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体制管理论文范文

广播电视体制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在技术革新和媒介融合的推助下，大部制时代的传媒体制“合并潮流”迎风而起，浪潮翻滚，但困局重重。当前传媒体制“合并潮”的突破发展亟须管理上的引领、扶持和调试。传媒体制变革应积极突破现有制度与意识的藩篱，以“人”为服务之核，形成多领域、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更注重合并之中的“化学效应”，继续整合、深化“合并潮”，以带动整个传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传媒体制 合并潮 系统工程 趋势

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叶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2008年，由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6部委联合推动了电视、电信、网络的三网融合。2013年3月，作为一项重要的大部制改革，国务院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进行整合，组建了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作为一项国家顶层的设计，此次合并体现了政府决策者对文化与传播领域的形势、潮流的判断及其对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反思。

一、体制与传媒的双向互动

由技术引领的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新旧媒体的融合态势不可阻挡。而管理体制也需顺应形势而改变。今天的中国，体制与传媒之间已开始构建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所谓“双向”，一方面指传媒对政府体制运作的监督、影响；另一方面指政府要顺应传媒的发展潮流，依法依规进行宏观管理。但这种管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控制，而是建立在社会运行机理框架下的并以实现“聚合”为目的的管理。

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媒介场域”处于社会的“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公众生活场域”之中，是连接其他社会场域的“中介场域”。传媒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规律运转，有自己复杂的传播理念和实践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和要求自行选择参与场域活动的行动者。而政府从顶层设计来对传媒产业进行管理，乃基于传媒本身发展的“经济基础”来修筑“上层建筑”的过程。因此，传媒的发展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体制与传媒的双向互动关系，在全球化之下的社会转型显得尤为重要。从全球化大背景来看，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亟待全世界的理解。从多语言电子报刊到全新的电视国际频道，这些都是国家增强自己软实力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然而，目前国际传媒赋予中国的形象与中国已获得的地位并不相符，传媒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依然偏弱，国际话语权不足。因此，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崛起，需要文化体制的支撑，更需要媒介系统的支撑。

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尤其是在新技术狂飙突进的信息化时代，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身份、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人格等都发生了大的转型。社会整体从一个“以国为本”的社会进入“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核心，围绕“人”的文化产业格局也随之形成，这恰恰与新媒体的“介入特性”相吻合。

不可否认，传统的传媒和文化管理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但各部门“分兵把守、守土有责”的现状确实已不能适应融合不断深化、新技术不断刷新的大媒体时代。国家目前的体制改革思路是大部制改革，是合时宜的，必然还将继续深化和拓展，而传媒体制的合并也将顺时而行。

二、传媒体制合并现状与困局

随着中国旧有的传媒格局被新媒体技术彻底打破，政府的体制规制造成的媒介“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已面临挑战。随着技术的革新，信息壁垒的打通，媒介资源整合的需求， 随着中国媒介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显现。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意识到自身传播力量的单薄，纷纷谋求跨界多元化运营发展。

2006年11月28日，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与成都广播电视台合并，成立了全国中心城市第一家综合传媒集团，随后一批大型传媒集团纷纷成立，如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南方日报传媒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等。具体而言，这种合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跨媒体。一方面，传统媒体或媒体集团向网络化与数字化拓展；另一方面，广电集团主办广播电视报或期刊，以及报业集团或其参股的上市公司向广播、影视剧制作行业渗透。不同媒体之间通过收购、合并等手段，进行产权、营运、产品的整合，形成规模异常庞大的多媒体集团，开展具有规模效益的多种业务。

跨区域。由于本地市场空间接近饱和，集团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出于资本扩张的要求，一批大型传媒集团寻求跨地区发展机会。以电视为例，2010年，青海电视台和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同组建新公司，湖南广电全面负责运营青海卫视，运行选秀节目《花儿朵朵》的制作与宣传，堪为跨地区合作的“城市新媒体联合体”现象的典范。

跨行业。为实现资本与资产的联合，以前是业外资本踊跃进入媒体，现在则受业内资本推动，媒体业务开始进入其他媒体或行业以实现价值扩张。2009年，湖南卫视与淘宝网共同组建了快乐淘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南卫视在淘宝网上设立专门潮流购物频道及外部独立网站，同时打造与网购有关的电视节目及影视剧，打通网络与电视的平台终端，创建电子商务结合电视传媒的新商业模式——对于湖南卫视频频牵手互联网，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赞其为“把别人请来种田，收获自己果实”的“地主”。[1]

然而，传媒体制的变迁面临着多重困境，在浪潮与礁石并存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地更为有效地推进合并？

在政府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布局的过程中，既有传统媒介进入大媒体时代后的集体尴尬，又有新媒体作为一股活力进入体制布局后的不适应，这也是传媒体制合并的困境所在。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意识困境。由于传统媒介生产的优势地位明显，传统媒体在长期的新闻生产中积累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和丰富的从业经验，以及广泛的社会人脉资源。因此，多数基层传媒从业人员对新媒体的影响力认识不足，部分人习惯了旧有的、单一的、各自为政的生产方式。

第二，技术困境。新媒介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让不少从业者在从传统媒体跨越到新媒体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技术门槛的阻碍。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难免对新技术持有最初的排斥心理，或因技术的缺乏而滋生出对新媒体的不屑情绪等，技术难题与意识障碍相互推助，成为接受新媒体的重要羁绊。谷歌公司在诞生时，如果不是用颠覆性的创新思维重新定义“什么才是最好的搜索结果排序方式”，今天的谷歌也许只是一家为某些网站提供搜索服务的小公司。[2]

第三，业态困境。新媒介目前的载体形态还不稳定，不仅生产能力较弱，且对传统媒介的内容提供有很强的依赖性。传统媒体的惯性及新媒体的发展起步晚、从业人员资历浅，使其在制度、人事管理上的融合难以理顺，造成新媒介不能直接、高效地产出效益。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所做的政策、部门的调整，属于“硬调节”，合并也只是“物理”层面结构的变化，而真正能实现效益的“化学反应”还未开始。

三、传媒体制的系统工程构建

任何行业的管理结构变化都会遇到阻力。无论是出版，还是广播电视、网络行业，其市场化程度、执业规则、管理标准都有所不同，整合中的不稳定与不适应也会出现。目前国内的整体传播格局由内而外、突出个性、纵深发展，因此，当前各种传媒机构的简单叠加和组合是不够的，这种合并必然要更加有机、更加自觉，其中，在引导和规则制定上，政府的角色尤为重要。在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要继续深化传媒融合，推助其由浅入深、从“物理效应”趋向“化学效应”的可持续过程，必须注重专业和分工，确立大媒体时代的“系统工程”。

1. 打好基石：扩大深度和广度，积累物理反应

物理反应属“硬调节”。长远来看，目前广电和新闻出版的合并，将为下一波形成更强大、更有力的媒介格局，提供大部制改革的硬件基础和合并经验。若二者再与工信部的网络信息产业管理进行整合，则会形成更大范围的传媒格局，实现更系统、更规范的管理，为各种跨界合作提供体制和政策的大型舞台。

更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昭示着传媒行业体制在未来的“大媒体时代”会形成一个继续整合、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此一来，跨界的交往会越来越明显。资金和融资优势的传媒集团有望通过跨行业、跨媒体重组迅速做大，多元化经营的大传媒集团有望诞生，诞生属于中国的“默多克帝国”、迪斯尼和时代华纳。

2. 突破思维：减少体制壁垒，激活核心想象力

传媒产业就是想象力产业，其发展历史亦是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面沟通、超越人类想象的历史。然而，行业的沟壑、体制的壁垒以及规则的束缚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

在以往传媒业态中，整体上分业管理、垂直监管的模式让传媒惯于垂直思考，思维局限于本行业，而水平的、横向思维的能力和想象力都很欠缺。尤其是面临媒介趋于融合发展的大媒体时代，垂直思考方式难免带来心态的狭隘和想象的缺乏。而信息的快速有效传递是传媒技术不断更新的内在动力。简化信息产生、处理、呈现过程等各个环节正是想象力可以着力之处。

