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社会建设论文范文

市场经济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陈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立足中国实际，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搞好综合平衡，促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重视市场调节，保证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坚持经济建设，兼顾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当代价值

陈云同志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体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陈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从其中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立足中国实际，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在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上，他总是牢牢抓住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经济政策，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经济的依据。针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生的“冒进”现象，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1] 44对于如何防止经济规模超国力，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人民的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等等。这些都是陈云结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对解决当时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性质的经济一直是陈云思考的问题。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只顾产值和利润”的现象，陈云指出：“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不是相反，”并进一步指出，“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1] 12-13在陈云看来，中国的经济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能够帮助人民解决吃饭问题，能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陈云主持中央财政工作时提出的基本理财方针。他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 30 “人民生活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政治问题。”[2] 在参与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陈云总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制定决策的出发点。

（二）搞好综合平衡，促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搞好综合平衡，促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济规律，同时也是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

1954年6月30日，陈云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有关问题时提出了“三大平衡”的思想。他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地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综合平衡应该是全局的、整体的平衡；制定计划不仅要看当年，还要看长远；搞好“三大平衡”就是搞好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应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1] 202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1] 241为此，陈云提出在发展国民经济时，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重视农业生产，实现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在积累和消费之间，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中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都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三） 重视市场调节，保证计划和市场相结合

建国以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实现财经统一，我国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对解决当时存在的经济问题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上计划太死，又时常脱节，这就使得“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1] 221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一味地实行计划，要加强市场的调节，保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1956年9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中，陈云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1] 13简单地说，他的这种思想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有计划按比例的，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则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1982年12月，陈云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1] 287 历史和现实均证明，只强调计划而忽视市场或者只强调市场而忽视计划，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有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 坚持经济建设，兼顾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节制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使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陈云同志综合平衡思想的延伸和扩大。

1957年8月，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节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1] 59可见，陈云早就看到人口过快增长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关于资源、环境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云就有所关注，但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展开。改革开放以后，对于环境保护问题，陈云越来越重视。1979年6月17日，陈云在写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讲到：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全国各地的水力资源情况，二是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 235后来，他又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大的国策，要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3] 414 陈云的经济建设必须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宝贵财富，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理论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4]。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些理论中的很多成分都可以在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中找到，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长期从事我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摸索、总结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大大突破了前人之说与外国现成模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5]比如，在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陈云早就提出了要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实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他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大影响。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控理论”[6]。这一理论一直被用来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宝库。

（二）现实意义：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同志虽然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但他的诸多经济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陈云同志在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时，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中国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陈云向来把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经济建设为人民生活服务，这与“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观是相同的。此外，陈云同志提倡综合平衡，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这也与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是相一致的。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研究陈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我们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方法论意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当前我国开展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陈云的经济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在陈云的诸多经济理论中都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与方法。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陈云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观点，并一直用这一思想去指导他的经济工作。到了50年代，陈云又提出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即“全面、比较、反复”。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1] 38 “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决策。”[1] 35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日渐严重。在发展过程中，有些部门和领导片面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不注重实际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决策。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当前，中国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又处在一个发展的矛盾凸显期。在这一关键时期，重新研究和学习陈云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及其方法，对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曾长秋.论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3] 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 王广信，杨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J].理论学刊，2008，（9）.

[5] 李先坦，温诒忠.陈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6] 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及其主要理论贡献[J].宁夏社会科学，1995，（4）.

[责任编辑 高惠琦]

市场经济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提出了“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要性，进而指出“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对生产函数的描述，直观反映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过程与效果；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建议。供都江堰灌区等“丰水”地区参考。

关键词：丰水 节水型 社会建设 经济学

目前，全社会对于水资源形势和节约用水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然而在“丰水”地区是否应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问题上，人们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有的人不关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还有的人只把它作为要项目、要资金的“口号”……“丰水”地区为什么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动力等问题，推进人们对“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认识。

一、资源稀缺性与“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

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其总量与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资源（下称水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对水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水资源的稀缺是长期的、全局的、绝对的，水资源的丰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对的。个别地区虽然习惯上被称为“丰水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是无限的。第一，“丰水”是相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其它地区“不缺水”，也就是说该地区可能是“相对缺水”。（“丰水”是一个大家广泛使用却没有严格界定的术语，水文学在多年平均径流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现实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长江流域以南称为“丰水”地区，这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是否“丰水”应视水资源的供需两方面而定，同时这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质的概念）；第二，该地区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资源就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资源形势正在由“丰水”向“缺水”转化，这不仅包括自然条件的变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还包括人为污染造成可用水资源量的减少；第四，如果水成为商品，那么该地区对水商品的供给将是有限的。

