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研究社会学论文范文

空间研究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网络空间军事化是指将与网络空间有关的资源和技术用于军事目的或用于战争准备。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间军事斗争的新疆域，世界军事变革的新领域，未来军事角逐的新战场，战略威慑的新手段，军事行动的新样式，是世界主要国家相互争夺的新的制高点。

全球网络空间军事化的总体态势

美国是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始作俑者和网络空间军事变革的引领者。2010年5月，美军正式宣布成立网络司令部，成为世界上首个负责网络空间作战的指挥机构。2011年7月，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正式把网络空间列为与陆、海、空、太空并列的美军“行动领域”，标志着美国在网络空间军事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仿效，争相出台网络战略，组建网络部队，研发网络武器，网络空间的军事博弈日趋激烈。

网络空间军事化进程明显加快

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围绕网络空间的军事争夺战已经打响，并且愈演愈烈。2017年8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已下令将美国网络司令部升格到联合战略司令部的级别，以加强美国的网络空间作战能力。他强调，网络司令部的升格显示美国加强抵御网络威胁的决心，并有助于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安心，同时震慑美国的对手。这种军事变革将对网络空间作战理论思想和作战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对各国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建设带来很大冲击，引发网络空间的军备竞赛。俄罗斯也不甘落后，早在2013年，普京总统就提出，俄罗斯应该对世界高精度武器发展以及太空和网络空间军事化做出相应回应。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倡导网络军控，另一方面不断加强网络空间力量建设，并在国家间冲突中运用网络手段为国家军事和政治服务。其他西方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跟进。

从行为主体看，参与网络空间军事活动的国家越来越多，一些非国家主体也在运用网络空间实施恐怖主义、网络侦察、网络窃密、网络犯罪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网络空间军事活动的扩展；从活动样式上看，网络空间军事化行动包括网络空间侦察、网络空间攻击、网络空间防御、网络空间军事合作、网络空间攻防演习和网络空间管控等；从活动效果上看，网络空间军事活动具有不受地域限制、可以远程隐蔽攻击、非对称方式应对、攻击成本低、攻击收益高等特点，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还是对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服务器的攻击，以及美国针对朝鲜的网络攻击，都是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很大的政治军事效果，网络空间军事化趋势不可阻挡。

网络攻击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断上升

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全球互联、疆界模糊、军民混用、薄弱环节多、相互关联性强等特点，其攻击起点低、攻击手段多、攻击平台隐蔽，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或个人都可以组织网络攻击活动，因而引起主要国家的担忧。美国率先提出了网络威慑战略。2012年10月11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就指出，“如果检测到即将来临的网络攻击威胁，美国军方就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2012年1月28日，在俄军事科学院扩大会议上，时任俄军总参谋长马卡罗夫表示，“针对一个国家实施网络攻击，目前可以被视为开战”。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遏制政策与美国的威慑战略基本相同，即对网络攻击行为既可采取对等的网络攻击，也可以使用传统的军事手段反击。可见，军事冲突既可以在陆、海、空、天等现实空间中实施，也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进行。现实空间的军事冲突会引发网络空间的对抗，而网络空间的对抗同样会导致现实空间的武装冲突。美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增加了国家间在网络空间爆发冲突的风险。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边境战争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双边危机都是先从网络空间开始，再转战到现实空间，而且相互转化、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可见网络攻击行为已经成为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军事冲突的“导火索”和“催化剂”。

预防网络空间军事冲突的机制尚未建立

网络空间潜在的军事风险和军事冲突要求世界各国围绕网络空间建章立制，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俄等新兴国家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将其在现实空间的威慑、整治手段，包括核威慑和高精尖武器威慑手段自然延伸到网络空间，竭力主张将现有国际法照搬到网络空间，而中俄等国则认为现有国际法适用网络空间存在技术和法律难题，提出制定适应网络空间新形势、新特点的新国际法；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虽承认国家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适用，但强调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家主权与国家责任和国际义务的统一，为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埋下伏笔。提出武装冲突法适用于网络空间，要求制定并明确在网络空间采取措施行使自卫权的标准原则。中俄则倡导网络主权原则不可侵犯或削弱，强烈反对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和平利用网络空间，避免网络空间军备竞赛。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将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行为视为宣战，可采取包括传统军事手段在内的手段反击，但中俄等国则认为查找攻击源和确定攻击身份很难，反对采取自动回击措施。目前，国际上尚无处理网络军事冲突问题的多边机制或机构，也没有針对网络空间军事冲突的和平协议。一旦网络空间冲突规模扩大，极有可能反过来延伸至现实空间。

世界主要国家的具体做法

网络空间的重大战略意义使世界主要国家都千方百计抢占这一制高点，夺取制信息权和制网权，相继发布网络空间战略、建立高层领导体制、发展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开展各种网络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网络空间的军事化。

出台或修订网络空间军事战略

历届美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网络空间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拟制定新的网络安全战略。2017年10月31日，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塞特表示，主要考虑到奥巴马时代的网络计划与战略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迅速过时，特朗普政府正在计划制定新的网络安全战略。该战略将遵循特朗普于2017年5月发布的网络安全总统行政令大纲，包括提升联邦政府计算机网络安全性、利用政府资源更好地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惩罚网络攻击行为等。2016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提出了健全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体制、巩固加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能力、积极拓展在网络空间问题上的国际影响力、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构建网络智慧型国家五大构想，并制定了具体实施步骤和阶段性目标。德国2016年批准了新的《网络安全战略》，2017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制定全新的网络安全综合蓝图，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与行动计划，以打击日益严峻的国内和全球网络威胁。荷兰政府2017年11月推出信息和安全服务法案，旨在赋予当局拦截与分析互联网流量的权限，并授权政府实施秘密网络攻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出台的战略核心是既允许网络空间防御行动，也允许网络空间攻击行动。

扩编或重组网络空间作战力量

美军网络司令部自2010年5月正式成立以来，不断充实网络空间力量，总数已达6200人。目前，网络司令部下设133支网络任务部队，从任务分工上看，网络部队包括13支国家任务部队，68支网络保护部队，27支作战部队和25支支持部队；从军兵种编成上看，陆军41支，海军40支，空军39支，海军陆战队13支。可以说美国的网络空间部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优势最明显的力量。2017年11月9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决定在其领导组织的框架下建立一个网络行动中心，旨在增强各成员国网络作战能力和防御能力。德国网络作战指挥中心也于2017年4月1日在柏林正式启动，标志着网络部队已独立成军。俄罗斯很早就在联邦安全局和总参情报总局组建了军地两支网络空间作战力量，虽然未正式宣布成立网络司令部，但其规模仍在不断扩大。据韩国情报院反映，朝鲜已组建了一支约由1700名黑客组成的专门部队并成立以研究所为名义的网络司令部，以增强网络战能力。日本防卫省2017年7月宣布，将大幅增加“网络防卫队”编制，从目前的110人扩充至1100人，并增设自行开展网络研究的部门。此外，印度、韩国、伊朗等国也都不断调整本国的网络空间政策，扩充网络作战力量，提升网络作战地位，使其成为独立的作战力量。据报道，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组建了网络战部队，并且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完善或开发新型网络攻击武器

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武器也在不断更新。除了传统的计算机木马病毒、自动传播病毒、致瘫性病毒、逻辑炸弹外，硬件能量攻击病毒、软件心理攻击病毒等新型武器相继投入实践运用。近年来，网络武器的智能化趋势愈加凸显，网络控制与作战平台日臻完善，针对卫星、雷达、无人机等实体的网络攻击武器以及针对物联网的攻击手段不断衍生。北约情报专家透露，俄罗斯在2017年秋季“西方-2017”战略战役性军事演习之前，就已在拉脱维亚测试了一种新型网络武器——通信干扰器，致使该国西部海岸的移动通信网络中断7个小时。西方专家承认，俄罗斯情报机构从2013年以来已具备劫持卫星信号发起隐秘网络攻击的能力。以色列的安全研究专家发明了一种能够从物理隔离网络中窃取数据的新技术，其方法是用扫描仪控制恶意程序从隔离的网络中获取数据。2017年席卷全球的勒索病毒“想哭”（WannaCry）和“壞兔子”（BadRabbit）病毒据说就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病毒库。据外电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存储了数千种各类病毒武器，包括各类安全漏洞、漏洞利用、黑客工具等，其对各国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举行单边或多边网络攻防演练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举行各类网络攻防演习，演习次数逐年增加，演习规模不断扩大，演习科目不断丰富，单边、双边和多边演习方式多样。2016年美军网络演习“网络风暴”“网络防卫”“网络夺旗”接续上演，其主要假想敌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2017年，北约先后举行了“锁定盾牌”“波罗的海幽灵”“网络联盟”等多场大规模网络攻防演习，来自25个国家的近800人参加，旨在检验北约的网络防御能力和应急事件协作能力。俄罗斯自2016年组织独联体“网络反恐-2016”演习以来，2017年又在“西方-2017”战略战役性演习中增加了多个网络战科目。东南亚国家2017年9月份在越南组织例行性网络演练，以此来应对网络空间领域新挑战，提升应对突发事件时的相互协调能力。土耳其交通、海事与通信部已启动网络演习，评估土耳其防御国家威胁的网络防御能力，2018年还将举办另一场检验土耳其应对国际威胁能力的演习。

