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科技发展论文范文
地方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通过综合分析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现,就内部条件而言,高等教育的本体性质、演进历程和分类发展是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优势,与此同时,地方本科院校在发展中存在的办学定位模糊、应用型师资队伍短缺、发展自主权受限和经费投入有限等劣势则限制其发展。就外部环境而言,经济转型与结构升级,行业对技术的需求,建立现代职教体系和国外的成熟经验为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但在评价标准、传统观念、教师队伍等方面,地方本科院校却面临严峻挑战。
关键词 地方本科院校;应用技术大学;转型;SWOT分析
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高等教育要培养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离不开大学的合理定位和科学分类。探索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构建应用技术大学新体系,有助于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丰富高等教育的办学类型,缓解目前中国面临的“就业难”与“技工荒”的供需矛盾。为积极响应国务院的战略部署,2014年3月,教育部提出要将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同年4月底,在驻马店召开的“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178所高校通过了《驻马店共识》。
近年来,高校间盲目攀比,专升本、单科大学变综合大学的趋势愈加明显,各大学都在朝着综合大学方向发展,贪大求全,其根源就在于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定位不明晰。本研究通过借用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法,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进行综合分析。
一、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内部条件分析
SWOT分析模型需建立在对组织机构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和劣势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分析。
(一)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优势
首先,就高等教育的性质而言,其根本目标在于培养专门性人才。专业的分类,既包括以学科门类为依据的学术型专业,也包括按社会生产和分工设置的应用型专业。依据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可知前者属于“为研究做准备”,后者是“满足社会对从事高技术人才的要求”,且社会对后者的需求远超于前者。地方高校的历史定位决定其肩负着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各级各类人才的责任和使命,并根据地方积极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做出适时调整。
其次,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证明,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大学大多依据行会性质办学,并以培养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等职业为主要目标,此种现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后才逐渐出现了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在古代的中国,尽管“重学轻术”的观念沿袭已久,但在人才培养理念中无不蕴含“学以致用”“知行并重”的色彩。在近代中外大学中,如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福州船政学堂等高校的发展历程,无不彰显出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的近代高等学校,出于当时国家对“翻译兼译述的人才,海陆军的将才,及制船造械的技术人才”的需要,诞生了两类早期近代高等学校:一类是方言学堂,一类是陆军学堂。其后更多的实业学堂(专科学校)不断涌现,如政法、农业、工业、商业等。上述高等学校的创立皆旨在满足国家对大批能够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来改造社会的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可见,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涉及从事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等各个技术环节的人才。
再次,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诉求为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提供了可能。从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在每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均会产生显著的变化,一些不同于传统类型的大学逐步诞生,如德国在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19世纪中叶美国建立的一批“赠地学院”等。相较而言,在中国10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中,其发展使命、功能和模式能否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有所不同呢?事实证明,在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虽仍将存在并进一步有所发展,但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实用性职业技术型的高职高专将朝不同方向发展。同时,还存在着一大批专业性较强的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它们既不能继续走学术性研究型大学的独木桥,也不可办成职业技术性的高职高专,此类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定位模糊。因此,对高校进行合理定位并明确其发展方向,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应用技术大学的提出,正是顺应了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分类发展的诉求。
(二)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劣势
地方高校由于受传统办学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缺乏应有的办学自主性和积极性。同时,高校管理者自身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不尽了解,导致不少地方高校在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过程中遭遇瓶颈。
一是办学定位不够明晰。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类型单一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改善,致使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不少地方本科院校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教师发展等方面仍承袭学术性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路径。潘懋元指出,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过程中大致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发展高层次、高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即培养适应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水平技能型人才;二是以行业为对象,着重应用,培养理论水平高、专业适应面广的工程应用型人才或其他应用型人才;三是朝着学术性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以研究高深学问为主,培养理论研究人才[1]。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历来重视高深学问,认为首先应研究高深学问,其次是从事工商业,最后才是从事生产技术行业。地方本科院校在发展定位时徘徊于三者之间,严重束缚了自身的转型发展。
二是应用型教师短缺。教师队伍建设是一所学校办出特色、实现目标的先决条件。对于地方本科院校而言,需要大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中国高校教师中大多拥有较高的学历,却缺乏在企业锻炼和工作的经历,很难胜任应用技术大学培养人才的角色要求。如何满足对“双师型”教师资源的需求,是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目前,不少高校的工科院系承担职业教育的角色,这是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有利根基,但要真正实现院校转型,地方本科院校现有教师队伍还很难胜任现实的需求。
三是地方本科院校发展自主权受限。应用技术大学发展要求所培养的人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结合。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美国高等教育已开展了类似的探索,即通过举办州立学院,强调学以致用,满足社区发展需求,美国州立学院发展得益于灵活的教育管理制度,许多大学具有企业性的经营体制。同时,美国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不拘一格的培养人才,将学校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发掘出来。而中国由来已久的重学轻术观念严重阻碍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大学的发展需要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需要及时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而现行过分科层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碍于高校自主办学的宗旨。因此,地方本科院校要想顺利实现向应用技术院校转型,需要一种创业精神,需要政府为之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四是地方本科院校经费投入不足。鲍威等学者对2005年中国高校的生均经费进行统计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差异显著,其中,“核心985院校”为47838元,“普通985院校”为28894元,“一般211院校”为23167元,“一般本科院校”为14846元[2]。在2012年末,我国16个省市的32所教育部直属“985工程”高校获逾450亿元的经费,其中中央财政专项264.9亿元,地方协议配套资金186.33亿元,用于新一轮(第三期)的“985工程”重点建设工作。而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中财政拨款的比例下降至四成左右,维持地方高校正常运作的一半以上则是院校的自筹资金[3]。
上述相关数据表明,国家教育资源向“985”、“211”和教育部直属的相关院校倾斜,其目的是集中力量快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却严重影响了大量地方院校的正常发展,不利于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
二、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外部环境分析
作为战略决策的一种分析方法,SWOT分析法除了需对被分析对象内部条件的优势、劣势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之外,外部环境同样需要关注,它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实现与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外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也会阻碍目标的实现。因此,全面、客观地分析外部发展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高校的办学重点和发展方向。
(一)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机遇
