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的特征功能范文

旅游文化的特征功能范文第1篇

“唐祭”仪式起源于古代汉族宫廷中的“唐祭”仪式。明末清初由汉族人传入五峰地区,原本有四种形式,即婚礼仪式中的“告祖”、丧葬仪式中的“开祭”、宗祠活动中的“祭祖”和文化活动中的“祭孔”。而在五峰境内,只有告祖仪式被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并和当地的土家文化相结合。告祖仪式使用的音乐,也兼备了土家族的音乐特征而流传下来。

五峰地区告祖仪式中的音乐分为器乐和声乐两大类。器乐是由仪式中的人员按照传统准备的乐器,声乐则是在仪式中所演唱的歌曲。告祖仪式音乐主要是配合整个仪式的过程来进行。仪式步骤包含(1)陈设祭礼(2)三家冠礼(3)三献礼(4)安神送神祭礼(5)窖毛血茅沙礼(6)送神礼(7)朝祖礼(8)点祖礼。告祖仪式中的人员主要包含“引生”和“六合班”。引生包括:主祭一人、亚祭一人、引礼生二人、歌童四人左右、文证一人、香楮师一人。其中主祭负责整个仪式的流程安排;亚祭负责所有的唱词念白的安排;引礼生主要负责引领新人跪拜;歌童主要负责仪式中的伴唱;文证负责仪式中所有的文辞赋的撰写。“六合班”主要是器乐班子,乐器包括大号、腰鼓、大锣、钹、马锣、横笛和唢呐。负责正常仪式的器乐伴奏。

仪式的音乐通常采用“一领众合”的形式,音乐具有浓厚的土家风味。器乐的演奏常常出现在每个告祖步骤的结束部分。演奏的曲目也基本上固定了下来。如《告祖唱腔》等在新人绕堂时演奏,《节节高》等在仪式的开始和结尾时演奏,唢呐吹奏《男迎客调》等在“游所”时演奏。

一、告祖仪式音乐的特征

首先,仪式中的声乐曲目大多曲调平缓,节奏缓慢,中段时节奏稍快,情绪喜悦,每一句的最后大多有衬词和拖腔,拖腔成波浪形,十分婉转。其次,歌曲的调式主要沿用中国五声调式中的角调式。使得旋律自然平缓,沿袭了原本宫廷告祖仪式中高雅的旋律特征。再次,告祖仪式的音乐大多结构短小,根据仪式的时间、宾客的数量和新人的要求由主祭亚祭灵活掌控,同时唱词十分讲究,既要押韵,又要符合当地方言的发音规律,使得演唱时可以朗朗上口,歌词和曲调结合的自然流畅。其次,仪式中的很多演唱曲目,是灵活多变的。但艺人在演唱时,是有大体的框架限制的,同时,音乐的重复次数、唱词中衬词的多少、拖腔的长短、以及旋律上的加花都是可以由艺人自己掌控的。这也符合土家族民间曲调中常有的特点。在唱词上,大多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卷中的诗句,但也结合了土家族当地的方言,这样艺人演唱起来也更加朗朗上口。

仪式中器乐的演奏特点:告祖仪式中的器乐,是由鼓乐班又称“六合班”来演奏的,主要乐器有:笛子、唢呐、大号、锣、钹、堂鼓这六件乐器。在吹奏中,由唢呐和笛子来吹出主旋律,大号来附和重音,锣、钹和鼓负责节奏和烘托气氛。由于仪式时间较长,因此人员上也会经常交替。曲目上主要有《节节高》和《万年欢》等。在结构方面,器乐曲结构比声乐曲要复杂,篇幅也更大。全曲主要是围绕中心旋律展开,整曲演奏时间较长,主要是为了烘托气氛,曲式上多为两个乐段的结构,句子结构相对于声乐曲目来说较为工整。总体而言,器乐曲的音乐结构不大,速度舒缓,因此吹奏时间较长,有时会针对某一乐段做重复,诗使人感觉绵延不绝。

二、告祖仪式中的土家族音乐元素

虽然“唐祭”仪式来自汉族,但传入五峰后,和当地土家族的风俗习惯、音乐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模式,因此,无论是旋律、唱词还是节奏节拍都有着土家族特有的风格。土家族山歌随意奔放,这就体现在了告祖仪式当中的声乐曲目中,艺人加入了很多当地方言和衬词,而旋律也随着唱词起伏,尤其是在每一句的结尾,在唱词上有一个往下滑的拖腔,这也是保留了土家族山歌的特点,在音调上随着当地土家族方言而高低起伏。在器乐方面,由于土家族长期以来的器乐都是以一到两门的主奏乐器为主,其它乐器主要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因此,在告祖仪式中的器乐演奏也延续了这一特征,同时在节奏上,与打击乐器紧密结合,这一点是因为在土家族的乐器中,打击乐器使用的频率较高,这一习惯也就延续到了告祖仪式当中,使得气氛更加热闹。因此,从音乐上看,当地的土家族音乐和唐祭中的告祖音乐已经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三、告祖仪式的社会功能

