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理论范文

国际经济理论范文（精选12篇）

国际经济理论 第1篇

一、国际经济协调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经济协调的概念辨析

在介绍国际经济协调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协调”和“合作”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一些说明。加拿大学者Wendy Dobson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可以用一张谱线图来表示(如图1所示),最左端是冲突,最右端则是一体化,即各国将很大一部分自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共同实施政策,如欧盟。谱线图的中点是政策独立:各国都把其他国家的行为看作是既定的,不打算对这些行为施加影响,也不打算受这些行为的影响。在政策独立和一体化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政策协调和合作。Michael Artis和Sylvia Ostry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对“磋商”(negotiation)、“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词作出了区分①,指出“合作”一词本身既可以被用作一般的词描述所有的合作形式,即从最低级的形式(磋商)到最高级的形式(协调),也可以描述介于上述两级之间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形式,其中最低级的形式磋商,其起点是信息交流;最高级的形式协调,这是一种由于认识到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而改变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从而使各国的有关政策趋于一致的合作。所以,“协调”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是“合作”的一种高级形式。

中外学术界对“国际经济协调”(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Wallich(1984)曾提出过一个比较经典的定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在认识到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后,显著修改国家政策的一种尝试②。David Currie(1990)认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③,Kenen(1990)指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一种政府间明确的经济合作形式,是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过程和彼此在政策执行上所遵守的承诺和约束。Webb(1995)指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单方面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政府间就相互不同的政策目标协调统一,并就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工具和实施路径统一设计的行为④。张幼文(1999)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简称“国际经济协调”或“政策协调”,是指以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的前提下,就汇率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在有关国家之间展开磋商、协调,或适当修改现行的经济政策,或联合采取干预市场的政策行动,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和经济危机所形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⑤。

资料来源:Wendy Dobson,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Requiem or Prologu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1: 3.

根据以上所述,“国际经济协调”的概念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协调产生的原因是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各国的经济政策存在“溢出效应”时,国际经济协调才有其必要性。第二,协调的目标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协调的目的就是寻求在各协调国家均能接受的前提下使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尽管各国的各自得益可能有所不同。第三,协调的主体是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区域经济集团、国际经济组织等。第四,达成协调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共同明确的承诺(包括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并依此作出一揽子经济政策调整和改变,如对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修正、联合干预市场等。第五,协调的内容包括不仅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也包括竞争政策、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环保政策、能源政策等微观经济政策。

国际经济协调传统上主要偏重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国际经济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也相应拓展和深入,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各国的微观经济政策也进入国际经济协调的内容。此外,国际经济协调的含义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国际经济合作所覆盖的范围更加宽泛,而且它强调通过扩大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加强进出口贸易和跨国界资本流动等形式的国际经贸往来,实现有关国家经济福利的共同增长。国际经济协调更强调在利益发生冲突,或无法确保相关国家的经济福利同时达到最大化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宏观、微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以寻求在各协调国家均能接受的前提下使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

(二)西方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概述

西方学者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起步较早,Meade早在1951年就强调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的重要性。Richard N. Cooper(1968)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间货币政策策略相关性的问题,认为由于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加深使一国实现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加大,缺乏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将会代价高昂。由于七国集团(G7)进行协调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股研究国际经济协调的热潮,研究成果众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Koichi Hamada(1985)在其所著的《国际货币相互依存性的政治经济学》中对货币领域的国际协调(特别是对国际货币体制的选择)进行了策略分析;(2)Stanley Fischer(1987)探讨了相互依存的程度,国际经济协调的理论、历史背景和发展前景⑥;(3)Jacob A. Frenkel等(1988)对国际经济协调的范围、方法和效应给予了详尽的分析⑦。由于国际经济协调的实际效果不彰,20世纪90年代有关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随之转入低潮,如Richard N. Cooper(1994)分析了国际经济协调的形式、妨碍国际经济协调的原因⑧。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似有重新转热之迹,如Laurence H. Meyer等(2002)从理论模型和历史经验两个方面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协调进行了全面的总结⑨。西方学者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前期基础,但他们的研究仅囿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视角较为狭窄,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协调,更没有考虑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特殊主题。

(三)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1.相互依存性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普遍特征。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决定了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博弈论(Theory of Game)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亦即决策主体面临两难选择时,如何选择最佳的对策。博弈论认为,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世界经济中,各国经济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一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及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经济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他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作出尽可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经典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可以很好地说明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假设有“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两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每一国都试图针对通货膨胀的冲击确定其最优货币政策。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和“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来衡量两国相应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表1为本国和外国货币政策战略选择博弈,表中支付矩阵分为4个方格,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货币政策不同组合条件下的两国“痛苦指数”的数值。例如,方格Ⅱ中的数字表明当本国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外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本国的“痛苦值”为-7,而外国为-10。两国制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使“痛苦指数”最小,即每一方格中“痛苦指数”的绝对值越小越理想。

2.在封闭条件下,两国决策者只需根据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就可以确定本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如果每个国家都奉行使自己的“痛苦指数”最小的货币政策,同时假定另一国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那么在表中所假定的支付矩阵条件下,对于本国来说,无论外国采取宽松的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本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都是最优的,因为这使得本国在每一种情况下的“痛苦值”(即损失)都最小(分别为-7和-9),所以选择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本国的占优策略。同理,根据对称性原则,外国选择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其占优策略。因而最终博弈的均衡就处于方格Ⅳ,即两国都选择紧缩性货币政策,两国的“痛苦指数”都为-9。这一均衡解是唯一的,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是,对于两国来说,方格Ⅳ的结果并不是最优的。如果两国能够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进行协调和合作,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就会达到方格Ⅰ,两国的“痛苦指数”都为-8,比不合作时的结果都有所改善,这实际上就是两国进行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当然,要使方格Ⅰ成为长期的或稳定的均衡,两国就必须作出约束性承诺,对违反约定的行为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和严格的监督机制,否则两国都会有欺骗对方的动机(因在本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对方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本国的“痛苦指数”将由-8降为-7)。

由此可见,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如果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进行协调,而是各行其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对这些国家都不是最优的。如果各国进行经济政策的协调,则可能会带来共同利益,从而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直接消除或解决国际经济交往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或利益纷争,也不意味着它能帮助各国制定一套最优的经济发展战略,但确实有助于人们理解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各种利益冲突格局所包含的利弊得失结构,并能为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设计一套更加完善的博弈规则,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国际经济协调的方式

国际经济协调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即相机性协调(discretion-based coordination)与规则性协调(rule-based coordination)。所谓相机性协调是指根据经济面临的具体条件,在不存在规定各国应采取何种协调措施的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各国间的协商确定针对某一特定情况各国应采用的政策组合。这一方法实际上是一国经济调控中相机决策的推广,一般认为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针对不同的条件就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协调,并且这一方法也较为灵活,各国可以根据即时的需要寻求合作,能够保持相当大的将政策用于实现本国经济目标的自由,而缺点在于可行性与可信性较差。从可行性看,每次政策协调行动实际上意味着各国政府间的一次讨价还价,这样一次次的政策协调会带来很高的决策成本,并且也难以对各国政府进行制约,易于产生竞相违约及“搭便车”现象,缺乏可持续性。从可信性来看,这种方式下的协调措施完全由各国协商决定,缺乏一套明晰的规则,这便会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通过影响公众的心理预期而发挥政策效力。

规则性协调又称机制性协调,是指各国通过协商建立某种机制或组织,按照明确议定的规则来指导各国采取政策措施进行协调的协调方式。规则性协调或机制性协调的优点在于其已经达成的合作协议对于参与各方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与强制性,从而保证合作能够连续地进行,使参与各方的政策运用符合一定的规则与制度安排,并且能够显著降低协调的成本。但是这种协调的不足之处在于,参与国政策运用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是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此外,规则还可能存在非中性,不利于保障弱势成员的利益。

二、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的实践特点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惨痛教训,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赖于一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各国必须通过国际经济协调形成一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保证世界和平与发展。二战后,尽管不同形式的国际经济协调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大小不一,但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协调结合在一起,从总体上维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按照历史的纬度可以将二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的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国际经济协调的实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一)国际经济协调的第一阶段

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进入了全面的复苏阶段,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逐渐加深,这就要求加强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都陆续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如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发达国家建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这一时期的国际经济协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经济协调的形式以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性协调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都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当时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通过关贸总协定的六轮多边贸易谈判,使世界各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大幅降低,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二是国际经济协调主要体现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意志,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框架,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而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操纵了这些国际经济组织,从而主导了国际经济协调。这种以美国为核心、以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规则性协调为主体的国际经济协调,仅仅是国际经济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其协调地位也逐渐下降。

(二)国际经济协调的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第一,国际金融环境趋于动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国际储备货币趋于多元化,这使得国际金融体制更加复杂化,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国都迫切需要开展国际经济协调以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第二,经济增长缓慢与高通货膨胀并存。20世纪70年代,除日本外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长期陷入经济增长缓慢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困境难以自拔。各主要发达国家亟需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政策的协调,以求走出经济低谷。第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西欧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美国的经济地位日趋衰弱,从而使得世界经济格局从原先的美国一家独霸发展成为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日本和西欧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要求增加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而美国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利用其整体的实力优势与日本和西欧在世界市场上展开激烈的争夺。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美国和欧共体之间以及日本和欧共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日渐增多,各种非关税壁垒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第四,能源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两次石油价格的暴涨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高通货膨胀率引发了人们对能源问题的关注。

出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原有的国际经济协调已经不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对国际经济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阶段国际经济协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G7开始在国际经济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1971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G7: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年、1977年出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G7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发布的。G7的正式成立体现了国际经济协调从原先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协调逐渐转变为多国共同协调。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G7在国际经济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协调的主要内容涉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贷款等。(2)国际经济协调的领域进一步扩大。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入,除了在协调的形式上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协调的领域也不断地向参与国的内部经济体制、产业政策、财政及货币政策等方面渗透。例如,G7首脑会议要求与会国对各自的国内政策作出相应的协调;国际债务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债务国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美国、欧共体由于长期对日本贸易逆差,从而向日本施压,对日本的经济体制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等。

(三)国际经济协调的第三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迅猛发展,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协调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这一阶段的国际经济协调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1.国际经济组织继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是其局限性日益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以来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金融自由化、稳定汇率、调整国际收支以及对危机国家的救助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当危机爆发时无法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并且其提供贷款所附带的一系列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对受援国的经济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所以近年来遭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批判,尤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呼声愈加强烈。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特别是由于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2.G7的协调效力趋衰,改革呼声不断加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G7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成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有所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长期以来,美国推动国际经济协调的动因常常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往往忽视自身原因,而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别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单方面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此外,由于发展速度落后于发展中国家,G7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有所下降,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其代表性和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纷纷提出G7的改革方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扩大为“十四国集团”(G14),吸收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2)加强包括G7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的功能;(3)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五国集团”(G5),成员包括美国、中国、欧盟、日本、沙特阿拉伯。