从政府角度看，要激活产业核心想象力，就要更进一步放开体制壁垒、拓开管理思路，从更细微处给予管理和思维空间“无限可能性”，拓宽传媒新格局的生产路径。这是建立系统工程之前的一种思维上的转变。

3. 建立系统：精细化分工，打造“系统工程”

人们谈及媒介融合时，更多的是关注其聚合效应，很少关注其作为系统工程的“精细化分工”的一面。[3]传媒大格局之下分化的多个部门、各子集间的协同作战，无疑将有利于每一个环节的生产质量的提高，这也是传媒业态合并之后能产生“化学效应”的关键。

建立在物理层面的结构改变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带来质的变化。以目前媒体新闻生产为例，传统编辑部下的新闻生产，上下游分明，新闻发布渠道单一。全媒体形成后，新闻的生产和发布极为复杂，纸媒与视频、网站与手机，将成为不同的“车间”，这使得分工合作、协同作战必不可少。若要构建这样一个大的报道体系，生产流程的细化更是必要的。甚至，未来系统工程思维引入之后，相应软件将被开发出来，技术革新将使得包含全媒体在内的大文化产业作为系统工程，呈现出分工精细化、科学化、数字化的局面。

系统内的分工要求来源于“合并潮”产生的两个趋势：生产主体的多元及传授边界的模糊与消失。

4. 创新目标：提高控制力，彰显人本色彩

当下，中国的传媒角色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众传媒的民本化转型使得整个传媒更加以人为本。作为组织传媒的管理者应当明白，媒介本身已形成了各种力量制衡、分享、共赢、平等的“场域”，在大媒体时代，政府只能且必须从“控制力”入手，退出社会领域，掌握关键领域，才能体现引导力。政府体现“控制力”的意义，还在于构建和谐的媒介生态与准则。[4]通过支配性的话语沟通，平衡整个话语体系，避免在市场利益与商业逻辑的驱动下出现失序和失衡。其次，文化产业的运作，要注重社会公众利益的实现，善于运用社会公权力进行“人本表达”，避免“被民主”“被幸福”“被代表”“被和谐”的“反人本”情况出现。

总之，传媒体制的“合并潮”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简而言之是一项“优化学”。体制上优化，其主要任务是根据总体传媒格局的需要 ，把技术和管理上的元素从横的方面联系起来，再透过信息交换和自动控制等实现对人的纵向管理。其中，从“时间维”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逻辑维”的角度来看，这是个“自觉生发”的过程，在变化中摸清规律；从“智力维”的角度来看，力求达到1+1>2的系统优化效果。这个过程中，我们期待大部制、大媒介、大市场中的“化学反应”含量越来越高，经得起实践验证与时间考验的样本也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1] 马云.“种田”湖南卫视 大融合时代启幕[N/OL]. 中国经济时报，2009-12-31.http：//business.sohu.com/20091231/n269325376.shtml.

[2] 李开复. 创新是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一环[J/OL]. 2010年03月26日 16：25 IT时代周刊http：//tech.sina.com.cn/it/2010-03-26/16253991496.shtml.

[3] 彭兰. 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 青年记者，2009（2）：22-24.

[4] 蒋晓丽，杨琴. 媒介生态与和谐准则[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7）：36-38.

广播电视体制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制也随着不同形势有所改变，事业单位的会计工作内容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会计核算内容不全面、会计主体问题不明确、资金使用效率低等。对此现状，本文提出了对目前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制的相关改革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事业单位；會计管理体制；改革

一、引言

会计管理工作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会计管理工作的展开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其内涵而言，会计管理工作是对会计师的会计工作进行监察和管理，使财政工作秩序得以维护，并且使财政部门的工作质量得以提高。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制也随之改革，以适应不同经济建设时的会计管理工作需要，但相对来说，我国的体制改革实践时间较短，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比较滞后，还不能完全的适应现有的财政市场，这可能会对进一步的改善产生阻碍。因此，要想促进国家财政管理的健康发展，目前的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极其重要。

二、当前事业单位会计管理现状

1.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系

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会计管理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重要依据，与企业的盈亏有直接联系，会计管理通过对全方面统计数据的核算，准确的反映出企业的财务现状，对事业单位的发展有重大作用。当前，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系主要由以下四个层次组成：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控制机制、会计规章制度。以下是对这4个层次的阐述：

（1）会计法律：《会计法》的确立是我国会计管理体制建立的基础，对事业单位的会计工作起到监督和指导作用。

（2）但是，这只是个“大纲”，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会计工作涉及到的内容越来越多，原有的法律无法满足各个阶段经济的形势，所以对原有法律进行完善是大势所趋，最典型的代表是制定了《会计准则》，这部法规是对原来《会计法》的补充和细化，更具体的对会计工作进行描述。

（3）会计规章制度是为了事业单位的发展的实际会计工作而制定的管理内容，其中包含的都是本企业要进行的工作，如岗位设置、业务发展情况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行各业设计的内容不断增多，各事业单位的会计业务内容变化较大，其会计管理的差异性也随之增加，这使得这项工作的展开难度越来越大。

（4）会计控制机制是在业务单位实行会计管理任务时，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采取的控制行为，单位的会计控制机制对事业单位的会计规章制度很好的实施起重要作用，所以制定内容必须要科学合理，使得企业会计管理工作得到很好的发展。

以上几点阐述表明了事业单位在发展业务时，还要注意发展内部会计法规条例的完善，为其财务管理奠定基础。

2.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系的原则

对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系的完善即是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对原来的会计管理工作进行完善，增加工作效率。一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

（1）合法性：合法性既是要保证事业单位在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原则下发展，也为了使企业在发展中各项管理活动都能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让会计的管理职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企业也能够稳定的发展。

（2）效率性：完善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工作效率，这需要单位会计信息系统的配合，严格按照该系统提供的数据，才能为事业单位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分析，保证事业单位会计工作的真实性才能展开其他工作。

三、会计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在现代很多企业的实践中，发现只有制定完善的管理体制才能确保事业单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取得更好更稳定的发展。

1.建立健全的会计控制制度，管理透明化

传统的会计控制制度是以经济集中为核心的模式，这种模式能很好的监督单位的收账支出，很快的发现其中存在的不正规行为，但工作内容太过繁复，可能会导致企业会计相关账目产生混乱局面，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阻碍。对于这种情况，在现代会计管理体系中就要实行会计管理制度改革，并且将改革的内容结合到企业内部管理程序中，管理透明化，能最大程度的防止挪用公款现象。

2.坚持实行单位委派制

委派制是指国家凭借管理智能对各个单位的会计人员进行统一标准化、专业化管理，并成立会计部门对事业单位直接委派会计人员，这样有效的避免了事业单位发展过程中主体不明确的问题，就目前国际的上市公司而言，对其财务报表的审核都必须用几大国际会计事务所来进行核查，就为了保证公平性和独立性。同样，对于事业单位的未来发展，单位领导都不应干涉会计人员的工作，防止出现不合规定的财务内容出现在核算中，从而实现对单位的直接管理。

3.强化单位会计预算控制

上文提到的传统会计管理模式的资金集中管理，导致单位发展需要的流动资金被沉淀在核算中心处，不具有灵活性，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不便。要加强单位会计预算控制，是使资流动较为通畅，这要确保各项财政数据的准确性，然后对企业各个经费认真整理，展开合理的预算管理，确保资金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四、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改革措施

现代事业单位为了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对各项工作内容都进行了改革，现有的会计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单位核算的需要，为适应企业改革的深入，会计管理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一，我国国有企业通常把财务和会计放在企业的一个机构里，导致两者的区别不明确，不能很好的适应企业财政管理的需要，现代事业单位应改变传统模式，将财务变成生产经营的核心，而不是会计，但会计是很重要的财务管理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的数据核算、报表制定等都是财务管理的基础，没有这项，管理和控制财务就是空话，更不用说公司很好的发展，改变原有的财务管理体制，将各部门的任务划分区别好，是进一步细化会计管理的重要内容。

