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范文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共同体信用是传统社会信用的本质，其运行的机制主要有道德自律机制、连带责任机制、组织吸纳机制和激励惩罚机制。四大机制之间的相互耦合所形成的捆绑式系统，构成了对传统社会的有效嵌入，支撑着共同体信用的良性运行。在社会转型下，共同体信用的运行机制与现代社会逐渐脱嵌并使之失灵，一定意义上助推了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危机。对共同体信用进行重构使之完成适应当代社会的转型极为必要，这种重构主要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推进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以及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尤其是职业伦理建设的路径实现。

[关键词]共同体信用；信用制度；运行机制；连带责任

信用是人类合作和集体生存的内在需要，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信用被提升到极为重要的高度，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前提，甚至被视为治国安邦的基础。传统社会中的信用是一种奠基于家族或村落共同体基础上的共同体信用，这种信用因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充分嵌入而得以发挥有效的信用约束。但随着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原有的共同体信用逐渐失灵，社会信用危机亦开始蔓延。本文试图通过对共同体信用的原理与运行机制的梳理，为现代共同体信用的重构以及当前我国社会信用问题的治理提供参考。

一、共同体信用的原理

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低下使得人类无论在抗御自然风险还是在获取生存资料上都必须以结成群体的方式来维系种族的生存与延续，这种以天然的血缘和地缘等纽带结成的群体就是共同体。在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我国传统社会，这种共同体往往是以相对独立的家族或村落为基本单元。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共同体特征，可称之为共同体信用，它的基本作用原理如下：共同体成员之间知根知底，信息的充分流动使得失信舞弊行为难以遮掩藏匿；共同体的封闭和社会不流动所构成的熟人社会，形成闲言碎语式的舆论压力，对失信构成有力的非正式约束；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各种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结，单个成员舞弊行为会牵连其他成员，其产生的连带效应会对失信舞弊构成隐形约束；失信行为容易受到被共同体隔离甚至驱逐的威胁，由于成员几乎所有的需求都在共同体内得到满足，被共同体隔离就成为一种威胁，共同体因而得以对成员构成有效的组织吸纳和信用约束。共同体信用的上述作用原理，显然是与传统社会的封闭和不流动相契合的。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强，传统农耕社会内生的共同体信用亦在商业活动中得以运作。例如，明清以降，跨地域的商业活动日趋繁盛，寄寓他乡的商人群体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进行结社，建立了诸如会馆、行会之类的“异乡人共同体”。在这种“异乡人共同体”之内，“同乡之间个人借贷关系的产生、同乡商人之间合资经营企业、同乡之间的信用保证等一系列信用行为，根源于地缘的同一性”[1]（P41）。而在共同体内，一旦有人出现舞弊不信之事，“遂为同行所不齿，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失去营生，就业无门，再无颜回归故土。故不信即自毙，人人戒之”[2]（P129） 。商人在他乡建立的这种共同体在发挥对内部成员的信用约束外，亦能延伸共同体成员在异地的信任网络。因为个体申请加入团体一般都需要经过团体对其进行资格认证，比如说一定的经济实力、产业经营状况、其他会员的担保等，同时团体亦有责任去监督惩罚团体内失信的个体以维护集体声誉。个体所获得的这种“团体身份印记”，无疑是一种无形的信用资本。正如有学者所言，对外在团体而言，商人结社本身就构成商业上可信任的担保者[3]（P162） 。共同体信用在不流动的农耕社会和流动性的商业活动中所发挥的信用约束作用，得益于它独特的运行机制。

二、共同体信用的运行机制

共同体信用的运行机制，可以归结为道德自律机制、连带责任机制、组织吸纳机制和激励惩罚机制，四大机制之间的相互耦合形成的捆绑式系统形成了对传统社会的有效嵌入，支撑着共同体信用的良性运行。

（一）道德自律机制

在传统社会行为规范及其价值体系中，诚信是最基本的规范之一，属五伦之一（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诚信能够发挥自律作用，主要得益于儒家伦理和家族共同体的社会化作用。儒家伦理不是一种简单的说教而是细化为一系列的日常行为规范，在封闭的家族共同体内，个体能一以贯之地接受儒家伦理的教化与熏陶。个体对家族共同体的高度依附亦使得守信成为个人生存的理性选择。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带贬义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在某些社会环境下的行为似乎符合某些道德原则或信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刻他们道德水准高，或是他们头脑中有什么坚定的道德信念或准则，而仅仅因为这种行为方式对他们的生存更为有利、有效，与他们养成的习惯更协调和便当”[4]（P61） 。 也就是说，任何道德观念和行为都是嵌入在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的。在传统社会中道德能发挥自律作用，绝不仅是因为古代人的道德水平和觉悟高于现代人，而是因为在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生活中，个体难以脱离共同体独立生存，必需服膺于诚信道德规范，这种规范也因此得以逐渐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二）连带责任机制