3.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地位初步得以显现。二战后,在国际经济协调领域中,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整个国际经济体系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中心而建立的。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许多困难由于自身经济规模有限无法自己解决,而且又常常是历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因此强烈地要求参与到国际经济协调中来,以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另外,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经济协调也确实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从2003年开始,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常常邀请部分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共同参与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讨论,“G8+5”峰会日渐常态化,这正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协调能力的增强⑩。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更是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新兴发展中国家要想提高影响力的话,内部的协调和合作仍有待加强。

4.中美高层经济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逐步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成为影响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和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既有主导者,美国逐渐认识到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已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大势。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延续霸权,美国认识到必须对中国采取接触和合作的方式,诱导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确保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两国双边层次的经济协调对于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美高层经济协调包括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

作为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相互调整与适应的机制,中美高层经济协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围绕着两大主题进行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斗争与妥协:一是美国以中美贸易失衡为由,加大干涉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力度,中美在经济体制差异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将进一步凸显;二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中美围绕各自承担的“国际责任”的限度存在分歧。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特别需要新兴大国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在面对能源和环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时,中国的合作是美国保持影响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速度加快,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对自身基本国情和国内发展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并据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继续通过中美高层经济协调机制加强与美国在双边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有序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但要警惕美国向中国转嫁调整成本、转移国内矛盾,要求中国进行单方面政策调整,诱导中国承担无限的“国际责任”的企图。

5.G20有望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平台。G20原本是1999年为防止东南亚金融危机再次发生而创立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每年就国际经济和货币政策开展对话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各国加强经济协调、协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意愿十分强烈。2008年11月在美国的倡议下,首次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其后,2009年4月、9月、2010年6月、11月,G20领导人峰会相继在英国伦敦、美国匹兹堡、加拿大多伦多、韩国首尔召开,G20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五次G20领导人峰会围绕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经济组织、改善国际金融机构监管、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有着积极的作用。G20领导人匹兹堡峰会更是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领导人峰会也将形成机制化。

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尤其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美国将G20作为提振其全球领导力,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平台。G20峰会的召开,顺应了国际经济体系变化的现实,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与发达国家平等协商国际经济问题的平台,开启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序幕。但是,由于各国理念、制度和利益的差异,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并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G20峰会的前景尚不明确。如美国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匹兹堡峰会提出“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并试图将其作为G20峰会的首要议题,借此向中国等贸易盈余国施压。再如后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政策协调的难度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抵制美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使G20峰会从应对危机的应急之举向机制化建设迈进,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三、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也相应拓展和深入,这就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霸权相对衰落的美国已无力独自承担“最后贷款者”的角色,传统的国际经济协调已不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面对新的变化了的国际经济格局,美国等发达国家应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协商,共同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顺利转型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以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摘要：作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现象,国际经济协调始终在战后世界经济的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概念、西方研究概况、必要性、方式等角度,对国际经济协调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按照历史的纬度将二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的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归纳了各阶段国际经济协调实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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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理论 第2篇

「摘要」伴随市场国际化产生国际调节机制。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互相配合、制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际市场调节机制体系。国际调节需要相应的法律予以规制和保障。这种规范国际调节、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即为国际经济法。国内外国际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国际经济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他们把平等主体间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即商事关系也纳入进去，是一种大国际经济法观点。大国际经济法观点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调节及其立法的产生和发展，将促使人们对传统国际经济法理论作反思，并在国际经济调节及其立法的基点上重构国际经济法学科理论体系。

「关键词」国际调节，国际经济法，规制与保障

市场是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涵盖着一定社会经济的各行业、部门及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再生产各环节，它是由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及运行组成的一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犹如自然界各个生态系统一般。在同一市场中，各种要素有机联系和制约，形成完整的体系。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经济形态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各国和各地区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相对独立、彼此基本隔绝的市场。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加之资产阶级革命消除了封建割据，各国范围内的各个分散的小市场相互渗透、融汇，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此亦即所谓“国民经济体系”。很早以前，也出现一些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活动。只是由于过去交通、通讯等条件限制，特别是各国政权当局的严格管制，加之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经济自身缺乏强烈要求，跨国境的商品交换长期未得到发展，更形成不了国际市场。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达，科技发展同时还使交通和人们间其他联系工具和方式更加发达，跨国境的商品交换和其他经济交往逐渐发达起来。

20世纪终于出现规模空前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并在继续发展。市场国际化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并呈阶段性。如果说中世纪末航海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殖民战争，可视为市场国际化的前奏，那么，19与20世纪之交，轮船、火车、航空及电话、电报业的兴起，以及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正式拉开了市场国际化的序幕。

至20世纪末叶，由于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加之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结束，各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相应放松或取消，为国际经济联系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迅速、全面和深刻的发展阶段。推动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只有它才为全球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因特网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通过点击鼠标即可同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们发生各种联系，实现信息、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通。其速度、规模和范围是过去包括在诸如铁路、航海、航空以及电话、电报等交通、信息条件下所不能比拟的过去人们所谈论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当时主要还是一种理念化的东西，如今它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一种现实的状态和趋势。市场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系统和体系，其中的各种经济要素的结构比例关系大致均衡和协调，并且是在不断的“不协调协调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求得协调;经济的总体运行大致平稳和逐步发展，并且是在不断的跌宕起伏中求得稳定和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其中必然有某种机制和力量在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力量和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多种多样。

其中有些是正面起维护、促进作用的，有些则是反面起阻碍、破坏作用的。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能够或起码当初期望能够发挥维护、促进作用的力量和机制，被称为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内部(自身固有)的与外部的两类。内部调节机制主要指市场调节，即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外部调节机制是指诸如政治的、社会的等各种力量和因素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自觉施加的影响。后者例如20世纪以来发生和逐渐加强的国家调节(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计划调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其调节机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场调节。19世纪末出现生产社会化并形成垄断以后，市场机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地调节经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它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发挥配合、辅助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调节机制的二元化。因市场国际化而形成的国际市场，也需要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国际市场的基本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只不过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市场调节。

但是，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着诸如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市场盲目性与滞后性等固有缺陷，单靠它难以实现充分和有效的调节;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乃主要由各国的涉外市场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来自各国，他们分别受到各自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仍然受到各国的国家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措施和力度不同，妨碍国际市场上市场机制的统一调节作用，并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各国设置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即如此。因此，国际市场迫切需要有新的调节机制，藉以协调或统一规制各国的国家调节，并弥补市场调节固有的不足。这种调节机制即为国际性调节，或称国际调节。这样一来，国际市场的调节机制便“三元化”了。

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市场国际化进程同步的。因为没有国际性市场，便没有国际性调节的必要;而没有相应的国际调节，国际市场便难以正常运行，甚至难以形成。同前面所述市场国际化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际调节的形成和发展也呈现着阶段性。在国际市场萌芽阶段，市场的规模和运行主要由相关各国奉行的外贸政策的自由和开放性程度决定，各相关国家偶尔也会进行政府间的协商和协调。19世纪以后，首先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跨国境经济贸易活动逐渐发达，各国间进行的双边或多边协商增多。

18还出现“欧洲协作”这种多国协作形式，在其存续整整一个世纪中召开了一系列多边协商会议，形成了比较连续和稳定的协商制度。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放弃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一度掀起贸易自由化高潮。1880年英、法两国率先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双边协定“科布登切维勒尔条约”，并首创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模式。在英、法的带动下，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自由通商、航海条约，还签订了莱茵河自由航行公约。这些即为早期的国际性调节措施，这些措施使当时国际贸易额大幅度上升。

国际经济理论 第3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新秩序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1-0106-05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追求的主要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项基本政策。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在此背景下，梳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争论，无疑将为深入思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效途径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

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结构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中”，是发展中国家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晶，其主要倡导者是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概括地讲，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结构失衡。结构主义认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就是结构性不平等，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体系。结构主义指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地以及工业品销售市场，而发达国家则完全控制了工业产品以及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单一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成为羁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②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主导控制的国际贸易秩序及其规则体系具有明显的亲西方属性，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完全被冷漠甚至边缘化”；而且，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所奉行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亦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主义强调，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基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完全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展中国家则难以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以及国际金融事务的决策。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主导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还常常附加苛刻的条件，因此，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样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结构性不平等，结构主义坚信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必须予以改革和调整以平等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对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性的思考“构成为发展中国家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2)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目标。1974年，联合国先后通过了由普雷维什担任秘书长的联合国贸发会议主持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三份“体现结构主义理论精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纲领性文件。从总体上讲，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宗旨是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合作互利和共同发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确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以普遍性、非互惠和非歧视原则为基础的普遍优惠制度(普惠制)，多边贸易谈判应遵循对发展中国家的非互惠的优惠原则。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以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国际金融决策，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及发展贷款，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制订跨国公司国际行为守则以规范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促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制订国际技术转让行为守则，促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技术转让。根据上述原则，结构主义强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意义就在于：首先，“国际经济新秩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并“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其次，国际经济新秩序将依托于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因此，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方案应综合评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进而促进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总之，国际经济新秩序旨在“克服现行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主要缺陷”，从根本上讲是“要求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对有关的程序和安排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的理论解读阐明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实质，即国际经济新秩序并非是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全盘否定，而是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

毫无疑问，结构主义有关结构性不平等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规则体系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结构主义理论一再强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宗旨是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实现途径则是寻求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平等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兼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平衡，促进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理论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阐释无疑准确把握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实内涵，并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

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发达国家学术界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拒绝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等不同观点。尽管拒绝主义的观点影响甚微，但在评论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之前仍然有必要对其加以简要分析。

拒绝主义(Rejeetionism)明确表示拒绝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经济增长五阶段论的倡导者沃尔特·罗斯托甚至声称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基于错误的知识观念、错误的议事日程、错误的谈判论坛和错误的谈判角色”。拒绝主义的依据主要是：1、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规范和效率方面均是无可挑剔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或贫困是由发展中国家自己造成的，因此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和利益需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只是暂时现象。基于此，拒绝主义认为发达国家应明确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所有要求。

毫无疑问，拒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依据均不符合客观实际且明显失之偏颇，因此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应和者寡，对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争鸣并未产生意义重大的影响。

在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辩论中，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立场的典型观点就是功能主义。从总体上讲，功能主义理论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持否定态度，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即使不是完全不切实际

的，至少也是毫无效率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奠基者理查德·库珀更是坚信“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方案包含着难解的悖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发达国家的利益，结果只能是导致矛盾和冲突。具体地讲，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功能主义声称世界经济秩序“并没有导致结构性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已经从世界市场和国际投资中获得了利益，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想缺乏起码的道义依据。与此同时，功能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应当为经济发展作出积极努力，而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政策的选择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国际规则调整充其量不过是辅助性的措施”，因此，借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设想实际上回避了发展中国家理应承担的主要责任。

其次，功能主义坚信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平等公正和富有效率的。功能主义认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具有积极价值”，如果按照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重塑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将得不偿失”。功能主义承认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并非尽善尽美，需要作出特定的渐进式改革，而改革的最佳方法就是尽量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以“确保该体系的持续运转及其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的完整性”。“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的首倡者约翰·鲁杰认为，“自60年代初期以来，现行国际货币和贸易机制已经作出了一系列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整”，目的就在于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这就意味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规则可以在渐进式改革的基础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

