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1.1 研究背景

2017年6月, 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会议称:我国秸秆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不到4成, 60%以上秸秆闲置浪费, 损失约合6 000亿元。[1]从总体上看, 我国秸秆产业处于起步阶段, 暂时无法综合利用数量庞大的秸秆, 需要不断创新技术, 吸收国外经验, 与科技、市场相结合, 研究出自己的利用模式。

1.2 研究意义

1.2.1 缓解大气污染, 关系百姓利益。

科学地进行秸秆综合处理, 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物排放, 可以有效提升空气质量, 缓解大气治理压力, 保障航运和道路畅通, 在大幅提高百姓生活质量的同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维护社会协调、发展进步, 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

1.2.2发展绿色农业, 建设美丽乡村。

农作物秸秆的市场化处理通过机械还田、保护性耕作等形式利用秸秆, 能提高土壤肥力, 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农产品质量, 大力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并能带动当地农业甚至农村结构变革, 形成经济增长点,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1.2.3增强循环经济, 保护生态环境。

作物秸秆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 其市场化综合利用有利于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 发展循环经济并保护生态环境。促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2 京津冀地区秸秆处理现状

根据我组对292户农民的实地调研, 有170户农民选择不焚烧秸秆, 其对于秸秆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秸秆还田。目前石家庄、邢台部分地区农民表示每年夏收、秋收季节, 会有邻村有秸秆还田机的村民帮忙还田, 每667m2地秸秆还田价格在60-70元不等。根据调研显示, 具有秸秆还田机的农民大多是几户合伙购买, 夏收、秋收季节帮附近的农民将秸秆还田, 收取一定的费用;二是自己处理后喂牲畜或者做生活燃料。目前承德地区农民因没有秸秆还田机器、迫于政府检查力度严格的压力, 选择自己手动将秸秆还田或者收割后喂牲畜;三是收割后堆砌, 石家庄、张家口部分地区农民表示, 收割后大量的秸秆没有用途, 唯有堆砌在角落里。

3 京津冀地区秸秆处理现状成因分析

3.1 部分农民焚烧秸秆的原因

3.1.1 忙于耕种, 直接焚烧“方便快捷”, 简单易行。

目前, 京津冀地区农村劳动力常呈现短缺状况, 参加收割的农民大都是外出务工赶回家抢收粮食。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地处北温带, 多受温带季风气候影响, 农作物收割、播种的黄金时间十分短暂, 在抢收结束后须立即开始下一季农作物的耕种。有少部分农民坦言, 直接在田间焚烧秸秆成本低、易操作。

3.1.2 当地政府宣传及监管力度不大。

有44.52%的受调查者认为, 所在地政府对禁止燃烧秸秆的宣传力度不大、影响不足。仅石家庄、承德部分地区受调查者认为宣传有完全影响力;有48.97%的受调查者认为, 所在地政府对秸秆燃烧现象的查处政策不严格、产生的效果欠佳。

3.1.3 政府对科学处理秸秆的补贴少。

总体上看, 79.45%的受调查者称, 当地政府对当地科学处理秸秆没有任何补贴。调查走访中了解到, 承德部分地区更是只有少部分“关系户”才能获得一定的补贴。

3.1.4 没有全面了解秸秆燃烧带来的危害。

在焚烧秸秆的122户居民中, 虽有半数以上的农民知道秸秆燃烧对生产生活、大气环境带来的危害, 但也有57.38%的受调查者不了解秸秆燃烧对土壤结构的危害, 有51.64%的受调查者不了解秸秆燃烧对交通安全的危害等。

4 部分农民处理秸秆的原因

4.1 农民知道燃烧秸秆对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危害

不焚烧秸秆的农民中有74.12%的农民表示了解秸秆燃烧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77.65%的农民表示了解秸秆燃烧对大气环境的危害, 48.24%的农民表示了解秸秆燃烧对土壤结构的危害, 55.29%的农民表示了解秸秆燃烧对交通安全的危害。农民了解焚烧秸秆的危害, 从主观上不愿意焚烧秸秆是其不焚烧秸秆的原因。

4.2 当地政府对“禁止燃烧秸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影响大

在不焚烧秸秆的农民中有65.29%的农民表示当地政府对“禁止燃烧秸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政策影响较大。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 石家庄市鹿泉区宜安镇东焦村在夏收、秋收季节采取村内喇叭广播的形式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

4.3 当地政府对燃烧秸秆现象的查处力度大

不焚烧秸秆的农民中59.41%的农民表示当地政府对燃烧秸秆查处力度较大, 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任杖子村村民王某表示, 每年夏收、秋收季节会有消防车定时在村子里绕行, 查看是否有村民焚烧秸秆, 当地村民因为惧怕焚烧秸秆被处罚所以不敢焚烧秸秆。同时邢台检查组检查至邢台县羊范镇王村时发现有人露天焚烧玉米秸秆, 立刻对着火点进行扑灭清理, 并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拘留。

4.4 当地秸秆处理机械化程度高

石家庄市鹿泉区宜安镇东焦村村民反映, 他们当地的秸秆是由行唐县有秸秆收割机的农户过来收割的, 60块钱667m2地;邢台巨鹿县老马庄村民王某也是分期付款买进秸秆还田机, 帮助附近村民将秸秆还田, 每667m2收取70元的费用。