因此，就“丰水”地区而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无用水之忧，但并不等于水资源不稀缺。既然水资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优化配置。这里的优化既包括局部的优化，也包括全局的优化。局部的优化指在“丰水”地区内的不同地方和时期之间优化水资源配置。全局的优化则是指在“丰水”和缺水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

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之前，人们首先提出的是“节约用水”。作为“缺水”的应对之策，其目的主要是节约水资源用量。随着对水资源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节水型社会”充分地体现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思想。节约水资源用量只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浅层特征，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节水型社会”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战略措施。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手段单一，管理体系不健全，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节水型社会”通过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自觉节水意识，把节水工作贯穿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节水乏力的状况。

“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其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优化而言，“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势在必行。由于“相对缺水”的存在、水资源在季节分配上的不平衡、“丰水”向“缺水”转化的动态性，“丰水”地区同样面临着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那种认为“我们这里不会缺水，没必要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观点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就全局优化而言，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动力和保障。全局的优化并不必然带来局部的优化。局部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丰水”地区就没有自觉、自愿节约用水的动力。初始水权的确立和水市场的建立，使节约出来的水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使“丰水”地区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趋于一致，为“丰水”地区节水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护了“丰水”地区节水的积极性。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学描述

为了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情况进行直观的反映，笔者将“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效果描绘如下。

（一）静态的初始生产曲线

设静态下全社会初始生产函数为F（X），其中F（X）代表产量，X代表水资源用量。

一般情况下，图中横轴代表水资源用量，纵轴代表产量。生产函数曲线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水资源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BA段边际产量递增，随着水资源用量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加；水资源用量达到A，产量达到最大；AC段边际产量递减，随着水资源用量的继续增加，产量逐渐减少。由于AC段中，水资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决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减下去，洪涝灾害除外），故用虚线表示。

（二）缺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假设缺水地区生产函数与全社会相同，水资源用量受到水资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资源量为d，那么其产量只能达到D点，无法达到A点。该地区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了初始的生产函数，则形成了新的曲线B‘A’C‘。

该社会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产函数变为F‘（X），生产函数曲线改变为B’A‘C’，从而在可用水资源量为d时，实现了比过去D点高得多的产量D‘。我们把BAC向B’A‘C’的转变视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

可从我国的现实中找到例证。1991年以来，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灾减产粮食280亿公斤，城市、工业缺水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由于缺水，我国的生产函数曲线达不到最优点A.与此同时，我国万元GDP用水量2002年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生产函数，在缺水的情况下，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高得多的GDP.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以都江堰市为“丰水”地区代表，在现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说生产函数下，可用水资源量有时为d（不妨设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时为e（不妨设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弃了多余水量，故其产量在D和A之间变动。

都江堰市建立节水型社会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区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实现在较少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产量F‘（X），如：在d下的产量D’。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A’]）；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在较多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的产量F‘（X）。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 （F‘（X） 属于[D’，E]）‘；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 （（e-X ） 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总之，促使生产函数优化的过程就是“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需要应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四、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对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简化，以直接地描述节水型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产量不仅是用水量的函数，更是其它多个自变量的函数F（X1，X2，X3，X4，X5…），我们可以把X1、X2、X3、X4、X5分别定义为水资源用量、劳动力素质（包括用水意识）、生产技术（包括用水技术）、生产结构（包括用水结构）、经济体制（包括管水体制）等。生产函数之所以能够变化，是众多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化生产函数，建设节水型社会也必须从以上众多因素入手。

当前，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首先要提高“丰水”地区政府、企业、公众对水资源形势的认识，充分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克服“我们不缺水，不需要节水”的片面观念，增强人们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工作手段，改进节约用水工作，提升用水技术和生产结构。制定好流域水资源规划、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加大节约用水投入，加强水资源项目建设，实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推行计划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和器具、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等，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三，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解决“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本收益不对称的问题，从根本上建立“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长效机制。在水权、水市场制度建立之前，建议国家考虑对“丰水”地区节水、调水区调水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

第四，建立健全专职节水工作机构和投入机制，加大节水行业的科研和培训力度，培养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快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提高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管理水平和质量。

