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分配观分析论文范文

科学分配观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文明观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论断，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政治文明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明观，历史演进，“四个文明”

社会主义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文明。为此，他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概念，但他们的探索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先河，为以后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实现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物质文明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中国要在生产力水平即物质文明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把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建国后不长时间内，我国就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否定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政治制度，使被剥削、被奴役的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如何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首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1948年12月，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首次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系统而又全面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即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结合起来，民主的权力只能由人民享有，决不能给予敌人；专政只适用于敌人，不适用于人民，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其次，按照人民民主原则进行政权建设。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途径；大力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国家建设的宗旨；把法制建设作为确保人民民主的有效方法，用宪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加强和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指导性原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创立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基础。

(三)先进的精神文化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这里，毛泽东把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并提了出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在思想道德领域，毛泽东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保证。1963年，他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引起了全社会道德风尚的深刻变化。在文化领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教育科研方面提出了科学的教育方针、又红又专等。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以这一理论逻辑为起点，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社会主义文明观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地位。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邓小平理解的社会主义文明是建立在不断解放和高度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作支撑，不仅经济建设无法健康、有序地进行下去，就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也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失去了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又必须是开放的文明、发展的文明，必须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就要求我们改革开放，既要打破封闭、僵化的旧体制，又要造就一个开放、活跃的新格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文明全方位地发展下去，最后超越以往的一切文明以显示其不可战胜的优越性。

(二)把“两个文明”一起抓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战略方针。必须坚持两手抓，致力于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反复阐述的一贯思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在倡导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同时，第二代领导集体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早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同时，也十分强调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效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观，实现了由“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飞跃。

(一)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早在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就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但《决议》把“全国安定团结，民主法制逐步健全”归结为精神文明范畴。此后，我们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全面部署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但需要指出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央所确定或所讲的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的思想，并强调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时而采用两分法，把

民主政治包括在精神文明的范畴，时而采用三分法，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并列，但始终没有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命题，并把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我们党的重要战略目标，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协调发展的思想。江泽民同志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只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才是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包括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思想文化等内容。政治文明的发展受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在推进经济、政治建设的同时，能否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协调、和谐与稳定，而且关系到能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关系到经济、政治发展能否获得持续的后劲和扩张力。

江泽民同志把“三个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目标，使社会主义文明理论更加完善，也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他说：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问题，强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是党在我国社会文明发展理论建设上的重大突破，对于推动我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明的提出是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升华、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萌芽和成熟的，经历了从确立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到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过程。

在1983年12月31日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1994年3月，我国开始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2005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概念写入党代会报告，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把人类发展模式上升到优化延续的高度加以考察，是对社会主义文明观的丰富和完善。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也是现实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并使之相互协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没有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谈不上人与人的和谐。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生态文明和其他文明形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良好安全的生态条件，人类就会陷入生存危机，根本谈不上高度的物质、政治和精神享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深刻影响生态文明的水平和状况。人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必须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自身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法律制度、思想意识中，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好生态文明。

责任编辑　王建军

科学分配观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站在金融功能观的金融发展框架下，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发展中金融功能提升推动下的一种产物，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进行金融功能完善与创新的一种尝试。中国现存的五大互联网金融模式，在实现金融基础功能和核心功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也能部分完成金融的扩展和衍生功能，但不具备经济调节功能。互联网金融还没有明显地衍生一些新的金融功能，因此目前还没有明显地推动中国的金融发展，大数据金融作为联接金融各层次功能的一种模式，最有可能促成互联网金融功能演进，从而推动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功能观；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其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贡献有哪些、程度如何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本文尝试站在金融发展的金融功能观角度，分析一下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贡献，期望能对互联网金融的作用给出客观评价。

一、 金融发展的金融功能观视角

关于金融发展的文献可以追溯到戈德史密斯，其对金融发展的解释，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包括金融工具的结构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两个方面。由于结构观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金融相关率的国家金融发展程度不同，也无法解释国家对金融危机抵抗能力的差异而受到质疑，而后以Merton为首的金融功能观受到重视。

所谓功能就是功效、效用、效应或作用。Merton（1995）指出：现实中的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机构的功能才是重要组成部分，同一经济功能在不同的市场中可以由不同的机构或组织来行使。在Merton看来金融功能远比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功能也优于金融组织。根据金融功能观，首先要确定金融体系应具备哪些功能，然后才可以设置和建立能最好行使这些功能的机构与组织。按Merton研究，金融系统主要有六大功能，即：（1）为货物或服务的交易提供支付系统；（2）为从事大规模、技术上不可分的企业提供融资机制；（3）为跨时间、跨地域和跨产业的经济资源转移提供途径；（4）为管理不确定性和控制风险提供手段；（5）提供有助于协调不同经济领域分散决策的价格信息；（6）当金融交易的一方拥有信息而另一方没有信息时，金融系统提供了处理不对称信息和激励问题的方法。

按照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功能的演进，或者说金融发展是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

二、 金融发展框架下的互联网金融的界定及主要模式

关于互联网金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念界定。谢平、邹传伟（2012）认为，互联网金融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宫晓林（2013）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依托现代信息科技进行的金融活动，具有融资、支付和交易中介等功能。本文认为，站在金融发展的角度定义互联网金融较为合适，毕竟一种金融领域新生事物是否能够被政府认可和支持，最终都取决于其对金融发展的贡献。为此，站在金融功能观的金融发展框架下，本文认为：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发展中金融功能提升推动下的一种产物，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进行金融功能完善与创新的一种尝试。

