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唯物辩证法论文题目范文
大学生唯物辩证法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一、引言
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类对科技的关注日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科技进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科技创新和新型人才的培养成为了一项迫切需求。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应重视自然辩证法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的应用。
二、自然辩证法的对象、内容、学科性质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自然辩证法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带有哲学性质的学科。自然辩证法所研究的，是自然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和科学技术工程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某一特殊现象、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某一特殊过程或者科学技术某一特殊学科的特殊规律。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的性质：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它的产生与发展同哲学、科学技术及其社会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现代，自然辩证法已经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它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方面，研究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
自然辩证法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涉及如下广泛领域：自然界、科学、技术、社会。与此相适应，自然辩证法的体系主要是：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科学技术与社会。
三、创新型人才及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
创新型人才是指能够孕育出新观念，并能将其付诸实施，取得新成果的人。也就是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通常表现出灵活、开放、好奇的个性，具有精力充沛、坚持不懈、注意力集中、想象力丰富和富于冒险精神等特征。
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如下。
一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献身精神和进取意识、强烈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等可贵的创新精神。它是人的创新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是人的创新能力得以发挥的潜在动力，也是人持续创新的根本保证。
二是敏锐的洞察力。从本质上讲，创新就是一种突破性的发现。这要求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深刻的洞察能力、见微知著的直觉能力和一触即发的灵感与顿悟，不断地将观察到的事物与已掌握的知识联系起来，发现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及时地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三是灵动的创造性思维。创新型人才的思维方式必须是前瞻的、灵活的、独创的，这能保证在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时做到独辟蹊径，从而产生新颖、独特并且有社会价值的思维产品。
四是坚韧的创新意志。创新是一个探索未知领域和对已知领域进行破旧立新的过程，可能遇到重重的困难、挫折甚至失败。因此，创新型人才要具备非凡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及良好的承受失败与挫折的能力，这样才能不断战胜创新活动中的种种困难，最终取得理想的创新效果。
五是丰富的创新知识。创新是对已有知识的发展，这就要求创新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要有深厚而扎实的基础知识，了解相邻学科及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又要精通自己的专业并能掌握所从事学科专业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这种完备的知识结构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六是科学的创新实践。创新的过程是遵循科学、依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探索的过程，因此，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求实的工作态度，严密的思维逻辑，保证准确地分析、判断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以科学的精神进行创新实践。
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构建一个综合的、完备的培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需要家庭、学校、职场等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在一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提供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特质培育的环境氛围，从而实现对创新型人才的有效培养和挖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营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生成的教育环境。一是更新教育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二是改革教育模式。完善课程设置，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改革教学方法，将单纯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转变为以培养科学思维和提高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学方法，加强启发式、探索式、互动式、研究式教学，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高度重视技术科学的发展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努力引导和培养他们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建造者、新突破的引领者和新路径的开拓者。三是创新教育评价制度。把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作为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评价标准。四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要积极开展在职培训、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社区教育，加快建立网络化、开放式、自主性的终身教育体系。
2.营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创业环境。优良的创业环境是稳定、留住、吸引人才，发挥人才创新才能的保障。一是构建完备的人才创业平台。依托人才培养计划、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重大产业攻关项目、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加快各层次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实验中心、工程中心、高科技园区和留学生园区的建设。二是构建科学的人才管理机制。打破用人终身制和单位所有制，构建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的人才流动机制，形成开放、流动、合理、有序的人才流通渠道。三是构建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竞争是发展的动力，是创新的源泉。创新型人才不仅要参与竞争，而且能够超越竞争，真正形成岗位靠竞争、报酬靠贡献的优胜劣汰机制，激发人才潜在追求优越的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发人才潜在的创新力。四是构建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科学研究表明，长期存在于没有激励因素的环境中，人的创造力就会衰退，只有经常给予适度的激励，才能激发起人的事业心、责任感、进取精神、求知欲、智慧和惊人的毅力。对于不同的人才分别给予适度的激励，是充分发掘其创新力的一种有效方法。
3.营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提倡创新精神，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要大力加强荣辱观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良好风尚。另外，还要在全社会倡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没有科学精神不能取得创新，但仅有科学精神，所取得的创新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创新的终极目的是增进人类的幸福，只有身处充满人文精神的社会环境，创新的实现才能造福于人类。
五、结语
自然辩证法指出：科学精神是近400年来自然科学发展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是科学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实和崇尚理性，也就是要求人们既要严谨治学、尊重事实、勤于实践，又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所以自然辩证法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
［2］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
［3］钱国英.教育创新与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浙江大学出版办社，2009.10.
［4］高福安，林淑华.创新人才培养方法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
大学生唯物辩证法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在中学教学中相关部门明确要求对学生施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在实际化学教学中，教师需要把具有特点的化学知识与不同特点的学生身心相结合，从而探究其发展规律，制定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化学中渗透的计划。所以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建立化学知识与辩证唯物思想之间的关联性，帮助学生实现思想与化学知识的统一进步。本文针对化学教学中的辩证唯物思想教育这一课题进行分析，从化学课程实际情况、教学方法与教学角度等问题，结合教材内容进行讲解，进一步加深对化学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学探究。
关键词：化学教学;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帮助人们正确、客观的理解事物，还能促进学生信念的养成，提高其综合能力。化学课程具备的知识非常客观，其本身就属于唯物主义辩证思想体现的学科之一。而高中阶段是学生的学习生涯中较为特殊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学生具备一定的成熟思想，但是从社会阅历以及生活经验等角度来看无一定的基础，所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引导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意识，还能让学生学会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在现实的课程中，化学教师本身就要具备客观的教学思想，结合实际的教材内容，对不同的知识点具备的辩证关系进行分析。
一、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在现实的教学中，把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导入到高中课程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化学的知识，还能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思想道路迈进，加深学生对思想以及化学知识的认识，让学生自身也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是由物质组成，而物质是由微观的离子、分子以及原子等组成的，无论是从整体来看有机物质还是非有机物质，都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形式。化学中的生命知识也证实了生命是非物质的蛋白质所组成。而物质以质与量都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运动的，从化学的角度上来看就是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中，不仅存在物质的转换与变化，还存在着能量的互相转化。虽然化学的形式是非常多样的，但是针对反映的形式来说，只能实现能量之间的变化，也就是从一种物质的能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并且都是以质与量为基础的，质与量作为化学反应最为稳定的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所表达的就是客观看待事物，而化学中的反映问题相对来说就是客观的，所以教师在现实教学的过程中要深度贯彻这种思想，并在讲述问题时，要从运动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的事物与遇到的部分问题与困难，才能达到教学目标。