市场经济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 一) 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出台的直接原因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开始显现, 并且危及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面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对维护苏维埃政权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 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也开始凸显, 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民对继续实行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集中表现在富农暴乱不断、播种面积下降、粮食歉收等等。工农联盟面临濒临分裂的局面。

新经济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是俄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现实国情无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必须首先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虽然从农奴制改革以来, 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显著发展, 但是其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再加上三年的国内战争给苏俄的工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使苏俄的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

由于以上的原因, 再加上当时列宁等人存在企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 导致其无法及时改变工作方针。而1921 年3 月发生的科朗施塔德水兵叛乱更是让列宁等人意识到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制定符合苏俄实际国情的方针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新经济政策由此产生。

( 二)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

第一,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战后余粮收集制的继续实行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的生活水平降低, 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也与日俱增。为了缓和与农民的关系, 更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1921 年3 月21 日, 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征集》, 标志着余粮收集制的结束, 粮食税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为: ( 1)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农民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安心经营,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 2) 税额比余粮征集制少, 随着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 工农业产品能正常进行交换, 税额还要进一步减少; ( 税额在每年春耕前公布, 依每个农户的具体情况而定, 对勤劳经营者以奖励, 不按期纳税者罚款; ( 3) 纳税后剩余产品, 农民可以自由支配, 允许在地方范围内自由交换。[1]之后又通过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的方式完成了从粮食税到货币税的改革, 粮食税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它通过减少征收额度、确立奖罚制度等措施尽可能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稳定了农村的形势。粮食税的实施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提高粮食产量创造了前提, 对巩固工农联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 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扶持与发展也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的失败, 使列宁认识到小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在苏俄仍然占主导优势, 因此要实现苏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采取利用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 活跃苏维埃俄国的经济, 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经济基础。

苏俄主要采取租让制、租借制和合作制这三种方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是苏维埃政府与国外资本家签订合同, 将其无力经营或者经营不好的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 允许他们利用苏俄的生产资料并且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生产。租借制则是苏维埃政府与国内资本家签订合同, 使其拥有某些国企、油田、森林、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权。合作制是指农民或者小生产者在自愿的前提下组成合作社,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通过采取上述三种方式从而实现推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上述政策的实施不经使苏俄获得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科学的管理经验, 而且对改善民生, 稳定社会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为以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三, 利用市场关系, 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使列宁认识到以苏俄现有的生产力水平, 想要取消市场、商品是不现实的。要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就必须利用市场, 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正如列宁在1921 年12 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 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农民唯一可能的结合, 是促使经济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2]

为了发展商业, 苏维埃政府通过批准建立市场交易所, 作为主要的商品批发市场、恢复俄国之前广泛流行的定期集市贸易、取消了商品交换的区域限制, 使商品和工资等实现货币化等方式来达到发展市场, 恢复商品流通的目的。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采取将国家掌握的大量商品储备物资投放市场以稳定物价、利用非指令性计划对市场进行控制和干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对私人资本主义和自发势力进行监督和统计等措施确保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

通过这些措施, 城乡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人们的生活物资变得逐渐丰富起来, 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认同。对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涉及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 它集中体现了列宁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科学地阐释了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问题, 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一) 各国人民必须依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使列宁意识要在苏俄实现“直接过渡”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只有具备实力雄厚的大工业基础, 才能保证实现直接过渡的任务。但以苏俄当时的经济水平明显达不到“直接过渡”所要求的经济基础。因此, 列宁依据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由该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状况决定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论证了苏俄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发展道路有其特殊性, 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恢复与发展经济, 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新经济政策也由此孕育而出。

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反复强调苏俄特殊的国情。他在俄共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俄国的情况不同, 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 而小农则占大多数。”[3]而且, 列宁也客观地指出: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 就是说, 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 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 比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 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 在文明程度方面, 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 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4]由此可见, 列宁已经认识到苏俄“小农占大多数”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实际国情。这样的国情决定了, 在苏俄采用“直接过渡”的方式是不切实际的, 只有通过采用一系列“中间环节”实现由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面对党内部分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的言论, 列宁强调, 苏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要受教条主义的束缚, 以苏俄的实际国情为根本出发点,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前进的道路。

( 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生产力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列宁就指出: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 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 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 提高劳动生产率。”[5]列宁的这一论述, 事实上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 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思想。在列宁看来,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尤其是像苏俄这样国内经济文化落后, 国外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 只有发展自身的生产力, 增强经济实力才能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并且不断壮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是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提高生产力的精神。