首先是社会教化功能。对于土家族来说,拜敬先祖是他们自古以来的传统,而“唐祭”仪式中的汉文化元素,更是强调忠、孝、仁、义、礼的思想。唱的内容也是儒家的优秀作品。因此,通过这个仪式,把儒家的思想带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通过开展这样的仪式活动,让更多人们了解这个社会习俗,既有言传又有身教,更加全面而直观。其次审美功能,音乐本来就具有审美功能,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通过演唱者和演奏者,带给婚礼的参加者美妙的旋律,同时还加入了土家族山歌,音调柔美婉转,符合当地方言的发音特点,歌词朗朗上口,给来宾以亲切感。而整个仪式的流程,艺人们的乐器、服装道具等等,以及良好的氛围、张贴的对联条幅,也带给人们美的感受

“唐祭”仪式有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内涵,具备深厚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成为了五峰土家族的精神信仰,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也面临这消亡。因此我们应该积极保护,使其能够传承下来。

摘要：五峰土家族告祖仪式源于汉族的唐祭仪式。“唐祭”,又称“堂祭”,因唐代贞观年间复兴周礼儒家文化而得名。原本为汉族宫廷祭祀礼仪。后传入湖北五峰地区,和当地的土家祭祀文化相结合,沿袭成俗至今。原本有四种形式,“告祖”、“开祭”、“祭祖”、“祭孔”。本文主要探究“唐祭”仪式中告祖仪式的音乐特征。

关键词：五峰土家族,告祖仪式音乐,唐祭

参考文献

[1] 栗茜.湖北省五峰县土家族婚礼告祖仪式音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论文

[2] 林春、胡鸿保.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民间文化论坛2015.12

[3] 陈晓毅.儒家乎?儒教乎?苗疆“堂祭三献礼”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13.11

旅游文化的特征功能范文第2篇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同时又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点。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目前，虽然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典型的伦理型特征。中国古代社会长达数千年，其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表现形态中，传统伦理思想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2.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3.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

4.强调“忠、孝”，充满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宣传“忠”、“孝”观念。由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数千年辉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意识，也是残害人民的精神枷锁，也严重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5.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有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表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

旅游文化的特征功能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发展历程 基本特征 儒家学说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三、春秋战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四、秦汉文化：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池，“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导致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五、魏晋南北朝文化：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随后，道教形成。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六、隋唐文化：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高门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门则进身不易。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人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两宋文化：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

宋词雅，宋画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在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八、辽夏金元文化：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多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人中国科技界。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

九、明清文化：

就中国古典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公元1840年前)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自耕农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特征，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第三， 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

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

第四，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第五， 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学者荀子一方面主张“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时又认为宇宙即是一个大和谐的局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而认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则是天地失和的表现。《中庸》则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当然，我们五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还有更多的且与俱进的特点，正是这些被传承和继承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中国的文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逐步实现中国的国泰民安，民强国富!

文献资料：(1)《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赵玉华

2000第1期

(3)《社科纵横》 1994年第6期

学校：河 南 理 工 大 学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煤化工

姓名：张其鹏

学号：。。。。。。。。。。

旅游文化的特征功能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从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文明冲突范式、社会舆论和外交政策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影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的制约因素，指出宗教少数群体的社会整合不仅需要少数群体采纳合适的文化涵化战略，而且主流社会也应作出调整以促进少数群体的社会整合。

关键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制约因素

本文的“社会整合”是指一个国家内的宗教少数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与主体社会发生普遍而深入的联系，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联系的程度可以用政治参与、人际网络、公民参与、国家认同、归属感等指标加以测量。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影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的制约因素。分别是美国认同的宗教边界、文明冲突范式、社会舆论、外交政策。

一、“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

在美国这样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国家中，如何将来源不一、存在文化差异的移民群体融合成为分享更多统一文化特征的国民，一直是美国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另外，“谁是美国人”的定义和内涵也一直在演变当中，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达成共识。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的著作《我们是谁？》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家认同危机焦虑情绪的投射。

美国执行国家和宗教分离的政策，但是在国民的意识和情感中，宗教（基督教）与国家的联系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早期形成的以白人、盎格鲁一萨克森和新教徒为内核的美国国民认同曾占居主流地位，历史上犹太教徒、天主教徒，还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亚洲人，都承受过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

1955年，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在他的著作《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中提出美国有一个“共同信仰”，这个“共同信仰”建基于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共享的价值。赫伯格认为，尽管这三大宗教团体是不同的，“但是具有同样的正当性，都是美国人，并且他们所支持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价值本质上是一致的”。今天，犹太一基督教传统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美国文化的内核。实际上，这样的主张具有的排他性，仍然显而易见，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锡克教等就被排除在外，成为美国文化的“他者”。