网络空间军事化引发的主要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俄等新兴国家围绕网络空间资源控制权、规则制定权、战略主动权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不断加快的网络空间军事化进程对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挑战。

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构成威胁

网络空间治理涉及政治、军事、安全、经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包括网络主权、国家主体责任、网络空间国际法、网络威慑、网络空间军事透明度、网络间谍和商业窃密、网络自由和监管、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和技术标准等，中俄等国从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角度出发，多次提出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签署国际信息安全公约，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千方百计阻碍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进程，尤其是美国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不断推动网络空间的军事化，破坏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建设，增加了网络空间冲突风险。从俄美双边关系看，本来在2013年双方网络安全工作组已就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因乌克兰危机和美指责俄黑客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事件，导致两国网络安全协商机制无法恢复；尽管2017年7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G20峰会期间同意商谈建立网络安全工作组问题，但特朗普受国内强大压力，迄今未能取得进展。从中美双边关系看，美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和对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指控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网络空间的网络安全磋商机制产生了影响。目前，特朗普的网络空间政策尚不明朗，且受国内共和、民主两党的制约，俄美、中美间网络安全交流和网络空间治理磋商机制举步维艰。

加速推动网络空间军备竞赛

网络空间是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空间，是信息化社会的重要基础，是信息化战争的主要战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既是互联网的发明者，也是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发起者。美国咄咄逼人的网络空间战略和网络威慑战略第一次将网络战概念应用于网络空间，并将网络空间的军事对抗上升到全新高度。网络司令部作为独立的战略司令部也标志着美军今后可以在网络空间独立实施作战。实际上，网络空间的军备竞赛已不可阻挡，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色列等西方国家早已步美国后尘，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网军，而俄罗斯、印度、伊朗、朝鲜等国也纷纷加大资金投入，扩充网络作战力量，研发网络武器。俄罗斯等国主张，网络武器等同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需要有国际条约约束，阻止网络空间军备竞赛。尽管俄罗斯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赞同，并着手推动相关国际公约的签署，但未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必将造成网络空间的军备竞赛恶性循环，愈发不可收拾。

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面临风险

关键基础设施是指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生问题的物理或虚拟的资产和系统，一旦遭破坏将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关键基础设施是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必然延伸，也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和信息化不断发展，其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不断加剧，所产生的危害不断扩大，所造成的后果难以估量。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发展将对关键基础设施构成多方面的威胁：一是关键基础设施管理系统本身存在各种软硬件漏洞，易被国家、组织和黑客利用；二是关键基础设施系统是各国网络作战力量主要作战对象和攻击目标；三是将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由西方国家进口，厂商可能留有后门。2017年5月以来，黑客持续攻击渗透至美国运营的核电站和其他能源设备公司的计算机网络，其他国家相关企业也遭到攻击。例如，美伯灵顿附近的沃尔夫河核运营公司的核电站（WolfCreek）等遭到攻击，但由于工业管理内网和互联网隔绝独立运行，因此核设施运行暂未受到影响。美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支持了这次攻击。此外，爱尔兰电力供应商、乌克兰国家邮政系统、欧洲关键基础设施数据网络均遭到攻击。美国虽承诺在和平时期不向民用关键基础设施使用网络武器，但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活动视为战争行为，可动用所有军事手段反击。由于网络攻击主体存在不确定性，网络方式存在多样性，攻击源存在隐蔽性，因而美国的军事反击措施会引发现实空间的军事冲突。

（摘自《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年第1期。作者为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空间研究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最近几年，关于空间计量的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它主要是对空间的相关性和特异性的研究，在数据的驱动下快速发展起来。空间的计量经济学以非常迅速的姿态发展成为计量经济学的主流形式，同时还为空间计量的软件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将继续出现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身影，本文重点分析了空间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以及在多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空间计量学；经济发展；应用

引言

在上世纪70年代，一些欧洲的国家就对空间经济学进行了初步研究，到二十一世纪，由于对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而其应用的领域也慢慢增大了，计量经济学逐渐变成了经济的主流趋势，而对于计量经济学的运用领域更是相当广泛，比如，在过去有区域经济、房地产以及经济地理等专业化的领域，现在有经济法，主要包括劳动方面的、资源环境方面的、国际学方面的、还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应用。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对于空间计量学的相关概念最开始是在1979年被提出来的，但是只是进行表面上的划分，并没有具体的定义。等到1974年时，在荷兰的统计协会上，有人对空间计量的经济学概念进行了明确的概括。不久之后，1988年又有人提出了新的概念：在对区域进行模拟分析中，对由于空间的一些因素而导致的特性的变化的相关方法以及技术，对由于空间的一些因素变化而对研究的领域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明确回答。由于国内外对空间计量的经济学进行研究，使得空间计量的软件进行新一轮的技术革新以及快速发展。

（一）对国外发展现状的研究。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外就有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被称为是当时最早开始研究这个学科的。在1970年，又有几名地理研究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更加深入地对空间模型在设定以及评估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不久之后，在1999年，Rey又对美国的人口在将近七十年的时间内的人均收入的收敛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验证了空间的相关性对统计学的影响非常重大；然后就是到了2003年，又有人开展借鉴前人的研究结果，对欧共体在1980年到1995年这几年间的空间俱乐部进行了调查分析，以上在数据上显示，南区俱乐部和北区俱乐部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分区俱乐部，而且还发现了由于空间的误差模型对南北俱乐部所产生了空间趋同性。

（二）对国外发展现状的研究。

最近几年，我国在空间计量上的研究成果可谓是硕果累累。在地理学方面有所研究的吴玉鸣学者，运用空间计量学的知识对我国的省市区域展开了数据分析关于集聚增长的原因方面；不久，陈晓玲等学者又对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的空间之间进行了相关性的数据分析，在此之后，对于空间计量的经济学研究又上了一个台阶。

二、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应用性分析

（一）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应用在国外的研究。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空间计量经济的研究不断加深，在很多的领域度涉及到空间经济计量学，而且成果显著。

1.在公共经济学的领域：通过对空间概念模型的建立来对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环境下的条约参与度的博弈进行分析。

2.在區域和城市的经济学领域：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对德国的城市以及美国各大洲的财政的溢出进行了分析并对预算进行了研究。

3.在房地产商经济学的领域：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原理研究了地理位置对房价的影响；对美国的一些海岸，进行住房空气质量的好坏与购买房子的消费者对于边际的支付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4.在劳动经济学的领域：分析和研究了欧盟地区的劳动参与比例的差异性，并提出国家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应用在国内的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空间计量经济学开始在我国得到发展，并且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多个领域被应用：

1.对经济的增长方面进行分析：（2007）等人通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检验，首次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到国内的实际研究中；另外，吴玉鸣（2007）等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以及趋同和空间聚集模式做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钱晓烨等（2010）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2.对公共的财政方面进行分析：在2008年，余可在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础上主要对地域性的财政支出的结构和区域性的经济做了对比研究；2008年，康锋莉也发现了，在地理上相似的省份在税收的竞争中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相关性。

3.对产业的组织方面进行分析：柯善咨和姚德龙（2008）通过调查和研究证明了，在相邻的城市之间，工业集聚与生产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粘滞性和连续性，这项研究充分体现了空间计量经济学在产业组织方面的充分应用；张超（2010）主要对中国省域装备制造业进行了研究，证明了装备制造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机理；任英华等（2010 ）通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在中国大陆的28个省份的金融集聚影响因素及作用。

三、空间计量的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空间

由于经济的发展世界上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普遍，因此经济体之间的影响的程度也加深了，而与此同时，经济数据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也在不断增加，而对于处理一些和空间或者距离有关的经济数据，均离不开空间计量学，因此，对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空间还是相当乐观的。

结语

结合上文可知，最近几年来，空间经济学发展迅速，在很多领域都占据了很大的地位，在学术界，空间数据的数据更新的理论以及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同时，由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金融市场，空间经济学的发展空间也非常大，这将对研究以及分析金融市场带来有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久文，姚鹏.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最新进展[J]. 经济学家. 2014（07）.

[2]向永辉.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应用[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2014（02）.

[3]杨开忠，冯等田，沈体雁. 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J].开发研究. 2011（02）.

[4]李子奈. 我国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现阶段的三项任务[J]. 经济学动态. 2010（11）.

