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对外贸易的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标识，日常生活成为透视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窗口。此窗口包含着对危机根源的诠释、对危机背后技术问题的反思和对危机治理之道的寻觅。全球公共危机源自日常生活在加速变革中的失控，见证了与日常憧憬相反向的风险，由此可用“反向”来概述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扩散，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和对技术的极化反思双重困局。唯有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方能使对技术的反思避免陷入虚无化的泥潭。现实感的最终载体，则是日常生活中化解危机的治理实践。“反向”、技术、实践可谓形塑日常生活基本逻辑的三重维度，为探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全景化的社会视野。

关键词：全球公共危机;危机治理;日常生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结构观的转向及批判”（NJUDPGRA2020）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场景中提出“找回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题，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与现实指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存在，促使相关研究深刻反思危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危机所暴露出的技术性问题以及危机的治理之道。实质上，公共危机从孕育、发生到应对的过程，均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公共危机恰可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公共危机由日常生活中不确定的风险孕育形成，如果说加速变革本身意味着正向度的憧憬，那么风险本身便是一种“反向”的因素。“反向”代表着变革预期与技术有限性的张力，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的认知瓶颈，然而反思技术的极化又易于陷入否认现实生活本身和治理不复可能的认知泥潭。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可以辩证地统一对技术的反思与对虚无化泥潭的避免，最终落实于治理实践。“日常生活”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概念，然而“找回”并非意味着复制后现代主义般的空无论调，而是要透过“反向”、技术与实践，构筑起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视野，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中寻觅良善的治理之道。

一、起点：“反向”的内在逻辑

日常生活对诠释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刻意义，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本身是危机的孕育之场，危机对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而言，其内在逻辑实则体现为“反向”的风险。风险本身意味着日常生活在演化过程中所孕育形成的不确定、复杂性、负面化的因素，此类因素的生成与影响难以被既有技术手段绝对掌握，然而风险却以公共危机为现实样态，渗透于日常生活中。透过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可以发现，公共危机可理解为不确定风险的现实化与扩散化。故而日常生活不仅反映常态下的社会结构运行主线，亦是突发性事件最基本的作用对象。若要透過日常生活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总体性反思，那么观察的起点应是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向”特质，此特质可从生成、转换与回溯三个层面细化探讨。

（一）生成：加速的变动与负面的回响

在影响全社会的普遍危机下，对日常生活基本样态和演变轨迹的充分观察显得十分重要。基于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可诠释危机的普遍化趋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时间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①。换言之，重新分化组合的生产、分工与交往已形成了从局部到总体的全面效应，展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的正是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全景视域。在此过程中，对加速（acceleration）的推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加速本身便是与社会转向变革相捆绑的某种关键概念，这一概念指涉的是加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态度，已成为无须怀疑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即形成了现代社会变革与治理的过程中正当化的运行样态，使全社会“向加速的需要臣服”②。此逻辑之所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因为社会变革本身便意味着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诀别和对现实场景中各类信息、财富的获取。加速的过程在带来世俗利益激增的同时，又意味着另一种维度的含义，即接踵而至的、构成“反向”的负面要素。

“反向”属于与加速变革对应的、内生于日常生活的变量。如果说加速变革包含着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变革福利的憧憬与现实资源的积累，那么风险所代表的“反向”则是与变革相违背的反作用力，可理解为孕育于正面推动中的反面力量。故而“反向”对应的是加速变革时日常生活的自我反对、自我拆解，可理解为“从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③。现代社会结构在生成中会释放出日益多元、异质化的生产、分工和交往要素，此类要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亦涵盖着对现代社会结构而言不确定的冲击作用，这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内部要素与结构本身的张力。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生成、变迁和重组的基本载体，亦成为孕育“反向”要素的能量场。其印证了一种逻辑，那便是围绕变革的活动模式本身将在加速化的过程中冲击自我、孕育危机。

（二）转换：现实的危机与潜在的风险

风险转换为危机可被视为日常生活中“反向”维度的集中呈现。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海啸、流感、P2P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可能诱发公共危机的社会问题，皆可理解为潜在危险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化。诸多突发社会问题暴露出社会总体结构过分臣服于加速度所带来的消解自我的后果。公共危机发生的逻辑往往在于风险以不可控的形式转换为现实且普遍的负面影响，造成全社会的效应。作为危机的诱发因素，风险本身处于可能性与实存之间，成为悬临并随时坠落于日常生活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往研究中较为主流的观念认为，“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没有必要纠结风险究竟属于所谓客观危险还是主观认知，风险对日常生活的作用介于观念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④。依据此类观念，风险是在现在到未来无数个节点上将要显现且正在显现的负面因素，此逻辑可理解为“现在将来进行时”。

加速变化中孕育的、由潜在风险转化而成的危机使具有消解现代社会固有结构的因素日益凸显。故而可以说，“反向”属于社会变革在风险催生中的内在化维度。既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曾对风险的内在特质提出过两个论断：一是“定义关系”，二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⑤ 前者指涉风险孕育于看似成熟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系列要素的排列组合在层次分明的科层结构的统合之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力求严密的规划非但不能消解风险，反而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后者则指涉科层组织结构的失效，意指风险的具体环节根本无法用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常态化标准进行监测，不确定、不可控的事故无法明确其确切来源。危机不可控的根源并非在于预设机制本身的执行性，而是源于社会成员在信息掌握上永恒的有限性。基于此认知，可发现公共危机的降临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困境。

（三）回溯：诉求的迷思与失控的循环

困境在于对加速变革的诉求与信息掌握的有限性似乎永远并存，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构成了某种循环。此循环构成了公共危机频发的逻辑根源，其含义是现代社会在加速变革中的追逐与自身信息掌握有限性的悖论，使社会成员永远无法摆脱随时可能降临的总体危机。寄托所谓“严谨科层组织结构”的思维终将成为“反向”的诱因，而并非防范风险的可行之道。基于日常生活可发现，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的生成、演进处在开放、动态的过程中，而并非局限在闭合、先验的结构内。同理，风险的发生亦打破了“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二分的先验性预设，原因在于风险和由风险转换的现实危机印证了现代社会属于“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⑥。在广阔、开放的社会场景中，任何预设化的结构安排均显得微不足道，这正是“定义关系”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含义所在。

治理实践的瓶颈表明，过往获取的既有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无法囊括复杂、开放社会场景的全部逻辑。基于对现实场景问题的考量可知，“反向”进程使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在公共危机中最终失去了平衡的虚幻外衣。首先，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的平衡并非科层化的构想所能达到。在断裂化的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单一化的科层管理多次被验证是失效的模式。其次，通过对二者失衡的反思，可以推导出“国家—社会”固化模式的局限性。纵观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公共卫生服务的精准化覆盖与专业化语言似乎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亦暴露出既有服务体系和评估体系在资源整合与信息评估上无法追赶公共危机不确定的脚步，且此种现象发生在诸多国家和地区。既往一些研究围绕所谓国家权力范围与社会自主性而喋喋不休，却忽视了现代社会结构自我消解的逻辑需从动态、开放、充斥风险的日常生活中寻找。