中国互联网金融起源于1996年第一家第三方支付组织“首信易支付”的建立，现在在中国主要有五大模式，即：（1）第三方支付，这是一些和各大银行签约、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在银行监管下提供交易支持平台。市场上有两类运营模式：一是仅为用户提供支付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不具有担保功能的独立第三方支付模式，如快钱、汇付天下、拉卡拉等。二是依托自有电子商务网站提供担保功能的第三方支付模式，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2）P2P小额信贷，这是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一定利息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其客户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群体生产性活动或小本经营的微型信贷，以及普通人群的紧急资金需求。目前以宜信、红岭创投、人人贷、拍拍贷、E速贷等为代表。（3）互联网金融门户，是指利用互联网进行金融产品销售以及为金融产品销售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平台。以淘宝理财、融360、91金融超市、格上理财等为代表。这类门户普遍采用“搜索+比价”的模式，即采用金融产品垂直搜索方式，将各家金融机构的产品放在平台上，用户通过对各种金融产品价格、特点的对比，自行挑选合适的金融产品。（4）大数据金融，是指集合海量非结构化数据，以云计算为信息处理基础，通过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挖掘来掌握客户的消费习惯、并准确预测客户行为，从而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或平台在营销和风险控制方面提供有效指导，包括拥有海量数据的电商企业开展的金融服务，也包括一些搜索巨头、社交网站基于庞大数据可能提供的金融服务。在中国，大数据金融进入实践运营的主要是两类：一是以阿里小贷为代表的平台模式，其只统计、使用自己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真伪识别，以“封闭流程+大数据”的方式开展金融服务，发放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及应收账款抵押贷款；二是京东、苏宁为代表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其以电商作为核心企业，以未来收益的现金流作为担保，获得银行授信，为供货商提供贷款。（5）众筹融资网站，是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如点名时间、淘梦网、众筹网等。众筹利用互联网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能否获得资金除了取决于项目的商业价值外，更主要的是网友的喜欢程度，网友的回报不是资金上的收益，而是实物（如产品）或媒体内容（如视频）。

三、 基于金融功能观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功能评价

1. 中国互联网金融具备的金融功能分析。根据白钦先（2006）的分析，金融功能可以划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衍生功能四个层次。本文分析了中国互联网金融这四个层次功能的完成情况，总结为表1。

具体功能完成分析如下：

（1）可以更加便捷地履行金融的基础功能。金融的基础功能是指能提供清算、结算的金融服务及资金融通功能。

互联网金融能够通过第三方支付组织完成金融的基础清算功能。目前，第三方支付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支付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支付需求，逐步成为清算结算的重要媒介。从表2可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方支付并未受到影响，截止2013年末，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5.8%，第三方支付的普及率也达42.1%，按此比例推算，中国每4人中就有1人在应用着第三方支付。随着熟悉互联网的青年一代的成长，第三方支付对传统支付的替代将会更加明显。

金融的中介功能即资金融通，即资金赤字者和盈余者之间进行调剂，P2P贷款和互联网金融门户可以实现这一功能。P2P贷款通过互联网直接借贷，绕过银行也一样实现了资金赤字者和盈余者之间的调剂。互联网金融门户采用“搜扫+比价”的方式，联合银行、保险、基金等产品，将众多产品放在同一平台供客户选择，客户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快速贷款，也可以购买理财产品，这种多产品同平台的比价模式最大的价值就是其渠道价值，它更利于满足客户的投融资需求，从而实现资金融通的中介功能。

（2）可以更加低成本、高效率地完成金融的核心功能。金融的核心功能是指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进行更合理的资源配置。互联网金融中的P2P贷款、大数据金融、众筹、金融门户都可以实现资源配置功能，他们进行资源配置的特点是：资金供需信息直接在网上发布并匹配，供需双方直接联系和交易，不需要经过银行、券商或交易所等中介。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资源配置有两大优势：

首先，互联网金融进行资源配置成本更低。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自行完成信息甄别、匹配、定价和交易，消费者在开放透明的平台上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削弱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更省时省力。金融机构可以避免开设营业网点的资金投入和运营成本，如阿里小贷单笔信贷操作成本约为2.3元，而一般银行的成本在2000元左右。

其次，互联网金融进行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由计算机处理，操作流程完全标准化，客户不用排队等候，业务处理速度更快，如阿里小贷依托电商积累的信用数据库，经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引入风险分析和资信调查模型，商户从申请贷款到发放只需几秒钟，日均可完成贷款1万笔。

（3）可以部分完成金融的扩展功能，即进行风险管理与风险分散。金融系统能够提供必备的风险规避途径及手段是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这被学者们视为是金融重要的扩展功能。

互联网金融模式中的大数据金融是极好地风险分散与管理模式。风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大数据金融在化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能量远大于传统金融机构。大数据能够通过海量数据的核查和评定，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对于风险发生的规律性有精准的把握。虽然银行有很多支付流水数据，但是各部门不交叉，数据无法整合，银行从客户获得的数据零散且有限，而大数据金融的海量数据及云计算能力保证了数据的全面、及时，因此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大数据金融的风险管理能力更强。

（4）具备信息提供、激励、引导消费、带来社会效益等衍生功能。金融体系为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派生出的功能就是金融的衍生功能，如信息传递、公司治理、引导消费、区域协调、财富再分配等。