如果把物质世界的运动都是绝对的这一理念落实在化学的教学中，那么静止就可以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为相对立而存在的，对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例如“核外电子运动状态”以及“原子结构”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人们是存在于太阳系的，而宇宙的范围是无限的，太阳系在宇宙中的位置只能作为一部分，也就是整体银河系中的一个小点，虽然银河系看起来已经接近无限，令人们遥不可及，但是在银河系的范围外还有其他外星系的存在，这些总体的星系被称为总星系，这些不能被改变的事实就可以称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且每个星球或星系都是不断运动的，但是在运动的同时其质与量是不变的。而從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日常生活接触到的事物都是由分子组成的，并且分子并不是最小的元素，比分子要小的还有原子，原子中还存在质子以及电子等。
虽然这些成分不足以被肉眼所观察到，但也是作为客观物质所存在的，其运动状态都是永恒的，但是并没有导致物体本身质量的变化。
二、培养学生对立统一的化学运动观点
化学与所有的事物一样，是具有辩证性的，既存在矛盾又具有统一性，例如在反应中逆反应与正反应，在现实生活中常能接触到的酸与碱的反应以及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等都是对立的。以及在化学中有许多的东西都是对立存在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又具有统一性，例如化合与分解以及氧化还原还有水解放热与热吸收等都是具有对立性又客观存在的。对立又统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充分证明了事物的运动以及变化的原因就是物质内部的矛盾性，科学的对事物发展的方向进行阐述。例如正电荷与负电子之间的排斥与吸引的问题，既能够体现化学辩证思想又能够体现化学矛盾性。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对立的两种物质还能实现转化。
化学发生反应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外因。例如温度、浓度、压力等，是两种物质之间实现转化必备的条件。而通常物质具备的本性是化学反应的内因，如何起化学反应、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都取决于物质的本性，反应的条件是由物质本性决定的。所以在进行化学课程的讲解中，教师可以重点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来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灵活性，避免出现学生思维剑走偏锋的问题，利用方便的素材可以帮助学生对统一对立的规律进行认识以及理解。
三、培养学生质变与量变的化学观点
化学中存在非常多的质变与量变，而质变与量变也是唯物辩证法最为基本的规律。例如，相对分子质量的不同或者组成分子的元素原子数目的不同都会引起物质性质发生变化。以二氧化硫与三氧化硫和氧气与臭氧为例，在有机物中的级别不同但是属于同一系的物质时，其分子内部的原子排列方式有差异从而会生产质的变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所有事物都是从量变开始发展的，如果量变达到一定的阶段就会产生质变，所以质变就是量变的最后环节，然后再由量变开始，由量变转化为质变，长此循环就构成了事物的无限变化，永远都在运动就是质与量互相转化的规律。量变与质变之间是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的，具有一定的辩证关系，可以说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所以质与量的变化就是事物发展存在的客观规律。在化学中有许多的现象都能完美诠释质量互化的规律，例如在元素周期表中，元素的性质是持周期性规律变化的，随着核电荷的数量增加而增加。而核电荷的数量变化会实现元素的转变，把元素从金属转变为非金属，把固体变为气体、活泼元素变得不活泼等。简单地以有机物作为例子，其质变的体现是在改变了物质的理化常数上面的，所以能够把这些质变作为新的量变看点。分子中碳的原子随着数量的变化，有机物的熔点与沸点都会伴随着其数量增多而升高，经过分子侧链的数量不断增加，其沸点就会慢慢地升高等变化都是较有代表性的量变引发质变同时又可以比作新的量变。
教师在进行课程的讲解时可以利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做比喻，并且在进行化学课程中，教师不仅要进行化学的比喻，还要能通过实验，质变与量变是化学中相对简单的实验，在学生的周围就可以常见，例如长久日晒导致衣服褪色是量变还是质变，洗衣服时脏污被清洗下去是否跟质变和量变有关，还有冰变化成为水蒸气是经过的形态的变化还是质与量的变化。由此教师可以引出理论，化学变化是有量变引发的质变，虽然形态或颜色等变了，但是其本身的质量是没有变化。从而利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作为实验，让学生能够掌握化学知识的同时还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究其根本，化学是一门辩证唯物主义的课程，教师不仅要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化学的规律，还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贯彻到学生之间，既能够让学生面对事物进行客观冷静地分析，还能够帮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学习正确的思维方法，从而提高其综合素养。
四、培养学生物质之间互相联系的化学观点
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中，所有事物多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虽然存在部分相互对立的事物，但是归根究底都是一个整体，从化学角度来看更是如此，这世界中所有的元素都不是作为个体而在现实中存在的，也不是没有丝毫联系而存在的，而是被核电荷数这个元素的内在因素通过与其他元素之间建立联系的一个整体，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化学研究就是通过某一种元素与别的元素建立联系然后对化学元素与化合物性质的研究。例如，在进行化学课程实验中，想要了解氧气的性质，那么就需要把氧气与其不同的元素进行接触融合，例如镁、氢、硫等，分别与这些元素进行接触融合，从而了解到氧气的性质。
经过化学课程的讲解，教师可以把所讲解的知识转化为道理、教育点等，例如把化学理论进行转化然后引申到学生身上。具体的课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宏观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让学生把自己比作一个个体的元素，而把家庭、社会等这种集体比作是多个物质的团体，个体是与团体相互作用并且相互联系的、没有一个大的团体就没有其中的小团体，也就没有个体。国家与社会都是作为客观因素而存在的，这就牵涉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学，培养学生用辩证的思想去看待世界，并且客观地看待事物，不仅可以实现客观地看待事物，还能够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深入到化学的课堂中，逐渐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模式，让学生学会运用宏观的视角去看待事物，增强学生观察事物整体性的视角，避免思维模式中的片面性，透过现象去看待事物的本质。让学生将来在处理问题时，可以通过事物的联系性、变化性、发展性以及全面的观点去分析并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中学阶段是学生生涯中较为有特点的一个阶段，因为学生具有部分成熟又不全面的思维和眼光，所以想要落实化学教学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化学课程要结合现实情况与学生的特点，以及教材中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在课程中逐渐加入、渗透，不断在课程中经过实践、结论、寻找经验再到实践这种闭环式的教学模式，不断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学生之间深化，帮助学生掌握以及理解辩证的思想，强化辩证思想的作用，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这种思想不仅是在化学课程中有用，也会对自身的日常生活与发展产生良好的作用，从而使学生自发地学习、培养、探索，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张雁冰，寇娴，殷明文，张运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原理在有机化学教学中的应用[A].第八届全国大学化学教学研讨会论文集[C]，2018.
[2]张宇，李荣清，蒋正静.无机化学教学中应重点把握的几个辩证关系[J].当代教育论坛（教学研究），2017（7）.
[3]周友士.当代知识性质与学习方式转变[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8（4）.
[4]贾原媛，张建伟.在化工原理教学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J].化工高等教育，2020（2）.
（作者單位：甘肃省舟曲县第一中学，甘肃 舟曲 746300）
大学生唯物辩证法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史坛上展开了一场文化史运动。一批资产阶级文化史家以历史学的革新者自居，要求进一步扫清历史学中的封建残余，打破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法，把历史研究的领域从政治军事的窄狭范围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场运动先后波及了美国和日本。二十世纪初，通过一系列留日、留美和留欧学生的译述，一些文化史著被陆续介绍给正在激烈动荡中的中国思想界。如日本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刘陶译)，田口卯吉著《中国文明小史》(一九○三年广智书局版)，白河次郎著《支那文明史》(一九○三年竞化书局版)。一九○一年日本学者就指出了以往中国史学“研究之方法失其宜”，“知支那之个人、不知国民”、“明支那之古代、不明近世之事”。①一九○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历数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之恶果，要求用进化论的发展观念来重新研究历史，打破那种“一人一家之谱牒”式的历史体例，提出了“史界革命”的重要性。以后一些刊物纷纷仿效，开辟史传专栏。这场“史界革命”也可以说是一场中国的文化史运动。
二十世纪初叶(一九○○)到中叶(一九四九)的五十年间，中国史学界有关中国文化史的几十部著作中，大部分在历史观上深受欧美、特别是日本文化史家们的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决定论、心理因素决定论等资产阶级文化史观的影响。但也有若干著作试图以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文化的变化。如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强调文化“就是人类依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创造、而展开之精神生产的成果之总和。”认为“在叙述各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阶段，使读者明
在编纂体例方面，许多文化史著作还不能摆脱旧有的朝代叙述法，但有一些在体例上有所探索。如梁启超一九二五年讲演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就以专题分类撰述，全篇八章。一母系与父系，探索了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二婚姻，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中国的婚姻制度；三家族及宗法，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较翔实的叙述；四姓氏，说明了中国古代姓氏和名字号谥的起源和演变；五、六二章阶级，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蓄奴制度；七乡俗、八都市，用对比的手法，考察了中国古代城市和乡村的社会政治组织的状况，指出了中国城市和乡村不同于欧洲的特点。梁启超曾试图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第一卷绪论，第二卷五千年史势鸟瞰，第三卷以时代为序，依次撰述，可惜只成了绪论部分，即以后多次再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九三六年正中书局出版的王德华著《中国文化史略》分四编三十二章，以“问题为中心”来阐释中国文化的流变。第一编经济史，分初民生活、农业、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业、工业、货币制度七章；第二编政治史，分政体之演变、中央官制、地方制度、教育考选制度、司法、兵制等八章；第三编学术史，分语言文字、先秦学术、汉代经学、魏晋清谈与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美术、史地、科技等十二章；第四编社会史，分社会、阶级、宗教、婚姻、风俗等五章。一九四三年作者书店出版的王治心著《中国文化史类编》也是以专题为经、时间序列为纬，分绪论、政治与经济的制度、社会与风俗的情形、学术思想的源流、宗教与伦理的沿革、艺术与器物的发明等六编。这种以专题为中心的编纂体例对我们今天编著中国文化史仍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许多文化史著在内容方面还没有摆脱通史所具有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特点，但重心已从原来的帝王将相或政治军事史转移到民族史、学术思想史、语言文字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科技史等方面，实际上就是要以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为主要内容。不少史著在收集和整理以往被忽视的文化史料方面，作出了不小成绩。如柳治征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史》，洋洋数十万言，均分上下二册，从远古叙述到民国年间，至今我们仍能从中摄取大量的资料。
纵观五十年来的几十部中国文化史著，可以说那时已注意到了社会历史分期的系列研究，如一九二九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孟世杰的《先秦文化史》，从未有文字以前开始，述及周代的文化，研讨了各代的官制、地方制、田制、赋税制、兵制、刑制、宗教、学艺以及社会礼俗。作者还曾撰有《三国六朝文化史纲》和《隋唐五代文化史纲》等。一九四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香林著《唐代文化史研究》已试图改变那种只注意各个局部而忽略了整个断代文化的演进、只注意零碎的考据而缺乏系统的研讨、给人以见树不见林的感觉。
