兴传播理论有机融合，创构出新时期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理论的粗致模样。

（1）中国5G牌照发放，释放出电信通信行业从信息传播的幕后走向信息传播前台的强大信号，“电信传播”之概念与内涵为越来越多人所理解和接受，形成与大众传播并驾齐驱的竞合态势，电信传播纳入大众传播体系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电信传播、智能传播、全媒体传播共同汇聚而成的“新大众传播”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展了实践应用。

2019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率先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这一中国“G时代”的里程碑事件，彻底激活了长期波澜不惊的中国传媒市场，既被视为“三网融合”的实质性公平竞争与合作，也是中国电信通信行业与中国广播电视比肩发展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产业的里程碑。早在2016年5月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其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这意味着，中国广电网络三年前已经成为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庭抗礼的第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

如果说中国广播电视进入电信通信行业势不可挡，那么，中国广电网络与三家中国电信通讯公司一起获颁5G商用牌照，就会为其新的商业平台开发产品，形成5G产业优势，形成5G商业应用优势，聚集5G产业资源，赋予占据牌照资源3/4的电信通信行业无限的关于传播事业的畅想和产业的畅想。按照经典传播学理论的概念，大众传播是由专业化的传播机构，运用复杂的技术手段面向不定量多数的受众进行的大面积传播活动。根据这一概念，当下活跃着的各类电信传播现象全部可以“对号入座”。如果说大众传播是高扬主旋律、实现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带着深深的“权力”印痕，具有明确意义的“喉舌”功能。那么，电信通讯传播则是一个权力机构“喉舌”与普通百姓“自媒体”缠绕其中的多面体，其带有政府机构的权力和权威，在应急事件和危机传播中大显身手;同时，电信通讯传播又是电信通信行业技术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融合，具有浓厚的市场经济印迹，是普通老百姓畅所欲言的传播殿堂，并有着极为巨大的产业规模和不可限量的未来空间。

（2）5G牌照发放并全面商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统领下的短信传播、网站传播、“两微一端”传播等电信通讯传播分化裂变加速，推进了电信通信信息传递向媒体转播的角色转换，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元G到4G时代，中国电信通信行业与广播电视行业没有本质上的“交集”，即使在国家战略层面大力推进的“三网融合”，也迟迟不见突破性的成果。转眼到了5G时代，中国电信通信行业与广播电视行业围绕新时期新闻传播开始了正面搏杀，并且依靠管理机制、技术力量和资本实力的后发优势在某些领域占得先机，与人工智能技术勾连耦合，形成电信传播、智能传播新势力。

放眼当下新闻传播理论与实际势力范围，网络传播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盛极一时风光不再。“新媒体”“电信传播”“算法传播”“智能传播”“5G传播”等新概念、新理论成为业界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前，中国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势不可挡，以电信传播智能传播为主导的全媒体新势力的传播影响力日益扩大增强。这种前所未有的、与电信通讯技术与智能技术密切相关的电信传播、智能传播、超值传播、算法传播等传播新势力，既与大众传播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独特方式，正在慢慢融入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成为新时期信息传递与交换的生力军，“新大众传播”理论呼之欲出。

电信通讯传播在中国更多地被认为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其长期处于传统大众传播的从属地位，充当着为远距离信息传递技术保障的角色。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传播为电信传播“正名”时，电信通信行业与传统大众传播行业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传媒产业正面交锋的竞争对手。

当电信传播阵营中的电话传播、网站传播、电子邮件传播、博客微博客传播、QQ传播、短信传播、微信传播等开始更多地充当着大众传播角色，甚至某种时刻发挥着比既往大众传播更大的传播作用时，电信传播是否应该纳入大众传播体系统一管理呢？假设某个国家和地区赋予互联网络重大新闻的第一时间信息发布权，或者规定网站媒体、博客微博客媒体、短信微信媒体以及其他各种移动互联网媒体等电信媒体与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机器同样具有传输时政的功能呢？

当下，我国电信通讯行业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其他各种电信通讯技术终端，担负着与传统媒体一样甚至更多的新闻传播业务;另一方面又没有像传统媒体一样的“媒体地位”，在很多场合（如高级别会议“兩会”、重大国际国内赛事全运会等）没有新闻采访权，这就既排斥了电信通信行业在“全媒体时代”的作为和担当，也失去了有关方面顺势而为强化监管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电信通讯公司更多地考虑商业利益最大化，由于电信通讯行业在电信传播领域缺少行业管理经验，运营商“擦边球”事件多有发生，各种有害信息乘隙侵入而防不胜防，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同时，国家信息管理处于中宣部、工业与信息化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等多头管理，形成了这些年来我国电信通信行业信息传播无法科学管理的乱局。要改变目前我国电信通讯行业“企业化”管理模式，结束“管理相对涣散，多头管理既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乱局，淡化电信通讯公司将商业利益最大化置于首位的既有观念，从管理制度、管理源头上杜绝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的各种有害信息，亟需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民意的新时期信息传播的新型理论，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推出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理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电信通讯从来就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力量和无名英雄

在中外新闻传播发展历史长河中，时时刻刻有着电信通讯的身影。因其一直在传播领域身后默默奉献，长期以来充当“蓝领工人”，既没有“喉舌”的彪显地位，也没有“名记者、名编导、名主持”的风光盛名，甚至始终没有一个应有的新闻传播的合适名头、名分。邮差、发报员、接线员、话务员、后台技术支撑等是他们的代名词，“网络大咖”“网络作家”“网络黄军”“网络水军”只能说是他们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电信传播理论探索长期进入不了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者的研究领地范围，电信传播理论长时期不能纳入新闻传播理论谱系。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电信通讯传播技术自始至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1848年，全球首家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在巴黎与布鲁塞尔间使用电报传送信息。对电报技术的使用，使路透通讯社逐渐发展成为了国际性通讯社。1870年1月7日，哈瓦斯通讯社、路透通讯社和沃尔夫通讯社以“联环同盟”形式，搭建了世界范围的消息商品的生产和售卖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正是以各自对世界电报线路的垄断占用为前提的。1913年，美联社的新闻服务开始采用电报技术实现远距离新闻直达业务。1877年，第一份由电话传收的新闻电讯稿被送达波斯顿《世界报》，电话技术渗透到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从那时到现在的100多年间，不断出现的电信通信技术一直是各大通讯社、报纸杂志社和广播电视台异地文字、图片、音视频的传输工具。[1]

在新时代传播阵营中，电信传播的价值地位日益显现。1992年，沃达丰公司通过手机终端发出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息，这种即时文字传输为人类传播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随着电信通讯网络技术的升级换代，短信传播的使用人群和传播效果日新月异，群发短信成为了政府体恤民情并且在突发事件中实现“危机传播”的重要手段，短信投票一度是传统广播电视竞赛节目竞猜节目屡试不爽的互动利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全球陆续实现互联、互通，各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相关电信传播连续出现，弥补了传统大众传播即时性、互动性、灵活性不够的短板，达到了比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既往大众传播更大的传播范围和更高的传播效能。

