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教学论文范文

民间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革命文学;茅盾;小说

一、《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病态与迷惘

《蚀》三部曲作为茅盾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很好地体现了茅盾的创作思想。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袒露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抑郁：“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1927年南昌起义的失败，茅盾上了黑名单，被迫躲在家中十个月。时局的黑暗、个人生命安危的惊恐使他产生了消极、迷茫、悲观的情绪。这些情绪投射在茅盾的作品《蚀》中，便使得《蚀》的基调一直笼罩在哀婉深沉的氛围里。

《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都是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历程为题材。

《幻灭》的女主人公章静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主要人物是妥协、懦弱并且选择逃避的方罗兰和“积年的老狐狸”胡光年。还有革命者李克，虽然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由于反映了斗争生活，以及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蚀》三部曲的灰暗色调在当时引起了国内部分人的不满，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指出了《蚀》遭受批评的原因：“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并且在另一篇文章《读<倪焕之>》中完整地阐明了自己关于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观点。茅盾认为，创造社、太阳社的人自从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以来，并没有创造出一篇表现“时代性”的作品来，相反，写出了这样的作品的正是被他们斥之以为“厌世家”的叶圣陶，而且《倪焕之》所描写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这更支持了茅盾的论点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能成为表现时代性的巨著，这样的作品对于千千万万“尚能跟上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有积极作用的。

茅盾在这一时期很鲜明地把自己划归到了小資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其文学作品也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茅盾在文字里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是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里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从牯岭到东京》)因此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是基本吻合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心态。

二、《虹》现实历史的反思与革命信心的重建

在革命文学论争后期，个人的漂泊、社会人生的双重阴影使他对革命文学形成了自己一定的看法。于是茅盾也接受了革命文学阵营批评他的一些建议，着手创作《虹》。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最大的课题在于打破传统家庭与婚姻给女性的束缚，以及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虹》可以说是梅行素作为一个“五四女性”解决这两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两大课题的考验，梅行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小说的前二分之一，着重在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努力摆脱父母之命的婚姻的束缚，勇敢地只身在社会中闯荡，这一部份强调梅行素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建立;小说的后二分之一，从梅行素在泸州教书，到梅在上海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群众运动的道路，参与五卅运动，这个过程是梅行素在社会上找寻人生方向的过程。在作家的安排下，梅行素最后确立的人生方向，就是集体群众运动的道路。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由封建制度叛逆者到革命者，这一历程同时也伴随着茅盾对于现实的审视。

小说对于现实的审视首先体现在，对于五四精神的审视“从前我是和旧势力反对的，我从家里逃出来，我独立生活，后来又正式离婚，我总算都没有失败，然而究竟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一点也没有。在四川的时候，是看不到有什么国家的，到这里来几个月，却渐渐看见了。”书中的梅行素并不满足于五四所宣扬的新思潮，她向往着“伟大的前程”。“五四”精神重在立人，但是这对于国家民族的解放显然是不够的，这就使得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关于整个名族国家怎样“富强”、独立起来，思考的结果只有反抗，也就是革命。因此，五四精神向革命过渡。

其次是对于革命的审视。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茅盾的心情是灰暗的，经历了革命的失败，作者内心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革命的失望情绪，革命究竟往何处去的忧虑撞击着他，他明显感觉到光凭热情是不够的，《虹》里面有写到革命内部存在的党派斗争，以及革命内部成员对领导人蔑视怀有蔑视的情绪，说明革命内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虹》中对梅行素思想变化的评述，即可看作是茅盾对自己自“五四”以来经历的剖析。茅盾借这部小说回顾五四运动到20年代中期群众运动的历史，并重建了自己对共产党革命道路的信心。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家，“在重新确立信念、重新出发之前，总要站在更高的层次重新审视曾经身处其中，使人迷茫的，混乱的历史。”

从《蚀》到《虹》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文学创作心理的成长。《蚀》三部曲熔铸了茅盾内心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和悲观，而《虹》则更多地站在理性主义的视角上梳理和反思现实与革命。

