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经济转型范文

昆山经济转型范文第1篇

2012年9月20日，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第八届中国总部经济高层论坛”在宁波隆重举行。成都市锦江区、成华区、南京市鼓楼区、杭州市下城区、青岛市市南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等参与论坛协办。本次论坛以“发展总部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为主题，推出了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完成的《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2012～2013)》。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全国20多个省市、40多个城市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知名总部企业代表400余人参加论坛。

在本次论坛上，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国家发改委综合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廖国华、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区长孙黎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等20余位嘉宾通过主题发言和圆桌访谈的形式，深入研讨了总部经济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等热点问题，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新思路，对促进我国总部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坛上，中共杭州市下城区委书记项永丹、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副书记纪增龙、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婕、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晓博、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付超、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周国栋等分别围绕各自城市、城区总部经济发展特点及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主题发言，提出了许多来自实践第一线的总部经济发展思路和经验，对于增进城市之间、城区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具有积极作用。

总部经济模式

助推“走出去”战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在开幕词中指出，世界经济格局进入新一轮战略调整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地位的上升，本土企业“走出去”也迎来新的机遇期。总部经济是企业“走出去”的一种很好的模式。许多跨国公司也是采取总部经济这种模式走到中国来的，现在我国有很多企业也具备了以这一模式走向全球的实力。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在海外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分支机构，不仅对于我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应对国内生产成本上涨压力与资源能源约束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解决我国部分产能过剩问题，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改革开放，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总部经济理论首创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在论坛发言中指出，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应加速中国总部经济发展，加速中国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是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产业功能在不同空间的配置，实现了资源的优化，这是总部经济的核心。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设立海外生产基地、研发机构、地区总部等，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总部经济链条，取得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更多的总部经济收益。

赵弘研究员表示，我国企业加快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有三大动因：一是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我国出口加工、贴牌生产的模式遭遇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欧美国家普遍提出重归实体经济，增加国内生产能力，贸易保护主义随之抬头;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产业逐渐转移到周边成本更低国家。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以绕开贸易壁垒，更有效贴近市场，提高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二是从提升国家竞争力角度看，我国应加快培育大型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目前全球共有8万多家跨国公司，拥有80多万家分支机构，2010年创造增加值约占全球GDP的1/4，实现了全球70%以上的贸易额，掌握着全球企业93%的知识产权、90%的国际直接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不少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跨国经营。但目前我国跨国公司的数量、规模、跨国经营水平等，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2年我国内地共有136家进入“福布斯全球2000强”，远低于美国的524家和日本的258家。三是国内集聚的大量民间资本，迫切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拓展新的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房地产调控后，海量的民间资本由于寻求不到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大量进入资本市场、贵金属、收藏品、农产品等可以“资本化”的产品市场，助推通胀预期，最终侵蚀实体经济。民间资本亟待寻求新的投资渠道、投资领域。

赵弘提出，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有多种方式，传统路径包括设立海外生产基地、构建海外营销网络等，未来应结合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需求，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新路径：一是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积极利用国外优质科技资源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积极申请海外专利，在合作研发中，注意保留相应的专利权，在技术转移时，注意保留自己将来使用等权利;另一方面要积极保护我国的专利，包括在专利期未得到转化应用、但仍具有价值的一些专利，注意防范类似美国高智发明公司等专门投资于发明专利的公司所埋下的“专利地雷”。二是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公司，强化对各类分支机构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跨国公司一般采取“全球化布局、区域化经营”战略，通过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公司，统筹一定范围的多个分支机构发展，提高企业组织管理和运行效率，且能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更好地融入东道国。我国“走出去”企业应及早谋划，积极构建全球组织架构，通过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公司加快全球产业布局;一些新兴领域的后发企业，也可以先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总部，抢占发展先机，再根据国际化战略优化海外分支机构布局。三是建立全球供应链网络，实现对全球生产、销售、融资、品牌等进行有效控制和优化配置。我国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应积极探索通过全球供应链实现资源的外向配置，与外部的合作伙伴共担风险，从而实现最佳收益和最佳组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对于总部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对“走出去”战略的助推，宁波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奇指出：当前宁波市发展总部经济面临四大机遇：一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跨国公司加快将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职能部门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转移;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态势，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深化和宁波都市经济圈的构建，有利于宁波吸纳长三角区域高端资源要素，鼓励国内外甬商回甬投资设立区域性总部;三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宁波加快建设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区，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竞争;四是城市地位提升的新机遇，宁波定位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门户地区及加快高端服务功能、创新、文化服务体系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重点地区，将大大提高对更广阔区域资源的配置能力，吸引更多总部资源聚集，并为本土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在外地布局生产基地创造条件。

各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

本次论坛发布了“2012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榜”，成为与会嘉宾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据赵弘研究员介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借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国际竞争力指数评价方法，经过多年研究,创建出一套“中国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52个三级指标构成。自2005年起，每年采用各类统计年鉴正式发布的数据，以及国家有关部委和行业协会协助提供的相关数据，对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和排序,能够帮助各个城市了解其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与不足，为各城市准确判断其总部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制定科学有效的总部经济发展策略提供参考和借鉴。2012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榜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宁波总部经济发展综合能力位列全国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前十名。

赵弘指出，2012年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名主要呈现以下三大特点：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总部经济发展引领全国。这四个城市稳居第Ⅰ能级，是我国总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竞争优势最明显的城市。其中，北京和上海优势突出，拥有的国内500强企业占全国的31.4%，拥有的世界500强在华地区总部和分支机构占全国的68%以上。深圳和广州凭借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也成为吸引国内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聚集的重要区域。

区域性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综合发展能力逐步提升。在国家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导向下，一系列区域性规划陆续出台和实施，推动了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发展环境等方面均得到大幅提升，也带动了一批重大总部型项目的落地，发展总部经济的综合能力逐步提升。

部分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特色竞争优势更加彰显。部分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以吸引特定领域和特定职能的总部企业聚集，形成了城市特色竞争优势。比如，西安、武汉等城市依托其丰富的研发创新资源加速引导研发型总部聚集发展，宁波、青岛、大连等沿海城市依托外向型经济发展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聚集，取得显著成效。

总体看来，总部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成效。

链接：何谓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理论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在国内首次提出，他认为，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概念由研究制造业而提出，但是总部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服务业等其他行业。

总部经济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贡献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劳动就业效应、社会资本效应等五个方面。

税收贡献效应。一是企业的税收贡献效应，总部一般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要向其所在地上缴所得税，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之间一般采取母子公司或总分公司的形式，基地的一部分应税利润将通过“合并纳税”(针对总分公司制)或“投资收益”(针对母子公司制)回流总部。二是企业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效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个人收入丰厚，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做出贡献。