作者简介：耿韶涓，女（1993-02）。民族：汉族。籍贯：山西晋中。学历：大学。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

空间研究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科幻小说创作的再次崛起，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研究逐渐进入主流文学研究体系，呈现出三大新的特征：一是围绕科幻界热点事件，科幻小说研究热潮频出;二是因外国科幻小说中译本和中国科幻作品外译本的增多，科幻小说译介成为新的研究亮点;三是对人工智能和赛博朋克等为主的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的研究，更新、拓展了传统科幻小说研究视野与思想空间。本文对21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研究进行了梳理、阐释，揭示出其特征与话语机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

关键词：21世纪;科幻小说研究;三大特征;问题反思

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传媒的多元化发展，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相比于上个世纪，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围绕太空、外星人和高科技等的“硬科幻”，还是加入了更多故事性与人文元素的“软科幻”，亦或是新浪潮后出现的一批以赛博朋克、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幻题材作品，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科幻小说一直以来所处的边缘化境地逐渐得到改善，开始进入主流文学读者视野。随之而来的是科幻小说研究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身科幻研究，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将科幻小说研究纳入学科规划体系，不少学术期刊为科幻小说研究开辟专栏，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一道新的景观。本文将系统考察新世纪科幻小说研究情况，探讨新世纪科幻小说研究新特征，揭示其内在话语机制，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三次研究热潮

中国的科幻小说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在主流学术界其身份一直无法得到认同，关于科幻小说的研究常处于边缘，学术地位与影响力都无法与其他文类研究相提并论。进入21世纪，随着科幻小说迅速崛起，科幻小说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文章数量显著提升，内容趋于多样化，并出现了三次研究热潮。每次热潮过后，关于科幻小说的研究便进入到新的阶段，这在过往的研究史上几乎很难看到。

第一次研究热潮以2010年为起点。2010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创办，中国科幻事业迎来黄金发展时期，同年在上海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韩松和飞氘作为科幻作家代表参会并发言，引起了主流文学界的关注。《人民文学》2012年第3期以系列专题形式刊登科幻作家刘慈欣的4篇作品《微纪元》《赡养上帝》《诗云》《梦之海》，这是《人民文学》继1978年第8期刊登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再次刊登科幻作品。《人民文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以茅盾所说的“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① 为办刊理念，它对科幻作品的关注重新点燃学术界，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教授的课题“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立项资助，这是国内首个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科幻类研究，2011—2012年间另有“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研究”“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现代性批判视野下的反乌托邦小说研究”等三项与科幻小说研究相关的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引起学界重视。此次研究热潮在内容上关注的主要有对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探讨，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以及科幻小说的翻译等。涉及的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戏剧电影，还有工业经济、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硬件技术、航空航天科学与工程等，说明“科幻”内涵之丰富，已经远超传统文学范畴。从研究主体来看，涌现出了王卫英、吴岩、高亚斌、李英等一批科幻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机构的科幻文学研究发展迅速。

第二次研究热潮发生在2015年前后。如果说上一次研究热潮更多来自主流刊物对科幻小说的关注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指引，具有浓厚的学术规划意味，那么，此次关于科幻小说的研究热潮则由科幻小说奖项带动。这股“科幻热”缘于2015年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这一奖项对刘慈欣本人来说是极高的荣誉，对中国的科幻事业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科幻小说不再被归入“小众”文类，其作为一种文学门类正式走入中国广大读者的视野。围绕《三体》所展开的二次创作，如短视频、歌曲、广播剧、动画等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由“三体热”引发的连锁效应更是带动了整个科幻界的崛起。2016年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将这股研究热潮继续延传下去。某种意义上看，《北京折叠》继《三体》之后再次获奖说明中国科幻绝非“昙花一现”，而是具备持续输出优秀作品的能力，其背后是中国科幻人多年来为科幻事业所进行的不间断的奋斗。从该时期的研究主题来看，“刘慈欣”“《三体》”“雨果奖”“《北京折叠》”等的出现频率明显提高，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部分刊物为科幻小说研究开设专栏，如《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以“全球化时代的科幻文学：晚清与当代”为主题刊發了8篇科幻主题论文;《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的“科幻小说研究”专栏刊发了5篇科幻主题论文。这一时期科幻研究队伍逐渐壮大，除了原有的学者继续科幻研究外，汤哲声、王瑶、李广益、任冬梅等成为科幻研究的新势力，越来越多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纷纷将“科幻”纳入研究规划中。

第三次研究热潮发生于2019年。这次热潮主要缘于2019年春节档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上映，与前一次由小说带动的研究热潮相比，科幻电影的热映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拉近了科幻与大众的距离。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是《珊瑚岛上的死光》，其改编自童恩正同名小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80年拍摄，曾经轰动一时。《流浪地球》在2019年的大获成功，既是对《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接续，也是中国科幻事业在21世纪的新发展。在此次由电影所带动的研究热潮中，学术界对科幻小说改编成为电影的过程较感兴趣，随之而来的是对科幻文化景观、科幻产业发展等的关注度的提升，出现了一批与科幻文学产业化相关的研究，以及关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科幻游戏的三位一体的研究。该时期值得关注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刊发科幻小说研究的期刊级别较以往有了一定的提升，如《文学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探索与争鸣》《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中国出版》《电影艺术》等一批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都刊发了与科幻题材相关的研究文章。除此之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各类省级社科基金关于“科幻小说”主题的项目立项数明显提升。

新世纪科幻小说的三次研究热潮是中国科幻小说研究阶梯式发展的缩影，从产生机制来看，发生了由学术引领到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带动的新变;从研究内容来看，从对传统的经典科幻作品、科幻理论的解读，到对中国当下重点科幻小說的关注，再到由科幻小说所带动的多元化科幻景观和科幻场域的探讨，研究空间日益拓展。这些都说明中国科幻小说研究触角越来越敏感，视野越来越开阔，问题意识不断突出，并逐渐融入主流文学研究体系，为主流文学研究拓展出新的话语领域。

二、译介研究出彩

三次研究热潮的出现，表明“科幻小说研究”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其以挑战者的姿态，逐渐确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新世纪以来的科幻小说译介研究成为新的亮点之一。译介学不同于翻译学，其探讨的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等，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② 回看21世纪之前与科幻小说有关的翻译研究，大部分围绕的是国外科幻小说的中译，而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外译研究屈指可数。中国科幻小说的外译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老舍的《猫城记》被James E. Dew翻译成英文;到了20世纪80年代，叶永烈、吴定柏、郭建中、韩松、吴岩等学者积极将中国科幻作品翻译到国外，但并未形成气候，最直观的原因是缺乏可译介的对象。据统计，2000年以前，中国科幻小说的英译出版物仅为9部③，其他语种的出版物也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中国科幻作品的外译本数量不断增多，译介对象所处的时间段、国别以及类型等均有所扩大，学术界对科幻小说译介研究的关注度也得到提升。