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鲜明地体现着“为小资产阶级写作”的思想，这一点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国内批评他的文章也不少(有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虚白的《文艺的新路读了茅盾君的<从牯岭到东京>之后》等)。在以后的创作中茅盾把笔触深入到农民与工人运动等更加广阔的题材中，大概这也是“革命文学论争”对他的启示吧。

【作者简介】

刘周霏，女，汉族，湖南长沙人，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民间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现代文学教学中“怎么教”问题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本文试图总结近三十年教学实践和有关教学论文作以梳理归纳，以期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实践与改革有所启迪和帮助。

【关键词】现代文学  教学法

如果说“教什么”是教师们在具体的教学中首先考虑的问题，那么，“怎么教”这一为了达到既定目标、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则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这既如黄修己所反复“呼吁”的——“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1]，也如范志强所认定的——“相对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更为重要”[2]，更多的现代文学教师的探索与实验已经在他们的教学论文中留下了充分的证明。

就近三十年的主要教学论文来看，现代文学的教师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繁杂而又多样。据初步统计，大约有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发现式教学、开放式教学、研究型教学、创造型教学、比较教学法、教师讲述分析法、师生共同分析法、学生讲析教师小结法、学生独立分析法、舞台演出法、诗文朗诵法以及电化教学、影视剧的播放、多媒体与网络的利用等20余种。如果按照它们在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和教师们论述的深浅度来考察，比较具体、常见的则有如下六种：（一）启发式教学。它在杨占升的《改进教学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周筱华《以学生为主体探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新思路》（《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论文中曾经被多次提及，而又在曹安娜的《现代文学启发式教学的探索》中（《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而总括他们的观点，这种方法强调师生间的双向互补与互动，主张以疑问、询问、设问、反问或者课堂讨论的方式开展教学。（二）讨论式教学。这种方法与启发式教学紧密相连，它除了在上述曹安娜、周筱华的文章中被同时论述外，卫奉一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之浅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论文则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即它在包含启发式教学的师生间互动的情况下，更加强调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锋，并且，这种方法还要求教师应有对讨论内容的统筹安排，学生则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三）比较教学法。这种方法在王志明的《电影电视与现代文学教学》（《广西高教研究》1999年第2期）和上述卫奉一的文章中被从一般比较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他们要比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改编前后的异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差异、同一时代不同流派的社团及其作家作品、同一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以及同一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等等;而田玲华的《比较文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芦海英的《文学比较介入现代文学教学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把比较文学中的一些方法和思路借鉴到现代文学的教学中来，她们所强调的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中外作家作品之间、同类主题不同作家的创作之间以及不同的人物形象之间的比较。（四）开放式教学。这种方法曾经在陆嘉明的《开放型交叉系统教学法初探——现代文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性思考和实践》（《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中较早地得到了系统的论述，而后的梁丹译、姜彩燕等也都分别著文进行了大力肯定与提倡。从他们的表述来看，无论是“教学内容实行开放”，还是“思维方式实行开放”，抑或是“教学形式实行开放”，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把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起来。（五）电化教学。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所谓“电化教学”，其实就是通过放电影、电视、录象或录音的方式來辅助教学，它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文学教学中被普遍地运用。王圣杰的《现代文学课的形象思维教学》（《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宋凤英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初探》（《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2年第3期）等论文都认为电化教学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它既能够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能够加深对现代文学原著的理解，同时还能够使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六）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比电化教学更为先进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它主要是利用以录音机、幻灯机、投影仪、电影、电视录像、计算机等设备所构成的“多媒体”制作课件进行教学。由于它能够集声音、视频、图像、文字、动画等各种信息于一体，因而在中国的计算机和因特网得到迅速发展的90年代末期以后，便很快被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各科教师所使用。对此，李柏青的《运用多媒体课件优化〈现代文学〉教学》（《琼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姜彩燕的《现代文学教学中的美感教育与历史认知》等论文都结合自己的教学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并且，他们都认为多媒体课件具有简便快捷、内容丰富和形象生动的特征，既解放了教师，也解放了学生。

参考文献：

[1]黄修己：《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2]范志强：《从创新教育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民间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重读的文字。这些文字强调从自我感受出发，与文学经典传达的情感和经验直接对话，运用了诸多现代文本解读手法，将阅读还原成了审美体验的过程，从而实现了与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心灵沟通。王富仁的这些经典重读的文章，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