在中国社會文化中，连带责任机制具有深厚的经济和文化心理基础。在农耕社会中，水利合作、集体安全防卫、共同的生产生活等，使得成员天然形成紧密的社会联结，这是连带责任形成的经济基础。这种社会联结反映在文化心理上，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东方文化的特点就是情境主义或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不仅仅存在于父母子女之间，同时也推延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其他层面，包括邻居、朋友、君臣之间[5]（P124）。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社会联结，这是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中国古代，这种连带责任是极为发达的，它具体体现在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集体性惩罚，如连坐制度以及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公共权力组织方式如保甲制度等方面。连带责任机制能够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因而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6] 。 现有证据证实，这种社群连带责任机制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虽然远距离、跨区域的非人格化贸易盛行，但当时并不存在由公正的第三方提供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正是以非合同性的社群联合责任以及社群声誉为核心的制度支持着这种非人格化交易的制度[7]（P255-256）。以共同体（社群）为基础的连带责任机制，可能是前现代时期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维持信用的一种共性。

（三）有效的组织吸纳机制

有效的组织吸纳是共同体能够对成员进行信用约束的重要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必须依赖共同体。在传统社会，无论是物质资源的生产还是分配都是在共同体内部进行的。对共同体内失信者进行惩戒的一个有效手段就是将之与共同体隔离或者驱逐出共同体，使其难以生存。二是人作为最高级动物，除了基本的物质资源需求外还具有更高级的精神层面需求，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认同。个体的认同，一般都是在具有明确界限的群体中加以参照和确定的。显然，在传统社会，共同体正是个体获得这种认同的群体。能够为此提供有力证明的是那些离开原有共同体的流动人口，往往在异乡以地缘关系为纽带重建共同体。例如，有学者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区域结社（即同乡会）时曾指出，“区域结社”如同“自愿性结社”，在个人历经急遽变迁的过程中，是提供稳定性及持续感的重要来源。这种依循着主观上对利益的需求所组成的结社，本质上虽然主要出于经济的目的，但也透过这种典型的连带方式，给予个体非经济的认同来源[3]（P165）。共同体通过满足成员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起到了对成员有效的组织吸纳。

（四）有效的激励惩罚机制

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一种制度是否有效、能否被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能否发挥惩恶扬善的导向作用，或者说是否具有有效的激励惩罚机制。在传统社会，共同体信用具备有效的激励惩罚机制，主要源于信息获取的低成本以及惩罚的低成本。信息是个体行为受到监督的基础，如果舞弊行为不能被发现，个体便有动力继续这种行为去获利，这是人类趋利本能的必然结果。在传统社会中，共同的生产生活、祖祖辈辈在同一地域的长期生存，成员彼此之间知根知底。封闭的圈子和圈内高密度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信息得以迅速地口耳相传，信息获取上的便利使得舞弊行为极容易被识别。对失信舞弊的惩罚，在传统社会一般不是借助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而是借助诸如闲言碎语之类的乡间舆论和本土的脸面等非正式规范，就足以使失信者难以抬头做人。守信能获得圈子内的社会声望，失信则很容易被识别并受惩罚，这种激励惩罚机制有效地发挥着对社会成员的信用约束。现代流动性的匿名社会容易出现信用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交往对象过去信息了解不多，要获取对方信息则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同时舆论、道德等非正式规范也难以对陌生人起到有力的约束。

三、共同体信用的当代重构路径

共同体信用的上述运行机制之间相互耦合并深深嵌入传统社会结构之中，使得共同体信用得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设置。随着现代性的启动，原有的共同体以及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共同体信用的运行机制逐渐失灵。共同体信用的式微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匿名性增强，加上传统道德规范的式微，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不能受到有效的约束，从而诱发社会信用危机的蔓延。厘清共同体信用的原理与运作机制，对其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的重构，或许能为治理当前的社会信用危机提供现实的参考。现代共同体信用的重构，主要通过四个路径实现。

（一）建立健全现代社会信用体系

在传统社会，社会生活圈子和经济交换范围狭小，信息得以在圈子内充分传递，无须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来共享信息。现代匿名性社会的来临和社会流动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加大了对个体监控的困难，这也是诱发信用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来应对信用危机，逐渐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对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日益重视，从中央的战略部署到地方的具体试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社会信用危机。究其原因，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建设滞后、信息难以共享以及社会信用体系难以发挥“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惩戒效应，应该是重要原因。现代社会信用体系能够发挥信用约束功能，其内在的原理是借助于信息在全社会的共享，发挥“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惩戒效应。这种信息的共享，主要取决于征信体系建设。就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现实而言，当前面临的最大瓶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法律上，有关征信的立法滞后，这主要涉及哪些内容可以列入征信范围、在征集信用信息时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的商业机密等问题，正是这些具体的问题，使得有关征信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极为缓慢。一些地方根据本地区情况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规定，但全国层面上正式的征信法律法规至今未出台，无疑制约了征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就是体制上的障碍。在现代社会，信用信息具有广泛性和分散性等特点，在征集信用信息时，往往需要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之间通力配合形成联动协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覆盖全国的社会信用信息体系。但是长期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部门利益的存在等因素，构成这种联动协作机制形成的最大障碍。建立健全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努力克服上述两大障碍。

