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地范文

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地范文第1篇

杨智芳 周秋光

英文标题：Origin of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摘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它们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传承性，而救济善会不具此特点，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前推到济急善局。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关 键 词：中国红十字会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济急善局 救济善会

作者简介：杨智芳(1981-)，女，湖南益阳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周秋光(1954-)，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1]。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2]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①。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3]，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问题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②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笔者认为应从研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入手。但从红十字进入中国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些被认为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影响较大且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组织有：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③目前学者就“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计有三种：周秋光先生认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2];闵杰、池子华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是中国救济善会”④;朱浒、杨念群先生认为“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或许更为恰当”[4]。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就涉及到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团体的评定问题，同时也表明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仍属必要。需要指明的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组织实体，故本文实乃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实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出现紧密相连。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是中国东三省，这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挟持下，竟于1904年2月12日发布所谓中立’的上谕”[5](P180)。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三省同胞。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以及有关东三省难民的各种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引起了具有良好义赈传统且义赈能力较强的上海人士的真切关注。出于对东三省受难同胞的同情，同时也出于要救出在东三省土地上生活着的“至今既未一回”的“南省商幕中人”[6]，上海地方绅商如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护东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清政府在颁行的《中立条规》中就有“战国不得封堵中国口岸”;“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由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中国人民如有侨居战国封堵口岸者，本国得派兵船前往保护，或接载出口”等条[7](P212-213)，并还采取了一些救护措施，如在天津、奉化两处“饬由当地官方出面，设立了救护机构”[8](P32)。但日俄两国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颁行的约法，在日俄帝国主义野蛮铁蹄的践踏下，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清政府对此既尴尬又无奈：一方面他们必须实施救护，另一方面又碍于“中立”政策，使得“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9]。这种情形迫使清政府需要借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官方力量。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正好符合清政府的这种需要，因此清政府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救护活动寄予厚望并给予支持。后来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发生联系，并对他们的救护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证实了此点。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8](P28)在这种窘况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得不另寻出路。

甲午战前，有关红十字会的宣传介绍文字已载于中国的报章，并且部分地区还办理过红十字医院。甲午战后，中国各大报刊特别是《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又大力宣传介绍红十字会，部分先进人士如商人孙淦、官员梁诚等先进人士也发出了要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呼吁，加之日本赤十字社在甲午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使得红十字在中国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可以推定，到日俄战争时，中国朝野人士应该不难认识到：在中国约法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救护人员想要进入东三省施行救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成立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国的要求。而这种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至少又须符合两项规定：“必须成立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尚没有另外为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红十字会。”“必须是国家的红十字会，由政府承认，作为军事医护单位的辅助机构。”[8](P15)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改组成为政府所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本为政府所需的情况下，其想赢得政府的承认并不困难;但当时日俄战争如火如荼，时间上已不容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先求得各国的支持(最好是各国的直接参与)则成为临时应急的最佳办法。因此，在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绅商已产生互动的情况下，与西方各国合作成立红十字会乃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上海的义赈系统一直保持着与红十字会实践的密切联系”[4]，从而“为实现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种铺垫。”[4]另外，在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上也生活着不少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战争的受难者;有的则在战区从事实际的救护工作。由于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诸如物质供应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方面以红十字会的形式派员进入东三省实施救护是持欢迎态度的。据载尚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沈敦和致电东北的外国传教士魏伯诗德请求予以援助时，“魏君旋得回电，极愿赞成，并言已腾出医室中卧床五十张，以备遇难病民安卧”[10]。此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各国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中国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并且这些救济活动也往往与上海相联系。[11](P317)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9]，他们在东三省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上述这些因素为西人赞同成立中西合办的红十字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著名的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Ly Richard)在促成中西合办红十字会一事上更是贡献巨大。身为传教士，李提摩太“本来就热心于公益事业，他在华多次参与赈灾救荒义举”[12](P22)，再加上他发现“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13](P292)，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赈济事业的关切，因此，东三省难民的救护也自然会引发他的热情。李提摩太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他与沈敦和私交不错⑤，而沈敦和不仅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主要发起者及领导人，而且还是“实际操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灵魂与台柱”[8](P23)。

因此，在搭起上海地方绅商与东三省传教士之间的桥梁方面，李提摩太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很好地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此外，在与西方各国及清政府的关系上李提摩太也是如鱼得水：“在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工作中，他一手托两家，在清廷与列强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任何朝廷大臣都无法替代的作用。”[14](P371-372)李提摩太在中国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被推上了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历史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沈敦和对李提摩太的主动拜访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办最终提上日程。”[14](P307)此后，在李提摩太穿针引线的作用下，西方各国人士与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绅商达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就是这一合作的直接产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而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定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仅仅是3月10日商讨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时所使用的一个临时性用语，以揭明它对于国际红十字会的从属关系，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名”[15](P370)，故“在正式场合，从未使用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字样”[15](P371)。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员赴瑞士补办加入红十字“原议”手续，以期取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确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团体”。[12](P32)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具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一，该组织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承认，救护范围不限于一隅，具有国家性;其二，该组织有多国洋人参与，形式上得到了各国的承认，又具有国际性。“国家性”和“国际性”是国际红十字会对各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国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济组织的主要条件。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首先就要考察红十字进入中国后中国成立的救护组织是否带有红十字色彩(亦即是否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国际性”)。具体而言，这样的救护组织需达到如下要求：救护的范围不限于一地;救护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救护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

(二)

由上分析我们还可看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诞生的历史背景相同都受命于日俄战争危难之际，成立的目的一致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注：即东三省)被难人民为事”[6];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两国交战受伤的兵士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16]。如果对两者的组织结构加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以下相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实行董事制，既有华董，又有西董。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中有言：“本会开办伊始，宏纲细目，诸务殷繁。特行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总理局务。”同时，“本会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6]由此可见，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尽管由上海地方绅商捐办而成，但从一开始他们就考虑到了借用外国人的力量，以减少甚至避免他们在救护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拦阻。尽管西董事在他们当时的设计中只是一块“护身符”，并不握有实际领导权，但有了这块“护身符”，就使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带上了“国际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西董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获得了实际的领导权，而且他们的领导权看起来似乎还要远远高于华董：在46名董事中华董仅占11人，其中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8名办事董事中华董仅占3人(其中任锡汾还是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增补的)。由此可见，华董在整个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西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实际工作运作机制：“中西董事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办公地点也不在一起，可以说既分工又合作。”[8](P46)而在救护事业中最最重要的筹款事项上，中西董事更是实行“中西分筹”[17]的制度。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在数量上华董少于西董，但在实际领导中国方面的救护事业中，华董所起的作用仍是最主要的。