关键词：王富仁 古代文学经典 解读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解读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91至1995年的《名作欣赏》上，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这组文章给中学师生提供了一种极具个人体验的阅读示例，又能被包容在中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中——换言之，这些解读并不以思想层面的标新立异自炫，它展现的是解读者细腻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将现代文本解读手法作用于古典作品所带来的清新感。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到自己写作这些作品的初衷，是在某种低气压的环境中，试图通过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沟通，寻找自我內心的慰藉和安稳。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者收发自如的学术功力令人称赞。自然，这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操作背后，也有王富仁当年实际任教中学所带来的个人经验和理解在内。在技术层面上，作者将现代文学的文本解读技巧应用于古典作品，以读者的身份——而非权威的阐释者或宣教者——与作品进行精神沟通，切入角度新颖，结论别具一格又平和稳妥。

王富仁的经典解读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从自我感受出发，将阅读还原为审美体验的过程，避免一系列既有结论对阅读活动的干扰。他曾谈道：

当我们一提到岳飞的《满江红》便想到它是一首爱国主义诗词，一提到杜甫的《石壕吏》便想到它反映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生活，一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便想到它表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时候，它们的诗意特征便淡漠了。这些“主题思想”像横亘在我们心灵与诗之间的一道堤坝，使我们的心灵再也难以与诗的本身实现直接的拥抱。其原因何在呢？因为对诗的任何一种主题思想的确定，都把诗的各种丰富的内涵简化了，而诗意恰恰只有使心灵主要活动在直感的、情绪的、审美的，亦即难以言说的境地的时候，才能最有效地被表现出来。a

上文中提到的结论性描述，无疑是以往解读活动一步步提纯的结果。但结论性的描述会受制于时代或个人的局限，对一名“新读者”而言，如果对论断的接受超越了个人的体验，则未必具有积极的意义。王富仁的诗歌解读强调从自己直接感受到的诗歌意境入手，将自己的心灵直接沉浸到诗歌所展现的丰富的心理流程和繁复的意象中去，用个人感受与诗歌传达的经验直接对话。如孟浩然的《春晓》这首人人熟稔的小诗，在王富仁的分析中，它首先被定位为诗人对自己描写的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心理距离状况下的创作，展现了诗人从朦胧的无意识到建立起自我主动意识的过程，即人从沉睡到醒来的一刹那间所感受到的春的意蕴；并进一步提示到，伴随这一过程的独特的精神境界，是有着玄妙意味的，这种玄妙之处可以感同身受，却不可言传——“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和他共享这种如此丰富、如此具有个性、如此新颖的感情，并使我们也能领受他所无法使我们理解的那种经验。”b从文艺学的角度看，这更接近于“直觉”论的分析方法。“所谓‘直觉’，就是对解读对象的‘直接的领悟’，即当下的、突如其来的、直截了当的理解、觉察。”c