一是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助推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学术性研究型人才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在提升社会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更多需要的是应用技术型人才。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旨在培养本科层次的应用技术人才,毕业时接受系统的理论知识,掌握相关的职业技能,有助于实现中职、专科层次的高职与应用型的专业硕士之间的衔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应用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打破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格局,为应用技术人才的后续发展开辟空间。中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理事长孟庆国认为,“通过转型发展,能够推动地方高校科学定位,有利于破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同质化、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特色等问题”[4]。
二是行业、企业对技术的需求为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提供了有利平台。不少来自行业、企业的代表对以产教融合的方式推动地方本科院校顺利转型给予了积极评价。高校根据市场机制适时调整自身的人才培养方向,推动人才培养类型与市场需求实现互动双赢。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陈建洲提出,“企业需要的人才是具有职业素养和应用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地方高校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岗位需求,尽快缩短高校毕业生进入企业后再培养的周期”[5] 。
三是建立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亟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从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有利于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相关探索,如对外经贸大学的史薇通过比较中国与德国、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和教育的情况,指出实现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是必然的。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必须突破以学术性研究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观念局限,促进转型发展,实现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客观需求。
此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欧洲就有不少国家对应用技术类院校展开的有效探索,国外应用技术院校在4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为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顺利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面临的挑战
尽管目前各界关于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高校围绕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发展做了积极探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甚至部分高校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但任何改革都难以回避现实的困顿,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发展也正面临不少现实的挑战。
首先是应用技术大学的评价标准难以建立。目前,由于中国深受卡耐基高校分类标准的影响,人为地把高校分成高低不同的类型,导致中国高等教育层层攀高。具体而言,就是以学术性标准作为高校分类的主要依据,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在此观念的影响下,设置一系列的指标,例如,是否拥有博士点、有多少国家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发表了多少核心论文,等等。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传统学术性标准对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显然不利。因此,面对学术性评价标准,应用技术大学必须在申请博士点、发表核心论文等方面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此外,地方本科院校要实现向应用技术大学的顺利转型,需建立一套可行的评价标准,并在实践中适时进行调整,包括“双师型”教师的定位、标准等需要合理加以规范。
其次是传统观念阻碍了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由于受传统思想中理论优于实践观念的影响,中国绝大多数师生和家长普遍倾向于就读本科院校,而不愿意选择就业普遍看好的职业技术类院校,认为学习技术是低人一等。用人单位在选聘毕业生时,也往往注重应聘者的学历背景,对其实际掌握的技能却疏于考虑。根据对“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参会者的调查反映,对于高校转型问题,大家众说纷纭,“欣慰”“痛快”“希望”“彷徨”等不一而足。与选择应用技术类的职业相比,大多数年轻人更认同城市中较为体面的职业,现代化的写字楼已经逐渐消磨了青年人的斗志和追求,传统中艰苦创业的动力已逐渐消逝。教育改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简单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其根本旨归在于促进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为每个个体的发展提供多元的发展通道。因此,“在这个愿景中,学校不只是贩售知识与技能的场所,它的核心功能是教育,是转变观念、习得价值”[6] 。
三、结语
实现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既需要考虑转型中内部条件,实现内部治理和变革,又需要通过社会大环境的变革,为转型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只有在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和有机配合下,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中的优势,扬长避短。因此,地方本科院校要实现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必须实现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的联动机制,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实现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
地方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项目支持:本文受到陕西师范大学团委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项目“凝聚青春正能量,共筑美丽中国梦”的支持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陕西省渭南市华县蔬菜产业发展现状与优势,分析了当前华县影响蔬菜产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同时从加大科技投入、扶持蔬菜专业合作社、挖掘蔬菜旅游效益、优化蔬菜物流配送技术、提高菜农安全意识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对策,旨在为华县的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华县 蔬菜产业 发展现状 对策
蔬菜产业是陕西省渭南市华县农业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华县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加大蔬菜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全县蔬菜产业得到了迅猛快速的发展。然而,与强劲发展的工业经济相比,华县蔬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优势和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因此正确分析蔬菜产业发展瓶颈,探寻新的产业增长点,是华县现阶段蔬菜产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华县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及优势
1.华县蔬菜产业发展现状。陕西省渭南市华县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基地县,是中国果菜标准建设十强县,是陕西省蔬菜示范县,同时也是西北地区较大的蔬菜集散地。近年来,华县坚持把蔬菜定位为促农增收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并按照“积极发展日光温室菜、大力发展设施拱棚菜、稳步提升传统名优菜”的思路[1],截止目前,华县蔬菜种植面积高达26万亩,总产量53万吨,总产值8.5亿元。露地菜总面积达20万亩次,总产量28万吨,总产值4.7亿元;设施蔬菜高达10万亩,总产量25万吨,总产值3.8亿元。人均蔬菜收入为2024元,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华县蔬菜产业发展呈现快速、持续、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
2.华县蔬菜产业发展优势。(1)地理位置优势。华县因处于华山的姐妹山少华山脚下而得名,位于秦岭东部、渭河南岸、关中盆地过渡区,地势南高北低,形成一个“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半山区县土地构成形式。全市总面积1139.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1.2万亩,土地平缓,地域广阔,水资源丰富,具有蔬菜产业发展的地理位优势。
(2)气候环境优势。华县地处于秦岭山地、关中平原南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地下水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高达1793.6 个小时,降水644.4 毫米,平均气温13.1℃,适合农作物生长。2011年,蔬菜种植面积高达1.73万hm2,产量为45 万t,产值为7.8 亿元。种植品种多达到40 多个,主要有黄瓜、圣女果、番茄等,特产苹果、柿饼、杏等远近闻名。
(3) 区位优势。陕西省华县经济发展较发达,消费群体相对集中。全县人口35万,下辖14个乡镇。地处关中东部,北临渭河,南依秦岭,县域内陇海铁路、101省道、西潼高速公路横穿东西,华金、西南铁路和华洛公路沟通南北。华县现有地方公路131条,具有良好的区位经济优势,具备蔬菜产业发展的优越条件。
(4) 科技优势。华县县委县政府为将蔬菜产业发展为华县农业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在蔬菜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加快普及改良蔬菜种植技术,挖掘华县蔬菜产业的潜力,提升品质,从质上取胜,比如:华县辛辣蔬菜研究所提出的无公害蔬菜脱水加工产业化项目已顺利列入国家星火计划等,均提升了华县蔬菜产业种植的技术水平。为引导菜农掌握设施蔬菜、无公害蔬菜的种植技术华县定期聘请专家指导,积极推广蔬菜种植实用技术,不断加快华县蔬菜产业的专业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二、华县蔬菜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1. 经营主体分散,产业化程度低。陕西省华县坚持把蔬菜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的支柱性产业,蔬菜产业规模较省份其他县基地规模大,但由于经营主体分散,产业化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华县大部分蔬菜种植地区都是以众多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的个体农户直接来面对,并没有可以将这种分散的力量予以联合和组织起来的企业及相关的管理制度。华县目前并未形成可带动蔬菜产业发展的成熟精细深加工企业,省内基本的产销方式为蔬菜经采摘后直接经农户个人进入农贸市场销售,这种产销方式造成蔬菜产业分散,因分散而单薄的发展力量,致使菜农的权益并没有得到有力的组织保护,使他们不能充分和继续的发展,造成蔬菜产业产业化程度低,发展步履维艰。