既然在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的实际应用过程中，电信传播的各种技术手段和传播载体从来没有缺席过，为什么历经100多年、曾经为远距离大众传播作出创始性贡献的电报传播在大多数新闻传播著论中（新闻传播史论史学）几乎找不到“只言片语”？电话（传真）技术沿用至今，“电话连线”还时不时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为什么新闻传播管理机构和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人员视而不见，同样将其隐身在新闻传播“幕后”？在新时代传播阵营中，电信传播的价值地位日益显现，网站传播、电子邮件传播、短信传播、QQ传播、博客微博传播和微信传播等新型电信传播，其社会影响力足以与传统大众传播分庭抗礼，短信传播、QQ传播和微信传播等即时通讯在应急事件和危机传播中取代了传统大众传播的位置，为什么却得不到有关方面的确认？在未来传播理论谱系中，电信传播理论是否应该与原始传播、口语传播、印刷出版、电子传播和未来传播等量齐观，共同建设符合时代发展的“全景式”新闻传播理论谱系？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简称NCC或通传会），是仿效自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专业管理机构。“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由台“行政院长”提名，经台“立法院”同意后任命。在此背景下，中正大学下属的社会科学院传播学系亮出了“电讯传播研究所”的旗帜，这应该算是中国最早专门研究电信传播的学术机构。

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近年来注意到电信通讯行业的传播价值，在各种场合开始给予了电信通讯明确的“传播地位”。2010年，曾静平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传播》杂志适时发布了《电信传播的研究路径与理论构架》一文，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第一次以全新的视野和视角论述传播学领域的新成员——电信传播，文章对电信传播的基本定义、研究背景、发展脉络、学科体系和学术价值等各个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全面诠释。胡正荣在其2011年的《新媒体前沿》著作中，专门开辟“第二章：电信新媒体产业模式”，谈及“移动互联和融合开放”的内容。专家表示，5G是一项引发传播学学科范式革命的技术，将给传播学学科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或将成为传播学发展的决定性“拐点”，电信传播学呼之欲出。

5G时代电信通讯行业如何履行大众传播使命

电信传播理论的艰难曲折问道之旅，反映了当下电信传播理论研究的各种不顺、不畅、不到位、不精道。相比于欧美国家的电信传播著论，国内更多停滞于电信传播技术的历史回顾，是电信传播业务平铺直叙的阶段总结，对电信传播的应有地位和使命担当基本上没有涉及。即使是曾静平的研究论文，也没有明确指出电信传播的“媒体地位”，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电信传播就是大众传播的基本组成部分，电信传播+大众传播已经构筑成新时期“新大众传播”。以5G时代中国电信传播理论归位为起点，探究以电信传播智能传播构筑而成的“新大众传播”的现状与往来，是全世界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为学之道，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工作者面向中国机构改革国情和电信传播业务实际发展现实的“初心行动”，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检测着眼未来的创新、创造之举。

5G赋能下活跃着的各类电信通讯传播，全部可以对号入座“新大众传播”谱系。电信通讯传播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云服务坚实平台，是技术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融合，具有浓重的市场经济印迹，是普通老百姓畅所欲言的传播殿堂，并有着极为巨大的产业规模和未可限量的未来空间。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搭建，越来越突出了电信通讯技术的“传播功能与传播地位”，传播与科学的结合被广泛接纳，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传播与科学学院（研究院）应运而生。中国即将开启的政府机构改革，有望让长期以来电信通信与广播电视融合发展相互掣肘的局面大大改观，“三网融合”各行其是的怪状可望扭转，电信传播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名正言顺”时期，电信传播归入大众传播体系，理直气壮地担当起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重任，发挥出新型大众传播机器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已然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创新中国新闻传播管理制度，将电信传播“媒介”顺势而为修改为电信传播“媒体”，赋予电信传播媒体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同等、平等的媒体地位，已经刻不容缓。

确立电信通讯行业信息传播主管单位，明确电信传播的“媒体地位”。经过电信传播理论与实践的问道与论道，电信传播回归大众传播谱系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在新一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征程中，中宣部、网信办有了更为明确的使命担当，国家级媒体旗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建立，电信通讯传播的主管单位、主体部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随着5G时代的到来，中国特色电信传播实现由“媒介”到媒体的华丽转身，确立电信通讯行业的媒体地位、喉舌地位自然是顺理成章。

在既往电信传播体系中，短信传播、QQ传播、微信传播一直就是电信运营商的业务范围，围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开展的网站传播、电子邮件传播、博客微博客传播业务，又涉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公安部和网信办等“多头监管”，导致文件频发，管理涣散而混乱，实际效果远远达不到预期目标。

在电信传播业务发展过程中，各种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电信欺诈、网络恶搞等泥沙俱下，网络气象映射社会万象，网络安全考验国家安全。通过确立电信传播的主管单位，树立电信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地位，可以发挥电信通信传承与积淀上百年的技术优势，将各种不同类型电信传播的传播人群、传播特点、传播性能、传播渠道、传播终端进行大数据归类分析，从技术细节、技术源头对电信传播不良信息实施梳堵和打防管控。

通过确立电信传播主管单位，即机构改革之后新出炉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而不是當前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设的网络机构司作为其主管单位。这样，工业和信息化部传承多年的电信传播技术管理和协调优势将得以发扬光大。只有树立电信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地位，电信传播的各种信息业务，才可以全部按照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机构的标准，设置各类信息“把关人”制度，将各种黄、赌、毒信息和假冒伪劣信息拒之门外，确保中国电信传播风清气正，确保新兴的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的理论高地和实践示范区。

发挥电信传播的技术优势，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有所作为。确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行业主管单位，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对电信通讯传播工艺流程了如指掌的优势，加之各路技术精英掌握着各大电信运营商的“中枢神经”，对每一个电信传播产品的制造流程了如指掌，完全可以从技术源头堵塞各种漏洞，防范各种电信传播的信息风险，构建电信传播的和谐生态系统。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各种媒体形态、平台、内容、手法相互交织，各有其不同的特性与职能。在此繁琐庞杂的电信媒介与海量信息中，仅对某一单一媒介或平台进行管理把关与设立门槛，或对某一信息内容检索、分析和整理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或服务的工作，不适应当前电信通信融合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在当前的多媒体的情境下，电信机构、电信组织及电信中介要依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媒介平台、媒介内容而营造或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与服务。同时，由于电信媒介产品日趋呈现形态多元化的特点，电信传播从事人员也要了解、熟悉各种电信媒介的特性与操作技能，包括传统纸媒、磁带、光盘、网络书籍、手机书籍、影视作品或者其他数字形态产品，并形成将单一媒体加工转变成多种媒体的整合传播能力。

通过技术优化和技术创新，使得电信传播的参与、互动及多维联动鲜明特征更为显著。各种电信产品或平台的推出与应用，预示着新的技术和沟通手段的出现，都是以互动、参与和分享等为核心的赋权理念的彰显。因此，现代电信传播者要了解各种电信媒介，如手机短信、微博、微信、新闻组、论坛、社交网站等电信媒介平台上传播产品的信息，也要能够不断优化并提供良好的服务与产品，争取读者，拓展市场。同时，要学会同使用者、其他媒介从业者及机构的互动，从而不断发现和挖掘独特的创意点子;还要把握市场的动向和受众的心理，宣传自己的产品，建立品牌形象。此外，电信传播机构或电信传播从业者需要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一方面应自觉扶持反映优秀民族文化的作品;另一方面要对西方优秀的传播经验加以借鉴和运用，并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渗透，从而不断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