其次，在领导人方面，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班子绝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有如下22人出席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杨杏城、沈仲礼、曾少卿、苏宝森、施子英、李云书、王少灏、王松堂、冯珩生、沈缦云、汪汉溪、焦乐山、朱子文、姚燕庚、任逢辛、周金箴、汪建斋、吴少卿、王益甫、陈润夫、席子佩、黄式权。[10]⑥他们构成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有如下11人：沈敦和、施子英、严小舫、朱葆

三、周金箴、徐雨之、苏宝森、陈润夫、曾少卿、朱礼琦、任逢辛(后来增补)。[9]两相比较，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11人当中就有沈仲礼(即沈敦和)、施子英(即施则敬)、任逢辛(即任锡汾)、曾少卿、苏宝森、周金箴、陈润夫此7人直接来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这个比例可不容小视，它为表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提供了证据。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设立西董，西方四国直接参与其事，这就使其具有了“国际性”;而其成立章程中还提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虽系商办善举，恳请政府协助，由董事电恳政务处、外务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保护”[6]，其设定的救护范围也不局限于一隅，这可说明其也具有了“国家性”。因此，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的相同之处，为证明两者在组织上具有传承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此，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没有开展具体的救护工作”[8](P29)，但我们可以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基于此，我们认为亦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三)

让我们再来对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三个组织进行分析。

中国施医局是1899年由上海士绅汪炳等人设立的，其章程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内科以华医为善，外科以西医为能。如有军士受创、机匠轧伤，以及一切割治等症，必须参用西法，自不得不聘请西医相助为理。”[18]其章程反映出中国施医局开始有意识地参考红十字会章程行事。中国施医局的成立得到了苏松太道的批准，但其救护活动“局限于上海一隅，不具有全国性和普遍意义”[3];尽管它聘请西医参与，但其对西方各国是否认可不作要求。因此，不能说中国施医局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它仍然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地方性善堂。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救济组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

六、十七日，上海《申报》分别刊登了《救济善会启》，《救济会章程》;同月二十

五、二十七日，又刊登了《济急善局公启》，《承办济急善局章程》，标志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相继成立。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俾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19]，它成立后不久，陆树藩等人又向李鸿章禀请“鼎力成全”[20]。这表明救济善会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它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招牌，以期获得各国领事的认可;它由地方绅商自捐自办而成，但寻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后来救济善会如愿以偿，得以“禀奉直隶总督李传相批准，并由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瑞观察照会德国总领事给发护照”[21]。随后成立的济急善局亦具有与此相同的特点，它和救济善会“都在借助红十字会方面有着明确的意识”[22]，而在取得政府支持方面则比救济善会更甚：济急善局在刚宣布成立时就提到“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国面谕，并接同乡好善诸君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因议设立济急善局”[23]。此处“信厚”是指济急善局的主要创始人严信厚，“合肥相国”是指李鸿章，这里特意表明“奉合肥相国面谕”，无形中就将济急善局与政府间的关系拉近了一层。在实际救护过程中，济急善局也确实得到了来自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如袁世凯曾帮该局垫发银五千两、盛宣怀帮该局筹垫规元二万两等等。[24]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了各种捐款、救护活动。以上可以说明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已具“国家性”与“国际性”，它们可以算作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

除了上述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特点，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还具有如下一致性：其一，两者救护的对象相同。前期，救济善会的救护对象主要为“东南各省之被难官绅”[25];济急善局的救护对象“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23]。从1901年春开始，两者救护的对象“由主要赈济被难的南方各省官绅商民转为赈济北方的普通灾民。”[26]救护中的“南方情结”值得引起重视，这可为我们理解庚子事变以及后来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人士的救护行为提供一个宝贵的视角。其二，两者在实际救护工作中经常合作。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分别成立后不久，救济善会的主要创办人陆树藩等在致李鸿章的电稿中曾“叩求中堂鼎力成全，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20]，而严信厚、施则敬、庞元济等人正是济急善局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对陆树藩等人的救济行为“不胜钦佩”，并与陆树藩等人“连日公同面议”。[27]这就为后来两者在实际救护活动中的合作埋下伏笔。两者后来在“彼此同办一事，自愿不分畛域”的前提下实现了分工合作。至于具体救护实践中的合作，《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文对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2]，此不赘述。

上文表明：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之间存在着极为亲密的联系，乃至造成了“一般人士常常将二者混淆”[4](P172)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两个组织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救护范围：“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在涉及救护活动最为重要的款项问题时，两者更是强调“惟款项则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混”。因此，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实际上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闵杰，池子华先生没有关注到济急善局的存在，他们依据救济善会已具有红十字会的性质而将其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朱浒，杨念群先生注意到了济急善局的重要性，同时还注意到了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他们主张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实际上是依托庚子事变的历史背景，对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组织做了一番广义化处理。

(四)

前文已经论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被公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果想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往前推，那么就要证明自红十字进入中国后至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出现的救护组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带有红十字色彩;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同之处。

如前所论，中国施医局实际上并不带有红十字色彩，而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则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先把中国施医局排除在外，而将重点放在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的考察之上。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个救护组织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在组织结构上是否具有相同之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虽已带上红十字色彩，但它们在本质上仍偏向于归属善会善堂的范畴。“善会、善堂的设立均始于地方上有权有势者的提倡，其他的有权有势者响应这一提倡自发地加入、制定规章制度，在得到地方官的许可之后方开展活动”[28](P595)，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设立就经历了这一过程。通过阅读有关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章程、公启、呼吁捐款救护等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它们实行的是董事制，而这正是善会善堂常见的一种组织模式⑦。救济善会直接冠以“善会”之名，名称上就可直接反映救济善会之本质与善会善堂的关系;救济善局虽然名为“善局”，和善会善堂看似有所差别，但它的领导人如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朱葆三等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曾领导过善会善堂一类的慈善组织：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曾同为广益善堂司董、仁济善堂董事，杨廷杲也在仁济善堂担任过董事⑧，施则敬还是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的总董⑨，他们在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由他们领导的广益善堂、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等慈善组织在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时期一直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因此，若想进一步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组织制度，笔者认为可参考善会善堂的组织制度。

