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歌》范文
《好了歌》范文(精选4篇)
《好了歌》 第1篇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 是中华文化的结晶。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解读红楼〈代序〉》一文中写道:“每当与西方或外国访问者晤谈时, 我总是对他们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最好的——既最有趣又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去读通《红楼梦》。这说明了我的一种基本认识:《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 (周汝昌8) , 故翻译好这部巨著有助于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红楼梦》的英译本以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和约翰·闵福德的全译本, 以及我国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全译本最受欢迎。本文将结合“三美论”来分析这两个译本中《好了歌》的翻译, 以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特色及长处、不当处进行批评。
2 许渊冲的“三美论”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 许渊冲在“中国学派的古典诗词翻译理论”中指出, “‘三美’的标准取自鲁迅的三美论 (意美以感心, 音美以感耳, 形美以感目) 。鲁迅对于诗歌创作的三美标准, 同样适用做诗歌翻译的标准, 这是由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所决定的” (许渊冲41-44) 。关于三美的顺序, 许渊冲认为, “传达原诗意美是最重要的, 是第一位的;传达原诗音美是第二位的, 传达原诗形美是第三位的” (许渊冲9) 。许渊冲在该书中还指出“三美论”是诗词翻译的本体论, 但是也可用于散文和小说的翻译。
3 用“三美论”赏析《好了歌》的两个译本
“《好了歌》堪称《红楼梦》之‘纲’” (姜其煌20) , 出现在《红楼梦》的第一章, 仅仅16短句, 却字字珠玑, 充溢着道教出世思想, 道出了无限人生哲理。首先, 让我们领略一下原诗的风采:
世人都晓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 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儿孙谁见了? (曹雪芹17)
这短短的16句, 说的是人生在世, 世人想要像神仙般潇洒自在, 却时刻被世事 (功名、金银、娇妻、儿孙) 牵绊着, 烦扰着。世人在这场戏剧人生中斤斤计较, 你争我抢, 最终却落了个荒冢一堆, 使人有种“世上原来不曾有我”般的凄凉感觉。“这首《好了歌》, 表达了歌者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 《红楼梦》中的边缘人物甄士隐就是受了这首歌的影响而抛家弃亲、遁迹空门的” (党争胜140) 。
下面将依据“三美论”来看汉学家霍克思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是怎样翻译这首歌的。
先看“形美”。原歌四小节, 每节四句, 每句七字。从结构上看, 霍译和杨译均遵照了原文, 把其分为四小节来翻译, 两位译者均把原诗的大体形式特点翻译了出来。霍译中最长的句子包括9个单词, 最短的句子包括7个单词;杨译中最长的句子为9个单词, 最短的为6个单词。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 霍译本和杨译本在句子长短上的规整。另外霍译本在做到每节首句的重复外, 第二句也只是更换了个别名词, 在对原文形式的忠实再现方面更胜一筹。
再来看“音美”。《好了歌》具有歌的韵律美与节奏美, 这也是在翻译时不可丢掉的要素。“《好了歌》之所以朗朗上口, 得益于文中的语音重复。两位译者在再现原文的韵味方面各显其才, 力追作者。霍译在同音重复方面紧跟原文, 韵味美在忠实;杨译在韵律重构方面别出心裁, 韵味美在创新” (党争胜140) 。
原歌每小节中的第一、二、四句分别以“好”“了”“了”结尾, 构成了“ao”的尾韵。霍克思别出心裁, 用“won”译“好”, 用“done”译“了”, 且每节末句以“one”结尾, 形成“won”“done”“one”押韵, 韵脚工整, 契合了原文“aaba”的押韵表达。霍克思这样翻译也便利了其对这首歌的题目和下文有关“好”和“了”的翻译。
杨译在押韵方面比较灵活, “基本采用抑扬格, 三、四音步互相结合。韵尾并非一贯到底, 前二小节是‘aspires, briars’和‘prize, eyes’后二小节却又变成‘wed, dead’和‘done, son’。这就是说, 韵尾采用了这样的式:abcb;abdb;aefe;aghg” (刘伟368) , 韵脚多变, 比较活泼, 以变化的韵脚体现了原文的音美, 亦属佳作。不足之处是没有“好、了、了”对应的合适的英文单词, 增加了下段文字中翻译跛足道人关于“好、了”两字所发议论的困难。
最后, 我们来看“意美”。翻译中达到“意美”就是要忠实体现原文的情趣美, 意旨美, 即能做到忠实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
在对“世人都晓神仙好”中“晓”的翻译上, 霍克思译为“know”而杨译中为“long to be”, 原文中说的“世人都晓神仙好”与其说是要表达世人都知道做神仙好, 不如说是要表达世人都渴望神仙般的生活, 霍译本中简单的“know”并不能表达出这一层意思, 所以在对“晓”字的翻译上, 杨译处理的更加传神。