创建电信传播理论，优化与完善现行传播进程理论图谱。经过我国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艰难问道，电信传播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积淀。中国国内电信传播学者在借鉴大众传播学时代独有的“电视人”“容器人”等的基础上，对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人”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手机人”“短信人”和“微信人”等的年龄性别、心理特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社会影响等展开了全面立体的剖析，深入探索了“网络游戏痴虫”“QQ痴虫”和“短信痴虫”的文化属性、地域分布和人群特点。例如，曾静平形象地将“网络人”和“QQ人”描述成“键盘虾米”和“蛐蛐幻影”，受到大多数人认同。[2]

在5G时代构筑的电信传播理论体系里，创造性地提出电信传播之“素养传播”前沿观念，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理论的全新内容。“素養传播”不是一般意义的概念把玩，而是确确实实地解决了“媒介素养”“传播素养”和“新媒体素养”等的研究属地问题，确立了素养传播研究的时代地位，是对传播学理论的巨大贡献。电信传播理论体系之“素养传播”理论，“以小见大”地厘清了电信传播的媒体属性，为电信传播的公信力权威性建设、矗立电信传播媒体品牌打下了坚实基础。电信传播之素养传播，强化了电信传播媒体品牌，为全盘布局培养电信传播通才创造了条件，打通了其通晓电信传播媒介特性的必经之路。

5G时代电信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不仅仅是电信通信技术手段不断升级换代，不仅仅是电信通讯行业由“媒介”向“媒体”飞跃的凤凰涅槃，不仅仅是电信传播载体的不断丰富多样，不仅仅是电信传播影响力日渐扩大，更体现了电信传播作为传播品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号召力、感召力、统治力，是构创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的必经历程和未竟里程，是以中国为圆心推进创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注释

[1]曾静平：《电信传播的研究路径与理论构架》，《现代传播》，2010年第10期。

[2]曾静平：《电信传播的未来发展演进趋势畅想》，《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12月上。

责 编/周于琬

传播描述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传播的仪式观；上新了·故宫；文化类综艺节目

自从19世纪以来，美国公共话语里的“传播”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詹姆斯·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信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它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在仪式观的视角下，传播媒介运用符号形成现实的表征，并通过信息的共享达到对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

《上新了·故宫》是2018年北京卫视推出的首档聚焦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新类真人秀节目，已连续播出三季。节目的最大亮点有三方面：其一，每一期节目中，嘉宾带领观众深入故宫各角落；其二，节目中，嘉宾用表演的形式对历史故事“情境再现”；其三，每期节目最后， 根据故宫相关的文化元素进行“文创作品设计”。相比于娱乐性综艺节目的狂欢戏谑，《上新了·故宫》传递出一种神圣秩序。在此过程中，观众不仅仅感受到其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之美，也沉浸于节目的打造的仪式盛宴之中，在“故宫探秘”的方式中重构共同的文化信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些特质正符合仪式观理论，本文将从《上新了·故宫》的符号表征、传播媒介、互动参与三方面分析其如何将文化内涵与娱乐性高度凝结，在观众心中构建起独特的仪式性特征，从而引发共鸣，取得成功。
1 符号与隐喻：仪式符号中的文化记忆再现

仪式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集合体系，是由众多象征性符号构建起的文化与价值的象征体系。将传播内容分解为不同的符号，通过对典型符号的选择、组合，建构起多层次的符号体系，更易于解读其内涵与意蕴。《上新了·故宫》选择与故宫相关的典型符号，并通过符号的排列组合来营造传播内容的仪式感、再现历史文化的隐喻意义。

1.1 场景符号

《上新了·故宫》节目中建构的场景具有一定的仪式独特性，节目塑造了故宫这一仪式空间。在空间层面上，恢弘壮阔的皇家宫殿营造着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在时间层面上，其承载着的600余年历史蕴涵着深厚的文化隐喻。节目通过真实场景与虚拟场景结合，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故宫场景，让观众全面感受故宫的仪式氛围。例如，在探寻延禧宫中被大火烧毁的水晶宫时，节目通过动画缓缓搭建出“建筑完成假想图”，一座洁白的宫殿出现在观众面前，美丽至极，不禁让人在与现实的对比中感受历史的痕迹，思索历史之厚重，引发出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思考。虚实场景符合相结合，再现历史场景，消解时间的跨度，给予观众神奇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从典型场景符号出发，转而聚焦到当下社会，不乏对历史厚重的感慨，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从小场景出发，却又不乏宏大叙事，将文化内涵隐喻与符号中[2]，这是文化类综艺节目之意义所在。

1.2 人物符号

任何仪式都有用于维护仪式纪律、推动仪式进入既定程序的主持者，以彰显权威的在场。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权威者由节目嘉宾来担任。明星嘉宾邓伦作为节目的“新品开发员”，拥有大量影视粉丝基础，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有利于增加节目热度。

同时，《上新了·故宫》中邀请的嘉宾往往参演过故宫相关影视剧集中的角色。例如，节目邀请嘉宾邬君梅参与探索“紫禁城中的零零后——溥仪、婉容、文绣的故事”，觀众自然联想起其在《末代皇帝》中演绎的文绣，回想起电影中呈现的特殊历史时期，更易产生情感共鸣。

与传统娱乐综艺不同，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内容多为专业性较高的历史文化内容，《上新了·故宫》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业嘉宾在节目中为观众答疑解惑，增加节目的专业性，同时消弥了历史文化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感。在专业嘉宾面前，明星也与观众一样，对历史文化兴趣颇深却所知寥寥。因此，在探寻文物奥秘的过程中，嘉宾也可以看作仪式的参与者，在情感认知方面与屏幕前的观众相融合，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以文化内容为主导，弱化了“明星至上”的审美，强调专业人士对节目的升华作用。明星仅作为文内容化的探寻者、参与者。有利于对综艺节目“娱乐至上”的审美进行修正，推进文化类综艺节目文化仪式的进行。

1.3 横纵符号编排

索绪尔认为符号产生意义有“横组合”与“纵聚合”两种情况[3]。《上新了·故宫》具有横纵结合的模式。节目中，嘉宾走进故宫角落找寻线索，推进节目流程的进行，是“横向”直叙节目内容，偏倚综艺节目形式。而节目中结合嘉宾所处环境、探索的推进，在某一节点设计出的史料查询、情景表演等环节便是在“纵向”深入插叙某节点的相关历史故事、文化背景，偏倚纪录片形式。采用“综艺+纪录”模式，是对娱乐综艺节目与纯文化科普类节目双重超越，在提高受众观看兴趣的同时更便于理解符号隐喻的意义。
2 传递与扩散：传播时空中的文化意义外延

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电视、网络媒介等进行传播，隔着屏幕观众虽然与屏幕中的世界并不在同一个时空，却能沉浸在节目中所营造的文化空间中。可以说在当今的语境下，媒介的使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仪式。

2.1 多媒介融合共建仪式空间

《上新了·故宫》在电视首播，播出时间为每周五晚9：08，选取周末休息日，保证了观众参与仪式的在场，观众打开电视收看节目被视为接收邀请，身临其境地参与到仪式当中来[4]。同时，节目中插入了“跨屏互动”的环节，引导观众通过“今日头条”手机端查询节目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更利于对文化知识的了理解。通过手机端上传自己的文创作品，参与到节目文创设计中去，增强了观众在节目中的互动感与话语权。

《上新了·故宫》节目除了固定的电视播放时间外，通过微博、抖音、B站等众多互联网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在互联网平台收获了极大热度，位列爱奇艺热度榜文化类第一名、微博综艺热播榜第一名等。《上新了·故宫》更是联合主流媒体、文博类媒体，还是政务、党团、高校媒体，共同进行节目讨论，形成了破壁式的热议。