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解读，无疑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如《江南》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以往的文学史论述中，多强调乐府民歌内容的写实性和音韵之美。王富仁在《江南》诗中却读出了自由的意味以及人类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该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莲叶茂盛丰美的样子，但后五句却很快将读者的关注点从“莲”转到了“鱼”上，鱼围绕着无穷碧绿的莲叶追逐嬉戏，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图景，而五个方位词，“间、东、西、南、北”的运用，因为涵盖了所有的方向，实则是没有方向、没有限制、无拘无束地游戏和穿行，更突显出鱼的自由和惬意。这种体验自然有着强烈的现代意味，它跨越的是历代对这首诗的分析、讨论和定评，将“现代人读古诗”变为“现代人读诗”，让读者与作品猝然相遇，将中小学古诗文讲解这种知识传递活动，还原为阅读审美活动；但作者紧扣文本，只谈个人体验，不代古人立言，亦不做颠覆性结论，将重读牢牢框定在审美范畴之中。这种稳妥性正如解读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时展现的，王富仁从刘兰芝的陈述——“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中感受到，这是一位意识到自我存在价值却在婆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女子的自我申辩，在这种申辩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刘兰芝对丈夫的埋怨和失望，这无关爱情，只是平淡如水的婚姻中常有的抱怨。在这里，王富仁从正常的人的情感取向出发，认为“一个在夫家遭受虐待和歧视而又具有自尊心的女子，是不可能产生对丈夫的真正感情上的爱的，她充其量只能遵守传统妇德，尽到一个妻子对丈夫应尽的义务”d。接下来，王富仁又分析了焦仲卿这个人物形象，指出男主人公在兰芝被遣归时表现出的既同情又犹疑的态度，以及在自己的母亲面前缺乏独立人格的言行，都使得他缺乏获得一名正常女子爱情的基本条件。顺着这一思路推演开来，王富仁认为，刘兰芝的死是由于相继在婆家和娘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结果，她对焦仲卿的眷恋，只是由于对方维系了她在人世间的一丝温情。简言之，刘兰芝的死是为了绝弃薄凉无情的人生，而焦仲卿的死则是为了证明自己残存的自我意志，《孔雀东南飞》一诗是作者对人生与命运的思考，其中亦有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但却不是对刘兰芝和焦仲卿已有婚姻关系的歌颂。以往文学史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将《孔雀东南飞》定义为爱情主题，实际已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划归和提纯操作，王富仁质疑该作品的主题，所采用的方式并非概念的拆解和历史场景的还原，他在分析人物形象时，采用了袁昌英改编同题话剧时相似的策略，为作品灌注了更多的现代心理活动和伦理原则，内涵的丰富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主题归纳，实则扬弃并重构了对《孔雀东南飞》的解读理路。充分呈现“现代”所具有的丰富性，以凸显以往文本阐释的僵化和粗疏，这是王富仁的策略，也是现代文学学者重读古典作品的特色和魅力所在。

如王富仁所言：“作为一个人，总想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灵中的东西，而感受别人，感受别人的作品，又是感受自己、感受沉埋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和情绪的唯一途径。”e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赏析，十分注重分析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系数，行文时又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融入其中，这是古诗的新读，而解读者在古代文人和作品中进行精神追索的热切和虔诚，同样让读者心有戚戚焉。在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的作品中，王富仁读出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和精神意志。陶渊明的《拟挽歌词三首》，包含了从死者观察生者的视角及对生之意义的拷问。在传统的主流文化观中，人們更为重视的是对人生的评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对死后哀荣的执着，掩盖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陶渊明却注意到，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仪式，原本只是为了排解生者的情绪和意愿。这一由死观生的写作视角，让人猛然醒悟——对身后名的追逐，会让自己的一生系于别人的意愿，失却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因袭的重负，也是人生的异化。讨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时，王富仁强调的是，诗人的孤独感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四维结构中体味到的“孑然独存，无所凭依”的感觉，这是一个有着使命意识的个体，面对人生的困境，又对所从属的精神谱系的信心有所保留时的缄默与痛楚。上述解读充分融入了王富仁的个人体验，这样的文字贯穿着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精神力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知识界低气压氛围中，其中包含的感慨和期许，无疑会令读者动容。

另一个例子是王富仁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他将这首诗理解为“一个老年人的悲哀”。在这篇赏析中，作者将自己的中学老师米中和儿时所见的一个孤寡老人的经历拿来与杜甫作比较。他们都在一连串的生活挫折和人生失意中落入人生的困境，在不断的人生理想破灭之后，他们努力打造一道最后的防线——一个精神上的“窝”。一旦这个“窝”像杜甫草堂上的那些茅草一样被风卷跑、被年轻人公然抱去，他们便陷入彻底的绝望。在王富仁看来，杜甫对茅草得失的担忧，象征着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年人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的不信任和无助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展现的，正是这些经历了人生节节败退、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极端困窘的老年人脆弱的社会应对能力，以及对如何安放自己风烛残年的困惑。将普通人的经历与文学经典的情景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去探究文字所传达的人类共同的困境，从而拉近读者和经典的心理距离，使得王富仁的经典解读带有强烈的生命体验特征。从教学层面看，王富仁的解读方案是先赢得学生对作品的整体性认可和亲近，再去处理诸如文字、音韵和思想等具体问题，以求事半功倍。