第三，在承认现行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作出渐进式改革的同时，功能主义强调南北谈判应以功能性标准作为指导原则，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全球议程”问题，诸如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等。功能主义指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着全球议程的新挑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构成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础的专门性多边制度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亦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功能主义认为迎接全球议程挑战的关键并不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是加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规则体系、尤其是功能性的多边制度如关贸总协定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

功能主义完全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作出了有失公允的评判。首先，功能主义竭力否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性，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次，功能主义夸大了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作用。第三，功能主义注意到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因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功能主义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是密切相关的，治理全球性问题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能平等参与全球议程的谈判，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第四，尽管功能主义有关渐进式改革的主张旨在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完整性，而非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问题。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却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应当承认，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渐进式改革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政策策略选择之一，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谈判与制定，以国际经济新规则的阶段性成果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新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新功能主义对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均提出了质疑，认为结构主义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理由是：结构主义没有考虑到南北方之间广泛而紧密的联系，连接南北关系的纽带是相互依赖而非依附，南方和北方共享的利益与义务必须成为全球改革的基础；结构主义的观点是肤浅的，它忽视了远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如全球环境保护和世界和平等。与此同时，新功能主义亦批评功能主义是“基于狭隘的相互依赖理念”，主要表现在：功能主义以国家利益代替了全球利益和人类利益，且零碎的渐进式改革将难以赢得南方的合作；功能主义所主张的基于北方主导的专门性多边制度的改革方案不足以应对全球挑战，因而不值得信赖。在批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新功能主义就全球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

首先，新功能主义从南北之间相互依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南北关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体系的相互依赖亦明显增强。就南北关系而言，“离开了北方，南方就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同样，北方的繁荣也有赖于南方取得更大的发展”，因此，“发展意味着相互依赖，这两者都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责任”。

其次，新功能主义明确提出了全球改革的主张。新功能主义着重指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规则体系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没有平等获益的机会，因此，必须通过全球改革以增进全球范围的公平程度。简言之，全球改革“必须遵循权利与机会平等的原则，进而达成公平的妥协以消除严重的不公正并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利益”。勃兰特委员会报告同时强调，解决全球公平问题、实现全球改革的途径应是南北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南北对抗。

第三，新功能主义坚信全球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在关注全球公平问题的同时，新功能主义强调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应超越纯粹的经济增长并致力于寻求生活必需品的公平分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因为“人的基本需要”体现了南北双方的共同利益。新功能主义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三个核心内容：食物营养、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只有将全球改革与“人的基本需要”结合起来，南北谈判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而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之一，发展中国家亦应承诺进行相应的国内改革。不仅如此，新功能主义还强调了全球改革对于南北双方的政治和战略意义，认为全球公平和“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是确保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新功能主义从全球公平、尤其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视角提出了全球改革的主张，因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新功能主义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质疑仍有待商榷。首先，新功能主义认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这一观点与结构主义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认识基本相同，但新功能主义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没有考虑到南北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论述却是缺乏说服力的。实际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宗旨就是相互依赖、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亦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寻求同发达国家展开全球谈判，只是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挠，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全球谈判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次，新功能主义明确提出了全球改革的主张，但其目标并不是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是致力于全球公平、尤其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从长远来看，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显然是符合南北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新功能主义的全球改革目标无疑具有合理的内涵。同时应当看到，“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除了发展中国家必须奉行积极有效的国内政策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的平等获益的机会，关键环节就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换言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全球公平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由此可见，新功能主义着眼于全球公平和“人的基本需要”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离开了世界经济、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从全球公平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角度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是一个必要步骤。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不同观点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不仅体现为南北之间的谈判过程，而且还“彰明较著地展示了有关世界经济关系的现实与预期的基本结构的理论争鸣”。结构主义揭示了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结构性不平等，阐明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实内涵，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但结构主义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政策策略却未能作出充分完整的论述，发展中国家因此必须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不断探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效途径。功能主义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考虑为出发点，竭力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及其规则体系，并由此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依托；尽管如此，功能主义有关渐进式改革的观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新功能主义剖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性质，同时又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了质疑，并从全球公平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角度阐述了全球改革的主张；尽管新功能主义未能就全球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但全球改革的倡议仍然为发展中国家从更深远的层面思考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际电子商务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 第4篇

1、国际电子商务的概念

国际电子商务是指企业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技术所从事的国际贸易活动,它反映了国际贸易过程的电子化。其实,自电子商务出现之日起,电子商务就应是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不应存在“国内电子商务”和“国际电子商务”的区分。本文为了方便研究和分析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所以使用“国际电子商务”一词。

2、国际电子商务的特点

国内外学者也将“国际电子商务”表述为“跨境电子商务”、“跨境在线贸易”、外贸电子等。这些概念在表述上尽管不同,却反映出国际电子商务的共同特点:一是数字化的方式,即无纸化的交易过程;二是现代化的渠道,即主要交易途径为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渠道;三是国际化的空间,即两个经济体成员互相向其境内提供贸易产品及服务。

国际电子商务融合了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两大行业的特征,使两大行业得以优势互补,但在业务处理上也更为复杂多样。其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紧密相联,任何一环衔接不良都会影响整体贸易活动的完成;二是电子贸易流程还不完善,作为新兴的贸易方式,其在支付、知识产权、税收等方面的法规还不完善;三是容易触发风险,该风险主要由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各国政策导致。

3、国际电子商务的应用

(1)交易前的准备。在进行国际买卖交易之前,企业需要对国际市场进行调研,寻找客户并争取与之建立业务关系,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发布企业或产品的信息,向客户宣传和展示企业或产品。

(2)交易磋商和外贸合同的签订。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是交易磋商的主要内容,借助电子邮件或即时软件通讯就可以完成。在电子商务运用于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出现了电子合同,外贸企业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进行签约。

(3)外贸合同的履行。现代电子商务技术可以完成从备货、验货到催证、审证、改证再到租船订舱、投保、装运最后出口收汇、出口退税等一系列的业务活动,将业务员的工作量大大减少。

二、国际电子商务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

1、电子商务对一般经济学原理的背离

(1)网络的正外部性。梅特卡夫定律、摩尔定律等都是网络经济中被普遍认可的著名定律,它们都反映了网络经济所特有的正外部性的特点。

梅特卡夫定律是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的,他是计算机网络先驱、3Com公司的创始人。梅特卡夫定律指出, 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数的增加,网络的价值或者说有用性增加。换句话说,每台电脑的价值随着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数量的增加而增大。使用新技术的人越多,新技术才越能发挥它的价值。使用网络的用户越多,网络产品才更有价值,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使用它们,并最终使整个网络的价值得以提高。例如,如日中天的电子商务网站e Bay正是利用了电话用户数量较多的优势,采用电话方式进行营销,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当一项技术已建立必要的用户规模,它的价值将会呈爆炸性增长。一项技术多快才能达到必要的用户规模,这取决于用户进入网络的代价,代价越低,用户规模扩大的越快。理论上,一旦新技术已经形成了必要的用户规模,且由于这项技术相比运行初期价值提高了,所以技术开发者可以向用户索要更高的价格。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提出的,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之快。摩尔定律认为: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可容纳在集成电路上的元器件数目, 约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换句话说,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到24个月便会翻一番以上。大致上,摩尔定律与产业合流现象相结合形成遍地信息化,梅特卡夫定律再把这些广泛播撒信息的企业以网络外部性的乘数效应进行连结,最终创造出一个规模可与全球实体相媲美的、具有惊人成长潜力的、充满了无数商机的世界性的电子商务市场。

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外部性,与古典经济学中的负外部性或者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正好截然相反。在价格决定上,网络经济也完全不等同于传统经济。在传统经济中,商品的需求随着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但在网络经济中, 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却随着价格的增加而猛增,这种价格猛增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从而会产生多重效应,即网络的外部性。

(2)货币经济学向信息经济学转化。在古典经济学中, 需求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网络经济则将这种供求平衡的规律颠倒过来: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导致需求增长。与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是,网络经济不再立足于 “货币”这个工业时代的核心元素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关注“信息”这个信息时代的关键性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从以“货币”为中心转向以“信息”为中心,这也是经济学从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的转折点。这种理论上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向背离原点的方向扩张。在网络经济下,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主体由一国拓展为多国,各色各样的网络经济实体跨越国界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效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网络经济实体投资的信心,这种信心又被网络成倍的放大。“因特网乘数”中有两个因子,其中一个是“同步传递效应”,表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及时沟通;另一个是“同目标反馈效应”,表示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信息能够点对点的呈辐射状的传达,从而可以造就全球范围内目标相同的投资决策。然而,传统信息传达的非及时性和分布的分散性,导致投资者往往偏好各不相同,反应快慢不一,乘数效应很容易被抵消。

二是从边际收益递减到边际收益递增。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网络经济却表现为收益递增。举例来说,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微软生产的产品,但只给微软增加了可忽略不计的微小成本,却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巨大利润。

其实,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正如詹姆士·阿利所言:“收益递增并不等同于收益递减,这两种规律将相互共存,并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企业可以凭借电脑软件生产和销售的虚拟化特点降低把软件产品打入市场的成本,这时,技术的独创性就要比人力资源、市场营销技能等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资源更显得重要。由于起始成本较小,则递增利润的财务收益也随之较小,最终递增利润不可避免的被耗尽,递减利润便在这时候姗姗而来,递减利润的到来比其他行业晚了一些时间。

三是背离费雪方程。费雪方程(PQ=MV)大概揭示了农业实体经济与工业货币经济之间的均衡关系,但它却并不适用于网络信息经济和工业货币之间的均衡关系 (MV=BH)。由于费雪方程受到了外生的信息变量的挑战,导致经济学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无法用传统模型的理论加以解释,从而容易造成决策者错误决策的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费雪方程的背离只是一种观点萌芽,与最终归纳进入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溃败,理论上是因其不能完整的适应货币经济学转向信息经济学的趋向,无法对信息对货币的支配作用(亚洲金融危机、风险投资等)做出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是因其无法对“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一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一主流经济学的背离,使得近年来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它们被认为是现今解释网络经济的最好模型。

2、电子商务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化

(1)比较优势向信息和知识转移。首先,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和国际经济处于静态(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不发生改变)。前面已经提到,在电子商务经济中,这两个假设前提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其次,古典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各国之间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是比较优势存在的基础。相比之下,在电子商务经济中,各国对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和反馈上的差异即信息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显得越发的重要。 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信息产业的规模以及信息处理的速度都是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实力的体现,信息与知识技术已经成为各国以及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可以部分地替代当前投入于贸易中的资本,减少贸易中正在结算的在途资金, 这也使比较优势的因素发生改变。最后,H- O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是由各国要素的丰裕程度造成的,一国利用价格较低的要素生产产品并进行对外贸易就可以获得比较收益。在互联网经济时代,面向全球的信息市场与技术市场使信息技术迅速技术化,并在世界范围内很快扩散至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易于得到这些技术。另外,通用型技术的迅速传播使生产技术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产品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下降。这样一来,发达国家又可以重新获得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而占据的比较优势。