二、反思：技术的现实感

回溯既往研究，对技术的青睐可被视作在现代社会寻求良善治理的某种依托。其核心逻辑在于精准化、结构化地配置信息、协调资源，从而力求“达到一切知识之最后境界”⑦。在加速变革中，技术的语词逐渐浮现在围绕社会场景的研究中。这是因为对世俗的浓厚兴趣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变革的逻輯则使崇尚技术效能成为认知的共通规范，围绕技术的认知方式构成了“一个物体系列、系谱或系谱线”⑧，体系化的科学技术范式自工业化以来得以全面建构。技术主导反过来可促使加速变革的举措在治理实践中日益成为现实，加速变革亦加剧了对技术的依赖。技术既成为加速变革的认知内核，又成为诠释日常生活“反向”维度时所需重新定位的对象。反思逻辑可归纳为催化、悖论与契机三个层面。

（一）催化：反思的缘起与极致

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反思技术实则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在反思中可发现一组若隐若现的张力存在于反思的主体化与现实性之间。在既往研究中，技术的现实感伴随着对围绕技术形成的一整套认知方式的质疑而出现了暗淡化的趋向。诸多观点认为，技术的加速拓展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存在，崇尚加速的时尚外表已然泯灭了日常生活的本来样貌，日常生活成为“不可能存在之真”⑨。回溯历史，对技术与技术主导认知方式的怀疑乃是反对百科全书派的主要论点，并被认作是反思技术滥用的先驱性观念。按照此论点，一切技术的功用莫过于使社会成员“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⑩。换言之，技术的日渐主导非但不能促进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反而会压制社会成员认知日常生活的主动性，使社会成员在实质上成为被技术化认知方式束缚的对象。在此类观念看来，对技术的推崇与对良善理念的寻觅似乎成为难以共融的双重向度。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变革，反对过分推崇技术的论调持续存在，且伴随现实场景中危机的日益频繁，此论断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共识。20世纪后期以来，现实场景中危机的频发使反思乃至指责技术本身成为某种时尚话语。相应观点认为，技术通过“排斥日常生活的方式统治日常生活”{11}，技术的初衷在于精准获取现实资源，然而技术的加速反而导致了现实感的晦暗。如果将此趋向推到极化，那么，不只滥用技术，就连技术本身亦将成为日常生活中所需摆脱的对象。基于对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一些后现代主义观念认为技术本身几乎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良善治理的梦魇。技术日益复杂化的、超出传统认知方式的变革和围绕技术产生的系列负面效应，使得“不可能存在之真”的执念在既往的一些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依据此类论述，精准化技术包裹下的一切认知均不存在任何独立演化的希望，而是盲目服从于现有技术架构的符号。

（二）悖论：现实的丧失与治理的前景

很明显，上述论断并非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化导向，其实质是将现实场景本身加以否认。极致化的反思在批评技术滥用的同时，磨灭了认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使治理的命题不再可能。由于无法摆脱崇尚技术的认知，日常生活本身将最终沦为“空无”。如此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困境，即对现实场景中突发问题的淡漠和对日常生活中治理愿景的彻底回避。在晚近研究中，关注日常生活重构的学者从未放弃一个追问，那便是技术渗透下的现代社会究竟是飘忽不定、晦暗不明的“虚无”，还是可以从实践中治理的真实场景？或者说，技术的反思与厚重的现实感之间是否可以得到统合？统合是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必要的前提，亦是克服和化解危机中的可行命题。风险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复杂的内在逻辑以及治理危机的迫切性，使日常生活不能在对技术过分否定的迷茫中就此沉沦，而应结合现实情境反思技术，从而寻求治理之道。

真正适应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内在逻辑的论点在于，对待技术的审慎态度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将其合理定位，从而重构技术在一整套现代话语中的地位。依据相关论述，重构技术的关键要义是对语言背后“由其哲学体系与西方科学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准”有明晰的认知{12}，并在此认知中统合技术变革与良善价值这两个交互辩证却并非不能共融的层面。公共危机的降临，意味着潜在的风险在一定的突发社会问题中成为现实的破坏性因素，真实化地影响了日常生活，也激起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技术如何合理发挥其现实效能的思考。故而反思技术的要义不在于脱离日常生活实际场景的遐想，而在于能够将技术合理作用于危机治理的举措中。唯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坐标，观察技术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演变的塑造作用，方能赋予技术本身以厚重的现实感，进而诠释技术与风险之间的现实关联。这既包含对过分推崇技术主导作用的质疑，又涵括对技术的认可，即承认技术在日常生活演化中的不可替代性。

（三）契机：危机的窗口与日常的重构

打破“不可能存在之真”的认知误区，其实质意义是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可认知、可描述的问题对象。唯有以日常生活为坐标，技术的反思才不会沦落为片面化的悲观论调，反而会在对未来治理之路的探寻中找到现实的依托。故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化解危机的实践路径，才是全社会需直面的问题。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与传统结构的断裂中得以加速变革，那么技术自身已成为使加速变革成为可能的“利维坦”（Leviathan）。正是现代技术使国家政权对资源更为高效、便捷地惠及全社会的整合得以可能，即将国家政权建构与技术变革基于现代社会场景相统一{13}。强有力的政权整合成为广泛的诉求，而技术则使国家政权的整合能力能够真正进入社会场景，并投入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实践。既往研究无论以何种方式反对技术的滥用，其必须承认的是技术在历史时空中长期在场，且是日常生活在应对危机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

对反思技术而言，公共危机赋予了探寻现实感的绝佳契机，而危机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则是把握此契机的窗口。依托日常生活的坐标可发现，后现代主义对技术批判的极化莫过于对现代社会的另类“装饰”，其论点无法撼动现代社会场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公共危机治理本身而言，现实感是至关重要的概念。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存在是社会活动真实的载体，是诠释公共危机发生逻辑、寻求公共危机治理之道不可回避的真实主线。公共危机所展现出的“反向”维度，并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虚无，而是意味着对既往认知的突破与重构。此种重构具备了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必要反思，亦在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全面理解中包含了围绕日常生活的良好愿景。唯有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才是探讨公共危机的前提，技术则是现实场景中长期在场的维度{14}。在此过程中，“对专业技术知识的再使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关”{15}。

三、归宿：实践的可能性

探讨实践的可能性，是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归宿。其关键在于寻找到使公共危机治理成为现实主题的基本维度。公共危机的逻辑可见诸具体社会实践产生的突发问题，故而应基于实践脉络，把握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效用，进而探讨何种治理之道能够积极有效地作用于具体实践，使通往良善治理的日常生活重构之路成为可能。遵循此种逻辑，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方能最终贯穿于现代社会场景中的具体实践。如果引入日常生活的基本坐标便不难发现，日常生活是实践的基本社会场景，而实践则使得日常生活能够真正承载现实的公共危机治理主题。换言之，唯有实践才能将日常生活真正引入公共危机治理中，赋予治理以现实的基础。该逻辑分别体现在理念、路径与愿景三个层面。

（一）理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脉络

若要寻觅实践的可能性，那就需要在既往纷繁复杂的观念中相对独立，直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宝贵财富。马克思的论点可谓精辟，“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具体实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演进需在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中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实践观为反思现代社会的技术变革勾勒了清晰的轮廓，也强调了实践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逻辑形塑。通过对实践主线的把握，技术的合理定位方能最终获得厚重的现实感。基于實践维度，社会成员将充分认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本身的自我消解。“反向”孕育于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活动模式的断裂式变化，此变化以加速变革的方式充分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要义不在于外在化的形式，而在于内在化的实践范畴。加速变革与信息掌握的失衡，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在生产和分工中对各类资源的盲目追逐与现代社会组织结构总体性调控之间的张力。

