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综述范文

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综述范文第1篇

1 研究现状

1.1 研究方法

国内外有关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心理测量法、社会适应判定法、临床症状判定法、访谈法、调查法以及个案研究法等。采用的量表来看主要有:《康乃尔健康问卷》 (CNI) 、《汉密尔顿抑郁、焦虑评定量表》 (H A M D、H A M A) 、《焦虑症状和特质问题》 (S T A I) 、《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和16PF等。在我国, 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多采用SCL-90量表。

1.2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有的认为教师与他人无差异, 有研究表明6%~8%的教师有不同程度的不良适应, 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数字大约接近;有的认为教师承受的压力更大更易患神经症, 在教师、医生、农民、律师、家庭主妇和修女中, 教师患神经官能症有相对高的比率 (Linger, 1976) , 日本文部省的统计, 1998年因病而辞去教职的教师共有3710人, 其中患精神方面疾病者多达1017人, 约占1/3;有的则认为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其他人Horrocks和Mussman (1990) 在对大量的教师与非教师的样本进行比较中发现教师比非教师调节更好。可见国外关于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尚不统一。

国内关于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 多数只停留在基本状况的调查与诊断性的分析层面。有研究结果表明,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如贾善德 (1993) 调查了赣、浙、苏100多所中小学教师 (176名) 的SCL-90各因子得分均低于常模;李作佳等人 (1998) 调查山东某市520名中小学教师, 认为中小学教师的焦虑症发生率低于其它群体等。但也有相当多的资料表明,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 2000年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辽宁省168所城乡中小学的1191名教师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有51.23%的教师存在心理问题, 其中32.18%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障碍, 而2.49%的教师已经构成心理疾病。四川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周福初等人1998年对自贡市三所乡村中学和两所城市中学的200名教师进行的SCL-90调查, 结果各因子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常模。郭晋武等 (2000) 的调查发现高校教师中的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 约占总数的15%~20%, 情况不容乐观。可见我国关于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也尚不统一。

虽然抑郁情绪是影响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 但是还没有研究是单独从这个角度入手探讨其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国内的相关文献中鲜见对这两种社会支持的研究, 有限的资料表明, 领悟社会支持和实际社会支持都能削弱抑郁情绪。但是社会支持这两种成分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不同以及这两种成分是否交互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 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2 改善方法

2.1 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

尊师重教不是一个口号, 关键是要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 有关方面要切实为老师解决工作、生活、教学等方面的问题, 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集中精力去教学, 去培养人才。

2.2 学校要切实减轻教师的压力

学校必须建立相应制度, 来减轻教师的职业压力:心理健康研究制度, 进行教师心理健康的定期检测;教师环境建设制度, 创设松弛有度的工作环境;建立发展性的教师评价制度, 改善教师的生存状态;建立教师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训制度, 提升教师的自身素质。

2.3 为教师提供各种社会支持

教师社会支持的来源除了家庭、朋友以及同事之外, 社区、学校也应该自觉地不断努力做好为教师服务的工作, 建立起健全的社会心理服务系统。

2.4 教师要加强自身心理健康的维护

教师心理健康的自我维护,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尊重自己的职业选择, 愉快接受自己的教师身份, 敬业乐教;乐于合群、善于交往, 营造良好的人际空间;学会积极的自我调适, 有效调节不良情绪;拓展兴趣爱好, 保持乐观心态;科学用脑, 合理作息。

摘要：心理健康是当代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师进行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本文从社会支持角度探讨对教师抑郁情绪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支持,教师,抑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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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综述范文第2篇

一、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二者关系研究中, 学者们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分歧, 如“股东至上”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支持这两种理论的学者们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意味着在运营过程中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 势必会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好的影响。资源松弛理论认为企业资源的丰裕程度决定了企业是否有能力去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财务绩效是其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先决条件。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间的“一组契约”, 企业不仅与股东之间存在契约关系, 还与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企业只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维护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才能得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建立更好的经营环境, 因此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并非只关注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理论的提出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二、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回顾