（二）推进各类社会组织发展

传统社会是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信用发挥着对成员的组织吸纳和连带责任功能。现代社会是基于个体责任基础上的个体化社会和法治社会，属于“一人做事一人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与组织的彻底脱离，组织化始终是社会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前提。个体与组织之间的联结以及连带责任机制在现代社会仍可以发挥信用约束功能。与传统的建立在人身依附基础上的连带责任不同，现代连带责任的建立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声誉基础上。比如企业，虽然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每个企业只对自身的信用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同行中的某个企业出现严重的信用问题，不仅该企业自身要承担责任，同时也会牵连该行业的其他企业。众所周知，几年前三鹿奶粉出现三聚氰胺事件后，三鹿公司解体，同时牵连到整个中国乳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企业自愿基础上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就有积极的动力去约束会员企业以维护整个行业的声誉。对于个体职业者而言，职业团体类的社会组织也能够在现代社会发挥连带责任作用。如对于注册会计师之类的职业团体而言，假如个体会计师或者事务所做假賬被揭发，该舞弊行为必然会给整个行业和团体带来负面评价，牵连同行中的其他无辜，这样职业团体类的组织就有责任去规约舞弊捣蛋者。行业组织和职业团体等社会组织约束成员之所以有效，主要在于这些组织拥有信息和专业知识上的优势，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识别成员的违规舞弊行为。在我国，现代社会组织在发挥组织吸纳和连带责任上，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该类组织的法定权力赋予问题尤其是组织自身的公信力问题。如果社会组织自身的公信力都存在问题，自然难以起到对成员的信用约束。

（三）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

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由身份向契约转变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中介化的特征，传统的人际信用难以适应流动性的匿名社会，越来越依赖制度提供的信用。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闲言碎语和脸面等作为非正式的制度就足以发挥信用约束作用，那么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具有普遍效力的正式制度，法律无疑是正式制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制度。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信用制度中，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社会信用制度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但时至今日，有关征信的专门法律尚未出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难以执行。有关信用制度的立法滞后和执行难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信用危机的蔓延。在完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上，对于维护社会信用的法律尤其要加大执行的力度，以此树立信用制度的权威。同时，制度的约束力和效力也取决于其约束的对象。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同时也是一个人情大国，在现实生活中诸如人治代替法治、情大于法之类的现象比较普遍。国民心理深层的这种积淀，也削弱了信用治理中法律制度的权威。因此，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从制度本身的建设和完善入手，也要注重培育制度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主要是指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四）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尤其是职业伦理建设

在现代信用重构中，社会信用体系、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设属于治标之策，而诚信文化建设则属于治本之道，这是因为“任何制度的设计、操作、实施和改进都有赖于制度之中的人和制度背后的文化，有赖于人与文化的内外资源配置”[8]。在当前的诚信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应该是职业伦理建设。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诚信是一种基于熟悉关系的特殊主义信任的话，那么在流动性强的现代社会，必须建构能够契合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普遍主义的信用伦理。从现代社会的特点来看，这种信用伦理的核心应该是职业伦理。因为在现代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的背景下，任何人都要通过职业活动来获取生存的资源以及在职业活动中结成群体，导致个人无法脱离职业活动和职业群体。个体对职业活动和职业群体的依赖，类似于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对共同体的依赖。现代职业伦理建设，不能基于人性本善的预设仅仅停留于道德灌输和教育层面，而是要真正地充分利用职业群体自身的力量来发挥对成员的行为约束，比如，对那些违规舞弊者在行业内通报并录入个人档案，情节严重者予以解职，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涉及个体切身利益方面，将职业伦理方面的操守纳入考核，以此强化职业伦理意识。

四、结 语

信用既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文化信念，作为制度和文化观念的信用不是悬浮的，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在现代性的影响下，许多传统的东西受到冲击，其中也包括作为传统社会结构之表征的共同体和共同体信用。在现代性影响下“共同体的纽带日益变得可有可无了……随着民族联系、地区联系、共同体联系、邻里联系、家庭联系以及最后与某人自我前后一致的理念的联系的持续弱化，个人忠诚的范围也缩小了”[9]（P57）。虽然在现代社会无法复原传统的共同体和共同体信用，但是仍有可能通過对现代共同体的重建来实现共同体信用的重建。二者能够重建的理论依据，仍旧在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社会属性，即个体的人是无法独自存在的而必须与他人形成联结。如果说传统共同体强调面对面的互动、共同的生产生活、共同的地域等因素，使得共同体信用主要依靠相互监督、集体意识等因素来维系其运行的化，那么在现代社会，则要借助于日益发达的信息共享技术等将个体置于众人监督之下来约束个人行为，逐渐促进信用观念的养成。

参考文献：

[1]孙建国.信用的嬗变：上海中国征信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孙建中.诚信晋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3][美]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4]苏 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M].台北：南天书局，1997.

[6]张维迎，邓 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7][美]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8]万俊人.论诚信[J].新华文摘，2012，（15）.

[9][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王 篆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不断促进这种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了解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不仅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的需要，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后20年内努力实践科学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种战略布局，结合我国地方实际，我们需要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不要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虽形式各异却入神共愤。我们需要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不是党同伐异的“假”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不是空谈误国的“空”民主，而是权力不滥的真民主、国富民强的好民主。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不要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是“秩序”和“效益”兼顾、公权和私意共存的经济。由于强调方向不同，市场经济有两个变种，一日自然，二日计划。前者重私意、谋效益，强调丛林法则、自由放任；后者重公权，行调控，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过分强调自由放任与过分强调计划命令，都会破坏市场的长期性、稳定性，导致市场失灵、发展失度、社会失衡。一个运行良好、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应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诚实守信、乐善济施中实现长期共存、合作双赢。