2. 科技薄弱,缺乏竞争力。华县自古就有种菜的历史,技术服务相对滞后,菜农的蔬菜栽培技术主要是靠传统经验和自己摸索,全县农技人才和农民素质不高,技术指导人员匮乏,严重缺乏专业技能,蔬菜种植专业技术人员在数量和业务素质上均不能满足蔬菜产业快速发展的市场需要。由于生产、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的衔接不够紧密,科技化水平不高,缺少蔬菜生菜技术服务机构,农民难以得到直接专业化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存在大量因为技术指导缺乏而导致的蔬菜种植出现大面积倒塌、减产及质量不佳等问题的案例,科技薄弱已成为蔬菜种植的瓶颈,制约农业发展,影响蔬菜产业的发展。
3.基础设施不完善,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薄弱。华县虽作为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基地县之一,但大部分蔬菜生产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排灌设施简陋,蔬菜产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而成为蔬菜产业化发展规模受限的重要原因。而相应的无公害蔬菜检测技术落后,菜农的安全生产意识薄弱,为追求产量使用大量的化肥以及病虫害的防止过程中农药的大量使用,蔬菜质量安全问题没能从根本上得到重视。一些超市或餐饮企业直接从产地进货,,缺少农产品专业检测仪器及机构,造成蔬菜农残超标的蔬菜流入市场,蔬菜生产者和经营者蔬菜质量安全意识均比较薄弱,一些绿色环保生产方式采取较少,给蔬菜产品质量留下了一定的安全性隐患。
三、华县蔬菜产业发展壮大的建议与对策
1. 加大科技投入,增强蔬菜产业竞争力。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布局中的投入,对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将蔬菜产业与现代农业展示与生物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每个品种应建立一个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按照农业标准化的要求,进行蔬菜生产设施、生产设备、加工贮存设施的配套建设。当地政府应全面推广绿色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学习国外先进蔬菜种植及管理技术,引进专业人才充实技术力量,从生产实践中总结经验、寻找可研究课题,不断引进新的科技成果,改良和推广蔬菜种植的新技术,从而使华县无公害蔬菜产业在人才带动的模式下更快更好发展,增强蔬菜产业竞争力。
2.立足旅游特色,挖掘休闲蔬菜旅游效益。蔬菜旅游是一种近几年新兴的生态旅游业,它以高科技、无公害的蔬菜园为载体,为旅客提供观光、采摘、餐饮等服务。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法国、日本、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就已在风景区或城市近郊形成了规模化的特色菜园产业。华县应根据当地的生产特色及地势地貌,将土地发展规划、经济发展需要和观赏要求合理的有机结合,支持发展农耕文化体验、特色蔬菜种植、农作物基地示范园等具有文化气息特色的生态庄园建设,蔬菜旅游景点不宜过多,不同景点之间要具有特色差异化,合理规划、重点培养具有蔬菜旅游条件的生产基地,充分挖掘其旅游价值,实现蔬菜产业多元化发展。
3. 优化蔬菜物流配送技术,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建立优质的蔬菜物流配送技术是蔬菜供给双方均特别关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地县区应利用网络高端技术平台,建立电子网络交易市场,采取蔬菜统一集货方式,并根据输送方时间、地点等多方面因素统一送货,极好避免蔬菜输送的空载率,可最大限度降低物流成本。县政府在加强网络电子交易市场建设的同时,应减少空驶浪费,教育蔬菜物流输送驾驶员节油培训,优化运输组合,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发展低碳经济,推广绿色物流。
4. 提高菜农安全意识,促进蔬菜产业健康发展。华县虽然作为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基地县,但菜农大部分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单纯为了追求产量,在栽培管理中出现化肥、农药使用不当的现象,缺少专业的农产品专业检测机构,此外蔬菜产业发展受到气象条件影响比较大,龙卷风、火灾、暴风、暴雨、雪灾、冰雹等都可能对蔬菜生产及设施大棚造成严重损失。陕西省2009年开展了设施蔬菜“银保富”试点,对设施蔬菜进行投保,此举转移了菜农生产过程中自然灾害和市场的双重风险,有利于菜农在遭受自然灾害后尽快恢复生产,增加菜农信心。华县蔬菜生产还不够成熟,菜农保险意识不够强,相关政府业务部门需加强宣传引导,调动菜农应用无公害生产技术,消除蔬菜质量安全隐患,同时规避菜农风险,为蔬菜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赵晓燕.我国蔬菜采后加工产业现状及展望[J].中国蔬菜,2013(03)
[2]成民英,左争气,孙晓艳,贾王军.华县蔬菜产业发展壮大的建议与对策[J].西北园艺,2011,5(4)
[3]赵燕慧.设施蔬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热带农业工程. 2012(06)
[4]许小龙,胡黎明.黄山市黄山区蔬菜产业存在的问题及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建议[J]. 现代农业科技.2011(02)
作者简介:许真珍(1990- ),女,河北邢台人,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微生物
地方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如今,全运会的经济效应正在日益受到重视。辽宁省可以凭借举办第十二届全运会的契机,大力发展辽宁经济,调整地区产业结构,提高辽宁省的知名度。本文在充分分析全运会的长期经济效应和短期经济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旅游产品、引导企业参与全运会、促进体育休闲产业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全运会;经济效应;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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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作为一项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必然会对主办地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全运会的经济价值日益受到认可。所谓全运经济是指在全运会的筹办、举办以及全运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主办城市所发生的与全运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经济效应和经济效果的总称。
1 辽宁经济面临的全运会机遇
(1)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十二运的31个大项分布在辽宁省14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承担了十二运的比赛项目,其中沈阳和大连承担的比赛项目最多,分别承担19项和15项。自2009年辽宁省成功获得第十二届全运会的承办权以来,各城市就开始着手兴建比赛场馆及相关市政建设项目。兴建全运村及各种比赛场馆势必带动辽宁地区经济的增长。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13%和13.1%。根据以往举办全运会对经济拉动的测算,举办一届全运会对举办省经济每年将产生一个百分点以上的拉升作用,因此,举办全运会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随着十二运相关建设项目逐渐开工,2010年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4.1%。另外,为保证十二运成功举办,主要城市道路的改扩建,水、电、热、气等市政建设项目陆续展开,环境治理、污染控制、绿化等环保方面的政府投资,将会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且,在十二运举办期间,省内外游客会大量进入辽宁观看赛事,由此引发的经济、消费活动而形成的外部有效需求又会进一步带动辽宁地区经济增长。举办全运会可以让更多的辽宁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提高人们体育健身的热情,有利于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
(2)提升地区产业结构。由于全运会的举办涉及多个行业,其中以第三产业中的旅游、餐饮、酒店以及交通运输业为主。全运会的举办对旅游业、会展业、信息产业和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餐饮、商贸、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来说,举办全运会有利于其内部结构的优化。因此,举办全运会有助于辽宁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变辽宁过分倚重重工业发展的局面,优化产业结构。辽宁地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2007年,辽宁省接待入境游客200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1.65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1307亿元,占全省GDP的8.3%;到2010年,全省年接待海外旅游者280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1.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560亿元,年均递增16.2%。可以预见,在十二运期间,大批游客的涌入会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辽宁地区第三产业的收入会有突飞猛进的增长。
(3)提升辽宁地区的社会知名度。辽宁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重工业的生产基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辽宁成功获得十二运的举办权,能够有效提高社会知名度。十二运筹办以及举办期间,各省体育代表团及游客云集辽宁,不仅有利于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吸引投资,提高辽宁省的社会知名度。沈阳全运村的承建单位绿城集团,就曾经为第十一届全运会的主办城市济南承建过全运村。绿城集团进驻沈阳,为沈阳建筑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利于大企业集团进驻辽宁,同时也有利于扩大辽宁对外开放的形势。
2 抓住全运机遇,加快辽宁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处理好十二运给辽宁经济发展带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关系。所谓短期效应是指十二运的筹备、举办能够大幅度地提升辽宁经济,但是,十二运结束后,举办地大多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下降的问题。出现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全运会筹备期间,各地建设大量比赛场馆和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需要大规模投资,因此,全运会筹备阶段的建设是对辽宁地区未来几年投资的一种透支,必然造成全运会结束后辽宁地区投资下降、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第二,比赛场馆和相关基础设施在赛后如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甚至出现闲置的情况,还会出现维护费用较高,白白浪费财政收入的问题。第三,全运会结束后,大批游客离开辽宁会造成辽宁省的旅游、餐饮、酒店以及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收入急剧减少、甚至萧条的问题。这也会延缓辽宁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全运会结束后辽宁经济发展的低谷。
相对于短期效应,十二运给辽宁经济带来的长期效应,需要经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才能显现,有些影响在短期内无法释放或者释放出来的仅仅是负效应。从长期来看,十二运给辽宁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正向的,效应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升了辽宁地区的社会形象。通过举办十二运,全国各地都了解了辽宁,提升了辽宁在全国的知名度,这是对辽宁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营销宣传,有利于吸引大企业集团落户辽宁。二是促进了辽宁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辽宁是老工业基地,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落后,通过举办十二运,可以提升旅游、餐饮、酒店、交通运输等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这些行业的服务水平,有利于与国际标准接轨。三是有利于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辽宁省的体育休闲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利用这次举办全运会的机会,不仅增加了全民健身的热情,而且也有利于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四是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辽宁省为举办全运会,进行的大量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如拓宽道路、发展公共交通等,这些都是辽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