总体而言，王富仁的解读极为契合世态人情，这种世态人情无疑是遵从现代而非古代的逻辑。这批经典解读文字，更像是对鲁迅《故事新编》写作策略的致敬——在古人的躯壳中吹入现代的气息，使其鲜活，和现代人心灵相通。在艺术感悟力和历史知识背景之间，王富仁的知识结构可以保证自己的解读妥帖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但他的解读重心偏向前者；对于中学师生而言，这种文本解读的真正意义在于不为作品的先验性主题左右，在紧扣文本的前提下，表达个人在阅读时的独特体验和感受。

a王富仁：《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批评——〈旧诗新解〉（十二）》，《名作欣赏》1993年第5期，第52页。

b柏格森：《创化论》，《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c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d王富仁：《主题的重建——〈孔雀东南飞〉赏析》，《名作欣赏》1992年第8期，第17页。

e王富仁：《古老的回声·自序》，《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民间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2、回族民间口承文学中的中阿交流

3、访谈：“我最心疼人把自己弄脏了”

4、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

5、英诗中“西风”形象的流转

6、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浙东渔歌

7、新媒体时代的中越跨境民族民间文学传播

8、神话原型批评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方法论意义

9、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

10、越南抒情歌谣翻译及其背景探究

11、有声的“风景”与革命叙事

12、河西民间口头文学娱乐性特征初探

13、论分裂割据时代藏传佛教各派对藏族文学的影响

14、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15、“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

16、论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17、壮泰语童谣共同特性比较研究

18、浅谈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19、浅论民俗学对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

20、莽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框架

21、中英文学发展进程与风格特色之比较研究

22、试论寓言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

23、贵州民族民间活态儿童文学中的童谣

24、“红旗歌谣”:虚假的民间发声

25、班顿在中国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建构

26、浅看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い鳥》中地藏形象的变迁

27、论傣族叙事长诗中的生态审美价值

28、先秦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上古神话”教学

29、民间童谣伴我快乐成长

30、“歌谣”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

31、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土家族当代诗人作品中的民间文学

33、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兴衰发展

34、2014年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述评

35、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文化渊源研究

36、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研究

37、东晋南朝采莲诗歌浅析

38、以《坟场之书》为例谈儿童文学对恐怖元素的运用

39、浅议当代藏族文学中蕴含的传统文化资源

40、彝族翻译文学中的《赛特阿育》

41、“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民间视角研究

42、论大赋与敦煌俗赋的同源性

43、浅析吴歌传承和保护的现状及对策

44、创作想象力与我们的遗产

45、乡土文学中的时间政治

46、鄂温克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浅析

47、大庆民间歌谣、谚语对日常生活的价值批判

48、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

49、舒曼艺术歌曲《诗人之恋》的艺术特色

民间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全媒时代带来了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的变化，也带来了媒介化生活与文学的铺展，文学被泛媒介性化去了文学的诗性和价值性，形成了媒介化文学。

人们从大量媒介形式和媒介活动中简单直接地吸收生活理念而形成媒介化生活，与之相应，人们也从媒介形式和媒介活动中简单直接地吸收文学理念而制作媒介化文学，因此，媒介化文学就是被媒介的浮华、铺张、随意和实用化去了文学的诗性和价值性的文学。

大量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畅销文学、当红影视都具有这样的性质，而文学期刊也在往此方向靠，文学期刊中的不少作品已经开始纳入与媒介形式和媒介活动相似的或者一致的、吸引看点的兴趣元素，并且，将因媒介效应而走红的作家纳入作家协会以至作家协会高层，已经变成一种作家协会的时尚夸耀。

媒介化文学的压倒倾向形成了强大和普遍的公众效应，但并非由此就能确定这是真正的文学效应，并非具有这样效应的文学就是更新的、更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也并非就能由媒介化文学的欢呼而直接否定文学的经典功能与诗性价值。