产业乘数效应。在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总部作为产业“诱因”，通过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导致关联产业的新生并聚集，从而实现区域产业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总部后向关联产业是指为使总部得以正常运转而向其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又称总部上游产业;总部后向关联产业是指以总部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为投入资源的产业，又称总部下游产业。

消费带动效应。总部消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总部的商务消费，包括写字楼、办公用品等硬件消费、运输和出行消费以及高档商务和休闲娱乐为主的商务消费等，能够有效增加城市的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结构;二是总部员工的消费，包括居住、购物、交通、子女教育、健身、休闲娱乐消费等，由于企业总部员工一般收入较高、购买力较强，因而表现为必需品消费在日常消费中所占比重较低、大量的消费为需求弹性较高的非必需品，是整个社会消费创新的主力，且引导着社会消费需求的走势。

就业带动效应。一方面，企业总部为在所在城市提供了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雇佣大量管理、营销和科研等高素质专业人才，成为吸纳高知识性人才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总部经济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了围绕企业总部经营活动的相关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行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制造业更强，从而吸纳更多就业人口。

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能够提升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同时，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够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再造，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进一步加快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昆山经济转型范文第2篇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充分释放资源效应。要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围绕域内现有企业，积极培育壮大规模企业群体，通过招商引资、嫁接改造、扩能升级等有效途径，加快推进企业战略重组，用高新技术推动向优势产业延伸，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要积极培育发展接续产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在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上实现历史性突破。要科学开发利用现有资源。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力度，努力在促进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利用中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在对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中培育立县企业，在对资源的集群化整合中扩大园区规模，在延长产业和产品链条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围绕矿渣、废料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开发，加快推进节能环保、新型建材产业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做大做强产业集群。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要依托资源优势，注重发展产业集群。要做优业已形成的产业集群。着眼于产品的提档升级和产业的规模扩张，通过招商引资促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重点骨干企业向集群集中，做大做强，创优品牌。要迅速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依托资源优势，实施资源型企业整合、兼并、重组，推动资源加工企业迅速扩大产能，延伸产业和产品加工链条，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促进就地转化升值，迅速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要坚持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用现代工业成果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提升农业。像建平县这样的地区，十年九旱，生态条件脆弱，应当把设施农业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措施来抓，加快推进设施农业建设。要按照“一县一品”的发展要求，重点发展畜牧业。推进乡镇特色主导产业培育工作，加快实施交通干线产业带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扩大主导产业品种种植面积，促进龙头企业与基地建设高效互动。加快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积极发展行业协会和农民经纪人队伍，最大限度地把农户纳入到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来。要加快建设农业龙头企业，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早日上市。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加速发展文化产业。提高三次产业在整个地区经济中的比重，改变过度依赖矿产资源发展工业、依靠传统方式发展农业的现状。积极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题中应有之义。建平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更要做强文化这篇文章。要实施文化产业带动战略，结合城市扩面增容提质，

昆山经济转型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的发展正在经历第三次经济转型。第一次转型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历史转变。第二次转型以扩大对外开放为动力，实现了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转型的阶段，核心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向创新型经济升级，着力建设“三个高地”：就是建设产业高地、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加快实现“三个提升”：就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这一目标，发展理念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路径要进一步转轨，产业发展要进一步转型。

首先要关注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了解全球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立足自身优势和现实基础，重点培育和发展六大新兴产业。

一是新能源产业。围绕再生能源利用、新能源设备制造和智能电网三大重点，加快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使新能源产业成为江苏的战略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二是新材料产业。依托骨干企业，加大投入力度，提高研发能力，加快新材料产业化进程。

三是新医药产业。以生物制药、现代中药为重点，积极开展重大技术项目攻关及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着力引进一批技术领先的知名企业和重大项目，加快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特色优势明显的医药产业群。

四是环保产业。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低碳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发展环保新技术，开发环保新产品，加强环保基地建设，促进环保产业扩大规模、提升水平。

五是软件和服务外包。积极开拓市场，加快软件园和苏南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带建设，实现从中低端向高端、从一般外包向品牌外包转变，着力提升软件和服务外包发展水平。六是新传感网产业。努力突破核心技术，加快建立产业基地。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要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两端延伸，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占GDP比重、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其次，要着力推进自主创新。

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科技服务“四大平台”，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使更多的“江苏制造”变为“江苏创造”。以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为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做大做强一批科技型企业，建设一批功能完善、高水平的创新载体。最后，要突出抓好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

在大规模培训人才、提高人才素质的同时，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大幅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把人才队伍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实行优先投入，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特别要重视引进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创新团队。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深化改革，锐意创新，为发展创新型经济输送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昆山经济转型范文第4篇

摘 要：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其根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会促使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同时也会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山西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煤炭对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逐步固化形成了“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是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山西的唯一选择。因此，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 路径选择

资源型经济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和发展基础的经济形态。资源型经济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增强创新能力，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大，分布区域广，煤炭种类全，探明保有储量2695亿吨，占全国总量的近1/5。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占全国1/60的国土面积上生产煤炭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随着煤炭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山西逐步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成为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内经济增长回归“新常态”，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变化，煤炭需求的持续低迷对山西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煤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凸显，“一煤独大”利尽失、弊尽显。革弊兴利，转型发展，别无选择，势在必行。

一、对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的理论认识

（一）资源型经济的表现及解释

资源型经济是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开发为主导，主要国民生产部门依据核心资源进行布局，并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产业链条的经济体系。在资源型经济体系中，资源型产业是资源型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在资本积累、产业开发、劳动就业、贸易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产业都依附于资源型产业发展，或为其提供服务；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型产品的开发，资源型产品是当地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资源型地区具有先天的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对资源的规模化强力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优势产业。资源型产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将区域内各种优势资源统统汇集到这一部门。而其他产业部门因为缺少必要的生产要素难以正常发育和生长。这也是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资源型经济普遍存在，无论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似乎都难以逃脱“资源诅咒”。在发展之初，资源型地区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建立起比较优势，但很多国家却由于对优势资源和产业的过度依赖陷入优势陷阱，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资源型经济问题，表现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波动，甚至引发了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冲突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各个资源型地区存在着很多差异，然而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们仍有很多根本性的共同点，突出表现为“高地”经济现象、“飞地”经济现象、外部不经济、经济脆弱性和波动性等问题。