(2)打造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旅游业是历届全运会受益最大的行业,无论是在全运会的筹备阶段、举办阶段,还是全运会结束以后,旅游业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十二运的举办会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来到辽宁观看比赛并参观旅游景点。辽宁省应适时推出具有辽宁地区特色的旅游产品。辽宁是满族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辽宁可以依托清文化资源——一宫两陵,在重大节事活动时举行清朝文化表演,体现辽宁地区满族文化特色,打造具有满族风情的旅游产品。辽宁地处东经118°~125°,北纬38°~43°,地热水资源极为丰富,温泉资源遍布辽宁省14个城市。而且在全省温泉分布中,既有热泉又有冷泉,形成了辽宁百里不同泉的风格,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要。辽宁应以丰富的温泉资源为优势,将温泉旅游打造成辽宁第二个旅游精品。辽宁沈阳的《刘老根大舞台》节目,是以独具地方特色的二人转曲艺形式展示了东北的民俗文化。节目的精心策划和演员表演的诙谐幽默,能够给观众带来巨大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如今,到《刘老根大舞台》看二人转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看辽宁、逛沈阳的必游之旅。我们也可以借助十二运的契机,将二人转推向全国,让更多的人认识二人转节目,将其打造为辽宁的第三个旅游品牌。除此之外,辽宁还有很多旅游景区和休闲度假场所。总之,通过举办十二运,可以增加省外游客对辽宁旅游产品的关注度和认知度,有利于拉动辽宁地区的消费。因此,辽宁还应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改善旅游景区的交通、通信和食宿等条件,加强旅游相关行业的员工培训,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3)积极引导辽宁企业参与全运会。政府应积极引导辽宁企业了解全运会,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全运会,在全运会筹备及举办阶段,不断地去发现商机,从而找准投资领域。辽宁省的14个城市都承担了全运会的赛事项目,因此,各个城市都要进行比赛场馆、环境治理、信息化建设以及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辽宁企业可以通过投资、管理、设计、施工等方式参与到全运会相关建设项目中来。辽宁企业可以借助全运会的东风,成为全运会的赞助商或者是特许供应商,使用全运会的标志,展示企业的品牌形象,为企业进行营销宣传,从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4)加快体育休闲产业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体育休闲产业迅速发展,产值不断扩大,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将体育休闲产业作为了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而且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然而辽宁在体育休闲产业方面发展较慢,尚处于起步阶段。借助举办全运会的机遇,提高人们健身消费意识,让体育健身休闲逐渐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使体育休闲产业真正地形成一个产业链。全运会结束后,对于规模适中的比赛场馆可以改造成健身休闲会馆。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比赛场馆的利用率,而且能够增加人们的健身休闲场所,可谓一举两得。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而且有利于完成辽宁省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扩大消费需求的任务,为辽宁地区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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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博文(1981—),女,沈阳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府经济学。
地方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湘西全域旅游区旅游购物收入一直较低,主要是传统旅游景区旅游购物环境差、新兴旅游景区旅游购物格局尚未形成、缺乏体验式的旅游购物环境设计所致。湘西全域旅游区应以区域共生为模式构建区域旅游购物整体格局,以特色产品研发为基础构建旅游购物品研产销产业链,以利益均衡为手段营造和谐的旅游购物环境。充分挖掘当地特色,创建民族工艺、土特产品、土苗文化、茗茶文化等地方特色产品体验式旅游购物场景。
关键词:体验式旅游购物 全域旅游 湘西全域旅游区
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中所购买的旅游商品是旅游者旅游经历的物化,是其旅游回忆的见证和载体,大多数旅游者都有旅游购物的消费欲望。据统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支出中购物消费占整个旅游支出的50%以上,我国北京、香港的旅游购物收入比例高达60%,贵州的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收入的30%以上。这些数字说明,我国旅游者具备一定的旅游购物消费能力。各地的旅游购物收入参差不齐主要是因为各地的旅游商品供给、旅游购物环境、旅游购物服务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旅游者的购物欲望被抑制。
旅游购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型的消费行为,容易受当时环境的影响而冲动购买。旅游购物的产业要素及购物环境是影响旅游者购物行为的主要客观因素[1]。如果旅游目的地能给旅游者提供优质且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营造赏心悦目的购物环境、提供舒心周到的购物服务、创造难忘的体验式购物经历,势必会促进旅游者的购物消费。
1 湘西全域旅游区旅游购物现状
1.1 传统旅游景区旅游购物环境较差
湘西全域旅游区传统、成熟型景区如凤凰古城、芙蓉镇、乾州古城、墨戎苗寨等景区的旅游购物市场普遍存在旅游购物品产销脱节,无法满足旅游者购物需求;旅游购物网点分布散乱,尚未形成规范整体;旅游购物市场秩序混乱,商家欺骗消费屡屡曝光;旅游购物环境较差,缺乏体验设计等现象。导致旅游者的购物欲望无法激发,购物需求无法满足。
1.2 新兴旅游景区旅游购物格局尚未形成
随着湘西全域旅游的发展,许多新开发建设的旅游景区如永顺土司城、十八洞村、惹巴拉、矮寨大桥等地的旅游购物尚处于起步阶段,基本都是当地居民随地摆放的小摊售卖低廉的土特产品和劣质的旅游小商品,尚未形成整齐有序的旅游购物市场。
1.3 体验式旅游购物场所尚不多见
虽然近年来湘西地区建设了个别体验式购物场所,如张家界的山里碾子铺体验购物中心,将土家文化体验和土司贡品、“硒有慈利”产品展销进行融合,创造了“土司贡品+旅游体验”的全新模式。但是,整个湘西地区其他旅游景区体验式旅游购物场所尚未建立,需要加快创建速度。
2 湘西全域旅游區体验式旅游购物开发构想
2.1 以区域共生为模式构建区域旅游购物整体格局
共生一词最早应用于生态学中,是指不同生物以某种联系密切生活在一起,指生物之间的一种生态学关系[2]。在国内,袁纯清最早将共生理论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经济主体之间在一定环境中可以按照某种模式形成共生关系[3]。旅游购物的区域共生是指在区域行政主管部门的主导下,对区域内的旅游购物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开发和合理配置,引导各经营单位通过利益共享和义务共担来构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达到区域旅游购物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在共生理论的指导下,湘西全域旅游区内各旅游购物经营单位之间的竞争可转化为合作性竞争,通过区域间协调差异化经营,完善区域整体旅游购物产业结构和产品体系,丰富旅游购物供给种类,提高旅游购物品质量,以满足旅游者个性化、多样化的购物需求。
一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旅游购物点。针对新兴旅游景区,统筹分析旅游者在区域内的主要集散地,合理建设旅游购物场所,引导建立旅游购物街(区),规划集中的旅游购物经营摊点。针对已有购物场所的老牌景区,进行统筹协调,改善散、乱、差的购物环境。
二是差别经营,形成互惠共生发展态势。对区内旅游购物经营店进行优化调整,引导他们分品类、分层次进行差别化经营,避免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形成科学、合理、互惠共生发展的和谐局面。
2.2 以特色产品研发为基础构建旅游购物品研产销产业链
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在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基础上,根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一种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4]。构成旅游购物产业链上的企业是围绕旅游购物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提供服务的一系列企业组合。处于产业链上的各企业之间是利益合作关系,它们共同作用、共同促进。
湘西全域旅游区旅游购物供给中最主要的是旅游购物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而研发和生产又是旅游购物这条产业链中的焦点,研发技术直接关系到能给旅游者提供什么质量、什么等级的特色旅游购物品,生产企业直接关系到研发成果能否转化为实际旅游购物品。建立地区旅游购物产业链,有利于地方政府以产业链为整体来进行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从而为湘西地区旅游购物产品研发招募到优秀的创意大师,为旅游购物产品的生产招募到实力雄厚的企业。同时,产业链的建立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链条上各企业协调运行,企业间相互促进,提升旅游购物产业链的整体效益。因此,湘西全域旅游区要以地方特色产品研发为基础,建设一批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旅游商品研、产、销产业链,链条上的各企业信息互通、利益共享,共同为提高地区旅游购物供给水平服务。
2.3 以利益均衡为手段营造和谐的旅游购物环境
和谐的购物环境对旅游购物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旅游购物品价格混乱、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销售人员尾随销售、购物商店分布散乱等市场乱象会抑制旅游者的购物欲望。相反,如果目的地旅游购物品类琳琅满目、特色鲜明、质价相符、市场秩序井然有序,就会激发旅游者的购物欲望,使之产生购买的冲动。旅游购物环境的营造牵涉到众多旅游购物经营者和从业者,而这些经营者之间表面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形成良好的购物市场环境的根本出发点。
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购物经营者之间除了利益冲突外,还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如果目的地的旅游购物环境整体差,旅游者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体将这种差评广而传之,直接导致旅游者在目的地的旅游购物欲望被抑制,给整个目的地的旅游购物经营带来集体损失,从这一点上来看,旅游购物经营者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
在整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全域旅游区可以以利益均衡为手段来平衡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通过引导他们分品类、分层次区别经营,形成各自的经营特色来达到利益均衡,营造和谐的购物环境。
3 湘西全域旅游区体验式旅游购物开发措施
3.1 湘西民族工艺体验购物
湘西地区传统民族手工技艺精湛,有众多的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土家织锦、土家竹雕、苗族蜡染、苗族银饰、苗族木雕、苗族刺绣、竹编背篓、凤凰纸扎等。可以在旅游区建立专题民族手工艺体验馆,向旅游者展示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并设计旅游者亲身体验环节,让旅游者在参观工艺流程后亲自动手织布、染布、编织背篓、锻制银饰、雕刻木艺、竹艺品、剪纸等,增强旅游者对传统手工艺的了解,让旅游者参与到传统手工技艺的制作过程中,提升其体验感受,激发其购买欲望。