5 京津冀地区秸秆处理的主要困境

5.1 农民自主性差

5.1.1 农民对于秸秆处理知识的匮乏。

采取大字报、广播、条幅等方式对农民的宣传并不能激起农民的了解欲望、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 农民对科学处理秸秆的优点以及焚烧秸秆的危害了解不够深刻, 因此在秸秆处理模式的运行上存在巨大的障碍。

5.1.2 农民的逐利性心理。

农民在秸秆处理方面的逐利性心理是造成当前秸秆处理困境的又一原因, 由于人工秸秆还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机器秸秆还田需要大量的财力, 农民不愿意付出如此高的成本, 因此看似简单快捷的焚烧成了很多农民的选择。

5.2 产业链不完整

秸秆收储运季节约束性强、收集强度大、储存难、收益低, 一般企业无法解决秸秆加工产品附加值低但收集成本高的矛盾, 收储运用等环节的利益难以平衡。用于造纸的秸秆还需要控制水分、杂质含量等质量指标, 间接增加了收储成本。[2]企业规模较小、秸秆利用率低、资源分布和利用的空间差异使得秸秆处理产业链始终没有形成、没有达到规模经济。

5.3 政府监管存在缺失

5.3.1 宣传查处力度不够。

秸秆科学化处理宣传力度不够, 使得农民不了解科学化处理的优势和意义, 造成秸秆处理从源头的阻碍;同时查处力度的缺失也为农民的侥幸心理创造了条件。

5.3.2 秸秆农业补贴没有落到实处。

国家每年对农民的秸秆补贴十分充足, 但是相关部门并没有切实落实相关政策下发补贴, 导致农民的逐利性心理无法得到满足;国家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也没有落到实处, 导致很多企业面对高昂的成本望而却步。

6 市场化模式的实施路径

6.1 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培训

一方面要广泛的宣传另一方面宣传、培训模式要创新。传统的大喇叭广播、标语宣传已经很难吸引农民的关注, 当前应该运用更多的新媒体形式传播焚烧秸秆的危害和秸秆综合化处理的优势所在, 使农民从根本上想选择科学化处理秸秆是市场化模式得以实行的关键。

6.2 政府加大监管力度

中央财政对河北省等地方进行补贴补助, 从秸秆处理机械和农民本身两方面进行补助补贴, 约有80%的农民表示家乡所在地政府没有经费补贴, 另有16%的农民表示家乡所在地政府补贴较少。因此, 政府监管不力使国家下发的补助补贴无法到达或无法完全到达农民手中也是导致秸秆处理效率低的重要原因。政府加大监管力度, 确保农民获得补贴可以推进秸秆处理的市场化进程。

6.3 加强技术创新

我国处理秸秆的技术水平相比于一些发达国家较为落后, 秸秆处理方式也仅有发酵制沼气, 焚烧发电等大众处理方式, 无其他先进技术特点。利用率较低和投入成本较高直接影响秸秆的有效回收利用。因此, 国家需加大投入对秸秆回收利用技术的研究力度, 培养秸秆处理技术的相关人才, 支持秸秆产业的良好发展。

7 市场化模式的提出

7.1“农户+合作社”食用菌种植模式

“合作社+农户”模式主要用于食用菌的培养和销售, 合作社将农民的秸秆收割后用卡车运到工厂, 大量的秸秆用粉碎机粉碎成粉末。这些粉末经过科学的工序, 制作成菌包。合作社将菌包免费发放给农民让其培养食用菌, 在收成后, 付钱给合作社。1t秸秆大约可制作出300个菌包, 一个菌包可生长出1.5~2kg食用菌, 而从菌包制作完毕后开始, 15天后就可生长出食用菌。最后, 合作社再进行食用菌收购, 将其推向市场。

7.2“合作社+饲料厂”模式

以合作社为中枢, 收集本地区秸秆, 联系饲料加工厂, 统一运送至工厂进行加工, 加工后将等价的饲料运回给合作社, 合作社在进行分配, 具体价格由双方自行商讨。如果农民所需饲料数量庞大, 可以从加工厂以优惠价购买。在此期间, 政府对于秸秆饲料的推广应采取扶持价格政策, 支持产业发展。

7.3“农户+建材厂”模式

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作用, 与秸秆建材加工厂展开合作。合作社从农户手中收集秸秆, 运送至秸秆建材加工厂, 加工厂以一定的价格收购, 加工出保温建材成品后以合理的价格卖给农户。秸秆保温建材有较好的保温性, 农户使用秸秆保温建材为房体上保温层, 可节省近一半的取暖材料。

此外, 合作社收集的大量的秸秆资源可为加工厂提供足够的加工原料,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加工厂收集难的压力, 降低收购、运输成本。加工厂制成砖墙等其他建材产品, 由政府部门进行收购以开展为民服务的暖房子工程, 或流入市场正常销售, 可有效提高企业的利润。

摘要：中国是一个秸秆生产大国, 现阶段秸秆处理的效率不高, 如今在处理秸秆问题的道路上, 大部分农民依然选择焚烧秸秆。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秸秆处理相关问题, 要了解农民不愿意处理秸秆的原因, 找出根源、对症下药。因此, 本文通过调查河北地区部分村落农户, 寻找影响农村秸秆处理的因素, 探究农村秸秆处理的市场化模式。为农村秸秆处理提供理论依据, 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京津冀,秸秆处理,市场化