早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普遍侧重于单纯地探讨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包括社会责任整体或各维度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以及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的研究, 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存在以下四种结论。

(一) 正相关关系

Ruf (2001) 、Peters&Mullen (2009) 均采用KLD指数法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通过实证验证了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Beurden&Gossling (2008) 以1990年及其以后发表的34项研究为样本进行的元分析也支持了此结论。王晓巍 (2011) 的研究发现, 企业所承担的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且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影响最大。齐殿伟等 (2013) 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总体上有利于财务绩效的提升, 但个别指标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张兆国 (2013) 发现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当期财务绩效, 当期财务绩效又正向影响当期社会责任。尹开国 (2014) 发现在外生假设下, 社会责任正向影响财务绩效;在内生假设下, 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互为因果。欧绍华等 (2017) 的研究发现企业慈善捐赠能有效提升财务绩效。

(二) 负相关关系

Brammer&Pavelin (2006) 将股票回报率这一市场指标作为财务绩效的替代变量,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除企业社会责任的员工维度与财务绩效弱正相关外, 环境、社区等维度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温素彬等 (2008) 从多元资本共生的角度出发, 依据资本形态将利益相关者分为货币、人力、生态、社会四类资本利益相关者, 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变量负向影响当期财务绩效, 但正向影响长期财务绩效。

(三) 非线性相关关系

Flammer (2016) 运用断点回归的方法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发现,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有效改善财务绩效, 但二者间并不是线性相关, 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边际报酬递减的资源, 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是一种凹型关系, 且在“清洁”等具有高社会责任规范等行业中, 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能带来更高的价值增值。李茜等 (2018) 的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呈倒U型影响, 而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则相反, 对财务绩效呈U型影响, 即先有显著负向影响, 到一定临界值后, 变成正向影响。

(四) 不确定性或无相关关系

Margolis&Walsh (2003)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因而二者关系无法确定。夏揪 (2014) 认为企业作为多元资本的共生体, 社会责任是多元资本供给者向企业寻求资本回报的表现, 多元资本共同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 不同的多元资本对财务绩效的作用不同。Soana (2011) 用道德评级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市场和会计比率衡量财务绩效, 结果显示在银行部门二者呈无相关关系。窦鑫丰 (2015) 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积极作用不明显, 但存在显著倒U型滞后效应。

虽然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 但大多数学者持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观点。

三、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关系的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并非简单直接相关关系, 内外部环境 (如制度环境、公司内部环境) 、商品市场 (如企业声誉、顾客满意度) 、资本市场 (如资本成本、融资约束) 等诸多潜在中介或调节变量作用于二者关系。Surroca et al (2010) 认为, 财务绩效会对企业四类无形资产 (研发、人力、企业声誉以及公司文化) 产生影响, 而这些无形资产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责任的践行。Reverte et al (2016) 验证了企业声誉、员工激励增加和顾客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以及创新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的重要作用。目前部分学者已提出一些理论框架, 并通过实证检验了部分潜在影响变量的具体作用, 具体如下:

(一) 公司特征

王克稳等 (2014) 的研究验证了中国房地产行业中, 相同战略群组身份对企业慈善捐赠及财务绩效的一致性作用。杨皖苏 (2016) 发现大型、中小型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对短期财务绩效均无影响, 但对长期财务绩效关系的表现不完全相同, 在大型企业中多呈正相关关系, 中小型企业则负相关关系较多。董千里 (2017) 认为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是交互影响, 互为因果的关系, 企业规模起负向调节作用, 不同规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产生的效应不同, 因而企业要依据实际制定社会责任实施战略。