3.2 湘西土特产品体验购物
湘西地区特产品丰富,主要有酒鬼酒、腊肉、米豆腐、血粑鸭、姜糖、猕猴桃等。开发相应的土特产品体验购物场所,让旅游者参观相应产品的制作流程或采摘原料产品,体验土特产品的制作工艺,让旅游者在轻松愉快的体验环境中购物。如酒鬼酒蕴含着湘西地区的文化心理,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社会发展历程的缩影,其酿制技艺是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开发设计酒鬼酒的体验购物场所,让旅游者先参观酒鬼酒的制作工艺流程,然后再品尝酒鬼酒的独特风味,从而刺激旅游者购买酒鬼酒。凤凰姜糖将姜糖制作表演与销售融为一体,还可让游客亲自抡棰体验,在姜糖中增添旅游者的自我劳动价值。
3.3 湘西土、苗文化体验购物
湘西地区的苗族、土家族文化内涵深厚,很多产品都列入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有世代相袭的手工银匠,家族相传的苗画、苗绣技艺,道法自然的扎染、蜡染工艺。土家族有传统的土司文化、土家赶年、梯玛神歌、茅古斯、摆手舞等地区民族习俗。将文化体验与旅游购物有机结合,建设文化购物体验中心,让旅游者在观看梯玛神歌、茅古斯舞等民俗文化表演后观看表演者的服装、道具等实物;在参观苗绣、苗银手工制作过程中跟着工匠大师一起制作;在土家赶年、土司朝贡氛围中享受土家特色美食。设计现场文化体验馆和文化艺术产品销售馆于一体的文化艺术体验中心,通过文化表演增强旅游者的精神参与,使其对旅游购物的体验更加真实、生动,从而刺激消费。
3.4 湘西茗茶文化体验购物
湘西地区有中国三大地理标志茶产品,分别是保靖的黄金茶、永顺的霉茶、古丈的毛尖茶。这三大茶产品均是湘西地区特有的茶产品,而且每种茶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独特的养生功效。保靖的黄金茶可以设计与古茶树合影、有机茶园观光、茶叶采摘等体验性项目,古丈毛尖茶可以设计茶叶采摘、茶叶制作、茶艺观赏、茗茶品尝等体验性环节,永顺霉茶可以设计霉茶茶叶识别、霉茶制作、霉茶养生功效体验等参与项目,用愉快的体验经历和周到的服务刺激旅游者的购物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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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2018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旅游+”背景下湖南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购物供给侧改革研究》(张丽萍主持,项目编号:XSP18YBZ145)。
作者简介:张丽萍(1978-),女,汉族,湖南祁东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旅游教育、旅游经济方面的研究。
地方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一种基于C-D生产函数和索罗余值法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新方法。该方法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对中国31个省市按照科技进步水平进行软分类,得到各地区隶属于各类别的隶属度;第二,分别计算不同科技水平类别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三,把得到的各个类别的贡献率与各个地区隶属于各类别的隶属度相乘,得到各个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运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8-2007年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科技水平发展不平衡,上海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最高为54.19%;北京次之,为48.90%;四川最低为28.59%。另外,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都主要依靠资金投入,资金投入贡献率在60%以上。因此,必须注重科技水平的发展,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提高,促进经济水平的整体增长。
关键词 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贡献率;C-D生产函数;索罗余值法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09
“广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产出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后,所有“其它生产要素”贡献份额之和[1,2]。自上世纪40,50年代,丁伯根[3]和希朗戴维斯[4]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后,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中国学者对科技进步研究起步比较晚。1980年代,河北科技大学贾雨文教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主动性决策理论基础上的势分析方法[5]。1983年史清琪,秦宝庭负责的研究小组首次完成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作用的分析。2000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路琼等分别用索洛方程,丹尼森增长因素分析法,乔根森的生产率分析,前沿生产函数等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实证分析[6]。2004年河北科技大学的宋艳涛教授用势分析理论对科技进步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7]。河北大学的刘濛,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分别测算出河北省1985-2002年和1995-2002年的科技进步,资金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进行了实证分析[8]。河南农业大学的吴辉测算了1996-2005年河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并用灰色生产函数新陈代谢模型[9]预测了2006-2015年河南省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10]。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在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上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采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某地区某个时间段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样由于数据样本有限,很可能会影响到生产函数中参数估计的精确性,而且地区之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没有可比性。另外,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同样的科技进步在不同的地区所产生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所以本文提出的测算科技进步的新方法旨在运用软计算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按照科技进步水平进行软分类;然后分别计算不同科技水平类别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把得到的各个类别的贡献率与各个地区隶属于各类的隶属度相乘,即得到各个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运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8-2007年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比较各类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分析其原因,得出相应结论,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1 模型及指标样本
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1](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12]的组合模型测算中国各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如下:
Y=A•Kα•Lβ•Hγ(1)
a=y-αk-βl-γh(2)
式(1)是C-D生产函数,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物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量;A代表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状况水平,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γ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根据该式可以估计出α,β,γ的值。
式(2)是索罗余值方程,其中y为产出增长速度,a为技术进步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量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量的增长速度,h为人力资本投入量的增长速度。该式的经济含义是,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等于扣除资金、劳动和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的作用外,所有其它因素作用的总和。
上述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希克斯所定义的中性技术进步,即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且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γ=1。
根据式(1),选取GDP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衡量物质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调整各年可比价的固定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衡量劳动力投入,实际
人力资本采用相对数(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13]),时间跨
度取1998-2007年,且1998年为基期。表1给出了以北京地区为例的生产要素指标样本数据。
2 按科技进步对31省(市)进行模糊软分类
由式(1)可得:A=YK-αL-βH-γ,表示一个地区的科技进步与该地区的产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本文考虑人均产出,人均固定资产存量,从业人员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和实际人力资本4个指标,根据表1得到各地区10年的4个指标数据,分别取各地区各指标10年的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分类样本数据。采用GA-ISODATA[14]对中国31个省(市)的科技进步进行模糊软划分,得到最佳分类数c=4,隶属度如表2。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其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中国31个省(市)在地理上分为4个板块,即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4个板块总体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GA-ISODATA分类结果较好的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3给出了分类结果,第一類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科技进步水平最高;第二类中天津是邻近北京的直辖市,辽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江苏,浙江等其他6个地区都是东部发达地区,人才聚集,外资企业多,地方经济实力雄厚,是科技发展的窗口。第三类中内蒙古和新疆属于西部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且政府扶持力度大,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快,科技进步水平也随之提高。而海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后来结合其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房地产和旅游业的发展,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故其经济状况相对其他东部地区较落后,属于第3类地区也比较符合实际。另外,还包括3个中部地区。第四类都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普遍具有农业人口比重大,贫困人口多,教育水平落后等特点,属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故科技进步水平整体较落后。