互联网金融具备的衍生功能包括：①具备更强的信息提供功能，中国现存大数据金融的两种模式提供的信息就已非常丰富，此外互联网金融还有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带来的大量信息，在云计算的保障下，资金供需双方信息通过社交网络揭示和传播，这些信息被搜索引擎组织和标准化，最终形成连续、动态的丰富信息集合；②具备激励功能，互联网金融中发生的借贷一般都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当前由于我国的存款利率较低，加之通货膨胀的影响，私人部门从正规银行存款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而互联网金融中的P2P借贷利率主要由自身的供求关系决定，使得P2P贷款收益往往高于同期在银行的存款收益，激励了民间资金的增值收益，这种更加市场化的P2P借贷利率也激励了中国加快利率市场化金融改革；③具有一定的引导消费功能，相比实体企业线下生产再供货的传统供给新产品的模式，互联网金融能够更快速地将众多新奇有创意的想法提供给消费者供消费者选择，从而引导消费，众筹融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四是互联网金融利用其透明性，多服务于广大中低收入者及创业人群，从而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2.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金融功能缺陷分析。互联网金融存在经济调节功能不足的金融功能缺陷。金融的经济调节功能主要是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产业倾斜政策等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实现调节经济的目的。除此外，也包括政府专门设立金融机构（主要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经济发展。经济调节这一金融体系该有的功能目前对互联网金融还是空白。

互联网金融经济调节功能的缺失主要归因于互联网金融的自发性。当前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各种模式，尤其是完成资源配置的各种模式几乎都是自发形成的，如P2P、大数据金融、众筹融资等模式，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几乎无从插手，且现存模式发生的资金金额普遍较小，即使自发中起到了一定的经济调节作用，也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无序受到很大干扰。

四、 几点结论

1. 站在金融功能观的金融发展框架下，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发展中金融功能提升推动下的一种产物，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进行金融功能完善与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国主要存在第三方支付、P2P小额信贷、互联网金融门户、大数据金融、众筹融资五大模式，其中第三方支付发展的最早，也是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代表。

2.互联网金融在实现金融基础功能和核心功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也能部分完成金融的扩展和衍生功能。完成基础功能的优势体现在：清算结算时更加便捷，部分第三方的担保功能更乐于被人们接受；资金融通时能实现供需直接融合，中间环节更少，多产品同平台的门户模式更利于客户比较。完成核心功能的优势体现在可以更加低成本、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此外，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金融模式很好地完成了风险管理与风险分散这一扩展功能，也具备信息提供、激励、引导消费、带来社会效益等衍生功能。

3. 互联网金融的自发性导致其不具有经济调节功能，这也可以认为是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功能缺陷。因此，站在促进中国金融发展的角度必须引导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互补发展，使互联网金融经济调节功能的缺失由传统银行具有的经济重要调节渠道来弥补。

4. 互联网金融还没有明显地衍生一些新的金融功能，因此目前还没有明显地推动中国的金融发展。表现在互联网金融虽然产生了一些新型支付工具，但并不能明显地进行货币创造，其交易媒介仍然是银行账户上的货币资金，这尽管提高了支付的效率和服务范围，但还只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和延伸。

5.大数据金融是互联网金融中最有可能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模式。资源配置是金融功能的核心，而信息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大数据金融推动的低成本、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优势已经显现，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很好风险规避的优势也渐被人们应用，而在如何通过准确预测客户行为从而引领生产方面的优势还没有被应用。可以发现，大数据金融是最能联接金融各层次功能的一种模式，因此，未来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功能创新最有可能始于大数据金融的进一步创新。

参考文献：

1. 宫晓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南方金融，2013，（5）：86-88.

2.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金融研究，2012，（12）：11-22.

3.白钦先，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金融研究，2006，（7）：41-52.

4.白钦先，白炜.金融功能研究的回顾与总结.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5）：2-4.

作者简介：姚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洪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北方工业大学经管学院讲师；王文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4-03-17。

科学分配观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传播的仪式观；上新了·故宫；文化类综艺节目

自从19世纪以来，美国公共话语里的“传播”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詹姆斯·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信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它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在仪式观的视角下，传播媒介运用符号形成现实的表征，并通过信息的共享达到对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

《上新了·故宫》是2018年北京卫视推出的首档聚焦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新类真人秀节目，已连续播出三季。节目的最大亮点有三方面：其一，每一期节目中，嘉宾带领观众深入故宫各角落；其二，节目中，嘉宾用表演的形式对历史故事“情境再现”；其三，每期节目最后， 根据故宫相关的文化元素进行“文创作品设计”。相比于娱乐性综艺节目的狂欢戏谑，《上新了·故宫》传递出一种神圣秩序。在此过程中，观众不仅仅感受到其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之美，也沉浸于节目的打造的仪式盛宴之中，在“故宫探秘”的方式中重构共同的文化信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些特质正符合仪式观理论，本文将从《上新了·故宫》的符号表征、传播媒介、互动参与三方面分析其如何将文化内涵与娱乐性高度凝结，在观众心中构建起独特的仪式性特征，从而引发共鸣，取得成功。
1 符号与隐喻：仪式符号中的文化记忆再现

仪式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集合体系，是由众多象征性符号构建起的文化与价值的象征体系。将传播内容分解为不同的符号，通过对典型符号的选择、组合，建构起多层次的符号体系，更易于解读其内涵与意蕴。《上新了·故宫》选择与故宫相关的典型符号，并通过符号的排列组合来营造传播内容的仪式感、再现历史文化的隐喻意义。