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实行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允许市场的存在等措施, 直接目的是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工农业生产, 改善人民的生活。根本上目的则是为了提高和发展生产力, 改变苏维埃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对于党内有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待退的观点。列宁从苏俄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资本主义相对与社会主义的确是一种倒退, 但是同中世纪制度、小生产制度等相比却是一种进步。因此列宁意识到“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 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 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6]

因此, 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要想得以巩固就必须将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要求苏俄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好适应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 三) 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采取“渐进发展”

列宁在正确分析苏俄经济文化落后国情的基础上, 同时吸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 逐步探索了适合苏俄国情的经济建设新途径, 即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应采取“渐进发展”的战略方针, 缓慢地、稳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正是“渐进发展”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应用。

为论述“渐进发展”思想的正确性, 列宁以苏俄的实际国情为根本出发点指出苏俄“小农占多数”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情决定了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渐进”的发展模式。首先, 苏俄是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 这就使苏俄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长期地同小农打交道, 必须渐进地发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强调: “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 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 以便领导农民, 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7]同时, 面对苏俄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情况, 列宁意识到苏俄虽然可以在社会制度上“跨越”到社会主义, 但是苏俄现有的经济水平是无法跨越到马克思设想发展水平上的。所以要发展经济只能在尊重其客观性的前提下利用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其发展。因此, 列宁在俄共 ( 布) 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 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 以取得胜利。”[8]列宁这里就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建设要采取“渐进发展”的思想。新经济政策所主张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实行粮食税发展小农经济; 抓住市场这一环节, 促进货币流通和商品买卖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就是通过发挥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 将其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既然, 在实际过渡过程中采用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中间环节, 那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实践也只能是渐进的过渡了。

三、结语

正是由于新经济政策符合苏俄的实际国情, 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921 年- 1922 年收购了3800 万公担粮食, 而在1925 年- 1926 年收购了8000 万公担粮食。1925 年播种面积达到战前水平。1921 年- 1924 年国有大工业生产量增长了1 倍, 保存了工人阶级的基本骨干, 从1923 年起, 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数量开始增长。创建了一些商业银行, 1924 年春完成了货币改革, 实现了币值稳定。[9]但是之后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 导致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日趋僵化, 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认真研究新经济政策对于我们今天对苏联进行深入研究, 正确理解列宁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指导意义。

1922 年10 月, 列宁在回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提问时说: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 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 第二, 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10]列宁在这里已经明确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的前提下, 通过实行国家调节市场,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将工业与小农经济结合起来; 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 用市场原则改革国家经济管理体制, 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形成全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局面, 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 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完善标志着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而且体现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求真务实、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精神实质。

中国与苏俄有着相似的国情, 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借鉴了列宁的相关思想,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并由此开辟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新经济政策”精神的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发展。所以认真研究新经济政策, 对于发掘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对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性政策, 集中体现了列宁关于在生产力落后的苏俄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促进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并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建设的理论。因此, 新经济政策在列宁主义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分析新经济政策及其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仅有助我们从理论上正确理解列宁主义, 而且对于进一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参考文献

[1] 梅明, 李鹤亭, 江静兰等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 (第1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232.

[2]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229.

[3]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50.

[4]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204.

[5]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3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68.

[6]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301.

[7]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4.

[8]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336.

[9] 陆南泉, 姜长斌, 徐葵, 李静杰.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48.

市场经济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这也意味着经管学科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适应市场需求, 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安徽财经大学提出了打造“新经管”。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跨学科专业, 如何在打造“新经管”的背景下进行专业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该专业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新经济时代呼吁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改革

(一) 传统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严重

目前, 我国正在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社会保障事业在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社会需求量会不断增加。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1998年开始才增设的新本科专业, 目前全国大概有160多所高校开设了本科专业, 90多所高校招收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 因此, 该专业的人才供应量并不是很大。但从该专业的往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来看, 该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情况却并不理想, 不仅总体就业率水平偏低, 且大多数本科毕业生甚至是研究生难以对口就业, 劳动力供给予劳动力需求存在明显的匹配不合理问题。因此, 如何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以适应市场需求, 是高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二) 新经济时代呼吁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改革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理论知识, 还要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能够灵活解决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的实际问题。目前,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 在养老方面,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 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提高老年人的养老质量, 如何有效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实现智慧养老是目前乃至今后亟须解决的问题;再比如,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是我国新医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 探索“互联网医疗”的有效模式也有待探讨。另外, 新经济时代, 随着“平台就业”“零工就业”等新经济就业模式的出现, 传统的相对固定的用工模式被打破, HR部门如何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适应这种新型的、灵活的用工模式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均需要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紧跟市场与社会需求对相应的培养方案进行修订, 对课程进行优化。