表2是隶属度表,从中可以看出,每一类中各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是不相同的。例如,上海属于第一类的程度是0.899 7,北京是0.692 0,说明在第一类中上海的科技进步水平高于北京。事实上,还可以看出,天津属于第一类的程度是0.275 7,属于第二类的程度是0.359 6,相差并不大,但我们把它划分在第二类,这说明根据表2可以更精确的判断各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故表2和表3综合反映了中国各地区科技进步水平的分类,且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3 四类地区模型参数的估计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计算
由组合模型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是式(1)中参数,α,β,γ的估计,以及式(2)中4个指标的增长速率y,k,l,h的计算。下面分别采用相应的方法估算这些参数。
3.1 四类地区参数α,β,γ的估计
对参数α,β,γ的估计是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核心,将(1)式分别对K,L,H求偏导数,并整理得:
α=YK•KY(3)
β=YL•LY(4)
γ=YH•HY(5)
结果表明α,β,γ分别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劳动力
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即在技术水平不变
时,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物质资本增加1%,
产出将增加α%;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劳
动力增加1%,产出将增加β%;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
入量不变时,人力资本增加1%,产出将增加γ%。规模收
益不变时,α+β+γ=1,也就是说,当物质资本,劳动力和
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同时增加某一倍数时,产出也增加相同的倍数。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对于α,β,γ的估计方法主要有三种:经验法、比例法和回归法。前两种方法的主观随意性较强,缺乏充分的理论根据;回归法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它要求有足够的样本数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正好符合该要求,故本文采用回归法估计α,β,γ的值,经整理得:
Y=f(K,L,H)=A•Kα•Lβ•Hγ(6)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把γ=1-α-β代入式(6),然后两边取对数得:
lnYH=
lnA+αlnKH+βln
LH(7)
把表1中31个地区1998-2007年的指标样本数据Y,K,L,H,换算成,lnYH,lnKH,
lnLH,
用式(7)对四类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得到四类地区α,β,γ的值。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四类地区的R2都较接近1,表明回归方程具有很高的拟合优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值也都较大,表明解释变量间有很好的线性关系;同样,四类地区的回归系数α,β也都通过各自的T检验。因此,四个回归方程都通过计量经济检验。
3.2 四类地区各指标年平均增长率的计算
年平均增长率是反映社会现象在较长时期内各期(年)平均增长程度的相对数,以倍数或百分数表示,它等于平均发展速度减1(或100%)。 中国计算平均增长速度有两种方法:水平法和累计法。本文采用水平法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产出年平均增长率:
yi=(tYitYi0-1)×100%(8)
其中Yit为第i类地区产出,Yi0为产出计算期基期的平均值值(1998年的平均值)。同理可以得出固定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和实际人力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根据表1中的样本数据,分别取四类地区各指标每年的平均值,计算得四类地区各指标的年平均增长速率,如表5所示:
3.3 四类地区科技进步速率和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的计算
由索罗余值方程,即式(2):ai=yi-αki-βli-γhi,计算得到四类地区的科技进步速率,再根据公式(9)-(12)计算四类地区各要素的贡献率,如表6所示:
第i类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Ai=aiyi×100%,i=1,2,3,4(9)
第i類地区物质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Ki=αkiyi×100%,i=1,2,3,4(10)
第i类地区劳动力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Li=βliyi×100%,i=1,2,3,4(11)
第i类地区人力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Hi=
γhiyi×100%,i=1,2,3,4(12)
4 中国及其31个省(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4.1 计算过程及结果
根据31个省(市)的隶属度(见表4)和四类地区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见表7),计算得到31个省(市)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如表7所示。
各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Aj=CA1μ1j+CA2μ2j+L+CAiμij
各地区物质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Kj=CK1μ1j+CK2μ2j+L+CKiμij
各地区劳动力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Lj=CL1μ1j+CL2μ2j+L+CLiμij
各地区人力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Hj=CH1μ1j+CH2μ2j+L+CHiμij
其中,μij为第j个地区隶属于第i类别的隶属度。
然后用各个地区的贡献率乘以该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得到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EA=EA1w1+EA2w2+L+EAjwj=35.67%
同理得,中国物质资本贡献率为:
EK=EK1w1+EK2w2+L+EKjwj=58.86%
中国劳动力贡献率为:
EL=EL1w1+EL2w2+L+ELjwj=5.42%
中国人力资本贡献率为:
EH=EH1w1+EH2w2+L+EHjwj=-0.09%
其中,wj(j=1,2,...,31)为第j个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
4.2 结果分析
由上述计算结果知,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5.67%,物质资本贡献率为58.86%,劳动力贡献率为5.42%,人力资本贡献率为-0.09%。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金的投入,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科技进步贡献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应该更好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由表6和表7,从整体上看,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资金的投入,劳动力的贡献率都比较小,在10%以下,而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甚至是负数。由图1,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5.67%,各省市中上海最高为54.53%,其次是北京为49.57%,远大于第四类地区的29.32%,其中最低的是四川为29.39%,另外,安徽,广西,云南,陕西都不足30%,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大部分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均高于全国水平,而第三,四类地区均低于全国水平,说明我国地区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这是由于第四类地区都是西部地区,由表7,第三,四类地区资金投入贡献率都在63%以上,四川最高达到65.14%,第一类地区资金投入的贡献率最低,也达到了40%,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都是依靠资金的投入,经济增长呈明显的粗放型发展态势。而由表5也可以发现,四类地区资金投入的弹性系数是呈下降趋势的,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盲目加大资金的投入,产出并不会随之一样的增加,其增长趋势会逐步递减。这是因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甚至制约了大量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应起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注重科技水平的发展,显然,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60%- 70%还有较大差距,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也要提高科技水平,发挥科学技术应有的作用,也能提高资金的产出弹性,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由表7知,劳动投入量的贡献率较低,是因为劳动力投入量的增长速率较慢,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多力量大”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社会讲求的是效率,要求增加个人产出,故劳动力投入量增长较慢。要提高劳动力投入量的贡献率,就应该增加劳动力投入量的产出弹性。而第一,三,四类地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都是负数,这是因为本文中的实际人力资本是一个相对数,某地区的实际人力资本与该地区的产出成正比,而与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成反比。从表8可以看出,第一,三,四类地区1998-2007年的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速率大于人均GDP增长速率,故这三类地区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呈负数。而第二类地区人均GDP增长速率大于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故为正数,但其值也比较小。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中国社会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因为未受过教育劳动者代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工资增长速度快,就能保证全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说明社会的发展是健康的。而第一类地区是中国最发达地区,消费水平高,工人工资水平增长快是应该的,而第三,四类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其未受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快,是因为国家扶持力度大,政府保障工人的福利和待遇。而第二类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率大于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并不说明该类地区工人的工资水平就很低,而是由于该类地区大多是沿海一带的城市,海外投资大,地方经济实力雄厚,导致其GDP增长速度很快。
由以上分析,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呈负数就是因为