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突破了传统电视传播内容的单向性，在节目中实现了观众的参与、互动以及创造，提供了一个将受众吸引到一起的“仪式化场域”，完成文化记忆的重构与强化。同时也在互联网构筑的网络文化社区中共享某种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强化了互联网场域的文化性，弱化了其娱乐狂欢性。

2.2 多产业联动拓展仪式空间

在传播的仪式观中，传播作用从短期效应上升为了一种长期效应，注重传播对信仰的扩散、对秩序的建构，注重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而这种延续对能够实现群体的情感维持。

在电视节目日趋“同质化”“快餐化”的今天，许多节目追求一时的收视热度，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的消失，影响力和节目的余温难免被冲散，节目往往难以引起观众持续的共鸣。而《上新了·故宫》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仅局限在节目内容对历史文物探索本身，而是在节目外通过多方合作，以“文创”形式将文化影响力持续下去，将文化内涵实体化为具体事物加以延伸。节目设置了实体“上新研究所”，可供观众亲临参观文创产品，不仅加深了观众对节目内容的印象，更是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通过文创的设计与上新，更有许多未观看节目的人被文创作品所吸引，也纷纷被感召，加入到这场文化仪式中来。节目引起了大众对历史文物、博物馆的兴趣，也掀起了故宫文創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是对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双重突破。
3 互动与共享：仪式参与中的文化共识建构

传播仪式观认为，人们通过参与仪式最终完成身份的确认，从而建立公共空间的秩序，达到对社会的维系，强调传播过程的互动和共享。在仪式中完成信息的传播、对历史的呼唤，并使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对集体记忆的确认。《上新了·故宫》着重强调观众的参与，在参与节目的过程中，实现了认同到共鸣、重构文化记忆的目的。

3.1 构建文化共同体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受众群体本质上在内心构建了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出于兴趣、价值取向聚集在一起，是平等、拥有话语权的，在共同体中，观众形成了群体认同，并在互动和分享之中感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强烈存在，形成独有的集体记忆，进而促进共同体的紧密化。例如，《上新了·故宫》的微博超级话题聚集了3.6万网友，这些陌生的网友出于对节目的共同爱好，自发形成了微博上的一个共同体，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参与讨论节目内容。节目结束后，这些群体仍然活跃在网络社群之中，在超话社区中分享传播着文化内容。网友带着“上新了故宫”话题共享着自己拍摄的故宫的美景、博物馆文物，分享文物故事、文创等。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在超话社区中由相互疏离到聚集，自然构建起了文化共同体。又如，爱奇艺携手《 上新了·故宫》举办故宫600岁生日“应援”活动，赢得广大观众的积极参与。可以看出，观众通过观看文化类综艺节目也会在线下形成文化共同体，参与线下文化传播活动。

3.2 唤起情感共鸣，实现文化共享

观众被聚集在共同体中的同时，不是将节目中的事物视为与自己无关的文化消费品，更重要的在于在此过程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被他人的情感所感染，建立起情感连接，激发情感的强烈共鸣，加强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文化类节目要想实现历史与现代人的良好交流，让受众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灵魂和文化的魅力，需要拉近文化与观众的距离，从而形成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上新了·故宫》注重节目与观众的情感互动，通过情景表演唤醒观众心中特有的文化情感，形成文化认同。例如，在演绎“郑和下西洋”相关情节时，观众看到郑和不顾海上凶险，多次为了文化使命下西洋，弹幕纷纷刷屏“感动”，进行情感互动。这是参与到仪式中的人油然而生的、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观众在节目中得到情感共鸣时，会越发喜爱节目的内容，并定时、定点观看，巩固了仪式特征中的固定性与重复性。带来正向的情感互动、传递，进而在社会中更广泛迅速传播。同时，当观众将自身感受表达出来，“仪式”中所蕴藏的深层情感会形成集中的爆发，这种由节目自然产生的自豪感、自信心，不仅会在受众中传播，也会形成巨大的传播力向外扩散，从而形成更多人对文化的认同。
4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启示

本文所述的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传播，注重传播过程中“符号—媒介—参与者”三方面的参与，实现了文化内容传播从传递的广度向文化内涵宽度的推进，这种传播方式对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4.1 注重符号选取与编排

传统文化要实现真正的“复活”，与公众建立共识是最基本的要求[5]。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对典型文化符号的解读，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也赋予了电视节目新的活力，实现了公众文化共识的建立。历史文化符号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更易于激发观众的价值认同，造成持续影响。因此，综艺节目应注重文化符号的选取与编排，在符号选取上应紧扣社会文化，用心编排，在探索文化符号本身的基础上亦聚焦于历史内涵的探索，使节目的意义更为深邃、影响力更为广泛。

4.2 注重多媒介传播及受众参与

传统电视文化节目往往对文化进行线性传播、单向输出，受众较少且无法激起观众的观看兴趣，观众对文化积极性较低。因而，在综艺节目制作过程中，需要注重观众参与，利用新媒体技术在观众的共享中引起情感共鸣，在互动中激起文化认同，提高观众的观看兴趣。同时，受众地位的提升，能引导观众自发在多平台共享传播内容，从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基于多渠道、多产业广泛传播能够召唤更多受众参与观看，进而扩大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有利于电视媒介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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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燕.《如果国宝会说话》用“仪式”重构文化[J].青年记者，2018（36）：74-75.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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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佳.从传播仪式观解析文化类节目创新：以《故事里的中国》为例[J].青年记者，2020（11）：75-76.

传播描述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互联网时代，谣言传播呈现新特征。文章对“知微事见”2018年的235条网络谣言进行了数据统计与分析，目的是对网络谣言进行社会病理学研究，以概述当下网络谣言的现状，试分析其原因，并尝试对其趋向进行预测，从而为网络谣言传播公式的修正提供参考。笔者通过对网络谣言内容分布、首发媒体、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的特征分析，认为网络谣言的特征与受众的阅读习惯、媒体平台的传播方式以及政府和媒体的控制监督有关。笔者参考了网络谣言的现状与社会结构，预测网络谣言的特征在短期之内并不会发生改变。

关键词  网络谣言;社会病理学;统计分析;谣言传播公式;文本分析;场域

1938年，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提出影响人们预测性判断的两个因素分别是相关事件的模糊程度以及重要程度，他还指出“重要性”的影响力大于“模糊性”的影响力[1]。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乌伊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和里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于《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谣言的经典公式：R=I×A，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他们还指出“重要性”与“模糊性”二者对于谣言的传播来说缺一不可[2]。1955年，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克洛斯提出了影响谣言传播的第三因素“批判意识”。“批判意识”与个人相关知识、智慧、洞察力以及道德价值观相关，故而“批判意识”与谣言的传播呈负相关，于是，谣言传播公式被修正为R=I×A/C[3]。