有些著作开始注意不同区域、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如一九二三年昆明崇文印刷馆出版的夏光南著《云南文化史》，就依据实地古迹名胜的考察，参以当地父老流传的口碑与正史、野史、县志与近人笔记的资料，揭示了云南地区的民族迁徒与同化、学术思想的传播、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云南历史上的重大政变和外国之关系。一九三九年齐鲁大学出版的张立志著《山东文化史研究》，从正史、诸子百家、地方志中寻觅了大量的资料，佐以考古遗址遗物，对山东地区的学术、宗教、艺术、思想、民族、社会、经济、工商制造都加以详细的讲述。一九四六年华西大学出版的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分十二章、评述了四川地区的物质文化，如器具、遗址；精神文化，如宗教、神话、岩葬文化等。一九四九年云南大学出版的徐嘉瑞著《大理古代文化史》专谈了史前期、邃古期、南诏期、段氏期等时代的这一区域内的宗教、居住、葬法、服饰、语言、姓氏、习俗等文化形态。
有些著作也注意对各种文化层次的研究，如一九四三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蒋星煜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以十个专题研究了中国隐士的形成，类型的区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地域分布以及与中国绘画、中国诗歌的密切关系。一九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雷海宗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则分专题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武装力量与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及中国文化的诸关系。
也有一些著作开始注意到把中国文化史放到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如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就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东西接触与文化更新等专题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了比较，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性，把文化分成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专门介绍了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与外国学者编纂之世界文化史，以此来研求编纂中国文化史之方法。
这五十年间，许多学者在钻研中国文化史的同时，比较注意中国文化史的普及工作，除一九二四年顾康伯编的中等教科书《中国文化史》外，有不少系介绍性的入门书，如一九三四年华通书局版的叶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至今看来已显得幼稚，许多材料已变得陈旧而有待重新发掘，新的史著体例有待创立，新的研究领域有待开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只有善于批判地吸收旧时代的文化知识和前人的科学成果，“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就须珍视我们前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丰厚的遗产，从中发掘出为今天研究所需的有价值的成果。
①中西牛郎著《支那文明史论》，普通学书室译述。
②陈国强《物观中国文化史·导言》，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一年版。
③杨东
④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文光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大学生唯物辩证法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要：自19世纪40年代始，西方人学发生了生存论人学的转向，几乎所有的现代人学都以关注人的生存作为自己人学的起点、基础和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生存论已经成为一切现代人学的普遍品格和出场策略。马克思既是知识论人学的终结者，也是生存论人学的开启者。从知识论路向到生存论路向的变革和跃迁，是人学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范式革命。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理性的独断”转向“感性的超越”；从人的“忘在”转向人的“出场”；从“实存”提升为“生存”；从“天国”回归到“尘世”。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知识论；生存论；范式转换
自19世纪40年代始，西方人学发生了实践人学或生存论人学的转向，几乎所有的现代人学都以关注人的生存作为自己人学的起点、基础和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生存论已经成为一切现代人学的普遍品格和出场策略。因此，马克思人学和现代西方人学“应该划归于同一个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的特征……就是在批判并走出了近代的主体性哲学之后，回归生活实践，视人类生活本身为对我们的思维或理性而言的最终基础”。…但是，它们之间依然存在明确的界限。马克思人学的本体论思想开现代西方人学思维方式之先河，与它们既一致，又有所超越。现代西方人学承袭了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模式，他们“都为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他们对人的社会存在持否定态度……对人的生存给出更真切的洞悉并突破西方中心达到人类视野的，首先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人学开辟了通向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生命的途径，为解决人学史上留下的重大理论课题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既是知识论向度的传统人学的终结者和颠覆者，又是生存论向度的现代人字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从知识沦路向到生存论路向的跃迁，是人学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范式革命。知识论路向的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而生存论路向的原则却要求自身达于使得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得以成立的更具本源性的领域，因而其性质是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从知识论路向到生存沦路向的变革和跃迁，意味着人学在其根本性质上之彻底的“改弦更张”；意味着传统理论人学的彻底“终结”和现代实践人学的决定性开启。
国内学术界关于生存论的讨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04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高潮。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生存论木体论的讨论、思维方式转向的讨论、从“谈人色变”转向观照现实的人的讨论，以及生存论转向之于当代中国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等方面。孙正聿、俞吾金、吴晓明、贺来、张曙光、杨耕、邹诗鹏等教授参与了这一讨论，《哲学研究》、《复旦学报》开辟专栏组织了笔谈，其他重要学术刊物都发表了相关论文。笔者通过长期跟踪相关讨论的情况，发现对于生存论转向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并没有全面的论述，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动因之一。笔者认为，马克思人学颠覆传统人学的知识论路向，开辟了现代人学的生存论路向，主要可以概括为这么四个方面：从“理性的独断”转向“感性的超越”；从人的“忘在”转向人的“出场”；从“实存”提升为“生存”；从“天国”回归到“尘世”。这对于澄清生存论转向的意义和性质，消除对生存论的质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具体来说，从存在论的角度观之，这场范式革命突出地表现在下面一些方面。
一、从“理性的独断”转向“感性的超越
如果说西方理性主义人学传统的奠基人是柏拉图，而黑格尔人学则恰恰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形式，那么马克思人学的变革对象便是自柏拉图至黑格尔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主要问题就是：柏拉图将理性与感性分离开来，从而阻断了理性和感性相统一的前苏格拉底时期自然主义人学传统，建立了重视理性而贬抑感性的理性主义人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理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作为“基础动力原则”在不同阶段的人学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它的核心作用；而感性则始终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甚至常常处于被蔑视和被排除的境遇中。到了近代，理性主义人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理性的机能不断膨胀，走向了理性的独断；而感性只具有被动的直观的机能。这种被动的感性直观是无法满足理性机能那种面向未来、面向未知的巨大冲动和无限渴望的，所以理性不得不抛弃感性而独行，脱离现实的经验世界而在形而上的超验世界中进行无穷的追逐和漫游。
传统人学看似抬举人、尊重人，实际上是贬低人、排斥人。传统人学是抽象掉人的感性的、经验的等因素而使人成为非人——抽象化的人，即脱离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思辨理性。所以，马克思人学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颠倒通行于西方二千多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实现“感性的超越”，让感性从理性的束缚和压制下独立出来、解放出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维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来理解现实，放弃了对“能动的方面”的认识；唯心主义虽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却执迷于思想的绝对性，把能动性抽象化，能动性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成为了绝对的实体。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强调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人本身也是对象、现实、感性之一种，所以对人也必须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才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这只有彻底地经过康德、超出黑格尔并且全面避开费尔巴哈的倒退途径才是可能的，进而言之，只有通过超越知识论路向的生存论路向才是可能的。作为“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的实践是在全部旧人学视野之外的，是全部旧人学所不理解的，这种不理解的根本点还在于旧人学整个地沉陷于知识论路向之中。马克思所言之“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乃是完全别样性质的，是完全越出了知识论路向的。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不仅仅是说明了“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将这一原则当作马克思新人学观中具有存在论基础的核心原则，从而与一切传统人学在开始时便划清了界限。
“感性的活动”是马克思人学的关键概念，“它所开启和揭示的乃是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的世界，亦即那个使得知识论路向上全部表面的本质性成为可能的本源世界”。正是“感性的活动”使得人学跃出了知识论路向，并因此构成了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之人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马克思发现了感性和感性活动的巨大能动作用，从而彻底否定了以往忽视甚至蔑视感性作用而唯独强调理性动力原则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而把理论思维置于另一种动力原则——感性动力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一超越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虚假性及其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统治。”所以，“感性的超越”，从根本上说也就是生存论路向的开启。
如果说对“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把握是生存论路向开启的标志的话，那么马克思在《提纲》第一部分的分析，就彻底否定了近代理性主义人学和感性主义人学的非生存论路向。因为感性主义人学没有从人的感性活动的角度来把握人与世界，对“人与世界”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丽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理性主义人学同样没有真正领悟感性活动本身，感性被淹没于理性之中，人成了“非人”。