(2)规模经济的作用范围发生变化。规模经济理论的诞生主要是为了解释产业内贸易。电子商务经济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实际上是物流、现金流与网络信息流协调作用的结果。电子商务使贸易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信息上的差异越来越小,进一步加强了产业内贸易的趋势,借助互联网, 企业可以生产出更加差异化的产品。因此,电子商务中的规模经济效应要远远大于传统贸易的规模效应。电子商务经济中规模经济作用范围扩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经济中的规模经济仅存在于行业中的实体企业,而在电子商务经济中,虚拟企业也能产生规模效应。互联网将很多企业结合成一个整体,共享信息基础设施和知识技术,在生产经营中进行合作,由此形成很大的规模,创造出规模经济效益。第二,传统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只能被称为供给方的规模经济,而在电子商务经济中,供给方规模经济与需求方规模经济并存。供给方的规模经济是指, 供给方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生产成本下降,从而增加供给方的收益;需求方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某种产品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越来越高,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引起市场规模继续扩大和生产产品的企业的收益增长。第三,供给方规模经济与需求方规模经济相互结合可以产生双重效应:需求方的数量增加不但可以降低供给方的生产成本,而且可以使更多的消费者被该产品吸引而购买该产品,从而进一步增加需求方的数量。

3、理论冲击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网络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冲击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它可以帮助外贸企业在比较优势已经转移至信息、技术和知识的背景下获得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具体竞争优势的获得可以有以下两个突破口。

(1)打造差异产品或服务。电子商务技术打通了外贸企业对外联系的渠道,使外贸企业可以随时随地与客户和供应商进行密切联系,扩大了产品推销的范围,拓宽了原料的来源,提高了处理外贸单据的效率。在电子商务的背景下,外贸企业应该及时调整经营战略,不断向国际市场提供差异产品或服务,形成不易被竞争对手代替的独特产品或服务。

(2)调整定价策略。电子商务的应用,使得以往政府设置的各种行政或地理的空间隔离不复存在,外贸企业可以直接与国际市场进行密切联络,甚至可以越过海关和税收部门开展国际贸易实务。对此,外贸企业应该保持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与外部市场建立密切的联系,使企业发展战略与外部市场需求趋近一致。

国际经济理论 第5篇

08工商管理1班No.3陈焕花

【摘要】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超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国家竞争优势的认识，本文通过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转化为地区的竞争优势理论展开讨论，通过对东莞竞争优势的分析，得出东莞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对东莞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贸易理论 东莞 经济 竞争优势

一、国际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在20世纪80~9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这三部著作一脉相承，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角度论述了“竞争力”的问题。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着眼于全球范围，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论述如何将一个国家拥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并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从而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

波特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取决于6个宏观因素：生产要素状况（factor conditions），需求状况（demand conditions），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状态（firm strategy，structure，and rivalry），机遇（chance）和政府（government）。其中前4个为基本因素，后2个为辅助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一国是否能创造一个有利于产生竞争优势的环境。波特以这基本因素为基础，建立“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见图1-1。

图1-1 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

任何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的过程都会经历具有不同特征的发展阶段。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特别重视各国生产力的动态变化，强调通过主观努力来获取竞争优势地位的重要作用。波特将一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划分为4个依次递增的阶段：

1、要素推动阶段。在此阶段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在生产要素上所拥有的优势，这一阶段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主要来自于通过大量使用本国廉价的资源所造成的低成本。

2、投资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资本要素，持续的大量投资可以大量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这一阶段，企业仍然在相对标准化的、价格敏感的市场中竞争，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就业大量增加，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成本大幅度提高，一些价格敏感的产业开始失去竞争优势。

3、创新推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业中整个价值链的创新，因此企业应特别重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依靠科技成果产业化，有效增强竞争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从而较长时间保持竞争优势。

4、财富推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的创新、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都会出现明显下降现象，经济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推动，企业开始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企业注重的是保持已获得的竞争地位而不是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投资和创新的热情消退，一些有实力的大企业通过对政府施加影响来达到保护企业的目的。

二、东莞经济贸易发展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分析

东莞北接广州、南临深圳。借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之“天时”，凭毗邻港澳之“地利”，东莞诞生了首家对外来料加工企业，创新出“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创新，让“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发展模式一度成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东莞因此也率先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30年来，东莞从一个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一举跃升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闻名的制造业加工基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为我国改革开放史书写了精彩的一章，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东莞奇迹”。

(1)、从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分析，东莞的竞争优势如下：

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东部，原是一个传统农业县。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区，而东莞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此，东莞搭上发展的高速列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当年，在港商可能的一众落脚点里，东莞的条件看起来并无多少突出的地方：东莞虽然也有大量的海外东莞籍乡亲，但比起潮汕、江门的五邑显然相形见绌；东莞本地并无多少工业基础，这一点也比不上顺德、南海，但是，30年后的今天，东莞却成了珠三角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几年前红极一时的顺德模式却陷入了危机。到今天，一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东莞的IT制造业就成了当然的代表。那么，东莞凭什么？

东莞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天时是改革开放和香港的产业转移，地利是濒临香港、深圳，是来往广州、深圳的必经之地，人和则是东莞抓住了机遇，大干快上。

显然，在这三个因素中，地利的因素更为根本。改革开放和香港产业转移对广东其他地方也同样具备，而这些地方当然也准备“大干快上”。深圳知名民间区域经济观察者金心异就认为，东莞的成功，除了表明了体制优势的不可替代外，又一次证明了地缘优势的一本万利。生存于三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夹缝中，是东莞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却是东莞经济成长的难得条件，是其他同类竞争主体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这就不难理解，在广东省内，同样面向香港、接续深圳，在九龙、罗湖到东莞市区、惠州市区直线距离几乎相等的情况下，仅因与广州距离的相对疏远，惠州与东莞虽比邻而居，甚至还曾一度是东莞直接的行政上级的所在地，却永远谱写不出东莞那样的辉煌。

而广、深都誓言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所以自1990年代初以来，两地的低附加值“三来一补”产业也开始转移，加上此时台湾的电子和IT产业开始转移大陆，东莞政府大力支持外来企业的政策，这些都成了东莞经济后来超越其他竞争对手而一枝独秀的重要推手。

东莞的竞争优势可以利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进行简单总结，如下图2-1。

(2)、东莞经济贸易竞争优势的发展阶段：

①、要素推动阶段。1980—1994年，东莞抓住撤县改市、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等历史机遇,以“三来一补”为切入点，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 全面启动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形成具有东莞特色的以发展加工贸易为特点的工业基础，产业结构完成了从以农业为主到以工业为主的转变。

②、投资驱动阶段。1994—2000年，东莞在巩固港资的同时，把招商引资的着眼点逐步转移到台湾、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上，重点引进一批国际大企业，以IT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奠定了东莞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加工制造的地位。

③、创新推动阶段。2000年之后，东莞审时度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建设现代制造业名城的目标，大力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环境、创新发展能力，全面推进城市建设。大力发展园区经济，积极扶持民营企业，营造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优势。城市面貌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城市功能进一步加强，现代制造业名城已经初现雏形。

④、财富推动阶段。2006年以来，东莞再次对自身的发展作出重新审视，提出了“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努力把东莞打造成现代制造业名城、创新创业热土、宜居生态城市、和谐幸福家园。

三、东莞经济贸易发展的建议

(一)加速推进引资模式创新，开创利用外资的新局面。

1、加快对外形象推广。以提高东莞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为目标，突出展示东莞营商优势，同时充分反映东莞现代制造业名城的城市形象、产业定位、发展理念和文化内涵，在重点招商区域和产业领域加大宣传力度，使东莞的国际化形象更加鲜明，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2、加速推进招商选资。有方向、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投资，优先引进高投资强度、高科技附加值、高税收贡献的项目，优先引进关联度高的龙头型项目、带动能力强的基地型项目、产业链和供应链较长的综合性项目，优先引进掌握核心竞争力的项目。不选投资总额低于100万美元的项目，坚决不选高污染、易燃易爆、危险性、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

3、积极开展专业招商。组织行业专业人才或聘请国内外业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对相应的产业领域和地域进行招商。借鉴我市驻日联络事务所的做法和经验，在有关国家和区域根据发展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设立招商机构，或委托国际专业招商机构开展中介招商，建立良好的合作推广关系和有效的合作推广网络。

(二)加速推进产业升级，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水平。

1、全面推进产业调整。鼓励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及上市公司前来投资；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引进研发机构，加工制造更多地进入ODM，提升加工贸易向更深层次发展；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产业；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建成第三方物流服务基地和供应链管理中心，做大做强第三方物流；同时，加快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

2、扶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重点抓好纺织、服装、化工、建材、轻工、机械等重点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积极发展整机制造、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大力发展机电一体化、生物制药、新材料、环保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有选择地发展重化工业，努力在发展电气机械制造、特殊车种制造、汽车零配件、精密装备制造和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突破。

(三)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1、以园区为龙头和依托，大力推动加工贸易集聚发展。

2、实现加工贸易管理模式改革的新突破。

3、努力创造适宜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综合市场环境。

4、继续加大推动内销工作力度，努力扩大外资企业内销业务。

(四)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内外源型经济协调发展。

积极实施“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策略，鼓励优势产品先“走出去”。发挥电子、轻纺、服装等行业的优势，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东莞，实现市场拓展和企业跨区域扩张，培育一批“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外向型民营企业，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国内国际竞争力。努力扩大境外加工贸易，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境外资源开展加工装配、投资办厂，催生和培育一批知名企业，提高我市外经贸发展水平。

(五)积极协助企业应对国际贸易争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完善机构设置，充实机构力量，培养专业化的队伍，以适应国际市场和外源型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宣传指导力度，鼓励和协助企业积极应对各种国际贸易摩擦，同时为企业应对各种国际贸易摩擦创造有利条件。

(六)优化行政服务，促进外源经济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为突破口，以提供全程服务为手段，优化企业服务。在审批、建设、生产经营等环节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高效全面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投资前和投资后遇到的各种问题，把政府职能部门办事效率提到最高，把企业办事成本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2】张晓甦，《国际贸易》，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08。

【3】经济日报，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探索发展新路，2011-04。

农村小额贷款理论与国际研究综述 第6篇

关键词：小额贷款 小组联保 动态激励 效果评估

小额贷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穆罕默德·尤纳斯教授（Muhammad Yunus）在孟加拉国的小额贷款试验。尤纳斯教授在乡村研究中发现，由于贫困农民的贷款需求小而分散，同时缺乏有效担保物，金融机构对单项贷款的管理、执行和监督成本很高，大多数贫穷农民被排除在正规信贷体系之外。1976年8月，尤纳斯教授在孟加拉国的一个小村庄进行了贷款试验，利用自己的财产向贫困农民提供一些小额贷款，使他们得以购买生产资料并进行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成立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主要从事面向贫困农民的小额贷款服务。通过20多年的努力，乡村银行为数百万贫困借贷者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服务，为切实解决贫困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纳斯和乡村银行全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推广，小额贷款机构在美国、玻利维亚、智利、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小额贷款热潮。随着小额信贷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问题也开始产生。本文从小额贷款理论出发，阐释了小额贷款的有效运作机制以及面临的批评和质疑。