(二)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了规范性指导, 王海兵等 (2015) 认为内部控制通过发挥其在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 一方面通过与财务绩效产生协同效应, 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夯实的资金保障和有序的实践环境,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还能发挥监督的作用, 及时督促企业将承担的各项社会责任落到实处。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需要企业在履行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义务过程中加以巩固, 才能促进企业价值增值 (田利军, 2015) 。

(三) 公司治理

良好的治理结构对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统筹考虑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杨伯坚, 2012) 。董事会组成特征如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及CEO二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影响是不同的 (Sahin et al, 2011) 。肖海林等 (2014) 的研究表明, 在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下, 企业社会责任总体上正向影响财务绩效, 其中, 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均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与企业社会责任在交互作用下负向影响财务绩效。

(四) 制度环境

企业的各项活动不是独立的, 它受制于公司的内外部环境。张婧 (2012) 基于制度理论, 提出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的一种契约性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影响到企业绩效, 公司战略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具有调节作用。徐二明 (2014) 立足中国企业环境和实践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与滞后期财务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行业竞争度起正向调节作用。张川等 (2014) 发现, 不同类别的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不同。王军 (2016) 的研究发现, 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取决于企业的政治关联性及所属地区的市场化程度。

(五) 媒体关注

在信息时代, 媒体可以通过新闻报道, 起宣传或监督作用, 发挥外部治理功能。陶文杰等 (2012) 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 媒体关注度在二者的交互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黄辉 (2013) 认为媒体报道能够影响企业的经济后果, 继而发挥其公司治理等作用, 不同特征的媒体报道对企业经济后果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不同, 媒体负面报道次数和严重侵害的报道负向影响财务绩效, 而深度分析的报道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六) 社会资本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形成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社会信任、生成社会资本 (李红玉等, 2009) , 积累声誉、保险或道德等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Chen&Delmas (2010) 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降低资本成本, 缓解融资约束, 继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社会责任通过信誉资本作用于企业价值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循环和协同作用过程 (刘建秋, 2010) 。卫武 (2012) 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国内外有关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综合统计分析, 发现声誉具有高度中介作用。公司声誉的提高会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从而改善企业绩效 (Saeidi et al, 2015) 。

(七) 研发投入

在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的创新产出是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付强 (2013) 认为, 基于技术创新的企业社会责任会正向影响社会绩效, 社会绩效又会正向影响财务绩效。朱乃平 (2013) 基于两阶段投资决策模型, 验证了技术创新投入和企业社会责任对长期财务绩效的协同作用。李文茜 (2017) 的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提升其技术创新产出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效率, 广告投入起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纵观近四十多年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及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 并未得到一致认可的结论, 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指标选取不一。目前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有内容分析法、KLD指数法、声誉评价法、第三方机构评级等方式;衡量财务绩效, 存在会计指标 (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 与市场指标 (托宾Q值、股票回报率等) 之分。 (2) 研究方法不一。规范与实证研究并存, 虽然实证较多, 但由于理论依据有分歧, 研究结论易受研究条件或学者研究水平的影响。 (3) 样本选取不一。针对某一具体行业或地区, 跨行业、地区的研究并存。进一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关于潜在影响变量对二者关系影响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 因而今后可以企业社会责任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的表现为视角, 来深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财务绩效的整体框架。

摘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梳理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成果, 发现未形成统一结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二者间并非只是简单直接影响关系, 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 选取一些潜在影响变量进行了实证检验, 但研究相对分散, 影响机制框架仍需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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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综述范文第3篇

虚拟团队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军团, 借助科技力量实现战争的远程布局, 并最终实现知识共享、合作共赢的目标。战后, 该合作模式被推广到经济管理及科研活动中。但虚拟团队的管理仍然存在问题, 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提升研究, 本文立足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含义、影响因素及评价模型, 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其未来研究趋势。