自国家建基，基督教徒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正如杰瑞米·布鲁克·斯特朗（Jeremy BrookeStraughn）和斯考特·L·菲尔德（Scott L.Feld）在关于“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一文中认为，“多数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并不令人吃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将美国视为“基督教国家”的美国人比例在增加。皮尤调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有60%的受访对象视美国为“基督教国家”，到2002年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达到了67%。2005年达到峰值71%，2006年又回到了67%。看似增加的比例并不显著，但是“美国宗教认同调查”显示，1990年86%的美国成年人认同自己是基督教徒，2008年则下降到了76%。在认同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数下降1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将美国视为“基督教国家”的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相较之下，增幅比较显著。促使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宗教多样性的快速增加。今天美国的人口比1990年增加了30%，而非基督徒增加的比例是50%。另外，9·11事件，也增加了美国人的宗教认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9·11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主要用文化和宗教定义自己……对于美国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他们认同中的宗教成分增添了新的意义。”杰瑞米·布鲁克·斯特朗和斯考特·L·菲尔德对1996年“一般社会调查（GSS）”的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有53%的回答者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来说，作为基督徒是相当重要（15%）或者非常重要（38%）。他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基督教徒中，几乎有62%的人相信，作为基督徒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44%）或者相当重要（1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有66%的非基督徒觉得基督教信仰对成为一个美国人根本不重要。

发生在奥巴马身上的一件事也很能说明宗教认同的重要性。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之时，关于他的宗教背景曾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奥巴马的父亲是肯尼亚穆斯林，继父是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并且他的姓名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rak Hussein Obama）中，巴拉克（Barrak）是阿拉伯文，“吉庆”的意思。侯赛因（Hussein）是一个穆斯林常用名。早在2007年，就有人发表文章称奥巴马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上过极端的伊斯兰学校。后来又有传言，说奥巴马的印度尼西亚继父是一位激进穆斯林，并宣称奥巴马在就任议员时面对《古兰经》宣誓，他的教会成员身份只是为了掩盖他的穆斯林身份。后来证实所有的说法都毫无根据。事实上，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所上的学校是天主教学校，但是根本没人拿此说事。皮尤华盛顿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的高级研究员约翰·格林（John Green）在分析此现象时说：“大众对穆斯林的反感为这些谣言得以持续流传提供了助力。”有记者还曾就奥巴马的宗教信仰问题采访过曾在布什政府任国务卿的鲍威尔。鲍威尔否认了猜测，并补充说，在意总统候选人宗教背景的做法“不够美国”。当了美国总统后，奥巴马仍然不能消停，因为有人继续质疑他的宗教信仰。2010年9月，有位基督教派别的领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怀疑奥巴马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认为从奥巴马身上看不到多少基督徒的影子。

在美国，反对宗教少数群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整个美国历史中，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敌视是公开的，主流媒体可以坦然地大谈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对美国的威胁，以及犹太教和天主教与美国主流价值的不协调。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下半叶才得到改观。今天美国主流社会喜欢将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作为美国文化的内核。就在犹太教和天主教地位得到明显改观的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逐渐成为美国媒体充分展示美国主流社会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目标。在美国的影视业中，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斗智斗勇成为塑造美国英雄的最佳素材。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诚然，穆斯林成为美国大片的“新宠”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但是寻找潜在的“他者”似乎一直伴随着美国人建构“美国认同”的历史。

今天，在美国人当中有一部分人把基督教作为“美国人”的要素，从历史来看，这一认同观的包容性得到了扩展。但是这种变化的时代背景是其他宗教的移民在美国明显增加。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佛教徒等所谓“非西方宗教”的信徒不时地在基督教徒中掀起阵阵涟漪。实际上，过去的20年中，在美国人中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的相对比例在下降，但是视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比例却明显上升。这与美国国内宗教版图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

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目前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美国社会民间舆论中所设定的“美国人认同”的宗教边界。美国的选举政治为政客迎合民间舆论提供了可能。由于一部分基督教支派领袖对伊斯兰教的敌意，也由于美国在穆斯林国家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穆斯林也不时地被抛向美国舆论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势必对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消极影响。

二、“文明冲突”范式的话语霸权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当时的学术界对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范式来探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表示不屑。但是9·11事件发生后，没有问号的同名著作立即成了畅销书，而且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全部自动地采纳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来解释9·11事件。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初招致学术界的多方批评。政治学学者指出，即便是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主导者仍然是政府。政府追求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不是文化的利益。福阿德·阿加密（Fuad Ajami）认为，不是文明控制政府，而是政府控制文明，并以此反驳亨廷顿的主张。法瓦兹·格吉斯（Fawaz Gerges）认为，政治受到“利益冲突”而不是“文明冲突”的塑造。历史学家认为，亨廷顿只是重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宏大历史的老调。罗伊·摩塔海德认为，亨廷顿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涉入了一个对其历史所知甚少的地区。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共同认为从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视角对问题的解释力远大于这一新的“文明范式”。也有学者认为，亨廷顿只是将19世纪盛行的黄祸论、黑祸论和褐祸论的恐惧症对象在今天替换为伊斯兰、印度和非洲文明。文化分析领域的先驱——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指出，当他们已经放弃将文化视为一个关键概念的时候，亨廷顿“发现”了这一概念。在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已不再将文化视为具有核心本质的固定实体，而亨廷顿所做的正是要将复杂和充满分歧的文明本质化。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比亨廷顿更早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范式。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的三年前，路易斯在《亚特兰大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一文，将伊斯兰教视为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之源。9·11事件之后，路易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还出版了新书《出了什么问题？》路易斯成为“媒体明星”，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夫威茨称赞路易斯是一个“伟大的盎格鲁——美国学者”。路易斯避开巴勒斯坦及其被占领土问题，大谈伊斯兰教和民主的不相容，中东的政教不分，军事失败的屈辱与拒绝现代性和对恐怖主义的痴迷等。耶鲁大学著名的欧洲史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为《出了什么问题？》一书撰写的书评中，赞扬路易斯向人们揭示了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持续了许多世纪。