（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的过程，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体制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资源开发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初始动力，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便需要新的动力因素进行替代和升级。依据经济要素的递进理论，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动力必然会不断地从资源、劳动力向资本、技术，再向管理和知识的方向演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从“资源开发——资源繁荣——资源收益”的路径依赖中解脱出来，引导资源财富向工业资本转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和痛苦的，但却是资源型地区走出优势陷阱的唯一选择。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转型发展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由依靠增加资源消耗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是结构调整，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着力点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转型发展就是要打破“因资源而兴、因资源而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开采、初步加工向资源深度开发、深度加工转变，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二、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点及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煤、焦、冶、电”四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产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左右。多年来生产要素持续向资源部门的集中，导致山西经济发展对资源部门的依赖性持续增强。具体表现在：要素层面，劳动力和资本不断向资源部门集中，山西对资源部门的依赖程度，除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全国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外，整体处于持续上升趋势。事实上，近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也三起三落，几乎每10年一个轮回。煤价攀升，经济高涨；煤价回落，经济走低。繁荣与衰退，往往就在刹那间完成了交接与更替，煤炭与山西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征，本文分别选择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弹性、煤炭生产弹性等指标，对山西资源型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数据更为直观的解读煤炭与山西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煤炭消耗强度

煤炭消耗强度是衡量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主要指标，是指單位地区生产总值需要消费的煤炭数量。计算方法为：

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量（吨）/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煤炭消耗强度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又反映煤炭的利用效率。煤炭消耗强度越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同时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反之，煤炭消耗强度越高，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低。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耗强度越低越好。

山西省与全国2000年以来的煤炭消耗强度如表1所示，其中，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均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山西煤炭消耗强度呈逐年递减态势。从纵向来看：山西煤炭消费强度最高为2000年的7.73吨/万元，最低为2014年的2.51吨/万元，最高与最低值相差5.07吨/万元。从与全国对比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

由表2可知，2014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95吨/万元。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极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

1.从全国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天津、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江苏、重庆、广西、湖北、江西14个地区的煤炭消耗强度最低，都小于0.5吨/万元，其中北京最低仅为0.08吨/万元。内蒙、山西省和宁夏是全国仅有的煤炭消耗强度大于2吨/万元的三个地区。山西的煤炭消耗强度与北京市相差2.87吨/万元。宁夏煤炭消耗强度大于3吨/万元，煤炭消费依赖强度最大。

2.从中部六省情况看，江西、湖南、湖北的煤炭消耗强度均在0.5吨/万元以下，河南、安徽分别为0.69吨/万元和0.76吨/万元，均低于1.0吨/万元，山西在中部六省当中，是煤炭消耗强度最大的省份。

3.从山西省周边邻省情况看，陕西、河北两省的煤消耗强度分别为1.01吨/万元和1.04吨/万元；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高达2.95吨/万元，分别比陕西和河北高出1.94吨/万元和1.91吨/万元。内蒙古的煤炭消耗强度为2.05吨/万元，超过2吨/万元，低于山西0.9吨/万元。

（二）煤炭消费弹性

煤炭消费弹性是指经济增长1%时煤炭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比，反映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高，煤炭利用效率越低；煤炭消费弹性越小，则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低、煤炭利用效率越高。当煤炭消费弹性出现负数时，表明经济增长对煤炭的需求降低，也即依赖性减弱。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等许多负面效应。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费弹性越小越好。

从表3可以看出，除1981、1983、1990、1992、1997、1999、2010和2014年这8年外，山西省的煤炭消费弹性均为正数，说明山西省的经济每增长1%，煤炭消费增长率一般呈同向变化趋势，并且有16年都在0.5%以上。山西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趋势如图2所示。

（三）煤炭生产弹性

与煤炭消费弹性类似，煤炭生产弹性是指经济每增长1%时煤炭产量增长的百分比。

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煤炭生产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生产弹性反映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能源技术水平，也放映经济增长对煤炭供应的要求和依赖性。由于煤炭是可耗竭资源，因此，从长期看，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越小越好。

从表4可以看出，除1997—1999年、2009和2014年这5年煤炭生产弹性为负数外，其它年份均为正数，并且有21年都在0.5以上，说明山西经济增长每增长1%时，煤炭生产增长率一般同方向变化，且大于0.5%。

图3更好地反映了山西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的走势。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在1979年为1.1，1981年一跃达到11.86，1982年之后趋于平稳，在[-2，2]之间小幅震动。可见，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较高，其中有10年大于1.0，为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体上，从静态来看，2012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85吨/万元。2014年，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下降到了2.51，但还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55；煤炭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长期维持在0.5%以上。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较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其经济兴衰与煤炭资源紧密相连。煤炭兴则山西兴，煤炭衰则山西衰，因此，山西的经济转型重在资源型经济特别是煤炭产业的转型。

从动态来看，山西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煤炭消耗强度经过2000年以前的波动变化之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与全国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振幅也在渐趋平稳。虽然煤炭在山西经济发展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其对煤炭的依赖正在逐渐减小。长期以来山西省在资源型经济转型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转型伴随着改革历程一步步向前推进，改革也随着转型一步步深化，转型发展成效显现。但是，轉型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资源型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新常态”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利器，也是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诅咒”，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久和谐安定的必然选择。当前，山西必须积极应对新常态，通过可持续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民营经济、自主创新和金融创新、开发人力资本等，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煤与非煤产业协调发展。山西转型发展，煤炭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煤炭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将取决于煤炭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低碳型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抓住市场倒逼的历史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大任务，优化资源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坚定实施煤炭革命，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效整合资源，加快改革创新管理体制，积极转变生产和销售观念，努力开发并推广煤炭相关技术创新，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再重组战略，组建能源综合管理部门，深化煤炭市场改革等。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外部机遇，加快山西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壮大。大力培育发展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产业等。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煤炭企业是煤炭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国有煤炭企业改革。深化国有煤炭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以优良的政务环境护航企业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规划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煤炭企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企业法人治理水平，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山西经济长期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的孱弱。要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推动全领域、全产业链向民间资本开放。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模式。坚持公平公正的服务理念，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面梳理落实已有政策，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开展“送政策进民企”活动，加大面向民营企业的政策解读和宣传。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五大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发展。因此，山西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也必然走创新发展之路。努力通过创新驱动，破解“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契机，创新发展顶层设计。规划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加大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形成科技攻关合力。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通过科技创新激发出资源型经济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转型发展。