第二，事业单位员工既是为了利益工作的人员又是与利益相关的直接接触者，改变这个现象对贪污、挪用公款等现象都有一定的防范作用，成立专门的会计部门和会计管理部门，制定相关管理条例，让双方相互牵制，在不违反国家财政法规的情况下，以维护公司利益为本，各部门通力合作，确保事业单位安全、稳定发展。

第三，提高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全面素质，实行必要的赏罚制度，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在知识和素质两个方面，这个全面素质还包括员工的观念的更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司的会计管理理念不会一成不变，与时俱进、高瞻远瞩才是专业优秀的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素养，新的理财理念也是会计人员一直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市场观念、竞争观念、风险观念、效益观念等。只有全方位的提高，随着经济体制、价值需求等的市场变化，变成多元化、复合型会计专业人才。

第四，对于企业的内部会计员工一般由企业法人任命，所有员工都应与企业负责人一样站在公司的立场上，但往往很多企业内部由于管理疏漏就会出现问题，为了保证公司的发展，自我监督极其重要。大型企业总部的内审人员要不定期去地下子公司或分公司进行视察，对其会计活动进行监督，看是否有违规违纪现象，对内部管理重点强化，以提高经濟效率。坚持企业财务监控系统的评审是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关键步骤，定期全面的审查才能维护企业最终利益。

第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中介组织成为其必然产物，对于事业单位的审查、评价和监督使其主要工作内容，担当的社会和法律责任都较大，所以对于这些中介机构的发展，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减少违法行为。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改革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作，必须要深化会计制度改革，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指导，对相关制度和体制进行完善，有效的促进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工作，对我国事业单位的发展和中国整体经济的运行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欧德芳.论事业单位加强会计管理的策略[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7（07）.

[2]刘惠丽.我国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实施为例[J].工业技术经济，2016（12）.

[3]徐畅.行政事业单位会计集中核算[J].现代企业文化，2017（27）.

[4]刘玲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研究[J].中国科技纵横，2015（03）.

[5]孙剑巍.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向企业化会计管理制度过渡的必要性[J].现代商业，2016（05）.

[6]李永飞.浅析新会计制度对事业单位财会工作的影响[J].现代商业，2017（05）.

作者简介：

吕莎（1987—），女，本科，中级会计师，主要从事会计方面工作。

广播电视体制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在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以银行卡联网通用和推广普及为核心的金融电子化国家重点项目“金卡工程”迅速启动。江泽民同志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住关键带动全局、攻坚克难一抓到底的精神和作风，非常值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1993年6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时，发表了《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的重要讲话。今年恰逢视察和讲话发表20周年，同时也是金融电子化国家重点项目金卡工程启动实施20周年。重温这篇重要讲话，仍然感到它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震撼力，对20年来我国金融电子化的跨越式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讲话仍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亲自推动金融电子化

1993年，信息化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各国纷纷运用信息技术提升金融现代化水平，发达国家已经普遍使用金融通信网和信用卡。而我国金融电子化水平十分落后。一方面，大量金融业务还使用手工处理；另一方面，银行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发行规模有限，功能单一。经济运行中大量使用现金，过度依赖现金，以至于在1992年底、1993年初，当信贷过度投放、通货膨胀高企时，我国一度出现现金供应紧张的局面。现金的大量使用及体外循环，不仅对居民个人造成诸多不便，而且难以监督，带来逃税漏税、走私、洗钱、腐败等违法违规现象，扰乱了国家经济金融秩序。

在这样的形势下，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这是建立在他一系列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1993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找我谈推进信用卡建设以减少现金使用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了刚刚参观的一个信用卡内部展览，并拿出些样品给他看，也汇报了人民银行建立金融卫星通信网的情况。他明确提出我国也要加快实现金融电子化，加快金融卫星通信网的建设，在全国推广使用信用卡，减少现金的使用，尽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这次汇报仅两天后，6月1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就来到位于北京沙河的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那天，我陪同江泽民同志考察了金融卫星通信网中央主站的应用系统控制室、卫星站通信机房、主计算机机房、小站试验机房、中国证券交易系统终端室等五个点。

在考察之后，江泽民同志随即作了一个精彩的具有很强前瞻性的重要讲话。他把金融支付发展政策摆到国家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提出构建非现金支付体系、大力发展银行卡、建设全国统一的银行卡市场等设想。他指出，金融电子化是实现我国金融管理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有利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金融电子化建设的最大阻力不是技术障碍，而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不统一。因此，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充分认识减少现金使用和金融电子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要克服本位主义，要搞矩阵式管理，调动各方力量，把这项大工程搞好。他要求电子工业部等部门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金融电子化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全力以赴地组织力量，抓紧实施。

在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以银行卡联网通用和推广普及为核心的金融电子化国家重点项目“金卡工程”迅速启动。10月，中央成立了由电子工业部、邮电部、人民银行等五部门组成的国家金卡工程办公室，负责推动金卡工程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1994年6月，成立了由11个部门组成的国家金卡工程协调领导小组，胡启立同志任组长，我和其他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任副组长，从制定规划、设定标准、开展试点、推广应用等几个方面推进工作。与此同时，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也加快了支付系统的建设步伐。

二、我国金融电子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经过20年的努力，我国金融电子化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一步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一是金卡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促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2年末，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超过35亿张，人均拥有银行卡2.64张，而在1993年，平均每300人才有一张卡；2012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业务346.2万亿元，日均发生额近1万亿元，银行卡刷卡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银行卡渗透率）达43.5%。现在银行卡不仅实现了全国联网通用，还可以在境外141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随着金卡工程的推进，智能IC卡蓬勃发展，总量超过80亿张，包括电信智能卡、社保卡、加油卡等，给生产经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二是基本建立了符合国情特点、跻身国际先进行列的支付系统。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清算机构和支付机构支付系统为补充的支付清算体系。其中，人民银行建设运行的大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和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日均处理支付业务550万笔，金额接近8万亿元，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资金往来的“高速公路”，为加快社会资金周转、有效传导货币政策、支撑金融市场发展及满足多样化的支付服务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是其他非现金支付工具以及新兴支付工具蓬勃发展。电子支票、电子汇票的使用不断增多，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等发展势头迅猛，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不断涌现。我国的支付体系建设已经从最初的支付系统“主干线”延伸到覆盖全社会和千家万户的零售支付网络，为广大公众提供了高质量、全方位、全天候的零售支付服务。

四是金融电子化为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网络环境和技术支撑。目前，征信系统已为国内每一个有信用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信用档案，成为全面反映企业和个人信用情况的“经济身份证”。截至2012年末，企业征信系统为1858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建立了信用档案，个人征信系统为8亿多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征信系统作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在防范信用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至2012年前三季度，累计预防高风险客户信贷业务申请金额5186.7亿元、预警高风险贷款金额4348.5亿元。

五是规范了市场秩序，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实行金融电子化，使大宗资金往来都要通过支付系统，接受央行的监控，大大减少了现金流通量。1993年流通中现金M0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为16.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7.1%，到2012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为5.6%和26.4%。这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规范和透明，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金融的宏观调控能力。

综观我国金融电子化的发展，可以看出，江泽民同志20年前的这篇重要讲话犹如一场及时雨，开启了我国金融电子化发展的新时代。

三、金融电子化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金融管理电子化，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还处在新旧经济体制的交替时期。他的这篇重要讲话，实际上已经从顶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基础架构作出了规划和设计。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专门提到要实现银行系统计算机网络化，积极推行信用卡，减少现金流通量，这表明金融电子化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无论支付系统还是信用卡系统，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既为整个市场经济服务，又规范和管理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电子化的发展，推动了征信系统的建立，从制度层面约束和规范市场主体的信用行为，为改善金融运行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融电子化既是金融基础设施，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和骨干。江泽民同志把金融电子化建设看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件大事，他提出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办一些关系经济全局的大事情。金融电子化就是亟待解决的大事情之一。江泽民同志所说的“经济全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他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我对金融电子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刚开始只认识到金融电子化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国家整个基础设施体系中最尖端、最核心的部分，对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和骨干，则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认识到的。这完全受益于江泽民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金融电子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准确把握，以及他在转轨时期及时果断作出的坚决扭转大量使用现金局面的重要决策。