一、小额贷款的运作机制

（一）小组联保

正如Ghatak（1999，2000）说明的，小组联保的第一个好处在于可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金融市场上存在不同风险水平的借款者，低风险者将贷款投资于成功率较高、回报率较低的项目，而高风险者将贷款投资于回报率较高但成功率较低的项目。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抵押物，银行无法识别客户风险，市场上的客户都面临同样的利率水平。而高风险者可以接受的利率水平高，这将推高整个市场利率，将低风险者驱逐出市场，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小组联保机制的引入使联保小组成员不仅要偿还自己的债务，而且还要在当小组其他成员无法偿还贷款时，负担为其还款的成本。如果小组内存在违约风险高的成员，那么，其他成员也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去补贴他。小组成员利用信息优势，很容易识别出各个借款者的风险水平，并在组织联保小组时选择合适的成员。低风险者项目失败的概率低，需要其他成员负担的额外成本小，所以任何小额贷款参与者都希望与低风险者组成联保小组。在这种自我选择机制下，低风险参与者相互组成小组，而高风险参与者被迫与高风险者组成小组，产生“同类配对”（assortive matching）效应。即使市场上贷款利率是统一的，不同小组成员所面临的实际贷款成本也是不同的，在高风险小组内，每个成员需要额外负担的成本高，从而所面临的实际贷款成本也较高。这种实际贷款成本的差异有效解决了缺乏担保物情况下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在同一利率未达到这种效果时，贷款机构还可以利用差异化的利率和联保贷款额度组合识别不同的小组类型，形成有效的借贷市场 。

小组联保的第二个好处在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借款者获得贷款后，可能不当使用贷款或者不投入足够的精力去完成本应盈利的项目。Stigtilz（1990）最早指出，小组联保可以产生成员相互监督（peer monitoring）效应。Ghatak and Guinnane（1999）进一步分析认为，小组成员可以彼此观察对方投入项目的精力，在小组联保机制的作用下，有可能实现合作性博弈（cooperative game），使大家愿意投入项目的精力更多，从而提高项目成功的概率。

在项目实施后，借款者即使有盈利，但是否愿意按合约还款仍是一个问题。小组联保的第三个好处在于，在联保责任下小组成员具有相互监督的激励，成员相互之间对贷款用途以及真实的贷款偿还能力进行监督和审查，从而保证了高还款率。同时，如果小组成员表现良好，金融机构可能会将部分收益转移回贷款联保小组（例如降低贷款利率等），从而进一步提高小组成员的福利水平。在还款执行方面，小组联保贷款与传统个人贷款相比，成员具有连带责任，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的成员的债务由小组其他成员负担，所以，这种贷款还款率更高，对金融机构而言贷款风险下降。小组联保贷款的参与者面临来自银行和小组成员的双重压力，因而还款意愿有所提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小额贷款刚刚起步，相关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信贷机构的贷款执行能力不强，小组联保模式下的小组内部监督能力成为上述不足的有效补充。

（二）动态激励

小额贷款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机制就动态激励。银行将小额贷款分期发放给贷款者，下一期的贷款发放取决于本期所有小组成员的还款表现。这种激励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引入小组联保贷款中。动态激励使单个小组成员的违约成本上升，使其在选择项目时更加谨慎，进而使项目的平均风险水平有所下降，同时促进还款率上升。这种动态激励机制不单单发生在小组联保模式下，在个人贷款中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二、小额贷款运作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失效的可能

但是，也要认识到，上述两种机制在操作过程中有失效的可能。例如，明确规定贷款次数，当小组成员知道某次贷款是最后一笔贷款时，这会使得关于未来贷款机会的激励丧失，从而对还款率有负面影响。又例如，联保小组的组成过程中没有让自我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也会出现问题。正如Ghatak（1999）指出的，缺乏自我选择机制的小组联保贷款，会使整个贷款项目的风险水平提高而还款率下降。当不同风险水平的借款者被分到同一小组时，由于连带责任，投资于低风险项目的成员承受的额外成本提高，这将使他们的行为发生扭曲，将贷款投资于高风险项目。endprint

同时，动态激励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贷款机构之间的竞争会降低还款激励，因为小组成员很容易从其他机构获得贷款。McIntosh and Wydick（2005）研究证明，在同一个地区出现多个小额贷款机构时，它们之间的竞争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包括贷款机构被迫放弃最贫困的借款者，甚至只集中贷款给富户，也会使重视短期利益的借款机构向同一个借款者发放多重贷款，影响整个借贷市场。

从贷款性质方面考虑，小额贷款项目也存在扭曲激励的隐患。小额贷款项目因其对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的积极作用，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在很多地方小额贷款是作为政府项目推广的，当出现小组成员还款率低等问题时，政府往往会对小额贷款机构施压，而不是直接惩罚小组成员。Stiglitz（1990）早就指出，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框架，大部分情况下政府或公益性组织过多参与小额贷款，当发生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等特殊情况时，小额贷款被转化为补贴，从而模糊了贷款与补贴的界限，使借款者行为发生扭曲，不利于小额信贷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小额贷款全球发展

小额贷款最初是作为政府扶助项目或非营利机构出现的。1983年，格莱珉银行作为一个被其成员所有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了，目标是以可负担的利率为贫困人口尤其是妇女提供贷款。银行初始资金的40%来自银行工作人员，40%来自孟加拉国政府，另外由孟加拉国两大国家银行各出资10%。贷款的简要程序为：5个贷款人自愿组成小组，同意格莱珉银行的贷款条款并签订贷款合同，其中，2名成员最先得到贷款，如果他们正常还款，那么4—6周后，另外2名成员得到贷款，如果正常还款，则最后1名成员得到贷款。贷款额度一般较小（少于100美元），需要每周偿还，贷款年利率为10%。根据贷款规则，只要组内所有成员正常还款，未来贷款便是可持续的；如果有人违约，那么，所有成员都会丧失未来的贷款机会。8个贷款小组组成中心，每周进行中心会议并收集还款。

格莱珉银行使穷人获得资金后改善生活，因而成为扶贫的有效手段，并且极大地减轻了贷款机构的负担和贷款失败后需要承担的成本。这一成功尝试向世界宣告：即使贷款给贫困人口，高还款率仍是可以实现的，小额贷款机构可以有效运营并成为消除贫困的手段。各国纷纷开始效仿，成立小额贷款组织。这时，大部分小额贷款组织还是由政府组建或是由社会捐赠资金建立的，具有非营利性质。各个小额贷款机构都效仿格莱珉银行，让穷人得到帮助。

但是，在运营中各小额贷款机构逐渐发现，高还款率并不意味着机构可以持续发展，贷款收入无法弥补提供小额贷款的成本。在保持低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小额贷款机构的财务自给难以实现。包括格莱珉银行在内的大部分小额贷款机构都极大地依赖于外部资金的注入。Morduch（1999）就曾指出，虽然很多小额贷款机构都报告称有高于90%的还款率，但实际上都在负债经营；小额贷款为缓解贫困问题带来了希望，但并非是一种真正的双赢模式，虽然这种机制创新值得推崇，但也应注意其成本敏感性和对补贴的严重依赖。

20世纪后期，很多小额贷款机构为了实现财务独立，开始进行商业化尝试。Bateman（2010）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评析。印度尼西亚的小额贷款机构印尼人民银行（Bank Rakyat Indonesia，BRI）率先实行了商业化。作为得到国家补贴的信贷机构，该银行的贷款损失严重，需要持续的补贴投入。1984年，“Unit—Desa”（BRI—UD）作为印尼人民银行下属的营利性机构成立，以市场利率提供名为“一般农村信贷”（Kupedes）的小额贷款以及储蓄项目。利用印尼人民银行广泛的分支机构，BRI—UD得到了迅速发展，到2004年已拥有3000万储户和310万贷款户，并实现了财务自给。面对新的局面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格莱珉银行也进行了商业化方向的创新，于2001年推出了“Grameen II”模式，这一模式使借款者具有更多的储蓄选择和更灵活的贷款方式。格莱珉银行公布的小额贷款年利率为20%，此外要收取佣金，当违约发生时还要收取一定的违约罚金，同时提出了强制性储蓄的要求，即成员需要将其得到贷款额度的2.5%存入格莱珉银行至少满三年。在提供存款服务方面，格莱珉银行进行了多种创新，例如建立养老基金（pension fund）等。格莱珉银行还采取了灵活的还款制度，虽然小组联保贷款仍是小额贷款的主要模式，但在不同时期个人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偿还贷款的时间，小组联保机制被弱化，单个成员的违约不会危害到组内其他成员未来的贷款机会，每个成员只对自己未来的贷款负责。此外，格莱珉银行还引入了保险项目，覆盖借款者健康、自然灾害等领域，以应对突发状况引发的拖欠还款和道德风险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开始进入小额贷款领域，成为推动小额贷款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主力，世界银行倾向于认为小额贷款机构商业化发展模式优于依靠外部补贴的模式。随着更多国有或非营利组织所有的小额贷款机构完成商业化转型，小额贷款商业化的发展浪潮迅速席卷全球。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寄希望于小额贷款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这种商业化的发展方向偏离了小额贷款的原始目标。伴随着小额贷款机构的私有化和大量投资资金的涌入，小额贷款利率逼近甚至超越了市场利率水平，小额贷款服务贫困人口的能力弱化，大量小额贷款机构向追求利益的商业部门演变。

四、对小额贷款的效果评估和质疑

（一）实施效果评估

伴随着小额贷款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关于小额贷款是否能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并解决贫困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早期的大量分析都论证了小额贷款对缓减贫困有积极作用。小额贷款使贫困人口获得了有效的资金来源，得以从事商业活动或进行教育、医疗投入等，这被认为是他们改善生活和摆脱贫困的首要环节。小额贷款被形容成为一种“双赢”模式——在保证贷款机构正常运营的基础上，通过贷款有效解决了传统信贷无法覆盖贫困人口的问题。很多国家的现实情况证明了小额贷款在消除贫困、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和受教育水平以及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参与小额贷款项目的人口，其收入与生活水平高于没有参与小额贷款项目的人口（Littlefield et al.，2003）。Pitt and Khandker（1998）通过分析1991—1992年的数据，说明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小额贷款对提高借款家庭消费水平有重要影响，其中，妇女借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妇女平均每增加100塔卡借款，家庭消费会提高18塔卡。孟加拉国乡村委员会的研究显示，参与小额贷款项目4年以上的客户，其家庭支出增长了28%，家庭资产增长了112%（Mustafa et al.，1996）。MkNelly and Dunford（1999）研究发现，在玻利维亚小额贷款组织CRECER的全部客户中，2/3客户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86%客户的储蓄有了提升；而在参与小额贷款项目之前，78%的客户没有任何储蓄。Khandker（2005）运用来自孟加拉国的面板数据，证明了小额贷款对减缓贫困尤其是村级贫困有积极作用，小额贷款不仅能帮助借款者，还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endprint