一、虚拟团队含义

1. 虚拟团队的含义

在国内外学者中, Jessica Lipnack&Jeffery Stamps (1997) 最早提出虚拟团队, 其指出虚拟团队是一群人围绕共同目标和任务而产生的互动。金周英 (1998) 指出, 虚拟研究所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形成的团体, 为了达成目标的同时, 挖掘个人及团队的创造力及智力, 其组成人员可以来自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罗双平 (1999) 指出, 虚拟团队在计算机网络的基础上, 实现远程合作。张子刚 (2001) 指出, 虚拟团队借助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 通过集成信息系统, 跨越不同企业, 促使共同完成任务。

2. 虚拟团队的分类

罗双平指出虚拟团队主要有三种类型:跨组织定点团队、分散型团队和分散型跨组织团队。戚振江 (2002) 总结虚拟团队包括网络式团队、并行式团队、项目产品开发团队、工作团队、服务团队、管理团队以及行动团队。

二、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含义

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传统团队或组织的创新绩效, 且集中于取得的创新效益。Drucker (1993) 指出创新绩效是对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综合反映, 周希炯 (2009) 指出创新绩效是针对技术创新效率及效果的评价。针对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含义也未统一, 李婷 (2013) 强调虚拟团队创新绩效是团队成员通过沟通交流、共同合作产生的知识整合及再造而获得的团队效果和效率的提升。

三、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Nemiro (1998) 指出, 虚拟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有信任、构想的接受和积极性紧张, 自由度, 挑战性, 目标清晰度, 写作, 资源和实践的充分性, 激励管理, 信息共享, 承诺, 员工契约。

Lurey&Raisinghani (2001) 提出影响虚拟团队绩效的4类因素, 包括群体因素, 任务因素, 情境因素以及技术因素。

朱冀恺 (2001) 指出影响因素包括团队的结构特征, 团队领导的指导、良好的沟通, 团队成员参与管理、同期反馈控制、结果导向的管理风格等。

苑清敏 (2007) 的研究表明关系冲突对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负面作用以及团队效能感对关系冲突和虚拟团队创新绩效方面的显著调节作用。

李忠华 (2017) 指出了快速信任、交互式记忆系统、团队效能感和虚拟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评价模型研究

梁媛 (2013) 对高校虚拟科研团队绩效进行研究, 采用平衡计分卡及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模型。

罗洪云 (2015) 构建了产学研协同知识创新体系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模型主要包括人员维度、资金维度、物质维度和成果维度, 并采用LWD和LOWA算子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

五、结论与展望

国内外针对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研究较少, 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传统团队的绩效及创新绩效的研究, 因此针对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研究还有较多的可拓展领域, 如, 关于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影响机理及影响模型的研究, 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评价模型的研究, 针对不同类型的虚拟团队的创新绩效研究, 虚拟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测量等。

摘要：本文在立足虚拟团队创新绩效, 从虚拟团队基本理论、虚拟团队创新绩效基本理论出发, 分析了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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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忠华.快速信任对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D].天津理工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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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综述范文第4篇

国内学者对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主要论述点集中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的提升等问题上, 在管理方式的创新方面, 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方向, 主要表现在以下从三个方面。

1.1 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多学科融合研究趋势明显

孙冬煜借鉴组织行为学, 突出城市交通管理中人的因素, 提出要遵循人的特有行为规律, 探索城市交通管理的一些本质特点, 从而提升管理的效率和质量。[1]陈依民以规划学为突破口, 将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竖向规划、路网建设与交通工程学原理有机结合, 力求规划的“多规合一”, 对城市交通管理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研究。[2]庞玉萍从经济学的角度, 通过测算出行者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发现道路资源的稀缺性, 提出收费是解决交通管理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3]薛劲松尝试运用“大系统”理论解决城市交通管理的不同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 分析了信息设备的安装对城市交通管理的影响, 从工程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4]