从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员来看，救济善会主要由在籍户部山西司郎中陆树藩发起成立并主持，潘赤文、丁晓芳、沈习之、廖纬笙等人参与领导[21]。济急善局则由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庞元济、施则敬设立，后来，福余南曾君少卿、四明朱君葆

三、天顺祥陈君润夫等绅商以及前川东道任锡汾观察等也参与其中，并对济急善局给予了大力支持[24]。与前面所记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们两相对比，我们很快就能断定：救济善会的领导人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没有重合之处;而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后来日俄战争爆发时全部继续发挥作用：施则敬、曾少卿、陈润夫、任锡汾此4人既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又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申报》的总经理席裕福(子佩)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严信厚、朱葆三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杨廷杲(子萱)、庞元济(莱臣)虽然没有名列华董，但他们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他们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募集捐款进行救护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7]⑩。

领导班子是一个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领导班子不仅制定组织制度，还控制着组织的实际运作，领导班子的更替可以影响到一个组织的性质变化甚至该组织的存亡。因此，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日俄战争时期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全部继续发挥作用以及三者均实行董事制此两点可使我们断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上存在着对济急善局的传承关系。而救济善会虽然也实行董事制，但是它的领导班子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之间没有重合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基于此，笔者认为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进而前推到济急善局。

尽管不能证明救济善会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传承性，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救济善会的重要性。救济善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济急善局两者宣布成立的时间仅相隔十天左右，它们虽相互独立，但两者在很多方面所表现出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关系，使得救济善会的重要性因之而更为凸显。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及之前出现的中国施医局等救济组织，为其后成立的救护组织如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等施行救护活动在理论、实践等方面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等救护组织都带有红十字色彩，但分析它们的组织结构，我们可以说它们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而言归属于善会善堂的范畴)。由上文分析我们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前推到济急善局，这可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指济急善局)“嫁接”红十字会逐渐长成的结果。这一“嫁接”过程可做如下解释：

红十字传入中国之初，并没有马上在中国扎下根来自生自长，而是在中国上空飘荡游离着，为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进行“嫁接”提供了可资“嫁接”的选择对象。甲午战争前后有关红十字会的启蒙宣传，中国开明人士对红十字会的大力倡导，外国在华人士在中国大地上的红十字活动(包括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活动)等触动了中国本土慈善组织的“嫁接”情怀，并为其选择“嫁接”红十字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后虽然在理论层面上逐渐滋生出了要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要求，但因“嫁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嫁接”红十字会的过程显得十分缓慢，且“嫁接”流于表面化(中国施医局就说明了这点)。

时局巨变特别是战争如庚子事变、日俄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把锋利的斧头，斩断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自然生长的态势，造成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必须接受“嫁接”的局面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若想继续发挥救护功能，就必须主动把自己改造成适应时局(特别是战争)需要的组织，这就使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面临着一个选择“最佳嫁接物”的问题。考查当时的时局状态和社会环境，“最佳嫁接物”已然存在，它就是早已在中国上空飘荡并得到中国人大力宣传、倡导的红十字会，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产生了自主“嫁接”红十字会的内在需要。内在的真正需要结合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本土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既带有红十字色彩又带有中国本土慈善组织色彩的救护团体如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就是这种“嫁接”后初步长成的“幼苗”。但是，通过“嫁接”生成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株“幼苗”在随后的生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救济善会这株“幼苗”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夭折”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则得以继续存活下来。由济急善局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们内部组织结构上的传承性显示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的顽强生命力，而这种顽强生命力的获得一方面应归之它的领导人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等人资财雄厚，社会影响力大，且热衷于慈善救济;另一方面应归之于盛宣怀等政府官僚的大力支持。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通过“嫁接”红十字会最初形成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之后长成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棵“小树”，然后继续成长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棵“大树”，最后终于长成了中国红十字会这棵“参天大树”。

注释：

①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时间有“1904年7月8日”之说(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我国红十字会的时间探源》，台北：《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刊》1999年总第15期，第21-22页);亦有“1912年1月15日”之说(见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原载1947年《红十字月刊》，转引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周秋光先生对此进行了纠正，他提出了“1912年1月12日”一说(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4-185页)。池子华先生的观点与周秋光先生同(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0页)。

②“民国时期的表述见《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印行，中华民国36年，第1页。新中国时期的表述见《红十字与我国》，中国红十字总会编，1981年，第30页;陈璋主编《红十字知识一百问》，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页”，转引自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8页;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75页。

③闵杰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指出：中国施医局是开始“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的慈善机构”;“中国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成立的一个团体”。(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页。)此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和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均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之红十字会性质有所论及。

④此观点由闵杰先生提出，并为池子华先生赞成(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181页;孙柏秋主编：《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第76页)。

⑤在《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有言：“李提摩太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沈敦和则是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交往甚密，时相过从。”(见池子华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第22页)。此外，李提摩太本人也曾特意提到：“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即沈敦和)曾提供过帮助”。(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⑥《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一书在摘录《申报》时出现了一些错误，如《记普济善会初次议事情形》一文中将“曾君少卿”误作“鲁君少卿”，“姚君燕庚”误作“姚君蕉庚”，“席君子佩”误作“席君子保”;而在《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一文中将“苏君宝森”误作“苏君实森”(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1页)。这些错误为有些研究者所沿用，使用时需加以特别注意。

⑦善会善堂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轮值制，一种是董事制。台湾的梁其姿先生和日本的夫马进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均谈到了善会善堂的这两种组织形式，具体参看(台湾)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10页;(日)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⑧上海《申报》载有大量关于善举方面的文章，其中多篇落款处为“沪北天后宫前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施则敬朱佩珍唐荣俊等谨志”“上海六马路仁济善堂董事严信厚杨廷杲黄宗宪朱佩珍施则敬刘芬谨志”字样，如《积善回天》，《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十日，第九千六百零七号;《普沾实惠》，《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九千六百零三号等。