在对关键词“神仙”的翻译, 霍克思将之译为“salvation”是不恰当的。在中国, 世俗之人羡慕神仙“生活时空上的逍遥, 衣食住行上的无忧, 生存手段上的非凡” (贝京61) 。而“salvation”是指基督教的救赎, 与中国的神仙的意思大相径庭, 译得不当。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把“神仙”一词翻译为“immortals”, 意为“神仙、不朽人物”, 较霍译更为贴切, 但仍不能涵盖“神仙”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刻意义。关于“神仙”一词的翻译, 毛荣贵在“‘神仙’的英译——兼谈《好了歌》之翻译”中指出“‘世人都晓神仙好’, 不妨译成‘All men long to be Shenxian’” (24) , 这样的译法十分可取。他之所以把“神仙”译为“Shenxian”, 是因为他认为“神仙”包含长生不老、看透事物、逍遥自在、无牵无挂、无病无灾、无拘无束和尽享奢华等内涵。“总之, ‘神仙’一词, 乃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为人’之至高境界, 为英语国家所无的一个概念名词” (24) 。翻译成“Shenxian”是在无法将“神仙”一词准确英译下的不得已之举, 此异化式翻译有助于传播独特的中华文化, 是很好的选择。
在对“将相”一词的翻译上, 霍译为“the famous ones”, 而杨译为“the great ones”, 将相之所以能成为将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伟大, 而不是有名, 故此处杨译的更妥当。接下来的一句“荒冢一堆草没了”的翻译中, 霍译的“grassy graves”译得很传神,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荒草围荒冢”的荒凉情景。杨译的“a mass of”译得很好, 也体现出了“荒”的感觉, “最后一句为了押韵用了‘briars’一词。原文中‘没了’的‘草’是‘杂草 (weed) ’, 以给人荒凉沧桑之感。若坟墓上生的是‘briars (wild rose bushes with long stems and sharp thorns) ’, 荒凉沧桑之感的韵味略逊色 (笔者总想起美国电影Rain Man里Charles老爸家的rose bushes) , 与《好了歌》的整体气氛有隙” (汤筠104) , 故杨译本该句翻译中的“briars”译的欠妥。
第二小节中关于“金银”的翻译, 霍将其译为“riches”而杨将其译为“silver and gold”, 此处霍克思采用了归化法, 将“金银”的引申义翻译了出来, 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有益于读者的理解;而杨宪益采用了异化法, 看起来是字对字的硬译, 实则用心良苦, 这样翻译虽然不利于读者的接受, 但是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在古代中国, 金银指代钱财, 这里的字对字翻译从传播原文的文化意义方面来讲很有必要。在对“及到多时眼闭了”的翻译中, 霍用“goodbye”表示“眼闭了”, 即死亡, “goodbye”跟“眼闭了”的意义并不对等, 这样翻译欠妥。此句杨译本中用"Till death seals up their eyes”非常隐晦地道出了“眼闭了”的含义, 译得很传神。
第三小节中“君死又随人去了”句, 霍译"But once you’re dead, they’re off with another one”译得颇具讽刺意味, 将昔日那些“娇妻”的德行揭露的淋漓尽致;而杨译“But remarry as soon as he’s dead”, 单纯用“remarry”来表达原句中显现的人情世故显然不足。
最后一节中, 关于“儿孙”的翻译, 霍克思将其引申为“children”, 而杨宪益将其译为“getting sons”, 霍译更为合适。对“孝顺儿孙”的翻译, 霍译为“grateful children”, 而杨译为“filial son”, 对“孝顺”的翻译“filial”比“grateful”更为合适, 而“儿孙”的翻译“children”比“son”合适, “son”没有“children”的含义面广。
4 结论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汇” (贺新辉417) , 对其译本的比较研究十分必要。运用“三美”理论分析霍克思、闵德福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好了歌》的翻译, 我们可以看出, 两位译者都很努力地想要在译出诗词内在涵义的同时尽量保留其形式和音韵之美。霍译重归化且偏重于意译, 注重读者的接受能力。杨译重异化, 注重传播中国特有元素, 传播中国文化, 且在翻译中多采用直译的方法, 这都影响译入语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尽管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尽相同, 但两译本各有千秋, 都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摘要:“三美论”是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 主要用于诗歌翻译。《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 是中国小说的巅峰。其中文采斐然的诗词韵文集中体现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与文学性, 但也给《红楼梦》的翻译增加了很多难度。该文将结合“三美论”来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思和闵福德译本中关于《好了歌》的翻译。
关键词:意美,音美,形美,好了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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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歌歌词 第2篇
好了歌 - 刘东明
作词 : 刘2
作曲 : 刘2
你来我往
城市村庄
今天寄在他乡变故乡
掌声下
鲜花旁
这个唱罢
那个登场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谁来唱上一曲好了歌
汗正咸来
粉正香
有换来换去的美衣裳
泪洒人间
推一杆(或者转一转)