1.1 场景符号

《上新了·故宫》节目中建构的场景具有一定的仪式独特性，节目塑造了故宫这一仪式空间。在空间层面上，恢弘壮阔的皇家宫殿营造着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在时间层面上，其承载着的600余年历史蕴涵着深厚的文化隐喻。节目通过真实场景与虚拟场景结合，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故宫场景，让观众全面感受故宫的仪式氛围。例如，在探寻延禧宫中被大火烧毁的水晶宫时，节目通过动画缓缓搭建出“建筑完成假想图”，一座洁白的宫殿出现在观众面前，美丽至极，不禁让人在与现实的对比中感受历史的痕迹，思索历史之厚重，引发出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思考。虚实场景符合相结合，再现历史场景，消解时间的跨度，给予观众神奇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从典型场景符号出发，转而聚焦到当下社会，不乏对历史厚重的感慨，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从小场景出发，却又不乏宏大叙事，将文化内涵隐喻与符号中[2]，这是文化类综艺节目之意义所在。

1.2 人物符号

任何仪式都有用于维护仪式纪律、推动仪式进入既定程序的主持者，以彰显权威的在场。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权威者由节目嘉宾来担任。明星嘉宾邓伦作为节目的“新品开发员”，拥有大量影视粉丝基础，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有利于增加节目热度。

同时，《上新了·故宫》中邀请的嘉宾往往参演过故宫相关影视剧集中的角色。例如，节目邀请嘉宾邬君梅参与探索“紫禁城中的零零后——溥仪、婉容、文绣的故事”，觀众自然联想起其在《末代皇帝》中演绎的文绣，回想起电影中呈现的特殊历史时期，更易产生情感共鸣。

与传统娱乐综艺不同，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内容多为专业性较高的历史文化内容，《上新了·故宫》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业嘉宾在节目中为观众答疑解惑，增加节目的专业性，同时消弥了历史文化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感。在专业嘉宾面前，明星也与观众一样，对历史文化兴趣颇深却所知寥寥。因此，在探寻文物奥秘的过程中，嘉宾也可以看作仪式的参与者，在情感认知方面与屏幕前的观众相融合，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以文化内容为主导，弱化了“明星至上”的审美，强调专业人士对节目的升华作用。明星仅作为文内容化的探寻者、参与者。有利于对综艺节目“娱乐至上”的审美进行修正，推进文化类综艺节目文化仪式的进行。

1.3 横纵符号编排

索绪尔认为符号产生意义有“横组合”与“纵聚合”两种情况[3]。《上新了·故宫》具有横纵结合的模式。节目中，嘉宾走进故宫角落找寻线索，推进节目流程的进行，是“横向”直叙节目内容，偏倚综艺节目形式。而节目中结合嘉宾所处环境、探索的推进，在某一节点设计出的史料查询、情景表演等环节便是在“纵向”深入插叙某节点的相关历史故事、文化背景，偏倚纪录片形式。采用“综艺+纪录”模式，是对娱乐综艺节目与纯文化科普类节目双重超越，在提高受众观看兴趣的同时更便于理解符号隐喻的意义。
2 传递与扩散：传播时空中的文化意义外延

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电视、网络媒介等进行传播，隔着屏幕观众虽然与屏幕中的世界并不在同一个时空，却能沉浸在节目中所营造的文化空间中。可以说在当今的语境下，媒介的使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仪式。

2.1 多媒介融合共建仪式空间

《上新了·故宫》在电视首播，播出时间为每周五晚9：08，选取周末休息日，保证了观众参与仪式的在场，观众打开电视收看节目被视为接收邀请，身临其境地参与到仪式当中来[4]。同时，节目中插入了“跨屏互动”的环节，引导观众通过“今日头条”手机端查询节目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更利于对文化知识的了理解。通过手机端上传自己的文创作品，参与到节目文创设计中去，增强了观众在节目中的互动感与话语权。

《上新了·故宫》节目除了固定的电视播放时间外，通过微博、抖音、B站等众多互联网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在互联网平台收获了极大热度，位列爱奇艺热度榜文化类第一名、微博综艺热播榜第一名等。《上新了·故宫》更是联合主流媒体、文博类媒体，还是政务、党团、高校媒体，共同进行节目讨论，形成了破壁式的热议。

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突破了传统电视传播内容的单向性，在节目中实现了观众的参与、互动以及创造，提供了一个将受众吸引到一起的“仪式化场域”，完成文化记忆的重构与强化。同时也在互联网构筑的网络文化社区中共享某种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强化了互联网场域的文化性，弱化了其娱乐狂欢性。

2.2 多产业联动拓展仪式空间

在传播的仪式观中，传播作用从短期效应上升为了一种长期效应，注重传播对信仰的扩散、对秩序的建构，注重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而这种延续对能够实现群体的情感维持。

在电视节目日趋“同质化”“快餐化”的今天，许多节目追求一时的收视热度，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的消失，影响力和节目的余温难免被冲散，节目往往难以引起观众持续的共鸣。而《上新了·故宫》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仅局限在节目内容对历史文物探索本身，而是在节目外通过多方合作，以“文创”形式将文化影响力持续下去，将文化内涵实体化为具体事物加以延伸。节目设置了实体“上新研究所”，可供观众亲临参观文创产品，不仅加深了观众对节目内容的印象，更是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通过文创的设计与上新，更有许多未观看节目的人被文创作品所吸引，也纷纷被感召，加入到这场文化仪式中来。节目引起了大众对历史文物、博物馆的兴趣，也掀起了故宫文創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是对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双重突破。
3 互动与共享：仪式参与中的文化共识建构