四、金融电子化对遏制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用法制、制度和纪律作保障。1993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制度和管理上还有很多漏洞，容易滋生腐败。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洞察到，现金的大量使用和管理不严，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不搞金融通信网，现金管理不严，人们可以从银行提取大宗现金，如果他要搞歪门邪道，就可以用现金这里走门子、那里走门子，这里送‘红包’、那里送‘红包’。所以，这是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可以利用的一个很大的‘防空洞’。那些搞腐败的人，是不会欢迎搞金融通信网的。为了防止腐败，同腐败作斗争，我们就必须尽快把金融通信网搞起来，越快越好。把这项大工程搞好，一些偷税逃税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你们现在已经把大账监控起来了，如果小账再监控起来，严格控制现金流通量，对于遏制和克服腐败现象一定会起重要作用。”

推进金融管理电子化，并将其纳入法制和制度建设，既建设了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也建立健全了金融法制、制度和纪律，使其在防治腐败和不正之风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现。

金融管理电子化，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科学管理理念，完善反腐倡廉的技术基础、制度基础，为防治腐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无论对当前还是今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近年来，我国在中央预算单位推行公务卡，用现代化的金融手段控制现金使用、职务消费，堵住小金库，用的也是这个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继续推进金融电子化，将为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高防治腐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有力支撑。

五、学习江泽民同志思想方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这为金融电子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对加强金融创新、增强金融的科技支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这个讲话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前瞻性、指导性，体会到其中闪烁的战略思想、包含的工作方法、体现出的精神作风。我们要以当年江泽民同志带头倡导推进金融电子化的魄力、勇气和决心，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一是统筹全局，规划先行，大力开展金融创新。我国金融电子化之所以取得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江泽民同志的高瞻远瞩和果断决策。他敏锐把握全球信息化发展的脉搏，深刻洞察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果断作出推进金融电子化这一重大决策。可以说，在当时条件下，推进金融电子化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重大创新。当前，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我们要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好科学规划，促进金融与科技结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自上而下，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金融电子化的推进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协调各方，亲自推动，为我国金融电子化健康顺利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在江泽民同志的大力推动下，金卡工程整合了部委、银行乃至国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资源，自上而下推动，用20年的时间追赶上了发达国家。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深化金融改革，对于改革中那些关系全局的大事，涉及面广、矛盾集中的难事，更要统筹各类资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广播电视体制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会计管理 会计控制 会计监督 内部控制 财务管理

一、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会计本质的观点主要有“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两派，前者以葛家澍、余绪缨为代表，后者以已故会计学家杨纪琬、阎达五为代表。“会计管理活动论”基于对会计实践的观察和研究，认为会计工作就是一种管理活动，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近年来会计本质理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在实际工作中，人们仍然在各种意义上使用“会计管理”概念。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实践和专业媒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会计管理”概念：把各级政府、各个行业、社会以及企业“对会计的管理”理解成“会计管理”; “内部会计控制”或“会计控制”即“会计管理”; “会计管理”=“会计监督”;还有会计从业人员把自己的会计工作看成是“会计管理”; “会计管理”=会计工作+治理层、管理层“对会计的管理”;在实际工作中，“会计管理”=“财务管理”。以上说明“会计管理”概念仍然活在会计实践领域，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理论上有认识和厘清以上各种概念关系的必要。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会计管理”、“会计控制”、“会计监督”和“财务管理”经典概念推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分析“会计管理”、“会计控制”、“会计监督”与内部控制的关系，以帮助实际工作者和会计理论工作者澄清认识、加深对会计核算、会计管理、财务管理以及会计控制的理解，还可以为企业制定会计核算、会计管理、会计控制制度框架提供理论指导。

二、相关概念及其关系辨析

(一)会计管理 “会计管理活动论”意义上的“会计管理”概念的提出要追溯到20世纪八十年代。在1980年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阎达五教授与杨纪琬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学术论文，认为会计是“人们管理经济的一种社会活动”(杨纪琬，阎达五，1980)，会计这一社会现象属于管理范畴，是人的一种管理活动，并提出“会计管理”这一概念。他们进一步研究并界定了“会计管理”的对象、职能、要素、目标、过程等，认为“会计管理是一种价值运动的管理”(杨纪琬，阎达五，1984)，“是通过收集、处理和利用经济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促使人们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讲求经济效果的一种管理活动(阎达五，1985) ”“会计管理的要素包括管理者、管理目标、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和管理客体”，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阎达五，陈亚民，1989)。2003年阎达五教授进一步指出会计管理分为事前管理、事中管理、事后管理，其职能包括预测、决策、预算、预报、核算、控制、分析、业绩考评八项职能。本文认为，会计核算过程与会计管理过程、会计核算内容与会计管理内容在实践上不可分割，会计核算也是会计管理;在职能和程序上“会计管理本质上不仅是以时间为线索逐一进行的事前管理、事中管理和事后管理构成的循环，更重要、更深刻的含义是一种由标准、记录、对比分析和反馈构成的会计控制循环。”总之，会计管理指的是对价值运动的管理，其管理主体是会计人员，客体是价值运动，手段是会计信息和会计系统，职能是预算、反映、分析、反馈，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现实的会计系统是由会计信息处理流程、会计信息可靠性控制以及会计系统对经济活动的审核监督综合而成的。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会计不仅对外控制和监督生产经营活动，而且还对自身产生信息的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实践中的信息控制包括流程控制、授权审批控制、职责分离控制等全程、全方位控制，信息处理过程与信息控制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把会计系统当做“黑箱”来考察系统对外的“作用力”，实际上是把经济组织当做控制系统，把经济组织内的会计子系统当做“控制器”的一部分来考察的。在控制论意义上，以上所反映的会计系统对再生产活动的管理过程也可以叫做“会计控制”，但是现实的会计系统并不是一个只接受和发出信号的“黑箱”，会计系统本身也有信息质量控制系统、有监督系统，有对内对外的组织、协调职能(如职责分工、流程设计、原始凭证的传递等)和对内对外的监督职能(如原始凭证的审核、财产清查、对账、稽核)，也就是说，会计系统是一个“白箱”。本文认为，“会计管理活动论”早期创立者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会计系统的，会计系统是一个“会计管理”系统而不是“会计控制”系统。本文认为，“会计控制”应专指内部控制组成部分的“内部会计控制”。 (图3)中的“会计管理系统”即会计系统对内的质量控制子系统从属于对外的控制、监督、组织、协调子系统，后者是会计系统的功能，也是之所以把会计系统叫做会计管理系统的原因，会计管理的最终和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对内控制信息质量而是对外管理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对外的组织、协调功能也从属于对外的控制和监督功能。由于会计系统不是执法者，因此，监督职能的地位又不如控制职能重要。在实际工作中，人们有时候又把政府(或有关部门)和企业内部治理层、管理层对会计的监督、组织、考核等叫做“会计管理”，实际上是企业外部和内部有关机构“对会计的管理”，显然与“会计管理活动论”所说的“会计管理”即会计对经济活动的管理风马牛不相及。