铿锵一曲美名扬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谁来唱上一曲好了歌
河水潺潺
流向东
转身一变成歌星
请关掉
闪光灯
终日醉倒在虚幻中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谁来唱上一曲好了歌
世人只见
风光好
谁知梧桐叶落干树梢
曲未尽
人未老
风光路上都疯了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
《好了歌》机器英译错误分析 第3篇
【摘要】人们在逐渐接受机器翻译的新便利时,常将其与人工翻译进行比较。然而,二者之间的比较经常局限于技术文本的翻译中,鲜有对非技术文本的翻译比较。论文将以非技术文本中的《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的机器译文与霍、杨两个人工译本为例,平行对比研究并分析机器译文所存在的错误,为提高机器翻译的文学文本翻译提供语言分析基础。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错误;《好了歌》
1.机器翻译与机器译文
“机器翻译,也叫做计算机翻译或电脑翻译,是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自然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自然语言的技术。”(Hutchins,1986:1)“这既是一门新学科,也是一门结合了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其复杂性不难想象。”(冯志伟,2004:1)机器翻译最早是由希腊人提出来的,1933年之前的时期都属于机器翻译理论的萌芽时期。在中国内地,虽然1957年,国家《科学发展纲要》里就列出了“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的数学理论”这一课题。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机器翻译的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对于机器翻译的研究才算是进入了复苏状态。之后,机器翻译逐渐流行,进入了繁荣期。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在处理真实生活中的语言时,机器翻译系统由于性能难以提高,因而难以给出切实有用的译文而进入了平台期。之后“从1999年开始,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并且现在仍在迅速发展之中。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再度繁荣期。”(刘群,2009:147)如今,我国的机器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在许多新应用领域的机器翻译也展开了翻译研究,包括科技文本、法律文本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机器译文是借由机器翻译设备,对待处理文本进行翻译后所得到的译文,然而由于机器翻译处理译文时的不灵活特性,在处理文学作品的翻译时,自然会显露出一些弊端。
2.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为了便于对语料的对比,以及对对比结果进行描述和分析,在此,本文对所选取的语料来源、基本特点和对比研究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本次研究所选取的原文语料,是我国清代著名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中的一首诗。在小说《红楼梦》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甄士隐在家业破败后,与妻子在乡下生活窘迫万分,就连自己的岳父也对自己仅剩的财产虎视眈眈。一天他拄着拐杖到街上散心时,碰到了一个疯癫落脱,麻屣鹑衣的跛足道人,这位道人口中念叨着的便是《好了歌》。这首诗形象地刻画了人类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事无常,表达了作者自己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和对真理的无限向往。
作为我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红楼梦》,也是世界文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目前这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译文在海内外出版,其中最为著名的译本就是由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霍克思与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和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这两个译文也是迄今为止最能被大众所接受的两个译本。因而,选取了上述两个译本中的《好了歌》译文,是人工译文中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代表。
在机器译文的选取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机器翻译软件,选取的是谷歌翻译。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谷歌翻译“采用了基于统计的算法,译文质量达到了MT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在各种专有名词的翻译方面,准确度极高,可为人工翻译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徐彬,2010:90-91)
3.机器译文和人工译文的对比分析