谣言经典公式、谣言修正公式更适于传统媒体时代涉及公共事务的谣言或重大社会谣言;新媒体时代，“个人主义”盛行，谣言的传播呈现出了新特征，例如日常化议题、故事化导入、数据化支持、专家化名头、社会化传播等[4]。“网络谣言”指的是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传播的谣言[5]。当下，网络谣言是国内谣言研究的热点话题，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集中于网络谣言的内容、传播特点、传播渠道、传播节点以及治理等方面。在内容方面，李彪、喻国明根据网络谣言议题的不同，将谣言划分为科学常识类、社会时政类、军事领域类、国际领域类、历史文化类、明星八卦类、财经新闻类[6]。在传播特点方面，谢新洲、安静指出网络谣言除了具备单一网络信息的特点之外，还具有特殊之处：群体性特征明显;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对时效性要求较高;谣言的可信度与社会影响无明显关系[7]。在传播渠道方面，刘瑞生指出论坛、微博、QQ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渠道，而微信正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8]。在传播节点方面，程萍、靳丽娜指出谣言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为链状模式、树状模式以及漩涡形复式模式，其中漩涡型复式模式融口头传播、网络传播、传统媒体传播于一体，能够积聚更大的能量，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其舆论效力不可估量[9]。在治理方面，白树亮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应当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网络监控管理、网民媒介素养三方面着手[10]。

互联网时代，谣言有了一系列新特征、新特点，谣言的修正公式需要顺时而变、顺势而为。网络谣言作为一种顽疾，国内研究集中于单一方面的研究，在全局性、系统性的病理研究方面稍显欠缺。笔者参考了布迪厄“场域理论”对具象场域的分析，引入社会病理学理论探讨了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及发展，希望为学者修正谣言公式、提出新谣言公式提供参考。

1  研究模型及问题提出

网络谣言传播是一个有关系、有形构、有限定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相交融的虛拟空间，符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即“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在布迪厄看来，对具象场域的分析至少有三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分析场域所在的元场域的相对位置;分析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分析整个场域中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类别[11]。网络谣言传播场域的元场域相较于其他场域的相对位置分析，即网络谣言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析，以及网络谣言场域中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及类别分析，二者涉及网络谣言的原因探讨;网络谣言传播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分析则牵涉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等方面的研究，与网络谣言的现状研究相关。

对网络谣言场域的研究可以引用社会病理学理论，从而全局性、系统性探讨其现状、原因及发展。涂尔干指出，“人们容易把两种不同的现象混淆在一起，一种是应该怎么样就怎样的现象，另一种是应该这样却偏偏不是这样的现象，可以称为病态的或者不规则的现象。”[12]社会病理学观点将社会病态现象与有机体进行类比，社会作为一有机体难免带有种种病毒，产生各类疾病和异化[13]。对于网络谣言传播场域来说，网络谣言便是病态的或者可称为不规则的现象，从而使社会有机体产生了疾病。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社会病理学分析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病态现象，从现状、原因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14]。具体来说，网络谣言病态现象的现状是其病症，包括首发媒体、内容分布、媒体参与度以及事件持续天数特征;原因是其病因，包括表层病因及深层病因;发展则是预测其趋势变化。

该模型可以有效地展示网络谣言的病症、病因及趋势，从而研究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以及发展。依据该模型，本文选取了“知微数据”官方网站所记录的2018年235条谣言，进行了病症、病因以及趋势分析，从而研究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及发展。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

1）2008年，我国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事件持续天数、媒体参与度呈现何种特征？

2）这些因素之间呈现何种关系？这些关系揭示出网络谣言表层病因和深层病因分别是什么？

3）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参考社会结构，对于网络谣言传播有何种预测？

2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2.1  数据来源

知微数据拥有覆盖互联网全资讯平台的海量数据储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涵盖情报感知、情报分析和情报智库的多层次全方位服务。其产品“知微事见”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理念和技术，有效呈现了中国社会近年来特别是当前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它能够对全部事件进行体系化的标签标注、分类储存，并建立了有效的影响力评价体系，对各类事件各个维度进行了全方位地展示。

本文选取了“知微事见”2018年的235条谣言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社会统计学方法，通过SPSS23.0软件，对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影响力进行了数据采集以及分析。

2.2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统计学的方法，对“知微事见”所提供的首发媒体、重要媒体参与数、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影响力指数等数据进行维度分析，内容处理的步骤如下：一是根据样本特点对235条谣言进行人工分类，将其划分为财经新闻类、军事类、国际领域类、科学常识类、历史文化类、明星八卦类、社会时政类;二是对抓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并绘图。

3  病症描述及病因分析

3.1  病症描述

3.1.1  内容分布

在235条谣言中，社会时政类谣言占比39.57%，居于首位;其后是科学常识类谣言，占比21.70%;国际领域类谣言与财经新闻类谣言均占比12.77%;之后是明星八卦类谣言，占比8.94%;历史文化类谣言占比2.98%;军事类谣言居于末位，占比1.28%。社会时政类谣言占比最多，其次是科学常识类谣言，二者显示出“日常化议题”趋势，表明与人息息相关的社会时政、科学常识问题更容易引发人群关注，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更多地集中于日常生活、个体自身之上。而军事类谣言占比最少，可能与我国对军事类议题的严格监控、筛查有关。

3.1.2  首发媒体

网络谣言首发主要通过微博，其次是通过网媒，最后是通过微信。除历史文化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国际领域类谣言、军事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明星八卦类谣言、社会时政类谣言都主要通过微博进行首发;历史文化类谣言主要通过微信进行首发。笔者认为微博用户数量较大、活跃度较高是微博作为谣言主要首发地的原因之一;且微博的转发、点赞等互动方式较为大众化，而微信集中于“圈群化”传播，网媒的互动性受限，是微博作为主要首发地的另一原因。历史文化类议题涉及的历史类、文化类知识丰富，需要长篇文章进行讲解、讲述，更适宜微信公众号媒体刊发。

通过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其影响力平均数为49.46;其次是通过微博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平均数，为45.65;通过微信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平均数最低，为45。可以看出，虽然网络谣言主要通过微博首发，然而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最大;但网媒、微博、微信三种首发媒体的影响力平均数相差不大。笔者推测，网媒的权威性“加冕”效应是网媒影响力最大的原因之一;融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平台、渠道等融合、贯通，使得网媒、微博和微信的影响力相差无几。

3.1.3  媒体参与度

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数目最多，平均23家;其参与明星八卦类谣言平均18家;其参与社会时政类谣言平均14家;其参与国际领域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平均13家;其参与历史文化类谣言平均7家;重要媒体参与军事类谣言数目最少，平均5家。重要媒体参与各类网络谣言的平均数目，与网络谣言的数量、热度有关。网络谣言中军事类谣言最少，且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故而重要媒体参与其传播较少。财经新闻类谣涉及生活众多方面，具有传播的价值;同时，财经新闻类议题与人们日常生活又密切相關，迎合当下消费社会现状，具有较大受众群。因而，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传播数目最多。

从柱状图可知，除历史文化类谣言，其他各类谣言中央级媒体参与度均最高;财经新闻类谣言、明星八卦类谣言中科技类媒体参与度位居第二;而在国际领域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社会时政类谣言中财经类媒体位居第二。在历史文化类谣言中，科技类媒体参与度最高，其次是财经类媒体，最后是央级媒体。除历史文化类谣言，央级媒体参与各谣言的追踪、报道、辟谣较为积极，显示出央级媒体的担当与责任心;各类谣言传播中，财经类媒体与科技类媒体参与度大致相同，部分原因在当下媒体的激烈竞争，也与各类议题牵涉面宽泛有关。历史文化类谣言与人们日常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其报道面相对较为狭窄、专业，是央级媒体参与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3.1.4  事件持续天数