(二)内部控制与会计控制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内部控制发展历程。比较常用且规范的会计控制即内部会计控制，属于内部控制的构成部分。内部控制发展经历了内部牵制阶段(Internal Check)、内部控制制度阶段(Internal Control System)、内部控制结构阶段(InternalControl Structure)、内部控制框架阶段(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和企业风险管理框架阶段(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该内容是否属于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存在争议，因此本文不做论述)。“从原始的组织诞生开始，直到20世纪4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内部牵制阶段内部牵制的实践。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3600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内部控制的初级形式――内部牵制的实践(辛少穗，2007)。”在古巴比伦、古埃及以及古代中国都出现了实物保管、会计记录、审计的分离制度。最早的内部牵制是会计记录与钱财保管的分离，会计记录实际上是作为控制器的一部分出现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制度阶段。”“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的审计程序委员会(CPA)发表了《内部控制：系统协调的要素及其对管理部门和独立公共会计师的重要性》(Internal Control： Element of Coordinated System and Its Importance to Management and the Independent Public Account)的特别报告，首次提出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内部控制包括一个企业内部为保护资产，审核会计数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坚持既定管理方针而采用的组织计划及各种协调方法和措施。”是一个由组织结构、岗位职责、人员条件、业务处理程序、检查标准和内部审计等要素构成的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系统。1972年，AICPA下属审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第1号《审计准则公告》将内部控制分为管理控制和会计控制,“会计控制是与资产安全、财务记录可靠及下列事项提供合理保证的组织结构、程序及记录。交易的实施是依据管理当局一般授权或特别授权;交易的记录要满足以下需要：能按GAAP或应用于会计报告的其他标准来编制财务报表;保持资产的经管责任;只能根据管理当局的授权才能接近资产;帐面数定期与实际数相核对，并对差异采取恰当行动(辛少穗，2007)。”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结构阶段。“1988年5月，AICPA发布了《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认为“企业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为提供达到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公告认为内部控制结构由控制环境、会计制度和控制程序三个要素构成。”其中，会计制度是内部控制结构的关键要素，它“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确认、分析、归类、记录和报告方法，旨在明确各项资产、负债的经营管理责任(辛穗，2007)。”1992年9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与美国会计学会(AAA)、财务执行官协会(MAA)共同组成的资助组织委员会(COSO)发布了指导内部控制实践的纲领性文件COSO研究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nal ControlInternal Framework)，并于1994年进行了增补。这份报告提出了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和五大要素，标志着内部控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COSO委员会指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以及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同时指出内部控制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五要素构成。至此，内部会计控制与管理控制融为一体，内部控制框架也成为内容丰富、外延广泛的内部管理和控制体系，其广延和丰富性表现在无论内部控制的主体(董事会、经理阶层以及其他员工)、界限(组织界限)、目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还是内部控制的内容和手段(“过程”和五个要素)涵义都非常丰富。借鉴COSO内部控制框架内容，我国于2008年5月22日由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认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分为“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个要素。控制主体是“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内容和手段也是“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所有“过程”，也包含“五大要素”。显然，这也是融合内部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的一个外延非常广泛的内部管控体系。综上所述，内部控制是随着经济组织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的;内部会计控制也从内部牵制时期的“会计记录”内部控制制度时期的“内部会计控制”内部控制结构阶段的“会计制度”内部控制框架阶段会计控制与管理控制融为一体，会计控制的职能越来越丰富、明确、延伸最后完全融于内部控制整体。但是，为合理保证资产安全、财务会计信息真实完整而实行的控制始终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之一，借鉴内部控制制度时期的“会计控制”定义，我们仍然把为实现这部分目标的职能称为“会计控制”或“内部会计控制”。在我国现行内部控制框架中，内部会计控制即为合理保证“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而实行的控制。对资产安全的控制可以说是“会计系统”对资产的控制，这是会计自古以来就具备的职能;对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的控制是会计系统内部和外部对会计信息的控制，这种控制的产生是因为会计信息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管理具有作用，对会计信息的控制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系统”对有关财产物资和经济活动的控制。所以：如果以会计系统为考察对象，则所谓组织内部会计控制还可以分为会计系统内部控制和会计系统外部控制;组织的“内部会计控制”目的还是为了对外的“会计管理”“提高经济效率和效果”;会计系统内部的自我信息质量控制需要对经济业务的合法性审核，因此这种控制与对经济活动的“合法合规”控制也不能截然分开。

(2)会计管理与内部控制。由(图4)可以看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包括会计系统内部的控制，也包括会计系统外部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信息处理过程的控制，但这里都是在组织内部来分析的，都属于“内部会计控制”。组织外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不属于本文考察的范围，应属于外部“对会计的管理”或外部“对会计的监督”。 如(图5)和(表1)所示，此处所谓会计控制主要是对会计信息的控制，目的是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完整，而“会计管理”主要是对货币反映的经济活动的管理，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益。但是二者又密不可分，会计管理是通过会计信息进行的管理，会计信息的质量就成为会计管理的关键，而企业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管理就是会计控制。不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控制，就无法进行会计管理。在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会计管理与会计控制无法截然分开。比如，会计信息提供者既要进行会计预算、核算、分析和反馈等会计管理工作，又要控制(并接受其他部门控制)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会计核算过程既是信息处理过程，也是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控制的过程见(表2)。如(表3)所示，内部控制中为合理保证法律、法规的遵守以及经济效率和效果的提高与会计监督和会计管理内容也存在着重叠。因为会计监督的部分职能就是维护法律法规，会计管理的目的就是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会计信息处理过程中包含对会计信息处理质量的控制，会计系统本身对外部再生产过程具有“过程控制”职能(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同时现实的会计系统也具有对法规执行活动的监督职能，而这些职能就是会计系统的全部，所以会计系统就是会计管理系统，从定义上看，内部控制的内涵非常丰富，外延非常广泛，所以，应该说，会计管理是内部控制的子系统。

∵ 内部控制是为了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而由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的过程;而会计管理是具有上述目的(主要是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的过程，且会计管理是由会计人员进行的管理;

∴会计管理∈内部控制

(三)会计监督会计监督概念争议较大，通常认为监督往往与系统外部有关主体的执法行为有关。按照《会计法》规范的“会计监督”内容，“会计监督”有以下几方面意义：一是会计人员对财务收支和财产物资的监督;二是组织外部有关主体对会计信息、会计工作的监督，包括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对会计信息、会计工作的监督即组织外部“对会计的监督”，也可以归为外部“对会计的管理”，包括所谓政府“对会计的管理”(即实际工作中经常说的政府“会计管理”)，这超出了本文考察的对象;三是组织内部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的监督，既包括会计系统外部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的监督，也有会计系统内部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的监督(如《会计法》第28、29条规定)，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完整。以上内容除了企业外部对会计的监督以外，其余内容可以称为“内部会计监督”，应该属于内部控制的内容。如(图6)所示，组织内部的会计监督无论是对经济活动的监督还是对会计的监督，无论归为会计控制还是会计管理都属于内部控制系统的子系统。

(四)财务管理 2010年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把财务管理定义为：“财务管理是基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价值管理工作。”2010年中级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财务管理》把财务管理定义为：“财务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的管理工作。”都认为财务管理的内容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其对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界定也大同小异，财务管理的对象包括筹资、投资、运营资金和资金分配等方面，管理的手段就是，决策、计划和控制，不需要全面系统地反映。在国外，美国人James C. Van. Horne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1998)也认为“财务管理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融资和管理。”显然，财务管理是对企业生产经营一个方面进行的直接管理，是对人、财、物、信息中“财”进行的管理，如同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劳动人事管理、设备管理、销售管理一样，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子系统，但是由于资金与其他要素密切相关，所以对其的管理可能涉及许多部门，但这不能否定其“职能管理”的实质，因为“人事管理”和“物资管理”也涉及很多部门，它们同样也是一种职能式的具体管理。而会计管理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对企业经营活动各个方面进行的全面反映和全面管理，这是一种全面的、间接式的管理，即所谓“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管”(杨纪琬，1997)。但是，会计管理与财务管理又不是毫无关系，像其他职能部门的管理一样，财务管理也必须运用会计信息进行管理，无论是决策、计划还是控制都需要运用会计信息，需要会计管理部门的反馈。所以，会计管理与财务管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图7)所示。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财务管理与会计管理、会计控制、会计监督有联系但没有交集。会计管理、会计控制、会计监督两两相互重叠、交叉，而三者又都是内部控制的构成部分。如(图8)所示。这里所探讨的会计管理、会计控制、会计监督都是在组织内部进行，都属于内部控制的构成部分，内部控制可以涵盖以上内容，是因为现代内部控制无论从目标还是实施主体上来看外延都很广。会计监督、会计控制和会计管理的外部边界并非图中表现得那样清晰，而是模糊的，这在上文的辨析中能够明显地看出来。它们与内部控制也基本融为一体，这即是内部控制“框架”的本来含义。会计管理与会计控制有交集，是会计系统内部用于信息质量控制的控制活动和会计部门对于资产安全控制的信息沟通及会计部门采取的其他控制活动如财产清查和核对制度。不同之处是会计控制还包括会计系统外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而且二者的主要目的不同：会计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益，会计控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监督与会计控制的交集则在于组织内部通过财产清查和余额核对对财产物资的监督以及组织内部有关部门和会计系统内部对会计信息和会计工作的监督。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会计监督还包括组织外部对会计信息和会计工作的监督。会计监督与会计管理的交集是会计系统对经济活动的监督和控制以及会计系统内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控制。二者不同之处是会计监督还包括会计系统外部甚至组织外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三者共同的交集是会计系统内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这个结论包含以下常识或观点：没有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无法进行会计管理、会计控制和会计监督，而会计系统内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会计信息处理系统也是它们共同的基础。没有会计信息处理系统就谈不上会计系统内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当然更谈不上会计管理、会计控制和会计监督;会计信息处理系统及其对会计信息的质量控制是会计管理、会计控制、会计监督的核心和基础，从而也是内部控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会计信息质量以及会计信息处理系统对于组织内部的管理非常关键，所以会计管理、会计控制、内部会计监督系统是内部控制系统的重要部分;会计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会计管理的目的，即通过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效率和效果。通常认为监督和控制都是管理职能的构成部分，所以，从大的方面来看，会计管理、会计控制与会计监督都可以称为“会计管理”，并没有可以截然分开的界限，它们逐渐交叉融合并与内部控制也逐渐融合在一起(如内部控制框架所述)，这也许反映了企业管理和控制的一种趋势。在实践中，对以上概念的认识和应用需主要抓住以下要点：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界限。能够区分两个基本问题就可以了：是“会计管理”还是“对会计的管理”?是会计系统内部的管理、组织系统内部的管理还是来自于组织系统外部的管理?