大体而言，学界对科幻小说译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从宏观层面对译介历史、特征及传播进行梳理。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从整体上对科幻作品的中译及外译情况进行概述，有的侧重于特定的时期、国家和作者，还有的聚焦于译介的整个运作过程，从翻译到公开出版发行，再到读者层面的传播与接受。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科幻小说译介的发展脉络：梳理了从晚清开始，科幻小说译介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内容之一，在改良社会、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阐释了现代时期科幻小说翻译所运用的章回体形式和归化翻译的策略，以及在“民主”与“科学”口号下，中国部分科幻小说对外国科幻作品的仿写;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科幻小说译介从五六十年代受苏联影响，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科幻春天”的兴起，再到新的历史沉寂，并论述了90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译介数量与质量双重提升的现象与缘由。除此之外，这些研究还展现了个人译者、出版社、科研机构、科幻期刊杂志以及文化公司等在百年中国科幻小说译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二是从微观层面对译作进行分析。其中最受学界关注的是刘慈欣的《三体》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这两部作品的成功与译介密不可分，围绕这两部作品的译介之路展开的研究基本上囊括了其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全部要素。首先最核心的是内部因素，即文学特质，在中国科幻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孕育出优秀的本土科幻作品。其次是译者的因素，既包括翻译对象的选择，也包括翻译策略的使用。译者所遵循的目的原则、通顺原则、忠实原则使得翻译兼具可读性和欣赏性，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科幻的阅读期待④，翻译过程中对部分情节做出的调整，如完善人物性格、改变对话的呈现方式等，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与文学性⑤。而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辅以副文本的翻译方式从整体上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⑥。最后是外部因素。翻译的环节完成后，接下来便是面向市场。在此过程中，当地出版社和译者长期以来积累的有形资本、无形资本对作品的价值提升起到一定的作用;作品在国外获奖情况、图书馆馆藏量、知名人士和普通受众的评论等进一步为其赢得市场口碑;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多重场域中的多元主体以及技术的创新等共同推动了作品的海外传播⑦。该时期学术界对以《三体》和《北京折叠》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外译过程进行了完整的剖析，具体细化到每一个环节，这些成果为中国科幻小说未来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随着中国科幻小说译介的增多以及译作品质的不断提升，学术界开始将目光聚焦于译者。既有郭建中、王逢振、吴定柏、朱振武等为代表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型译者;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非学术类译者，他们有的是期刊编辑，有的是小说作者，还有的从事非文学类工作，如计算机行业从业者、法律工作者等，均是源于对科幻小说的兴趣而投身翻译。当前这一自发性的翻译群体正不断壮大，已经成长为科幻译介的重要力量，受到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其中作为研究对象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三体》和《北京折叠》的译者刘宇昆。刘宇昆本人也是一名科幻作家，如果说美籍华人的身份为作品的跨文化转换起了积极的作用，那么科幻作家的身份则加深了他对“科幻”内核的理解。学术界关于刘宇昆的研究多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结合译者本人的翻译经验，从语言、文化、交际等方面探讨相应的翻译选材、翻译思想和翻译态度，考察多维度的场景适应与策略选择。关于中国作品的外译，有学者曾提出“一定要把翻译的问题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社会背景之下，去审视、去思考”，认为国外汉学家在翻译中文时“对整体的中国文化还是把握不了，一旦涉及到他研究的专题之外，他们往往就会捉襟见肘了。”⑧ 因此刘宇昆的跨语种、跨文化的双重身份，对于他理解原作并将之转化为译作很有帮助，他在翻译时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努力做到在不改变原作的故事情节、精神实质等的前提下，达到了既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体验，又保留原作的东方韵味与中国特色的效果。在刘宇昆的翻译中，中国文化在英文世界得到了完美的兼容，而作品中涉及跨文化场景的部分，他添加了相应的注释，有助于读者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为他们提供更为丰富、立体的阅读体验，避免由于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阅读难度。刘宇昆作为一名深谙中国文化的美籍华人科幻作家，他的创作和翻译在硬核科幻的世界中，构建了独属于东方美学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

三、新兴科幻小说文类研究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科幻小说与网络、电脑等飞速发展的科技结合得更为紧密，科幻小说流派逐渐增多，而关于科幻小说的研究也随着科幻小说类型的不断丰富，出现了极富时代特点的新内容，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研究浮出水面，成为新世纪科幻小说研究的又一突出特征。

首先是对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研究。“赛博朋克”作为新兴科幻小说类型，在新世纪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中备受读者的喜爱，随之引起学界关注，相关研究浮出水面，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动向。“赛博朋克”（Cyberpunk）的概念由“赛博格”（Cyborg）演变而来，后者是由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两位科学家将单词Cybernetic和Organism组合而成⑨。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第一次从理论层面对“赛博格”进行剖析，而赛博朋克这一科幻类型的出现缘于1984年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⑩。关于赛博朋克究竟是什么，直至今日仍没有定论，但是却能够根据作品的特征进行判断。首先是无处不在的高科技，尤其是计算机与人类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既有肢体上的——利用计算机修复受损的躯体，也有精神上的——通过计算机控制人的思想等，此处的计算机并非外部机器，而是成为人类本身可控制的一部分，人类与机器人的界限由此变得模糊，而这样的设定一定程度上符合Cybernetic的含义。其次，故事的背景都设定在未来网络高度发达的年代，主人公所在的都市具有昏暗、颓废的氛围，来自夜店、酒吧的霓虹燈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音乐在这个世界中存在感很强。另外，主角的日常工作与行为常常处于违法的边缘，城市里充斥着艺术家、警察、街头小贩等群体，因此作品中的对话偏向于俚语……能够看出，赛博朋克类科幻作品通过文字传达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其概念的打造既有时代背景、城市风格等外在气氛的烘托，也离不开角色自身独特的躯体、精神、语言等设定。

“赛博朋克”概念具有复杂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关于赛博朋克科幻的研究百花齐放，总的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赛博朋克”概念的追溯与阐释，并对具有代表性的海内外研究从整体上进行梳理。二是从后现代、后人类等理论出发，解读赛博朋克科幻文化，这些研究提出赛博朋克小说的内容、创作手法以及融入大众文化的过程都具有后现代主义融合与内爆的特质{11}，认为赛博空间中的人类被重新建构为后人类，由此思考如何维护和重建人文价值与人的主体性{12}，研究者结合后人类理论与威廉·吉布森的小说，从人文主义和人类的主体性探讨人与高科技的共生关系{13}，思考后现代主义中人的价值观，认为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大众的艺术趣味以及社会与艺术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精神解构，这些都符合赛博朋克的风格特征，体现出文化的融合{14}。三是从空间、视觉、虚实等多维角度解读赛博朋克小说，有的从技术角度、地理空间、文化、权利等方面对赛博朋克刻画的反乌托邦都市空间进行解构{15};有的通过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对赛博朋克的真实与虚幻进行剖析，以此探讨计算机系统所生成的赛博空间的真实性以及后人类时代人与机器的界定{16};而赛博朋克元素中的融合性与冲突性，科技性以及阴暗性成为部分研究关注的对象{17};还有的研究从设计符号学的角度，归纳了赛博朋克风格视觉图像中视觉元素作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为赛博朋克今后的视觉创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18}。关于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小说层面，小说只是研究对象的载体，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了关于生存、空间、虚实等更为多元、立体的研究。

其次是与“人工智能”主题相关的新兴科幻小说研究成为另一亮点。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存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该时期的研究多将科幻小说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探讨人工智能发展中面临的人与机器的关系、虚与实的界定、法律边界与伦理道德约束等。主要涉及如何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包括人类面临科技挑战如何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如何处理科技对人类既有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冲击等。其中机器人伦理问题最受学界关注，一是最基本的围绕“人”与“机器”定义的不断变化，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19}，涉及从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元伦理学层面探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伦理价值的冲击{20}。二是围绕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探讨随着机器自由意识的觉醒、身份的转变所带来的人机关系的演变{21}，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人机关系的认识如何突破二元伦理困境{22}，并由此产生的自我认知改变{23}。三是从“克隆人”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相比于机器人、人造人等最接近人类物种的伦理身份问题，以及引发的对个体生存悖论、道德判断、情感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虽然克隆技术是上一个世纪的产物，但是由克隆技术所引发的社会性反思却从未停止，尤其是在当今人工智能得到长足发展的时代。这些都无可避免地带来法律层面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关注到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问题，探究当今社会的法律体系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如何维持既有秩序的问题{24}，反映出人类正在逐渐将自我进化和人工智能升级放到统一的维度去审视的趋势。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层面，涉及伦理学、空间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人类理论等。在21世纪互联网大爆发的背景下，赛博朋克、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科幻主题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虽然离形成规模性研究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不可否认的是，赛博朋克类科幻小说所代表的末世感、重工业风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之一，而人工智能类科幻更是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对它们的关注会只增不减。

四、研究反思

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研究热潮更迭，视野趋于开阔，不再局限于文学价值，而是跳出艺术审美，开始往更加社会化的问题层面发展。显然，新世纪科幻小说研究成为了一道靓丽风景，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也有一些现象与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对个别作家及作品的过度关注。科幻小说研究热潮中，不论是2012年《人民文学》重新刊发系列科幻作品，2015年《三体》的获奖，还是2019年《流浪地球》的热映，都与同一个作家——刘慈欣有关;而科幻小说的译介热也离不开刘慈欣的作品《三体》。在当今中国大陆科幻界，刘慈欣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刘慈欣”三个字成为一种符号，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科幻的代名词。对中国科幻界来说，这种现象既是“幸”也是“不幸”——一方面，中国科幻有了自己的代表人物，有了足以与世界科幻文学相提并论的作品，能够带来学术的集聚效应，形成规模化研究;另一方面，对刘慈欣及其作品的过度关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其他科幻作家、作品的研究，造成学术研究的新“盲区”。中国科幻界不乏有成就的作家，从早期的徐念慈、包天笑、顾均正，到后来的童恩正、郑文光、叶永烈、肖建亨、刘兴诗，再到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王晋康、韩松、何夕，以及更新一代的陈揪帆、郝景芳、飞氘、萧星寒，都有各自擅长的科幻创作领域，作品屡次获得科幻类奖项。他们共同推动着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学术界应当从中发掘、拾取更多有价值的问题，构筑中国科幻小说史，推动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而不是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放在个别作家和作品上。中国科幻小说一直处于被主流文学所遮蔽的角落，在它逐渐发出自己的亮光时，对某位作家的过分关注，无疑又将其他作家作品置于角落，这种内部消耗对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必会产生不甚健康的影响。