国际领域类谣言平均传播持续时间最久，为9.83天;科学常识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8天;社会时政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7.44天;历史文化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7.31天;明星八卦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6.22天;财经新闻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5.27天;军事类谣言持续时间最短，为4.82天。各类网络谣言持续时间均不超过10天，显示出当下人的“碎片化”“选择性注意”等了解“拟态环境”的习惯;同时，也彰显了当下谣言监控的优良状态，有关个人或部门能够及时发现谣言、控制谣言、疏解谣言。国际领域类谣言传播较为持久除与其背后势力等因素有关，也与国际谣言的辟谣程序较为繁琐有关;而军事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等监控较为便利，且群众对其辟谣信任度较高是这二者平均传播时间较短的原因。

3.2  病因分析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社会时政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是网络谣言的主要类别，军事类谣言在网络谣言总数中占比最少;网络谣言主要通过微博平台首发，网媒、微信也是网络谣言首发的主要平台;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相对最高;央级媒体参与网络谣言数目明显高于科技类媒体、财经类媒体，其中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的平均数目最高;网络谣言平均持续天数在4到10天，国际领域类网络谣言传播平均时间最久，而军事类谣言传播平均时间最短。

3.2.1  表层原因

伴随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是“个人主义”的盛行，人类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转向个人领域，公共领域逐渐地消亡，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占据主流空间。社会时政、财经新闻类正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注意力焦点。社会时政类议题、财经新闻类议题更容易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极易滋生人们的不满情绪，因而是谣言的爆发集中地。“两微一端”作为国内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微信、微博、网媒符合人们碎片化阅读的习惯，也适应人们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是人们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互联网平台。而正是由于其用户群的特征，以及用户使用平台的“惯习”，从而使得谣言容易生成、传播。而微博作为大众化传播工具，相较于微信的“圈群化”，其各类谣言更容易大面积传播;微博用户相较于网媒用户，活跃度较高，从而使得谣言转发率等较高，能够以较快速度获得较广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网媒如网易、新浪等网站、手机客户端，其存在权威“加冕”，相较于微博、微信，更具可信度以及权威性，从而使得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其影响力最大。网络谣言已获得了政府、媒体等的注意，网络谣言的监管、疏解获得了重视。媒体行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媒体都在试图争夺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故而各类媒体都积极的参与网络谣言传播之中。然而，媒体的良心也使得各类媒体积极参与网络谣言的辟谣，为公众提供事实的真相;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愈发重视也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持续时间较短;日常生活的繁杂性、信息的爆炸、公众对信息获取的习惯等也使得“旧的”网络谣言较易被“新的”网络谣言所代替。

3.2.2  深层原因

网络谣言传播场域相较于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的位置正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深层原因;网络用户的本身心理、行为特征也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深层原因之一。网络谣言并非仅仅是虚假信息，谣言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反映。不同类别的谣言正显示出在此相关场域内群众所积累的不满情绪，或是不安感。例如：2018年12月3日，宜昌多名网友视频传播“金东山双汇公交IC卡管理中心附近，有一名专业碰瓷老太太”，该视频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留言、转发以及关注，宜昌市公安局获悉后走访周边群众、访问公交司机、调取监控，并无此现象。碰瓷是一种社会现象，碰瓷者通过污蔑他人获得金钱，这种现象由于牵涉道德、法律，总是能引发网友的激烈讨伐;同时，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并且未得到良好的解决，更是舆论爆发的热点区域。网络谣言在此种议题中最易爆发、传播。此类网络谣言爆发的深层原因，正是社会秩序的难点，是社会秩序未良好运行的结果。只有各级部门遵纪守法地监管好社会，群众提升个人素养，使不良的社会现象逐渐消亡，才是解决此类网络谣言的根本之法。

网络谣言传播的另一深层原因则在于受众自身。互联网时代，异化的群众趋于“异向型人格”，即“开心就好”。群众的获取信息、义愤填膺等行为部分是出于“狂欢”，即异化的个人通过参与集体性的活动之中减少孤独感，获得陪伴感。网络谣言本身并不重要，群众更多的是在谣言中获得另类的“开心”。除此以外，“社交货币化”也是网络谣言产生的深层原因。在网络谣言的传播之中，受众获取信息，以此作为社交货币与人交往。究其本源，异化各人的心理特征、行為特征实际上是消费社会的缩影。

4  趋势预测及思考结语

通过“知微事见”235条谣言的数据统计、分析，显示了2018年全年网络谣言的传播现状，并且揭示了其产生的表层、深层原因。Web2.0时代正在发展之中，5G时代即将来临，互联网的发展势头正旺，传统媒体正在转型，互联网媒体竞争激烈。互联网平台会不断增多;但由于“壁垒效应”，微博、微信等平台或许在一定时间内维系其主流互联网平台的地位。故而，网络谣言传播的首发媒体、传播平台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而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则更多地取决于网络谣言的深层病因，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网络谣言的数量或许可以逐步下降，但网络谣言的主要类别可能不会有较大改变。2018年以来，党、政府对舆论愈发重视，多次强调“舆论”的监控、管理，网络谣言作为舆论易爆发点，将会获得政府各部门、媒体的更多关注。故而，其治理也将更为高效、便捷。

本文关于网络谣言的病症显示出2018年网络谣言的现状，通过对其数据分析，可以找到网络谣言的病因，并可结合当下社会现状，对网络谣言未来趋势进行预测。网络谣言的病症是其表象，通过现象发现其本质，并从本质上治理，该治理不仅需要媒体的自我管束，也需要群众的配合、政府的监管。本文所提供的2018年国内网络谣言传播社会病理学分析，对于修正谣言传播公式、提出新谣言传播公式具有借鉴、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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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描述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动画取得如今的硕果，离不开的是中国动画一开始就在民族风格这方面做足了功夫，将戏曲与动画结合起来。中国动画融入了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本土的戏曲文化，包括和戏曲元素的结合，借鉴戏曲题材，在内容、形式、技术上深层次地进行创新，从而表现本土地域文化。它以传统戏曲文化题材为动画创作基础，通过对戏曲元素的吸收，使得我国动画获得了更好的发展，但是，在动画艺术的创作中，必须对题材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和重构。本文从戏曲艺术的特点和动画创作的基础要点出发，分析陕西本土戏曲艺术与动画创作两者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了陕西戏曲艺术与动画创作相融合的实践应用和创新。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多样化的现代媒体传播载体在影像传播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人们对其十分依赖。戏曲作为传统的表现形式，只能依托剧场、剧院进行展播，播出方式受到地点、时间和载体的制约，从而不能更好地展示在大众的面前，这就使传统戏曲的发展静止不前。而传统戏曲与数字动画的结合，既是一种发展的潮流，也是一种创新的传承手段，改变了动画和戏曲两者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现代影视中以电子技术制作的电影动画逐渐兴起。动画这种新颖形式不受场景限制，逐渐发展壮大，动画片被大众接受的范围越来越大，慢慢成为大众娱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近年来，国家注重对各种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予以发掘和保护，在传承创新本土文化这方面尤为重视，政策上给予很大的支持。很多学者和研究工作者对传统戏曲文化和动画产业相结合这方面下足了功夫，加上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前景被广泛看好，国家对其重视度很高。专家、学者认为，只有将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动画创作结合起来，融入具有传统文化的戏曲元素，形成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我国原创动画产业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