参考文献

[1]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O].http://www.sohu.com/a/145506749_488938.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性工程, 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河北省要成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2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秦皇岛发展路径

2.1 发挥毗连优势, 建设“首都行政功能承载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 明确北京市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核心,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现在的发展面临空间危机, 表现在北京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尖锐矛盾上。解决这一问题, 不在于迁都, 而在于展都, 在于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功能承载区。秦皇岛是与北京零距离的滨海旅游城市,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秦皇岛要主动融入京津、服务京津、对接京津, 完成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任务。

2.2 发挥短板优势, 统筹教育、医疗事业发展

长久以来, 秦皇岛的教育、医疗资源短缺。高校只有燕山大学等几所, 缺乏名校, 重点院校。秦皇岛常住人口307.32万人, 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以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代表, 远远满足不了市民的就医需求, 形成“小病就近治, 大病跑北京”的趋势, 既增加了北京就医的拥堵, 也限制了秦皇岛市医疗水平的健康发展。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通过整体或部分搬迁、交流合作等方式, 统筹推动在京高校本科部分搬迁至北京周边地区;通过办分院、合作办院等形式将部分优质医疗资源转移出去。秦皇岛正是可以承接这些项目, 既解决了北京的难题, 又弥补了秦皇岛的短板, 统筹推动了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2.3 秉承创新优势, 打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

当今世界, 服务业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秦皇岛是京津冀辐射东北的节点城市,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秦皇岛作为沿海开放城市, 要以“大北京”、环渤海区域经济的视角审视并找准秦皇岛市的位置, 准确对接京津, 重点服务京津。目前, 秦皇岛已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7所院校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 在开发区建设的数谷大厦和数谷翔园, 作为承接中科院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的重要载体已开始运作。秦皇岛通过打造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及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为转变秦皇岛经济增长方式增添新的活力。

2.4 发挥便捷优势, 打造京津冀生活圈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发挥秦皇岛的地缘优势, 搭乘协同发展的“快车”, 完善交通服务网络是第一要务。目前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已于2015年正式启动, 这是打造京津冀生活圈的第一步。到2020年, 要建成京、津、石、唐、秦5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秦皇岛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加强高铁、高速、机场、公交等设施的有机衔接, 实现“零距离换乘”, 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乘时间不超过10min。打造秦皇岛与北京的“1小时通勤圈”, 保证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1.5h通达, 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5 发挥旅游、疗养优势, 打造高端健康养老休闲度假基地

秦皇岛是环境优美的海滨城市, 气候宜人, 素有“夏都”和“京津后花园”之称, 旅游产业是前景无限的朝阳产业。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商机中, 秦皇岛力争打造国家级旅游综合示范区, 推进京东地区城际旅游环线建设, 这是秦皇岛旅游发展的绝佳良机。北戴河是中国最著名的避暑、疗养胜地, 蕴涵着巨大的承载能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北戴河疗养事业带来无限的生机。有序引导北京医疗卫生单位和美容、保健、养老产业向秦皇岛转移, 建设医疗健康养老基地是可以期待的。

结束语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秦皇岛这座集山、海、岛、河于一体的滨海城市, 在完成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必将大有作为。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 秦皇岛发展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秦皇岛的发展定位与发展路径的问题是本论文的重点。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秦皇岛,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015年4月.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京津冀是由作为国家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及河北全省组成的区域, 其GDP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9。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后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如何实现京津冀三地协调发展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课题。

在当今世界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 各国、各地区都偏向走“轻工业”道路, 而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为特征的文化产业倍受青睐。近些年来, 我国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产业对于创新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 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京津冀三地文化底蕴丰厚、文化资源丰富, 地缘相接, 人缘相亲, 且有首都北京、北方经济中心天津作为拉动中心, 具有发展文化产业良好的先天条件, 且近些年来政府政策导向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使得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成为可能。然而, 该地区文化产业还较为薄弱, 面临一系列问题, 如何加强京津冀区域文化产业的合作, 充分发挥其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

二、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SWOT分析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有其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

(一) 协同发展优势与机遇

首先, 京津冀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构成了其强大的文化底蕴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天然优势。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北京, 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意文化有机结合, 既有皇家古建筑、老北京四合院、老北京民俗、老北京小吃, 又有三里屯酒吧文化、798文化艺术区。天津因为临海, 造就了其特有的漕河文化, 现代的天津形成了即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西方风格的城市风貌。河北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境内有众多文化古迹和历史人物, 如蔺相如、关汉卿等。

其次, 京津冀区域发展文化产业有较为充裕的经济支持。文化产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 反言之, 经济发展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地物质保障。北京作为首都, 其经济发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天津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 因其紧邻北京且沿海的优势, 经济发展迅猛。2018年全国经济总量城市排名中, 北京位列第二名, 天津第六名。北京、天津在经济上的优势为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再次, 京津冀区域人力资源丰富, 且流动性强, 加之近年来的政策导向扶持力度加大, 为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河北省人力资源丰富, 人口众多, 2018年人口达到了7519.52万人, 较之2017年初增加了49.47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占55%。