未受过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速率大于人均GDP增长速率,而要提高实际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不可能降低未受过
教育劳动者平均工资,所以就必须加快经济的发展,提高GDP增长速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孤立的增加或减少某一个生产要素,而要注意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要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加大高校等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的投入,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提高。
5 结 论
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丹尼森(E.F.Denison)用自己首创的“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法”全面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以来,很多学者开始研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提出了多种测算模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测算方法,但测算过程中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衡量指标的选取。本文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各生产要素选取不同的衡量指标,对弹性系数的估计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而目前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参考。第二,弹性系数的估计方法。目前所有的弹性系数估计方法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运用最广泛的回归法也有其缺点,就是对样本数据非常敏感,如果选择不当也直接影响测算结果。这两个问题也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中的两个难点,也是本人后续研究中将要攻克的问题。例如,可以考虑用引入软计算的方法神经网络等来估计弹性系数。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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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Calculation of Contribution R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in Provinces in China
LI Lanlan1 ZHU Kejun1 GUO Haixiang1,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China)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contribution r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CD production function; Solow method
地方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地市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是时代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地市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学科专业与地方社会的关联度、师资队伍、科研水平及服务管理机构等是影响其服务能力的主要因素,地市高校应更新办学理念、规划服务重点、构建服务体系、创新办学与管理模式、提升服务绩效,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方能实现学校与地方社会发展双赢。
[关键词]地市高校 服务能力 影响因素 策略
[作者简介]余文盛(1969-),男,四川達县人,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四川 达州 635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达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四川文理学院融入地方办学的探索与思考”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Z09B08)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向纵深方向发展,以地市为区域单位的经济地位日渐凸显,不少地市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区块中的新生力量,占据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伴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崛起,地方高校也快速发展起来,许多没有高校的地市积极创办高等教育,一些已有区域高校的地市则积极谋求学校升格。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品位的提升越来越需要所在地市高校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地市也希望通过社会服务积聚教育资源,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互动发展的需要使地市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成为必然。
一、地市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现状
地市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有着地域、文化、社会资本、信息、成本等诸多优势,这些优势的存在,意味着地市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地市高校与地方社会之间如何实现主动服务与积极依靠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许多地市政府虽然提出了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落实。一些改革开放较早、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虽然较为重视高等教育,却热衷于扩展校园,片面追求德政工程、形象工程,一些高校领导注重校园硬环境建设而忽视师资、学科和教学资源等软环境建设,对主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实实在在地发挥学校在人才、智力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思考得不多;而一些欠发达地市,还看不到高校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性和动力源作用,不重视、不支持其发展。这些都直接导致地方社会与地市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相互隔离和脱节,严重制约地方社会与地市高校的发展。
二、地市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能力的影响因素
(一)学科建设起步晚,专业设置趋同
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的能力实质上是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的,从理论上讲,高校的学科门类越多,学科分布越齐全,规模越大,其服务社会的领域就会越多,服务的范围就会越广。培养的人才的类型和数量也会越多,反之就会越少;学科建设的水平越高,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就强,反之就弱。而绝大多数地市高校为新建本科院校,即使办学时间较长的本科院校,扩招前也只是单科性院校。大多数地市高校学科建设起步较晚,经过几年的努力,其学科门类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真正有影响力的仍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由于学科带头人匮乏,学科建设水平低,专业结构不合理,专业设置趋同,严重影响了学校融入地方社会、服务地方社会的领域和能力。
(二)科研发展不平衡,成果转化率低
高校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辐射、渗透、带动、引导和提升能力主要取决于学校创新能力的高低,远离或脱离地方社会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对地方社会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地市高校大多以教学为主,虽然不少学校也在强化科研的地位,但多数学校的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理工类科研成果较少,高层次科研成果少,整体科研实力和攻克重大科研课题的能力不够强,特别是针对地方经济和生产领域中的重大技术、工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开发性研究、应用性研究的能力不高,科研成果可转化能力低,难以对地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推动力。
(三)社会服务机构不健全,缺少有效沟通与协调
高校对服务地方社会工作的倡导、组织、协调与管理是将学校潜在的社会服务能力转化为现实服务能力的重要环节,对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地市高校在办学的过程中,对人才培养工作十分重视,但对于服务地方社会的工作,要么各自为政,要么完全处于自发,缺乏统一的协调、跟踪和管理,学校没有专门的机构或对口部门来统筹协调和规划,对地方社会的服务需求缺少了解与沟通,一些已经开展的服务项目也因为缺乏跟踪和有效组织,或半途而废、无果而终,或难以深入、浅尝辄止。对如何实现高校知识的转移,也缺乏理论指导和实际操作经验,尤其缺乏相应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支持环境。
(四)教师教学工作任务重,时间和精力投入受限
建设一支思想高尚、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较强科研能力与技术开发能力的服务队伍是提高学校服务地方社会能力的关键。地市高校大多是教学型高校,主要承担了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繁重任务,而国家对地市高校的投入并没有随着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而增加,造成地市高校教学资源普遍紧张,教师数量不足,教学工作量大,投入到地方社会服务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加上受功利思想的影响,教师参加社会服务的业绩不能作为晋升职称、职务的考核因素,愿意参与社会服务的教师、特别是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教师较少。一些教师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多是出于课题研究需要,其成果也往往是“坐而论道”,对现实社会尤其是生产生活领域产生的作用有限。
(五)学校与地方社会关联度不够紧密,对地方经济社会的推动力小
地市高校对地方经济推动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学校培养目标与地方经济的关联度。如果呈现正相关,学校所培养的人才、科技成果就能够在当地充分发挥作用,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就大,产生的效益相对来说较为明显;如果呈现负相关,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要么结构失衡、就业困难,要么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其科研成果也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地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就小。大多数地市高校的专业设置和现有人才队伍与地方经济的关联度不够高,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不能很好地与地方经济社会需求相对接。传统专业、办学历史较长的专业与地方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培养的人才就业困难,学校却不能忍痛割爱,大胆地进行专业调整。而地方社会新兴产业、支柱产业所需要的工程类、技术类应用型人才,学校既缺少相关的设施设备等办学条件,又难以在短期内组建起师资队伍,与之相关的学科和专业基础薄弱甚至没有。因此,加强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和学科领军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增强与地方社会的关联度,是地市高校工作的当务之急。