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公共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将最终得以清晰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公共危机背后的失衡性逻辑，实质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生产活动中的偏差。生产过程中对财富的过分攫取和活动方式的失控性加速，在一定环节中使潜在风险转换为现实化的公共危机。依托马克思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实践变化与后果的阐释，公共危机治理的“反向”与技术维度不言自明。既往研究中对技术的一系列反思性概念与现实场景中对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亦可得到辩证统一。统一的核心是在具体实践中把握日常生活演化的内在逻辑，辩证地反思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逻辑，进而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因此，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公共危机的发生层面，还应体现为对治理可能性的把握。实践的可能性正意味着治理的可能性，即寻求良善治理的可能浮现于危机降临的日常生活。

（二）路径：共在与权力

良善治理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源于日常生活中共在与权力两个基本层面。

一是“我怕”的共在。“共在”即“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17}。风险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现实的、普遍的公共危机，使日常生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共在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场景中，亦共在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是作为普遍的危机受众而存在的。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中，部分国外的政府首脑亦难逃此劫。曾有一个代表性论点认为，21世纪的危机使社会成员的诉求从“我饿”转向了“我怕”{18}。“我饿”属于经济文化表达和国家政权回应的固定模型，其假设前提是社会场景永久地处于闭合、静止的状态，而“表达—回应”是固定模型中的唯一张力。此范式局限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成员在经济文化张力中的过分“二分”，然而其忽视的是，随着实践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将成为令人害怕的危机之受众。共同的受众，也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总体化共同防控的可能性。

二是在场的权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自下而上的总体防控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总体整合是统一的范畴。加速变革的社会场景往往需要强有力且妥善的治理举措，以促使日常生活在有序的状况下运行，故而国家需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在场的主体。国家政权的有效整合能力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质，诸多国家和地区在危机中整合资源的失效往往源于国家政权整合力度的缺失，即面临“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衰败的问题”{19}。公共危机治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失灵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忽视国家、政府作用是既往部分研究的误区所在，依赖不确定社会场景中的自发性活动意图实现良善治理的论点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部分研究曾提出的“重构日常生活”实则意味着总体性的重构，重构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而整合实践中多重资源要素的力量则应是统一的国家政权，故而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与国家治理是统一的命题。

（三）愿景：认知的质变与治理的行进

回顾历史，自21世纪以来，单一化的科层组织形式在治理实践上已面临适应性危机的“破碎”阶段，故而“这个阶段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导原则，构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20}。此类具有新公共管理运动风格的呼吁深刻影响了既往关于治理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此影响的部分研究试图寻找妥善的资源配置机制，然而其着眼的场景仍然是闭合化的社会内在结构，危机则是缺席的概念，故而新的治理形式无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无法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之道。相反，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可发现公共危机如何孕育于日常生活、如何暴露出现代社会结构“反向”特质的基本逻辑。公共危机的发生融合了自然与社会中的不确定要素，然而其根源仍是具体实践在加速中的失控。在既往研究中，无论是对风险的認知，还是对新的治理形式的构建，其探讨的现代社会困境问题都应从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把握实践之维，实质上印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是相统一的范畴，正是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分工使日常生活得以形成，而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活动方式则使得此生产与分工方式面向全社会扩散。基于具体实践，日常生活不再是晦暗不明的概念，而是生产、分工和交往所构成的现实坐标。对技术的反思亦将剥离后现代主义纷繁复杂的表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回归，确立对技术合理效用的认知。实践维度的确立，是“反向”与技术两重维度得以共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前提。三者共同形塑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涵，赋予公共危机治理总体性的轮廓，使治理举措能够面向现代社会场景，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具体实践的变化中，公共危机治理没有“完成时”的经验或模式，唯有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行进。

结语：交互辩证中的治理愿景

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并非悬设化的概念，而是由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突发问题产生的主题。以日常生活作为公共危机治理视域的做法，乃是与现实社会场景的契合。危机的负面效应暴露出日常生活内在化的困境，即在加速变革中孕育出破坏、消解自我结构的“反向”特质。在“反向”中，作为加速变革催化剂的技术亦成为反思的对象。无论是社会成员活动方式的变化，抑或是技术本身在现代社会变化中的现实效用，均属于实践的范畴。故而“反向”、技术与实践属于日常生活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交互辩证的三重维度，其中实践维度乃是另外两重概念的归宿所在，是日常生活视域得以确立的最终根基。在三重维度的辩证中，治理之道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构的契机依稀可见，且可由此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日常生活的演化并非“过去完成时”，而是处于“现在将来进行时”。公共危机在全球的发生实则是日常生活短暂化平静的终结，亦是对既往研究局限性的清算。此类清算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反向”，即通过现代社会结构内部的自我消解，宣告固有秩序在治理中的失灵。

其二，对技术的反思将在公共危机中褪去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晦暗不明，获得厚重的现实感。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坐标去指责技术幻象，与臣服于加速的做法一样，均无法把握现代社会在演进中的“反向”实质。

其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魅力将在公共危机的治理愿景中得到凸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不局限于任何先验化的概念范畴，而是将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作为诠释现代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是动态、开放的现代社会场景在变革中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根源所在，故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将不会被固定的学科范式、单一的语言文化所束缚，其本身是行进中的主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当代的内涵体现，亦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能的深化方向。

注释：

①{15}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123， p.125.

② Benjamin Noys，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 & Capit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4， p.1.

③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 p.116.

④⑤⑥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14， pp.214-216， p.222.

⑦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 Max Mu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371.

⑧{12}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7， p.222.

⑨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Ian Johnston， Nanaimo： St. Martin’s Press， 1964， p.6.

{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165.

{13} Carl Schmitt， 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9.

{14}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7}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7页。

{18} [德]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20} [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作者簡介：姜凯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5。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对外贸易的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当代仍然是资本主义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动权，资本主义在调适中依然展现着生命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被无限期地拖后，甚至没有发生的可能，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无望的幻影。在这种情势下，对社会主义的探讨是否还有意义？2014年11月1 2日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并对其给予肯定的回答。参加论坛的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关系的争论，马克思与伦理道德关系的澄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当代形式的分析，以及对革命主体、革命方法的找寻等。虽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观点存在着差异，甚至分歧，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即走向社会主义。

一、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

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1.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英国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探索，乔瑞金教授从总体上对其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英国新左派身处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中，与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的预设在物质条件上更为接近，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英国新左派的理论探索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众多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中，张亮教授认为斯图亚特·霍尔是最重要的思想家，指出他的一生都处于对资本主义的抗拒和对社会主义的探求中。霍尔在资本主义社会深处不断地寻找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对工人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确信，文化研究时期对英国大众革命潜能的激发，葛兰西转向时期对国家与社会的关注，去世前对种族身份问题的探寻。霍尔一生都在探求社会主义的可能，不过霍尔一再强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他与会学者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霍加特、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雷蒙·威廉斯，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大卫·哈维等思想进行了研究。学者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维视角、主题的时代转换和对资本主义批判不变的方向。