四是加大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是推动山西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队伍建设，有侧重点的增加教育投资，依托当地高校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积极争取国家人才计划支持，为引进人才提供所需要的研发条件、项目资金和生活保障。充分利用多种渠道，鼓励各类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通过搭建平台，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晋创新创业。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科研人才及团队双向流动机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的保障机制，奖励制度等。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资源定式造成产业定式，产业定式造成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体制机制定式。长期以来，山西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了资源依赖模式下的制度体系。转型发展的巨大潜能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当前，山西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央一再指出，要重视建章立制，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种好的制度的建立能及时传递信心和正能量，更能让执行者有据可依。因此，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必须从法律层面加快建章立制的步伐，通过完善的制度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工作考核。

参考文献：

[1]《努力破解资源型经济困局 突出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王儒林在大同、朔州、忻州调研侧记.山西日报，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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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其仁.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经济观察报，2012.04.13

[4] 冒天启.对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家，2010（10）

[5] 钱勇.国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实践、理论与启示.财经问题研究，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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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山西省统计局编.山西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2014

[12] 邢利民.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内在增长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11-04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韩芸，硕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产业经济。王云，博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

（责编：郑钊）

昆山经济转型范文第5篇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必须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必须提升本国的改革话语力度，提炼本国的市场发展模式。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

经济转型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经济改革理念的调整和创新。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改革模式也许千差万别，但是经济改革理念归根结底在于“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权衡与决策。对于此，我们回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改革实践，两种经济改革理念可谓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1989年，拉美国家深受债务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阻力重重，国际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应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以期就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政策和方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系统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就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共识性主张和措施。总体而言，“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图景，并且提出了若干旗帜鲜明的经济改革措施。如：①在货币政策领域，提高利率市场自由度，采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②在财政政策领域，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推行税率改革，并将政府的财政支出转移至经济效益较高或是民生基础建设领域。③在贸易政策领域，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削弱“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互惠阻力。④在产业政策领域，通过立法强化私人产权的保护，限制政府的经济管制，并且进一步深化私有化进程。上述建设性经济改革措施被记录在《华盛顿共识》之中，并集中反映了拉美国家在经济危机下所达成的协作态度和自救方案。作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宣言”，“华盛顿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理念转型和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时至1997年，流行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自发起之日起已达近十年之久。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思“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理念和方略是否正确。企业效益萎缩、债务危机缠身、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异常波动、政府财政危机、宏观调控不支，种种经济问题摆在了东南亚诸国家面前。对此，在1998年，时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首次发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模式渐渐失去了信任，并清晰地列举了传统经济转型模式的弊端：①从指导思想上讲，“后华盛顿共识”重视政府的作用，从而逐渐相信“管得约多的政府，就是约好的政府”。②从观察视角上讲，“华盛顿共识”过分地关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全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而“后华盛顿共识”则一改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并将其视角更多地投入到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状和危机解决。③从政策目标上讲，“华盛顿共识”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便意味着社会发展，而“后华盛顿共识”则清醒地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并将政策目标全面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④从解决方案上讲，“后华盛顿共识”反对过度自由的经济政策，试图加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能动作用。如上所述，诚如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9年伦敦G20金融峰会上所言：“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第三，“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2004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Joshua Cooper）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主权。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一是开创了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二是摆脱了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观念束缚；三是为市场经济赋予了社会主义内涵；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培育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作用。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奈.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美]勃兰特，[美]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方颖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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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4]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昆山经济转型范文第6篇

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研究

2011《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论坛观点综述



杜群阳,项丹,俞斌,李凯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本文对2011《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综述，这些观点涉及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区域经济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与出路，产业经济研究的学术方向和方法等方面。文章反映了国内青年学者围绕产业经济、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等问题最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关键词]产业经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学术方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11)

2011年8月22-23日，2011《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论坛在浙江杭州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和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联合主办。会议提交学术论文53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的70多位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开幕式由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虞晓芬教授主持，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陈杰教授致辞。会议由专题报告会、分组报告会、编辑作者交流、企业考察四大版块组成。

专题报告会分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李平研究员做“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主题报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程惠芳教授做“浙江省146家龙头企业转型升级问题”主题报告;第二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做“中国产业经济研究的学术方向”主题报告，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副主编李海舰研究员做“改造我们的研究”主题报告。专题报告会分别由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院长杜群阳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肖海林教授主持。

分组报告会设四个会场，分别由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培丽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永强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郑江淮教授、安徽大 [收稿日期] 20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企业创新型市场势力提升研究”(批准号71073143)，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跨国创业导向与国际化绩效:影响机理和实证研究”(批准号71173195)，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国际化企业的创业导向问题研究”(批准号10JDJS01Z)，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追赶式海外R&D投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批准号2010C25040)，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跨国公司纵向控制及我国企业应对策略研究”(批准号2010C25042)

[作者简介] 杜群阳(1976-6)，男，浙江金华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项丹(1988-3)，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俞斌(1977-9)，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凯(1982-10)，男，山东胶州人，浙江工业经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1 学商学院党委书记杜鹏程教授主持，并由陈艳莹、江飞涛、刘林青、沈红波、晏宗新、石军伟、杜群阳、汤吉军等作重点评论。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副社长高粮副编审主持了《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与到会青年作者交流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考察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和吉利控股集团。

一、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平就“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作了主题报告。他从“十一五”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工业发展水平评估、“十二五”工业发展趋势、产业政策评价四个方面对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阐述。他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规模从“十一五”初期的全球排名第四跃升为第二，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大幅提升。“十一五”期间工业发展具有三大特点，①工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突出，具体体现在：工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业是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工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部门。②工业增长质量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产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地区差距有所缩小;技术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等方面。③行业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行业协会作用增强。

在阐述对工业发展水平的评估时，李平研究员在以生产效率、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国际竞争力、工业增长为五大指标的工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十一五”期间，工业整体指数有所增长，绝大部分工业行业处于增长状态的重要结论。他指出，①从生产效率指标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保持增长态势，其中技术进步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十一五”的前四年，相较于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不断减弱。②从工业增长指标来看，“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工业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③从技术创新指标来看，工业创新活动日趋活跃，“十一五”期间，拥有R&D活动的大中型企业数量以及大中型企业的R&D支出急剧上升;创新方式更加多样化，中国工业企业正处于由吸收创新向自主创新、由适用创新向突破型创新转型转变的过渡阶段，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外部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引进应用;研发投入强度明显加强，研发活动越来越成为工业企业常规化、长期性的经营活动;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工业企业专利数量、工业企业的技术成果市场转化能力等均有显著提高。但是技术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相较于美国、德国等制造业大国，中国研发强度仍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比较高，特别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装备仍然大量依靠外资企业和进口，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制高点掌握不够。④从国际竞争力指标来看，中国出口产品日趋多元化，出口结构进入相对稳定阶段，新兴市场贸易快速增长，市场结构多样化特征明显。⑤从可持续发展指标来看，中国工业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升，结构效应影响增强，高能耗行业比重下降对工业节能作用突出;废物初次治理效果显著，循环经济快速发展。⑥从工业结构角度来看，“十一五”期间，装备工业增长迅速，工业结构“装备型”重工业化特征推动了工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工业结构调整处于 “装备化”向“高技术化”转型升级的阶段。