我们需要法治社会，不要人治社会。社会当然是由人治理的，但不是人随心所欲可以治理的。法治社会不是扼杀、忽视、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预防惩治人的避害本能与主观恶性所可能导向的危害行为及其后果。法治也不是只讲法律不讲政治、只谈法治不看德治的“阉割”法治。法治应当是法律与政治、道德、风俗、习惯有机统一，司法与立法、执法、学法积极互动的法治。法治社会应当是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国泰民安、“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和谐社会。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要速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累积、文明的传承。速食文化则是割裂历史的阉割文化，是夸夸其谈的无根文化，是盲目借鉴的效颦文化。传统文化一日中学，二日西学。中学传统又分两派，一是儒法并用、兼顾佛道的古典传统；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学传统义分两派，一是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所绵延下来的欧美派，二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经典派与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苏东派。这两大传统四大流派都是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因子，并将在未来的发展创新中纵横折冲、取长补短。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这些文化因子取精用弘，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为了不断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通晓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既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政治与宗教都是有关待人处世的学问。虽然，政治侧重现世，强调实务俗事，关注利益矛盾；宗教侧重来世，强调因果报应，关注爱与宽容。但是，爱恨相生，宽严相济；利益可投报，矛盾可相容；现世也有因果，来世终为现实。所以，政治是世俗的宗教，宗教是天堂的政治；

(2)经济与逻辑都是有关理性生存的学问。虽然，经济侧重物质，强调现实，关注市场；逻辑侧重精神，强调推理，关注规律。但是，物质精神两难分；不合理的现实将消亡，不现实的推理是虚妄；市场有规律，规律需实践。所以，经济是生存的逻辑，逻辑是理性的经济；

(3)社会与新闻都是有关社情民意的学问。虽然，社会侧重动态跟踪，强调统计分析，关注宏观分层；新闻侧重时事通讯，强调客观真实，关注个案报道。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分层要客观真实，时事要宏观分析；统计要联系个案，报道要调查跟踪。所以，社会是流动的新闻，新闻是特写的社会；

(4)历史与哲学都是有关人类智慧的学问。虽然，历史侧重广闻博记，强调大音希声、刻画真实，关注形象素描；哲学侧重归纳概括，强调振聋发聩、普遍适用，关注抽象定义。但是，博观约取，繁简有度；厚积薄发，见微知著；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哲为鉴明事理。所以，历史是无声的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历史；

(5)法律与医学都是有关身心健康的学问。虽然，医学侧重个人健康，强调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关注阴阳互补；法律侧重社会秩序，强调权利义务、罪刑相当，关注思想行为。但是，无个体，则妄谈社会，无社会，则难言个体；阴阳权务互利共生，症药罪罚相生相克；所以，医学是个人的法律，法律是社会的医生；

(6)文学与艺术都是有关传情达意的学问。虽然，文学侧重言传，强调微言大义，关注言外之物、辞中之意；艺术侧重意会，强调妙不可言，关注画中之景、弦外之音。但是，行文有风骨，则文见其人，语见其神；意中有真情，则曲径通幽，巧传万言。所以，文学是言传的艺术，艺术是意会的文学。

虽然现实是这12门学问的混合体，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同一事物也可以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不同学问，但是有系统地对这12门学问专门研究、融会贯通，就一定能诗意地栖息在土地上、不惑地生活在现实中。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需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大力发掘传统文化中“自强”精神的现代意义。同时必须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社会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

[关键词]传统文化；和谐社会；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发展系统，它处于一种不停息的“自组织”运动之中，不断与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条件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从而使这个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保持动态平衡，相与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形态，其内在结构是伦理—政治型的，家族道德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正所谓《周易》里的“正家而天下定矣”[1]。这种内部结构，与其外部结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宗法—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这种内外结构的协调性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它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对天下“定于一”[2]的真实追求，对外来文化的互化性和包容性，民族精神方面的忧患意识、实用理性，以及尊生、健动、敬群、尚德，思维方式上的重整体，任直觉，道中庸，无不与此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未曾中断过的类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内外结构的协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定结构与相应功能的高度整体性与统一性。元人刘谧这样阐述儒、佛、道三教能在中国并存的原因：“(儒教)使纲常以正，人伦以明，礼乐刑政，四达不悖，天地万物，以位以育，其有功于天下也大矣。故秦始皇欲去儒，而儒终不可去。……(道教)使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终不可除。……(佛教)使人弃华而就实，背伪而归真，……故三武之君欲灭佛，而佛终不可灭。”[3]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儒、道、佛三教在中国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可见三教得以长期共存于中华，也在于它们与中国农业—宗法社会取得了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和统一。