2.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左翼学者的政治哲学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蓝江教授分析了主体观念在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嬗变过程，尤其强调巴迪欧对历史主体的设定。巴迪欧（1）否定了主体的普遍性，认为主体是稀缺的；（2）否定主体的预先既定性，认为主体在历史变革中产生；（3）否定主体的恒在性，认为主体是“非在”，只有在断裂点上主体才显现。后马克思主义者朗西埃的“哑然的主体”亦是一种呈现于断裂点上的后事件主体。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主体问题的思考是尝试寻找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现实中被消解之后的可能的革命主体。

其实，主体问题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张羽佳副研究员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逻辑中存在着大写的历史、大写的政治和大写的革命主体。然而，在资本主义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代，大写的历史与大写的政治变成了小写的历史与小写的政治，大写的主体也变成了小写的主体，甚至是不称其为主体的主体。所以，对主体的建构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面对的问题。

其他与会学者探讨了朗西埃的生命政治哲学、安德烈·高兹的以“多元活动”解放设想、鲍德里亚的空间哲学、勒赛克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等。总体而言，与会学者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代表性人物思想的研究，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学者之间没有理论交集，未形成思想交锋。

3.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研究。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与会学者的研究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权力研究、幸福观研究、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研究、人的生存逻辑研究等等。也有学者将研究目标投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对“稀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陈学明教授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批评的焦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中国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衰落，进一步又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倾向。

在理论方面，学者还对生态学、女权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做了探讨；在人物思想方面，学者对内格里、阿甘本、齐泽克、拉克劳、科恩、詹姆逊等人思想做了阐释。

二、中东欧地区关于社会主义的反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刻解读和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极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正是基于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本次论坛的主题。

1.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总体认识和评价。李宝文副教授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做了详细的阐释，指出（l）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对“在场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并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解释力；（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高度文化特征；（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国际理论视野，并不断寻求理论超越。他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价值，郇庆治教授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指出，自东欧国家转型之后，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影响逐渐衰微乃至毫无影响，左翼团体在东欧国家的处境非常艰难。从东欧国家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影响处于一个越来越衰弱的过程，而不是我们所解读出的其影响越来越大。

2.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研究及其著作的出版。阿格妮丝·赫勒是至今健在并仍然活跃于国际理论界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本次论坛中，赫勒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解放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等。

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是又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之间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发展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二是科西克是否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学者们认为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具有一致性。在对第二个问题的辩论中，学者对存在、存在学、存在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做了辨析，否定了科西克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摆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以西方哲学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与会学者还对弗兰尼茨基、马尔科维奇、赫格居什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翻译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预计2015年2月至7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译著40本和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20本将陆续出版。参与该系列译著翻译工作的与会学者，对自己相应的译著做了述评，以飨学者。

3.对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探讨。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文本的解读与阐释法。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的拓展显然已经成为必要。对此，与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黄小寒教授认为研究应该以史为鉴，文史哲不分家；隽鸿飞教授强调研究的多重视域融合和多学科视角的切人；曲跃厚教授和李元同把研究方法归结为“结合”，即整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与逻辑研究结合、中西苏比较研究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

衣俊卿教授基于自己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30年的关注与研究，提出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史研究范式。他认为，通过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史研究可以深入到东欧民族最鲜活的记忆中，寻找思想和现实最深层的联系，进而验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精神史的研究范式可以更好地把握理论与时代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角转换问题上，有学者纷纷提出了政治学研究视角、宗教文化视角和文学研究视角等。

三、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学批判

社会主义是这次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关注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就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此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1.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陈学明教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他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认为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会触动西方社会根基。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再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建立在经济必然性基础之上的。

对此，张亮教授、郇庆治教授、张劲松副教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尤其张亮教授指出，陈学明教授的思路与习近平同志关于重读《资本论》寻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点的主张相一致。

尹树广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有其合理性，而且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中国会遇到权力对经济和资本的控制问题。莫雷副教授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仍有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者，如齐泽克，他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乔瑞金教授认为，何种批判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怎样的以及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如何。

2.马克思、社会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争论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观点的回应。

陈学明教授就马克思与伦理学的关系做出了三点说明：第一，马克思有伦理思想不等于马克思有系统的伦理学，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伦理学。第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是建立在经济必然性之上的，而非伦理必然性之上的。第三，谈马克思的人类思想、道德思想的时候不要把伦理道德的普世原则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提并论。

与陈学明教授的观点相对，王南浞教授从自己的理论研究发展历程出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之外还应该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以限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逻辑范围。从马克思对剥削概念的使用，王南浞教授强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一个道德规范原则。伦理道德不是一个必然性问题，而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针对陈学明教授和王南浞教授的上述争论，张亮教授做了两个区分。第一个是区分了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传统。一种传统是马克思、恩格斯锻造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与规律、自然科学结合才是科学的，才能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另一种传统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主要存在于英语世界国家，即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第二个是区分了伦理道德问题提出的两个历史背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伦理道德处于革命必然爆发的背景下，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问题；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伦理道德问题则在革命被无限期推后的背景下凸显了出来。基于这两个区分，张亮教授认为马克思思想、社会主义是具有伦理道德维度的。

关于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的讨论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思考。社会主义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表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结果，具有合法性。而社会主义建立的伦理学基础表明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超越，展现人的无限可能性，具有合目的性。因此.社会主义应该是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四、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社会主义革命

可否预期，革命方法与革命主体

在资本主义仍处于强势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结果而言还仅是一种理论期许。但是，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可以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和实践活动呢？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预期的呢？

张亮教授非常肯定地回答到，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发生。同时他也提醒到，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必然性”与社会主义革命何时爆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还保持着自身发展的弹性和可持续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被无限期推后的情形下，张亮教授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可能的斗争方式是以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方式去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游击战。理论的游击战是现实的革命方法。

关于革命的主体，张剑副研究员认为无产阶级是马克思找到的伦理主体。无产阶级并不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是一种职业，它是社会症候的所在，是社会的崩溃点。无产阶级在哪里出现，社会的崩溃点就在哪里，无产阶级反抗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五、反思与展望

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与会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既有思想观点的共鸣，也有理论见解的差异甚至分歧。在智慧的融合与碰撞中，本次论坛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第一，围绕论坛主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精神史研究的新范式。这意味着，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将深入到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具有影响的宗教、文化、文学乃至心灵史的研究之中，在思想与现实的最深层联系中，展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第二，唤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确实处于劣势。本次论坛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唤醒，一方面使我们继续以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批判武器剖析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做充分的论证。第三，本次论坛达成了一个共同目标——在差异中走向社会主义。无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是精神史的研究范式，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范式；无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必然性，还是一种伦理价值选择，学者们真切地相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前景。虽然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话题的讨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显得是徒劳的，学者们就像被惩罚的西绪福斯，但是在不可为中作为，在无望中抗争，恰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不妥协精神和批判精神的体现。

本次论坛在取得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发现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对人物思想的单纯研究阻碍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思想理论研究，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滞后，对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的相对匮乏等等。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与国外研究之间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这些问题将会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得到相应的解决。

对外贸易的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多个国家通过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本文主要介绍全球60个国家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促进金融稳定治理结构改善的最新进展，全面梳理各国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成员部门的构成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实施情况，重点分析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及职能分工，研究发现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各成员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大多数金融稳定委员会并不是为了制定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而设立的，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也无法为货币政策提供有意义的替代政策选择。因此，我国应完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加强成员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职能。