译文的质量控制是翻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为了确保译文对比研究的质量,本研究对《好了歌》的机器译文以及两个权威版本的人工译文,进行逐句操作对比。同时,在对比过程中,对机器译文出现的错误进行整理后分成两大类:词汇错误和句法错误。
3.1 词汇错误
词汇是组成句子的基本元素,词汇的准确翻译对于译文的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好了歌》在经由谷歌翻译得到的机器译文中,与霍、杨两个译本相比存在着一定的词汇错误。在此,笔者将其分为词汇误译和词汇略译两个方面。
3.1.1 词汇误译
《好了歌》的翻译属于文学作品中典籍英译的范畴,“把中国的典籍翻译成英语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一件大事”。(霍跃红,2005:55)在英汉两种语言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在人工译文中比较容易理解和处理,但是在机器翻译中却成为一个难题,常常会出现词汇误译的现象。在对比《好了歌》的人工译文和机器译文后,发现其机器译文中也存在词汇误译现象。
3.1.2 詞汇略译
由于汉语语言倾向于将内涵隐于字词之间,机器翻译在处理原文时不一定能够全面地反映出原文所隐含的意义,故而导致了略译现象的发生。在对比《好了歌》的机器译文和人工译文后,不难发现其机器译文中就存在着词汇略译的错误。
3.2 句法错误
根据邹申提出的机器翻译英译汉的七个句法错误,包括“词序错译、名词短语错译、动词短语错译、介词短语错译、被动语态错译、动词不定式错译、分词错译。”(邹申,2011:16)本文在对《好了歌》机器译文中出现的句法错误进行整理归纳后,认为在《好了歌》的机器译文中存在三个方面的句法错误:词序错译、时态错译、被动语态错译。
3.2.1 词序错译
通过对比《好了歌》的机器译文和人工译文发现,机器翻译在对原文处理时往往会采取遵循原文词序的策略,很少会对原文的词序进行调动。而译者在对《好了歌》进行处理时则灵活得多,体现出人工译文和机器译文的差异性。
3.2.2语态错译
语态是动词的一种形式,用以说明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关系。英语的语态共有两种: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主动语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执行者,被动语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在英语中被动语语态的使用要比汉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更加普遍,一般来讲,当汉语中的动作强调承受者而不强调动作的执行者或者将动作的执行者模糊化时,相对应的英语经常采用被动语态。通过对比《好了歌》的机器译文和人工译文发现,由于汉英被动语态使用的差异,导致《好了歌》的机器译文中被动语态存在错译现象。
3.2.3 时态错译
英语语法中的时态是一种动词形式,不同的时态用以表示不同的时间与方式。时态是表示行为、动作、状态在各种时间条件下的动词形式。在汉译英中,常根据需要对英语的时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持原文的内涵不丢失。在《好了歌》的机器译文和两个人工译文中,也存在着时态转换的问题。由于机器翻译的不灵活性,在处理时态问题时并不能像译员那样进行调整,因而也存在着时态误译的错误。
4 结语
在对《好了歌》的机器译文与霍、杨两个权威的人工译文进行对比之后发现,针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机器译文在词汇方面不能完整正确地选出适合的词汇来替代原文;在句法上的缺陷则更为严重,只是机械地将原文字对字句对句地“死翻译”,无法深度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活内涵”。这些方面都有待技术上的完善。同时,通过《好了歌》机器译文和人工译文进行的对比,也发现了机器译文的可取之处:一方面,机器翻译为翻译活动的从事者减轻了负担,提高了翻译效率;另一方面机器译文的存在为文学文本的机器翻译提供了语言分析基础,有利于为翻译教学和研究积累提供更有价值的平行语料,为翻译教学和相关研究带来新的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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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歌》 第4篇
1 文化翻译中矛与盾的交锋:异化与归化之争
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可分为两种方法: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而这两种处理方法形成的不同的翻译策略曾在翻译界引起长期的不可调和的争论, 即“归化”与“异化”之争。
主张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以奈达为代表, 奈达说“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 相似之处占90%, 不相似之处仅占10%”“归化派”认为文化具有共性, 不同民族虽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文字, 然而文化是有着共通性的, 因此译文可以与源语信息达到最切近的自然对等, 在语义的表达和交际的功能方面达到对等。翻译就是克服语言障碍, 尽量消除文化冲突, 让目的语读者更顺利地理解源语文本的内容和意义, 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取得文化对等。