在马克思人学看来，现实世界也必须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才能把握。现实的人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之中的。生存论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人，世界是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是感性活动的人，现实的世界就是感性世界。感性世界与人的感性活动是内在关联的，一句话，应该“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与人分隔开来的抽象世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可见，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正是马克思人学生存论路向区别于传统人学知识论路向的最鲜明的标志。马克思正是凭借对人的感性活动的领悟，彰显了对人的生存际遇和现实生命的关怀，从而开启了一条崭新的人学路向——生存论路向。
二、从人的“忘在”转向人的“出场”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审度人的存在，就会发现，西方人学自巴门尼德开始，就呈现出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逐渐从“to be”(存在)走向“not to be”(不存在)。“be”为现实意义上的存在，即感性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经验存在，具体来说，就是人的感性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存在(be)，逐渐被“悬置”起来，而原先不存在的思想性、观念性的“概念、范畴”反倒成为了最高的“真实”的存在(being)。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绝对精神”。马克思人学的诞生，彻底扭转了这一方向，人学的基础从“not to be”转向“to be”，人学的阿基米德点被从虚幻的思想观念之中拉回到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之中，人重新“出场”，成为感性具体的存在。
传统理论人学“把人视为意识或自我意识、或灵魂、或思维，而又把意识、灵魂，思维视为存在，视为第一性的东西”。可见，人的存在在实体存在论中则被遮蔽或被消解于人之外的本体之中，人以某种不自觉的方式“退场”，剩下只有统率人之存在的本体存在才是真实的、可靠的存在，而经验世界中的人的存在是不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把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之为“忘我”的存在或“无我”的存在。而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中，人在生存论本体论的观照下以某种自信、自觉的方式重新“出场”，人之为人的存在论基础在于人自身，人的感性生存活动是人之存在的最终依据，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我们把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之为“有我”的存在。
具体来说，在占希腊人学，人要么归于自然实体(水、火、气等)，要么归于精神实体(灵魂、理性、理念等)，人实质上消解于这些“实体”之中，失去了独立性、自我性，成为“无根的人”。在中世纪宗教人学中，人的独立性彻底丧失，成为上帝的奴仆。在近代理性主义人学中，人被抽象为最高的范畴。笛卡尔的“我思”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但这并不是感性经验存在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自我”并不在人之内，而是人之外的本体，是一个纯形式的先验观念。这种先验观念主宰人的思想和行为，而经验世界中的人只是“空灵之人”、“无根之人”，缺乏任何独立性。费希特通过“绝对自我”来推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而人只不过是从这一个思想性、观念性的“纯粹意识活动”中推演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无疑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之人”。黑格尔的人更是从思想性、观念性的“绝对理念”这一“种子”中“生长”出来的人，人是绝对理念展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的人，当然也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肉身”的“精灵”。在费尔巴哈的感性主义人学中，费尔巴哈不满意对人的抽象，想要恢复人本身。但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他只是从感性存在去理解人，把人性归结为自然性，最终又把人抽象化，重新站在了用“最高的哲学直观”和理想的“类平等”等外在的东西来规范现实的人这一旧哲学的立足点，不得不再次回到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去了，“人”依旧只是一个徒有“肉身”的“空灵之人”。
可见，整个西方传统人学“都是以非人的形式去认识人，非现实的形式去表现现实世界”，在人之存在的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忘我”性，通过瓦解现实生活世界而走向另外一个世界——本体世界，去寻求人的真实存在。经验世界中的“我”则被彻底排除在外，并且把“我”完全依附于纯粹客观性的存在。而人的主观性、历史性等都是与“本体”背道而驰的存在。“人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平自己的‘自然之镜’去获得更准确的表象，直到最后人能够返回真理(本体——引者按)，一劳永逸地不作任何歪曲地直面真理本身。”这样所得到的真理必然是终极的绝对真理，一旦人们达到了对它的把握便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因此，传统人学由于无视或忽略人的经验存在而成为“忘我”的人学。
马克思正是在对传统思辨人学的形而上学致思理路的准确把握中，提出了“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哲学出路，主张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立足于“人本身”去理解人，这才是把握人的“真实面目”和“真实存在”的唯一方法。
从马克思下面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人”已经从“忘在”状态豁然“出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一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
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型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幻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
仔细分析这些文字，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集中阐述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语句往往是由“不是……而是……”或者“是……而不是……”这种有破有立的“转折”句式所构成的。这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的每一个“破”中都蕴含着“立”，而每一个“立”中也都伴随着“破”。
那么“破”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呢?
从上面的文字呵以发现，马克思所“破”的是那些“想象中的”、“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纯粹的”人。这样的人正是理论人学知识沧路向中的人：生活于“虚幻的”思想、观念“世界”之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人”。
同样，从上面的文字也可以发现，马克思所“立”的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人。这样的人无疑不是生活于“虚幻的”思想、观念世界之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人”；而是乍活于感性世界、现实世界之中的“有血有肉”的“现实人”。这样，马克思就把人学的阿基米德点第一次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问”，从“虚幻”的思想观念——理论范畴之中拉回到了“感性具体”、实实在在的“实存”——实践活动之中。
可见，“生存论的核心是人的在场性”。马克思把人从“虚幻”、“空灵”的“思想人”转换为“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现实人”。“我”直接以感性活动或感性经验的形式独立“出场”，而无需要人之外的超验存在的引领。实践人学中的“我”是有根的，“我”就扎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通过自己的感性实践活动而获得其“在场”的根据，同时展示自己丰富的生命本性。
三、从“实存”提升为“生存”
所谓“实存”，就是实体化的存在。实体本体沦人学并没有直面人的生存，而是把生存看成了一个被给予的作为对象和客体的范畴，即把生存只是理解为一种既定的实存形式，要么是抽象的精神性客体，要么是可认知的物质性客体，它们都只是看到了人的“名词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动词性”的一面。传统人学所固有的实体主义传统难以从活动的意义上去理解存在，当然也就更不可能自觉地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生存了，人的生存变成了一种既定的、静态的“存在物”。可见，在实体本体论那里只有“实存”没有“生存”。
因此，要用生存的方式去理解存在进而在人的意义上去理解生存，就必须破除传统人学的实体主义传统。这正是生存论转向的理论旨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世间唯一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与生活，人是感性地和实践性地确证和阐释自身的存在过程，人的生存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真正基础和前提。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于人，但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抽象实体，来‘拟定’人的生存过程。”
这里表明，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已经对传统入学根深蒂固的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反叛，使人学路向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作为现代人学的开启者，马克思立足在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基础上，以“生存”的眼光来审视人的“存在”，“存在”不是一种静观的知识性的对象，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先定的、“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抽象实体”，“存在”总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才得以生成和揭示。人只能通过感性的和实践性的“生存”来确证和阐释自身，而不能通过人之外的某种精神实体来说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不在超验的实体之中，而就在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展开之中。离开人的“生存”来追问人的“存在”，这是一条“歪门邪道”。
所以，具有现代生存向度的本体论，只有回归到“生存”这一现实生活世界的地基上，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实践活动来揭示人之存在的存在论基础，才能驱散种种笼罩在“人”头上的神圣实体和虚幻的抽象实体，而不再以超验的终极尺度去外在地审视和裁定人的生存，“拟定”人的生存过程。
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去理解生存，从而把生存看成是人追求自身本质的历史性活动，真正赋予了生存以历史性维度。在马克思那里，生存论是一种生成的动态结构，是历史地确定起来的。荷尔德林曾在一首诗中说道：“人越是远离家园，流于无家可归之境，才越是深刻地体味到‘在家’的感受”。生存论转向就是要求通过对“实存”的解蔽而使人重新回到自身，彰显人的“生存”，从而找回被传统人学所失落的人，为“无家可归者”安居。通过生存论转向，人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从而“领会了自己本身”。因此，生存论转向不是什么别的“转向”，其实质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面向人的生存本身来追寻人之存在的根据。
四、从“天国”回归到“尘世”
西方传统人学理解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基本模式是：将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归结为一个抽象的彼岸世界和本体世界，将人分裂为同属两个世界的存在，而争论的焦点仅在于哪一个世界更真实。这就使得西方传统人学停留于尘世之外的“天国”，他们习惯于从各种“实体”、“本体”的虚设出发，在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之外设立一个更“真实”、更“本源”的“本体世界”，用它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矛盾。这使得西方人学在对“真”的世界的无止境地“还原式”的追究中遗忘了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西方人学也变成了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
在古希腊，哲学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遗忘就已经发生了。苏格拉底的“神”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作了先导，与“理念世界”相对应的“可见世界”则是虚妄的。亚里士多德“神的世界”、“理念世界”和“逻各斯的世界”构成了一切解释的根据。中世纪承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世界不论其价值形态还是存在形态都无非是“上帝”的作品。对一个超验的价值本源和一个“至善至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存在本源的信仰超过了一切。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由宇宙人生的“最高”主宰——神学本体——来说明。进入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人学依旧是停留在思想世界中进行纯概念的演绎。黑格尔关注的是一个由纯粹先验的范畴推演所构成的抽象王国，“人”不过是这个纯逻辑范畴(“绝对精神”)的外化；费尔巴哈要求把自然界和人作为哲学的对象和出发点，但是，费尔巴哈对“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他最终没有找到一条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的道路。总之，传统人学“将人的内容外投到一个思辨实体中去而变为世界和生活的最高本体。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被抽象掉或被瓦解掉了，世界变成了一种与人的生活世界相隔绝的超验结构。这是现实世界之遗忘的突出表现”。