⑨1899年《申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施则敬”“沪北天后宫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叶成忠施则敬唐荣俊等”等字样即可说明，如《皖灾四电》、《添医初志》(此两文都载于《申报》光绪廿五年四月廿二日，第九千三百八十三号)等等。

⑩1904年3月29日，由吕海寰领衔，杨廷杲、庞元济与盛宣怀、吴重熹、吴郁生、刘宇泰、杨士琦、李经迈、顾肇熙、沈能虎、朱宝奎、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联署向全国各省发出《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即元电)，该电文于4月2日刊登于《申报》，由此可管窥杨廷杲、庞元济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元电电文见《电筹救护》，《申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万一千一百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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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13][英]李提摩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4][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5]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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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电筹救护[N].申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万一千一百十八号.

[18]照录中国施医局章程[N].中外日报，1899-05-05.

[19]救济善会启[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十六日：第九千八百四十二号.

[20]陆部郎禀李传相稿[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廿八日：第九千八百五十四号.

[21]苦海慈航[N].申报，光绪廿六年闰八月廿三日：第九千八百七十九号.

[22]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J].清史研究，2004,(2):24.

[23]济急善局公启[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廿五日：第九千八百五十一号.

[24]济急公函[N].申报，光绪廿六年闰八月初七日：第九千八百六十三号.

[25]救济会章程[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十七日：第九千八百四十三号.

[26]阮清华.非常时期的民间救济以“庚子之变”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3.

[27]照录李传相札文[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廿八日：第九千八百五十四号.

[28][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地范文第2篇

网球与高尔夫球、保龄球、桌球并称为世界四大绅士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的法国,当时在传教士中流行着一种用手掌击球的游戏，方法是在空地上两人隔一条绳子，用手掌将布包着头发制成的球打来打去。这种运动不仅在修道院中盛行，而且也出现在法国宫廷。法国国王路易十世在位时，宫廷中就经常进行这种以消遣为目的地网球运动。1358-1360年，这种供贵族玩的古式网球从法国传入英国，英国爱德华第三对网球发生很大兴趣，下令在宫中修建一片室内球场。当时球拍的拍面改装成羊皮，球由布面改成皮面，球的大小、重量没有详细记载。15世纪发明了穿弦的球拍，16世纪古式室内网球成为法国的国球。以后，古式室内网球有了自己的规则，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得到了较好的开展。 近代网球起源英国。1873年，会打古式网球的英国少校M.温菲尔德在羽毛球运动的启示下，设计了一种适用于户外的、男女都可以从事的网球运动，当时叫做司法泰克。1875年，随着这项运动在8字形球场上风靡起来，全英槌球俱乐部在槌球场边另设了一片草地网球场,紧接着，古式网球的权威组织者玛利博恩板球俱乐部为这项运动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从此，草地网球正式取代了司法泰克。1877年，在英国伦敦郊外温布尔顿设置了几片草地网球总会，草地网球在英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同年7月，举办了首届草地网球锦标赛，即温布尔顿第一届比赛。亨利琼斯同另外两个人为这次比赛制定了全新的规则，他本人担任了比赛的裁判。当时的球场为长方形，长23.77米，宽8.23米，至今未变。发球线离网7.92米，网中央高度为0.99米。发球员发球时，可一脚站在端线前，另一脚站在端线后，发球失误一次而不判失分。采用古式室内网球的0、

15、30、45每局计分法。可以说，亨利琼斯是现代网球的奠基人。

1881年，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网球协会，是美国全国草地网球协会。该协会当年8月31日至1881年，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网球协会，是美国全国草地网球协会。该协会当年8月31日至9月3日，在罗得岛纽波特港举行第一届美国草地网球的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锦标赛，采用了温布尔顿的比赛规则。参加比赛的有26人。单打冠军是理查兹西尔斯(他连得7年冠军);双打冠军是克拉克与泰勒。

1887年，开始举行美国草地网球女子单打锦标赛;1890年举行女子双打锦标赛;1892年举行混合双打锦标赛。 因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爱上了网球运动，他不仅积极支持修建网球场，举行网球比赛，而且还经常邀请陪同他骑马散步的朋友们在白宫球场上打网球，所以人们称他为“网球内阁”，美国的网球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的网球都停赛了，惟独美国没有停下来。相反，美国的网球运动还出现了令人惊异的高峰、极盛时期，竟有4000万人参加网球运动。