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稳定委员会;中央银行;治理结构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9.06.00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在评估和改革金融稳定治理结构，加强微观审慎政策制度建设，建立或加强对全系统或宏观层面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在所有可能的宏观经济和信贷市场背景下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衡量和监测系统性风险、实施减轻已识别的系统性风险的政策以及建立实施政策的制度和治理结构。由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各成员机构都拥有自己的职能分工和政策工具，所以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机构构成和领导设置非常重要，可能会影响到各成员机构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态度和实施效果。本文统计分析60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情况，重点评估金融稳定治理结构的领导决策，成员部门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大多数观点认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减少周期性系统性风险。Vinals（2011）认为，宏观审慎政策涉及动态调整监管政策的参数，且需要与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相结合，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主要政策。Goodhart（2011）认为，宏观审慎政策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强有力的结构性调控并不能抵消贷款和借贷的顺周期性，还可能造成经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陈三毛等（2017）认为，逆周期风险管理可以使金融机构在资产价格上涨和波动性下降时降低杠桿率，使经济在资产价格下跌时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关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组成机构和权威部门的设置问题，大多数观点认为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实施宏观审慎管理。Vinals（2011）认为，需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特定风险和整体宏观风险，金融稳定治理机构将涉及具有不同职能分工的多个监管机构。Elliot等（2013）认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可以有意地进行信息共享而不是政策实施，实践发现顺周期货币政策的调整在政治上不受欢迎。Tucker（2014，2016）指出与货币政策相似，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而产生的直接风险导致决策者倾向于推迟行动，直至金融系统的漏洞暴露无疑。宏观审慎政策可能会影响信贷周期和信贷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决定应由投票产生，而不能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直接决定。Bodenstein等（2014）认为，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每个政策制定者对其他人的目标的认可，可以通过将次优的纳什均衡分配显著接近合作政策结果来改进具体政策制定，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将有利于协调二者关系。Peter（2016）认为，金融稳定治理结构很重要，金融稳定治理结构必须拥有正确的制度设计，而不是仅仅侧面展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问题。

关于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中的作用问题，多数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应当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权威部门，负责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管理。Vinals（2011）认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各成员机构在工作任务和职能分工方面有差异，建议中央银行应在金融稳定治理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Goodhart（2011）认为，中央银行从其货币政策和最后贷款人职能中产生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具有政治独立性，银行监管机构更关注微观审慎问题，证券监管机构关注投资者保护，财政部关注其他社会目标，其他部门都不太愿意放缓信贷扩张，这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框架中的角色发生冲突。曾刚等（2017）认为，中央银行应当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责，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徐忠（2018）认为，中央银行承担金融机构流动性救助和风险处置的双重职能，唯有加强金融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才能发挥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能作用。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情况，多数观点认为应赋予金融稳定委员会一定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权力，同时加强相关成员机构的协调。Cihak等（2012）认为，如果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机构的现有工具已被用于实现具体任务，各国可能无法实现新的金融稳定目标任务。Carrillo等（2017）认为，只有货币政策实现价格稳定和信贷利差放缓时，在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的过程中，采取至少两个独立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才会有效。徐忠（2018）认为，中央银行应拥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权力，必须将监管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移交到中央银行，才能发挥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调控的职能。

二、各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治理结构

（一）金融稳定委员会构建情况

截至2018年，60个样本国家中已有42个国家建立正式的或准金融稳定委员会（31个国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其中，36个国家通过正式立法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6个国家为准金融稳定委员会①。另外，在18个没有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国家中，16个国家由单一机构承担宏观审慎职责，其中15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作为单一机构承担宏观审慎职责，1个国家设立专门的审慎监管机构（秘鲁是审慎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分开的）。芬兰和以色列尚未通过任何程序文件正式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只有非正式安排，但这些安排仅发生在工作人员一级;沙特阿拉伯拥有金融稳定的机构间安排，但没有形成正式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新西兰负责宏观审慎政策的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之间签署了书面谅解备忘录，当需要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时，中央银行行长必须与财政部部长协商;新加坡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建立了非正式的咨询安排。

（二）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设置情况

在42个有正式或准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国家中，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是最常见的主席人选（负责设定会议日程，并在宏观审慎政策中代表政府），审慎监管机构负责人在任何国家都不是唯一的主席人选。其中，25个国家财政部长、18个国家中央银行行长是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或联合主席。罗马尼亚和巴西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席在成员间轮换，日本和菲律宾则没有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

（三）金融稳定委员会权力情况

多数金融稳定委员会（42中的33个）有3到5个拥有投票权的成员机构，其中9个委员会有3个投票机构，15个委员会有4个投票机构，8个委员会有5个投票机构，仅4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机构有6个或更多。中央银行、财政部、证券监管机构和存款保险公司都是最常见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机构。许多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所有成员机构的多个代表，还包括外部成员或特定领域的专家学者。

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权威性

（一）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权责

“硬权力”是指给予政策制定者对宏观审慎工具的直接控制，或指导其他监管机构的权力;“半硬权力”是指政策制定者对其他监管机构有建议权，同时提出“遵守或解释”的要求，该要求可以用来影响其他监管机构采取系列监管措施。金融稳定委员会极少拥有“硬权力”，主要是促进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只有12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拥有硬或半硬权力来指导逆周期调控措施。其中，法国金融稳定高级理事会和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拥有硬权力，10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只拥有半硬权力。30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只有“软权力”，只能发表意见，警告;只有建议权，不能提出“遵守或解释”要求;只有信息共享职能。如2014年，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向市场监管机构提出建议，要求有序消除固定资产净值变化，降低投资者在允许投资具有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主要货币市场基金中运行的风险。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就自有抵押贷款的周期性发展向微观审慎机构提出建议。

沟通是一种重要的软工具，可以提高公众对风险的认识，并了解监管当局采取缓解行动的必要性，沟通的主要形式是通过金融稳定性报告进行披露。由于各国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发布金融稳定报告，因此只有少数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布金融稳定报告，包括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墨西哥金融体系稳定委员会。各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传达的情绪与金融周期相关，中央银行能夠非常准确地传达金融稳定报告中的金融状况及其变化，但金融稳定报告对金融周期影响不大。

（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制定实施

金融稳定委员会几乎都不能制定宏观审慎工具。尽管大多数国家拥有逆周期资本缓冲、进行压力测试和调整贷款价值比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但金融稳定委员会几乎都不直接制定和实施这些工具，主要是中央银行或审慎监管机构已被授权使用这些特定工具。一是对于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54个国家建立了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权力机构，但只有2个国家把这项权力赋予金融稳定委员会。二是对于压力测试工具，37个国家中央银行负责开展压力测试，18个国家的审慎监管机构中拥有这项权力，没有一个国家是金融稳定委员会或财政部负责压力测试。三是调整贷款价值比工具，40个国家建立了贷款价值比的权力机构，23个国家的中央银行、9个国家的财政部和7个国家的审慎监管机构拥有这项权力，但仅1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拥有该项权力。

四、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中的特殊作用

（一）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

因为中央银行拥有与制定利率和汇率稳定政策以及维护金融稳定职责，每个国家中央银行都应当在宏观审慎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当中央银行也负责微观审慎监管时，其在宏观审慎政策制定中作用应该更加突出。如果中央银行不是特别有影响力，货币当局不能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来降低金融稳定风险，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33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居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主导地位，其中15个国家中央银行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单一权力机构，1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被任命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席或联合主席。