而主张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派”代表韦努蒂则认为归化的翻译策略, 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 是对外语文本施加“暴力”, 进行篡改和文化侵占的表现。“异化派”认为, 文化是有差异的, 异化是承认并容忍差异并在目的语中保留这种文化差异, 运用阻抗的策略, 使译文读者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 从而让读者能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异国色彩的文化, 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同时反对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 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
《红楼梦》的两个英语全译本则在语言和文化的因素处理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几乎绝大多数翻译研究者都发现杨宪益夫妇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The Storyof the Stone在文化因素处理的翻译策略上具有各自明显的倾向。
2《好了歌注》英译本对比分析
1) 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杨译:Mean huts and empty halls
Where emblems of nobility once hung;
霍译:Mean hovels and abandoned halls
Where courtiers once paid daily calls;
对首节首句“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 杨将“笏”译为“emblems of nobility”。“笏”在中国古代俗称朝笏, 指的是古代大臣上朝拿着的手板, 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 上面可以记事, 是官位的象征, 由于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与“笏”对应的事物, 因此面对这种文化空缺, 杨宪益先生巧妙将其泛化处理为“emblems of nobility oncehung”, 以“hung (悬挂) ”来译原文隐含的置于床上的“摆放、显摆”, 同时还达到了形式上直译又押韵的效果。霍译则以“courtiers once paiddaily calls”来译“当年笏满床”, 基本采用的是意译, 避开了翻译“笏”的尴尬。虽然形式上不大忠实于原文, 但却形象地描绘出了当年贾府门前车水马龙、众人纷纷上门阿谀奉承的昔日盛况, 相比杨译, 更具有动态的画面感。
2)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 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杨译:Today, red lanterns light the love-birdsnest;
’Who yesterday her lords bones laid in clay
霍译:’On silken bridal-bed shall lie today
;
该句“黄土陇头送白骨”出现了“黄土”和“白骨”两个文化意象, 在中国, 素有“黄土埋忠骨”“一抔黄土掩风流”这样的说法, 究其原因, 乃是中国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的国家, 形成了中华特色的“黄土农业文化”。杨译将黄土译为“yellow clay”, 虽然译出, 但源语的文化内涵仍然不可避免地丧失了, 霍译只译了“土”, 并没有译“黄”, 值得注意的是“黄土”、“白骨”、“红灯”在霍克斯的译文中均省译了颜色词, 大概是由于译者考虑到汉语中表示喜庆吉祥的红色与英语常常象征暴力、危险的“red”文化含义不同, 而此处回避了翻译“红色”, 而“黄土”和“白骨”的着眼点只需要落在“土”和“尸骨”上就可以了, 无需使用颜色修饰词读者便可意会。另外, “鸳鸯”一词, 杨译处理为“love-birds”, 而霍译并未将其译出, 而是将“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译为“On silken bridal-bed shall lie today”, 运用归化手段, 虽译出了“含义”, 却译得太实, 中国文化讲究“委婉含蓄”, 尤其是诗词更讲究“意境”, 而此处杨译为“red lanterns light the love-birds’nest”更为生动传神, 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 此文杨译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注重跟原文一样的对仗工整, 读来朗朗上口, 同时将原文每小节上句和下句强烈的对比呼之欲出, 显得逻辑清楚紧凑。
3) 训有方, 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杨译:No matter with what pains he schools his sons,
Who knows if they will turn to brigandry?
霍译:In spite of all your care, may turn out bad.
原文第八句“训有方, 保不定日后作强梁。”中“训有方”, 杨译为“No matter what pains he schools his sons. 不论他如何管束自己的儿子”而霍译为“the sheltered and well-educated laid受到了良好家庭教育的小伙子”, 一个“训”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严教”, 恐怕西方文化里面没有非常精准的对应词。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 父亲承担着极大的教育子女的责任, 因而此处杨译更为妥帖, 将这种父母的期望与子女成长结局的讽刺性反差表现得淋漓尽致, 霍译则较为平淡。
4) 择膏梁, 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杨译:A pampered girl brought up in luxury
霍译
End in a foul stews, plying a shameful trade.