1.2 借鉴国外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先进经验

柳咏中、牛惠民分析了英、美、日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提出了“平衡发展”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理论。[5]王修山通过归纳和分析新加坡在城市交通管理方面的举措, 提出城市交通管理要与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相结合, 从而构建公共交通网络。[6]孙尧针对城市“停车难”问题, 通过分析柏林、伦敦等一些我们熟知的国外发达城市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面的经验, 提出“全面思考和分析”理论, 认为不应将“停车难”孤立作为交通管理的单独问题研究, 应该与交通运输管理涉及的方方面面一并思考与探究。[7]杨立峰等学者分析了交通管理效果显著的国家, 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措施, 就是实行交通拥挤收费政策, 通过这样的措施以减少拥堵区的通行车辆, 从而缓解交通压力。[8]

1.3 总结分析国内交通拥堵大城市案例

物尽不同, 每个城市的交通运输都有不同原因造成的拥堵, 通过对比分析部分典型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和根本原因, 并结合理论与实践,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徐振宇通过对比国内外大城市, 特别是以东京道路运输经验为参照, 从城市规划与制度因素两方面剖析了首都北京交通拥堵的问题根源,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了缓解此困境的意见建议。[9]邵源等学者分析了深圳的城市交通管理问题, 收集并梳理了引起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的原因, 并对如何解决城市交通管理问题提出了应对政策措施。[10]

2 国外文献综述

只要有交通就会出现交通管理问题, 关于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这个课题, 无论国内国外都会同样面对, 研究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如何解决城市交通管理与城市发展的突出矛盾。

2.1 研究规划在城市交通管理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两者的交互关系

19世纪末, 巴黎通过制定和完善公共交通系统, 充分整合利用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 实现交通系统化、统一化发展。伦敦在交通智能化管理、经济杠杆缓解交通拥堵、治理交通环境污染方面拥有许多成功经验, 2003年起对进入城区的车辆实行收取“入城费”的措施, 同时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质量, 促使公共服务和物流更及时、可靠、有效。

2.2 研究智能交通在城市交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末,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率先启动道路交通运输智能化研究。19761997年, 美国车辆公里数、道路建设里程分别年增长77%、2%, 约有54%的车辆在交通高峰时期处于拥挤状态, 80年代起启动了智能交通系统建设, 成效显著, 目前智能化交通的覆盖率已达80%以上。2000年, 英国投资1.2亿英镑实施智能公路计划, 直接淘汰5500个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紧急电话, 电话没有了, 道路交通事故反而下降, 同时道路也更加畅通。

2.3 研究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当前, 城市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渐渐凸显出来, 特别是道路交通引起的环境污染不容小觑, 世界上各大城市在道路交通管理方面, 也纷纷开始主张关注城市道路交通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共存共生关系。丹麦是世界上首个实行环境保护法律的国家, 率先提出了“绿色城市”的理念, 2015年前约有50%的哥本哈根居民采用绿色环保的自行车作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3 简评

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先进经验, 分析了国内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特别是列举我国城市出现交通拥堵问题的典型案例, 研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各种解决方法和对策, 重要论述点集中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者管理水平的提升和管理方式的创新、群众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不匹配、城市交通规划不合理等问题;也从经济学、规划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方向对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进行横向交叉系统性分析, 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意见建议和解决方案。国外研究学者也从不同领域和专业方向进行了分析, 把城市中的交通管理问题结合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规划在城市交通管理中的关键性作用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智能交通对于解决城市交通管理的积极作用等内容。

摘要：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先进经验, 分析了国内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特别是列举我国城市出现交通拥堵问题的典型案例, 研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各种解决方法和对策, 重要论述点集中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者管理水平的提升和管理方式的创新、群众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不匹配、城市交通规划不合理等问题;也从经济学、规划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方向对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进行横向交叉系统性分析, 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意见建议和解决方案。国外研究学者也从不同领域和专业方向进行了分析, 把城市中的交通管理问题结合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规划在城市交通管理中的关键性作用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智能交通对于解决城市交通管理的积极作用等内容。

关键词：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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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综述范文第5篇