(二) 协同发展劣势与挑战

首先, 京津冀三地文化资源开发不够充分。北京、天津近些年虽大力开发文化资源, 力求使文化资源与现代产业融合, 但是由于起步较晚, 文化产业占比仍不足。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占比在20%-50%之间, 而2016年北京文化产业占比仅为14%, 还未形成支柱产业。而河北省现如今经济发展仍然依靠第一产业, 还没有把文化资源进行充分开发, 当作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

其次, 京津冀三地在经济、人才资源上地区差异显著,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中, 河北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2018年人均GDP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占第22位, 为47889元, 而北京、天津分列第一和第三, 139678元和120817元, 将近河北省的三倍。由于经济的制约, 河北在文化产业投入及文化产业增加值都处于低水平, 导致其文化产业发展缓慢, 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在人才资源方面, 北京、天津高水平高校、科研所聚集, 对高质量人才有强大的吸引力。而河北虽然也有17所本科院校, 但是排名较好的学校凤毛麟角, 而且由于河北经济的相对落后, 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大, 大批毕业生流向临近的北京和天津, 这都给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三、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建议

通过对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全方位分析, 并借鉴长三角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经验, 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 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 善于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品牌, 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切实把文化产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河北要积极向北京、天津学习, 可以发展文化旅游, 虽然河北早已提出了文化旅游的概念, 但是仅仅停留在表层, 没有深入挖掘文化旅游的潜质, 与相关产业也没有形成联动, 所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受到了限制。

其次, 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资,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经济保障。与此同时, 要设法增加文化差异发展活力, 引入民营资本, 使文化产业不仅停留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 而是真正提高文化产业的效益, 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尤其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河北, 要想法设法补齐短板, 改变传统经济模式, 提高全民素质,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再次, 京津冀三地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建成文化产业互通交流平台, 使三地文化资源、人才资源、信息互留互通, 实现文化资源更合理有效的配置, 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协同发展。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文化底蕴丰厚、文化资源丰富, 地缘相接, 人缘相亲, 具有发展文化产业良好的先天条件, 且近些年来政府政策导向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使得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成为可能。本文利用SWOT分析方法对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并通过借鉴长三角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经验, 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文化产业,SWOT,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付思兰, 长三角区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研究[D], 安徽大学, 2014.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一、京津冀视域下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2016年京津冀三地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对比情况来看, 从产业构成特点, 京、津两地的产业布局已经基本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格局, 属于典型的服务性经济。2016年, 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 (GDP) 7.56万亿元, 约占全国GDP的10.16%, 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4万亿元, 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1.45%。其中, 北京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达80.23%,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1.63%) , 稳居全国第一位。河北省则仍表现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特点, 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2016年河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33万亿元, 仅占GDP的41.54%, 明显低于京、津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是在传统工农业产业链不断深化细化的基础上, 按照现代分工和比较优势原则将各种社会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为其他产品或服务生产提供中间投入的新兴服务产业, 同时也是现代化分工条件下新兴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来看, 具体又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细分行业。截至2016年末, 河北省全省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个数共计达到34.75万, 实现全年营业收入8410亿元, 吸纳和解决的就业人口超过904万人。从历年情况来看, 2000年至2016年间, 河北省实际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一直保持非平稳的增长趋势,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51%, “十二五”期间, 受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 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率降至8%～10%。对比历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和全省GDP的比重, 生产性服务业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 (平均约占44%左右) , 但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相对偏低 (15%左右) 。目前河北省初步形成了以唐山港、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龙头的三大物流通道, 建成钢铁、农产品、铁矿石、煤炭四大综合商品物流交易平台和省级以上物流产业聚集区36个,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2016年京津冀三地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情况对比显示,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间发展有失均衡, 内部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发展优势主要集中于交通、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的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 三行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总值的63.57%, 其吸纳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达72.47%。而新兴的金融保险、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信息、计算机等具有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高产业带动力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滞后, 在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 无法充分发挥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保障作用和对现代工业发展的带动效应。

综上,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较晚, 发展相对比较滞后, 但已积累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和一定的发展经验, 在吸收劳动力就业、促进工业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增长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无论是在发展水平和质量, 还是在内部结构层次等方面, 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与京津两地存在明显的差距。

首先,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总体规模较小, 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偏低, 整体素质和发展能级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限制了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陈旧的生产投入模式和僵化的企业组织结构使得工业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与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不相匹配,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大抑制;另一方面, 高层次服务人才的结构性短缺以及科研创新能力的不足造成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方式和手段落后, 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和发展动力;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测算。

其次,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内部发展层次低, 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态发展迟缓。河北省整个社会经济的分工专业化程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与京津地区相比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目前尚处于由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代表的资源、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向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资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过渡阶段, 科技、教育、信息等新兴服务业态发育不足;

最后,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水平偏低, 产业联动效应较差。以区位熵指数衡量的京津冀地区历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存在空间集聚趋势, 但产业集聚水平较京津地区偏低, 区域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弱, 且与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联动效应较差, 无法有效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源优化整合的需求。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定位

京津冀三地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条件, 明确各自的产业分工和功能定位, 积极谋求错位发展和协同联动是加快实现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协同的基本前提。河北省明确提出, 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新领域, 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与京津两地相比,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滞后, 尤其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京津地区差距较大, 故需借力发展, 凭借自身的成本优势和区位优势, 重点打造现代产业集聚支撑体系、现代立体交通网络支撑体系、优化现代城市布局支撑体系和京津功能疏解与产业承接平台。