可见，传统人学存在共同的理论失误：囿于思想世界中进行纯粹的理性思辨而无法面对现实。“理论的范域被仅仅局限于理性世界，理论本身也被视为纯粹主观领域中的逻辑推理活动。为改变理论的这种玄学性质，使其正视现实，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职能，必须将理论的范域扩展到现实的感性世界”。传统人学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使其一直处于“元根”状态，并形成了抽象化、教条化与僵化的特征。解剖与批判西方传统人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把人学从这种遗忘中唤醒，这是马克思人学实现生存论转向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对于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而马克思恰恰就完成了从传统人学所热衷的抽象本体世界转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这一任务。所谓现实世界是指人生活于其中的、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人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它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世界”，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精神世界”，当然更不是什么包括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尚未接触到的未知世界在内的无限的“整个世界”，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纽带联结而成的自然、社会和人相统一的“感性世界”、“现实世界”、“对象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是这个世界的三大领域，但它们不是彼此分隔和互相外在的三个世界，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联结而成的一个世界。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从观念世界回到现实生活世界，把现实生活的内容还给现实生活本身，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关照人的生存际遇的实践人学，这才是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理论旨趣。马克思认为传统人学关注的是人之外、之上、之后的天国，人和人的世界都消失了，因此，“应否定现存的哲学并消灭哲学本身”，即终结形而上学，使真正的哲学从“真理的彼岸世界”转向“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转向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改造。因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的生存论人学的内蕴在于，由生存实践活动所组建而成的“现实生活世界”构成了人学最切近的“本体性”世界。可见，马克思彻底颠覆了“实体统一性世界”的统治，使人学彻底回归到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家园。
大学生唯物辩证法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是城市空间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城市空间中的数字服务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扩展了新的思路。文章以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路径为主要研究内容，基于供性的理论归纳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三个主要预设功能，结合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特征分析，提出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地铁空间；可供性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新媒体艺术的地铁空间公共文化服务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YBQ004
公共文化服务可以为社会提供基本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能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民文化自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支持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城市生活节奏快，时间及空间因素往往限制了文化服务的有效性。地铁空间是城市重要的交通职能空间，其客流量大，使用频繁，在地铁空间内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服务融入日常生活及可达性提升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和价值。
可供性概念最早由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Gibson）提出，后被诸多心理学和哲学家重视并逐渐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1988年，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将可供性概念引入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可供性对于启发及衡量设计有着深刻的价值，文章以可供性理论为基础，对地铁空间内的新媒体文化服务建设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城市地铁空间中的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设计及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一、地铁空间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新媒体应用特征与挑战
新媒体目前主要指计算机网络和智能化科技影响下的媒体形式，是一种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和移动技术，基于互联网和无线通信，利用电脑和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提供信息服务的传播形态。当下的新媒体具有数字化、互动性、便捷性、实时性和移动性等特点，已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新媒体在地铁空间中的使用日趋广泛，亦为地铁空间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的途径。
地铁中公共文化服务可利用的新媒体种类比较多，从设备来看，包括车厢内外空间内的电子屏幕，可以提供静态或动态图片、文字信息和影像等；交互式投影装置及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提供具有沉浸式的视听体验；手机等智能移动终端，可以保证信息供给的移动性和持续性。从服务的类型角度来看，地铁空间内的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分为显性服务和隐性服务。显性公共文化服务以文化的传播普及为主要功能，如公益广告等；隐式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将文化内容嵌入其他功能性服务当中，通过附属性功能满足文化需求，如利用审美需求特点在地铁导视系统中加入文化性的视觉元素及信息等。
基于新媒体的地铁空间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以下特征：在服务形式上更加多样化，既有公益性的文化服务内容，又具有包含文化内容的各种功能性应用；地铁空间内移动设备和网络技术使得文化服务具有可移动性。例如，手机等手持智能设备，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不再停留在固定的空间位置，产生了大量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等的服务；新媒体也加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互动性，如阅读等数字服务，大众不再单纯地接受信息服务的内容，还可以进行评论产生新的内容信息；新媒体可以借助丰富的视觉信息（如影像、图片和文字等）極大地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有效刺激服务的使用动机，提高内容的接受度。这些特点为公共文化服务与地铁空间的融合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地铁空间基于新媒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一定优势，但丰富的形式及复杂的结构也为其建设提出了一定的挑战。首先，地铁空间中的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涉及空间内的人、事和物，包括交通功能的实现、行为移动性和安全性等问题，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更加复杂和多维的特点；其次，地铁空间具有固定的职能性和空间环境结构特征，其行人也具有一些基本的行为特点，这是地铁空间内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限制性因素。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及设计需要充分考虑技术、心理、行为和空间等多种类型的构件及元素，只有在保证地铁空间内基本功能实现的同时，使文化功能与地铁空间交通功能协调，才能让公共文化服务融入日常生活，保证文化服务的可达性和参与性。
二、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与可供性
吉布森在研究生物及环境的关系时提出了可供性概念。他认为可供性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但同时这种客观性又依赖于主体（人或动物）的感知并与行为主体的生活经验及行为直接相关，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及行为目的选择性地关注环境中的可供性信息。因此吉布森的可供性意味着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可能性。
吉布森之后的学者又在其理论基础上对可供性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扩展，引入了更多元素，赋予了可供性更为复杂的内涵。里德指出，可供性依赖直接知觉，提出认知是可供性的集体占有，因此可供性影响着个体的形成，以及其与环境、他人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作为特殊层次的可供性可应用到行为的所有方面，包括文化影响的行为[1]。众多学者对可供性本体性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可供性理论，通过可供性的研究沟通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认知科学[2]，也为其在实践应用及更为复杂的文化领域中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可供性在设计学及传播学等领域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3-4]。
从目前可供性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普遍得到认可的观点是可供性强调感知、个体行为的生态化特征及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可供性存在于人、行为与环境及相关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中，包含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匹配关系和互动性。
“人与人工物的互动再现了人与自然互动的规律。人工物是物质环境中的特例。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无法分开，人工自然是人利用自然的属性，重新创造的符合人类某种需求的自然。”[5]人工自然是天然自然的延续，可供性亦可以用于分析技术、人工制品和人工环境。可供性的这些理论与观点为我们分析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可供性指示了知觉行为的可能性。可供性理论源于人知觉和经验体验的生物特性。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必须首先满足用户对文化内容的知觉与认知，重视服务内容感知的效率性。
其次，可供性视角强调人与环境生态化的关系。作为人工物的地铁公共文化服务，其设计和建设同样需要处理服务的组织建设与使用之间的关系，而可供性其实就是这个关系概念的基础。可供性提供的观点在于需要参考用户在文化行为中的生态化特征，为行为的发生提供机会，并能与服务系统互动，达到运用更加自然化的方式实现地铁空间文化服务的目的。
再者，可供性概念为复杂要素的整合提供了新的脉络。新媒体具有天然的技术人工物属性，而基于新媒体的文化活动是现实社会文化活动的延伸，是计算机网络发展背景下，社会文化的数字化转化。因此，面向新媒体的文化活动，应将存在的人工环境同时扩展至网络信息组成的虚拟环境，不仅考虑现实物理世界中的人、环境和物的关系，也考虑网络信息环境下的可供性关系。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平台、技术操作、内容聚合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其服务建构涉及更多复杂的因素，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将这些复杂因素回归“人”这一中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三、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可供性分析