传播仪式观认为，人们通过参与仪式最终完成身份的确认，从而建立公共空间的秩序，达到对社会的维系，强调传播过程的互动和共享。在仪式中完成信息的传播、对历史的呼唤，并使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对集体记忆的确认。《上新了·故宫》着重强调观众的参与，在参与节目的过程中，实现了认同到共鸣、重构文化记忆的目的。

3.1 构建文化共同体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受众群体本质上在内心构建了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出于兴趣、价值取向聚集在一起，是平等、拥有话语权的，在共同体中，观众形成了群体认同，并在互动和分享之中感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强烈存在，形成独有的集体记忆，进而促进共同体的紧密化。例如，《上新了·故宫》的微博超级话题聚集了3.6万网友，这些陌生的网友出于对节目的共同爱好，自发形成了微博上的一个共同体，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参与讨论节目内容。节目结束后，这些群体仍然活跃在网络社群之中，在超话社区中分享传播着文化内容。网友带着“上新了故宫”话题共享着自己拍摄的故宫的美景、博物馆文物，分享文物故事、文创等。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在超话社区中由相互疏离到聚集，自然构建起了文化共同体。又如，爱奇艺携手《 上新了·故宫》举办故宫600岁生日“应援”活动，赢得广大观众的积极参与。可以看出，观众通过观看文化类综艺节目也会在线下形成文化共同体，参与线下文化传播活动。

3.2 唤起情感共鸣，实现文化共享

观众被聚集在共同体中的同时，不是将节目中的事物视为与自己无关的文化消费品，更重要的在于在此过程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被他人的情感所感染，建立起情感连接，激发情感的强烈共鸣，加强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文化类节目要想实现历史与现代人的良好交流，让受众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灵魂和文化的魅力，需要拉近文化与观众的距离，从而形成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上新了·故宫》注重节目与观众的情感互动，通过情景表演唤醒观众心中特有的文化情感，形成文化认同。例如，在演绎“郑和下西洋”相关情节时，观众看到郑和不顾海上凶险，多次为了文化使命下西洋，弹幕纷纷刷屏“感动”，进行情感互动。这是参与到仪式中的人油然而生的、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观众在节目中得到情感共鸣时，会越发喜爱节目的内容，并定时、定点观看，巩固了仪式特征中的固定性与重复性。带来正向的情感互动、传递，进而在社会中更广泛迅速传播。同时，当观众将自身感受表达出来，“仪式”中所蕴藏的深层情感会形成集中的爆发，这种由节目自然产生的自豪感、自信心，不仅会在受众中传播，也会形成巨大的传播力向外扩散，从而形成更多人对文化的认同。
4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启示

本文所述的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传播，注重传播过程中“符号—媒介—参与者”三方面的参与，实现了文化内容传播从传递的广度向文化内涵宽度的推进，这种传播方式对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4.1 注重符号选取与编排

传统文化要实现真正的“复活”，与公众建立共识是最基本的要求[5]。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对典型文化符号的解读，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也赋予了电视节目新的活力，实现了公众文化共识的建立。历史文化符号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更易于激发观众的价值认同，造成持续影响。因此，综艺节目应注重文化符号的选取与编排，在符号选取上应紧扣社会文化，用心编排，在探索文化符号本身的基础上亦聚焦于历史内涵的探索，使节目的意义更为深邃、影响力更为广泛。

4.2 注重多媒介传播及受众参与

传统电视文化节目往往对文化进行线性传播、单向输出，受众较少且无法激起观众的观看兴趣，观众对文化积极性较低。因而，在综艺节目制作过程中，需要注重观众参与，利用新媒体技术在观众的共享中引起情感共鸣，在互动中激起文化认同，提高观众的观看兴趣。同时，受众地位的提升，能引导观众自发在多平台共享传播内容，从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基于多渠道、多产业广泛传播能够召唤更多受众参与观看，进而扩大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有利于电视媒介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王燕.《如果国宝会说话》用“仪式”重构文化[J].青年记者，2018（36）：74-75.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孙振虎，李佳咪.从《国家宝藏》看文化综艺节目对文化记忆的媒介重构[J].东南传播，2018（5）：19-21.

[5]李佳.从传播仪式观解析文化类节目创新：以《故事里的中国》为例[J].青年记者，2020（11）：75-76.

科学分配观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重要的内容之一，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学界现有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法，综合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和庄子自由观，从中探寻出两者之间的独特的联系与区别，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可以从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科学性和超越性。另外，通过比较研究后，还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庄子；自由观

自由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鲜有提及，但在道家思想所阐发的理念中，却一直隐含着许多自由思想，尤其是庄子的自由思想。直到近代，由于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自由觀念才逐渐广为人知。自由是什么？由于人的自由总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历史上不同的哲学家对人的理解不同，所以对人的自由的看法也不同。

一、自由观的范畴及其基本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

1.马克思早期的自由观

自由一词来源已久，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总是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不断脱离自然和社会纽带的限制，是一部自由的历史。自由观在西方哲学思想中早已产生，而马克思的早年自由观是对这些早期自由观的批判和继承。