参考文献：

[1]杨纪琬、阎达五：《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会计研究》1980年第l期。

[2]杨纪琬、阎达五：《会计管理是一种价值运动的管理》，《财贸经济》1984年第l0期。

[3]阎达五：《会计理论专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阎达五、陈亚民：《发展会计理论，振兴会计事业“会计管理活动论”10年回顾》，《会计研究》1989年第6期。

[5]商思争：《作为记录的会计: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历史分析和逻辑证明》，《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年第11期。

[6]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7]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财务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编辑 虹云)

广播电视体制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电力企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亟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落实主体责任，搭建消防安全管理体系，用完善健全的责任体系、高效灵活的工作机制、专业的人才队伍等支撑消防安全工作高质高效开展。本文立足消防安全管理理论，结合公司管理实际需要，设计消防安全管理的体系模型，并搭建消防安全管理的体系框架。

关键词：消防安全; 电力企业; 火灾隐患

1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是一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订的，由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的一部法律法规。其发布主旨是为了加强及规范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应参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包含工作方针，消防安全责任，消防安全管理，防火检查，火灾隐患整改，消防安全培训与教育，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和演练、消防档案和奖惩九个框架，26个基本要素，并明确指出电网经营企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实行严格管理。

2   设计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模型

结合安全管理理论中的后两者管理方式，基于霍尔模型，遵循消防安全管理理论指导，运用系统工程原理，构建公司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模型。

把消防安全管理活动中的人、设施、场所作为系统管理的对象，运用传统管理的四大要素（组织、责任、制度、保障）对生产活动中的三个对象的危险因素加以识别、控制，从而进行全过程、全流程的消防安全风险管理与控制。

组织、职责、制度、保障四大模块需考虑公司管理经营实际进行设计与完善。消防安全风险管理部分，需识别人、设施、场所，以风险识别和管控为目的，按照体系建设要求制定各种管理或作业程序，明确安全相关的业务流程，并运用PDCA工具，循环管理和实施各项业务工作，同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国家及行业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地更新和优化，做到与时俱进。

3   搭建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框架

基于公司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模型，根据国家电力行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及典型行业管理规范，结合公司现有管理实践经验，构建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框架。

该框架包括六个部分，分别为消防安全组织体系、责任体系、制度体系、工作体系、保障体系和运转机制。其中，制度体系约束消防安全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通过制度体系落实执行，制度体系指导消防安全工作，工作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一些好的做法促进制度体系不断改进完善，组织和责任体系是工作体系开展的责任主体，工作体系推动完善着组织和责任体系，保障体系为消防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提供支撑。

4   体系运行模式

消防安全管理体系基于PDCA运行模式，将一个消防安全管理过程划分为4个连续阶段：P（Plan）——计划阶段：D（Do）——实施阶段;C（Check）——检查阶段;A（Act）——改进阶段，整个流程不断循环，实现消防安全管理的总体目标。

4.1  P（Plan） ——计划阶段

识别改进目标、制定改进措施。即要适应公司消防安全管理的要求，研究制定火灾隐患排查治理，消防设施、设备与器材管理，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等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包括确定分析现状、确定目标、确定措施、评价措施四个步骤任务。

（1）分析现状：分析消防安全管理各个模块现存问题及影响因素。

（2）确定目标：分析主要的影响因素，制定本次活动要达到的目标。

（3）确定措施：以目标为导向，制定具体、可执行的措施与计划。

（4）评价措施：对措施与计划进行评价、选择与优化。

4.2  D（Do） ——实施阶段

分解任務，落实改进（实施）措施。即执行相应的年度计划、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等任务。

（5）执行措施：根据措施与计划，落实相应要求。

4.3  C（Check） ——检查阶段

结果验收、对比、分析。组织验收评价实施的效果，即对照计划，检查实施的情况和效果，及时发现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包括合规性评价、安全性评价、绩效测评等任务。

（6）检查结果：验收实施的结果，与目标进行对比分析。

4.4  A（Action） ——改进阶段

总结提升，目标修订。即根据检验结果，把成功的经验纳入标准，以巩固成绩;把失败的教训或不足之处，找出差距，转入下一循环，以利改进。

（7）总结提高：总结成功的经验，制定相应的标准实现效果巩固。

（8）修订目标：将没有解决的或新出现的问题转入下一个PDCA循环。

作者简介：

聂江龙（1973.12-），男，汉族，甘肃静宁人，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电网消防安全管理。

参考文献：

[1]   徐华斌.电力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1）：71-73.

[2]   张军辉.我国现行消防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研究[D].郑州大学，2011.

广播电视体制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提  要】城市管理体制是重要的国家管理制度，与国家治理、特别是与民生大事深度相关，这在此轮“抗疫”中亟需施行就业优先政策之际就表现得很明显。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尽管经过了长期的渐进式改革，有所进展，但仍然不够完善，不太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为此，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央精神，点面兼顾，在继续开展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的同时，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城市管理;城市治理;体制改革;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从就业优先政策的落实审视城市管理体制的适应性

民生第一、就业优先已成当下中央施政的新精神、新政策。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就业优先政策” []，把保就业放到了“六保”之首。为配合中央的这一政策调整，中央文明办在5月27日宣布：不再把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纳入今年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该政策一出台就受到广大民众的由衷欢迎，在各个城市、包括在城管局门口迅即出现了就业活动和繁荣景象，人们的生活也便利了。显然，允许市民和进城农民利用城市人口密集的条件设摊摆点创收益和自我就业脱贫困的“地摊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民利为大和民生为本，是一项最贴近民生、最接地气、广受欢迎的好政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月29日会见中外记者时还对这一政策做了进一步的强调和解说：“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这表明，新的政策导向和动力就是要求各级政府放手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发挥城市的平台优势来造福民生、繁荣城市，确保广大中低收入民众可以低成本乃至无成本地利用好城市便利来谋生就业。

民生第一的政策取向使得一直引导着城市治理方向的指挥棒明显发生了重大调整，不仅许多地方的城管力量不再对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进行执法施治，而且将改变城市政府治理城市的政策和方式。

众所周知，城管力量原本就是专为治理城市脏乱差的需要而诞生并不断强化的，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就是专为赋予城管以更强的治理手段与效力而产生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城市化在不断加快，各种城市病变得日益突出，对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乃至经济的正常发展都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城市政府因而迫切需要有一个得力好用的专门力量对这些问题进行治理。于是，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私搭乱建、违法建筑等现象就成了城市治理对象，城管就成了具体治理这些城市问题的专门主体，深化城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就成为确保城管依法整治市容市貌和维护城市秩序的紧迫需要。