地铁空间中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设计首先需要进行意向性的功能预设，基于可供性的视角，地铁空间中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建构首先要满足文化特别是数字文化行为的一般规律，才能为文化行为的发生提供更多可能性。
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依托服务媒介对文化内容进行传播，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作用，并引发用户的进一步文化行为。德耶兹[6]认为数字媒介将文化内容进行数字转化及传播必须经过参与、引导和重构三个实践环节。从可供性满足行为生态规律及数字文化行为的特点出发，可以将参与、引导和重构三个部分预设为地铁空间中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三个主要可供性功能，并在构建服务过程中以这三个功能的实现为主要的建设脉络和目标。
四、可供性视角下的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策略
（一）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建设
1.基于移动情景的参与性提升
居民在地铁空间内是典型的移动状态，地铁空间内的物理空间环境或信息服务都需要充分考虑这种移动性，需要充分考虑这种移动性才能保证文化服务的接受性。移动网络和设备为文化服务的可移动性提供了保障，因此，地铁空间中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应积极利用智能移动设备，如在手机端开展以APP或小程序开发等为载体的文化服务；同时需要对空间内的新媒体设备进行统筹，如多媒体屏幕、互动性投影等，结合空间的结构、布局以及用户在空间内的移动轨迹实现多屏融合的服务范式，保证服务的动态移动可供性。
2.基于感知的互动参与性提升
基于可供性对环境认知的观点，文化服务内容的有效认知意味着能够理解并获取文化的语义内容，理解其价值和意义。对于地铁空间的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而言，依托各种新媒体技术的界面是其服务的接触点，在这些界面中，感知是基于多通道的，相对的文化内容也需具有不同的传达形式，如将文化内容转化为可观看的图片、文字及影像等。赋予文化内容适当的形式，可以使用户察觉和感知信息。文化内容的可感知是地铁空间内公共文化服务参与性提升的第一步。
在与服务的交互过程中，操作意味着用户与媒体界面之间的互动。在地铁空间内存在不同的媒体设备，其导致操作的互动性也存在差异，应根据可用性原则对各种交互操作进行设计，以此保证服务的互动参与性。例如，智能手机端的服务界面与多功能互动屏的操作可供性不同，手机更加强调手部的结构和动作，而互动屏，如导航指示牌等需要考虑全身、手臂结构和动作特点，需要对应人体工程学相关原理，提升服务互动性操作的效率和使用体验。
（二）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引导性建设
1.基于高质量内容的引导性提升
文化生产的内容、形式和水平往往取决于服务提供的文化内容水平和方式。文化的创新依赖于公众对文化内容的选择和认同，内容的可供性与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存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要实现文化的引导作用离不开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优秀文化内容是促进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化继续生产的基础，地铁空间不仅是城市的交通中心，也是城市地域文化的展示窗口，选取优秀的文化内容进行展示，是地铁空间文化服务发挥文化引导作用的关键。
2.基于社交情感化的引导性提升
文化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部分，而意义的共享来自集体语义的共享。社交是社会人的天然属性，与文化的关系密切。为公共文化服务设置社交可供性可以增强文化的分享机制，加速地铁空间内文化的传播速度。因此，可以利用新媒体社会关系网对文化服务内容的传播速度进行提升，以此突破地铁物理空间的限制。社交往往与情感相关，亦可以情感化社交功能增强公众对文化的感悟和使用意愿。
（三）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重构性建设
1.面向内容再生的重构性提升
文化生产主要指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是文化主体建构文化生活的主要方式，对社会文化的重构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增强主体的实践性可以促进更加多元化文化内容的产生，使文化元素有更持久的生命力。文化生产的可供性强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能为服务的用户提供加工和展示信息的行为入口，提供必要的功能，如提供编辑及评论等，使得用户可以产生新的文化相关内容。
2.面向形式重塑的重构性提升
新媒体及其特性深刻影响着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地铁空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形式必须符合当下的审美需求。一方面，应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对服务的技术载体进行重塑，如利用AR、VR等技術开展服务；另一方面，也要对元素的艺术形式进行重塑，如对优秀的传统域性文化元素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创新应用。
五、结语
公共文化服务需要以公众为中心，同时以文化行为的特点为基础，充分发掘和满足公众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文化需求引导。只有服务有效才能激发公众使用公共文化服务的意愿，只有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才能使优秀的文化更具长远发展的动力。地铁空间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也是一个较多维的系统，它包含技术、文化、行为等因素，可供性的理论为更加系统地设计地铁空间内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合理利用新媒体可以使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文化活动需求，实现文化服务内容供给之间的平衡。无论是地铁空间还是城市其他公共空间，基于新媒体的文化服务建设仍然有很大的潜力，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将为未来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提供更多有效途径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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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超，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服务设计、交互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康艺方，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传播设计、信息设计。谭枫，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交互设计、服务设计。
大学生唯物辩证法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 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也是实施“卓越计划”的核心。合肥工业大学作为首批申请“卓越计划”并获得批准的61所试点大学之一，近年来以实施“卓越计划”为契机，以大工程教育观为指导，以行业和企业为依托，积极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和培养模式创新，构建了由科学化的目标定位与方案优化、工程化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的本—硕和本—硕—博贯通培养、准工业化的校内工程训练、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的工程专业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构成的“七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该校特色的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关键词] 合肥工业大学；卓越工程师；卓越计划；“七化”；培养模式；校企联合培养；创新创业教育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培养造就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型人才。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精神，进一步提高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教育部在经过3年的工程教育改革试点后，于2010年启动了为期10年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卓越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综合知识背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以下也称“卓越工程师”）。探索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样的培养模式问题。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1]。或者说，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指导下，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在培养过程中采取的能够稳定培养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某种结构方式和运行框架[2]。人才培养模式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探索构建有利于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是《规划纲要》中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实施“质量工程”和“卓越计划”的核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等工科院校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克服目前人才培养上普遍存在的培养模式趋同、实践环节薄弱、企业参与不够、创新创业教育不足、工科教师“非工化”、学生社会责任感弱化以及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内轻课外、重理工轻人文、重论文轻设计等弊端，提高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性。
合肥工业大学是首批申请“卓越计划”并获得批准的61所试点大学之一。近年来，我校以实施“卓越计划”为契机，以大工程教育观为指导，以行业和企业为依托，实行校企联合，积极推进工程教育改革特别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等6个“卓越计划”试点专业的教学改革与模式创新工作，构建了由科学化的目标定位与方案优化、工程化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的本—硕和本—硕—博贯通培养、准工业化的校内工程训练、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的工程专业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构成的“七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新模式。
一、合肥工业大学卓越工程师“七化”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一）科学化的目标定位与方案优化模式
现代工程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复杂性、集成性和社会性等特征，这对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工科院校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形式，面向工程实际和行业需要，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点是培养目标的定位，培养目标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出发点。合肥工业大学经过广泛调研和论证，明确提出我校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重个性、求创新”的原则，培养为国家、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工程基础厚、工作作风实、创业能力强”的应用型、创新型的高级专门人才。根据学校总体人才培养目标，各“卓越计划”试点专业还确定了自身的专业培养目标。例如，土木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获得土木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目标要解决的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它必然要涉及基本规格和质量标准问题。我校对卓越工程师培养规格的定位包括培养工程应用型、设计开发型、研究型和复合型等不同类型的人才，以满足国家、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需要。① 应用型工程人才主要是指现场型工程人才，可以从事产品的制造、营销、服务以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运行和维护等工作[3]。应用型人才主要在本科阶段培养，一般采取“3+1”培养模式。② 设计开发型工程人才将来主要从事产品或工程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工作，相应地对其学历要求和工程理论与实践水平要比应用型人才高，主要在硕士阶段培养，一般采用“4+2”培养模式。③ 研究型工程人才将来主要从事复杂产品或大型工程项目的研究、开发以及工程科学研究工作，对其专业精深程度和研发创新能力的要求比前两类人才更高，主要在博士阶段培养，一般采用“4+2+N”培养模式。④ 复合型工程人才主要是指具有交叉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复合型工程人才，如“外语+专业”型、“工程+管理”型、工程技术交叉型等类人才。这类复合型人才既可在本科阶段培养，也可在研究生阶段培养。学校在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后，还要求各试点专业按照教育部通用基础标准和行业专业标准，在企业参与下，制定专业培养质量标准。