(一) 现代产业集聚支撑体系

河北省区位优势独特, 资源禀赋优越, 坚实的产业基础和良好的设施条件为实现与京津的产业对接和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应充分利用内环京津的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 主动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和要素外溢, 积极培育跨区域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 打造现代产业集聚支撑体系, 通过延伸和完善产业链不断提升产业集聚水平。

(二) 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支撑体系

河北省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优势, 为实现与京津在交通领域的无缝对接奠定了基础。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跨区域产业协同和融合发展对河北省推进现代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河北省应打破封闭的交通网络体系和传统的惯性思维, 以综合交通枢纽为节点, 进一步拓展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空间, 打造网络布局完善、运输便捷高效、管理协调通畅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支撑体系, 全面对接京津, 形成“南北贯通、东出西联”的大交通格局。

(三) 优化现代城市布局支撑体系

积极推进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打造经济转型升级新增长极的重要载体。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融合发展应立足服务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和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在不断推进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和发展同时, 加快培育和建设中小城市个性化、特色化生产性服务业, 全面提升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和服务能力, 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业链群和提升京津冀城市群产业核心竞争力、优化现代城市空间布局提供有效的支撑。

(四) 京津功能疏解与产业承接平台

河北省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主要承接地应积极承接首都产业功能转移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 以现有开发区、高新区和物流产业园区为基础, 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抓手, 坚持差异化发展定位, 在改造和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 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 通过不断完善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发展环境, 打造载体设施完备、体制机制健全和产业特色突出的产业承接平台, 为实现与京津转移产业的全方位精准对接和产城融合互动提供全面的服务保障。

三、京津冀区域层面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距比较

作为衡量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产业梯度差和较强的产业互补性, 为三地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整合升级和产业对接合作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基于京津冀三地历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数据, 通过构建泰尔指数、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对京津冀三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差距进行测度和对比, 分析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及与京、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的差距。

(一) 泰尔指数

根据京津冀三地2005-2016年GDP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统计数据, 以2005年为基期采用GDP平减指数对名义GDP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进行平减, 得到消胀以后的各地区实际GDP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得到基于泰尔指数的京津冀区域地区间以及地区内生产性服务业差距情况。2005-2016年, 反映总差异、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差距的泰尔指数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加, 表明京津冀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差距均呈现持续扩大的发展趋势, 这与根据京津冀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情况所得到的趋势结论一致。

资料来源:2005-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统计年鉴。

(二) 生产性服务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基于RCA指数, 本文选择2016年京津冀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相关数据, 计算得到京津冀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RCA指数。 (见表1)

RCA指数对比显示, 以1为临界值判断是否存在显性比较优势, 河北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RCA指数均大于1, 表明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优势仍集中于传统行业, 而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信息、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则相对处于劣势地位, 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与京、津两地相比处于相对劣势。

四、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指标选择及变量描述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本文研究实际, 本文初步选择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 衡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地区发展差异情况, 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地区人均GDP、城镇人口比重, 工业增加值比重、劳动力投入、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本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效率, 所有变量均采用相应平减指数进行消胀处理。基于数据可得性, 选择2005-2016年京、津、冀三地相关指标变量的实际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以明确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主要指标变量定义及描述如表2所示。

(二) 模型设定与检验

为了全面考察京、津、冀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本文将研究对象由时间序列数据扩展为面板数据, 以生产服务业占GDP比重作为因变量 (PS) , 以地区人均GDP (PGDP) 、城镇化率 (PCITY) 、工业增加值比重 (PIND) 、生产性服务业劳动人口比重 (PLAB) 、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本投资 (PINV) 和生产性服务业效率 (PEFF) 作为自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同时为了消除各指标变量不同量纲的影响以及减少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 对各指标变量相关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得到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 β0为截距项, μ为随机误差项, β1～β6为各项变量的参数, 分别表示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对地区人均GDP、城镇化率、工业增加值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劳动人口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本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弹性。

为了避免面板数据存在的伪回归现象, 对各指标变量分别采用相同根的LLC检验和不同根的Fish-ADF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 各指标变量原始序列均为不平稳序列, 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 因此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在此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 在各变量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的条件下, 采用Kao (1999) 和Pedroni (2004) 提出的检验方法, 对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 Kao检验的五种检验统计量和Pedroni检验的三种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 表明各变量在1%水平上拒绝“H0: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接受“Ha:存在协整关系”的备择假设, 因此可以对各指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之前, 首先对模型设定进行Hausman检验, 以判断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或者固定效应模型, 检验结果显示, 京、津、冀三地在1%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 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和参数估计, 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所得到的R2值较高, 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从京津冀三地各指标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对不同地区来说,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各影响因素的弹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回归系数对比情况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越大。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京、津两地偏低, 单位人均GDP增长所引起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仅为0.19%;城市化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对比京津冀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情况可知, 河北省城市化水平 (2016年, 53.32%) 还远远低于北京 (86.5%) 和天津 (82.93%) 地区,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回归结果来看, 专业化分工和工业化水平对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表明工业增加值比重越低, 则社会专业化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专业化分工对生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相比之下, 生产性服务业劳动人口比重和固定资本投资比重的增加对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究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京、津地区目前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 继续投入人力、财力对其促进作用不明显;生产性服务业的效率指标对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表明服务效率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贡献程度与京、津两地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短板, 河北省应充分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紧抓承接京津优势要素资源外溢的历史契机, 推动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速发展。