第二，科幻小说研究队伍过于年轻化，力量相对单薄。从发表科幻小说论文的学者来看，年轻学者毫无疑问占据主力位置，甚至一些关注度较高的论文多来自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年轻学者能够及时追踪科幻最新成果，对科幻小说进行多角度综合解读，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活力，注入新的能量。近年来，《文学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探索与争鸣》《中国出版》《电影艺术》等核心期刊，刊发了一些青年学者的科幻类研究成果，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认可，研究水平整体处于上升阶段。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年轻学者占主力反映出一些已经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对科幻文学的忽视。科幻小说研究队伍目前的情况是，聚集了一批有实力的青年力量，中生代与新生代势头强劲，提升了科幻小说研究的曝光率，但因缺乏真正的学术带头人，导致科幻小说研究仿佛一块自留地，研究者们如同当年的科幻作家一般，产出很多，但是很少被看到也不被理解，处于一种尴尬的内部狂欢境地，致使科幻小说研究难以产生真正的“高峰”。如果科幻小说研究能够汇集文学领域的部分学术带头人，那么既会扩大科幻文学的影响力与认同感，增加研究的厚度，又能保证持续地有新鲜血液注入，维持一种健康的研究生态。

第三，部分研究成果内容重复，缺乏新意。科幻小说研究在新世纪得以推进的原因之一，是不断有新的研究者进入該领域，然而由于涉足科幻小说时间不长，他们对前人的研究大都未进行系统的梳理，造成部分研究者不断重复以往的研究，数量上的提升没有带来质量上相应的飞跃，未能超越前人的研究思路，提出新的观点，展开新的论述。一些研究停留在对科幻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阶段，实际上科幻小说研究领域早就不缺乏此类概括性的成果，缺乏的是针对不同时间段所做的深入、细致的挖掘和阐释。还有一些研究者仍然在重复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科幻小说姓“文”还是姓“科”的探讨，从呈现的效果来看，部分研究只是对论争进行梳理与归纳，未从参与论争的对象、所属机构、发表文章的刊物、论争背后所体现出的话语权等角度展开，提出有建设性的观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术界对现代时期科幻作品的研究十分有限。晚清作为中国科幻的开端受到了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对晚清科幻作品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对于接续晚清的现代科幻小说，学术界却鲜有关注。已有研究要么将现代科幻小说与晚清科幻小说合并为同一时期进行叙述，要么仅用顾均正作为唯一的例子一带而过，有的甚至直接跳过。由此带来的误区便是现代时期没有值得研究的科幻作品，这种误区一旦形成，久而久之便会形成学术的“洼地”。如果对这片学术洼地展开研究，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由此可见，如何避免研究内容、主题的雷同，同时对学术洼地展开研究，是学界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一直处于“断代”的状态——在复苏与沉寂之间切换，难以形成历史的连贯性，很多作家和作品散落在历史长河中，无形中加大了科幻小说研究的难度。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除了需要优秀的作品作为支撑，同样需要高质量的研究作为辅助，在对科幻小说历史“考古”的基础上挖掘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最终形成创作—批评的双重环节，构筑更加牢固的中国科幻小说长城。

注释：

① 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25日。

②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③ 王雪明、刘奕：《中国百年科幻小说译介：回顾与展望》，《中国翻译》2015年第6期。

④ 黄唯唯：《〈三体〉的英译研究——让中国式科幻走向世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

⑤ 徐松健、孙会军：《〈北京折叠〉英译本对原文引语的处理及分析》，《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

⑥ 吴赟、何敏：《〈三体〉在美国的译介之旅：语境、主体与策略》，《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⑦ 吴攸、陈滔秋：《数字全球化时代刘慈欣科幻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⑧ 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东吴学术》2013年第2期。

⑨ 1960年，美国NASA两位科学家Manfred Clynes和Nathan Kline一同创造了Cyborg一词。

⑩ 《神经漫游者》由美国籍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创作，这部小说获得了雨果奖、星云奖、菲利普·迪克奖，被誉为“赛博朋克《圣经》”。

{11} 束辉：《赛博朋克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质》，《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9期。

{12} 冉聃：《浅析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汉字文化》2019年第12期。

{13} 胡戈：《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与后人类世界》，《职业时空》2007年第19期。

{14} 游宇熙：《从赛博朋克看后现代主义美学中的文化融合》，《大众文艺》2017年第15期。

{15} 陈榕：《赛博朋克小说中的都市空间想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6} 胡戈：《由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看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2期。

{17} 周全、周小儒：《论基于赛博朋克精神内核下的视觉艺术表现》，《大众文艺》2018年第1期。

{18} 朱江持：《设计符号学视角下的赛博朋克视觉元素探究》，《设计》2020年第11期。

{19} 吕超：《西方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伦理》，《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20} 计海庆、孙路：《科幻小说的伦理解读》，《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0期。

{21} 陈涛：《科学选择与伦理身份：阿西莫夫小说中的人机伦理关系》，《华中学术》2015年第2期。

{22} 彭奉天：《不“伦”不“类”：科幻小说〈机器管家〉中的人机伦理困境》，《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11期。

{23} 计海庆：《机器人的社会地位——读四本科幻小说》，《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第4期。

{24} 郑戈：《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方舟，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空间研究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

风笑天先生曾在其《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一文中把1979年到1999年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为“学习”、“实践”、“提高”三个阶段。如今跨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已经在“提高”的基础上有了更加长足的进步，因此，分析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总结成就、经验与不足，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笔者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社会学》两种刊物，并以其中所有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逐一研究了它们所用的具体方法、研究主题与地域等内容，并做了初步的统计。由于这两种刊物是国内社会学界的权威刊物，因此选择其中发表的文章作为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和研究水平。

一、社会学研究概况与分析

从1994年至2004年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中共摘录出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文章483篇，其中《社会学研究》中有174篇，《社会学》中有309篇。

(一)研究方法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具体是指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关注点，其中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事实、政策措施的文章被归为“宏观”一类，有关个体生存状态、社会运行体系的一小部分的文章，被归为“微观”一类)，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展示着社会和历史。目前在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宏观视角的使用频率约为58.0%，微观视角的使用频率稍少，约为37.3%。(见表1)由于“社会学研究方法”一词所涵盖的意义很广，所以有少许文章的内容过于分散，无法做出分类，这也是“宏观”和“微观”二者所占百分比之和不到100%的原因，在后面的总结中也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特作此说明。

由表1可以看出，宏观视角在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笔者个人认为这与我国国情有关。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之中，需要大量的宏观分析来做整体性把握，并且使用微观视角进行研究要受到更多的客观条件制约，因此，可以把“宏观视角所占比重很大”作为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

(二)研究对象的层次(分析入手点)

研究对象的层次分为“整体”和“个体”两个部分。(整体和个体的归类是从社会学研究的分析人手点来划分的：分析的对象是3人以上的群体，则被归为“整体”;分析的对象是单个的个人，或把多个研究对象独立并分别进行分析则被归为“个体”。(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大多数都是整体，大约占到61.3%，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只占到32.9%。由于用整体来说明问题更具有代表性，只是在少数情况下需要以个人为研究对象，如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等等，所以，“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较多于以个体为对象”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

(三)研究的性质

社会学研究从性质上可以分为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见表3)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给各种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说明。

由表3可以看出，描述性研究与其他两种性质的研究相比占有绝对的优势，占55.5%，解释性研究占34.6%，而探索性研究仅仅占到3.9%，这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值得重视的一个特点，即“描述性研究是主体，探索性研究则很少”。

(四)研究的时间跨度

时间跨度包括横剖式和纵贯式两种。(见表4)

横剖式所占的比重(70.8%)远远高于纵贯式(17.6%)，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纵贯式研究要耗费大量的物力、财力、精力和时间。除了研究特别需要，横剖式研究还是大多数研究者的选择。由此，“时间跨度以横剖式为主”，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又一重要特点。

(五)研究的地城

我国社会学界一直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因此就需要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对地域的要求也很多元化，从乡村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无处没有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足迹。1986年一1996年社会学实地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的实地研究多选择在农村进行，以研究农村的各种社会事实为主(农村56.4%，小城镇25.5%，城市18.2%)，而同期的国外社会学实地研究却更多地显示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心，这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虽然这个结果是针对“实地研究”得出的，不能代表“社会学研究方法”这个整体，但是实地研究也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因此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近十年的研究方法涉及的地域情况做一对比。(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地域集中在城市，大约占到30%，其次是农村，占到18.4%，小城镇则占比例最少，大约5%。表5中“整体地域”是指文章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具体到城市、农村或城镇，而是泛指全国、全省等范围，比如2000年2月《社会学研究》中的《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而“其他”是指做宏观分析而没有体现地域的文章，比如2000年6月《社会学研究》中《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综上所述，我国社会学研究地点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向了城市，这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又一特点，也是一项重大转变。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心，也从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六)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