一

与媒介化文学往往趋于浮华、铺张、随意、实用的制作相比，文学是在媒介化生活中寻视的精神奢侈、是一种非实用的和非工具的诗性信息寻视与回应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在此过程中寻找某种诗性品质与生活意义，就可能使文学成为媒介化生活中的非功利性表现，而媒介化文学却使文学更加依附于功利性生活：这两种文学倾向分别表达了有审美差异的生活世界。

精神性生活世界与实用性生活世界是两个差异很大的生活世界，文学主要是传播人类精神——生命精神与审美精神，这与用来获取日常生活信息、满足工作需要的实用传播有很大不同，两者是平衡的以至相互融合的。

媒介化生活中的媒介与文学之间出现了不平衡，而媒介与文学的相互推动本该有一个平衡关系。媒介本来是中性的，当文学使用媒介的意图大多为功利性意图时，媒介性倾向将文学大多体现于功利性生活时，就使文学的功能大多被实用化，文学性与媒介性之间就失去平衡。

当这种平衡被破坏时，当文学被媒介化——主要被媒介的工具性和实用性所控制时，其显示出的最重要特质，就是破坏文学专有的诗性精神领域、随意出入于文学而快速实现功利效用，与此相关，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脱媒介化就是脱功利化，就是脱去借媒介化产生、也借媒介化掩盖的功利性倾向。

我将文学、音乐、绘画等以诗性功能和主观化视角为主的媒介看作特殊媒介，特殊媒介贡献的主要是一种想象的、虚构的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以文学性为主构成，在这个世界中活动的，主要是一个想象的人；我将以实用、消遣、娱乐功能和客观化视角为主的媒介看作普通媒介，普通媒介贡献的，主要是一个现实的、虚拟的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以媒介的现实性为主构成，在这个世界中活动的主要是一个实际的人：他可能在虚拟世界中隐去他的身份、性别等真实信息而活动。

在媒介化生活中，普通媒介特性不断渗入文学中，带来了文学形式与内容的极大变革，但与此同时，媒介性也在破坏文学性，媒介的功利传播效应不断侵入文学中。由于对事实的任意说法以及人们在虚拟中的任意隐身，不论是纪实的还是虚拟的媒介空间，都对文学空间含有威胁。由此，在中国的媒介化社会中，已经看到愈来愈多的媒介性对文学性的破坏，以至出现了追随在媒介化生活表面的媒介化文学倾向。

如果简洁地加以说明，可以说文学的主要形式标志是审美性和奢侈性——种审美追求的奢侈，普通传播的主要形式标志是随意性和实用性——种实现实际生活意愿的功能，而媒介化文学更加接近于普通传播功能。由此，媒介化文学疏远审美的精神性而亲近功利的制作性，这种制作性文学的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与普通媒介的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更加接近，即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介化文学与媒介间的界限正在被抹去。

二

为便于分辨起见，我将作一种本质化文学与媒介化文学的区分。本质化文学的要求与媒介化的文学制作主要在几方面有区别：

1、本质化文学意味着个性审美和诗性发现，它要符合文学原创和个性独创的精神，它注重深度性主题和创造性表现；与文学的本质性要求相反，媒介化文学重发表、重表演、重复制。

2、本质化文学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有审美间距和审美条件的限制，拥有一种专门领域，这种专门领域随着生活风格和审美情趣的变化在扩展演变，但并没有消失；与文学的要求相反，媒介化文学试图模糊文学的专门领域，用对现实的展示和个人的放纵来替代对文学专门领域的敬畏，以随意和快捷抹掉精致和规则。

3、本质化文学注重发现生活，注重文学发现与真理、与精神、与价值的关系；与文学的要求相反，媒介化文学注重功利性生活概念，注重制作与服务、工具与目标的关系，它们多半涉及一般生活概念而不深入具体的生存价值，并且全力瓦解文学对某种精神神圣性的崇拜。

这样一些与媒介化文学有关的特点，在畅销书刊、网络文学、娱乐节目、城市景观、流行演唱、影视制作、广告策划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说，《杜拉拉升职记》和《步步惊心》这样的作品，从畅销书、网络作品到电影再到电视剧逐层扩展，并反复碾压和扩大商业性传播范围，我们会看到，传播它的媒介技术和形式在变化，但它的社会理念和审美层次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实际上，这是借助“杜拉拉”或者“若曦（张晓）”这个名字在快捷地复制并传播某些彼此相似的城市粉领生活概念。