一、陕西本土戏曲艺术的特点和动画创作的要点

（一）陕西本土戏曲艺术的特点

以秦腔为例：秦腔是陕西本土戏曲曲种之一，涵盖范围广阔，秦腔又称滦，西方秦腔，较多流行于我国西北五省，中国西北其他多个省市也都有流行。古代也曾有对“秦腔”的理论记载，此时秦腔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秦腔唱腔为板式变化体，有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比较欢快，后者善于表达悲伤，凄凉的感觉。秦腔表演较为粗犷和深刻，但又有夸张和细腻的成分。秦腔广受欢迎，不同地区演变成不同的风格。例如，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凤翔、岐山、陇县和甘肃省天水一带的称西路秦腔（又叫西府秦腔、西路梆子）；流行于汉中地区的洋县、城固、汉台区、勉县一带有南路秦腔。秦腔剧目，据统计目前约有三千，有英雄史诗的，也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近现代剧的。唱秦腔，声音要高亢激昂，对歌喉有着极高要求。秦腔戏曲其特点是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在部分演唱表演中，更是要求要表现出大声吼的样子出来，所以有“吼秦腔”一说，在陕西八大怪里边，秦腔不唱吼起来就指的就是这种。秦腔唱腔包括“板路”和“彩腔”两部分，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腔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表现悲愤凄哀的感情；欢音腔欢乐明快，表现喜悦情感。彩腔，俗称二音，音高八度，多用在人物感情激荡、剧情发展起伏跌宕之处。凡属板式唱腔，均用真嗓；凡属彩腔，均用假嗓。

（二）动画创作的重要之处

动画早期源于国外，后经流传到世界各地，再流传到中国，在形式制作上，汇集了多种艺术绘画门类，从原始印记到简单动画，从黑白动画过渡到彩色动画，从无声动画变成有声动画，后来又加入了摄影、文学、音乐和戏曲等艺术门类。现阶段，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动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形式；从创作角度来看，现代动画主要是通过绘画创作、运动画面，结合现代数字技术手段将这些画面呈现出来，形成动态效果，参照于现实而不直接表现现实，从而形成最终的效果，使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能够被不同年龄结构的人群接受。

现代动画创作呈现出内容丰富、自然生动、节奏明快和气氛烘托四大要点。一是内容丰富，指的是剧情依据故事改编之后，观者感情更投入，能带动观者本身的精神传达，故事情节又设置得比较合理，有效消除观者的审美疲劳。二是自然生动，动画设计效果对作品的呈现效果有着直接关系，这种设计是人物和场景从里到外的设计，人物造型与人物性格相契合，作品的传播效果将会达到预想的效果。三是节奏明快，动画作品的节奏设计有助于剧情的展开，通过节奏快慢使剧情呈现出跌宕起伏的特征，更能够吸引大众的关注，使其好像身临其境，当然节奏的快慢要善于把握，不能很快，也不能很慢，快慢也不能模糊，不然会使大众看的身心疲惫。四是气氛烘托，现代动画创作能够通过音乐、戏曲等表现形式来营造气氛，更好地推动作品的演绎和剧情的发展，加上场景的布局和色调的渲染，有恐怖色彩的，有喜剧色彩的，有悲伤的，有高兴的，观者一目了然。

二、陕西本土戏曲艺术与动画创作的相通之处

陕西本土戏曲艺术与动画创作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艺术特色方面，一是表现形式具有相似之处，无论是戏曲，还是动画，都是通过表演形式和媒介载体虚拟化展现给大众，满足大众在视觉艺术方面的需求。戏曲的剧情都是在保证人们能够听懂、看懂的基础上进行的，将繁琐的语言表达得通俗易懂，又富有文化气息。戏曲中有表达人物性格的脸谱装扮和服装造型，注重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塑造，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层面引起人们在思想道德层面上的共鸣。动画创作在人物设计、故事背景选材等方面也要尊重自身的地位，其中的说教内容也是本着艺术学概论中艺术的功能和艺术教育去表现的，注重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艺术审美教育作用。要贴近生活，以现实生活为导向，符合大众审美需求，传播积极的正能量。二是从艺术表现形式上来看，戏曲与动画都属于表演艺术，故事情节都是根据历史改编而来，二者的艺术效果不会因时空而限制，戏曲和动画都融会了音乐、文学等多种艺术门类，都属于高度综合的艺术。二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融性，如在剧情推进上，戏曲和动画都会选择音乐作为背景，对剧情进行烘托、渲染，更好地推进剧情的发展；在渲染气氛上，戏曲借助舞台背景、灯光和道具，动画借助场景绘画设计、色调和表现风格。由此可见，戏曲艺术的特点与现代动画创作的要点存在共同点。

三、借鉴当代中国戏曲动画创作中的不足之处

在动画创作中，戏曲动画还在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发展是不全面的，人们需要在动画创作中正视这些不足的地方，最终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創作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画观者大多的是儿童和青少年，在孩子接受文化教育和熏陶中，动画显得尤为重要，但不切实际的动画会影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果，所以，在创作和选材中要慎重考虑。

（2）在创作过程中，不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塑造扭曲，过度融入现代元素。例如，把摄像机、录音笔、刷卡器、出租车等现代元素融入其中，这样博得大众的一笑显而易见是讽刺的，人们应该避免这样的现代元素融入其中，使得戏曲动画不显得突兀。

四、结语

戏曲动画是新生传播媒介的主力军，人们要以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动画演绎戏曲，表现传统文化的精髓，积极传播正能量，展现戏曲动画的独特魅力。它对传承和弘扬陕西本土戏曲文化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推动了陕西地方动画教育的发展。对于以上的观点，笔者也是以学习者的身份来看待，仅从个人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渭南师范学院丝绸之路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级2016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陕西地方特色的戏曲动画研究”（国家级项目编号：201610723018；校级项目编号：16XK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玉林（1994-），男，陕西西安人，本科，研究方向：数字动画。

传播描述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手机短信独具的传播特点对政府形象塑造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当今社会，政府更看重利用网络，尤其是微博等新方式来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对手机短信的重视不足。通过对手机短信传播特点和政府利用手机短信的案例的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加以分析，并提出政府利用手机短信提升形象的方法。

关键词：手机短信；政府形象；塑造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遇到了特大暴雨。77人失去了生命。在北京能经常感受到北京的温暖，例如，在重大节日来临之前，北京市政府或公安部门会通过手机短信问候市民，并提醒市民注意防火防灾。但遗憾的是，在特大暴雨这种重大灾情来临之前，温情提醒短信却消失了。政府部门解释说存在技术障碍，但北京移动和北京联通相关负责人均否认群发短信存在技术障碍，并称此前已配合市政府运用多次。

政府利用手机短信传递信息，是因为手机短信传播具有的独特特点是传统媒体和一些新型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手机短信传播对政府形象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政府又该如何利用手机短信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手机短信传播特点

（一）范围广、速度快

手机用户的庞大数量，决定了手机短信的覆盖率也很高。在社会人际关系中有一个“六度空间”理论，是说你要找一个人，中间只需要通过5个人就可以找到他。在手机短信的传播中，实际上那个你把一条短信只要传给3个人，就可以传遍全世界。这就是移动互联网领域的“3周期传播原理”[1]。短信传播速度及时，信息可以在瞬间传播到大量受众。

（二）高到达率

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向对方发送短信。如果对方有重要的事情，他的手机可能处于震动或静音，但是对方仍然可以马上收到短信，对方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候阅读；如果他的手机关机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给他发送短信，短信会暂时储存在服务器上，等对方开机就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短信了。而且手机用户收到短信后一般都会去查阅，只有查看到的短信才会被删除，所以手机短信可以达到很高的查看率。