二、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改革思路

(一) 根据社会需求构建适应自身定位的理论课程设置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 各种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 课程的设置如果与社会需求脱节, 就会导致很多学生认为这些课程学了以后用处不大, 因此会对这些课程缺乏学习兴趣, 上课不认真听讲, 进而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 影响教学质量。因此, 课程设置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 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新, 使学生所学课程能满足就业和将来的发展所需。这就要求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重构课程体系, 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植入课程体系中, 尤其是在专业课程中, 将互联网医疗、智慧养老、互联网慈善等内容引入相关课程或相关教学内容中。

(二) 强化专业实践教学

为适应市场需求,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授学生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 而且要不断强化专业实践教学环节, 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和实务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强化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一是积极建设专业实验室, 提高实验室利用率。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一门实务操作较强的专业, 因此, 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应积极建设相关实验室, 引进相关的教学软件, 以便学生在学习了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之后能够进入实验室进行相关的实务操作, 从而提高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二是强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学校的学习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实验室软件操作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 但真正在实务操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 为提高学生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还应该通过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通过与实际的业务部门合作, 为学生提供各种实习实训机会。比如, 可以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经办部门合作, 让学生了解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具体经办过程, 也可以与企业进行合作, 让学生了解企业HR管理内容, 还可以与社区、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合作, 让学生了解社区养老、社区医疗或者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等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

(三) 改进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 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互联网时代, 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有很多种, 如果教师再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对每一章、每一节的内容在课堂上进行填鸭式教学的话,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大大降低, 而且这种教学方式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要明确本堂课教学目标, 而且在课堂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以便创造更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学生由被动接受者转变到主动参与者。在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方面, 可更多地采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采用多媒体教学。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教师采用板书的方式, 这种方式相比较而言, 比较费时间, 而且比较枯燥, 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多媒体教学可以有助于教师将枯燥的文字借助于计算机技术通过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 这些方式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能够很好地活跃课堂气氛, 也更能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印象。比如, 在讲社会保障课程中的养老保险一章时, 可以通过视频让学生直观了解农村养老的现状, 在讲医疗保险一章时也可以通过视频、图片或数据等方式让学生了解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现象。二是构建网络互动式教学。校园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教学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成为可能。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线上教学、答疑、讨论, 学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反馈给老师, 而老师也可以在网络中对学生所提问的问题进行及时答疑, 通过与学生互动, 能使得老师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以便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

(四) 强化网络教学能力, 转变教师的角色定位

目前我校无线网络已被引进校园与课堂, 无线网络的引入给大学里莘莘学子们带来了众多的便利, 可以帮助广大师生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更新更有效地教学信息和社会资讯, 能够满足师生间随时随地的讨论各类教学科研内容讨论, 大大方便了网络教学。作为教师, 首当其冲的要接受无线网络进入到课堂, 要对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无线网络起到很好地开发和引导的作用, 告诉学生如何有效利用无线网络帮助自己学习。此外, 教师也应尽可能地将其融入到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中, 结合自己的授课内容尽可能利用无线网络, 不断提高自己掌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来提升信息技术教学技能, 创造一个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 提高课堂交互能力。

总之,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必须抓紧时机进行相应改革, 以培养出市场需要、社会认可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摘要：目前,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必须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调整和优化、教学方式方法更新等方面细化措施, 以实现与新信息技术的融合, 培养出社会认可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关键词：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建设,智慧养老

参考文献

[1] 赵秋成.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建设和发展路径选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15 (3) :51-55.

[2] 黎煦, 靳雅楠.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研究以社会保障专业为例[J].劳动保障世界, 2017 (2) :21-22.