与媒体一样，美国政府自始至终坚称，9·11事件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没有联系。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对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演讲中说：“我们被攻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他在演讲中问“我们为什么被攻击？”接着自己回答：“因为我们相信进步、多元和宽容。”他还说，恐怖分子“仇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和持不同意见的自由”，并认为反恐是“一场世界的战斗，一场文明的战斗，也是一场所有信仰进步、多元主义、宽容和自由的人的战斗”。他后来在联合国的演讲中也提到，他宣战是为了保卫文明。“文明”一词在他的演说词中至少出现了五次。他说：“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恨我们的政策，而是我们的存在、我们对开放的宽容和我们有创造力的文化。”布什的申明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达到了他们预期的效果。9·11事件刚发生后，68%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美国遭受攻击的重要原因。到同年的10月下旬，这个比例下降到22%。

为什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能够赢得美国媒体、政界的青睐并在主流学术界有那么多的响应者？美国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厄万德·亚伯拉罕米安（Ervand Abrahamian）的分析直指问题的症结。他说，亨廷顿的专长是他具备不用讨论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就能分析国际政治的能力，特别是他根本没有提及关于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现实政治问题。亨廷顿剔除了政治问题之后讨论国际关系，这一点正中媒体和布什政府的下怀。它们都有意识地决定将阿以问题和美国在中东不受欢迎的一般问题与反美的恐怖主义问题隔离开来。任何将阿以问题与美国的不受欢迎联系起来的举动都被视为闯红线。利用亨廷顿的范式就可以非常自如地讨论与9·11事件有关的所有问题，同时无需提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定居点，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这样一些让人不安的概念。媒体报道了伊斯兰教的神学、中世纪的历史、伊斯兰教在美国西班牙裔社区的传播、对《古兰经》的多种解释、圣训和沙利亚法等等，而政治问题则被刻意地回避。亚伯拉罕米安发现欧洲的学者在分析9·11事件时就能很好地将政治问题与9·11事件联系起来，如大卫·赫斯特（David Hirst）在英国《卫报》撰文称，巴勒斯坦问题是9·11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另外，弗莱德·哈立德（Fred Halliday）也在《卫报》撰文，表示9·11危机能够用围绕巴勒斯坦的政治对立来解释，根本不用类似“文明冲突”这样的“陈词滥调”。

政府、媒体和学界用文明冲突范式解释9·11事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方面，由于将9·11事件限定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之内，使得所有的穆斯林都成了嫌犯，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穆斯林社区产生了强烈冲击。尽管美国政府再三向公众保证这不是一场反对穆斯林的战争，而是反对极端穆斯林的战争，是极端穆斯林败坏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但是将9·11事件与伊斯兰教捆绑在一起的事实已经造成，并且捆绑已经对穆斯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9·11事件后穆斯林的遭遇就是明证。

亚伯拉罕米安认为，文明冲突范式在知识领域造成的后果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人们接纳了这样一个范式。这个社会看起来有自由和开放的媒体，但是事实上又在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之间暗自画了一条红线。对于研究中东的专家来说这一后果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解释危机的专家被边缘化，结果形形色色的所谓专家粉墨登场。即使曾经批评亨廷顿的学者分析美国在中东不受欢迎的原因时也不会提到巴勒斯坦问题。由于美国学者对9·11事件的政治原因集体失语，结果《卫报》的乔纳森。斯迪勒说，纽约使他想起了勃列日涅夫的莫斯科。

显然，尽管其解释能力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文明冲突”范式在美国是一个强势话语的现状短期内不可能有所改变。作为宗教少数群体的美国穆斯林深受这一强势话语的消极影响。美国穆斯林对媒体的看法就是一种直观表现。爱德华·赛义德说：“今天，伊斯兰教被人负面地定义为与西方相矛盾。这样确立的框架严重地限制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知识。只要这种框架存在，伊斯兰教，作为穆斯林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就不可能被人了解。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美国真实地存在，在欧洲的情况略微好一些。

三、舆论环境不友好

2003年10月，助理将军威廉姆·保金（William Boykin）在一个基督教福音派教堂说，穆斯林崇拜的神是“偶像”。对此言论，时任国防部长的道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不仅没有表示道歉，反而称赞保金的资历。2011年1月，美国共和党议员彼得·金（Peter King）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引用1999年谢赫.卡巴尼（Sheikh Kabbani）的轻率言论，称大多数美国清真寺的伊玛目宣扬极端思想。虽然事后彼得.金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但是对美国穆斯林的偏见仍然溢于言表。美国政客能够坦然地拿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说事而不担心自己有什么政治风险，甚至还有可能为他们得分。爱德华·赛义德在他的《报道伊斯兰》一书中说，“对于伊斯兰教怀有恶意的泛论变成了诋毁外国文化最后一个可以接受的形式”。基督教基要派牧师派特‘罗伯逊说伊斯兰教“不是一个与人和平相处的宗教。只有当他们能控制和支配并有能力摧毁对手的时候，才会与人共处”。罗伯逊还告诉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穆斯林比纳粹还要糟糕”。派特.罗伯逊曾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一位重量级的政客，经常与总统和议员会面，宣称能对数百万选民施加影响。罗伯逊对伊斯兰教的敌视赢得了一些犹太人的喝彩，这些人在《纽约时报》刊登了整页广告感谢罗伯逊，理由是他“对以色列始终如一的支持”。