但是，早期的小额贷款绩效评估多是由小额贷款机构、国际发展组织等完成的，这些研究的严谨性和有效性受到了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独立于小额贷款机构的学者对小额贷款的绩效进行了评估，他们选择更严谨的研究手段（例如随机对照试验等）发现，小额贷款的正面影响极其有限。Roodman and Morduch（2009）重新回顾了早期的研究结果，其中包括Pitt and Khandker（1998）以及Khandker（2005）的研究。他们发现，在消除贫困方面，小额贷款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在小额贷款发展的30多年中，没有量化的证据说明它在改善借款者生活水平方面有积极作用。Crépon et al.（2011）通过对摩洛哥5000户农村家庭的分析，发现小额贷款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对小型商业的发展、教育等方面也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质疑与批评

近年来，随着全球小额贷款热和小额贷款机构商业化进程加快，小额贷款在实践过程中遭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和批评。

Dichter（2006）指出，贫困人口获得小额贷款后，通常将其用于消费而不是投入生产活动中，小额贷款这种平滑消费的作用虽然有利于维持家庭稳定，但会导致家庭将小额贷款视为一种持续性收入并产生严重依赖，加之小额贷款利率提高，使家庭负担加重。关于印度、孟加拉国、秘鲁等地小额贷款的研究都反映出，小额贷款的推广正在使贫困人口陷入债务困境，债务负担过重的贫困人口重新投入高利贷的怀抱。Ghokale（2009）发现，印度很多极度贫困人口为了偿还小额贷款机构的贷款，不得不向高利贷借款或出卖土地，从而失去未来收入来源，陷入更严重的债务危机。

利率问题也是小额贷款发展至今一直被诟病的一点。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最初提供低利率贷款，但随着经验的推广和小额贷款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贷款利率不断提高。随着小额贷款机构商业化，贷款机构成为投资者的新目标，其追求自身财务可持续以及盈利性商业目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与小额贷款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小额贷款机构没有为贫困人口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促进其摆脱贫困，反而成为了剥削穷人的牟利工具。Bateman（2010）指出，小额贷款机构自出现以来一直在寻求服务穷人、消除贫困与维持机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随着全球小额贷款热潮的兴起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小额贷款发展已经脱离了其初始目标，商业化使小额贷款机构成为了追求利益的贷款机构，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Bateman（2012）还指出，小额贷款忽视了规模较大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柱作用，将大量稀缺的资金投入小型非正式企业的发展中；同时，小额贷款促进小企业发展的目标忽略了需求因素，忽视了小企业领域的市场饱和以及企业间竞争和相互替代关系，并不能造就小企业真正的繁荣；同时，这些小额贷款所扶助的小企业与地方其他产业的联系性有限，这会导致地方经济去工业化和初级化的发展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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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理论 第7篇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 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 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 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 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 用新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 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 (1970) ;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 (1977) ;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1975) ;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 (1977) 等等。到了80年代, 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 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 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 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 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 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 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 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 [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 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 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 ……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 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 ……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 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 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 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 前三章里, 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 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 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 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 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 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 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 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 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 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 在书中, 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 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 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 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 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 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 表明自己卓识观点, 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 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 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 从一点出发, 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 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 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 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 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 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 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 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 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 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 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 该书也有不足之处, 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 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 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 “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 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 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 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 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 这种政治领导 (或霸主责任) 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 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 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白璧微瑕, 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摘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该学科兴起于上世纪70西方经济危机之后, 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 冷战结束后, 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是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 使得该新生学科趋向完善、成熟。作为8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者, 罗伯特.吉尔平不得不提, 其重磅之作《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 汲取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 全面地不偏不倚地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各个流派的观点, 并渗入了作者自身许多独到的见解, 可以说, 该论著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是个重大的里程碑。

关键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国际经济理论 第8篇

(一) 我国会计准则持续国际趋同

自上世纪90年代起, 我国财政部及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便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展开了密切合作。2005年签署《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趋同联合声明》后, 财政部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建立了持续趋同机制, 积极推动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自2007年1月1日开始在我国所有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在整体框架、内涵和实质上都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2010年4月2日, 财政部又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 为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 推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及其持续国际趋同做出重要规划和部署。

(二) 国际准则趋同下原则导向的确立

“安然”、“世通”财务丑闻爆发后, 美国顺势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将规则导向的美国会计准则与原则导向的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了对比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准则导向的激烈探讨。到目前为止, IASB (IASC) 发布的41项国际会计准则 (IAS 1-41) 和9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1-9) 都是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准则。

(三) 原则导向使得更多会计处理依赖会计判断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 (IAS) 和新增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 在租赁、金融工具等准则中作了很多原则性规定, 这些原则性规定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判断。如2010年8月IASB发布的《租赁》, 明确了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要做好三个问题的会计判断:什么是实质性租赁行为, 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履约义务法或终止确认法, 如何认定租赁资产使用权发生了减值。即租赁行为的判断、租赁会计处理方法的判断和租赁资产使用权减值的判断。

二、逆向会计判断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会计判断, 目前理论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 (CICA) 的研究表明, 会计判断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职业判断而已。准则与判断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 判断程序早已存在于会计实务中, 从会计准则建立之日起, 对准则的运用就离不开会计判断;而职业判断又是在仔细斟酌会计准则的情形下作出的一个决策过程。

那么顾名思义, 逆向会计判断就是相对背离会计准则, 指“企业管理当局面临不确定会计事项时, 在会计法规和相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会计估计、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 为达到公司效用或市场价值最大化目标, 对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报表的编制等进行判断选择的过程。”

三、逆向会计判断的经济学分析

(一) 企业的契约属性使得逆向会计判断成为可能

美国会计学家瓦茨和齐赫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指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连结, 即通过各种相关契约, 各具有独立利益关系的个体将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投入到企业中, 并希望从企业中得到相应的回报, 他们提供投入是期望自己能从投资中得到报酬。由此可见, 不同契约关系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 尤其在“理性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契约自身的不完全性和部分契约是以会计判断作为基础等前提条件时, 部分契约关系人 (如股东或管理者) 便有动机和机会进行某些操纵, 以可能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 只要企业契约中需要使用会计判断作为衡量各个契约关系人的利益标杆, 则在会计判断的过程中, 利益相关人就会产生对会计判断及相关行为进行管理控制的动机, 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逆向会计判断, 以谋取其自身的利益。

(二) 会计准则自身缺乏“博弈”而致使会计契约的不完备

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曾说过:“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制度的重要性:制度可以避免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然而要保证制度在现实中的这种积极作用, 制度产生的选择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可以把制度简单地定义为一套在多次博弈之后逐渐形成的使人们在相互打交道时可以较为确切地知道别人行为方式的社会契约。任一社会契约的形成是一个多次博弈的过程, 经济活动中的“合作解”并不是一次博弈完成的, 而是重复博弈的结果。同其他经济制度一样, 会计制度是政府与市场的参与者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博弈的次数越多, 完善的程度越高。可是从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现实情况看, 相关利益集团, 特别是企业会计制度博弈动力不强, 参与意识不够, 会计准则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

(三) 契约关系人在不完全会计契约下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指经营者知道自己是否尽了力, 是否在按照所有者的利益谋划和决策, 但所有者却不知道, 因为不可观察, 不可证实。除了信息不对称外, 不完全契约也是引起“道德危险”的重要因素。不完全契约是指:1.不能够将未来发生的事件都包罗无遗;2.不能将在所有这些事件出现时缔约人必须采取的行动, 应尽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都包罗无遗;3.不能都用准确的语言在有限的条款中将这些内容描述的包罗无遗;4.不能够通过第三者来将这些契约条款执行的包罗无遗。就会计来说, 会计契约的许多会计事项, 由于相关信息的不可证实性、不可确认性及不可获得性而不能在会计契约中规定清楚, 从而具有不可缔约性。当不可缔约的会计事项发生时, 如果会计契约条款未就此类事项由谁处置做出明确规定, 则极可能使会计契约不能有效执行, 从而导致理性会计契约机制的失败。此外, 对会计事项进行处理的会计程序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如会计要素确认、计量基础应用等, 无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结果是依其产生的会计数据作为会计契约条款的规则基础, 极可能导致理性会计契约机制失败。由于存在不完全契约, 经营者不可能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后果, 拥有会计规则实际选择权的企业管理者在各种会计契约的签订与履行中, 往往会权衡背离标准带来的收益而选择“合法”背离会计规则, 从而逆向会计判断就会因势而生。

(四) 契约关系人在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有一个人或数个人 (委托人) 与另一代表委托人进行工作的人 (代理人) 订立的契约。而在这种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 也就是经营者和委托人, 也就是所有者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般而言, 经营者掌握的信息比所有者更多些。由于他亲自经营企业, 他最了解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外部环境, 而所有者的信息是有限的, 经营者可以利用私人信息的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谋求个人利益。由于经营者处于信息优势地位, 那些业绩被高估的企业经营者便会利用这种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地位, 粉饰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 夸大业绩, 以减少自己被解雇的威胁。而那些业绩被低估的企业经营者很可能遭到解雇。我国由于受产权机制的制约, 会计人员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 从监督中得不到任何利益刺激, 而会计人员的经济利益和职业地位的追求, 往往需要管理当局给予满足, 他们的前途和命运都与企业的兴衰密切相关。这就使得会计职业人员在面临各种利益冲突时, 有可能在职业判断中屈从于管理当局的意愿, 难以保持客观中立, 从而进行“逆向选择”。

四、针对逆向会计判断的政策建议

(一) 引导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到会计制度的构建中, 逐步完善会计制度的博弈机制

雷光勇在《会计制度变迁和会计寻租》说, 要尽量公开制度制定程序, 各利益相关者都能充分参与到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改变政府完全主导会计制度制定权的情况, 只有多方博弈才能使会计制度达到纳什均衡状态。所以, 第一, 政府与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安排上, 适当扩大市场的政策话语权, 使会计制度成为各方利益协调后自觉选择的结果而并非单纯的政府单方面的意志。第二, 进一步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改变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状况, 使企业管理当局重视会计信息对于自身业绩的影响, 从而积极参与会计制度的博弈。第三, 引导投资者、债权人、公众从投资决策、经营决策和有效理财等方面注重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二)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确保代理人与委托人行为目标最大限度一致