高校危机管理已成为学界一个焦点、热点问题, 也有一些学者撰写了相关研究综述, 但归纳不够全面、准确, 主要表现为在介绍国内研究时, 对于一些核心问题的介绍过于简略和片面。本文运用系统的文献分析方法, 梳理国内高校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 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高校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管理策略、管理体制、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管理等角度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 危机管理理论传入我国, 国内学术界开始对危机管理的探索研究。早期的成果以胡平的研究为代表, 他在是最早介绍国际上对危机的研究现状、研究动态, 包括危机概念定义、危机的特点、危机管理的方法原则等理论的学者, 以及总结了当代国际局势下的危机冲突、管理理论知识, 包括危机早期预警、危机管理决策、危机保障与危机情报信息等概念。2003年, 国内爆发“非典”危机后, 促使危机管理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大到危机概念、应对公共危机的组织、危机管理制度、教育领域的危机管理课题等多领域研究, 此后, 高校危机管理的研究逐渐增多。

二、高校危机管理的概念研究

危机概念是早期学者们研究探讨较多的主题, 较早关于危机概念的研究成果是结合非典事件对高校遭遇危机的表现进行了审视、分析, 注重结合企业危机管理概念和高校管理实际, 对高校危机管理的概念、目标、应对危机的具体措施等进行了界定。以及从校园抗击非典过程中的问题、成果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育角度, 对校园危机事件的定义、类型及范围进行重新定义。

三、高校危机管理的策略研究

高校危机管理领域的研究中, 关于高校危机管理的策略研究成果是相对较多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从公关应对的角度, 对高校危机管理的类型、特点进行了阐述, 从国内高校危机管理方面的实践情况出发, 探讨了高校危机管理中的具体管理框架, 包括应对危机的管理方法、组织原则和具体对策。第二类是从高校管理的角度, 注重分析深入分析了当下高校危机管理的现状问题, 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危机策略, 具体指高校管理层的危机意识、管理责任、管理制度和师生文化素质四个方面。如2008年, 冯文全、吴虹瑶提出了高校危机管理的三个建议, 包括建立高校危机管理制度、提高危机处理能力, 构建危机预警机制三个建议。

四、危机管理体制的建设

关于高校危机管理体制建设, 学者们主动从学校管理层面、社会环境层面、主体责任制几方面进行了研究。2005年, 王茂涛提出了建立校级院级两级管理体系, 具体管理内容涉及到高校危机管理的政策制定、操作的标准化程序、危机处置制度的建立完善、危机事件前期的预警体系布防和危机管理中的沟通机制。2011年, 学者江海宁从新媒体视角分析了当前新媒体蓬勃发展和运用对高校危机管理产生的影响, 探讨了新媒体背景下结合新媒体特点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体制的具体对策。2012年, 魏少妮针对高校责任追究制建设进行了讨论分析, 从责任制度建设框架细化到其含义、主体、对象、方式、事项、后续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

五、立足新媒体的高校危机管理研究

从新媒体角度进行的高校危机管理方面研究, 近几年比较兴盛,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研究是从媒介传播角度出发, 相比传统信息传播方式, 新媒体工具应用下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不受限, 传播出的信息呈现分散、不完整等特点, 在危机事件爆发后, 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会增强高校危机管理的难度。2012年肖娜提出了高校管理层要转变媒体公关思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管理对策。李喜镟也指出在信息爆炸时代, 面对媒体报道出一系列高校突发事件, 高校管理面临着就巨大的挑战, 与媒体的关系处理好坏影响突然事件的处置进程, 也就是高校要学会妥善的维持和应对与媒体的关系。2013年, 李明德、蒙胜军等作者共同发表《媒介在高校危机事件中的作用及应对策略分析以2005-2012年高校典型案例为例》, 对2005-2012年之间发生过的高校危机事件进行综合研究, 他提出了首发媒体、再传媒体的概念, 对危机事件发生全过程中新媒体起到的首次传播、再次传播的比例进行了分析比较, 针对不同新媒体工具表现出来的危机传播特点, 提出了具体应对策略。第二类是从高校管理机制创新层面进行的研究, 曲明、聂法良认为新媒体快速发展对高校遭遇危机时各项管理工作的影响, 高校应当建立新媒体危机管理机构、提升危机管理团队水平、转变新媒体管理思维意识几点策略。第三类则是从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危机管理具体策略出发, 如李俊鹏、颜娟、彭小银分析了传统管理方式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失效, 提出高校应把握新媒体的正向作用, 比如利用新媒体舆论引导功能进行正面宣传、主动利用新媒体对公众进行危机信息的公开、培养高校管理层对新媒体的认识和使用能力、开展在校大学生正确使用和分辨新媒体资源的讲座应对方法。