路德宗教会（The Lutheran Church）是美国南方最大的教会之一，它将自己的一位主教从教会开除，原因是他与一位伊玛目参加了9·11事件纪念仪式。电视福音布道者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宣称是7000万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的代言人。他说，自己经过充分的研究发现，与服从律法的摩西相比，穆罕默德是一位“沉溺于暴力和战争”的“恐怖主义者”。2010年5月1日，在全国祈祷日纪念仪式活动中，有一位妇女做了这样的祷告：

我们忏悔因为在我们在选举国家和州一级官员时没有用好神圣智慧……结果导致明尼苏达州将穆斯林首次选进了国会。为此，主啊！我们向您忏悔！

该仪式活动由美国宗教右翼团体“国家祈祷日特别工作组”举办。该团体的名誉主席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兰克林‘格瑞海姆。全国祈祷日由美国国会指定，目的是彰显美国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是右翼团体利用这一活动赤裸裸地表达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国会议员凯斯·埃里森（Keith Ellison）的仇视和偏执。宗教右翼团体对穆斯林的敌视不需要任何掩饰。

克林顿在其任总统期间，对国内穆斯林团体采取了一些亲民举措，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1996年，斯蒂文·爱默生（Steven Emerso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克林顿的穆斯林客人是哈马斯的朋友。斯蒂文·爱默生一直仇视美国穆斯林。1994年就在PBS播放电视节目《吉哈德在美国》，指控世界上几乎所有穆斯林

以上列举了一些政界和宗教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意言论。实际上美国公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消极看法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2002年2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CBS News）民意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有好印象，33%的人印象不好，37%的人不能确定。2004年，康奈尔大学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44%的美国人支持对美国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公民自由进行某种限制。调查还发现有74%的人认为伊斯兰国家压迫女性；50%的人认为穆斯林是暴力的、危险的和狂热的；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多数的穆斯林仇视美国。只有27%的人同意穆斯林与基督徒的价值观是相似的。47%的人表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可能在信徒中间鼓励暴力。这些数据显示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将伊斯兰教视为危险，并且认为伊斯兰教的价值与西方/基督教的价值有根本差异。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穆斯林有负面感觉的可能性要高于对佛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两倍。53%的美国人说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不太好”（22%）和“根本不好”（31%）。40%承认对伊斯兰教所知甚少，23%一无所知。另外，66%的人不同意“多数穆斯林包容其他宗教”的说法。更有81%的人不同意“多数穆斯林相信女人和男人应该有平等权利”的说法。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期间“沙利亚法”一度成为媒体热门话题。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莎蓉·安戈尔（Sharron Angle）称“德克萨斯州的法拉克福和密歇根州的德尔班市已经为沙利亚法占领”。虽然德尔班市市长出面驳斥安戈尔并邀请她亲自到德尔班市看个究竟，安戈尔没有接受邀请。实际上，德尔班市有7座清真寺和60座教堂。法兰克福是一个小镇，只有一座教堂和一块墓地而已。甚至有候选人发布电视广告宣称伊斯兰对西方构成威胁等。类似的事件不是个例。

针对美国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存在的敌视现象，爱德华·赛义德一针见血地说道：“当然从未有人将琼斯镇惨案或俄克拉荷马爆炸案@或印度支那的毁灭等同于基督教，也没有与西方或美国文化等同起来。这一类的等式从来都是专为伊斯兰教‘保留’的。”此类敌视现象不仅存在于部分政客和基督教右翼领袖身上，美国的学术界在研究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时同样存在问题。爱德华曾批评美国学术界“仍然有可能拿伊斯兰教说事，而这样的做法对于犹太教、亚洲人、黑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也仍然有可能在漫不经心地撰写关于伊斯兰教历史和社会的研究著作时不理自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来在阐释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每一个重要进步。”约翰·埃斯波斯托说：“当基督教极端分子称自己是上帝的卫军，炸毁堕胎诊所，我们将基督徒的主流信仰与狂热份子对宗教的歪曲利用区分得很清楚。但是关于伊斯兰教，作出同样的区分并不经常发生。”杰克·沙恒（Jack Shaheen）教授对美国媒体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形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指出，从1960年代晚期一直到本世纪初，在美国的电视和电影中，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唯一可以被赋予负面刻板印象的群体，美国社会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

爱德华。赛义德对敌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人所惯用的手段进行了精辟的剖析，他说：“故意制造伊斯兰教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联系保证了普通读者将伊斯兰教和原教旨主义视为本质上一致的东西。将伊斯兰教简化为一大堆清规戒律，各种刻板印象，还有关于这个信仰、它的创立者和所有信徒的轻率结论，然后强化每一个与伊斯兰教有关的负面评价，如暴力、原始性、本土性（nativism）、威胁性等，并将其永久化。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严肃地定义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也没有为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给出精确的意义，或将这些现象放在特定的背景中。”