中央银行应当在宏观审慎政策制定中发挥比金融稳定委员会更直接的作用。一是承担审慎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具有信息优势。二是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以及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具有技术优势，在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分析方面专业性更强。这对于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来降低顺周期性风险至关重要，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最后贷款人，维持货币体系稳定的核心目标与金融稳定重叠，与微观审慎政策相比，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审议和程序更类似于货币政策。三是中央银行能够利用其与市场和公众沟通的经验，使得风险预警等信息的沟通达到更好效果。

（二）中央银行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决策中的作用

最近一些国家决定赋予中央银行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决策的作用，在提高逆周期资本缓冲标准的8个国家中，7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提出建议并负责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仅有2个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发挥协调作用。中央银行比金融稳定委员会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决策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这是由于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涉及评估分析信贷与GDP之间的差距，需要中央银行基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职能做出综合研判，这不是审慎监管机构的特定风险评估职能所涵盖的。3个国家（挪威，瑞典和瑞士）中央银行比审慎监管机构或政府希望逆周期资本缓冲决策能够快速实施。其中，瑞典中央银行鉴于系统性风险增加，为了加强银行抵御能力启动逆周期缓冲，同时考虑到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以及瑞典家庭部门的高负债和不断增长的债务，建议逆周期缓冲率应设定为2.5%，实施阶段最好少于12个月。

五、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治理经验

（一）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席人选

一是如果财政部是政府组成部门又是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中央银行不是政府组成部门的时候，那么财政部长作为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的可能性比较大。二是法治程度越高的国家，中央银行行长作为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的可能性越大。三是信贷与GDP之比越高的国家，中央银行行长作为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的可能性越大。

（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职能

一是大多数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目的是促进和加强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而非制定和执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稳定委员会结构似乎并不是作为审慎監管机构，也不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之上的权威机构。二是在没有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国家，多数情况下中央银行是金融稳定治理的单一权力机构。大多数委员会并不是为了制定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而设立的，因此，它们无法为货币政策提供有意义的替代政策以解决金融稳定问题。三是在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国家中，中央银行几乎都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但不一定是委员会主席。财政部从来都不是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单一权力机构，只能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发挥作用。四是大多数金融稳定委员会没有宏观审慎监管的“硬工具”，不能发布“遵守或解释”要求，逆周期资本缓冲、压力测试及贷款价值比率等审慎工具主要归属于现有的监管机构。五是大多数国家中，微观审慎监管机构都是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员，并有政策运用工具，但其一般只作为联合主席。六是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自动工具触发机制，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向政府申请使用政策工具，而非仅仅发出潜在风险警告。

六、启示

2017年7月14-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职能是统筹负责金融改革发展和监管问题，统筹协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增强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层面的议事协调与权威决策机构，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领导担任。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鉴于我国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实际情况，为尽快发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职能，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完善顶层设计，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出台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文件，明确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定位、职责权限及工作机制。中编办需尽快明确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与人员编制，赋予其权力和职责，也可尝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其法律地位，为工作的顺利推进增添法律效力。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对涉及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的重大事项（包括货币政策、监管标准、监管规则、危机处置、责任划分等）进行研究、协调，赋予一定的决策权和建议权。

二是落实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建立高效的监管信息收集、共享机制。金融稳定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有权从成员单位收集相关数据或信息，并根据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需要协调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同时，参照国际实践，本着原则公开、保密例外的监管信息透明度规则，促进监管信息有效共享;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纠正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整体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

三是明确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职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应建立自动工具触发机制，赋予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在满足触发条件时有权发出风险警告，并有权向政府申请使用政策工具，有权对维护金融稳定措施不到位的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建立自上而下的联合监管问责机制，并分解落实到金融监管的各个环节，确保金融监管政策落实到位，金融监管信息充分共享。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突出问题加强协调，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逐步统一金融监管规则、统一同类型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监管标准、补齐金融监管制度短板。

四是赋予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宏观审慎监管权。人民银行应通过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危害，并拥有决定是否采取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的权力。宏观审慎监管决策权包括两个方面：逆周期宏观调控和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容易导致实体经济的过度波动，这反过来又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交叉性金融产品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容易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这需要人民银行实施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同时有权决定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基础设施采取强化集中监管措施，以避免产生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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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在法国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波澜壮阔、跌宕曲折的法国大革命扮演了既承前启后，又开天辟地的角色。

法国早年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居于强国之列，主要靠的是其国土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以及较早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然而，及至进入近代时期，任何国家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法仅凭上述因素就可称雄于世。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若要跻身于强国之列，其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它是否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通过思想、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来引导世界潮流。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岛国——英国在近代的崛起以及长期独领风骚的历史就是明证。就法国而言，它之所以在进入19世纪以后，还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保持某种强国地位，甚至不时称霸欧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时地进行一系列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密切关系。而讲到这一点，人们自然会想到为法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思想与制度基础的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最大的功绩是使法国从“旧制度”迈入了现代社会。大革命在把法国人由臣民变为公民、凸显民主或平等的价值方面所做的各种尝试与努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成功——尽管这种成功代价不菲，使其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生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将它与同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甚至认为，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

那么，这场人们往往以“大”来形容，甚至使“革命”一词因此而发生了由贬义到褒义的变化的“革命”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爆发的？

对于这一问题，在法国学界，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法国著名的大革命史专家马蒂厄曾有过如下颇有见地的断言：“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

此言不虚。因为在“旧制度”的最后时期，亦即在18世纪的后半期，就总体而言，法国的经济即使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了发展和转机的阶段。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在18世纪后半期，法国的现代工业已开始起步，其标志是手工工场的集中化与新技术的采用。在此期的法国，手工工场的集中化在纺织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手工工场大多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从业人员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工业发展有目共睹的同时，法国的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而这一发展还促使马赛等许多沿海港口城市趋向繁荣。此外，工商业的发展还导致了金融信贷的勃兴，银行数目急剧增加。至于在农业生产方面，在普遍的封建所有制和广泛的落后农耕方式之中，也冒出了一些新式农业的胚芽。一些农民通过租地或买地扩大经营，雇佣日工、短工，进行商品生产，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而在巴黎附近、法国西北部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区，甚至还出现了若干产量最高、最为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式农场。

然而，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宫廷或政府不会发生财政危机。由于曾宣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以及多次把法国拖入对外战争，并在这些战争中连吃败仗，在1774年继位的路易十六登基时面临着种种困境，其中最让他头痛的是持续有年的国家财政危机及赋税征收问题。当时，为了在国外进行的数场战争、向王公显贵支付名目繁多的赏赐金或恩给金，以及政府部门的日常开销等，王室政府的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而要想解决愈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必须要对第三等级怨恨不已的赋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鉴此，有“锁匠国王”之称的路易十六一直尝试进行改革，并在这一过程中先后起用了著名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具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管理经验的杜尔哥和一位来自日内瓦的银行家内克。杜尔哥曾主张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而内克曾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开支，并且还制订出了一整套节支的制度。由于这些改革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两人相继被免职。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推荐的卡隆。此人在上台之初，为了取悦王后，笼络王公显贵，一度采取了与内克截然相反的方法，即提倡奢侈与挥霍。其间，他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力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的威望。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挖运河、建港口、修道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然而，到了1786年，迫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卡隆也不得不效仿杜尔哥、内克，开始考虑改革财政制度，其中包括也向特权阶级征税。为了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能够付诸实施，他召开了“显贵会议”，“显贵”们既然是特权阶级的成员，他们对这一改革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果然，在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上，与会者对卡隆的方案予以强烈反对。更有甚者，他们还迫使国王解除了卡隆的职务。