霍布斯、弥尔顿、洛克等思想家在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就表明，人是自由的且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如果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的自由，就要尊重他人的自由。谁要是侵犯了别人的自由，那他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卢梭提出的自由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他说：“我们必须寻求一种融合的形式，使其能够以各种共同的力量捍卫和保护每一个传播者的个人和财富，并像以往一样自由自在。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分别对自由做出了各自的论述。康德主张理性为道德立法。为解决人与人之间在道德实践上的矛盾，解决人与人之间在自由上的矛盾，他提出了这样的道德律：“你应当这样地行动：使你的行为的准则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

2.马克思系统的自由观

在关于自由的论述中，马克思说道：“事实上，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总结出马克思自由观的以下基本思想观点：

第一，自由的本质与实践劳动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的观点中，自由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认知，而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过程。认知不可避免的是自由的必然因素，自由的关键所在便是通过劳动事件改造世界。劳动是人民追求自由意志的源头，是获得自由的方法与手段。因此，才产生了毛泽东所指出的：“欧洲古老的哲学家已经理解了自由是一种必要的理解的真相……自由是对世界的必要理解和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第二，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历史性的。马克思认为“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具有历史性，人类的历史是对必然性的不断理解、转变以及对自由领域不断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更深度地提出了人的自由与物质生产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有着必然联系。自由“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这是历史对自由的不断印证。

第三，自由的深度最终是由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的。在自由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重以何种方式方法实现自由。人的自由不是上帝和众神所赐予的，而是通过人类自身不断的努力进步而达成的最终结果。如果人们想摆脱阶级社会的种种制约和限制，获得所想的社会自由，就必然需要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正因为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才导致了旧的生产关系不断束缚着人们。为了解决各种社会压迫和剥削问题，让人类在社会中不受约束，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

（二）庄子的自由观

1.庄子自由观的来源和本质

关于庄子的自由观的来源，在金岳霖的《论道》中表明了一点：“中国思想史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我们之所成为道家，皆称之为老庄思想。而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将“道”首次作为哲学中的一点进行抽象的思维辨析，并将“道”中的哲学意义和现实生活与宇宙中的万物相联系，形成了属于道家现有的理论基础。在老子的观点中，将“道”看作是宇宙万物中起源的基本，是它将宇宙中的万物化生而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宇宙万物存在和它们必然的发展关系，所以又必须遵守“道”的基本规则，道家学派的基本特征便依据此而产生。

庄子作为在老子之后又一位道家观点的重要继任者，他对“道”的论述，基本上和老子相一致，但在对“道”的具体内涵上，又赋予了“无限”的涵义，即“道”的时空的无限性。因此，庄子的自由观是以“道”为核心的，其理论的来源和本质是“道”。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在庄子哲学中，它的本体论，主要不在于探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而在于论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像宇宙自然那样，达到无限和自由。”

2.庄子自由观——小大之辩下的自由观

庄子的自由观集中体现在《庄子·逍遥游》篇中，并且庄子的完整哲学观念和思想都围绕着如何达成最终的“逍遥游”而不断发展与完善。在《逍遥游》中，作者描绘出了鲲、鹏、蜩与学鸠三个主要视角。当鲲还没化成鹏时，总以为天是苍茫无限的。但是，当鲲化成鹏飞到天空上时，它发现天空也不过如此，再往下看，又像是之前看天空一样感觉到大地的广袤。“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这是从“小”的视角来探讨蜩与学鸠。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蜩与学鸠认为自己没有鲲和鹏大，那是因为站在了自己的视角上看问题。鲲起初也是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才会认为天空是极为苍茫和广阔，最后化成鹏后，从天空再往下看，“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从寓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庄子的“小大之辩”“小大之家”讲得更为透彻，视角的变化将呈现出问题本身的局限性，而要达到“道”的境界，就必须脱离人我视角，从“道”的视角来观看万物，则无大小贵贱之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抛开小大之辩，从而才能使自己的精神达到逍遥。《逍遥游》表面的描述只是一种表现的方式，要真正理解文章的主题，只有进行文章深度的挖掘才能获悉。而“自由”是庄子“小大之辩”中最核心的哲学。

二、马克思主义和庄子的自由观之比较

（一）二者之间的共性

1.真正的自由——物质生产的彼岸（艺术领域）

在上文关于马克思论述自由的文段中，马克思认为自由不在于物质领域，而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艺术活动领域”。因为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实现途径只有实践，但是由于物质实践活动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物质实践活动的自由只能是有限的。人若想达到真正的全面自由，就必须借用一种中介形式突破原有的物理条件对物质实践活动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才将“美”作为一种人的全面发展的代表。

在莊子的自由观中，同样也带有审美的特点，这是所公认的。庄子的美学解读在学术界存在两个观点，一是庄子独特的极具个人色彩的哲学理论，二是庄子诗词的文风。然而，庄子对其自由观的立场是生活两难的困境，是贯穿了庄子哲学的一条主线。因此，庄子的自由观是存在于艺术领域之中的。同时，庄子的美学基本特点也是对生活产生一种不计较得失的超然态度。这就是庄子的自由观。

2.都注重个体的自由

在马克思之前，也有许多西方哲学家都提到过由自由人组成的“自由联合体”，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个人自由在“自由联合体”中的地位。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先贤的自由观，充分肯定了个人自由在“自由联合体”的重要性，他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之所以人类能不断地前进与发展，自由是最终的命题。马克思的自由观就是希望让所有人都能得到自由，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自由，这是对前人自由观的一种超越。