美国政界、学界、宗教界和媒体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偏见与傲慢，对美国穆斯林的相关认知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表1显示，90%的人认为美国媒体所展示的伊斯兰教形象是带有偏见的和负面的。51%的人认为在美国的教育体制内，关于伊斯兰教的观点带有偏见（见表2）。

表3显示，53%的人认为美国的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有点疑惧，32%的人认为美国的非穆斯林反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总之，85%的穆斯林认为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心存戒备。

表4显示，有93%的穆斯林认为，美国大众只听说过伊斯兰教，对它的风俗和信仰不熟悉。伊玛目哈桑·卡兹尼说，曾不止有一个人想知道“伊斯兰”和“穆斯林”这两个宗教的区别。

表5显示，52%的穆斯林因为自己的宗教或种族背景遭遇歧视。皮尤调查了穆斯林在美国社会中所遭遇的基于宗教原因的偏执。调查发现有一半的非洲裔穆斯林说自己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曾是偏执的目标，白人穆斯林遭遇歧视的比例是28%，亚裔穆斯林的比例是23%。赛尔楚克·斯林研究发现其访谈对象中88%的青少年在过去的一年中因为是穆斯林而遭遇过歧视。67%的访谈对象说自己在学校遭遇过歧视，54%的人说在购物时遭遇歧视。

当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消极看法较为普遍，同时大多数穆斯林也是如此认知主流社会的态度时，我们相信，缺乏信任感的情况下必然会对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消极影响。

四、外交政策

利弊互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政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在中东政策方面，美国穆斯林注意到共和党政府表现得要比民主党政府更有能力制约以色列。1956年，是共和党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坚持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停止对埃及部分地区的侵占并迫使以色列人从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侵占的西奈地区撤退。同样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持同情立场，在1971年的印巴冲突中反对印度。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乔治·布什反对以色列在阿拉伯人领土上非法建设居民点。另一方面，是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为1947年以色列建国开绿灯，由此为60余年的阿以冲突、巴勒斯坦人的灾难和巴以之间的仇视埋下伏笔。同样是民主党的总统林顿·约翰逊帮助以色列六天之内赢得了1967年的“6月战争”，导致加沙、西奈、戈兰高地和西岸的阿拉伯领土被占领。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比以往任何总统都要接近于默许以色列在阿拉伯人的被占领土上建居民点。克林顿甚至一度考虑认可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在外交领域，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像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但是，在国内，民主党更多支持少数人群体和世俗国家的理念，对国内族群的多样性表现得更敏感。例如克林顿政府被认为自林顿·约翰逊政府以来最亲以色列，但是在国内它对穆斯林的亲善举措超过以往任何政府。1995年夏天，副总统戈尔访问了一座清真寺。1996年斋月期间克林顿总统问候穆斯林。1996年4月，第一夫人希拉里在白宫主办了开斋节庆祝活动。美国军队的第一个穆斯林教职人员（chaplain）也是在克林顿当政期间上任。总统在白宫接待阿裔美国人讨论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克林顿的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与穆斯林讨论波斯尼亚危机。此外，“美国穆斯林理事会”代表与国务院和司法部官员会面，表达对反恐法案的关注并游说废除对穆斯林不公的条款。以上事例说明民主党的国内政策或许比共和党对穆斯林友善，而在外交政策领域，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利于穆斯林。对于美国穆斯林社区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呈现出政党轮替的特点，但是基调并无大的变化，偏袒以色列并支持与美国合作的穆斯林国家的独裁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表6显示，81%的穆斯林认为美国针对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导致了美国穆斯林的疏离感。表7显示，84%的人认为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导致一些美国穆斯林的信仰和行为走向极端。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在笔者给出的5个原因中位居榜首。

美国外交政策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穆斯林对某些问题的认知和评价，而且格吉斯（Gerges）发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人对穆斯林的负面看法的起伏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语

罗伯特·吾斯诺（Robert Wuthnow）和康拉德·海克特（Conrad Hackett）在研究了美国非西方宗教的信徒的社会整合之后，强调社会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美国社会多数一少数群体关系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少数群体的特点造成了社会整合问题。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由主流社会的特点而形成。为了更好地实现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美国主流社会需要在外交政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尊重、美国认同的包容性等方面迈出积极的步伐。美国社会在上述领域的进步也意味着美国主流社会更好地践行了平等、宗教自由、多元等其所倡导的美国价值观。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美国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护以及美国的法制传统。宗教自由是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这是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美国政府态度鲜明地支持这一基本人权。也有更多的宗教团体和个人公开呼吁穆斯林宗教自由的权力应该得到尊重。媒体本身也有大量的比较全面中立的报道。总之，美国穆斯林面临的舆论环境虽然大体上是不友好的，在局部地区也遭遇了其他宗教社区的刻意排斥，还能不时地听到有政客和基督教领袖对伊斯兰教大放厥词，但是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作为一个美国穆斯林挺自在，他们将这种自在归于美国的法制传统、宗教自由和美国人民的友善。