由此观之，这个就业优先政策要在各地得到好的落实肯定还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不只是城管的职能、方式、惯性要大变，而且城市政府实施城市治理的理念、导向、政策、法规、机制、方式和手段等都要进行系列变动、深度调整。而这就涉及整个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变革的系统性、联动性问题。不要说如果变革不及时、不到位、不顺利等等会大面积影响这一政策的有效落实，就单说城管习惯于驱赶商贩的惯性不调整也会使这一政策的实施遭遇障碍、出现反复。

事实的确如此，在此政策实施之初，有些地方的城管由于习惯使然，对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忍不住要强制管制。这些问题其实都缘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包括城管素质在内的城市治理体系还不够现代化。这实际就是城市管理体制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家治理的需要和要求都还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性。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之类到底是否符合农村人口刚进城、疫情背景下城乡中低收入人口达6亿的实情和民生需要？城市治理中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妥善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城市就会乱象丛生、失序毁容，与城镇化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如果只按城管的原习惯、旧做法来处置，就容易出现顾得了市容顾不了民生、顾得了发展顾不了疫情防控的情况。这是城市治理中的“两难”情形。目前，城市管理体制在驾驭这种“两难”问题上显然存在不适应性。

可以说，城市管理体制能否尽快改革和转型，已经成为就业优先政策能否得到落实的关键因素。要更好地落实民生第一、就业优先的政策，不仅要深刻调整转变当前的城市管理职能和城市治理方式，而且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城市管理体制。

而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就在于，瞄准并全力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全面理顺城市管理的职能关系，做好城市管理制度和模式的顶层设计与优化完善工作，切实解决城市治理机制与手段的适切性和有效性问题，从根本上确保民众能够有效依托城市、借助城市富集多种资源和便利条件的优势而长期稳定就业，也同时确保持续增进城市的安全和谐、顺畅有序和文明美丽。

二、民生政策实施与城市管理体制深度关联的原理和要义

城市管理體制对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因为就业要依托于城市空间，更因为城市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城市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言之，城市是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节点和运行枢纽，是区域性经济社会全要素经一定时期发展而全维度交集形成的复杂综合体。这可从城市的实际功能、地位和发展规律上进行把握，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城市就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基本据点乃至战略支柱，实际就是国家在空间上的发展依凭和治理主场。这就决定了城市管理必然具有饱满、具体的国家性质和科学内涵。

城市是人口和财富高度密集、文化和文明高度荟萃之地。实际上，城市治理就是城市管理的核心部分和高级形态，实质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城市治理好了，城市管理才能上水平，国家治理才更有质量。

城市管理旨在确保城市全要素的协调运行与维护优化，确保市容市貌和安全秩序的正常规范，還要配合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公共服务，以绣花一样的精细功夫把城市打造成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坚实依托。它包含了决策、执行、监督、协调、评估等科学管理诸要素诸环节。

城市天然具有十分重要而饱满的国家性质，国家必然要对城市进行管理，政府必然要具体担负起城市管理职责;城市治理是以政府治理为实质的国家治理之一，城市管理是以行政管理为实质的国家管理之一;城市治理体系是以政府治理体系为实质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一，城市管理体制是以国家行政体制为实质的国家管理制度之一。

其次，城市就是适宜人们居家度日、就业创业、享医受教、社会交往、实现价值的理想场所和优势高地，实际就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集约化条件和空间机制。这就决定了城市管理必须也必然要具备饱满的、以人为本的人民性与政策性。

说到底，城市就是大型的人口聚居区，是千家万户聚集的人间烟火世界。生活是城市的第一本质。城市是在生活上更为便利、比农村更优良更理想的人造空间，是更方便人们通过劳动来谋取生活资料和追求发展的优良平台。确切而言，城市是居民的城市，居民是城市的主人;保障民生是城市之本、城市之魂，市容是必须取决于城市灵魂的城市外貌;城市天然具有十分重要而饱满的人民性。

事实上，无论是城市秩序还是保障城市秩序的城市管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城市的这个第一本质而发生、存在和加强的;如果不能保障人间烟火在城市的持续鼎盛，则一切失去意义。就根本而言，国家对城市的管理就是为了城市居民生活幸福，这在政治上就体现为人民至上，在政策上就体现为民生第一。

作为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管理必然要为城市的主人服务——核心是要通过政策的惠民导向和高效落实来保证居民在城市里能够获得幸福、实现价值、实现梦想，以国家行政体制为实质的城市管理体制就是要确保惠民政策的落实，要为福民政策兑现为居民生活而创造十分人性化、生活化和便利化的环境氛围。

因此，城市管理必须围绕对居民的服务而组织、展开和精细运作，必须为充分实现国家目标而调节、改进和优化。在当前“抗疫”常态化的情况下，城市管理尤其要突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要为有利于居民在城市中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发展条件而调整分寸、改变方式、优化服务、实现转型。

为此，要朝着现代化目标迅速全面调整和改进城市治理体系，要由此着眼和入手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确保在城市治理上形成有利于就业优先政策实施的合力。

三、按照中央精神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中央对城市管理历来很重视。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就提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这是“进京赶考”的一个重大考题，也是建设新中国的一个初心，还是中央一以贯之抓城市工作的一条主线。

70多年来，中央一直都把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建设关联起来、综合考虑，系统把握、统筹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及时调整优化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特别是城市治理体系，及时促进改善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及时加强城管城建的政策指导和制度建设，确保了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协调配合、与时俱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这样持续展开和不断深化的。

1978年3月6日召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同年4月4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可以说，中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行动在先、实践已久，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这个提法，是在2016年2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才正式提出的。

改革开放前期，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涉及的重要层面。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市长的工作重点也应逐步转移到城市建设管理的轨道上来。” []这表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深入到行政体制层面上，明确体现出了深层次的国家治理内涵。

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推进，自1996年10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起，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持续以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为主流，持续20多年至今未辍。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要“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这表明，中央已经把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了，尽管当时只强调并突出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启动和推进、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城市治理问题也同时增多，对城市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2015年12月，中央召开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正式提出了城市管理体制这一范畴及其构建目标和改革部署，当然也再次突出了城市执法体制改革这一重点。2016年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正式提出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完善城市治理机制，标志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被确立为一项全国性的重大改革任务。

进入新时代以来，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开启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这主要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深度实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有序完成而提出来的。

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第五部分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把完善国家行政体制摆到了首要位置。这标志着包括城市管理体制在内的整个国家行政体制要朝着治理现代化方向加快完善。

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至少包括四层重要内容：一是城市管理在国家管理中的功能和职能的科学梳理、合理设定与法定化;二是城市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本地位、内部关系和运行规则的总体把握、科学设定与制度化;三是城市管理的垂直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的有效性与健全性改革;四是城市管理的依据、范围、权能、地位、作用、方式、手段、责任、保障等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架构中的具体把握、科学厘定、合理规定和实际确定。

四、城市管理体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改革任重道远

从40多年的改革實践看，中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重大进展，然而，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整体水平和一般要求来看，城市管理体制还存在不适应性，城市治理体系还存在现代化不足的问题。

（一）城市执法体制改革虽是多种模式、多种探索，但表现得参差不齐、质量有别，关键是缺乏统筹。

一是改革有统一的指导意见，但无统一的国家方案;各地自主尝试，进展良好，但也表现得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疑难杂沓、泥滞难进。各地都按自我理解与取向来改革，各部门各层级都按自我立场和选择来改革，或往公安方向推，或往司法行政方向推，或往独立职能部门建设推，或与城市运行管理整合，以至在执法性质与范围、处罚权和执法事项划转执行、执法机构名称、执法力量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差异甚大，很不规范。不同省份之间做法多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省，各地级市之间也不一样。即使同一个地级市管辖范围内，市县之间、县县之间的改革做法也各不相同、差异很大。这不仅是城管改革中的巨大困惑和普遍痛点，而且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个薄弱领域和欠着力区。