在总结“十一五”工业发展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李平研究员对“十二五”工业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他指出，“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要素的价格优势减弱、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内需拉动工业增长作用增强。同时，李平研究员判断中国工业未来发展方向时指出，①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将推动重化工业进一步深化，并且由规模扩张向深化发展转变。②先进制造业将加速发展。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加速转变是中国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的一个

2 显著特点。③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培育。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呈现融合化发展的特征，实现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④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将全面提速，从企业、行业、区域三个层面全面推进，两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拓展。

在产业政策方面，李平研究员总结了“十一五”的政策特征，①“十一五”中国产业政策呈现政策目标聚焦化、政策体系系统化、政策手段多元化的突出特征。产业政策目标聚焦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更加注重产业内结构调整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抑制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十一五”期间，形成以产业结构政策为核心，产业组织政策、布局政策和技术政策协同发挥作用的政策体系;形成以引导手段、管制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三大产业政策手段，政策手段更加多元化。②“十二五”时期的政策走向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由大到强，这一时期，中国产业政策将以推动形成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为着眼点，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为未来产业政策的主线，形成既有统一顶层设计、又能适合区域差异化要求的产业政策体系，淘汰落后与发展先进协同推进的产业结构政策，推动兼并重组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并举的产业组织政策，把加强自主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产业技术政策，促进产业集聚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江飞涛助理研究员就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进行交流。他指出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和以考核GDP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晋升体制，使得低价出让工业土地、牺牲环境和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成为地方政府竞争资本流入的重要手段，此类行为导致严重的风险外部化效应，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行业内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在土地产权、环境保护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艳莹副教授交流了论文“风险厌恶与国有寡占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她从缺少职业经理人市场、优越的生存环境和目标多重性三方面研究了国有寡占企业风险厌恶倾向的成因，认为风险厌恶倾向使国有寡占企业面对成本风险时，价格和产量相对利润最大化值分别升高和降低，面对需求风险时，价格和产量均低于利润最大化值，两种情况都使国有寡占市场资源效率低下。她认为应建立国有寡占企业建立双重绩效评价标准，除了以效率为核心的一般性指标外，还要从重要供给目标的实现、紧迫危机的应对、市场运行秩序的改善、社会公平的实现等方面建立政策性指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教授、沈永东博士研究生提交了论文“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及其实现机制”。论文认为行业协会对内职能中的“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牌创新”和“市场营销”，与对外职能中的“对外交流合作”、“与政府部门合作”等，构成了它促进产业升级的六个基本维度。“行业协会自身实力”决定了协会对内外部资源的汲取能力，“政府等其他机构”和“产业类型与产业地位”分别决定协会的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协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大小和内外部资源的多少决定其在产业升级中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强弱。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泽讲师提交了论文“从国家垄断到竞争：中国工业的生产率增长与转轨特征”，讨论了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对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市场竞争为在位企业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从而推动了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市场选择机制改善了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了总量生产率的增长。因此，作为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特征，从国家垄断向市场竞争的转变成为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

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余典范讲师将多国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用于中国产业结构问题的分析，将产业结构效应分解为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三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产业关联特性进行了静态和动态考察。他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产业关联的溢

3 出效应、乘数效应和反馈效应的重要性是依次递减的;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重要问题在于成长性的缺乏，产业自生能力很差;产业在发展中的扭曲现象可能源于自生机制或关联机制，针对不同的机制扭曲需要不同的政策选择。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晓萍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江飞涛助理研究员提交了论文“干预市场抑或增进与扩展市场产业政策研究中的问题、争议与理论重构”。论文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存在的所谓“市场失灵”，实则多是“政府失灵”或“制度失灵”，实施直接干预市场型的产业政策只会使问题更为严重。产业政策应当以维护市场竞争、增进市场机能与扩展市场范围作为基本取向。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徐小华讲师交流了论文“政府引导、市场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他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是所有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政府引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在中部地区显著低于东部和西部;第一产业比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推动经济增长。因此，继续深化改革、加强政府引导和合理干预、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措施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广州金融学院周建安副教授提交了论文“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他认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与金融市场的放大作用，南北经济差距将会长期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南北经济收敛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当南方国家经济中存在自主创新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宽松，金融市场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南北经济收敛;当南方国家经济中缺乏自主创新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严格，金融市场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南北经济收敛。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秦敬云副教授交流了论文“我国经济增长率中长期演变趋势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到2020年我国经济都将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率阶段，但2020年前后应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转折时期，因而经济增长率在之后出现急速下降的趋势，并在2030年左右下降到5%，进入低速均衡增长时期。

二、区域经济与产业转型升级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惠芳以“浙江146家工业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分析”为题，从浙江省在自身资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开始，以浙江省146家工业龙头企业为例，阐述浙江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背景。程惠芳教授指出，“十二五”浙江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①浙江虽是经济大省，但是经济小省，资源支撑能力有限，资源和要素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②浙江省技术人才短缺，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对传统制造业产生较大压力。③浙江节能减排压力增大，能源持续供给的能力面临挑战。④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国际贸易条件变化，传统制造业出口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由此，程惠芳教授判断浙江工业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阶段，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资源型、低成本、低水平、低效应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这将对浙江政府和企业带来严峻挑战，资源和要素的支撑能力以及经济空间的拓展成为“十二五”的两大主要问题。同时，程惠芳教授特别指出浙江省工业企业增加值逐年下降的现象，数据显示，浙江的平均工业增加率逐年下降，达不到中国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产业或一种产品附加值的高低，是提高工业经济效力，可持续发展工业经济的关键问题。程惠芳教授判断，浙江省工业企业增加值逐年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能源和原材料主要靠调入，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二是工业经济结构以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为主。

在浙江工业企业转型升级面临资源有限、经济发展空间约束的背景下，程惠芳教授归纳“十二五”时期浙江大型企业发展趋势如下：①浙江大型企业规模迅速扩张。浙江的企业多数是由小