1920年正式出版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欧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由于受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许多欧洲人将财富的积累与上帝的信念结合起来，从而在世俗生活领域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冲动，结果便创造了现代的商业文明。而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由于没有类似的文化动力，也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所以便长期停滞在农业经济的状态之中[4]。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明确了文化也是一种资源和动力，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反，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便是个例证。”[5]日本史学家森岛通夫有一个颇具创见的观点，他认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纳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6]。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7]所以，今天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对马克斯·韦伯之观点的质疑，则可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着更丰富“矿藏”的文化资源。因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一、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构建和谐社会，用“和合”的思想和理念，纠正片面认识，转变极端方法，探索、寻求和选择认识事物、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和有效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早在商周之时，和合二字已见诸于甲骨文和金文，在《易经》、《尚书》中都已使用。和，在上古时期，也作“盉”、“龢”。五味调和曰“盉”；五音调和曰“龢”。说明“和”的状态不仅要让人感觉生理上的快乐，还要精神上的愉悦。合，本义是上下唇合拢，意为相合、符合。春秋时，二字并举联用，构成了和合的理论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何谓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8]是也。《国语·郑语》同时记述了周幽王时的太史史伯关于和与同的论述：“以他平他谓之和”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和实生物”，“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意思是说不同要素和因子的有机构成形成事物，它们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不可能产生新事物，“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可见史伯的“和”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反映了矛盾多样性的统一。孔子强调“和为贵”[9]，他提出的“中和”就是“中庸”思想在处事方法上的具体表现。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孔子强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9]。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10]。孔子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大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墨子提倡“非攻”、“兼爱”，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他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积怨，“离散不能相和合”[12]。管子将和合并举，强调了教化的作用，“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13]。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先哲们是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了大量观察和探索后，而提出“和合”思想的，这是用中国人的智慧来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促进事物发展，催发新事物产生的哲学。“和合”思想并不否定事物的矛盾、差异和斗争，而是在此前提下，将矛盾对立者的双方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破坏不同事物的共存基础，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渐进地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和事物的发展变化。不同事物都是以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鉴于以往我们在思想认识方法中，讲对立多、矛盾多，谈统一少、同一少的状况，现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对矛盾的统一或同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科学地、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和利用。

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

“三纲五常”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自身必然有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但对其封建糟粕进行批判和摒除后，可以发现它内含许多超越阶级和时代属性而体现、反映人类向往真善美的道德要求和处世准则，如“五常”就包含了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的道德内容。所谓“五常”，《白虎通义》说：“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仁、义、礼、智、信，是从孔子的“仁”发展而来。“仁”，从人从二，讲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它以“亲亲”为出发点，推及“尊尊”、“孝悌”、“忠信”。而礼则是达“仁”的手段和礼仪规范。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德”，即仁义礼智。孟子的“四德”，以人性善为根基，从“四心”推演生成而来。他认为，人生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孟子解释“四德”，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礼，门也”。智，“知斯二者(仁义)弗去是也”[2]。仁，人应该追求和具有的高尚品格。义，即人达仁的行为规范，要从兄、敬长、先君，就要善于节制自我。礼，是人进入仁义之境的门户，即人的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是仁义外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智，其功能和作用是知仁义、通礼乐、明是非。汉以后的儒者在“四德”基础上增加了“信”，讲诚信、讲信用。孔孟在论述封建伦理道德时还使用了一系列诸如忠恕孝悌友敬节廉耻勇温良恭俭让慎直等概念和范畴，都是其核心道德观的延伸与扩展。至于行仁义，孔孟认为要外化为表现，转化为行动。而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学说体系，包括内在的人的主观伦理修养论和外在客观政治论这样两个彼此联系着的组成部分，前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后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所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汲取和吸纳传统道德中有利于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社会和谐的养料，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三、大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精神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和重视人生要辛勤劳作、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君子所其无逸”[14]。曾子讲：“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9]。《周易》提到的自强不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精神的最早、最权威、最深刻的阐发，而《尚书》的“无逸”和曾子的“弘毅”则是对“自强”精神的最好诠释。中国古代的先哲都强调了“自强”对一个人成就事业、一个民族兴旺发展的重要性。孔孟将君子的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到一起，提倡“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提倡“修己以安人”[9]，“修己以安百姓”[9]，“杀身成仁”[9]，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的至理名言，以及他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的深刻论述，我们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弘扬“自强”精神的现代意义，就在于顺天应势，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战，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5]。弘扬“自强”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致的，“自强”精神应是和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正是因为蕴涵着一种绵延不绝的强大精神力量。和谐社会并不是无矛盾、无冲突的社会。和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解决矛盾、缓和冲突，使社会在动态中渐次达到一个高层次的平稳境界和和谐状态。因此，认为和谐社会就要少讲竞争甚至不讲竞争的认识是片面的。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自强”精神，将“自强”内化为我们的涵养，优化为我们的素质，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人生。当前，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生活步伐加快、物质诱惑增多、挑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强调“自强”，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值得指出的是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一元关系。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社会发生促进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社会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社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譬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9]；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12]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平和意识，尽管其不乏公平和谐的因素，但却会导致人们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阻力。汉朝和唐朝的鼎盛时期，尽管都曾经呈现出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显现了井然有序的特点，但它们所遵从的小富即安、排斥竞争的传统和谐思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故而不能持续。优秀传统文化要对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促进作用，就要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现代社会为根本出发点，重构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新网络。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社会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华诸子宝藏编撰委员会.诸子集成续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彼得·伯格.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7]柳承国.韩国的儒教思想[J].孔子研究，1992(2).