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地范文第3篇

关于晏氏源流,历代研究晏氏起源的学者比较多，晏氏家族也有一部分学者探讨、考证晏姓起源，各种见解众说纷纭，难以准确定论。

现在已经收集到姓氏典籍及各类著作20余种，其中《世本》在宋代已经绝跡，后人编纂《世本辑补十卷》，将晏氏列入炎帝神农氏之后姜尚后裔：“齐有晏弱生婴，本齐公族也”。 汉代姓氏《急就篇》注：“齐有晏弱，本齐之公族”。唐朝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晏氏起源有三：第一，唐尧帝的大臣晏龙,《山海经》中有记载。第二，颛顼帝玄孙陆终第五子安，即晏安。第三：炎帝神农氏姜姓后裔。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二十略》“晏氏，或云齐公族，以邑为氏”。宋朝宰相晏殊门生欧阳修敬撰《晏公讳殊公神道碑铭》中：“有姜之裔，齐为晏氏”。明朝崇祯进士晏公文辉撰《晏氏得姓源流考》中：“太公望历十五世曰明敬公者佐桓子，弱生婴。”认为晏氏是姜氏后裔。清朝道光戊戌年张澍编纂《姓氏寻源》其中提到：“卢若虚《刻石记》云：齐太公后有晏氏。”还提到晏平仲次子改为平姓等著述。近代，陈明远,汪宗虎编著的《姓氏大全》、田海英编著的《认祖归宗---中国百姓祖宗源流》、张建忠编著的《百姓祖宗源流集》等许多姓氏著作，有关晏氏起源，很多作者都是抄袭前人，人云亦云，泛泛而谈，毫无依据，也未作任何考证，无从稽考。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随着地下大量文物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先秦古代史，当今姓氏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依据山东省潍坊市文化局王振民局长主编的《晏子研究文集》，其中：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孙敬明先生所撰有《读两周金文札记---晏子世家小考》,对晏氏起源有突破性的发现和论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柯昌济先生《金文分域编》，提到临淄县(山東省淄博市临淄区)出土的東周齐侯钟，据《金石录》记载：宋朝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薛氏钟鼎款识鎛钟一器，编钟十三器,按以往著录或称齐侯钟，亦把叔夷之“夷”误释为及或弓，今从郭沫若先生所释定。详見《郭沫若文集》历史篇〈两周金文辞大糸图录考释〉。其中叔夷钟(亦是叔夷鎛)，庚壶释文。“叔夷钟铭文合共四百数十字”，依其内容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唯王五月辰在戊寅”。至“夷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对扬朕辟皇君之锡休命”。“此段记载叔夷随师在淄水畔、接受齐公之命而统辖三军，其赏罚允中。得到齐公所赐的莱都赋税和三百个县邑，以及造铁徒四千名”。第二段从“公曰：夷汝康能乃有事”，至“夷用又敢再拜稽首，赝受君公之赐光，余弗敢废乃命。”该节所记齐使叔夷职受左正卿，统理外内之事，并赐车、马、戎兵，以及莱仆三百五十家。第三段从“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蓬蓬成汤”，至全文完结。这段是叔夷在称述其先祖世家，及其到齐王室效命，得到齐灵公的重用和优渥的待遇，而铸造宝钟，以求子孙永保长久。鎛钟铭文所记载齐国叔夷统领三军灭莱的著名战役，正是《春秋左传》记载“魯襄公二年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十一月齐侯灭莱，莱待谋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灭莱。”杨伯峻注：“晏弱已于二年城东阳逼莱，又于五年四月再城东阳”。“襄公六年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以上是从《鎛钟》、《庚壶》两器铭文与《春秋左传》记载,后合证叔夷与冉子与晏弱同一人。再即《庚壶》此器不知何时何地出土?何时贡入清朝内府?一七九三年《西清续鉴甲编》卷十六第九页著录。《庚壶》今在台北市故宫博物院收藏。“此器铭文原因斑剥过甚，故通常摹本不足百字。近经台北学者张光远先生目验原器，并作X光探究，又新发现铭文七十余字”。其中记载：“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殷王之孙，右师之子，武叔曰庚。择其吉金、铸其媵壶。齐三军围莱、冉子执鼓、庚人门之、执者献于灵公之所”。其下铭文尚多，还记齐军伐莒事件，亦与文献合证，同与此无涉，从略。张政烺先生谓：“春秋时，齐国三军见《国语、齐语》及《管子小匡》等篇，叔夷钟“公曰：余命女政于朕三军。莱国在今山东省黄县，有莱子城冉子不见《春秋》经传，齐灵公灭莱之事皆晏弱主之，冉子盖晏弱之字也”。正义：晏氏《齐记》云：齐城三百里皆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汉朝为夷安县，原属高密国(今属山东省高密市)。则在文献中：“晏”与“安”在古文字中互通的，叔夷灭莱有功，其封地在莱，以叔夷之名而名之封邑曰：“夷维，后则相沿变称为夷安”。晏桓子为莱国夷维人，熟知莱国内情，率齐军入之攻下国都，逼杀莱公，晏桓子亦非齐人，叔夷钟俱已言明。以上从鎛钟上铭文(金文)与典籍记载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叔夷与冉子与晏弱为同一人。晏桓子，其祖上为殷商之后裔，故叔夷钟称述远祖为商成汤王。

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地范文第4篇

2007-03-23

说教材

1.这篇课文的地位、作用

《〈物种起源〉导言》是高中语文第二册第一单元的第二课，属基本篇目讲读课。以我的理解，本单元第一课安排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带有极强的政治意识的策论文章，本课安排于这一课之后，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整体把握，筛选信息”的学习重点。归纳出筛选信息的要点，并灵活的应用于下两篇的自读课中，这篇课文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学目标的确定极其依据 新版《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高一学生学习现代文的要求是：“着重提高学生对现代文的语言、结构和内容的理解、分析、归纳能力”，“整体把握课文内容，概括要点”，而高一的学生在初中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因此，我确定我的教学目标为： 情感目标：学习达尔文为科学而不懈努力，严谨求实的精神。 知识目标：通过对本课内容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筛选各种信息的技巧，能迅速准确地筛选出有关信息。

能力目标：进一步培养学生主动参与能力，深刻领会一些词句在文章中的表意功能。 3. 教学重点

根据大纲对本单元学习重点的要求“整体把握，筛选信息”及这一课的学习重点“筛选主要观点，筛选关键语句”，因此，确立本课的教学重点为：

A.整体把握文章，筛选文章中的重要信息，并训练学生对相关信息的组合输出能力。

B. 通过对文中一些长句的分析，对关键词语的分析，训练学生发现句中重要信息的能力，进而达到对句子的深入理解。

4.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是就学生的接受而言，因为这篇课文比较枯燥也不易懂，要正确、迅速地筛选出有关信息对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教学的重点A也是教学的难点。

二.说方法

1. 教的方法：温故知新法 点拨法 讨论法

为了达到“不教”的目的，引导学生回顾前一课是如何筛选信息的，然后“知新”，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还采用讨论法，由学生思考、讨论，老师点拨，找出相关信息，并总结出筛选信息的方法，加以灵活运用。 2.学的方法：联系法 归纳法

课前安排学生预习，先了解课文内容，为课堂上的筛选信息作准备;课堂上让学生联系前一课配合这课讨论思考找出相关信息，归纳出筛选信息的方法，然后由理性意识指导运用。 3.教具的运用：由于这一课内容比较沉闷，为了增加教学知识容量，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用POWERPOINT制作课件在平台上教学。 三.说程序

本课教学为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重点：

整体把握文章，筛选文章中的重要信息，训练学生对相关信

息的组合输出能力。 主要教学环节如下：

教学程序 设计意图

一.