从表6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1.调查研究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中使用最多的方法，占69.6%，其中又以抽样调查所占比例最大，占61.3%，而个案调查和普查所占比例非常少，分别占7.7%和0.6%。2.实地研究的比重次之，大约占19%，但也没占到调查研究的1/3，其中观察法占9.7%，访问法占8.9%，量表法占0.4%。3.文献研究所占比重较少，大约占16.8%，在研究中文献的引用率非常高，它是对所研究的问题最有效的证明之一。4.实验研究并无一例，这和实验研究所需要的极高的设备、环境要求以及可信度不高不无关系。由表6可见，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是以调查研究为主的，总数占到所有方法的2/3还多。

(七)研究的主题

笔者通过对这483篇社会学研究方法文章的总结，得

出表7，这些研究主题的划分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研究领域的划分，只是对某些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的总结和提炼。

1.社会问题是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关注最多的领域，占总数的37.9%

我国正处于飞速发展之中，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国民生活相比上世纪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难免就会有不好的一面，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突显出来，结合社会的需要，更多的社会学研究开始针对社会问题进行。1986年一1996年社会学实地研究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只是少数，并且只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问题，一是农村社区中宗族与宗教研究。而近十年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①近十年我国社会学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仍不乏其例，占据重要地位，如唐灿、冯小双的《“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周大鸣的《“广州外来散工”的调查与分析》;①有关青少年的问题受到重视，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如黄成荣的《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现象以及成因兼与大陆青年问题学者商榷》、张毅的《中同7-12岁儿童失学状况分析》;③妇女以及女权问题已经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如张秋俭的《女性就业现状与前景》、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性观念》等;④有关社会与道德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学家们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如张仙桥的《公厕问题与公厕革命》、冷观的《中国人的失落：经济发展中分化的国民意识》;⑤环境问题也受到不小的关注，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如卢淑华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本溪市的环境污染与居民的区位分布》、胡荣的《厦门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

2.“社会变迁与现代化”位居次席，占总数的16.1%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探讨我国社会变迁尤其是改革带来的农村地区社会变迁的动因、过程以及出现的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四点。

①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如王晓毅的《村庄内外温州宜一村调查》、张雨林的《从苏南的一个村庄看社会全面发展问题》;②农村城市化问题。如张锋等的《城市化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济南市北源镇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城市化的研究报告》、李培林的《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③社区的发展。如王雅林、张汝立的《农村家庭功能与家庭形式昌五社区研究》、王铭铭的《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④网络社会的崛起。近年，网络日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虚拟社会蓬勃发展。白淑英的《BBS互动的结构与过程》、唐丽的《网络的生产以一个地方性黑市经济的演化为关键案例》对此进行了研究。

3.“学术总结”总共46篇，占总数的9.5%

社会学研究不仅仅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同时也对各种理论、流派、成果进行分析、评价和归纳，这些研究者大多都是社会学界的权威人士。如风笑天的《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李冬莉的《简评典型组讨论方法的应用》，风笑大、田凯的《近十年我国社会学实地研究评析》等。这些文章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使我们能够从宏观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研究方法。

4. 农村生活的话题总共40篇，占总数的8.3%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绝大部分，农村生活自然会成为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该项本可以归为“社会变迁与现代化”、“乡镇建设与区域发展”等类，但笔者考虑到这部分文章的数量较多，加之其中一部分硬分为其他类别有些牵强，因此把这些文章如王铭铭的《一个中国村落中“福”的概念》，麻国庆的《宗族的结合与人群结合以闽北樟湖镇的田野调查为中心》，郭正林的《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以及社会效应》等归类为“农村生活”。在统计中可以发现，反映农村生活的文章，其研究地点大多集中于我国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如苏南、浙南、闽南以及广东南部的乡村。

5.“乡镇建设与区域发展”总共39篇，占总数的8.1%

小城镇研究是我国社会学恢复以后一直倡导的影响较大的研究，它是费孝通倡导的由乡村城镇区域这样一个研究视野的拓展，而区域性的发展也是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主题。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胡福明的《苏南现代化研究》，李鹤鸣的《三峡库区移民社会生态类型初探》，张敏杰的《“温州第二次创业”考察》等。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乡镇与区域的发展问题所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于我国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该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与我国农村社区需要发展的客观现实不无关系。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乡镇(或区域)发展问题还将会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6.家庭婚姻方面的研究总共19篇，占总数的3.9%

城市社区的家庭婚姻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离婚现象、性观念、家庭暴力、经济与婚姻状况问题，而其中又以针对上海市婚姻状况的研究居多，如徐安琪的《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来自上海的调查》、《家庭暴力的发端上海夫妻攻击行为的现状及特征》。这方面研究在农村社区则集中于农村家庭组织、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如王金玲的《非农化与农民家庭观念的变迁浙江省芝村乡调查》，陈益龙的《户籍隔离与二元化通婚圈的形成基于一个城郊镇的分析》。

7。有关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和人口问题的文章分别为15篇、10篇，分别占总数的3.1%、2.1%。

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于对养老和贫困人口状况两方面问题的研究。如刘书鹤的《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看法及建议》，唐均、朱耀根、任振兴的《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等。人口问题则主要关注由人口迁移和流动等引出的问题，如乔晓春的《从“五普”数据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状况》，严善平《中国九十年代地区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杨桃源的《都市里的编外村：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采访实录》。

8. 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共8篇，占总数的1.7%

对于民族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①民族文化。如庄孔韶的《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目控过程》;②婚姻。如徐平的《西藏农村的婚姻家庭};③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王金洪的《社会现代化并非是遥远的神话西藏山南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调查》;④民族的组织制度。如刘援朝的《云南元江县白族的宗族组织与制度》;⑤民族交往。如马宗宝的《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

二、总结与评价

笔者根据对近500篇论文的整体浏览。总结出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几点发展和进步。

(一)针对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有所

增多，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成为近十年社会学研究的主题

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张华的《城市青年生存状况与社会需求研究》和郑洁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对样本的调查分析，考察了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众多问题、对人们的影响以及人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的。

(二)对各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合理使用，使很多文章难以单纯地归为某一类

如使用宏观的理论视角，具体分析采用个案进行研究;又如描述性、探索性研究相结合，同时使用合理的时间跨度;再如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的结合使用。具体来说，对社会养老问题，有的研究者采用样本分析，对样本进行调查，有的研究者选择个体进行深入访谈，有的研究者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对两代人的养老问题进行对比。这使研究者对问题的分析更加精辟，也更具有说服力。

(三)电脑的普及应用让社会学研究增色不少

当前，大部分的资料分析工作都是通过电脑来完成的，从大型网络系统电脑主机到小型的个人电脑都可以进行这项工作，社会学的研究更是如此，电脑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已远远不只是被用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和分类，而是用于很多复杂的编码和统计等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电脑的普及使我国社会学研究也随之有了更强有力的工具，同时SPSS等统计软件的大规模应用也给我国社会学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

笔者在对这些文章进行剖析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存在的不足。

(一)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还是没有突破人文社会研究的难题，即以人、事物为研究对象，测量的困难性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关于个人的态度、看法、行为等并没有具体的统计资料，无法定量研究

这是全世界社会学界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因此研究者们尽量少地针对具体化的个体进行研究，具体说来就是针对“整体”的研究多于“个人”，“宏观”的视角多于“微观”，“横剖研究”多于“纵贯研究”。体现在本次统计中就是个案研究、深入访谈太少。笔者认为更多地针对个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当然，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二)研究共同体的知识结构有待完善

我国的社会学引自西方，其理论基础相当薄弱，研究水平有限，社会学家所掌握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西方，但它们只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更多地只能适应西方社会，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同时，老一辈的学者们在旧的时代背景下，养成了“一览众山小”的思维定势，喜欢从整体看问题，喜欢总结概括，往往站得很高，这样的做法忽视了实际情况，忽视了个别性与典型性，表现在本次内容分析中就是宏观性研究多于微观研究，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远多于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典型调查、深入访谈数量很少，如果更多的是从点出发，从细节看起，以点带面，就能够更深入更准确地看待问题。

(三)学科自主性还不太明显

在我国目前，社会学这一学科只是在配合政府政策的前提下发挥一定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它的产生只是为了适应政策的需要，而目前的学科发展状况并不能在社会中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一些敏感问题。因此，众多的论文并没有给更多的社会问题带来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和结果。