继卡隆之后担任财政总监的是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他在得到了这一职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别无良策的布里埃纳上台后同样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显贵会议同意特权等级也得纳税。他的这一决定不久引发了“贵族的反叛”。

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更不容忽视的是，诚如马蒂厄指出的那样：“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虽然“旧制度”末期法国的国家经济正在发展，但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和广大下层群众的贫困却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而这一切将使得革命不可避免。换言之，如果说“贵族的反叛”昭示着法国专制王朝危机的加深，那么来自第三等级的不满与反抗则对专制王朝形成了更大的冲击。

众所周知，“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其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98%以上。正如法国大革命史专家伏维尔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等级制度远不是纯粹的表面现象，“特权者”一词很好地表达出了个中意味。税收特权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可谓最为明显的例证。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被确认、被感知的各种区分、隔阂、禁忌，在见证了这种等级制度的力量。如在大革命中一度颇为活跃的罗兰夫人和巴纳夫幼年时都曾受到过来自贵族的侮辱：前者曾在一次宴会上受到贵族的轻侮，甚至被人打发到餐具室里吃饭；而后者在与其母亲到戏院看戏时，竟然有贵族军官蛮横地要求他们让出早就订好的包厢，该贵族军官甚至还不惜以武力迫使巴纳夫他们离开。类似的事情可谓不胜枚举。

在国家经济处于发展和转折的过程中，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于依靠租金过日子的懒散生活，较之积极而富有进取心的资产阶级，他们自然而然处于相对的衰落之中。不过，对于这种总体性的衰落，就整体而言，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于是，就出现了伏维尔所注意到的这样一些场景：领主设法翻新“地籍”登记册，以图更为严格地征收那些古老的捐税。而与这种领主反动相呼应的是国家和社会结构层次上的“贵族反动”。在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垄断地位反而更为强化了。一些法令封闭了平民获得某些军衔的道路，强化了贵族对陆海军的垄断……

所谓的第三等级，大致可划分为资产阶级（其中既包括食利者阶层，也包括经营工、商、农、矿等业的实业阶层和自由职业阶层）、城市平民、农民三类。虽然他们之间的职业构成五花八门，经济地位相差悬殊，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特权，处于被统治地位，几乎承担国家税收的全部重负。由于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当时，第三等级各个阶层的人士无论是在家中的窃窃私语还是在公共场合，如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的高谈阔论中，已毫不掩饰地道出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启蒙时代的启蒙剧作家博马舍在他的许多名剧中对旧制度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抨击，而《费加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费加罗的婚礼》更是成为反对封建贵族的不朽之作。当时，每当剧中的主人公费加罗在独白中挖苦专横、邪恶与愚昧的贵族只不过是些“除去从娘胎中出来时用过一些力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庸碌之辈时，座无虚席的剧场中总会爆发出颇为热烈的掌声。当时的人心向背或曰舆情，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正是在一系列改革失败表明“旧制度”下的法国已无法通过渐进改革摆脱困境、整个社会出现严重动荡的大背景下，法国大革命终告爆发。

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

对外贸易的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高校创业教育是高校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为目的, 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 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技能为目标而开展的系统的教育活动。高校创业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活动, 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形成过程。它包含丰富的内容, 包括创业思想的确立、创业氛围的营造、创业技能的培养和创业教育的评价。

2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现状和不足

2.1 高校对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我国创业教育刚刚起步, 相当多高校还未把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作为其使命和目标, 没有把创业教育融入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体系中。受教育传统和教育观念的影响, 不同的高校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致使有的院校领导重视则发展势头良好, 而有的院校领导不重视则把创业教育等同于组织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简单的形式, 走走过场。在理论研究层面, 我国创业教育的“范式”与体系的“规制”尚未出现。在教育实践层面, 还处于“感性发动”和“就业难”的仓促应对阶段。

另外, 在全社会的商品化浪潮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的创业教育还局限于实务层面, 将创业教育简单地定位为“企业家速成教育”, 媒体在宣传创业成功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累积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其创业成功的唯一标准。然而, 市场在创造财富方面能制造神话, 却难以衍生幸福。创业教育, 就是基于创业要求, 以开发和提高培养对象的创业基本素质为目标, 向培养对象传授从事创业实践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创业知识, 训练他们的创业能力, 提高他们的创业心理品质等, 从而达到培养创业型人才的目的, 而不是单纯的功利性。

2.2 创业教育氛围不够活泼

虽然鼓励开拓、倡导大学生创业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但保守的思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特别是学生家长。我国现阶段的很多家长宁可拿出几万甚至几十万让孩子上大学, 不愿意拿出钱来支持孩子创业。其次还有来自亲戚朋友反对的压力等等, 这些压力也为大学生创业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与此同时, 学校也往往会因创业风险高、成功率低, 而对大学生创业持一定的保留态度。

2.3 大学生自身现状的限制

大学生对社会缺乏了解, 特别是在市场开拓、企业运营上很容易陷入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误区。同时相当多的大学生创业没有科学周密的计划, 对市场缺乏充足的调研, 自身并不明确市场的真正需求、自己的发展规划是否与市场的现有状况相吻合。对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与企业的运营、发展之道的了解更是一片空白。

3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几点构想

3.1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开展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其决定因素主要是大学生本身的素质。这种素质包括文化、创新、实践等。大学生在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方面是最具有活力的群体。在科技迅猛发展、时代呼吁创新的大背景下, 创新能力已成为当代大学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之一。

3.2 大学生应成为创业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探究者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 成功的创业教育应更注重学生的参与, 这在美国、瑞典都表现得很突出, 尤其是瑞典, 它通过“做中学”让学生参加相关创业项目, 使学生成为学习与实践的主体, 并在与教师、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环境的协调作用中成为创业教学过程的参与者与探究者。而在我国创业的实践活动相对缺乏, 学生能够参与的创业项目也极其有限。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创业实践教学, 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创业拓展项目和课程供学生参与和学习。

3.3 大学生创业教育要与国际接轨

在创业教育教材选用问题上, 对国外一些已经很完善的创业教育理论教材我们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在创业教育教师建设上, 应大胆聘用一些国外有教学和创业实践经验的教授来校工作。同时应让我国的教师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与国外同行密切沟通, 把世界最新、最前沿的创业教育成果纳入创业教育教学中。

3.4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氛围和环境的改善

社会要营造出一种宽容的社会环境和浓郁的创业文化氛围, 使大学生创业成为一种风气, 一种时尚。创业氛围的营造是引导大学生创业的关键。例如, 浙江省义乌市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这里市场活跃, 又因其创业门槛低使得无数创业者的目光纷纷聚焦于这里, 因而置身其间的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深受义乌整个创业大氛围的熏陶。

在创业之路上充满了困难和险阻, 大学生具备的自信的心态与无畏的勇气在创业中至关重要。面对现在创业者单兵作战或者小团伙作坊作业的方式, 高校应当鼓励学生自主建立一个“大学生创业团队”等聚合性组织。创办《创业导刊》或信息网站, 为创业者交流提升搭建组织和交流的平台, 通过这些为创业者提供精神扶持。

摘要：本文探讨了以创新为核心开展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大学生应成为创业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探究者, 大学生创业教育要与国际接轨, 改善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氛围和环境。

关键词：金融危机,创业教育,创新

参考文献

[1] 赵观石.美国、瑞典、印度三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比较及启示.教育学术月刊, 2009 (5) .