市场经济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題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出新的概括，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新中国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创新的凝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结晶。特别是其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概括，更是凸显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内涵，彰显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的意蕴。

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升华。回顾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机制、体制到制度的演进，能使我们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清晰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学规律，是以怎样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进而拓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新视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

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为起点，从经济机制调整切入，着力于市场机制、市场调节和计划机制、计划调节关系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经济落后特别是国民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现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集中当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加强国家基础设施重点建设，推进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加速推进中，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已经有针对性地指出，要用“兼顾”和“统筹”的办法，处理和解决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他认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原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了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按照“统筹兼顾”原则，党的八大对经济体制改革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居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 在这里，“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实质上就是对市场和市场机制、市场调节作用的认可。周恩来还提出了“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的改革设想。陈云也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之后，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主要还囿于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调整的问题，没有能从根本上触动政府统得过多、市场作用趋弱的根本问题，没有能从计划和市场关系上找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缺点”作了深刻分析，针对这一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提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进而强调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思想。价值规律是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为作用过程的商品经济基本规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内在地包含了重视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3月，陈云在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就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针对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陈云认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对陈云的这些观点，邓小平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从市场和计划关系上升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视界，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强调“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1979年 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通过经济改革，要逐步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要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一改革取向，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决议》还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的高度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一宝贵思想凸显了经济体制具体形式的选择，与阶段性的“创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阶段性的“创造”，总是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相关联的。据此，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

1982年 9月，党的十二大对我国最初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的总结中，将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場调节为辅”，并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一基本构架的提出及其在实践中的实施，对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资源方式，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从经济体制改革突破，探索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系，形成以体制“定位”为主要特征的逻辑过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重要标志。《决定》明确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突破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纯粹的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形成了经济改革是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全面改革的新理念，走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之后，我国经济改革加速推进、经济发展长足前行，与经济体制目标模式选择上的重大突破是密切相关的。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新的实践，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改革思路，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明确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为特征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模式，极大地开阔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界，引发了对这一改革模式的深入探讨。“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较之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模式，凸显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作为有机统一体，既不是板块式结合、也不是渗透式结合;作为有机统一体，在调节范围上，计划调节是宏观层次，市场调节是微观层次。但在理念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提法，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相联系的“制度性”规定观念的束缚，也还没有对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切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说明;在改革模式选择上，还局限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关系的框架内，还没有上升到经济体制整体关系的高度。

实践创新推进着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也推动着实践创新。1991年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的谈话中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些言简意赅的阐释，从根本上区分了市场经济体制性规定与制度性规定的关系，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中曾提出，经济范畴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的过程。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探索的理论创新，一方面，离析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使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中“剥离下来”，形成具有体制性规定的一般的“抽象要素”。即如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提出市场经济作为一般的“抽象要素”，只有在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时，才具有充分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邓小平的这一理论创新，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离析，形成市场经济一般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提出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崭新概念。

在经济制度的替代关系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赓续，而计划经济历来就具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在经济制度的对比关系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历来被看作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规定性。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地包含着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之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兼容性，还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规定在实践和理论上还没有得到具体昭示。

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兼容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的必然过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时就指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体制“建立”的定位到制度意义上“定型”的验证，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实践、艰辛探索，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还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不断融入和生成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现代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作出了初步回答。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回顾这一时期的改革历程时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一论述，提出了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特征：其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党的十四大之前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转变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其二，这一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已经开始从“从制度上”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其三，这一过程“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由此得出“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结论。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着力推进治理结构和制度创新，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上，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定性，形成以制度“定型”为主要特征的逻辑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从“辩证法、两点论”的方法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问题作了多方的阐释，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定性，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的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并不是由经济体制一般性决定的，而是由与之“结合起来”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资本”作为资本主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核心范畴，就是这一“总体”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居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总体”中的“普照的光”、就是“特殊的以太”，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和生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根据和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一般和经济制度特殊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深入地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兼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也更为实际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相融合，生成为市场经济的属性。这一理论趋向，深刻地体现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这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组成部分的概括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规定的探讨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深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规制和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本质特征的集中反映。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根本上就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以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形成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思想。这是部署所有经济工作、制定全部经济政策、推动整体经济运行要牢牢坚持的根本立场，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制度性规定，也是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之具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的的根本规定。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体制上的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昭示其制度规定性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在这里，要讲“辩证法、两点论”，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要统筹把握，要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的制度规定的根据所在。