4 企业成长起来，近几年企业规模迅速扩张，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期间，浙江可能会有2-3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②浙江企业成长速度加快，企业成长周期缩短。据统计，146家龙头企业平均成长期为20-30年，目前浙江企业已进入从创立起10年内就有能力成长为大型企业的阶段。③大企业集聚的趋势持续稳定，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创新型企业、龙头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杭州、宁波、绍兴，并且服务业大企业与制造业大企业互动发展。④浙江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浙江是市场大省、贸易大省，贸易、房地产、重化工业发展迅速。

程惠芳教授通过对浙江146家产业引领作用明显、成长性好、经济效益突出的工业龙头企业进行调研，对浙江工业龙头企业转型升级的趋势进行判断：①浙江企业越来越重视研究开发的投入，研发投入的强度不断增加、规模持续扩张。虽然目前浙江企业还未完全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但是趋势已经十分明显。②浙江企业从模仿创新开始，逐渐向自主创新转变，部分龙头企业已经具备自主研究开发产品的核心技术和设备核心技术的能力。调研表明，企业更加重视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企业高度关注对核心技术的掌握。③浙江企业将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动，双螺旋模式显著。多数工业龙头企业已经基本经历从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的完整的创新周期，基本形成动态创新体系，产品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④企业从重视资源要素的集聚向重视创新要素集聚转变，从重视土地、资源、劳动力投资向增加对技术研究中心、核心技术领军人才、与国际顶级企业进行战略合作、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产学研体系的投资转变，企业对创新要素和储蓄体系的投入不断增强。⑤浙江企业在转型升级中更加重视著名品牌建设，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和改善民生。

程惠芳教授表示，工业企业和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任重道远，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本与收益难以确定，特别是通货膨胀和要素价格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创新成本提高太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收益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创新投资的风险增加。②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支撑力量不足，银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够，政府财政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规模不够，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③企业转型升级的领军型创新人才支撑不够，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成本大幅度增加。④转型升级的要素市场竞争不完善，在房地产高利润和资源投资高利润条件下，企业对技术创新投入动力和能力还不强，大量社会资本并未投资于技术创新，资本优势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技术创新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⑤政府对企业著名品牌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⑥转型中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够完善。

最后，程惠芳教授指明未来浙江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方向，留待大家研讨，包括：①政府创新战略导向与现实市场需求不同步的矛盾。②发展新型战略产业与强化现有传统行业比较优势的矛盾。传统行业投资见效快，新型战略产业风险大，到底哪一类产业对目前产业的转型升级更有效，需要深入研究。③持续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企业可持续盈利发展的矛盾。④增加创新投入与短期内提高企业效益的矛盾。⑤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大与资源能源供给支持的矛盾。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创新要素短缺的矛盾。目前浙江科技领军人才、技术人才、设计人才最为短缺，人才支撑不够。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丹鹭硕士研究生、郑江淮教授提交了论文“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基于苏州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的海外背景即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从事国际代工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同类型的企业从事国际代工受到企业自身特点的影响：制造业企业从事国际代工主要是基于成本优势;服务业企业决定从事国际代工的因素还包括资本密集度、企业家背景以及企业规模。生产最终品的企业，品牌构成其主要的竞争优势;生产中间品的企业，企业家的背景是从事国际代工的动力。竞争力强的企业，从事国际代工时会受到创新投入、技术密集程度、生产效率以及品牌的影响;竞争力弱的企业，企业战略较多受到

5 领导人个人的影响。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桑瑞聪博士研究生交流了论文“本地市场需求、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论文指出，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对工资水平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最突出，而国外需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制造业集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为负，而服务业集聚的工资效应为正，尤其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最强;教育水平、物质资本投入对中西部地区工资的正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地区财政支持对西部地区工资的影响最小。因此，充分利用本地市场规模、发展服务业集聚是缩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重要途径。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胡晨光讲师交流了论文“要素优势与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一个双重分工的分析框架”。论文提出了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源动力在于其要素优势的理论，认为这种要素优势以经济圈在世界开放经济格局中要素禀赋“异质性”的双重分工优势为内容，双重分工优势来源于嵌入于区域社会网络关系中的掌握核心技术、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力资本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技术资本、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优势;双重分工优势导致要素流动的“逆嵌入性”，促成了集聚经济圈的形成，决定和制约传统影响产业集聚的基本因素。

郑州大学经济学院周阳敏副教授，交流了论文“回归式产业转移的集群式转型升级：固始银针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案例研究”。他将固始银针产业集群的发展划分外出务工积累、回归固始设立生产车间、二次创业开办加工厂、企业转型升级创办现代化的企业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集群式发展等五个阶段。他认为，区别于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固始银针产业转移的集群式转型升级具有成本低、阻力小、速度快、模式新、风险小等五个显著特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石军伟副教授交流了论文“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测算基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论文指出，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效率在2005年前显著高于第

一、第三产业，近年来却明显下降，表明传统工业的发展改革遇到瓶颈，产业升级势在必行。同时，西部地区金融业的贡献效率下降对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制约，房地产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最大，但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有待观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秦雪征讲师、尹志峰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孔欣欣副研究员基于对德阳灾后企业的调查，指出我国中小企业的创新特征：一是不同产业的可专利性以及获得的专利结构差异较大;在考虑专利申请的集中性后，产业的专利密度与研发密度呈现负的相关性。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创新动力与创新类型、创新的信息来源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三是发明专利密度与企业规模呈倒U形关系;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密度随着企业规模增大而减小;四是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获得政府的创新扶持。

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文嫮副教授交流了论文“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价值链变迁研究”，她认为近年来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价值量发生如下变迁：第一，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价值链发生变迁的原因主要是：市场规模的变化、交易成本变化、中间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制度变迁。第二，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价值链发生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价值链总体创造的价值锐减;创意制作环节和播出环节的整合，价值链变短;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实现形式的变化，网络营销和虚拟商品取代短信投票的收入;最后，价值链各环节利润空间的变化，播出环节的价值创造增加。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付文林副教授通过一个融入二元经济、价值链嵌入模式的特定要素模型，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在理论上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化特征提供了一致性解读。他利用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市的面板数据，证明了中国目前较低的国际分工地位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不仅要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制度进行干预，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整体产业的价值链攀升，提高国民经济的价值创

6 造能力。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俞荣建副教授交流了论文“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结构、模式及其升级影响”。他认为，浙商代工企业嵌入的GVC治理，具有“关系导向、权力结构、价值治理界面、知识治理界面”等四维结构;存在“掠夺型、俘获型、伙伴型与市场型”四种模式;GVC治理对代工企业升级的影响具有结构性特征，代工能力的提升并不必然地带来关系租金份额的提升，“掠夺型”与“俘获型”模式中代工企业专用性代工能力的构建，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其被“套牢”的窘境。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宗文博士研究生交流了“全球价值网络与中国企业成长”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了基于价值链条的四区段，即研发区段、制造区段、营销区段和营运区段，提出了横向升级，即价值链条上的升级，“一”字型成长模式;纵向升级，即价值网络上的升级，“1”字型成长模式和混合升级，即价值升级和价值网络升级同步推进，“十”字型成长模式。