在庄子的思想中，特别是在《逍遥游》篇里，其思想所张扬的也是一种独立个体意识，所深蕴的是个体的良知和德操。庄子的自由主义理念是深受其独立个体意识和所深蕴的个体的良知和德操的影响。比如在《逍遥游》篇里提到的“宋荣子”和“列子”两人，还有提到“至人”“无己”等，都强调生命个体要在精神上达到自由。庄子不关心伦理和政治问题，但个人存在的心神（心）问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二）区别——自由的视角不同

庄子对自由的解释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庄子·应帝王》）。由此可见，逍遥而游、精神虚静、与道为一才是庄子理想中的自由。庄子的自由大多从精神上去探讨人的自由问题，人的自由就是精神上的无所待，而谈论的范围也仅局限于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建立在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实现自由王国，光靠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主观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在此，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其提供了基础。在现实社会中，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制约着自由的程度。因此，为了达到自由王国，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三、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超越了庄子自由观

庄子的自由观思想产生于战国时期，在那样战乱的时代背景下，庄子仍能摆脱当时环境的束缚，创立了自由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但其自由思想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庄子没有正确认识到自由观是历史的和唯物的，他脱离了历史客观事实去谈人的自由，这种美好的自由只能存在于人的理想之中。为了使人能达到自由的最高境界，他要求人们要做到“无己”“无功”等，他认为精神可以无视一切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的限制，忘记一切，直到忘记自己。

最后，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营养，同时还可以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情况，适当地借鉴庄子自由思想的优秀成分，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智慧。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5）.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科学分配观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本文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张学良政治思想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演变轨迹，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文化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三重影响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主要动因;爱国主义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张学良 政治思想 文化解读

多年来，学术界对张学良的政治思想阐述得比较多，基本上达成共识，认为张学良政治思想经历了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演变过程，但进行系统理论解释的还很少。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探寻张学良政治思想演变的动因，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文化的熏陶和爱国主义的影响是其嬗变的主要动因；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张学良实现了政治思想的嬗变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威显赫，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因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扭转局势而彪炳千古。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由于其父的庇护，不到22岁升至军团长，随父多次参加内战。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暗算致死，激发了张学良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束缚、促成祖国统一的决心。东北易帜后，他通过带兵参加中原大战，加强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从此张与蒋紧紧联系在一起，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善后处理，张学良的政治思想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底，忠君思想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主流。在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张学良忠地实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妥协抗日。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何时在东北寻衅，我方应该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p1192）；“沈阳日军行动，可当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2］（p120）对蒋介石的不抵抗电令，张学良毫不犹豫地“知东北军负责长官知照”，“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未经抵抗，便将三十万大军撤进关内，这反映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对日态度和政策的一致性。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到了上海，他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毒瘾，然后赴欧美考察。1933年底，由于蔡廷锴、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要进行“剿共”内战，又要镇压福建事变，两面作战，深感力量不足，于是电召张学良回国，委以武昌行营主任的要职，率领东北军进行”剿共“内战。张学良回国后，把他从德、意等国学来的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表现出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1935年9月，东北军向陕西开进，张对全体官兵训话时指出：“必须知道，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前进的道路，只有首先剿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3］（p37）。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率东北军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第二阶段，1935年底，至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时期，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开始表示出怀疑，进而寻找解决中共问题的新途径。张学良试图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消灭了再抗日。但事与愿违，不仅共产党没消灭，反而被捆在内战的战车上，不能自拔，无力调兵抗日，换来的是民族危机的加剧。这使张学良认识到“把剿共和抗日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前者是领袖给我的临时命令，而后者是最重要的使命”［4］（p163）。张的思想在发生变化，开始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他说：“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分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政府诸公，在后方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他强烈希望：“领袖蒋公更改我们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1936年初，经与中共秘密谈判，张学良与红军基本上实现了事实上的停战。张在多次劝蒋停战抗日未果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采用极端的兵谏方式扣押蒋介石，提出“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的要求和主张。

二、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多元文化背景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根本动因。

张学良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其当时思想和行为的转变必然受到中国传统的政治心理、政治道德观、政治价值取向等的影响和制约。政治心理是政治行为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政治心理活动作先导,也就不会有政治行为的发生。张学良之所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道事君”和“事君以敬”这两种传统政治心理观念的影响。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本着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才可以长期抗战。”1936年秋季以后,他以各种方式向蒋介石“进谏”,申言抗日主张。尤其是蒋到西北的一个月,张学良可谓“用尽心机”,但是,“华山虽然高,无奈四周被阴霾笼罩着”,认为蒋介石“被人包围”,只好对蒋“实行最后的诤谏”,使之“有最大的反省”。所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反复申明: “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这次举动, 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5］