对外贸易的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6篇

1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创造更多高人力资本的岗位

教育的管道作用, 就是将劳动力人口在就业前分流为不同层次。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 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数在逐年增加, 2002年高校毕业生是145万, 2009年将突破600万。伴随着高校的扩招, 职业教育人数也从2003年的516万上升到2007年的810万, 并将在2010年达到800万。与此同时, 初中毕业生人数每年都要下降100万左右。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这就要求社会能够为高学历劳动力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 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转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曾经很好的解决了转型过程中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完成了国有企业下岗分流任务、在存量上为2.5亿从乡村分离出来的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在劳动力就业压力缓解的同时, 由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劳动力的行业需求, 也造成了整个劳动力配置结构的相对固化。

目前, 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几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 我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 制造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 但我国制造业的产品附加值非常低, 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占领市场, 大量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是不需要经过高等教育的低端劳动力, 企业给大学生提供的是不需要高等教育就可以干的工作, 这是对人力资本的浪费。

因此,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增加产品附加值, 为高人力资本的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途径之一。

2 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现状, 要求高校要适时调整学科专业

扩招对于大学生“就业难”有一定的影响, 但并不是导致“就业难”的根本或主要原因, 而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由于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目标不能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快速调整造成的。由于专业结构性矛盾的原因不能就业, 其具体表现为许多毕业生所学专业陈旧, 社会没有相应的需求或需求量较小, 而毕业生数量过大, 供大于求, 有的则表现为高校在短期内对一些热门专业急剧扩招, 相应专业毕业生激增, 出现热门专业不热, 供大于求的现象。同时社会上一些新兴行业急需大量的人才, 但相应专业的毕业生却供应不足。这种冷门专业, 过热专业毕业生滞销, 而一些新兴行业所需专业人才却供应不足而呈现出的专业结构性矛盾, 是制约当前大学生就业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所以从这种专业结构性矛盾存在角度来看, 我国的大学生出现就业难的态势不是因为大学生的数量过剩了, 而是由于大量的毕业生难以适应社会需求所致。比如:目前全国高校在专业设置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计算机、法律等热门, 学校都希望开设这些专业, 而没有考虑到培养特色、办学条件和市场的需求变化。盲目的扩大这类专业的招生规模和人数, 使得这些原本很热的专业, 由于人才培养的过剩和质量不高, 导致了大量的法学, 计算机人才不能在本行业就业, 而被迫转行。中国高校普遍把研究型院校作为发展战略, 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侧重于学术理论研究而动手能力差, 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大量需要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因此, 应该推动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为社会培养应用型的高素质人才。要尽量拓展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面, 在专业设置和课程选修上灵活化, 推行通才教育, 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的能力、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为目标。

3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以创业带动就业

中小企业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的70%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要解决就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一方面政府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要鼓励自主创业, 增加中小企业数量。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创业教育这一概念, 会议报告指出, 21世纪的青年除了接受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外还应当有第三本教育护照即创业教育。创业教育在国外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 美国是创业教育最为成功的国家, 截止到2005年初, 美国已有一千六百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创业课程并且已经形成一套比较科学、完善的创业教育教学科研体系。创业成为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经济武器。

我国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 其中就包括就业工作, 即: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把鼓励创业、支持创业摆到就业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 这是在总结我国近年来就业工作的实践, 深入认识扩大就业的规律, 科学分析我国就业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扩大就业, 不仅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 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劳动者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岗位, 更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政府政策引导, 创业基金补贴支持, 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 鼓励开展各种类型的创业活动, 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4 高校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就业指导

目前, 不少高校都存在着就业指导人员不足、队伍不稳、素质不高的问题, 为此, 高校应加大就业指导队伍的建设力度, 通过对就业指导人员的专业化培训, 优化、完善就业指导队伍, 不断提高和完善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确保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全程化、专业化、全员化和信息化。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竞争力, 解决他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大学生就业工作一项长期、系统的工作。

高校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加强“就业信息网”专题网站建设。网络已成为当今大学生学习、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网络求职招聘是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是进一步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必然要求, 是提高毕业生就业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必由之路。要充分利用网络在就业工作中的平台作用, 为毕业生提供网络招聘、政策咨询、企业推介等综合性就业指导服务, 及时更新网站信息, 提高信息发布质量。学校就业职能部门应以就业信息服务为基本载体, 积极主动地广泛收集就业信息, 多方拓展大学生就业渠道。同时大学生就业会遇到不少挫折, 心理压力增大, 一些学生的职业承受力和适应能力很差, 遇到挫折不敢面对, 怕吃苦, 怕担风险。有的因为公司第一年将其派往外地工作要求毁约, 不惜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因为公司条件差怕吃苦而毁约, 甚至有的因为公司地点偏僻也要求毁约。然而, 职业指导会通过测评、心理咨询等科学手段, 为学生提供咨询和辅导, 消除恐惧、自卑、焦虑等心理, 为就业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学校要进一步提供就业咨询以及心理服务平台, 以便及时给大学生就业创造良好的就业后台服务。

5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近几年企业在用人标准上比以往有很大改变, 更加倾向于注重“品德”方面。“用人单位一改过去专业对口’、学以致用’的陈旧观念, 在招聘人才时, 更加看重德才兼备’。有些用人单位甚至将选才标准设定为:爱心比文凭重要, 敬业比水平重要责任比能力重要。”某一项对20余家中小企业用人需求调查数据表明:企业要求高职生具备适度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 更加普遍注重高职生的职业道德和动手能力。85%的企业表示, 在招人时, 更关心应聘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和业务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德才兼备的实用性人才的重任, 因此要把“德”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过程的首要目标。加强高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首先是加强责任教育。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 就要靠一定的责任感。对企业、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对自身负责任是作为一名成功人士必不可少的重要品质。其次是忠诚教育。在职业方面, 忠诚体现为对所在企业、从事职业的忠实状态和程度在大学阶段就要培养高职学生“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切勿朝三暮四, 见异思迁。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 加强对学生的科学化、制度化管理, 提高学生修养水平。

加强诚信道德教育。正确对待职业活动, 遵守职业道德, 爱岗敬业是职业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但是, 近年来面对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新的挑战, 以及社会负面因素的影响, 部分大学生不守信用、不守承诺的现象时有发生。高校在就业指导过程中应加强对大学生的诚信道德教育, 并将诚信道德渗透到教学、生活、管理等各个环节和过程, 贯穿大学生活始终。毕业生在就业时应以诚信为本, 以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精神风貌, 赢得用人单位的信任。

总之, 大学生就业现状引起社会关注, 如何更好的帮助大学生就业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社会工程, 需要高校和社会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金融危机下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

摘要：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在现今的金融危机下, 大学生就业面临的问题十分紧迫而严峻。大学生就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如不解决好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 本文从现今状况下研究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便帮助大学生更好就业。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

参考文献

[1] 聂永江.高校校友就业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江苏高教, 2007 (1) .

[2] 杨凤第.关于职业指导与大学生就业的几点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 200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