[8]沈玉成.左传译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王焕镳.墨子集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陈戌国.尚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5]吴楚才，吴调侯选.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 杜福洲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儒家道德传统和泰州学派向民间传播儒家思想的风格，是对于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八荣八耻荣之两分法划分道德与不道德的分水岭，也显现出道德评价的标准或尺度，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或有一定的偏重，但是根本标准应该是统一而明确的，而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在于个人“自耻”，即应该具有知耻的道德自觉。

[关键词]荣辱观 儒家道德传统 道德自觉

一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儒家的道德传统延绵不断成为维系社会道德风尚的思想资源，在儒家的伦理规范中，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最为根本，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规范。儒家的五常伦理观包含着许多合理的道德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当儒学思想发展进入明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以儒家民间化为主旨的学派：泰州学派。该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伦理向民间、向大众传播，使儒家理论生活化、通俗化，为社会风俗的改善，为民间社会之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儒家伦理本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可是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尤其经过汉儒和宋儒的诠释后，逐渐精致化以至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文化而与大众文化脱节，泰州学派的贡献就在于将精英的儒家文化通俗化，使之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民众的社会生活有了可以安身立命的道德规范。将儒家理论化为民众的生活，其难度不在理论而在于“应用”，在于创造一种民众所能理解接受的“中层理论”，为此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不乐不是学”的中层理论。所谓“百姓日用是道”是指百姓在生活中的瞬间的当下心或曰“当下一念”是良心、是道德，故应该随顺良心而行，如此无不合乎伦理道德；所谓“不乐不是学”这里“学指道德修养，意谓道德修养与心情之流畅或愉快联系在一起而密不可分”。过去儒家伦理修养使人感到束缚觉得枯燥，经过泰州学派王艮的诠释或改造则一变而为一种自然的人人皆能为的愉快的事，一种人们乐于而为的事。如此一来，泰州一带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当泰州学派讲学归来，则“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泰州学派以儒家民间化为宗旨，以通俗、自然、快乐为特点，将儒家的理论与民众生活联系在一起，既为儒家文化的传承找到了载体，又为民众生活提供了精神动力，为儒家道德理论向社会民众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尝试^①。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家的创造和在民间的推广与应用，儒家伦理思想才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道德，才为古代社会风气的维系和改善提供了保证。

应该承认，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泰州学派民间化的理论特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当然由于儒家的“五常”规范和泰州学派的中层理论产生于封建时代，自然也带有一些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印记或封建糟粕，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既吸收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合理内涵和泰州学派向民间传播的简捷、通俗、明了之特点，又抛弃了其中的消极内容，诸如封建纲常之类，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荣八耻观又是对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伦理学体系是由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所组成，社会主义伦理的基本原则有三：集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原则、社会正义原则，而道德规范可分为公民道德、社会公德、交友道德、职业道德、家庭婚姻道德等。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里，道德规范是体现道德基本原则的，即具体的道德规范应该而实际也是从各个角度或方面体现这些基本原则的。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应该说是属于道德规范范畴之下而非原则范畴之下。具体而论，“八荣”是当代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具体表述；“八耻”则是危害道德规范，危害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需要指出，八荣八耻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和道德实践中总结、归纳出的伦理规范，是对社会主义伦理论道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主要为五热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劳动、热爱社会主义，而现在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四荣四耻”既承续了“五爱”的基本要求，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生动地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四荣四耻”又体现了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社会效益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原则，强调了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坚持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总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于中国古代道德传统和当代道德规范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这种荣耻一一对应的提法，实际是划分道德与不道德的界线，也是区分社会成员是否具有道德的分水岭。中国古代思想家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所系甚大。”^②陆九渊说：“不善之不可为，非有所甚难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甘于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无耻也。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③朱熹与陆九渊虽然属于不同流派，但是都认为有耻与无耻是人与禽兽区别之根本，当然也是分辨君子与小人的界线。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两分的区别方法显示出了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尺度，凡在此尺度之上的即为君子乃至圣贤；而在尺度之下即为小人或禽兽。八荣八耻观就其内容讲当然不同于古代，但是它也显示出社会主义的道德尺度，凡是八荣者，即是道德尺度之上者，有道德的人；凡八耻者则为道德尺度之下者，不道德者。这一点必须明确而不可含糊。换言之，若是希望成为一位有道德的公民，应该以八荣为准则，自觉地将其落实到社会工作与社会生活之中；反之，则难于成为一位有道德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多元化的趋势，诸如对于私有制和民营企业的讨论等，影响所及，在道德评价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在道德评价中评价之依据也产生了偏重：或是以动机来评价道德言行，认为动机好就是善，动机坏就是恶，认为行为善恶全在于动机是否合乎“义”；或是以行为结果来评价善恶，认为效果好就是善，效果坏就是恶，一切皆以效果来评价；或是从动机与结果动态相统一的角度来评价，认为动机事是主观而效果则为客观，道德行为就在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等等。对于历史人物海瑞的评价的分歧就是一例。传统的评价偏重动机，以为其人行事为人一生正气，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历史人物。而现在偏重效果评价的学者，则认为海瑞虽然为人正直但是为官多年，对于社会、民众贡献不大，是一万年草。诸如此类。笔者认为，在道德评价的依据上虽然以前或以后还会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但是无论偏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效果或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评价的根本尺度或评价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尤其在当代对于涉及道德言行的评价，应该有一个公认的客观的标准——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八荣八耻为标准。这是确定而明确的。不然，道德评价就会出现混乱。例如在前一时期，社会上有人以团结互助、诚实守信为呆子，以违法乱纪为有本事；认骄奢淫逸为潇洒、为派头，以艰苦奋斗为寒酸等等，严重破坏了社会道德风尚，导致了越轨、违法行为不断而社会舆论导向不力。为此，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观，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确立了一个的评价标准或尺度，使社会道德评价有了客观的准则而人们的行为有了一个准绳，如此坚持下去，坚持多年，社会就将出现一个道德风尚蔚然成风的大好局面。