责任编辑：王伏平

旅游文化的特征功能范文第5篇

年节食俗 产生原因 文化特征

年节食俗的含义和产生原因

(一)年节的含义

年节是有固定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有特定的主题和活动方式，约定俗成并世代传承的社会活动日。我国年节的种类众多，从节日的性质看，大致可分为单一性质的节日和综合性质的节日;从节日的内容看，可分为祭祀节日、纪念节日、庆贺节日、社交游乐节日等;从节日的地域分布看，可分为跨国家节日、现代节日。

(二)年节产生的原因

年节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天文历法

中国古代的农历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四时、八节、二十四气，这筻形成了许多节气节日，如立春、春分、清明、立夏、夏至、冬至等。在中国，节日的本意是指节气相交转换之日，没有民俗意义上的“节日”的含义。但一部分节气节日逐渐变成了民俗节日，如清明、夏至、冬至等。

2.生产与生活习俗

起源于人们生产生活中某种习俗活动的节日，在传统节日之中数量最多。有的起源于祭祀活动，如苗族的吃新节、柯尔克孜族的诺劳孜节、毛难族的庙节等，节日期间，祭祀祖先神灵，祈求丰收的仪式和活动是必不可少、重要的内容;有的起源于农事活动，如壮族的牛王、侗族的舞春牛与洗牛节、鄂温克族的米阔勒节等，常常天农业生产开始和结束时进行活动;有的起源于社群如乐活动，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苗族的爬坡节、龙船节，侗族的花炮节等;有的起源于性选择活动，如苗族的姐妹节与踩山节、布依族的跳花会等;有的起源于宗教活动，如首都提倡阴阳信仰，奇数为阳，象征光明、有力、兴旺，节日中多取月日复数为吉利的象征，如正月

一、三月

三、五月

五、七月

七、九月九，其中的五月五为天中节，体现阴阳调和均匀之意，还有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再哪因佛教而兴的腊八节、泼水节(浴佛节)等。

3.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上时常发生一些重大事件。事后人们往往设立节日，以志纪念。现代节日中大多为这类节日。如我国的国庆节、建军节、五四青年节，以及五一国际劳动节等。也有一些传统节日起源于重大历史事件。如侗族的林王节、壮族的吃立节等。

年节食俗的文化特征：

(一)多元复合

多元复合首先体现在参加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涉及到社会各层面。每逢年节，无论城乡，官民、贫富、老少都要进行各色各式的饮食文化活动。节日期间，合家团聚，欢庆一堂。若遇重大节日，则整个社会作出反应，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人们互相拜贺、宴饮、交际往来。其次体现在文化活动的多种功能上。它往往融合了农事、娱乐、饮食、交际、信仰等多种功能，如大型车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即是如此。而这些年节的饮食文化活动往往与民间祭祖祀神、新友团聚、社会交往、年节娱乐等活动，相互有机结合，从而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生动的社会画面。第三体现在各种文化的相互交融上。年节饮食文化中融入了农耕文化、原始宗教文化、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等，令节日食品、节日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二)崇祖好祀

由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孤立闭塞性，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对大自然极易产生敬畏;再加上宗教信仰的桎梏，统治者装神造神的愚弄，古人更是虔信万物有灵;加之中国人有崇祖好祀的传统，因此民间常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年节的祭祀和铺张上面，以乞上苍保佑与神灵的庇护。每逢年节，人们特意烹制专门的美味佳肴，以示对祖先神灵的虔诚祭祀，同时对现存长者毕恭毕敬，以示敬诚。

(三)讲求功利

人们在节日中的饮食活动无不透着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如过年要吃年糕，寓年年高，吃鱼，寓年年有余;正月十五吃元宵，象征团圆美满;端午节吃粽子、咸蛋以强身，求子;中秋节吃月饼寓示团圆，“摸秋送瓜”以求子;灶王节供灶糖为的是灶王爷不讲人间坏话，以求来年风调雨顺;除夕吃团年饭以示一家人团圆、幸福美满。一些祭祀活动也是为了神灵的庇护，以求一家老少平安。

(四)异乎寻常

古代中国普通居民的饮食水平是相当低下的，平日很少吃荤。丰收年景大抵只能吃饱饭而已，若遇灾年则果腹都十分困难，只能是“糖菜半年粮”。节日饮食相对充裕得多，有些地区称“年饭”和农历七月十五的“月半饭”为一年中的两餐饱饭，虽有些夸张，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普通百姓的日常饮食与节日饮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节日饮食是各家饮食生活水平能达到的高或最高水准。另一个异乎寻常的是人们在过节时的心态，只有年节才可以舍展一下筋骨，松弛一下神经，异常行为易于出现。如过年允许小孩喝酒、老人簪花，团年饭可以大吃大喝，而且提倡剩饭，这些在平时是不正常的，但在年节却视为合理。

(五)区域差异

中国古代民间年节的饮食文化活动还存在着一事实上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如北方有填仓节、龙头节等饮食文化活动而为南方少见，南方盛行的春社饮食文化活动在北方却不流行。同一节日的饮食文化活动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小的差异。如元宵节北方多“走百病”，南方盛行迎神赛会;浴佛节南方好做“乌米饭”，也与北方有异。