再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犹如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改变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质，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的制度性规定。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既要使“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作用。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这一核心问题，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回顾40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从经济机制调整到经济体制“定位”、再到经济制度“定型”的演进，刻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向及其具有经济制度规定性的过程;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三个方面的重要观点，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理论要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及其意义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从机制到体制、再到制度探索的过程和逻辑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新;由此形成的从计划和市場关系为核心问题，拓展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的过程，以及从经济机制调整到经济体制“定位”，再到经济制度“定型”的过程，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渐进探索、砥砺前行的逻辑再现。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的整体性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在这一显著优势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根本上体现为所有制结构上的优势和分配制度上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在经济作用过程中才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显著优势。“显著优势”中的“三位一体”，充分体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最初概括中，就从整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作过阐释。在这一阐释中，一是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认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在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时，强调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的制度性规定。

二是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论，是新时期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主要理论之一。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在这一分配制度实施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这一分配制度的性质，深刻地体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过程之中，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制度性规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结合”中，才融入和生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和规定的。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性质，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为显著的理论创新。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的根据所在。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自此以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1998年，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实践，提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艰辛探索而取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改革成果”，肯定“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进程，提出“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得以彰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从“辩证法、两点论”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深刻阐释，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的内涵。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的特点，提出市场经济体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开拓性的理论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宝贵经验时提出：“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改革开放实践的启示在于：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就“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一论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阐释的赓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的深化，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思想先觉。

（作者：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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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信用缺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比较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诚信为基石，要积极构建诚信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夯实；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基石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有序关系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平等、互利和彼此的信任，否则，商品掩盖下的这种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就会中断，而人与人的这种平等互利和彼此信任，就是诚信。诚信即诚实守信。它们是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是人类千百年传承焉的优良道德。在我国传统道德中，诚信被看作“立身之本”、“举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孔子甚至认为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一日无“信”。尽管时代变换，岁月蹉跎，中华民族崇尚诚信，始终不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质上就是一种信用经济的建设。离开了诚信，会出现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状况呢？单从某些企业一味追求利润，而不顾消费者利益，制作虚假广告的事例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注重诚信是不行的。例如：“哈佛代高乐”的广告之虚假可谓登峰造极，但且慢吃惊，这不过是泛滥已久的虚假广告中的一个最新典型而已。看看今天的一些电视节目、报刊杂志，虚假广告之多、虚假程度之严重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在香港花两千美元注册一个“壳公司”，经营、生产都在内地的小企业就敢自称“国际连锁”机构；用电脑制图技术合成一个欧式楼房图像，租用破旧建筑物的培训班就变成了“国际学院”；在国外旅游时拉几个洋人合个影，到了国内的报刊上就成了企业老板有国际背景的凭证……

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道德，不仅挫伤公众对广告的感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及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正当的竞争关系，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扰乱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诚信为基石，积极构建诚信的长效机制。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作为一项工程、甚至作为千秋大业去建设。

首先，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诚信建设作为“以德治国”的重要方面来抓。要从根本上树立人们对诚信的道德观念的正确认识，要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铭记“以诚为本，以信取威”的道理。在建立完善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同时，无论是哪个阶层、哪种性质的企事业、哪种关系的经济贸易或商品贸易，都要从教育入手，无论是哪种层次的学习，都必须重学习，重分析，重公众利益和自身的长远利益。不能只图眼前而贻害于人，失信于民，失信于社会。否则。人将不人，企业更是短命的。

其次，建立健全规范的社会信用立法体系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为社会信用水平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加强立法和司法，要不断完善我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对于那些触犯法律，造成社会危害者，决不能仅仅施以道德说教，必须坚决依法惩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让人们都能自觉的以法律为准绳，学习诚信、运用诚信，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第三，加强政府自身的诚信建设。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不难看到官商勾结、损公肥私、祸国殃民。虽然，我们不断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但如果不是从立法的角度去治理，可谓治标不治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就会对诚信建设形成重重障碍，以至于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身正为师，德高为范”，说的是为人的行为标准，对个人尚且如此，那么，对于管理人的政府部门就更应该身正德高于先。不断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进程。因为，民主是决策科学化的前提，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保证，只有不断加强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加强对权利的监督，才能真正树立起政府的形象。

第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继续树立以公平竞争作为经营理念现代经营管理模式，谋取共同发展。我们知道，企业的生存，不是取决于致竞争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生存方式，那样的独家经营或垄断是短暂的，更是残酷的，它不以造福人类为目的，这以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弘扬诚信为本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要重视企业的文化建设，树立诚信理念。正如海尔人的“真诚到永远”一样，给社会树立了诚信服务的典范。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跨越时代，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体制的同时，诚信建设必须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建设。只有在诚信建设的这块基石上产生的经济建设，才有可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步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西公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何建华.经济正义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