在八荣八耻观中，不仅知荣而且知耻，从某种意义上看知耻更重要。孔子说：：“行己有耻，不辱君命，可以为士矣。”^④孟子也认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⑤孔孟皆认为人不可无无耻之心，孟子并指出无耻之耻是最大的耻辱。当然，知耻重要在于自耻，也就使说，知耻是人应该有的道德自觉。由于人皆有羞愧之心，所以当然具有自知其耻之心。从一定意义上看，人只有自耻，才为知耻，故欲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应该厌恶上述那八种不道德的行为，并能时时反省自己，时时想及历史上的一切先烈英雄，就知道虽然小耻也足可羞，以自己言行不及英雄而可耻。古人云，知耻而后勇。就是说，人应该自知其耻而后才能奋起改正，这样下去，虽然达不到圣贤境界，起码也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注释：

①具体可参考拙著《泰州学派新论》，四川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版。

②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③陆九渊：《陆象山全集》，中国书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３９页。

④杨伯峻译注：《论语·子路》，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０页。

⑤杨伯峻译注：《孟子·尽心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０２页。

责任编辑钟海连

[作者简介]季芳桐（１９５４—），男，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

刘永红（１９７６—），女，南昌大学医学院教师，小教高级。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1 清代“重农思想”的基本内容

1.1 重视农业

在清朝数百年间里, 每个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 不同时期的政治家、社会家也是坚持同样的观点。其中最出名当属康熙帝, 他曾在《耕织图》中详细论述了农业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的重要性。从中不难看出, 整个清代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均认为农业是安民富国之源, 认为发展农业是其它各项事业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代的思想。

1.2 赋税的内容

赋税对历朝历代财政收入影响极大, 清代更是如此。清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占据了当时朝庭赋税的绝大部分。在清代的二百年间里, 先后有多个著名思想家围绕赋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特别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主张朝庭必须“减赋”, 以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 缓和社会矛盾。客观地说, 清朝的赋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的确缓和了社会矛盾。

1.3 田制的内容

田制是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的内容, 因为它关乎一个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问题, 田制内容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在清初的时候, 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围绕田制作了专门论述, 主张通过“复井田”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此之后, 相继有多个著名思想家提出自己的观点, 比如顾炎武主张重新清丈规划土地, 王夫之主张土地私有, 王源主张“有田者必自耕”, 等等。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治者的田制思想。

2 清代“农业政策”的基本内容

2.1 通过兴修水利确保粮食生产运输

清代农业政策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特别重视水利设施的修建,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 提高了各种粮食的产量, 确保了粮食运输的安全。其具体内容, 详述如下。

2.1.1 兴修水利。

在清代的二百年间里, 清政府兴建了许多农业水利设施, 对此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比如, 在雍正时期, 朝庭设立“营田水利府”, 配备专门官员进行管理, 收效明显。后来, 天津等地又设立了很多分局, 主要负责当地浚水筑圩、建闸开渠等工作。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 清代很多荒地得以成功开垦, 大幅度提高了全国耕地总面积。

2.1.2 治理河道。

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河水泛滥是最令朝庭头疼的事情之一, 其中, 黄河水患最为突出, 对沿河各省份农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整个清代, 黄河决堤数次, 也正是因为此, 朝庭特别重视黄河的治理问题。在具体措施上, 朝庭设置河道总督一职, 先后任命杨方兴、朱之锡、靳辅、于成龙、张鹏翮等人任职, 并给予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持。历任河道总督尽职尽责, 先后提出了著名的“治河”、“治漕”、“治淮”等思想, 开创了“疏通河道”、“修筑河堤”、“堵塞决口”等做法, 极大地减少了黄河决堤泛滥的次数和损毁力, 有力地保障了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 治理黄河的另一层考虑是为了确保漕运的正常进行, 这一点对于清代赋税治理非常重要。不得不说的是, 尽管朝廷高度重视黄河治理, 但是黄河水患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对沿河各省农业发展的威胁始终存在。

2.2 通过建设仓储保障粮食调配赈饥

清代“农业政策”的另一方面内容就是注重通过建设仓储保障粮食调配赈饥。比如, 朝庭在京师、通州等地建设了许多个仓储, 同时在各地也都恢复设置常平仓、义仓等, 这也是清代农业政策的最大特色之一。通过大力建设仓储, 有效应对了地方各省丰收歉收的巨大差异, 同时也可以有效应对不定时出现的水灾、旱灾、蝗灾等。出现上述问题是, 朝廷得以及时拨粮应急, 有效维护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2.3 通过推行屯垦帮助农民获得土地

清代在实现统一后开始意识到帮助农民获得土地的重要性。为此, 朝庭开始积极鼓励垦荒, 并延续了很多年, 大大增大了全国土地总面积。比如, 在刚入关不久, 朝庭就定下“垦荒兴屯”的政令, 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土地者, 鼓励其开垦, 如开垦不力会给予处罚。其后, 著名思想家范文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屯垦的重要性和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朝庭政令。从此至康熙时期, 地方各省都是积极鼓励人们开垦荒地, 并尽责地耕种, 做得好的也会立功受奖。当然, 这一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滥竽充数的问题, 朝庭对此采取了严厉的应对措施, 一旦发现, 给予重罚, 极大地遏制了不良现象的出现, 确保了清代屯垦政策的长期稳定施行。