(一) 积极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顶层设计, 化解生产性服务业对接制度瓶颈

河北省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和跨界产业对接融合, 进一步强化、完善生产性服务业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职能, 从区域一体化和现代化视角制定和优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 明确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功能定位以及总体思路。一方面, 应以现有省内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 立足区域产业基础和资源要素禀赋, 积极促进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另一方面, 发展战略规划应积极对接京津和区域顶层设计, 谋求实现与京津在规划思路、发展定位、产业分工合作等方面的无缝衔接, 通过制度创新化解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协同发展和对接融合的瓶颈约束。

(二) 借助产业级差动力整合优化资源优势, 打造高效互补产业发展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河北省共享京、津优质要素资源, 借势借力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先导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而京津冀三地在产业结构上所表现出的明显的产业梯度差异和互补性则为河北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 也为区域产业对接合作以及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整合提供了内在动力。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在明确自身产业发展条件和分工定位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借助产业级差动力, 有效整合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 加强与京、津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的规划衔接和统筹协调, 着力打造资源优势互补、错位有序竞争和良性互动融合的新型产业发展格局。

(三) 立足区域发展需求和优势产业基础, 培育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应立足京津冀区域发展需求和河北省传统产业优势, 在拓展发展基础性服务业的同时积极培育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 重点发展互联网金融、科技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技术服务业, 优先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质量和产业发展档次。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提速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基于京津冀视阈下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本文对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功能定位以及相比京、津两地存在的差距进行了阐述和对比分析, 在此基础上, 引入计量模型对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提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策。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定位,产业对接

参考文献

[1] 王兴鹏, 桂丽.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 2015 (22) .

[2] 王兴鹏, 桂丽.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 2016 (9) .

[3] 彭晓静.河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探析[J].开放导报, 2014 (6) .

[4] 逯宇铎, 李丹.中国区域服务贸易竞争力差异化发展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 2011 (7) .

[5] 梁玢, 张云通, 杨开忠.中国地区间服务贸易差距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 (9) .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文化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应重视文化的作用,充分认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等一系列文化观念,更好地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步伐｡

[关键词]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观念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批准号:2006C02);楚雄师范 学院引进人才项目“民族地区县域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批准号:06-YJRC04)

[作者简介] 许华荣,楚雄师范学院经济信息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云南 楚雄 675000)

经济､政治､文化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们往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标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和评价标准导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道德､观念､习俗等文化价值失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源､植物､气候等生态环境被破坏,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生产方式产生问题｡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除了应重视资本､技术､劳动等的作用外,也应重视文化的作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好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更好地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

“经济文化化”一般指在经济发展和运行中赋予更多的文化理念和内涵｡即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增强文化内涵,不断发挥文化要素的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更多地体现文化的内容,在经济产品中不断丰富文化的含量｡可以说经济文化化涉及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方方面面,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文化化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经济文化化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主要解决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以吃饱､穿暖等生存资料数量扩张为主｡而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主要目标已经由解决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主,转向了全面解决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民族地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将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也将随之出现新的变化,用于物质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将减少,而文化消费开支所占的比重将增加,文化需求将进入旺盛期｡这种社会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一方面要求生产出更多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人们文化上､精神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经济活动及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

2.经济文化化是民族文化产品属性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民族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为经济与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产品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满足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耗费了人类的抽象劳动,使民族文化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并且能通过流通过程实现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民族文化产品是整个社会产品的有机构成内容,具有经济属性,这为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条件｡

(2)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与经济融合提供了舞台｡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等市场经济要素作用日益发挥,文化在保持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其产业属性越来越明显,使文化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现实｡第二,市场经济是交换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效率越来越高,传播能力越来越强,覆盖面越来越广,文化的表现力､感召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和提高,文化产业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并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第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也是一种资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除了有赖于传统的有形资本外,更重要的还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文化这种无形资本,其作用甚至比原材料､能源等有形资本的作用更大,文化资本理论最终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及其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3.经济文化化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一样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不同,农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知识经济阶段是知识｡文化与知识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知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关于事物事实和状态的认识,是对科学､艺术或技术的理解,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和原理认识的总和｡而文化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智慧､人文素养､精神气度等表现形式,是要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去成为生命体中灵魂的东西｡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文化是知识的凝练和升华,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的特点,无知识的文化,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文化的知识如同无舵之舟､无衔之马｡因此,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内涵截然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知识经济的兴起表明以文化知识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的时代,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正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催生和加速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内涵

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Friedrch Von Hayek)认为,文化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因此,从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角度看,文化包含传统性和观念性两个特性,传统性表现在文化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所习得与遵从的,它来源于特定地域与特定人群的经济活动｡观念性表现在文化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所习得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这一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

从文化的传统性与观念性来看,在经济活动中,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来赋予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进而通过这些不同特性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体来说,文化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约束､激励来发挥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

1.导向作用｡文化观念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体系,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主体会出现不同的经济活动取向｡

2.约束作用｡特定的文化观念构成经济行为主体潜在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3.激励作用｡文化观念往往构成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

因此,文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来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体现了文化传统性与观念性的典型特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来源于经济活动传统,并最终以观念的形式影响经济发展与运行的深刻内涵,从而认识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在于更新民族地区经济行为主体的文化观念,用先进文化观念武装经济行为主体的头脑,并指导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