暨南大学蒲华林副教授交流了论文“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与全球资源配置：原因、路径与组织模式”，认为在产品内国际分工逐渐盛行的时代，中国依据自己的要素禀赋主要参与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和低附加值的生产阶段或环节。因此，中国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就是充分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通过全球资源配置，逐步向资本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高附加值的生产阶段或环节转变。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何小钢博士研究生交流了论文“技术进步、节能减排与发展方式转型：基于中国工业36个行业的实证考察”。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业能耗与排放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高能耗与高排放强度行业节能减排潜力巨大。中国工业已实现以技术进步驱动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但2003年后集约型增长受到一定抑制。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大，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次之;能源消费结构对减排具有重要影响，在减排政策中应重点关注。

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与出路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郑江淮教授，交流了“中国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发展背离之谜’”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迅速上升的情况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在相同人均GDP下的水平、明显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这一“背离之谜”的根源在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引发的“制造业成本病”，服务业产出增长明显受到规模保持递减诅咒，在制造业难以再扩张时，最终导致服务业与制造业劳动率低位徘徊，经济陷入全面停滞。要避免这一情况，必须改变资本投资驱动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增加人力资本密度和生产者服务业外资利用力度等。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杜群阳教授交流了“跨国创业导向的相关研究评述”。论文在归纳创业导向及其维度、创业导向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跨国创业导向维度、海外子公司的跨国创业导向、跨国创业导向与国际化绩效、天生全球化企业的跨国企业导向等四方面对跨国创业导向的国内外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从时滞因素、前因变量、中国情境等五方面展望了跨国创业导向的研究前景。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汤吉军教授交流了“不同市场结构条件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问题分析”的研究成果。论文从不完全市场结构角度探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高管与员工薪酬)和谐与冲突问题，认为解决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重点，一是要完善产品市场，打破产品市场垄断结构，允许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二是要完善要素市场结构，打破行政垄断和区域垄断，降低交易成本，允许生产要素区域间和国际间充分流动。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陈闯副教授交流了论文“研发组织结构对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影响的

7 实证研究”。他认为，将研发活动集中在公司总部的研发管理模式会明显增强研发活动中探索性活动的比例，且这种作用会随着研发体系决策自主权的加大而变得更明显;将研发活动分散在各业务单元的研发管理模式会增加开发活动的频率，但这种效应在决策自主权大的研发体系中反而会降低;混合结构更加有利于组织在探索与开发活动之间取得平衡。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曹柬副教授基于演化博弈理论讨论了纯粹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制造企业运营模式演化过程，分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职能部门在绿色运营模式扩散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纯粹市场机制的作用往往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最终均采用绿色运营模式的演化结果;政府可以审时度势地采用检查策略、奖惩手段以及相关调整措施来推动制造企业绿色化运营战略的实施。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陶锋讲师、杨舜贤博士生、郭建万博士提交了论文“环境约束下中国火电行业技术效率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主要有四点：一规模技术效率是影响我国大部分省份火电行业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沿海地区或煤炭资源丰裕的省份技术效率相对较高。二是市场化改革是火电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的关键，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有助于提升发电行业技术效率。民营化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营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没有得到明确验证。三是煤运电联动机制对火电行业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四是小机组的大量存在损害了我国发电行业的技术效率，大型高效环保机组的建设可以提升火电行业技术效率。

广东商学院经济贸易与统计学院的晏宗新教授提交了论文“流通业的变革研究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提出我国流通业变革的政策建议：一是要以虚拟价值为导向，发展流通金融服务业，逐步完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在发展虚拟经济过程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二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制定文化产业中长期规划，以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流通产业的高端价值链创造。三是要建设流通产业数据系统，特别是要注重流通信用制度的建设。四是要建立高效而快速的监督管理体系，对于流通行业实施实时监控，对危害流通产业发展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引导流通产业向健康、高效的方向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唐辉亮博士研究生交流了“企业转型升级文献综述”。该文献综述通过对企业转型和升级定义界定、模式、升级路径、影响因素文献进行梳理，指出现有文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企业转型和升级的定义不明确、升级路径单

一、转型和升级混为一谈、缺乏对转型升级的衡量评价等。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米运生副教授交流了论文“互补性资产、双边依赖于要素契约的内生均衡”。他认为，农户互补性资产能生成如下双边依赖机制：互换抵押品等所形成的利益共享;企业退出给农户带来的非对称性损失、降低农户未来投资回报率等所形成的违约成本内在化。博弈双方合作下的利益共享提升合作意愿，策略性违约下的一损俱损抑制机会主义。通过双边依赖机制，互补性资产能抑制农户提租动机并解决资本被土地套牢、利润被地租侵蚀等问题，要素契约也因此而具有内生均衡性和可扩展性。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聪聪博士研究生交流了“投行网络拓展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对绩效作用研究”的研究成果。指出，较高的规模差异性、较低的功能互补性与较弱的小团体根治性将导致投资银行采取网络拓展行为;而投资银行的拓展行为对其绩效产生正负双重影响，在有利于其获取承销机会的同时，降低了承销项目的合作契合度。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杜龙政副教授，交流了论文“我国企业集团治理与创新转型关系初探”。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治理，正在由计划经济的“行政型治理”向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型治理”转型;建国以来的企业创新，经历了“生产型”、“市场型”和“技术型”三个阶段。市场环境下的“技术型企业集团”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决定性意义，需要在设计、工艺再造、投入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强化创新能力。

8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陈有华博士研究生交流了论文“债务融资与企业广告竞争行为”。论文研究了企业债务对其广告竞争行为的影响，得出企业初始市场地位高降低其广告竞争投入、企业负债多促进其广告竞争更激进、企业广告投入边际成本的相对大小以及广告投入的外部性影响企业广告竞争行为的研究结论。

五、产业经济研究的学术方向和方法

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金碚，以“中国产业经济研究的学术方向”为题，比较直观地介绍了中国产业经济研究的状况。金碚研究员从苏东坡与佛学禅师之间的小故事引申出学术研究都是用心中已经存在的框架看问题的道理，即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首先要有最基本学术的假设，然后要有逻辑，用假定看世界。金碚研究员通过图形阐明经济学理论形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①概念假定。②提出各种假设，包括本体位假设、条件性假设、技术性假设。③在假设条件下推导出理论体系，形成理论框架、推论、假说等等。④在现实中运用、检验。既要能解释现实的科学，又要在历史过程中接受检验。⑤检验的结果是证实或者证伪。⑥对概念、假设进行反思、修改。