培养模式最终要通过培养方案来体现，为保证学校人才总体培养目标的落实和预期人才培养质量的达成，推进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我校按照“加强基础、注重交叉、突出能力、精减学时、整合资源、构建平台”的总要求，将大工程教育观和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渗透到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优化中。例如，新修订的2011版本科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围绕培养对象所必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要求，设置了由通识教育课程、技术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践环节和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组成的“五位一体”的 模块化课程结构体系，增加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学分比例，并实行“三学期制”，将实践教学环节集中安排在短学期内进行。各“卓越计划”试点专业还与相关企业专家一起，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企业需求和培养目标要求，重新构建课程体系、实践内容和培养模式，加强工程基础和工程实习环节，形成了动态调整、整体优化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二）工程化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工程是改造客观世界、建构人工集成物的“造物”实践活动，工程师的培养和成长离不开工程训练和实践锻炼，离不开企业和全社会的配合与支持。但传统的工程人才培养基本是在校园内进行，导致工程教育与工程实际的脱节以及工科毕业生实践创新能力的低下。《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4]工程教育源自工程实际，最终又服务于实际工程。工程教育理所当然地要面向生产第一线，面向广大生产企业，加强校企紧密结合[5]。“卓越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实施“卓越计划”，就是要改变这种工程实践教育不足以及人才培养与企业和社会需求脱节的弊端，通过教育与行业、高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以实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术为主线，让企业全方位参与到工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着力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
合肥工业大学具有明显的行业优势与特色，长期以来，我校与机械电子装备行业、建工化工行业、交通汽车行业等相关行业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全面合作关系。学校以实施“卓越计划”为契机，成立了由校企双方人员组成的“卓越计划”领导小组，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主要途径有：
1. 实施“3+1”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
“卓越计划”创立了高校与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新模式，将学生的大学学习分为校内学习和企业实践两个阶段。2010年以来，合肥工业大学先后与江淮汽车集团公司、中铁四局等17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签署了“卓越计划”联合培养协议书。从2010级本科生起，对试点专业学生实施“3+1”培养模式，即前3年以在校理论学习为主，最后一年或累计一年的实践环节在企业实习。校外实习实训方案由企业根据生产实际和现场工程师的要求并结合学校人才培养需要制定，学生由学校专业教师和定点企业的工程师合作指导和培养。学生通过参与企业的生产、设计、施工、检验、管理、营销等实践环节，能获得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实践经验，培养和提升了他们的工程意识、工程精神、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能缩短他们毕业后在现代企业的适应期，尽快完成从学生到工程技术人员的角色转换。
2. 政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
政产学研合作是我校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一种重要途径，其形式包括联合办学、企业参加学校董事会、企业在学校建立科研基地等，其中以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最为典型。奇瑞鄂尔多斯班是在奇瑞公司、内蒙古科技大学、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府和合肥工业大学的共同支持下组建而成的，由内蒙古科技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的38名优秀本科生组成。该班学生在大三时与奇瑞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大四时转入合肥工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学习，毕业后将全部进入奇瑞公司在鄂尔多斯市的新厂工作。多年来，我校还和奇瑞公司等大型企业联合举办了车辆工程、土木工程、工商管理等硕士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班，联合培养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
我校还依托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优势，通过与企业共建研究院（如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工程（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流动站等方式，联合打造高水平研发平台，围绕行业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开展合作研究开发和技术攻关，并为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训练创造条件，形成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机制。
3. 完善校企人员双向流动与联合培养机制，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
当前，工科教师队伍“非工化”现象比较严重，他们虽然学历层次高、工程理论基础较扎实，却普遍缺乏现代工程意识和实际工程经历，从而影响了工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此，我校注重加强了具有工程背景的“双师型”（教师+工程师）教师队伍的建设。学校注意从工程界和企业聘请在职或退休的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工程专家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或联合导师，让他们开设课程和讲座，指导学生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和各类实践活动。学校还注意从企业引进高职称工程技术专家和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为增加中青年教师的实践经验，学校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企业和工程单位挂职锻炼，让他们参与工程研究、设计、开发、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工程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学校对教师的业绩考核和职务评聘，也要求其有企业实践经历。
学校以大师资观为指导，注重加强与相关行业和企业的联系，建立双向流动、互动共赢、各负其责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和机制。在“卓越计划”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业建设、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大纲制定、特色教材编写、教学内容优化、工程实践环节安排、教学评估与工程专业认证等方面，校企双方人员相互合作、交流与沟通，使企业真正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也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与行业、企业的“适切性”。
4. 校企共建校外实践基地和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校外实践基地是学生进行生产实习和工程实践锻炼的最佳场所。学校本着“校企联合、互利共赢”的原则，先后与国内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206个较为稳固的校外实践创新基地，从而拉近了学校与企业的距离，使学生在校企两种环境和文化的综合熏陶下，培养自己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勤奋进取的创业精神，增强自身的工程意识、沟通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学校还以基地为依托，在学生就业、高校教师实践锻炼、企业人员培训、协同科技攻关、联合开发新产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2011年，我校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申报和建设的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获得批准，成为获批中心数最多的高校之一。“中心”是一种更有广度和深度的人才联合培养平台，有助于企业深度介入人才培养过程。
（三）一体化的本—硕和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
随着工程活动的边界条件逐渐扩大、系统集成性不断增强，传统的企业与高校、工程界与教育界相互分割的现状已不利于未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各级各类工程人才都要接受工程实践锻炼，工程实践已成为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现实环境和重要手段。“卓越计划”根据我国工程教育实际，采用“三段式”人才培养模式，即除本科应用型工程师培养阶段外，硕士阶段的设计型工程师和博士阶段的研究型工程师的培养也都要求有累计1年的企业学习时间。
我校对硕士阶段设计开发型工程师的培养，采用“4+2”即“（3+1）+（1+1）”本—硕贯通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的学生来源主要是从“3+1”模式试点班学生中免试推荐，也有部分从年度工程硕士或学历型硕士新生中遴选。学生4年本科毕业后，进入2年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阶段，累计1年在校学习，1年在相关企业研发部门学习工作，或参与校企联合研发项目，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研究工作，论文选题要源于企业的实际问题或现有课题。企业学习实践阶段实行“双导师”制，即除校内导师外，企业还安排具有丰富产品研发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的工程师担任学生的企业指导老师，共同负责学生的管理和指导工作。
对于博士阶段研究型工程师的培养，一般采取“4+2+N”即“（3+1）+（1+1）+（3-5）”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的学生来源主要是从上述“3+1”和“4+2”培养模式学生中免试推荐，也有部分学生从年度工科博士考试中遴选。工程硕士毕业后，进入3～5年的工程博士学习阶段，通过在校学习和在企业实际研究，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
（四）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增强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拓宽学生就业渠道、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创业成功率的有效形式。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更应提高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多年来，合肥工业大学始终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2010年，学校专门成立了创新学院，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创新创业教育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工作。为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学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专门政策和激励措施，设立了专门的创新学分，要求学生必须拿到6个以上的创新学分才能毕业，以鼓励他们参加各类课外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我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课程体系，贯穿于人才培养特别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全过程，形成了具有工科院校特色的、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其形式和途径主要如下。
1. 开展课外创新性试验和科研训练活动
学校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为引导，投入专项资金，按项目管理方式开展创新立项工作，全校每年有近千名大学生参与到学校资助的200多项校级创新计划和近百项国家级创新性实验计划课题中。这些课题从资料搜集、选题论证、申请立项、开题答辩、实验设计与实施，到论文撰写、工程设计、产品样机制造、科技制作或专利申请直至结项答辩，全部由学生自己及其团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从而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知识应用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以及团队意识、科研作风和创新精神。