原文第九句“择膏梁, 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中“膏粱”, 即肥肉和细粮, 指的是精美的事物, 喻指富贵的生活, 而“烟花巷”在中国文化里指的是青楼妓院、烟花柳巷, 由于这两个文化词汇难以直译, 因此此处杨译和霍译都运用归化的策略, 分别将“择膏粱”译成“pampered girl brought up in luxury生长在富贵人家养尊处优的女孩”和“delicate, fastidious maid娇气挑剔的小姐”。而“流落在烟花巷”两位译者也都归化译为“slip into a quarter of ill fame”和“end in a fowl stews , plying a shameful trade”, 前者特意将意义译得模糊化, 后者译得太实, 没有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缺失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朦胧美。也许这跟中西方人的思维和审美不同有关, 东方人比较委婉含蓄, 留有余地, 西方人则注重直接准确。
5) 昨怜破袄寒, 今嫌紫蟒长:
杨译:
霍译:
Today finds fault with scarlet robes of state.
原文第十一句“昨怜破袄寒, 今嫌紫蟒长。”中“紫蟒”指的是官袍上面的图案, 在清朝, 官服称为补服, 上面饰以禽兽纹样来区分官员等级, 同时在中国古代, 官服的颜色也是区分官位高低的标准, 皇帝穿明黄色, 往往三品以上大员和亲王才可以穿紫色, 而在西方, 同样也有“raise to thepurple (升为红衣主教) ”, “to be born in the purple (生在帝王之家) ”的说法, 紫色在中西方文化里都恰好是地位尊贵的象征, 因此杨译为“purple robe”, 比霍译的“scarlet robe”更准确妥当。
6) 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杨译:Is folly past compare;
Is making clothes for someone else to wear.
霍译:In vain we roam:
Each of us with that poor girl may compare
原文末尾“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中有一句中国俗语“为他人做嫁衣”, 语出秦韬玉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做嫁衣裳。形容忙来忙去, 徒劳无果, 自己没得到什么好处, 反倒促成了别人的好事。霍译的“sews a weddinggown for anotherbride towear”此处霍克斯一反常态, 采用了异化直译的方法, 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that poor girl who sews a wedding gown for another bride to wear.”到底是谁?但笔者认为此处应该加脚注来告知读者此说法的出处, 否则就显得有些突兀, 难以理解。同时, 霍译把握了最后两句作者的情感态度, 以哀叹总领整句, “In vain we roam...”的句式安排得非常合理, 而杨译的末尾两句, 则译得不尽如人意, 有些句式混乱语句不通。
3 译者的文化翻译观对比
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红楼梦》中的文化元素的处理上存在诸多不同, 而处理方法和手段无疑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究其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翻译目的不同。杨宪益夫妇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翻译目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国外, 而绝非取悦西方英语读者, 因此杨宪益夫妇在翻译中高度维护了原作的权威性, 多采用异化策略忠实于原作。相比之下, 霍克斯翻译《红楼梦》则更多的是身为翻译家的一种个人爱好选择,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 能将《红楼梦》这部经典著作介绍给西方读者, 让更多的西方读者感受到《红楼梦》的意蕴和魅力, 因此霍克斯往往采用归化的方式来消解中西方文化的差距。
就译者的文化立场而言, 杨宪益在翻译中体现了“原著中心论”和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翻译立场, 这跟他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对中西文化的认同有关, 因此在翻译中杨译尽量保持中国文化特色, 最大限度地如实传递文化信息。而霍克斯由于是受企鹅出版社赞助, 因此为了打开读者市场, 扩大传播面, 霍克斯在翻译中对原著做了大量解构甚至是改写, 大多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性》中说道:韦努蒂认为, 译者的“隐身性 (invisibility) ”是通过以下两个步骤逐渐形成的:一是译者倾向于翻译出可读性强的, 地道的译文, 形成“透明的翻译”;二是遵循译入语文化的阅读接受习惯。因此这种归化的方法常常是强势文化在翻译弱势文化的文本时采用的一种“文化侵占”策略。在《红楼梦》的翻译中, 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译者的文化自得和文化强势心态的蛛丝马迹, 如霍克斯多处以第一人称“I”来介入文本, 以西方社会的宗教、伦理来解读和替代东方的文化符号, 对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挥得比较张扬, 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 1990.
[3]Venuti, Lawrence.1999.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an Ethics of Difference[M].Manchester, UK:St.Jerome Publish-ing.
[4]高玉兰.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3.
[5]郭建中.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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