所谓激励机制, 就是在组织系统中, 激励主体系统运用多种激励手段使代理人在决策时, 不仅需要考虑原有已获知的信息, 而且需要考虑由信息激励机制所发出的新信息, 这些新信息能使代理人不会因隐瞒私人信息或显示虚假信息而获利, 从而保证代理人无论是隐瞒信息还是采用虚假信息进行欺骗都是徒劳无益的。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 如何建立一套激励机制制度使得经营者与委托人利益在最大程度上一致呢?首先, 完善物质报酬制度, 建立科学的、可量化的、操作性强的经理业绩考评指标体系。二是年薪制与经理人持股有机结合, 可以采取将年薪制中的风险薪以股权方式兑付, 也可以采取股东在经理人业绩实现的基础上, 以奖励股权的方式使经理人成为公司股东来实现。三是股票期权与经理人持股有机结合。由于经营者的目标是多元而非一元的, 尤其是恩格尔系数达到某一个界线以后, 物质激励对于经营者的激励作用常常表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 在此时精神层面的激励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适度应用晋升激励, 完善考评制度等。

(三) 设计最优契约, 回避“道德危险”

由于存在不完全契约, 会计人员不可能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后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相对完善的最优契约便显得尤为重要。按照现代契约理论的观点, 最优契约必须在满足下列四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1.契约当事人各方必须共担风险;2.尽可能地利用一切信息资源, 应把经济行为者隐蔽行为的信息通过统计概率推断出来, 并以此基础来设计契约;3.契约执行机制中的报酬结构要因信息性质的不同而不同, 契约各方对契约未能解决的不确定性和避免风险的程度都要十分敏感;4.签订长期契约, 有利于缓解道德危险。在会计事务中, 在保证会计人员工作独立性的前提下, 首先会计人员的绩效考核要与会计信息提供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挂钩;其次完善现行的会计准则, 新准则的出台即使已经明确了一些模糊之处, 但是并没有涵盖所有复杂性的经济业务, 没有明确地提出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只是在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中, 规定了衡量和评价会计信息质量的若干个标准, 而且各质量标准是彼此孤立的, 没有形成一个前后一致、首尾贯通的概念框架。当各标准之间发生矛盾时, 不能为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判断提供必要的原则性指导。J

摘要：当今国际财务报告导向的最新发展便是遵循原则导向, 而原则导向会计准则的最大特点在于:大量的经济交易与事项的会计处理依赖于会计判断。可见今后会计判断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质量, 那么如何正确使用会计判断, 防范利用会计判断扭曲会计信息将成为会计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简要概述准则趋同的背景后, 本文试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背离会计准则精神的逆向会计判断的催生原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国际经济理论 第9篇

1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原因分析

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是由于提前的消费支出, 过度的金融创新, 借贷监管缺失等人为的资本主义因素所造成的, 在本质上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它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从系统的角度看, 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根深蒂固, 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基本矛盾, 这两者间的矛盾, 还是造成了无产阶级赤贫状态和资产阶级无限度积累财富的两极分化, 从而产生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这种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不能继续为扩大生产而提供支撑, 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另外, 因为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因此,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 冲突不能得到解决之前, 它将周期性爆发。接下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将造成新的恶性循环。当前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说明。一方面, 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多年来的积累。有专家认为, 当前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不足造成的销售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差额, 可能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值。另一方面, 由于多年来工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 造成了劳动者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国际劳工组织2008年11月发表的《20082009年全球工资报告》指出, 19952007年, 普遍来看, 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 人均工资仅增长0.75%, 全世界3/4的国家都出现了工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这一点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经济在20002005年增长了12%, 生产力提高了17%, 而同一时期, 美国中等收入者的工资只增长了3%。因为生产能力过剩, 导致工资增长缓慢, 有效需求不足, 许多实体经济行业利润减少, 导致大量的资本进入, 金融业开始对高利润的经济行业展开竞争, 导致虚拟经济的最终崩溃。

2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2.1 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过剩, 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 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这种制度本身必然产生的结果。因此, 危机产生的原因, 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一般条件, 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 即社会化的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基本矛盾。而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本质原因就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和演变, 经济危机的具体体现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社会人群的两极分化;社会人群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的购买力不足;社会的购买力不足导致社会生产链条中有效需求这一环节的弱势和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社会化大生产的过剩, 而这种过剩是虚假的过剩, 也是相对的生产过剩;随后这种生产相对过剩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并且是周期性爆发,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多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

2.2 危机形成的机制

马克思系统考察了经济危机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实现条件, 并从中探讨出其规律性。正如马克思在《商品和货币》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前提, 也即是商品通过一系列运作 (特别是购买劳动力) 完成了向货币的转化, 在转化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酝酿了经济危机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还不能爆发为经济危机, 因为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经过一系列条件的运作, 这种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运动中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它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的流通过程中才获得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如《资本论》第二卷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在第一篇《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中分析了资本循环的三个公式, 即货币资本的循环过程、生产资本的循环过程和商品资本的循环过程。马克思认为, 产业资本正常运行的条件是所有这三种循环保持统一, 并且每一种形式都能顺畅地完成自己的循环。他从分析资本循环中得出重要的结论: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 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但是,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和无政府状态, 这种连续性遭到不断的破坏。在第二篇《资本周转》中, 马克思揭示了危机的周期性及其物质基础。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 为周期性的危机创造了物质基础。这次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就完成了从可能态向现实态的转变, 只要条件和时机成熟就会毫无疑问地、周期性地爆发为经济危机。

2.3 危机解决的方法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 因此, 经济危机爆发的各种条件依然没有改变, 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也不可能根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全面解读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欧帕里奇的文章说, 马克思甚至还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开出了解救“药方”。马克思开出的第一个“药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无可避免会导致社会的疏离, 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赤裸裸的个人利益和金钱交易, 两极分化令社会涌现大批无家可归的贫困者。这种赤裸裸的疏离和剥夺也会使社会中各成员起来进行斗争, 去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制度, 这也是马克思开出的最为激烈和彻底的一个“药方”。马克思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是号召金融市场的公有化,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 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共产党宣言》) 。这次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荒谬性, 甚至已超越了金融领域。马克思的第三个“药方”是提倡打破“以资本主义市场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 转而利用国家集权的机构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最后, 在第四个“药方”中, 马克思呼吁世界各经济体, 为了应付目前的金融危机, 应以团结一致的行动取代钩心斗角。但与此同时, 新的变革却必须从各国内部做起。因各国国情不同, 变革的措施也要考虑客观实际, 但变革的决心是不可或缺的。

3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制度本质的分析思路和基本观点, 为我们解析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性危机, 以及思考如何有效规避、防范危机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 要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交换的矛盾为出发点来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深刻探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及其制度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决定了在进行广泛的商品交换的过程中,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商品交换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是指劳动具有私人性质, 因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 生产商品者占有生产资料, 生产多少, 怎么生产以及如何分配都是他私人的事。社会劳动是指劳动具有社会性质, 在社会分工条件下, 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是供给自己消费的, 它是为他人和社会需要而生产的, 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要解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而在交换的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实际上都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 也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深入探讨和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深层原因, 要把视角着重于社会制度的层面之上。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演变的集中反映。国际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是必然走向和趋势, 但从现阶段来说, 在各国政府各项措施的运作之下,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的, 但资本主义正是在一次次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走向衰落的。

第二, 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两面性,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遏制市场经济发生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因素。毋庸置疑, 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之下, 生产过剩常常发生, 并且以此引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在很长的时期里, 发挥了强大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大作用, 创造了巨大经济财富, 推动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迅猛发展。然而, 不可忽视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更加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迅猛膨胀, 使商品和商品交换固有的内在矛盾不断激化, 引发一次次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以, 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此来调整和制约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以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预防类似西方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

第三, 我国应对金融风险, 既要治标, 又要治本;既要从体制层面上防范, 又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强防范, 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制度层面建立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 建立规范管理的根本措施, 形成安全的屏障, 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对等单元进行调控。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以防范和约束企业的市场行为, 使之朝向公平、有序的竞争方向迈进。三是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方面, 要积极建立有效的监督、调控、预防和警戒措施, 特别是在高风险的金融行业、一些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垄断行业, 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控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牙膏工业.马克思早为金融危机开出药方[N].青年参考, 2009-05-01.

[3]张宇.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N].人民日报, 2009-06-19.

[4]李其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 2009 (7) .

[5]张秋红.国际金融危机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人民论坛, 2009 (11) .

国际经济理论 第10篇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位于苏家屯区浑河新城, 沈苏快速干道南端, 距离沈阳北站、桃仙国际机场和市区均十余公里, 于2010年8月投入使用。展览区建筑面积14.3万平方米, 展厅总使用面积10.52万平方米, 可设国际标准展位5000个。综合行政会议区配套设施建筑面积2.48万平方米, 包括裙房 (会议中心、技术交流室、新闻发布厅等) 、商务写字楼、酒店等。行政会议区设800-1000人会议厅1个 (内部可灵活分割) , 600人会议厅1个, 200人会议厅2个。50人会议室9个, 贵宾会议室2个, 贵宾休息室2个。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以举办大型国际博览会、专业博览会为主, 同时提供商务服务、办公、物流运输、展装搭建、住宿等服务配套功能齐全的国际性、综合性、现代化、智能化的展览场馆。沈阳展览中心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展览馆结束了沈阳无法接待超大型展会的历史。目前已成功举办第九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中国沈阳2010秋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第十三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等。

二、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作为增长极的培育条件

(一) 增长极理论概述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见诸于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所作的《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一文。佩鲁指出, 一定时期内, 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相同, 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于某些主导经济增长的单位, 而这些单位所追求外部经济效果往往会集中于区域内区位好的地点, 成为地区的增长极。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是指具有推动性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增长极通过辐射效应、集聚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作用。增长极的形成、发展, 将引起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 促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 依市场情形确立增长极

增长极开发模式的应用必须结合具体国情、区情、切忌盲目套用。增长极理论是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经典的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 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诸如较为广阔的市场、通畅的运输网络、发达的城市经济、健全的城镇等级体系等。因此, 在落后区域实施增长极开发, 必须首先构建起当地的产业联系和空间联系, 并培育市场环境。增长极的区位选择和增长极的产业选择是培育一个成功的增长极必要的考虑因素。

因为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城市交通等都符合作为一个增长极应具备的条件。再联系会展业, 具有极强的空间扩散效应和大幅的产业带动效应, 是一个蓬勃发展中的行业。所以将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培育为一个增长极确实可行。

(三)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对沈阳经济推动分析

1、加速城市增长极的发展。

因为会展经济本身具有综合效益性、非均衡性、公益与赢利的并存性、经济特色性等。按照经济发展指标的分类, 中心区域的指标最高, 并以中心向外逐步递减, 越是外围则经济指标越低。在极化—扩散效应的作用下, 中心区域对这些周边区域的影响具有跨地域性, 提高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开发程度并最终建立起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此来推动整个沈阳市经济的快速、同步发展。