三、对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深刻理解“实证研究”的内涵

习惯上，人们将社会学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部分内容，社会学研究方法当然归属于后者的范围，于是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理论就被很多学者抛在了脑后，认为“实证”就仅仅是实际的操作，但事实上这是“经验研究”的特点。实证研究并不排斥理论，它应该是在准确、扎实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思考、假设，进而通过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得出结论，证明假设。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鼻祖孔德就明确指出：“如果从一方面说，任何实证的理论都一定要建立在一些观察上面，那么另一方面也同样很明显，人类精神必须有某种理论，才能进行观察。从科学上看，一切孤立的，唯经验的观察都是不确定的，无用的，科学必须将观察同某一个规律(至少是假设的规律)联系起来。”因此，社会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就是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研究者应当学会应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分析社会的变革，知道社会互动论能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明确社会有机论和本土方法论的缺陷。只有这样，面对社会问题时，才能在理论和规律的基础上，展开实证分析，超越“概括”的经验层次，使得研究成果也可以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否则，我国的社会学研究难以达到完全的科学性、规范性。

(二)社会学研究应该从调查开始，但不能一味依靠调查

社会调查是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它能够取得大量的资料、数据，并根据实际情况，运用数学原理和统计软件计算出相应的数据，从而达到研究的目的。但社会调查并不完全代表着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如访谈、个案研究、实验室研究、文献研究等，这么多的方法如果能够全部发扬光大并且综合应用，那么我们的研究会拥有更多的信度和效度。在这次资料收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调查方法占了所有方法的绝大多数，像个案法、量表法、访谈法的使用少之又少，实验法更是没有。另外，在调查方法的使用过程小，由于方法本身的缺陷，调查结果存在很大偏差，比如调查的真实性、抽样的科学性、访员的积极性、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看法使用有倾向性的论据等都会产生上述问题。也就是说，光靠调查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来进行互补，才能让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更加翔实可靠，更具说服力。

(三)要更加注重“人”的因素

“人”在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社会科学是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软科学”，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早成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特殊困难。因为各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是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的，因此对人的各种特征的测量就是必然的任务了，但人的很多特征都无法测量、量化，如性格、观点等，这就造成了资料的粗略、肤浅、牵强，使读者难以把握其中细微的差别，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格外仔细地对有关“人”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使误差尽可能地小。另外一层意思，是指作为研究者的“人”，从研究的设计者、执行者到更具体的访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素质。在此次分析中，笔者发现有些文章的作者仍然很少对所选个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进行说明，也很少详细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只简单说“我们通过对的调查，研究了”，对研究单位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只字不提，对研究时间、地点、方法和样本等基本信息不作说明。研究者避而不谈具体的研究过程，只把研究的结果告诉读者，使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访员也是抱着应付的心态去进行调查访问，有的甚至做假。因此，对研究者的研究素质的训练和提高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以开设各种学习班，强化社会学教育，各个学校也可增设该专业，并采取适当的鼓励措施，从根本上提高研究者的素质。

(四)加强纵向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

本次研究共总结出涉及中国历史的文章13篇，占总数的2.7%，涉及中外社会问题比较以及中外社会学研究方法比较的文章24篇，占总数的5.0%。从这些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中，读者和研究者甚至社会学本身都能获益。我们能够看到生动的历史画面，了解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也能感受到不同思维不同国情下的社会状况。唯一的遗憾是，这样的文章数量有限，给我们展示的视野有限，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回顾和比较，加强文献收集与研究(这对文献本身的管理和保护有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五)注重电脑应用的规范和深入

在当今时代，电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有力助手，社会学研究更是需要大规模地使用电脑，进行各项数据的储存、编码、分类、统计、分析。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象都是随机的，需要使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理论，因此SPSS和SAS等统计分析软件得到了广大社会研究者的青睐。在本次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一定数量的文章的分析和结论都是基于详细的电脑分析和统计得出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对于数据的精确而仔细的分析是很少见的，很多文章都仅仅是在少量甚至表面化地使用了SPSS统计软件后得出结论的，更多的文章甚至在得到数据后凭借主观印象来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在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中推广和普及电脑以及统计软件的应用，提高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水平，让分析的结果更加规范、令人信服。

(致谢：本文有幸得到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社会学系Peter S.Li教授和宗力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吕学文

空间研究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环境问题;环境社会学;学术定位;理论

文献标识码:A

我们的大自然,长期以来在我们心目中都是充满着神秘意味的,为人们的生存以及永无止境的欲望提供着无穷无尽的物质资源。在短短一两百万年间,就遍布了陆地的绝大部分,建立了对其他物种的绝对优势。为此,人类利用它们掌握的科学技术,发展了农业和工业。随之而来的是森林的大量砍伐,各物种迅速灭绝,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排放到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越来越多。“环境问题”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才开始逐渐进入到环境社会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工作。

1 国内环境社会学的学术定位

环境社会学是涉及到社会学与环境科学的,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是环境科学的基础学科。就分支学科而言,它研究的是环境与社会之间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部分;就基础学科而言,它为环境科学提供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原理。(何强,1994)

有的学者认为,“环境社会学是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探求其中的规律性,寻求调控人类环境行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手段和途径”。(左玉辉,2003)

首先,有的学者认为:“环境社会学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它不是交叉学科。它的方法论基础在于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方法论并不是脱离本体论而独立存在的。其次,环境社会学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所揭示的只是这个关系的某些层面,而不是二者关系的全部,环境社会学恰恰是通过对这个关系特定层面的解释来理解社会、理解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环境问题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第三,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不仅有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还有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多范式的研究,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只是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开展的一种研究范式而已,对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全面揭示需要多学科、多纬度的努力,环境社会学不能也无法独力承担这一任务”。(吕涛,2004)

笔者认为,环境社会学实际上是两门学科分别探讨的,即为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并不属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而是分属不同学科的研究。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是运用自然环境的研究方法和环境学的理论研究来进行探讨,研究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结果;而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则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对其进行研究,发现的更多的是与我们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等原因和解决方案。

2 国内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现状

2.1 对环境问题的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1991-1993年间在内蒙古草原地区开展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变迁及人为因素的研究”。其中麻国庆(2001)研究了蒙古族生活方式中文化、宗教、伦理等社会变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性,他的研究显示了自然环境变量的社会化过程是交织在社会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之中的,此外通过对蒙古族的宗教、伦理等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中环境价值的分析,麻国庆还反映了环境变量社会化的结果不仅在经济层面上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还以伦理价值等非物化的形式透过社会行动及社会方式表现出来。

陈阿江通过在太湖流域的东村进行的田野调查,探讨了乡村社区水污染的社会原因。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化与村民自组织的消亡以及社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是造成水域污染的主要原因。该研究还强调,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陈阿江,2000)。他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指出了“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有效地约束了村民的水污染行动”,又通过讨论水污染行动的社会原因而进一步探寻水污染的社会原因。

然而该研究的缺憾也是明显的。概念框架的模糊与分析框架工具的单薄使得其深度不足,研究结论似乎也过于简单。该研究从三个视角进行分析。

其一,利益视角的分析。该研究所阐述的理性选择模式过于强调了经济利益的成本效益,而剔除了诸如规范、道德等非经济因素对个体行动者行动选择的影响。其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回避了这一问题,认为“在东村,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处在失衡状态下”(陈阿江,2000)。而孙立平在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研究中,分析了在乡村中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正式制度是有边界的,情、理、法在权力的运作中呈现出一种交织的制约性(孙立平,2000)。其三,社会失范的视角。陈阿江将这一视角与利益视角分割开来,似乎认为在个体行动的选择过程中对规范的考虑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是“天然”地独立进行的。

2.2 对理论方面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但大都是介绍国外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少數研究者欲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但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条件方面的限制,没有对环境社会学学科体系做出系统完整的描述,因此,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科学而独特的学科体系。

首先,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解决问题的模式、角度多样性。环境社会学要解决现实问题不是仅仅运用自然科学或者环境科学相关的物理学和化学的角度寻求解决的困境,而是在解决的策略上更多的寻求社会的视角。其次,环境社会学理论从西方引进并逐渐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学者李友梅在其《环境社会学》中对日本的环境运动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环保运动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所产生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虽然也有数量众多的环保运动,但由于他们缺少组织性和策略性,所起的作用不大。可见环境运动理论与知识性指导,以及提高居民的环境法制意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环境问题建构涉及到环境问题如何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的问题;西方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认为环境问题的建构是环境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前提。权威人士、自然科学家在环境问题的检测、认定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新闻媒体等对环境问题的暴光与宣传唤醒了群众的环境意识。最后,环境社会学理论逐渐从边缘化走向正统的地位。国家不断重视这门学科的发展,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环境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的洪大用教授在综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采用独特的视角重新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社会转型范式”,主要是针对国外环境社会学关于环境问题的各种解释范式而作出的一种创新努力。2001年,洪大用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一书中,采用社会转型分析范式,密切关注特定社会结构与过程对于环境状况的影响,侧重探讨了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另外一面,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运行论的内涵。他以中国为例,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评述环境保护的相应对策,并探讨了调整社会的发展目标,强调指出了优化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在理论层面上,洪大用回应了当代关于社会理论与环境的最新研究,他在社会运行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以社会转型的理论框架分析环境问题社会原因的可能(洪大用,1999、2000)。他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从国际社会、中国政府到大众传播媒介和民间环境运动,逐一阐明了它们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影响与建构。他还将已有的单项环境保护策略归入三类:技术环保论、制度环保论和文化环保论,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对他们一一进行了评述。