媒介化文学之所以不强调原创效果而强调实用效果、注重对现实的复制性和对应性，是因为它们要依托于此而生存。媒介化文学要依靠媒介进行快速的和批量的平面制作，不要仔细和精致、不要品位和思考、不要停留和含蓄，这样的制作依照某些格式、某些几乎不变的感受去重复制作而受人欢迎。例如说，郭敬明的作品尽管从一开始就被“抄袭”或者仿制他人的嫌疑以至丑闻所笼罩，但郭敬明以及他的作品依然被媒体、批评界和民间广为看重，因为这样的制作不仅满足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和生活口味，而且满足了媒介化的传播需要和很大程度的利益需要。

这样，文学的独立效果与媒介的制作效果之间的差异便容易造成迷惑和混淆：媒介化文学的效果往往更加具有普及性、时尚性、铺张性，这似乎使媒介化文学具有了一种更加深入人心的文学效果。

但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敞开的，不仅是硬件和软件组成的信息传播以及信息中介生活，而且是让我们寻视和沉浸于其中的生活情境。不可能用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来衡量生活的审美感受，文学的核心概念并不来源于媒介的普通传播功能，而来源于文学的形式及意义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简单关注媒介的功能和形态，就无法选择媒介化生活中文学的人性道义和生存信仰。

由于文学具有非实用的和非工具的信息巡视与回应过程，诗性品质和审美气息必然与产生意义融合一体，在生活中寻找某种品质和意义就使文学成为生活的奢侈品。一方面，由于媒介信息对生活的覆盖，文学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主体不断地在媒介活动中巡视各种诗性信息并对信息做出意义回应的过程；另一方面，基于文学中主体意向对现实信息的巡视，它又返回媒介代表的现实空间，这规定了文学空间与媒介空间的现实关系和美学关系。

当文学性与媒介性的不对称广泛存在的时候，我们对于生活的希望和困惑也不对称；我们需要媒介来传达事实，一旦事实让人们迷惑，就会需要文学脱去媒介化倾向来加以澄清：文学以产生意义的方式介入客观历史时，就是介入价值认识和判断，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媒介性需要真实、准确、客观、及时，文学同样遵循这些原则，不同的是，这些原则是由文学的品质和理想来承担与传播的。

三

文学就是生活审美性情的展开，作为生活和社会审美性情的表现，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说什么，而且在于怎么说——传播什么与怎么让人们理解和接受是一回事：什么成为文学的始发源、信息是否有足够的超越媒介本身的力量，取决于文学长久以来形成的经典品质和审美理想，这包括人性道义、生命信仰、社会理想、日常品质、审美德性等。

媒介的无界共享、以个体为核心的特质一方面让许多人成为独立的媒介源，一方面造成媒介性的群体传递特色就是不加分辨地快速扩张。这样，搞笑、娱乐、浮华、复制、功利的媒介化文学现状就来源于媒介的随意性特质，而文学脱功利化的审美含蓄中埋藏着坚定的意义、信念和价值，因而有助于控制媒介性的无价值、无精神方向的弊病。

文学是审美性生活的传播和展开。文学并不仅仅是某种交流形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品质：文学与普通媒介传播分别表达了不同的生活世界，这两种生活世界是有审美差异的，由此而划分的，不仅是文化分层、交流分层和社会分层，而且是生活风格分层。

但是，我们的生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财富分层的风格，而媒介化文学也据此改变了审美差异，具有了与财富的一致性以及媒介化的相似性。例如说，很多当代中国时尚文学在表面蒙上一层诗意栖居的相似景观，但内底里却是以财富而享受生活的意识，因为缺乏价值追求，就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文学表现，完全混淆了享受生活与诗意栖居的不同感受，这里没有差异：享受就是诗意，这样的庸俗等同就改变了文学的本来意义。