新课导入 利用平台，在屏幕上展现达尔文的肖像图 问“大家知道这位伟人是谁吗?”答“达尔文”;问“那么，他的一部很伟大的著作是什么呢”答“《物种起源》” 在屏幕上展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扫描图。我们都知道《物种起源》这本书，那么，达尔文在这本书前面写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导言》。

建立联系， 激发兴趣

二. 疑难字词

抽六位同学分别解释以下六个词语，老师给予纠正或补充： 琐屑 审慎 趋向 札记 物种 传布

这一课的内容比较艰深，疑难字词应疏通，而用抽问的方式可以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也可以培养他们自行解决生字词的习惯。

三.

由题解导入

课文内容 问“同学们知道什么叫导言’吗?”，提问学生，然后由老师总结，屏幕上出现：

导言：即绪论，学术论著的开头部分，是一种用来说明著作的编写经过、著作的性质、作者的基本观点、出版意图、作者情况等的文体。

问“在达尔文的这篇导言中，主要写了几方面的内容呢?”学生回答“三方面：编写经过，著作的性质，作者的基本观点。”再问“那么，我们可以把课文分成几部分?”学生思考回答“三部分”，请一个学生回答如何划分，然后，屏幕显示划分结果：

第一段(12)：交代写作经过及提前发表的原因。 第二段(3) ：说明本书还是摘要的性质。

第三段(47)：简介物种起源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

由题解导入课文内容，引导学生分段，进入课文内容，比较容易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而且使问题深入浅出，使学生更直观的掌握并记住“导言”这个概念。

四. 筛选信息

每段提出一个问题，由学生对每段进行筛选信息屏幕上将出现各个问题，由学生讨论思考回答，老师点拨，然后屏幕出现正确答案

1. 一自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达尔文是一个怎样的科学工作者?找出具体的句子来阐明。 2. 二自然段中，作者提前发表的原因是什么? 3. 找出第三自然段的中心句

4. 第四自然段，作者以啄木鸟、槲寄生为例是想证明什么问题?

5. 第五自然段开头的“因此”指代什么内容?

6. 第六自然段开头“根据上诉理由”具体是指什么? 7.作者认为，关于物种起源，还有许多需要弄清楚的问题，第七自然段从哪两方面归纳了这些问题? 我认为这个方式，一来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二来可以比较有效的突破这节课的学习重点。

五.

总结 筛选信息的主要方法：

1.抓关键语句，可捕捉重要信息。如问题1 2.联系上下文，可把握相关信息。如问题5，6 3.参照提示语，可捕捉主要信息。如问题3 4.透过表层信息，可挖掘隐含信息。如问题4 根据上面7道联系的实践，由老师点拨，引导学生得出筛选信息的方法，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总结，突破“迅速、准确筛选信息”这一难点。

六.

布置作业 1. 完成习题一，习题二

2. 思考长句的特点，并试着完成习题四

通过习题

一、二的完成，把理性认识灵活运用于实际中，达到检测学生学习情况的目的，并可巩固这节课的内容;作业2可以达到让自觉学生预习下节课内容的目的。

第二课时

这一课时的教学重点是通过对文中一些长句的分析，关键词语的分析，训练学生发现句中重要信息的能力，进而达到对句子的深入理解。 主要教学环节如下：

教学程序 设计意图

一.检查练习 先由学生说出练习

一、练习二的答案，然后屏幕出现正确答案，老师给予简单解说。 这是为了检查学生作业的完成习惯，也是为了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二.

分析长句 1.提问“什么是长句?长句的特点是什么?如何分析长句?”

学生回答，老师点拨，屏幕出现答案：

长句：一般指形体教长，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

特点：长句容量大，信息丰富，成分比较复杂。在表达上有精确、周密的特点，也显得庄重，适用于详尽地叙述事物或严密地阐述道理，多用于书面语，特别是经常出现在政治、科技等语体中。

分析长句的方法：A，找主干 B，划分层次 2.对具体的长句进行分析。(附在表后)

以学生讨论思考为主，把前一步的理性认识运用于实际联系中，老师点拨。并检查学生的练习四的完成情况。突破这一节课分析长句这一教学重点。

3.小结：用找主干和划分层次的方法，主要是从主体上把握句意，而对句中细微之处的分析则必须注意句中关键词语的表意义功能。

1.由老师点拨总结，让学生由练习时的感性思维转化为理性认识，为后面的练习服务。2。以学生讨论思考的方式，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令枯燥的内容尽可能生动，解决教学重点。3。通过小节指出如何掌握句中大意并带出下部分的内容 三.

分析关键词语 我们要深入挖掘句中的丰富信息，要注意对关键词语的分析。下面对句中关键词语的分析(附在表后) 采用学生讨论思考，老师点拨的方式

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突破教学重点。

四.总结 这节课，我们主要针对文章中的一些长句作了相应的训练，理解长句，不能简单停留在懂得大意了，还应该深入挖掘句中关键词语的丰富信息，还要注意一些修饰性词语如“必须”，“最”，“应该”，“可能”等，对于关键词语在程度等方面的限制作用。 通过总结，加深学生对这一节课的印象。

五.布置作业 1. 运用这课所学到的筛选信息的方法对下一课的主要观点进行筛选。

2. 运用长句的分析方法，找出下一课三个长句进行分析，包括对关键词的分析。 通过布置作业，达到检测学生对知识重点的掌握情况，巩固所学的知识，以及为下一节课的开展做准备。

四.附第二课时的练习题目

用找主干和划分层次的方法分析下面的长句

1。 我曾以博物学者的资格参加了格尔贝号巡洋舰远航，在南美洲看到的关于生物的地理分布和现在生物与古生物在地质上的关系，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2。如果像啄木鸟的构造，它的足、嘴、舌、如此巧妙地适应捉取树皮里面的昆虫，仅仅归因于外界的条件是不合理的。

3。 这个结论，即使很有根据，但是如果不能说明地球上的无数生物，怎样经历变异而达到它们的极其完善的结构和相互适应，仍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4。 同时，我虽然力求审谨，使一切能有正确的证据，但是错误的窜入，还是不可避免的。