3 清代农业政策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影响分析

3.1 片面追求粮食保障

清代农业政策对当时传统社会经济的首要影响就是片面追求粮食保障, 而没有实质性的、根本性的突破。客观地说, 清代农业粮食政策有其历史进步性,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时的粮食产量, 减少了饥饿现象的发生, 有利于人口的增加。但纵观清代二百年间, 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越老越多的腐败现象, 少有革新性的举措, 虽然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粮食需求, 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但难以推动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导致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

3.2 没有解决粮食危机

客观地说, 清代推行农业政策的一个考虑就是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粮食需求, 以此来减少“民变”、“民反”现象的发生, 维护自身的长期稳定统治。清代统治者认为, 民众造反是威胁自身统治的不安全因素, 必须时刻防范、杜绝之。基于此, 朝廷认识到了粮食充足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这一思想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 清代统治者推行各项具体农业政策的目标仅仅局限在保障民众最低限度的水平, 而不愿去投入人力、物力来解决社会面临的粮食危机。在风调雨顺的阶段还好, 一旦遇到灾荒之年, 清代这一农业政策思想的弊病尤其明显。

3.3 固化社会经济模式

从更高层次审视清代农业政策, 其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导致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长期固化, 难以有创新性发展, 始终未能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国有句古语:“无农不稳, 无工不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家庭农工结合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经济经营模式, 很难发生改变。到了清代, 统治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仅仅局限在巩固自身统治上, 不但未能突破这一固化模式,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这一模式, 导致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始终维持在较低的发展水平。

摘要：清代农业政策有着丰富的内容, 比如, 重视农业, 重视田制, 重视赋税, 通过推行屯垦帮助农民获得土地, 通过兴修水利确保粮食生产运输, 通过建设仓储保障粮食调配赈饥等等, 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然而, 清代农业政策没有解决粮食危机, 片面追求粮食保障, 固化社会经济模式, 后世必须引以为戒。

关键词：清代,农业政策,传统社会经济,影响

参考文献

[1] 郭晓刚, 候铭峰.论清代初期恢复及强化封建土地关系的政策措施[J].广西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2] 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5年第5期.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南宋文学家朱熹曾经写过一句诗歌:问渠那得清如许, 唯有源泉活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星星之火,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根植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面对国民价值观影响提出来的理念, 扩大主流思想, 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凝结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全面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 受到全民族的认同, 这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出来的精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这24个文字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语言简洁、明快特点, 内容上反映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中华民族一向讲究仁爱、诚实信用、爱国敬业。儒家思想强调的:“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脉相传。昆山自古以来是人文荟萃的地方, 素有玉出昆冈的美育, 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联合国文教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 起源于昆山;闻名世界的良渚文化,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是来自昆山, 昆山市成立了日知讲坛, 日知讲坛主要取自顾炎武的《日知录》, 聘请专家、教授讲国学, 让更多人的了解昆山文化。“吃讲茶”原本是古时社会调节邻里纠纷得方式, 如今已经成为昆山市基层思想文化建设基地, 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阵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成与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频繁, 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我国文化相互渗透, 形成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 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形成符合现代特点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 文明不仅包括社会文教昌达, 而且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内容, 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说的爱国指热爱国家,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爱国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它不仅包括热爱国家, 而且还包括热爱社会主义国家。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 国家还积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提出的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 是发展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它赋予了时代精神, 是我党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提出的重要思想领域, 对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主流价值观,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昆山市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和昆山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并结合昆山市的实际情况, 形成了“共谋科学发展、同创昆山之路;共建和谐家园、同享全面小康社会”的昆山特色价值观, 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衍生了“富民、亲商、高效、廉洁”的政府价值观;“守法、诚信、履职、创新”的企业价值观, 以及“包容、进取、友爱、奉献”的市民价值观。昆山市的共建共享理念, 让每一个昆山人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中, 让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监督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提高全市的凝聚力, 从而形成人人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 个个争做贡献的局面。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社会各个方面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让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感知它、领悟它, 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出来并融合当下国家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推广过程中, 必须将其融入到社会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来,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情况,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接地气, 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贯穿到社会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树立以德育人的目标,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贯彻到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教育领域,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升全体教师的中国传统文化水平, 才能完成以德育人,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近年来, 昆山市通过“家在昆山快乐成长”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共育工程, 在全市各大学校开展“八礼四仪”文明礼仪养成活动, 在学校的走廊、教室、花坛等各个角落里, 宣传文明校园和文明用语等内容,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并懂得诚实信用、友善、团结、孝敬等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学校、家庭、社会构建是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 为昆山市的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同时, 昆山市市委市政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到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内容,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 积极宣传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社区、学校、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主题教育互动,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城市的各个方面, 成为昆山市市民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走到大街道、学校、广场、建筑工地各种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成为昆山市靓丽的名片。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者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因此, 要深刻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关系, 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党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以及改革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的精神支柱, 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的精神息息相关, 两者相辅相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髓,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现形式。分析两者的辩证关系, 对认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价值,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 王清玲, 程美东.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基于文化的双重属性视角[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6, (21) :21-24.

[2] 柯利.中华文化优质基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 40 (2) :153-159.

[3] 姚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D].西安:陕西科技大学, 2016.

[4] 冯东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关联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 2018, (2) :34-37.

[5] 张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 17 (5) :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