全媒时代需要展开的文学既是审美化生活与媒介化生活的平面交流，也是两者的深度对抗。生活是有差异的，即使媒介化生活所展开的无界空间也无法抹平生活差异，尤其是精神和文化的差异，所以在媒介空间中存在着相互区别而又有自己领域的不同社群，而文学根据不同生活差异产生自己的独特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差异就是生活的一种本质，只是，这种差异需要平衡，而媒介化生活的相互模仿遮蔽了精神差异的不平衡：在我们的媒介化社会中，似乎人们的精神生活因相互模仿而处于同一个平面。这样，媒介化生活与媒介本身一起进行扩张，文学的、诗性的生活品质在媒介扩张中不断萎缩，而媒介化文学对差异生活进一步进行了屏蔽，由此削减了构成生活情境的、文学的审美元素。

作为审美经验和审美生活的表现，经典的文学与媒介化文学不同的传播点在于：媒介化文学敞开的主要是无差异生活、相互模仿的生活，而经典的文学则主要传播有差异的、从而是原创的生活。不但生活本身是有差异的，而且文学与生活的差异也不可能像许多媒介化文学制作尽力做的那样被抹平。

四

重要的区别体现在：媒介性往往依附于现实的表面去进行制作，而文学性要求对现实进行原创的重新组织和发现。例如说，中国的大多网络文学作品相互重复，停留于用同一个框架装不同的内容或者用不同的框架填同一个内容，这样的模式制作就缺乏进行差异叙事的文学原创性。

文学要求现实性但必须具有原创性。文学原创就是重新叙述和重新组织现实，使现实以一种独立的审美形态出现并传播，即是说，文学以其创造的另一种真实、另一种现实而重新进入现实并影响现实。文学的原创性主要出于审美对文学的要求，而真实性则主要出于现实对文学的要求。即使媒介化文学表现出来一些时尚真实，也不应该是简单地对应于现实，而是呈现真实与文学之间的原创关系、生活与形式之间的原创关系。

一种文学形式的确定及其提供的经验，并不是一些预先构想的逻辑和命名的实现，而是一些基本元素的实践和典型形式变化的结果，因为，所有有关文学的分类方式和文体界定，几乎都不能规定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效果，但一个文学文本的最终确立却常常取决于其原创性程度。例如说，关于当代中国婚恋、家庭、白领生活的作品只是仿制现实，虽然应用了大量新媒介形式和技巧元素，但无法在主题和意义方面进行原创，也就难以具有独立的文学效果。

可重复性是媒介化文学的重要存在方式，而对于文学来说，一个更为本质的要素是它的原创性，即不可重复性。虽然文学有一整套系统和模式，但文学就是文学再生产，进行文学再生产时，要依托于熟悉的模式去创造，是在已有的模式中想象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而不系于依葫芦画瓢式的制作。例如说，底层文学、青春文学、后宫文学、谍战文学大都在已经形成的模式中相互重复。

原创性使更加纯粹的文学品质区别于媒介化文学，同时，也使审美性生活区别于简单直接的媒介化生活，如果缺乏原创性，就缺乏文学性，也缺乏生活的审美品质。由于普通媒介信息具有复制性，这使媒介控制下的生活也有复制性：媒介化生活具有公共性、模仿性、相似性甚至一致性，媒介化文学由此可能常常对相互复制的生活进行再复制，这个过程常常在丢失生活世界的意义，而文学本来要求以最可能的独立性去创造生活世界的意义。

从对现实进行原创的文学出发，文学性要求与媒介性表现有很大不同：文学性要创造一种诗性生活去传播，不依附于普通媒介形式去对现实直接反应，而是借助媒介形式读解文学自身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并依此建构和传播生活世界。媒介性停留于对生活以及其它作品的复制和模仿。在是否有原创表现的区别上，媒介性和文学性各自走回了传播原点，并从不同的观察角度与传达立场影响了与它们相关的生活，媒介化文学和脱功利化文学由此显示完全不同的经验和风格。

民间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期刊从期刊数量到期发行量都呈现出大幅下滑之势。据人民网对文学期刊进行的调查，目前中国的期刊社一共有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而这其中又仅有10％的文学期刊生存状态较好，即不到100家的文学期刊能够维系自身的运行，其余的文学期刊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文学期刊的日渐萎靡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文学发展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同步，但文学期刊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是值得理论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