(六)功能显著 传统瓶子日有显著的社会功能。人们通过宴饮以及一系列节日活动，可以加强新族间的联系，调节人际关系;整合社群及社会集团的意识，使部族团结一致，提高生存竞争能力;调节和改善饮食生活;提供社会交和择偶机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改进菜品制作质量等。继承和发扬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传授生产技能与生活知识，帮助后代了解社会、了解世界，还可以进行传统教育、增加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形成良好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了解健康向上的审美观念，洋溢着活泼欢快的情调，从中可以得到乐趣。

我国年节食俗传承至今，在我国影响重大，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放弃文化的传承，而且，还要更加努力地将它发扬光大。

心得体会

在学习了饮食文化之后，我了解到：我国是一个比较注重饮食的国家，在饮食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不同的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饮食和风格，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饮食体系。在我国，无论是正餐，还是小食都是各有特色，与众不同，不一样的地区有着不一样的饮食习惯，而同一个地区也有着其他地区的饮食，因而给地区增添了不少色彩。然而，饮食是一门艺术，在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用途，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旅游文化的特征功能范文第6篇

组织文化是指为了控制组织内行为，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关系而设定的规范，它具有多种功能与作用，主要表现在：①它起着分界线的作用。使组织独具特色，使不同的组织相互区别开来。②它表达了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一种认同感。③它使组织成员不仅仅注重自我利益，更考虑到组织利益。④它有助于增强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文化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它通过为组织成员提供言行举止的标难，而把整个组织聚合起来。⑥它能够引导和塑造员工的态度与行为。通过对课本知识的比较研究，将组织文化的功能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凝聚功能

组织文化总可以向人们展示某种信仰与态度，它影响着组织成员的处世哲学和世界观，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某一特定的组织内，人们总是为自己所信奉的哲学所驱使，它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良好的组织文化同时意味着良好的组织气氛，它能够激发组织成员的士气，并且产生本职工作的自豪感、使命感、归属感，从而使组织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导向功能

组织文化一旦形成，就产生一种定势，这种定势就自然而然地把职工引导到组织目标上来。组织提倡什么、抑制什么、据弃什么，职工的注意力也就转向什么。当组织文化在整个组织内成为一种强文化时，其对员工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其职工的转向也就越自然。比如，日本松下集团，充分注意了组织文化的导向作用，使职工自觉地把组织文化作为组织前进之舵，引寻着组织不断向确定的方向发展。

(三)约束功能

组织文化的约束功能是通过职工自身感受而产生的认同心理过程而实现的。它不同于外部的强制机制，如此处不准吸烟、上班不许脱岗等，这种强制性的机制是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则。而组织文化则是通过内省过程，产生自律意识，白觉遵守那些成文的规定，如法规、厂纪等。自律意识要比强制机制的效果好得多，因为强制在心理上与员工产生对抗，这种对抗或多或少的就要使强制措施打折扣。自觉地接受文化的规范和约束，并按价值观的指导进行自我管理和控制。

(四)激励功能

组织文化以理解人、尊重人、合理满足人们各种需要为手段，以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目的。所以，组织文化从前提到目的都是为了激励人、鼓舞人。通过组织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的工作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文化的激励已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艺术，它的着眼点不仅在于眼前的作用，而更着眼于人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人的因果循环。

(五)辐射功能

组织文化不仅对组织内部产生强烈的影响，通过自己的产品，通过组织职工的传播，也会把自己组织的经营理念、组织精神和组织形象昭示于社会，有的还会对社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如50年代鞍钢的孟泰，60年代大庆的“铁人”，90年代的李素丽等等，都对仕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组织文化的辐射功能。 。作为组织的灵魂和生命力量的组织文化，

践行有效方法加快组织文化建设

组织文化建设的方法很多，运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加快组织文化建设的保证。以下几种方法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单独或综合选用，合理展开，以达到预期目标。

3.1 示范法

通过总结宣传能代表组织文化精神的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树立与组织文化价值取向一致的榜样，进行组织文化建设的方法。使用该方法须注意榜样的树立应具有代表性，在组织中要有一定的威信，同时要注意对榜样行为的强化。

3.2 激励法

通过开展一系列与组织文化内涵相关的活动，对活动的参与者进行精神和物质鼓励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要使职工切实感到自己与组织的一致性关系，把组织文化的价值体系与工作目标相联系，从而达到共同价值观的认同。

3.3 感染法

通过对组织文化氛围的营造，培养职工组织文化价值观念。使用时要充分发挥职工的主动性，强调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帮助职工打破对领导权威的畏惧心理，建立起平等的人际关系，对职工的指导到位而不越位，让职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3.4 灌输法

通过宣讲、研讨会、各种媒体等宣传手段对组织人员进行组织文化传播。这种方法要目的明确，观念到位，思想端正，评价有方，环节合理，方式得当。

3.5 疏导法

只对组织文化价值体系的目标行为进行恰当的反映，有目的地举行各种活动，引导职工树立组织文化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使用这种方法应注意把握职工的主流思想，充分发挥组织中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等。

3.6 价值澄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