三、提升地市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能力的策略选择
(一)推进融入工程,牢固树立互动发展的办学理念
高校发展与区域发展具有共生性,当高校资源丰富具有强大影响力时,可以带动区域的发展;当区域经济富足时,又可以
吸引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高校与所在地区不仅形成了相互作用的螺旋上升态势,而且自身也成为区域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办在地方,理应立足当地,主动融入地方、服务地方,树立“区域有多大,校园就要有多大”的开放视野,充分彰显与地方社会结合紧密的地缘优势,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加速科技向当地转化、优化当地资源配置、促进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使学院的发展有深厚的植根土壤和持续的发展后劲,与地方社会互为依靠、相生相融、互动发展、双生共赢。要不断更新广大教职工的思想观念,打破隶属关系的偏见,克服封闭、自卑等思想障碍,面向区域办学,使学院在当地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促进学校的人才、知识、技术优势在当地顺利转化。
(二)找准服务节点,努力促进自身办学优势与地方社会现实需求的有效对接
有研究表明,大学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依赖于当地经济产业结构,一个地区的新产业形成、产业移植、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等均需要不同模式的技术支持,也需要大学不同类型的贡献。地市高校要充分考虑地方社会的需求和学校的智力优势,把学校的贡献与地方社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将自身在学科、专业和科研方面的优势与地方需求充分对接,力求地方资源优势与学校人才优势的最佳结合,使地方最大限度地从学校的服务中受益,也使学校在贡献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以传播知识和专家服务为威斯康星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并根据需要从社会邀请专家到大学加强教学和科研、建立双向服务关系的成功经验,为地市高校提供了一定借鉴。地市高校要认真研究和分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和人才优势,从加快地方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发展,服务新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地方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地方社会自主创新能力出发,精心谋划、总体规划学校融入地方办学、实施科轳兴市行动的重点领域和区域,有计划、有组织地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力求在服务中共同受益。
(三)重视前期推动,主动搭建服务地方社会的平台
高校为区域社会经济建设服务起步较早、成效显著的是美国,美国高校之所以能积极、主动地为区域经济服务,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高校将社会服务职能直接体现在教师的薪酬中。目前,我国高校教师个人薪酬构成大多与职称(职务)、工作年限和教学、科研工作等相关联,要将社会服务职能纳入教师个人薪酬体系,尚不具备条件,但社会服务职能的落实仍然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服务的初期,地市高校可从管理的实际出发,按照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学科发展要求,将社会服务的任务分解落实到相关学科和部门,责成人事处或科技处负责管理和考核,学校把项目完成或考核情况作为绩效工资和年度考核的内容之一,对任务完成好、成效显著的部门(学科)给予奖励。为了调动教职工和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可以采取重奖励、轻惩罚或不惩罚的策略,重在推动,以不挫伤大家的热情为要。
与此同时,地市高校要加强与地方社会的沟通,努力搭建合作平台。地方政府和社会对学校缺少深度认识和了解的初始时期,学校要主动引导政府和社会了解学校的学科、人才优势和研究成果及方向,使地方的资源优势和学校的学科、人才优势有效组合。学校领导层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及政府部门的交流,宣传学校科教兴市的思路和做法,因为只有学校高层才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与政府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沟通,才会有更高的信任度,才可能在更有效的层面和深度进行合作,才会有更高的效率和效果。在实施初期,政府对学校服务的信任度可能不会很高,学校要说服政府有关部门,特别要加强与发改委、科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的交流与沟通,建立市校合作联系会议制度,定期交流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可落实科技局、发改委等部门积极搭建学校与企业和地方社会联系的桥梁,收集和汇编地方经济社会待开发的项目和社会文化重点研究项目等,学校也可将校内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名录以及科技优势项目和成果编印成册,推介给地方政府和社会。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加深地方社会对学校的了解,使学校更深入地把握社会和企业的需求意向,为开展多层次人才培养、联合技术公关以及加强重大领域和基础领域的合作构建平台。
(四)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拓展学校服务地方社会的领域和能力
地市高校要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在人才培养和科技服务上提供有力支撑,离不开建立与其相配套的人才培养机制和现代管理模式。地市高校要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从满足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社会竞争能力为出发点,坚持择优发展的原则,加强应用型学科和基础学科建设,做大做强已有的特色和优势专业,调整和新增地方经济社会需要的专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一些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潜力大,学校要创新工作方式,依托现有学科和专业,设置專业方向,扩大服务领域;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教学基础投入较大,地市高校办学经费一般不够充裕,很难做到巨额投入,学校可与当地大型企业开展合作办学,由学校负责招生、组织教学和管理,企业出资合建实验室,或在企业设立实训实习基地,双方或多方合作筹建教育基地,实行订单式培养,为地方大中型企业培养技能型人才,既解决学校办学资金上的困难、提高学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又为企业解除了劳动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矛盾,改变一些地方依靠中职学校培养技能劳动者的现状,使培养的人才更贴近企业的需求,培养的质量更有保障。
创新分配与激励办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或转化率低,是地市高校国有无形资产的最大流失。学校要提高研究成果的转化能力,可学习借鉴国内一些高校鼓励科技成果和发明专利入股、实现成果产业化的激励办法,制定科技成果转移及奖励实施办法,充分运用物质激励和分配的杠杆,鼓励教职工以科技成果作为核心技术作价入股,将创新思想作为产权要素参与分配,所获股份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有关科研人员,从而赋予知识创造最直接的动力源泉。科研人员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可进发更大的研究热情,并为学校学科建设注入更多的资金,聚集学科人才,为学科建设和科技创造提供强大的人才与技术支持,从而加速知识的创造与转化,使二者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五)提升服务实效,实现校地互利双赢
马克思认为,教育过程是一种精神生产过程,它同物质生产过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可以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提供各种水平的劳动者和科学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物质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条件,且对物质生产具有重要作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也告诉我们,高等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的水平越高、越全面,经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就越高。地市高校只有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才能被社会更广泛地认可,得到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更多的支持。但地市高
校服务地方社会是有层次性的,不是所有的领域都能够大显身手。地市高校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为富民强市做出实实在在的、有价值的贡献。一是要满足当地老百姓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尽可能地增加在当地的招生计划,努力为当地培养和输送更多的本土人才,成为当地人民满意的大学。二是要组织好大学生“三下乡”服务活动,常年坚持到广大的农村、城镇社区和重点建设项目工地、大型企业,开展送文化、艺术、卫生知识下基层、下农村,活跃地方文化艺术活动。三是可推荐和输送一批综合素质好、熟悉经济技术工作的专家学者,到当地新农村建设中和党政部门担任干部,参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工作业绩突出、愿意留在地方工作的,可以继续留在地方工作;不愿意继续留在地方的,仍然回到学校,不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四是要主动参与和承担地方重大研究项目,主动关心地方重大社会经济项目,特别是具有地方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重大发展战略的项目,与地方有关发展规划、文化、旅游部门联手,成立研究机构,深入挖掘和开发地方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共同研究、设计开发方案,光大地方文化精神。五是要进一步开放校园设施,实现资源共享,将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多媒体教学中心等教育资源尽可能地向社会开放,帮助政府和社会文化教育管理机构建立健全满足社区公民继续教育的设施和条件,促进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的建立。学院在校园建筑物设计、景观建设和校园綠化、美化方面要匠心独运,把高尚的大学精神、浓郁的大学文化寓于其中,使大学精神、大学的文化艺术随着大学校园和设施的开放向社会辐射,使学校成为地方高雅文化艺术的引领者、传播者和辐射源。学校在为地方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将在服务进程获得的最新知识、最新信息和技术开发与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和学科建设领域,使传统优势学科和专业不断增强,师资和人才队伍得到锻炼,新的学科得到培育,办学特色更加彰显,教学质量和办学竞争力获得稳步提升,为学校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实现校地互利双赢。
地市高校服务地方社会是当前地市高校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任务,决不是高校单方面的行为,必须有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推动,要加强对学校发展的统筹规划与指导,把学校的发展纳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发挥地市高校在促进地方和谐发展方面的作用,在学校发展用地规划、财政经费、政策优惠及学生实习实训、教职工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甚至可以像搞经济特区一样,搞高等教育特区,给予地市高校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地市高校服务地方社会能力的培育和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高校和地方社会长远规划,整体安排,既要放眼长远,又要脚踏实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切忌好高骛远、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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