三､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方向性问题

一般理解,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切有利于人本身的健康发展的活动过程及其成果,既包含意识形态成分,也包含非意识形态的成分｡狭义上的文化则是特指上层建筑中的思想､道德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包括世界观､历史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荣辱观,等等｡从广义看,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形成的前提是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受特定地域限制,且在当今世界,人类是归属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的形成具有“国界性”｡从狭义看,文化是上层建筑,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文化的形成和内容更是受制于其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是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从而使受制于经济基础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国界性”和政治性｡

不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理解,文化都是在特定地域形成､为特定人群服务并受经济基础所制约,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的不竭源泉,具有鲜明的“国界性”｡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我们不能一概地认为文化无国界,更不能把西方不适于我国的文化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经济行为,而应牢记文化作为价值体系总是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就是灵魂,就是导向,就是旗帜｡所以,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必须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实现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

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观

文化主要是以观念的形式影响经济行为主体并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树立经济行为主体先进的文化观念,用先进文化观念武装经济行为主体的头脑,并指导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主要应树立与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先进文化观念｡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文化观｡科学技术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的,也就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典论断｡社会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的系统,生产力的三要素中都凝聚着科学技术的因素,科学技术通过向生产力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渗透而改变这些要素的质和量,从而在总体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劳动者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可以丰富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资料总是凝聚着一定的科学成果,是科学的物化,而且生产资料的变革总是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新的生产对象的发现和开拓,劳动对象的日益增强和劳动领域的拓展,也要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科学技术已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学技术一旦与生产力的三要素结合起来,就可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这种渗透和融合日益强烈,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起到第一位的推动作用｡

民族地区要使经济持续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关注科技事业的发展,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含量少､产品品种单一､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方式粗放､服务档次低下的总体状况｡在农业生产上变“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甚至刀耕火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工业､服务业上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以科学技术促进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2.尊重知识的文化观｡知识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知识的升华｡要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首先就是要有知识,要有尊重知识的观念｡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资本,而现代知识经济理论已把知识列为核心生产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并将知识经济的内涵概括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形态,发挥核心作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农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资本,而知识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知识｡在知识经济中,一方面知识因素更高程度地溶入经济活动,与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紧密结合,并最终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另一方面,在以提高竞争力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中,劳动者的知识取向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富含知识的人才的竞争｡

民族地区正在经历知识经济的洗礼,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民族地区必须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认识到知识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资源,以知识中的高科技为重要依托的高技术产业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将取决于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在内的知识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地区来说,知识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3.以人为本的文化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来分析和检验一切工作的实质｡相应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以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为出发点与归宿点来检验经济发展实效的发展观｡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越全面发展,人的整体素质会越高,也就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文化,最终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象,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就业形势严峻,看病难､上学难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方面由于违反法规政策而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追求个人“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发展实效的短期行为屡禁不止;为获得经济效益而不顾生产安全,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的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等等｡如此一系列现象都是在经济建设中没有以人为本的表现｡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过程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发展经济并非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是要始终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经济发展了,人的中心地位才能最终落实;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会充分挖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之时主动地为社会创造和贡献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最终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4.全面发展的文化观｡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民族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关注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进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5.协调发展的文化观｡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是指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区域差距适度,区际关系良好,区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社会｡民族地区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走的是纯粹以物质财富增长为动力的传统发展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协调,从而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泥石流､酸雨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扩大,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社会经济秩序失范,效率与公平矛盾等社会发展问题不断出现,这些不协调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族地区的发展目标,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在民族地区树立协调发展的文化观,努力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严格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指导当地经济建设,也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上加强对资源､自然的保护和循环利用,“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促进经济系统发展的同时,找到一条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选择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人与社会的协调上,要认识到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社会发展就不叫全面发展,只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没有人的发展也不叫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社会发展事业的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尽快形成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在人与人的协调上,要在经济发展中建立和形成个体间相互尊重､诚信友爱､融洽相处,社会各阶层间公平正义､平等团结,党群干群间血肉联系的良好人际关系｡

6.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观｡一般理解,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包含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两方面｡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外延及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其出发点在于经济本身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在一定的资源环境基础上当代人的经济福利不断改善的同时,能保证后代人所得到的经济福利不小于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福利｡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到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同时也要考虑到代内和代际间的公平与平衡,不仅要涉及到经济本身的发展问题,也要涉及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问题｡

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过程中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观念,就是要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本身发展的同时,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发展环保产业,推广环保生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降耗能力,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多种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7.创新的文化观｡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其重要｡早在20世纪初期,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就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经济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

民族地区要想使经济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树立创新的文化观念,认识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就是创新,努力进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充分调动作为经济细胞控制者的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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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哈耶克论文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3][美]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等译.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陈 瑾]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首先来看地区生产总值, 北京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居于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中间, 天津市的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5252.76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16538.19亿元, 与河北省的差距很大, 2016年河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达29806.11亿元。由于地区间存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等方面的不同, 采用人均GDP能够更好地反映地区间的差异。