“事君以敬”表现为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愚忠。张说“现在有总理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有蒋委员长的刻苦奋斗为惟一导师,又有他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作我们思想行动的准则,只要在委员长领导之下努力去做,那是决不错的。历史上的现象,常是一治一乱,其所以能由乱而复返于治,完全是有力者领导于上,知识阶级辅佐于其间,民众服从于下,一心一德,共同奋斗,故能拨乱世而反之正。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就是这个意思。”同时,蒋对张的“施恩”,也使张深感“特殊优遇”, “没齿不能忘”,认为与蒋的关系“已超越部属关系”,“情同骨肉”，真是“痛恨,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张对蒋的崇圣、期待心理。诚如刘建群所分析的:“他拥护中央,赞助统一,对于领袖——蒋委员长存有敬意。颇思以侍奉长辈的心情,追随委员长,努力工作,获得成就。”其后,即使张学良不满蒋之误国政策,接受中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这种心态亦依然存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决意迅速送蒋回南京,甚至不惜“负荆请罪”。12月23日夜,他对政治秘书应德田说:蒋“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亲自送蒋可以“使他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24日,他在设计委员会上再一次说,西安事变对蒋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到南京的第2天,即12月26日, 张学良致信蒋介石,承认“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既容纳谏,国事有望。终,纵即不利于小我,决非所计。”［6］（p390）张学良后来回忆说:“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初衷”。直到90年代,年迈的张学良仍称:“我到南京,我自己是请罪的。”西安事变从发动到结束,张学良等戏剧性的政治行为着实令人难以理解,无怪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视其为“科立奥那的作风”,实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使然。先是“为民请命”,最后则是“负荆请罪”,把“以道事君”和“事君以敬”亦即“从道”和“从君”统一起来。张学良在解决“从道”与“从君”的矛盾时,没有再走古代忠臣“文死谏,武死战”,目的达不到即死的老路,而是始终把“从道”即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走一条目的达到以后死也无妨的新路这无疑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的熏陶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外因。

张学良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又被西方文化射进来的点点亮光所吸引。张学良15岁随父亲移驻省城奉天,开始学习英语和德语。为了学英文,他第一步接近了基督教青年会。透过基督教青年会,他开始结识了一些当时所谓洋派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同时也交了一些英、美朋友。也许可以把这解释为张学良从骨子里就有与父亲走相反路线的思想根子。张学良的英语教师普赖德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是美国朋友教会的教徒。他主张积极的和平主义,热心服务的社会。张学良受他的影响很大,经常参加他所在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在这里,张学良听到了“德育讲演”、“科学讲演”、“辩论讲演”,并参加了诸多的体育竞技比赛,开阔了他的视野,对他后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到青年会之助力”。这一经历使张学良自身在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的同时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西方文化崇尚“平等”、“自由”、“博爱”思想,张学良在其欧美朋友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也笃信和平,懂得容忍,开放胸襟,因此待人也十分忠厚,这与其父马上英雄的那一套待人处世方式截然不同。结果是，他在接受了“忠君”、“孝父”、“忍耐”等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至上、团体优先的价值判断和权威崇拜的思维习惯以及他控行为模式的日濡月染时,又表现出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精神,敢与“皇帝”、“父帅”平起平和蔑视权威的西方文化的特点。这表现在一方面张学良忠蒋，但又用兵谏的方式扣押蒋，西方文化的熏陶是其政治思想嬗变的外在因素。

（三）爱国主义思想的感召，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重要原因。

张学良在“剿共”时期，就专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学习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以及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并将这些小册子同《匪情辞通》发到各部队，让官兵加深对中共的了解。现实让张学良认识到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自己收复东北失地的要求是一致的，为后来联共奠定了思想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局势，及时调整策略，主张建立广泛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抗日的基础上加强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张在《反思录》中说：“此时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战,这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7］（p1195）。加上“剿共”的失利,张开始寻求解决中共问题的新途径,并开始与中共秘密谈判,实现停战,组成西北联合战线，揭开了联共抗日的大序幕。

三、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张学良政治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无论在东北易帜，还是旅欧回国，还是在西安事变时期，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核心价值取向所在。

（一）东北易帜促成统一。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爱国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我乃中国人,我的思想当以中国为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盖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北人民之愿望”［8］（p25）。他认为“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日本”。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

（二）兵谏逼蒋联共抗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势下，张学良先后在洛川和延安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周恩来举行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议和双方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常驻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并与中共阐明联蒋的可能性，以后又多次直谏蒋介石，但效果甚微，得到的却是蒋“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的绝望答复。面对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和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张学良不得不铤而走险向蒋介石施行了兵谏,并宣布,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当蒋介石对谈判协议表示同意接受时,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蒋返宁,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从而使事变真正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中华民族开始由内耗走向内聚,从分裂走向团结,从内战走向抗战,并最终取得了中国反侵略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同时也使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的实践再一次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张学良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嬗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经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是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境界的体现。张学良政治思想的转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卓越人物。○

参考文献：

［1］毕万文：《张学良文集》第二辑，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2］阎宝航：《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2年。

［4］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5］《西安事变档案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

［6］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出版。

［7］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8］《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责任编辑 钟海连

科学分配观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应着重掌握和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这一点，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胡锦涛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源于实践、扎根人民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8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有这些，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着力掌握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关于阶级、政党、国家的原理，关于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理等等，都科学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正确揭示了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予以坚持。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原则方法，而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科学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等观点和方法，推动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不断发展。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30年来，我们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内在矛盾及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出发观察和分析问题，在对立中把握统

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要求我们正确认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基本关系。

（二）始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突出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历史经验表明，孤立地、静止地、教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离开本国实际谈论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神圣化，是毫无出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基

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在实践中不断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结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突出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科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也就不尽相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使之同我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同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之“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形成适应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运用通俗易懂、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解答时代课题，突出时代特色。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课题。只有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提出的课题，才能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正是在回答和解决自己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当前，我国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放眼全球，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潮流，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纵观国内，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人们的思想困惑日益增多，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新课题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当今时代的新特征、新变化，努力回答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的历史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我们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从纵向上说，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横向上看，涵盖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方面，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

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个科学、严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应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和掌握这一科学理论体系。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坚持和发展，就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好的坚持和发展。从理论上看，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实践上看，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使思想始终跟上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及时回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突破前人，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当代中国根本理论问题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董德刚著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