社会转型范式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了当前中国所存在的环境问题,明确界定了当前的阶段性特点,探讨了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转型在广泛概念上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中国应该做的具体努力与策略。然而这一范式也有一些地方值得进一步商榷。该范式将环境社会学的真正主题定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显然是源于建构主义影响,建构主义观点与生态学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各执一端,互有偏颇。在此,笔者认为对待环境问题要有兼顾性,追寻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影响固然重要,但同样不能忽略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地位,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也是具有社会性的。另外,研究其原因及影响的终极目的仍是寻找合适的对策来解决环境问题,所以环境问题的研究是双向性的。

另外,尽管洪大用的分析框架是明确的,但作为社会运行理论本身则倾向于功能论的范式,它更接近于整体论比较的方法,而比较的方法是对不同变量的同变差异进行比较,当差异显著时,我们可以认为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但我们无法确认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3 对国内环境社会学的期望

中国正在迅速地工业化和“城镇化”,环境形势日趋严峻,环境问题不断积压,呈现出“压缩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增长方式、管理方式、法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同样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我们的环境问题集中表现出来,是一种压缩式’的环境问题。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解振华,2004)。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我们无法一下子解决所有环境问题,而必须集中精力优先解决那些“突出环境问题”。

针对当前我国环境社会学发展情况,笔者认为环境社会学应该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来不断弥补上面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发挥其独特的理论优势,才会在有用的基础上受到人们的关注,才能在理论的建构上走的更远。其次,要使全民关注环境保护环境,同时新闻媒体关注环境问题发生与解决的整个过程,通过信息发布让群众了解环境问题解决情况的最新动态。第三,要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挖掘与继承。中国有3000年的文化史,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寓意深刻。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解放初期的毛泽东思想,关于环境思想的论述颇为丰富;如何继承传统理论,挖掘传统思想并继承,是当今环境社会学学者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最后,要建立深入、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对于环境社会学理论来说,在引进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并本土化的过程中缺少深入性。

参考文献

[1]陈阿江.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J].社会学,2000,(6).

[2]何强等编.环境学导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9(10).

[3]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洪大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环境社会学的一种视角[D].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1999.

[5]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J].社会学,2000,(12).

[6]吕涛.环境社会学研究综述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J].社会学研究,2004,(4).

[7]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社会学[J].2001,(5).

[8]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C].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

[9]解振华.树立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省建设[J].中国环境报,2004.

[10]左玉辉主编.环境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空间研究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理论研究属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建立其理论研究的原则是研究的起始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为政治服务、为教育对象服务,遵循教育规律,着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跨学科研究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这些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研究; 教育规律; 教育理论; 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已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相对明确的研究方法,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莫定了良好的基础。200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将思想政治教育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的二级学科,使这个学科究竟是属于政治学还是教育学的范畴有了明确的定位,也使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面临着对自己学科内涵和学科定位的重新思考。这种重新思考,需要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得到展现,而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石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根本方法和最高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辨证、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从一定的历史高度去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去探究各种现象和问题的动因和本质,从而在揭示规律的基础上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中有以下内容:第一,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客观实在性。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它不是人们头脑中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和产物,是一种客观现实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中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数的先哲一直都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第二,用发展的理念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种发展的理论,是一种鲜活的说服艺术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一门处在运动和发展中的学科。它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是一种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主体性活动。它决定了人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时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联系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环境和主客观条件等因素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研究中要避免用僵化、固定的模式去套鲜活的说服艺术。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要体现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的理论必须与实践密切结合。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与现实的实践问题相结合,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可操作层面的问题入手,得出较普遍的结论,以便用结论去指导实践。第四,坚持唯物史观。从经济关系出发去分析上层建筑问题,一切政治现象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人们在自己生活和生产的社会中,形成了与他们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从经济关系出发去探索自身的诸问题。

二、双服务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意义所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政治性是它的突出特点。自地球上有人类社会以来,它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它是一种属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特殊政治教育活动,与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活动密切联系。“它的目的主要在于让一定的社会成员掌握和接受一定的思想观点,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其性质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和传播的活动。可以说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活动。它不仅是进行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也包括思想观念、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的教育。”[1]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存在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传播的教育活动,只是灌输和传播的途径因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不同而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专利,也不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特殊政治教育活动。在西方,所谓的思想“自由”不是任其自由发展,政府同样在发挥意识引导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为政治服务和必须满足政治需要的特点。“政治,说到底,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意志, 服从社会政治需要,就是维护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国家的制度、方针和培养目标,按照一定的原则,坚持以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导进行教育。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一定阶级、政党或国家机构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服从政治需要的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突出的特点,决定它必定是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执政党或国家专门机关的掌握之中,并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2]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意识形态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内容必然体现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要求,等等。对它的研究也必然要求遵循服从于社会政治需要,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种精神需要。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社会对人的要求会不断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人们在思想、品德、行为等各方面总是表现出不够适应、不够成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尤其是青少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3]当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极大提高,人们对精神世界追求的需要在不断增加,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利益矛盾的凸显等问题出现,要求人们具备有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人际沟通,缓解压力追求心理健康、青年人正确处理爱情问题、应用法律知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缩短进入生人社会的时间并尽快融入陌生环境等多种能力。同时要求人们在自身生活中通过理想信念的树立,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精神动力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等等。服務于这些要求,为教育客体提供他们满意的精神产品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之一。“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的形成、奋斗目标的激励和人格境界的提升,为人们从事经济工作、业务工作提供持久、强大的精神动力。”[4]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体现这一原则。

三、从教育规律探寻教育方法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即使是政治思想的“灌输”,也要遵循教育的原理和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尊重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的基础上的思想政治引导,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益活动,也是一种思想恪守和思想解放的统一的活动,而不是思想控制或思想专制。”[5]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充满创新和挑战的工作。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应关注教育方法的研究,关注一般教育规律的研究,关注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关注教育对象的年龄、文化层次、经济地位、是否有宗教信仰和心理特征等具体特点。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范畴、主客体关系、思想和行为的关系、教育过程、教育方法、教育者素质、教育管理和领导等理论问题,“着力揭示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规律,揭示对人们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规律。”[6]进一步深入探讨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协调与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规律和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规律等基本规律,从而建构合理的理论逻辑体系,并切实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服务性等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传播教育。它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学科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面向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研究。”[7]目前,最核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问题,即积极探索如何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通过有效的途径传播给受教育者,让他们接受和认可并达到“知”与“行”的统一。“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不是从理论层面上去解说方法的依据,或去建构方法论的体系,而在于探索适用于某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的有效方法,探索这些方法在特定情况下的有效运用。因此,应用研究中的方法研究与基础研究中的方法研究有所不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通常也包括方法的部分,也对方法、途径、载体等作出论述,但这里是从原理的角度来研究方法,主要是确定方法的理论依据,并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体系。应用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应该结合当代国内外实际,向着更为具体的方向前进。”[8]例如,研究者可以总结自己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跨学科的方法搜集古今中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案例并系统整理,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四、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原则是思想政治研究的发展所需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政治性、科学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点。”[9]综合性的特点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必然会涉猎到广泛的研究领域,必须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成果来研究和解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涉及到的学科知识,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管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由于学科的这种特点,我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而应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当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绝不是使自己变成大拼盘、大杂烩,而是吸取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用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固有的规律,提炼思想政治教育学特殊的原理、原則、内容和方法,构建独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10]

定性和定量分析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的方法论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应该遵循的原则。所谓定性研究,就是对事物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矛盾分析法和系统方法是定性分析的重要方法。定量分析,就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既要始终注意社会现象的质,又要始终注意社会现象的量,要把量的分析和质的分析结合起来,并通过量的分析深化对质的认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在搜集整理经验材料时,要注意被研究对象的质和量两个方面。认识的规律是不断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辩证运动过程。感性认识使人们获得足够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经验材料,再“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11]从而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感性材料是思考和分析的对象,是形成概念、理论、模型的基础。因此,在搜集经验材料时,要做到心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12]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在进行文献研究、观察、调查、实验等研究工作时,要注意搜集有关量的材料。在进行这种调查工作时,可以利用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从广义上讲,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理应学习和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例如,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到的教学效果、教育对象的特点等问题设计成调查问卷,然后通过计算机,用数学模型统计出相关量的指数后再进行定性分析等。分析的结果有益于进一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导向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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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揭示 [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14,15.

[3][10]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4,53.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

[12]陈波,朱红文等.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29.

[13]邱琳.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视野[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1):66-69.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