三地的人均GDP与它们各自的地区生产总值反映的情况明显不同, 北京市的人均GDP从2007年到2010一直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 其间北京市的人均GDP与天津市的人均GDP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2011年天津市超过了北京市, 这说明天津市经济发展状况良好, 已向北京看齐。而河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虽然很高, 但它的总人口大于北京和河北的总人口, 所以人均GDP很低, 2016年其人均GDP为40255元, 同期全国人均GDP为50251元, 不仅与这北京、河北的差距较大, 还低与全国水平。河北省总体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需要提升发展速度。

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 2007年至2016年, 北京、天津和河北都以平稳的速度在不断增长, 但三地存在明显的差距。2016年, 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4.83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1.71元。同年, 北京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859.17元, 北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568.72元。天津的情况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但比北京的低, 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4101.35和18481.63。相比较而言, 河北的该项指标与北京差距较大, 同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河北省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6152.16和11050.51。

2 京津冀医疗需求分析

庞大的人口数量对医疗供给的客观需求。三地区的常住人口逐年上升, 分别来看, 2016年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常常住人口分别达到2171万人、1547万人、7424.92万人, 常住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1311人、1342人、393人。2000年世界卫生总值提出每一千人要有1名执业医师, 按照这个标准三地分别需要20690、14130、72880名执业医师, 才能满足公众的医疗需求。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京津冀三地庞大的人口中, 有较高比例的老龄人口。2016年, 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65岁以上老龄人口分别有313.3万人、230.37万人和756.6万人, 占各地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4.43%、14.89%和10.19%,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划分标准, 60岁以上的人口占10%, 65岁以上的占7%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显而易见, 三地已经进入到老龄化。

儿童对医疗资源的需求。2016年, 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新生儿分别有17.2万人、96.98万人。16.3万人, 人口出生率分别为7.97‰、13.18‰、5.84‰。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 可以预期, 未来三地的新生儿比例将进一步上升。

3 京津冀医疗供给分析

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也间接导致了三地医疗资源供给水平的差异。总体来说, 北京在公立医疗机构及相关的人员配置上, 远远超过天津和河北的水平。医疗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 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医疗支出的规模大小来反映, 下面从医疗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两个方面来分析京津冀医疗服务供给的财政支持现状。

3.1 京津冀医疗支出的绝对规模分析

北京的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总额一直以平稳的速度在不断增长, 从2007年的118.95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370.52亿元, 平均每年增加27.95亿元,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呈平稳上升状态。天津市的医疗支出额显然比北京有很大差距, 但从2007年到2013年, 一直成稳定增长的状态, 且增速较快.2016年的医疗支出是2007年医疗支出的5倍度,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天津医疗事业的较快发展, 其增长速度不断增加, 这说明其医疗事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河北省的医疗支出从2007到2011年增速较快, 2011年到2012年医疗卫生支出增速缓慢下来, 2012年到2016年增长速度再次加快。

综上, 通过比较京津冀三地财政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 北京和河北在绝对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天津。但是考虑到人口、经济、地区面积等因素, 单单是绝对规模的比较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相对规模的分析。

3.2 京津冀医疗卫生支出的相对规模分析

根据国际惯例, 也为了体现科学性, 本文选取了医疗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医疗财政支出占地方总财政支出的比例。

北京财政医疗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7年到2011年的较快增长, 到2012年和2013年的趋于平稳, 之后增长速度加快, 反映了北京由经济中心向政治、文化、外交中心的逐步转移。天津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趋于平稳, 河北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增加较快到趋于平稳。再来看看三地的医疗支出占各自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北京市财政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 尤其是2014年到2016年下降的最快。天津市财政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上是很平稳的, 2007年至2013年, 天津的比重一直在5%左右, 到2016年上升至6%以上。相较于天津的平稳, 河北总体成上升状态, 2007年到2010年增长较快, 2011年到2012年有所下降, 之后又开始上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京津冀城市群的医疗卫生支出总体效率水平参差不齐, 存在很大差距的, 尽管差距在慢慢缩小, 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 这种差距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会阻碍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

4 促进京津冀医疗协调发展的对策

4.1 发挥比较优势, 均衡发展区域经济

明确京、津、冀三方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主体功能分工, 统筹整体发展规划, 发挥京、津、冀各自区域优势, 形成共同经济发展合力。协同规划发展, 缩小京津冀城市间的经济差距。改善整体医疗卫生运营环境, 尽量降低因经济差距而造成的公共服务提供差距, 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支出高效率, 达到京津冀区域的公共医疗服务均等化。

4.2 控制支出规模增长节奏, 注重支出质量建设

在未来的医疗卫生改革进程中, 京、津应更加关注医疗卫生服务的管理和技术创新, 以增强机构的决策能力和推动技术进步, 提高医疗卫生支出的绩效水平。河北地区整体上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创新医疗技术、改善管理水平等多渠道方式以实现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 缩小与京、津的差距, 但也应控制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规模增长的节奏, 避免造成资金的浪费。

4.3 打破区域壁垒, 统一医疗卫生政策

基于协同的区域发展理念, 需应冲破地域的界限, 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系。统一进行三地医疗卫生制度改革, 统筹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保证现有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充足使用, 实现京津冀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均等化, 为协同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

摘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促进京津冀区域内医疗资源、医疗服务、医疗人员的均质化, 可有效疏解北京的医疗卫生服务功能, 并最终促进三地医疗事业的共同进步, 实现人人都享有基本的卫生医疗服务的目标。本文重点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医疗现状及对策进行研究, 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医疗供给,医疗需求,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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