（三）参与性和互动性

当信息接受者收到一条有意义或者重要的信息时，会习惯性的转发给周围的亲朋好友，希望他们也能及时分享自己所得到的信息。 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回复信息，及时方便地参与信息的反馈和再创造。

（四）权威性

手机短信不但可以作为通讯手段，而且可以成为公共事务的发布平台、政府部门不说话的“新闻发言人”。政府是行政机关，国家权利的执行机构。政府通过手机向公众发布信息，是政府传播的一种。政府传播的信息具有权威性。

二、手机短信传播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

学者彭伟布认为：“政府形象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所引起人们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2]”政府通过手机短信与受众进行信息传递、沟通交流。政府的手机短信传播，对政府形象塑造有优势，也有劣势，是一把双刃剑。

（一）手机短信对政府形象塑造的优势

1.政府服务理念的体现。“交通部门提示：今晨东三环京广桥东南角辅路污水管发生漏水事故，东三环京广桥至朝阳路附近实行交通管制。”2006年1月3日早上北京市众多市民的手机上都“蹦”出了这条短信。这是北京市通讯运营商与政府部门合作向市民发出交通预警。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政府没有即使向市民发布路况信息，会有多少司机和行人遭遇不便，即使是现在的微博等新方式也会受到手机是否上网的制约，不如短信传播方便。政府利用手机短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急人们之所急，想人们之所想。

2.政府公信力的体现。政府利用手机短信传播平台处理一些公众危机事件，体现了政府的公信力。2005年3月10日晚，天津市塘沽区发生一起因人恶意牛奶投毒事件。政府紧急部署天津移动向所有在塘沽注册的手机用户发送一条紧急通知，内容为：“紧急通知：凡于2012年3月9日～12日，在塘沽上海道乐购超市购买的散装海河牌袋装牛奶，存放期间因受到严重污染，请停止使用。塘沽区人民政府。”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给了更多的人，更多的生命也因此不会受到伤害。及时的手机短信维护了人们的利益，也提升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3.政府责任高效的体现（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政府效率是政府形象的生命[3]。政府没有高效的运转，很多政府战略、诺言就不可能实现。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强烈的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移动立即联合开展救援行动，通过短信形式开展捐款捐物、新闻宣传、找寻失散的亲人等救援工作。手机短信让人们团结起来，受众通过手机短信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与全社会携手祖国渡过难关，也缓解了政府的压力，让政府工作更加高效的运转。

4.政府清政廉洁的体现。清政廉洁是政府形象的基础要素[3]。“政治上立场要坚定，不要摇摆；经济上要清白廉洁，不贪不占。天台供电局党委、纪委、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祝你周末愉快！赵德才【浙江电力】”2012年9月21日，浙江天台县供电局全体人员的手机里都收到了该局纪委干部赵德才发来的这条短信。为加大反腐倡廉宣传工作力度，丰富廉政文化建设内涵，该局于2010年4月起，利用手机短信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每周五向全局干部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发送一条廉政短信。这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手机短信宣教方式，加强了政府的廉政文化建设。

（二）手机短信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劣势

1.传播失控，政府把控失调。一个手机用户就是一个终端，她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文化素养、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但相同的是她们不仅是信息消费者和用户，也是主动信息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2008年10月，民众在接收到四川广元“蛆虫柑橘”短信后，出于复杂微妙的信息接收心理和日常生活的情感诉求，并不会顾及对信息真实与否的求证责任，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迅速扩散信息源内容。事实上，“蛆虫柑橘”事件进入手机短信平台前后，政府并没有进行权威的舆论引导和必要的信息甄别通道。手机短信的接收者也只能不断重复他们“信以为真”的暂时认同行为，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断强化，以致滚雪球般地速度将信息从四川广元扩大到全国。所以手机短信成了谣言的根据地，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2.传播不可测性，政府引导失职。任何短信的发送者都无法预测自己对整体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且发送，接收短信的门槛很低，传播源广泛分散，具有大众化特征[4]，这就使传播效果更加的不可预测。这种传播特点也导致了政府引导的困难。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到法国巴黎时，受到“藏独”势力干扰，法国一些政客不负责任的挑衅态度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抵制法国零售企业家乐福的呼吁成了人们表达爱国感情的方式。我也收到过几条这样的短信，号召所有人都不要去家乐福购物，哪怕是一瓶水也不要买，瞬时间的传递，效果遍及全球。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中，家乐福身陷“抵制门”，其后家乐福与商务部交涉，并多次发表声明，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3.垃圾短信，政府监管失效。200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短信群发公司制造大量垃圾短信的事实。根据央视记者的暗访调查，一个小作坊式的群发公司，只要几十个群发器、几台电脑和手机，一天就可发送高达43万条垃圾短信。几乎每一个手机用户或多或少都接到过垃圾短信，手机短信传播中的问题引起了全民关注。可是此时政府监管部门做了些什么呢？垃圾短信已经干扰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政府是不是应该高度重视，负起监督责任，让真正有益短信走进人们生活。

三、政府利用手机短信提升其形象的方法

目前，由于微博微信等的出现，政府对手机短信利用有所下降，更多的学者也倾向于研究这些新渠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如政务微薄。但不可否认手机短信对塑造政府形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政府应充分重视手机短信对自身形象塑造的影响，利用手机短信传播，提升其自身形象。

（一）建立全面的手机短信的预警发布机制

让百姓及时了解他们生活环境的一些危险情况，并即使做出相应的规避措施，把伤害减少到最小，是政府应不容辞的责任。在国内，福建最早利用手机短信发布台风信息 ，我国的其他省市也相应的建立了灾害天气短信预警机制。但这种预警机制只是偶尔使用，属于个别政府的个别行为，起到的警示作用也因此减弱。北京暴雨事件就充分说明，政府短信预警机制还不完善，政府应该建立全面手机短信的预警发布机制，制定手机短信的信息发布准则，让有用的信息及时、有效的传给受众。

（二）完善手机短信的反馈机制

良好的政府形象需要政府和受众在不断的互动中产生。政府不应该只是信息的发布者，它还应掌握受众对信息的接受程度。通过反馈，政府了解受众的需求和要求，调整自己的发布策略，发布更多受众所需要的信息。甘肃省金昌市2012年10月起利用手机短信平台展开“平安消防”手机短信回访活动，向广大市民征集对“平安消防专项行动”的意见和建议。接收到短信的市民可以通过回复相应数字向消防部门回馈有关情况。目前，政府对手机短信的利用还只是停留在发布阶段，没有注重受众的需求，完善手机短信的反馈机制也显得更加重要。

（三）内容把关，加强舆论引导

有效的治理不良垃圾短信，加强舆论引导，维护社会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政府通过手机短信加强舆论引导，对促进社会和谐、构建良好的政府形象都有重大意义。政府通过以下手段加强对内容的把关，进行舆论引导。一是建立手机短信管理法律法规，能够真正避免垃圾短信的发送；二是加强政府“意见领袖”的角色，发出真正的权威信息；三是应当将关乎公众利益的信息作为公益短信，免费发送到所有的手机用户。

当今社会新的传播技术层出不穷，今天是政务微薄受到欢迎，明天可能就是微信收到追捧，这些对手机短信传播都有不小的冲击，其实不管哪种方式只要对政府形象塑造有利的因素，政府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政府利用手机短信塑造政府形象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还需在摸索中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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