6. 在1837年我就想到，如果耐心搜集与问题有关的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结果。 关键词语的练习：

1。“在1837年我就想到，如果耐心搜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结果。”分别找出说明了估计的谨慎、搜集过程中的关键的词语。 2。“1844年又把这些札记加以充实，写成当时我认为是正确的结论的纲要。”，体会“又”和“当时”的意义 3。 我们处理一个问题，必须把两方面的事实和证据，加以详细叙述和比较，然后才能得到完善的结果，但这是这里所不能办到的。 •问题1：本句中的“事实”和“证据”两个词能否去掉其中一个呢? •问题2：“叙述”和“比较”两个词能否去掉其中一个呢? 4。 我经常获得动物因由家养而变异的知识，虽然还不够完备，但总可以为处理这个问题和其它一切复杂事件提供最良好最可靠的线索。

•问题1：把本句中“线索”一词换成“证据”好吗? •问题2：句中“一切”和“最”两个词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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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起源〉导言》说课稿 说课者：湛江市二十中 黄婉红

一.说教材

1. 这篇课文的地位、作用

《〈物种起源〉导言》是高中语文第二册第一单元的第二课，属基本篇目讲读课。以我的理解，本单元第一课安排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带有极强的政治意识的策论文章，本课安排于这一课之后，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整体把握，筛选信息”的学习重点。归纳出筛选信息的要点，并灵活的应用于下两篇的自读课中，这篇课文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 学目标的确定极其依据

新版《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高一学生学习现代文的要求是：“着重提高学生对现代文的语言、结构和内容的理解、分析、归纳能力”，“整体把握课文内容，概括要点”，而高一的学生在初中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因此，我确定我的教学目标为：

情感目标：学习达尔文为科学而不懈努力，严谨求实的精神。

知识目标：通过对本课内容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筛选各种信息的技巧，能迅速准确地筛选出有关信息。 能力目标：进一步培养学生主动参与能力，深刻领会一些词句在文章中的表意功能。 3. 教学重点

根据大纲对本单元学习重点的要求“整体把握，筛选信息”及这一课的学习重点“筛选主要观点，筛选关键语句”，因此，确立本课的教学重点为：

A. 整体把握文章，筛选文章中的重要信息，并训练学生对相关信息的组合输出能力。 B. 通过对文中一些长句的分析，对关键词语的分析，训练学生发现句中重要信息的能力，进而达到对句子的深入理解。 4. 教学难点

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地范文第5篇

施姓来源有三：

一 、 以国为氏。夏代诸侯国有「施氏」之国，在今湖北省恩施县，其後有「施」氏。

二 、 出自“子姓”，为「殷民七族」之一。据《左传》所载，周初，武王之弟康叔受封为卫侯，分到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樊氏等。施氏为制旗帜的工匠。

三 、 出自“姬姓”，以王父字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鲁惠公之子字施父，其支孙以王父 ( 祖父 ) 之字为氏。

家族名人

施之常 春秋时鲁国人，为孔门弟子。

西施 春秋越国美女。生卒年不详。越国苎萝(今浙江诸暨县南)人。本为浣纱女，适越王句践为吴所败，欲献美女以乱其政，乃令范蠡献西施，吴王大悦，果迷惑忘政，後为越所灭。见《汉˙赵晔˙吴越春秋˙卷九˙句践阴谋外传》。亦称为西子、先施。

施耐庵(1296～1371)

名 子安(一说名耳)，又名 肇瑞，字 彦端，号 耐庵。

籍贯：江苏兴化人。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

身份：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

施琅 字尊侯，号琢公，清晋江人，生卒年不详。初为明代郑芝龙部将，降清後，平台湾，灭郑氏，封靖海侯，卒谥襄壮。

朱然(公元182-249年)，字义封，丹扬故鄣人。本名施然。乃孙权手下猛将，史书中记载的朱然，终其一生，战功赫赫，官职越来越高。

地望分布

浙江湖州

施姓起源参考之二

施姓是台湾的第三十九大姓，但是在大陆未列入前一百大姓。

远祖始于夏代。夏代有一个诸侯国名施国，位于今天湖北恩施一带，国亡后，施国公族后代，世代以施为姓。发展与演变。

有一支施姓起源于子姓，是商朝后裔。左传上说，周文王第九子康叔受封为卫侯，负责管理商朝遗民，其中就有“施”姓，据说是制造旗帜的工匠。

另一支施姓来源于春秋时，鲁惠公的儿子子尾，字施父，后代即以先辈的字中的“施”为姓。这一支施姓是鲁国王族后裔，起源于鲁国王族之姓姬姓。施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南迁移，其中一支迁到浙江一带，并且在吴兴发展成为望族。因此，施姓郡望吴兴。

施世伦 施琅之子清朝一大清官 施公案就是在说他的

施姓来源

施姓来源有三：

一 、 以国为氏。夏代诸侯国有「施氏」之国，在今湖北省恩施县，其後有「施」氏。

二 、 出自“子姓”，为「殷民七族」之一。据《左传》所载，周初，武王之弟康叔受封为卫侯，分到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樊氏等。施氏为制旗帜的工匠。

三 、 出自“姬姓”，以王父字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鲁惠公之子字施父，其支孙以王父 ( 祖父 ) 之字为氏。

家族名人

施之常 春秋时鲁国人，为孔门弟子。

西施 春秋越国美女。生卒年不详。越国苎萝(今浙江诸暨县南)人。本为浣纱女，适越王句践为吴所败，欲献美女以乱其政，乃令范蠡献西施，吴王大悦，果迷惑忘政，後为越所灭。见《汉˙赵晔˙吴越春秋˙卷九˙句践阴谋外传》。亦称为西子、先施。

施耐庵(1296～1371)