2、加速城建推动城市功能完善。

一个城市想更好的为展会创造硬性条件, 不仅要完善相应的城市设施, 也要完善与会展业相关的产业配套设施, 以便为城市将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好的环境。以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为例, 为结束沈阳无法接待超大型展会的历史, 沈阳市政府出资8亿元建造, 专为展览行业量身订做。根据会展场馆发展的需要, 选址于沈苏快速干道南端, 距离沈阳北站、桃仙国际机场和市区均十余公里, 并对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周边的商场、餐馆、旅馆等进行整顿和扩建工作, 并且设立专线公交方便前往。

3、提高城市竞争力。

会展城市的建设和大型展会的举行必然带来城市设施的完善、自然环境的改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和资源的集聚等效果。大型展览和会议的举行在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时还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增加城市竞争的软实力。国际性会展活动的举行更使得会展举办地名声大噪, 知名度大幅度提升。

三、制约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 专业人才的流失

会展业, 一个被形象地称之为“城市面包”的行业, 正在凭借其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 给中国许多城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 会展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却是会展人才的巨大缺口。在会展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形下, 会展公司忽视对人才的管理和储备, 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而作为沈阳大型的展览中心, 其人才流失现象颇为明显。

(二) 将自办展打造成品牌展会

根据展会举办时间上的特殊性, 沈阳一年大概只有一半的时间能举办展会。而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的自办展被安排在了九、十月份, 正是国内外展会聚集的时期。参展商们的选择机会多了, 导致自展的人流量、信息流、资金流等达不到预期的设想, 从而削减了自展的知名度, 自展的发展缓慢, 为其成为品牌展增加难度。

(三) 档次低、带动性差

会展业乘数效应是会展经济效应的重要体现, 因此, 展览馆带动效益是会展业效益发挥的重要目标。一方面, 展览馆兴建的边际效益应能实现;另一方面, 通过办展会带动相关产业、行业的发展, 城市发展等效益 (出入境人次、就业岗位等) 也应得到体现。然而会展场馆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 自身价值没有充分的体现, 带动效益亦没有明显的表现。

(四) 与国际接轨缓慢

沈阳展览中心目前的基础设施是较先进的。但是想要与国际接轨, 仍需要进行完善。曾经参展的参展商反映, 中心的网络信号不稳定, 很多宣传设备用不了;还有说中心周边的酒店太贵等情况。单是网络这一快, 与国内大型展馆相比相差甚远, 与国际相比差距就更大了。所以中心要与国际接轨, 场馆内部设施需要不断地完善, 场馆周边的配套设施也需要尽快的完善。

四、发挥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增长极作用的对策

(一) 流动人口带动旅游业发展

展览中心举办和承接国内外大型展会, 吸引了大量人流聚集在沈阳。在此期间, 利用现有的资源组成团, 号召来宾参观展会的同时了解满清发源地, 不仅观看了展会获得信息, 也游玩了解沈阳的历史, 从而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二) 大量展会加快沈阳会展业发展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众多展会, 专业人才供不应求, 增加就职岗位从而拉动内需。随之而出的是各大会展类服务公司的建设, 加大沈阳会展业行业内的竞争, 从而使会展公司间的合作更为紧密, 促使沈阳会展业快速发展。

(三) 产业扩散加快周边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会展业的扩散效应, 带动旅游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共同发展, 吸引国内外各行各业商人来沈阳投资。从而会扩展资金链的延伸, 增加工作岗位;同时人流的增加使现有的一些设施需要改进和完善;却能够减少政府等机构部门对城市建设的资金投入量。

五、结论

借鉴《印象刘三姐》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应用, 首次将增长极理论应用于会展经济上进行研究。以沈阳市政府出台的关于会展的政策为依托, 利用场馆定期举办各类国内外展会, 进而加快沈阳市会展经济的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沈阳会展经济的发展战略计划, 提升沈阳的知名度, 提高沈阳在国内外城市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黄林.区域性城市经济增长极的选择研究—以川南城市群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 2012 (5)

[2]蒋家宁.浅谈会展经济特性与都市功能的提升[J].前言, 2012 (9)

[3]刘泰超, 李长奇.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区域发展研究与探讨[J].山西建筑, 2014 (7)

[4]郭慧萍, 徐萍.沈阳会展场馆发展研究[J].北方经贸, 2010 (12)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与贸易收益分配 第11篇

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在对外贸易上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各国都生产本国最有利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这种自由贸易是建立在由绝对成本决定的绝对优势基础上，按照地域分工开展国际间的贸易，可以称为“地域分工论”。

李嘉图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理论是对斯密的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它的理论中所体现出的不同于斯密所在时代的特点，具有时代特色。

李嘉图基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国家之间不能充分流动，并因此使得价值规律在国际间失效的事实，根据比较成本学说提出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从而作为他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在李嘉图的理论中，依据下表中的数据，葡萄牙对英国的出口贸易成为可能。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比较优势理论扩大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能够使国际贸易的参与国从国际分工中得到更为丰富的产品，增进社会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嘉图是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

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斯密的理论里，依据表中数据，国际贸易是单向的，葡萄牙是绝对的出口国，而英国是绝对的进口国。在葡萄牙的角度，葡萄牙应生产所有具有优势的产品从而增加出口，而英国则全面进口。这种贸易模式在贸易平衡的假设下，是不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斯密的贸易理论中，上述情形不存在贸易基础，没有贸易的发生。李嘉图在这方面对亚当·斯密有关贸易基础理论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斯密所处时代由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英国势力开始显著增强，他自由贸易的主张也就是英国实力增强在经济上的要求和表现；另一方面他的“以绝对优势作为贸易条件”又在无形中受到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是一种学说在发展初期由于客观背景和个人条件限制所表现出来的不彻底的一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能够给参与国带来福利的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也倡导自由贸易。根据他们的贸易理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产品的市场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由于初级产品生产的收益递减和工业部门具有相对更快的技术进步，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要比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高，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贸易的优势地位，国际贸易的开展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也支持这一观点，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各国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富裕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其结果是贸易不仅使得各国的相对和绝对要素价格相等，而且还使国内富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减少。贸易收益在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都能更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这样看来，国际贸易实在是美好而令人憧憬的。在理论上，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不仅能够有效消除国际间的收入差距，有效缩小国内的贫富差距，而且在达到上述目标的同时通过国际间生产与交换的转移，增进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

但是,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在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框架下，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因而成为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使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失的分配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受支配地位,不可避免地造成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中受益不多。从亚非拉很多国家的实践来看，情况也确实没有那么美好。

在自由贸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造成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受益甚少，从而出现“贫困化增长”的不合理贸易收益分配格局的原因，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果我们接受“发达国家主要是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初级制成品”这一假设的话，那么根据恩格尔定律，工业制成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要远远大于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同样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以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增长速度来进口对方的产品。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很有限的，长期的贸易逆差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如下图：由于外国的需求缺乏弹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的扩大常常是对应着收入的绝对减少，实现的是“贫困化的增长”。在下图中表现为当出口供给由S1增加到S2时，收入由OP1E1Q1变为OP2E2Q2（用这两个矩形的面积表示收入的大小，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是绝对减少的）。

其次，国际贸易中以国家力量为基础产生的贸易保护政策的有效性（即当拥有更强大国家力量的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时，其政策的推出及其有效性相对于弱小国家都是更有优势的。），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等新的非关税壁垒对贸易保护隐蔽性的加强作用等等，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再次，不尽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对外贸易和增加出口收益的努力变得相对无效。长期以来的国际经济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单独或联合制定的。这一不合理的现象，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现在国际贸易规则是由1995年1月1日开始运转的世贸组织制定的。但是在各种利益的争夺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尽管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冲突与磨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利益要求，但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发达国家的。

另外，如果还考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依附、跨国公司的巨大影响、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出口产品高度集中的结构所形成的封闭性恶性循环等因素，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上处理不好，就可能在合成谬误中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

国际贸易的发展, 使各国人民更加相互接近,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遇,对增进全球的福利有着积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所有这些好处并没有公平地为所有人得到，这也是我国这个巨大的转型经济体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战略的选择也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能简单照搬任何国家的所谓成功模式。比较优势的原理虽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也毫无疑问是我们发展国际贸易的一种思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也要立足于我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它不能保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利用，就会流失），而且有利于节约资本。

国际经济理论 第12篇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迁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也越来越复杂。一国宏观层面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往往相互牵制,中观层面(产业)的贸易和投资在发展中互动,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微观企业也面临着贸易和投资战略的选择,所有这些都引发了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主要经历了替代关系阶段、互补关系阶段和权变关系阶段。

一、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1957)是最早研究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他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替代关系的结论,并进一步推断: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会促进资本的流动,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则会促进国际贸易。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具体到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这里研究的是“投资阻碍”与“贸易产生”的关系,不同于后期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投资产生”对贸易的替代关系。

弗农认为跨国经营是产品生命周期在特定阶段演进的结果,第一次基于比较优势动态转移的视角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时期三个阶段。在创新阶段,发明国垄断产品的生产,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在产品成熟尤其是标准化以后,企业应该以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将生产转移到工资低和成本小的国家或地区。1974年,弗农把产品生命周期的三阶段重新界定为发明寡占阶段、成熟寡占阶段和老化寡占阶段,补充发展了这一理论。

二、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

马库森(Markuson)(1983)改变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两国技术相同的假设条件,得出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互补关系的结论。最直观的证明是:假设中美两国生产棉布和钢铁的要素禀赋相同而生产技术存在差异,中国生产棉布的技术高,而美国生产钢铁的技术高;因此中美两国分别具有生产棉布和钢铁的比较优势,两国贸易发生时,中国出口棉布而美国出口钢铁;贸易发生后两国各自增加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从而造成各国不同要素回报率的差异;中国将增加劳动密集型棉布的生产和减少资本密集型钢铁的生产,导致对劳动的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在中国劳动的收益率提高而资本的收益率下降,美国情况正好相反;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美国的劳动力会流向中国,中国的资本会流向美国;中国劳动力的增加和美国资本的增加会进一步加强各自的比较优势,更多的生产和出口本国比较优势产品,进口无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增加了贸易,呈现出互补关系。

三、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权变关系

马库森和斯文森(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相互促进,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国内学者陈立敏,整合了其他国外学者在权变关系方面的研究。Bergsten等(1980)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或互补与国际化程度有关;Gray(1998)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或互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类型有关;Head&Ries(2001)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或互补与投资为垂直方式还是水平方式有关;Blonigen(2001)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或互补与投资的短期或长期效应有关;斯文森(2004)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或互补与所涉及的产业分类精细化程度有关。

四、对贸易与投资关系演变路径的解读与展望

首先,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资本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因而传统的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相互隔绝,亦即存在分歧。在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资本的国际流动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进而失去国际贸易的基础(4),所以贸易和投资呈现出替代关系,以蒙代尔的研究为证。贸易与投资的替代关系和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分歧相对应。其次,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虽然隶属替代关系的范畴,但该理论对贸易、直接投资与企业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描述,使得将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现交叉成为可能。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贸易与投资互补关系的体现,本身也体现出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交叉。贸易与投资的互补关系和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交叉相对应。最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权变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的。这段时期出现了将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的趋势。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相融合,形成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贸易与投资的权变关系和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