摘要：全文运用系统的文献分析方法, 对近年来我国高校危机管理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 国内学者对高校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有高校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管理策略、管理体制、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管理等。

关键词：高校危机,危机管理,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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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综述范文第6篇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占总人口约70%的人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其中的关键内容之一。随着老龄化浪潮汹涌而来，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为了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我国政府从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性地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有1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2年，为试点阶段。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沙洲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首批试点地区。

第二阶段：1992年1998年，为推广阶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决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公布实施。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

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官方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并不成功的。在理论上，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在目前这一政策面临转折时，对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能使我们全面地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在大量查阅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必要性基本上没有异议。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它还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农民养老难以落实。

更多的研究从微观经济个体的养老需求与供给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向城市，老年农民社会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储蓄和农民自身的养老能力都难以担负起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建立，可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呢?一些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性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资金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因此现阶段我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杨翠迎、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从世界经验来看，马利敏认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大比例的农村人口决定了现在不宜把农业家庭人口纳入帐户养老保险体系。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有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前者主要包括：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样，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常常需要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则。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长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

3)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缺乏投资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但是199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现已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帐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D盖尔约翰逊指出，由于中国19931997年的投资收益率为负，对于从19931997年每年投入了同等数量保金的个人来说，他们积累的基金实际价值低于他们支付出的保费(D.盖尔约翰逊 1999)。

4)保障水平过低。《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个档次缴费。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 9.9元(王国军2000)，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10元，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1998年以前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集、保管、运营和发放全是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一地的民政部门又直接受制于当地的政府。因此当政府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有什么建设项目缺少资金时，有时就会要求动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这样的要求，民政部门往往难以拒绝。因此各地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给今后的发放工作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机构管理费用入不敷出。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经费可以按所收取基金的3%来支取。但是按规定提取的管理费难以满足开展业务的需要。有的市(县)提取的管理费连给职工发工资也不够，加上会议费、宣传费等，空缺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都已明确规定不从保险基金中支取了(何承金等2000)，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仍然要靠这一渠道来解决工作经费。

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基本方案》规定：“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在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执行过程中，同一个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却不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参加投保的绝大多数村和乡镇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少数村都补的，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群众一般一年仅补助3-5元，而干部补助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上万元(彭希哲等1996)。这样大的差距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农村社会不公平，强化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抵触情绪。

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吴云高1998)。在苏南地区，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开展得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养老保险形式：有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有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办理的，有社会保障局办理的，等等。它们各自为政，操作方法各不相同，导致了原本就“稀薄”的资金更加分散，缺乏规模效应。在其他地区，由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也产生竞争，虽然竞争本身可以给投保农民带来实惠，但由于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商业保险往往受到排挤，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尽管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应当在现有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田凯 2000);有人认为，“当前试点中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担负起农村跨世纪社会养老责任的制度，需要更有效的制度来取而代之”(马利敏1999);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项举措“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王国军2000)。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区域研究