名 子安(一说名耳)，又名 肇瑞，字 彦端，号 耐庵。

籍贯：江苏兴化人。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

身份：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

施琅 字尊侯，号琢公，清晋江人，生卒年不详。初为明代郑芝龙部将，降清後，平台湾，灭郑氏，封靖海侯，卒谥襄壮。

朱然(公元182-249年)，字义封，丹扬故鄣人。本名施然。乃孙权手下猛将，史书中记载的朱然，终其一生，战功赫赫，官职越来越高。

地望分布

浙江湖州

施姓起源参考之二

施姓是台湾的第三十九大姓，但是在大陆未列入前一百大姓。

远祖始于夏代。夏代有一个诸侯国名施国，位于今天湖北恩施一带，国亡后，施国公族后代，世代以施为姓。发展与演变。

有一支施姓起源于子姓，是商朝后裔。左传上说，周文王第九子康叔受封为卫侯，负责管理商朝遗民，其中就有“施”姓，据说是制造旗帜的工匠。

另一支施姓来源于春秋时，鲁惠公的儿子子尾，字施父，后代即以先辈的字中的“施”为姓。这一支施姓是鲁国王族后裔，起源于鲁国王族之姓姬姓。施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南迁移，其中一支迁到浙江一带，并且在吴兴发展成为望族。因此，施姓郡望吴兴。

施世伦 施琅之子清朝一大清官 施公案就是在说他的

施姓来源

施姓来源有三：

一 、 以国为氏。夏代诸侯国有「施氏」之国，在今湖北省恩施县，其後有「施」氏。

二 、 出自“子姓”，为「殷民七族」之一。据《左传》所载，周初，武王之弟康叔受封为卫侯，分到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樊氏等。施氏为制旗帜的工匠。

三 、 出自“姬姓”，以王父字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鲁惠公之子字施父，其支孙以王父 ( 祖父 ) 之字为氏。

家族名人

施之常 春秋时鲁国人，为孔门弟子。

西施 春秋越国美女。生卒年不详。越国苎萝(今浙江诸暨县南)人。本为浣纱女，适越王句践为吴所败，欲献美女以乱其政，乃令范蠡献西施，吴王大悦，果迷惑忘政，後为越所灭。见《汉˙赵晔˙吴越春秋˙卷九˙句践阴谋外传》。亦称为西子、先施。

施耐庵(1296～1371)

名 子安(一说名耳)，又名 肇瑞，字 彦端，号 耐庵。

籍贯：江苏兴化人。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

身份：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

施琅 字尊侯，号琢公，清晋江人，生卒年不详。初为明代郑芝龙部将，降清後，平台湾，灭郑氏，封靖海侯，卒谥襄壮。

朱然(公元182-249年)，字义封，丹扬故鄣人。本名施然。乃孙权手下猛将，史书中记载的朱然，终其一生，战功赫赫，官职越来越高。

地望分布

浙江湖州

施姓起源参考之二

施姓是台湾的第三十九大姓，但是在大陆未列入前一百大姓。

远祖始于夏代。夏代有一个诸侯国名施国，位于今天湖北恩施一带，国亡后，施国公族后代，世代以施为姓。发展与演变。

有一支施姓起源于子姓，是商朝后裔。左传上说，周文王第九子康叔受封为卫侯，负责管理商朝遗民，其中就有“施”姓，据说是制造旗帜的工匠。

另一支施姓来源于春秋时，鲁惠公的儿子子尾，字施父，后代即以先辈的字中的“施”为姓。这一支施姓是鲁国王族后裔，起源于鲁国王族之姓姬姓。施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南迁移，其中一支迁到浙江一带，并且在吴兴发展成为望族。因此，施姓郡望吴兴。

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地范文第6篇

八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7800年)，出土了一批刻符，号称贾湖刻符。有的学者认为只是刻符，有的认为是文字。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曾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探讨考证，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也认为“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

自张居中和李学勤教授等合作撰写的《The earliest writing Sign use in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at Jiahu,Henan Province ,China 》一文在英国Antiquity杂志发表之后，引起国内外一些媒体的关注，国外感兴趣的学者在《科学》网站还进行了讨论。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分析[1]：贾湖21个刻符里，已认识的11个字，分别属于反映易学里离、坤两卦之象的卦象汉字。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琚元(彝 )副研究员与曲木约直 (彝 )副研究员 ,曾亲自到郑州与舞阳考察，逐一对应释读，认定它们是路南古彝文[2]，认为古彝文保留了原始汉字的系统，认为彝族是中原战争里古华夏族外迁的一支人群的独立发展。 汉字发展史双墩刻符

七千多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发现630多刻划符号，丰富多样，就同期国内外文化遗存来说，都十分罕见，惊人。符号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同时期其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双墩刻符的功能可以分为表意、戳记、计数三大类。 2009年10月24日至25日，3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聚集蚌埠，就“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展开研讨。众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双墩刻符反映了早期双墩先民的生活形态，已经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是汉字源头之一[3]。 汉字发展史半坡陶符

距今6000年前的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的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即半坡陶符，于省吾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其中一些是数字。 汉字发展史青墩刻符

属于长江下游区域良渚文化的江苏省青墩遗址，距今5000年前，有数字刻符。 汉字发展史庄桥坟刻符

良渚文化的浙江省庄桥坟遗址刻符，距今5000年前，有的连字成句了。

汉字发展史骨刻文

骨刻文是指在兽骨上刻画的符号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在山东集中发现(赤峰、关中等地也有发现)，是我国最早的以记事为主的可识文字。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发现并命名，始称“东夷文字”，后称“骨刻文”，并认定刻画工具为玛瑙等锐角宝石，形成约在公元前2600～前1300年之间，是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文字。自2010年底开始，著名东夷文化学者、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丁再献研究员将骨刻文成功系统破译，从文字的起源和构造等方面较全面的论述了与甲骨文及现代汉字的传承关系。 汉字发展史陶寺朱文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等多种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朱书文字比甲骨文还早了1500年[4]。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襄汾县所靠近的东南方翼城县就是传说的陶唐氏唐尧的后代的封国唐。 汉字发展史夏代水书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夏墟出土的陶器有24个水书文字[5]。

一种比较折衷的意见认为中国文字“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则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中、后期。当然，这不是公认看法，因为夏代出土的文字还少。 汉字发展史殷商时期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

汉字发展史西周时期

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金文”。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至今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汉字发展史秦朝时期

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著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

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圆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 汉字发展史汉朝时期

隶书十分盛行，“”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雁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

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 汉字发展史唐朝时期

“楷书”尤为盛行，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和王羲之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

“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1] 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