二是体制改革居然漏掉显著的不合法体制问题，存在明显的缺失和漏洞。有的省级体制中城管基本有名无实、执法工作甚至由民间团体掌管。如南方某省的城管执法工作在省住建厅已薄弱到近乎虚化，由该省的城市建设管理协会执法行业分会来主管。

三是改革相对偏窄、缓慢滞后，涉及全局的职能梳理和设置不够科学、充分，在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恐有掉队之虞。城市管理改进只抓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其他许多体制机制问题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在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后，城市管理职能还未得到深度科学的梳理与设定，仍存在交叉重叠、模糊不清、界定或宽或窄、设定不规范不科学或不得当等问题。

（二）城市管理有所改进，但仍四处冒泡、问题顽固，根子在体制，苗子在机制。

一是城管暴力执法。这是最戳公众心的焦点问题。即便在城管改进过程中也不时发生，或自成“灰犀牛事件”，或引发“黑天鹅事件”，使城管变成越来越大的“塔西陀陷阱”和重大风险源。城管的暴力执法，在广大社会底层引发愤怒，能随时激起群体性事件。当地政府或城管局虽会严肃处理，但因经常告诉公众咎在临时聘任人员之类而使公信力受疑，影响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成效。

二是城管拆违涉及多种体制因素、机制问题乃至法律和民生关系而变得复杂，在过分强调果断见效的情况下容易过分简单粗暴，故虽依法进行，然震动和冲突的风险亦难避免。违建的性质和特点本非简单划一，特别是大的违建常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民生民利关系。要实施拆违，就涉及多种体制因素、机制问题和法律关系，一旦为绩效所迫，即使程序依法，也容易出现刚硬粗暴的倾向和相应的风险隐患。

三是一些城市的风险管理尚不到位，小至垃圾、井盖、电线杆等，大至堆土、内涝、城市运行和公共安全，都有各种各样的忧患，一个疏漏就导致重大失防，一次风险爆发就足以导致严重后果。城市风险管理不可靠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也不例外，常有“一流城市三流管理”现象。这要靠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来解决。

四是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尚未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视野，未从国家管理系统化变革发展角度来系统考虑、统筹推进。城管问题都源于城市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只有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全面根治城市管理问题。目前只抓执法体制改革，即使质量高也只能解决执法问题，其他问题仍无法得到解决。

五是城市化迅猛，但城市管理改进跟不上城市发展形势。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速，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居民对抓好城市管理的期待和要求就越来越高，做好城市管理工作的难度、挑战和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到如今已近60%，2017年城市与农村建成区总面积209950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8;城市由1978年的193个速增为如今的765个，城市群有19个，以1/4的土地集聚了75%的人口，创造了88%的GDP。今后，城市化还将进一步加速，城市诸要素、诸关系将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人口将更加密集，城市管理难度将会更大，城市风险发生率和安全脆弱性也会变得更大。这一切对城市良性运行、精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城市管理亟需大力改进以适应形势。

五、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一）以全面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为指向，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做好顶层设计，出台统一的改革方案。

一要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的角度看待和重视城市执法体制乃至整个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中，应该更全面考虑、全方位把握城市管理体制的这些内容，确保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性、系统性、协同性和有效性。为此，不仅要在城市运转层面和行政执法层面聚焦微观运转和日常治理，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更要在国家行政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层面聚焦治理职能和治理架构，把更为根本、事关全局的城市管理体制顶层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抓实抓好。

二要制定实施新型城市化政策和战略，全面促进城市管理与城市发展平衡协调、协同并进。应该改变城市发展偏向的政策因素和治理机制，确立和实施城市管理必须跟上城市发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城市化政策导向、质量指标和考核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容易重发展轻管理、不平衡有短板的老大难问题。

（二）以有利于更好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安全与健康发展为目的，以探索、确立高效优质的城市管理模式为目标，通盘考虑、全面开展城市管理体制的科学梳理与重构、合理调整与设定等一系列废改立工作，为建成一个能达成市域内有效国家治理的城市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奠定基础。

一要明确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和实质。应将城市管理切实归位于城市保证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安全和健康发展的国家管理，将城市管理体制定位为在城市空间内更好达成国家治理目的和标准的国家管理体制。

二要明确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将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主题、新工程，纳入国家战略布局，适时启动、着力推进这一改革。

三要实行城市管理大职能制和大部门制。遵循现代城市管理的科学原理和规律，着眼全局、系统考虑、统一构思、科学设计、合理择定全国城管的基本模式，即大职能制和大部门制，出台全国性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为全国各地开展和推进城市体制改革提供统一的蓝本和规范，为全国城管改革、特别是基层实践运转提供确切具体的权威指南和规范保障。

四是准确把握城市公共事务，厘定城市管理职能，为城市管理体制朝大部门化方向推进奠定基础。城市公共事务纵横广大、巨细皆有、十分庞杂具体，皆应得到全面有序有效的管理，它们构成城市管理的实质性职能。体制改革首先要准确梳理和设定城管职能，为后续改革全程开道。

五要按国家管理规范、严格、高效的标准要求，构建统一规范、优良高效的城市管理主体体系、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城市管理机构本质上是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器，必须按统一标准，进行正规化、规范化建设，坚决杜绝各搞一套、勉强凑合、随意乱套。

六要发挥城市管理的基础作用、综合作用和促进作用，推动城市成为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引擎、创新驱动中心、综合国力增长的战略制高点。要推动城市普遍形成并发挥出优质的吸纳转化功能、生产生活功能、创新创造功能、带动引领功能、运行枢纽功能、财富增储功能和竞争力开发施展功能，普遍形成、持续释放出优质的经济活力、经济动力、经济潜力、经济实力和发展竞争力，普遍成为区域性新旧动能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型实验中心、创新驱动中心、经济运行调节中心、发展辐射带动促进中心，将重点城市打造成具有优良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增长与发展支柱;推动城市在人居、活动、就业、创业、教育、医疗、社保、文化、体育等方面发挥好平台中心、运行枢纽、平衡协调、引领促进的作用，使得城市普遍成为更为健全、现实的安全稳定高地、资源机会高地、财富福利高地、公平正义高地、和谐幸福高地、文明进步高地和国家繁荣富强的支柱。

（三）着力推进城市管理规范化、法治化：全面加强城管法制建设和法治改造，从根本上解决城管无法律依据、要靠借法借规来找依据、保合法等问题。

一是在国家层面考虑统一推动城管机构和人员完全行政化。将城管系统建成标准、正规的国家机器，坚决改变粗暴野蛮、任性妄为的城管形象和总在边缘不受重视的现状。城市管理处于直接接触群众和面对所有城市管理对象的国家治理一线。城市管理主体是位处第一线直接实施日常管理、保障国家运转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由城市政府狠抓城管内部运行和外部履职规范化。要严格规范并强化城管运行机制和內部管理，完善规章制度，规范办案流程，实行审批、管理、执法分开，开展网上公开公示，实行案件集体会审制度，统一执法文书，规范执法行为，确保执法监督合理、规范，约束自由裁量、消除操弄的机会基础，避免人情案、假案、错案的发生。

三是加快城管立法。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必须加快推进城市管理立法工作，确保全国城管有上位法、有法可依、能依法行事。首先，需要尽快制定出台一部作为基本法的《城市管理法》，解决城管主体的身份定位、职能范围、执法手段、执法程序、责任义务、权利救济、执法安全保障等基本问题。其次，制定出台一系列专门的配套法，解决法律体系不完善、配套措施不健全、多头执法、借法执法等问题。

四是将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贯彻于城管领域。以培训、学习、应用、监督等方式，把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贯彻于城管机关和人员的价值规则和行为方式，贯彻于城管运转诸环节、操作全过程和工作诸机制，把城管行动的合法性、合理性、适当性都纳入法制审核监督之下，全面提高城管法治化水平。

总之，要将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向全面推进城市管理现代化聚焦，全面理顺城管体制、改善城市管理、增强城市治理成效，闯出一条能在城市区域充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国特色城市管理之路。

（邱霈恩，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区域特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崔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