金碚研究员把学术成果的主要类型分为：①按导向性来分，分为学科导向、方法导向、问题导向。学科导向的论文沿着概念假定进行假设推导这一逻辑进行研究，进行基本的概念推理，发明学术的理论、假说。学科导向的论文较为前沿，朝着推进学科发展的方向发展，难度很大。方法导向的论文不改变学科的逻辑体系，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和突破。问题导向的论文是用学科的工具、方法来谋求解决问题，特别是解决应用经济学的实际问题。目前很多研究集中在问题导向类型。②按情境条件来分，可以分为一定情境假定前提下的成熟理论在相同的情境条件下和不同的情境条件下的运用。经济学的成熟理论来自于西方，但是西方理论的情境假设与我们不同，那么就有了在相同和不同的情境条件下，成熟理论运用的不同。举例来说，产业经济讲结构-行为-绩效，结构导致行为，行为导致绩效的理论框架是西方的，而在中国更重要的是机制的问题，机制导致行为，行为导致绩效。理论产生情境假设与研究对象的情境相同或者不同，也给学者创造了许多开展研究的机会。③按学术成果的论证过程区分，是完成了对论点和论据之间的证明还是仅仅是一种表达。证明是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难度比较大，而表达仅仅是阐明逻辑上的一致性。很多的论文混淆证明和表达，用了很多精细的数学公式，其实只是表达他的想法，不能证明。④按照结论分，分为众所周知的结论和出人意料的结论。众所周知的结论是该论文用了很好的表达方式，得出与常识一致的结论，这一类论文要求方法论要做得精致。出人意料的结论是该论文的结论与常识不一致，结论很吸引人，但是要做的扎实。

金碚研究员指出学术成果出现的常见问题，包括：①复杂的论述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认识。有些论文通过复杂的论述把问题说复杂了，最后得到的结论仍是众所周知的认识。如果论文运用了更新、更严密的方法，或通过更精致的描述来证明都是可行的，但是仅仅是把问题说复杂意义不大。②用精致的数学表达形式获得了一个逻辑不甚严谨的结论。这种问题十分常见，数学的模型是加进去的，追求形式化。数学表达形式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最精致的，最不易产生歧义的。运用数学表达形式的目标是要把结论说得更严谨，有些文章反而更糊涂、不严谨，那么不如用文字来说清楚。③忽视情境差异，假设条件不成立。这在研究现实情境的问题中常常会出现。所有的理论都是基于情境假设，情境假设差异太大，假设条件不成立，不足以推导出结论。④推论逻辑不严密，看不出是在演绎还是在归纳。归纳和演绎两者有各自的要求和原则，不能混淆。目前，受传媒业的不利影响，论文经常出现用小概率的事件去推导出符合大概率的规律，这是常见的逻辑错误。学术研究应该关注大概率事件，很多对大概率事件的研究反而不够。⑤学术水平体现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在形式或内容上体现学术水平都有研究发展的前景，但中国产业经济学就目

9 前来看，在形式上突破难度较大，希望学术成果在内容上表现出学术成就性。

最后，金碚研究员就目前在现代学术的氛围和信息环境的背景下，学术界少有大家，少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的状况，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目前的学术氛围以及信息环境比过去都要优越，研究者获取信息的途径更便捷，更多样化。但是有利有弊，信息环境的迅猛发展对学术研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少有大家，少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何趋利避害，提高研究质量，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海舰以“改造我们的研究”为题，从当前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开始，指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必要性。他把当前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概括为：①模型证明，工具至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数学方法、工具取得进步，但是经济学研究目前出现了一种不良的趋势，重视工具而忽视想法，本末倒置，即学术论文倾向于用一个众所不知的模型说明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过程复杂，结论简单，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②过分崇拜实证研究。现在实证检验众所周知，大量采用，用实证检验来验证常识，很多理论实践已经检验了，再拿来进行实证检验。把实证研究方法当作未来研究方法，甚至最高研究方法，缺少理论的突破。③五重五轻，人云亦云。包括：第一，重发表轻实用，功利性研究，对发表的关注超过了对知识的追求，对职业的关注超过了思想的创造。第二，重证明轻发明，不是发现真理、发现思想，而是证明知识或是证明常识。第三，重模型轻思想，方法创新、思维创新都很重要，但是要以思维创新为主，不能本末倒置。第四，重规范轻创新，论文很规范，但是没有思想，规范化、模式化、格式化严重扼杀了创新。第五，重写作轻修改。

在学术研究坚持的导向问题上，李海舰研究员归纳出六大导向，包括：①问题导向，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文献中寻找问题，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做研究。②坚持三层分析，从数理分析，到机理分析，再到哲理分析，不能把数理分析作为唯一和最高的分析，应对分析方法进行延伸和推进。③融入国学。目前学术的研究理论基础都来自于西方，缺少中国元素，不能解释中国实际的问题。④回归定性，要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再从定量研究到定性研究，形成循环。所有的定量分析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的。经济学、管理学的论文若不以定性分析为主，则必然影响思想的开阔性。⑤以制造思想为主流。⑥顶天立地。理论顶天、实践立地，要用理论解决实际的问题。

那么怎样改造我们的研究呢?李海舰研究员给了我们四点建议，包括：①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济学应用性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我们要通过调查实践得出理论。没有调查不仅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没有调查不仅没有真知识更没有真学问。第一位是调查，解决现象问题，解决感性问题。第二位是研究，解决本质问题、解决理性问题。②重视创新思维。第一，追求异质化思维，突出个性，与众不同。第二，采用三段性思维，实现思维的延伸。第三，用三分法看问题，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多角度得到多观点。第四，拆墙式理论，把形神打通，数道打通，理论与实践打通。第五，运用曲线思路带动启发思维。③方式方法的合理使用。更好更有效的运用西方的模型，将工具与思想合为一体。本土化的问题通过规范化的方法，得到原创性的思维。④人格的独立。要坚持人格的独立，空间的自由，不要受生存压力、权威、权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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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An overview of Forum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

2011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DU Qun-yang, XIANG Dan, YU Bin, LI Kai

(Colleges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overview of Forum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 2011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The papers submitted by the young scholars involving Chines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upgrade, e industrial economy upgrade based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route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academic direction and method of industry economic, etc. The article reflects the latest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the young scholars engages in the area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es.

key Words: industry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economy; academic dir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