为了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学校规定，对于少数基础较好、实践创新能力较强的优秀学生，让他们在高年级参与到老师的科研课题、工程项目或研发项目中，在老师的指导下，承担部分科研任务或子课题研发与设计工作，以让学生体验创新的过程和发表成果的成就感。
2. 构建国家—省—校—院四级课外学科竞赛体系
学校着力构建国家—省—校—院四级课外学科竞赛体系，为锻炼和展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提供不同层次的竞争平台，引导和激发学生的科技兴趣和探索精神，培养他们综合应用工程知识和创造性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校内竞赛活动强调学生参与的广泛性，主要形式有机器人制作大赛、网络设计大赛、程序设计竞赛、造型大赛、装机大赛、数控操作、陶艺制作等。
校外竞赛强调成果水平，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和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大赛、软件设计大赛、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机器人大赛等全国性大学生学科竞赛，并取得骄人成绩。仅2011年，学校就组织各类竞赛项目50余个，参与的学生有近千名。
3. 组织系列创业实践活动
学校通过大量开设创新创业类核心课程和学术讲座，设立大学生创业网站，引导学生自行组织成立各种科技（工程）兴趣小组、爱好者协会，举办创业计划大赛、创新产品设计大赛等校园创新创业主题活动，实施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百千百”计划等方式，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实践活动，营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校园文化氛围，以锻炼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帮助他们积累更多实践经验，为毕业后顺利就业或创业打好基础。
学校还积极搭建一批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锻炼的平台。例如，合肥工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是安徽省首家大学生科技创业孵化基地。中心成立10年来，先后有一大批学生项目进入中心孵化，并已孵化出一批科技型企业，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3. 主办教改实验班
2007年，我校举办了机电教改实验班（又称“卓越班”），对5%的成绩优异生实行优才优育机制。实验班实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并实行导师制和淘汰制，重视学生基础理论的加强和实践创新能力的训练，培养面向机械汽车行业的机电一体化复合型、拔尖型创新人才。学校还在训练高水平运动队、培养国防生以及与中科院联合举办“英才班”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五）准工业化的校内工程训练模式
工程活动作为一种建构人工物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实践性，实践教学是工程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校以大工程观和大实践观为指导，构建了由“三层次”（基础实践层、实践提高层、综合创新层）、“五环节”（实验类、实习类、设计类、创新类、素质类五个环节）构成的全程贯穿、形式多样、分层实施的实践教学体系。学校规定：全校所有专业的实践性教学课时4年内不得少于40周，实践教学学分要达到总学分的25%～30%。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大学生到企业实习缺乏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加之企业看重一时的经济效益，导致企业缺乏接受学生实习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使工程实践训练这一培养工程师的重要环节被严重弱化。针对这种情况，许多高校都重视加强校内实习基地特别是综合性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校内工程训练中心是准工业化的校内综合性实践基地，是对大学生进行真实情景模拟训练的实践平台，也是校内产学研结合的最好载体，因此必须加强校内工程训练中心建设。合肥工业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业培训中心，是校内最大的综合性实践教学基地和工程训练平台。在工程训练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按照教学认知规律，将其分成四个层次：一是工程认知层，包括工程认知参观、基本实训项目体验等；二是基础实践技能培养层，开设通识基础实训项目，使学生掌握基础实训方法与技能；三是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层，主要是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完成给定工程项目的能力；四是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层，以项目形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学生组成若干团队，自拟题目、自行设计方案、自主完成制作过程，中心为其提供自主创新的场地、设备、环境和教师指导。这四个层次内容的学时数各不相同，分别适应机械类、近机械类、非机械类、文科类等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目前，工业培训中心每学年接纳实习实训学生达6 200多名，训练时数达105万人时，其中机械类学生训练时间长达6周。此外，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啤酒生产线等一批校内准工业化的生产线和实验室的建立，也为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提供了保障。
为了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激发学生的工程兴趣，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学校还投资300多万元，新建了“工程认知博物馆”。该馆分室内和室外两个展区，面积66 000平方米，拥有机械工程、汽车工程、生物工程、材料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多个展厅，将不同学科的工程设备和工艺实物集中展览，以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工程设计制造和工业系统，了解工程常识和行业发展的主要历程。开馆两年多以来，已先后接待100多批次3万多人次的国内外参观考察人员以及一大批教师学生。
（六）国际化的工程专业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现代工程具有显著的国际化特征，工程的设计和实施必须考虑全球化背景，许多工程创新也都要依靠国际化的合作。因此，具有国际意识和全球性视野，以及具备在国际化的工程环境中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进行工程合作的能力，便成为新世纪工程师的时代特征[6]。这就要求我国的工程教育应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拓宽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以为工业界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国际经济技术交流输送源源不断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为促进工程教育与国际接轨，合肥工业大学十分重视工程专业认证工作。对于工科专业特别是“卓越计划”试点专业，依据“卓越计划”通用标准、行业企业标准及美国工程与鉴定委员会（ABET）的人才培养标准，提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应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2009年以来，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食品科学与工程等8个专业分别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建筑学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和英语专业也均以理想的成绩通过了有关部委的专业评估。
中外合作培养人才，对于提高学生的国际化素质、全球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扩展其国际视野具有重要作用。我校除了定期聘请国外著名专家教授来校为师生举办工程项目和工程管理类专题讲座、引进国外优质教材和先进教育理念、增设国际化课程、吸引留学生来校学习交流、鼓励学生到国内外跨国公司实习等之外，还选派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国外大学或相应机构进行学习、交流与实习，加强国际间的联合培养。例如，学校于2008年加入了《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每年从大一本科生中选拔优秀学生赴美国高校读大二、大三，大四时返回本校继续本科阶段的学习，毕业时可同时获得中美双方高校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我校还与德国、台湾的一些高校建立了人才培养合作关系。
（七）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
富有个性是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鼓励质疑、强调自主学习、实施综合的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强调教师与学生的科学研究是美国大学培养富有个性特长的创新人才的特点[7]。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潜能和个性特长，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具有弹性，并制订灵活柔性的教学管理制度与政策，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专业、课程、任课教师、修业年限、发展提高等的权利。为此，我校对智力超常、创造力强、创新成果突出的优秀学生，实施因材施教的培养方式 ，通过免修、校内转专业、提前毕业、遴选进入实验班、免试保送研究生、本—硕或本—硕—博连读等方式，为其脱颖而出和创新个性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成才环境和空间。
传统的以监督和控制为主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将教师和学生视为监控的客体，从而抑制了师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要想真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淡化管理与监控的控制性功能，强化激励性功能。为此，我校在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始终注重把人（教师和学生）的因素作为管理的首要的、本质的因素，强化柔性化管理与考核，并努力推进教学质量管理的“三个转变”：由监督、检查为主向指导、服务为主的转变；由外部监控向自我监控的转变；由刚性的制度约束向柔性的文化激励转变[8]。例如，我校以实施学分制为基础，针对大学生个性差异、兴趣爱好、能力特长和专业志向，在弹性学制、选课制、选教制、学分绩点制、重修制、导师制、“三学期”制等管理制度方面，采取了更为灵活、更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的措施；在对工科教师的考评上，也从以论文、纵向课题等理论研究成果评价为主， 转向以评价工程设计、专利、产学合作研发等为主。
二、结语
在上述卓越工程师“七化”培养模式中，科学化的目标定位是导向，工程化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的本—硕贯通培养、准工业化的校内工程训练、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国际化的中外合作办学是路径，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是保障，彼此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七化”培养模式改革已初见成效，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在教育部对首批“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培养方案实施阶段的检查中，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两个专业均获得优异成绩。2010年，我校申报的“改革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项目被列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还以“合肥工大优化模式培养卓越工程师”等为题，报道了我校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我校大学生参加全国各类学科竞赛，也是捷报频传。例如，2011年6月，我校代表队获得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我校也成为连续两届获此竞赛一等奖的全国6所高校之一；2011年10月，在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移动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中，我校报送的参赛作品荣获1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和4个三等奖，并获得高校优秀组织奖； 在2012世界高层都市建筑学会第九届全球会议举办的国际大学生高层建筑设计大赛中，我校参赛团队喜获第二名，是获奖的唯一一支中国代表队。
当然，由于我国“卓越计划”的实施才短短3年，还缺乏改革经验，也缺乏企业的积极参与，故我校卓越工程师“七化”培养模式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以探索出一条具有我校特色的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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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汪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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