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养老仍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范围还十分有限。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文献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王海江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民所在省份对其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解释性(王海江，1998)。薛兴利等的调查也表明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村领导越强的乡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情况越好(薛兴利等1998)。从全国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显著地好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区已达到较高的覆盖率，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推行这一政策十分困难。

但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其对老年农民的保障并非完全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反，他们往往是在《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

1.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性保险为补充” (彭希哲等1996)，上海市农村也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社区保障是社区范围内统筹的制度，社区成员一般都享有类似的保障福利而不受其就业的那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它在资金上主要依赖于社区公共资金的投入，而社区公共资金又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的盈利。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彭希哲等1996)。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这里也有较高的覆盖面，但在资金筹集上，苏南模式有其独特之处：一是集体补助所占比例较高;二是基金筹集标准不是按照《基本方案》中的10个等级，而是被大大提高了，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实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比如上海嘉定区的实际操作中，个人年缴费标准分为3档：240元、180元和120元。企业缴费则按企业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缴费标准。农村“三资”企业，按上月农方职工工资总额的25.5%缴费;农村私营企业按上计税工资标准的25.5%缴费;农村个体工商户，户主按上计税工资标准的 10%，为本人和农民帮工缴费。

2.山东模式。整个山东省的农村养老保障仍以家庭保障为主，但它是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几个试点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投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在资金筹集方面，该地区基本是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来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的比例很小，只占已交纳保险基金的约15%。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补助给村干部、乡镇企业职工等“特殊职业”的人口。山东省农民的投保标准普遍很低，一般都是24元/月的水平(彭希哲等1996)，因此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也很低。

3.广东模式。确切地说，这也是一种社区保障模式。它通过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的年龄股和集体股来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所谓年龄股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股份数额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因此老人总能拥有较多的股份。集体股是属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所有者所有，集体股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为公益金，老年福利支出是公益金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许多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缺少政府扶持是农民缺乏投保热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目前集体补助比重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均提出应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才能调动起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2.应当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使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变化无常，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在这方面也没有规范统一的业务、财务及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这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稳定性。而通过立法是达到稳定政策的最好途径。

3.应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以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我国这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而且目前我国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很少，但是许多文献仍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改革的方向。比如，①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资代理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②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以县为覆盖范围，因此基金大多集中在县级保障部门，其保值增值受到人才、信息、投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规定，不能保证适当增值率的投资主体，要在一定期限内放弃投资权，将养老保险基金全部或部分上缴，由省级部门负责保值增值并承担责任。省级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可以将基金交由全国有关机构管理。福建省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效果比较好。

另外，王国军主张完全放弃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另起炉灶，建立“从城乡二元‟保障到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保障中，农业劳动者通过税收的方式，向全国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机构交纳社会养老保障税，社会养老保障税率应按各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和人口预期寿命而分别制定;在补充保险中，如果农民受雇于人，超过一段时间后，雇主和雇工必须按雇工工资的法定比率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交纳社会补充保障费;在附加保障中，农民可以参加商业保险或个人储蓄的方式获得保障(刘书鹤等1998)。

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进行了10多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但由于为农民这类非雇佣的独立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还不够发达，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以下几个：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

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应当在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时增加政府扶持的力度。但是这个“力度”应当有多大比较合适，即既能充分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政府又能承担得起?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明确的定量分析，甚至连定量分析的框架也没有，这样“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便缺乏科学的指导，难以落实。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

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管理和发放应当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完全由民政部门独立管理，1998年以后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也是一家说了算。权利缺乏监督是基金安全难以保障的关键，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机构设置应当进行改革。但怎样改，怎样体现权利的监督与制衡是目前已有的文献中研究得较少的问题。

3.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

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两者不存在可换算的基础，根本无法衔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加快，有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两种不相衔接的养老保险体系将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王国军提出了“三维‟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仍无法解决。比如在基本保障中，国家是否给予补贴?如果给，给多少比较合适?如果不给，较富裕的农民是否会感觉“吃亏”而不愿参加?因此关于这个方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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