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范文

《恶之花》范文（精选5篇）

《恶之花》 第1篇

矛盾修辞法作为一种不很常见的修辞手法, 起源于希腊语。英文中被翻译为‘oxymoron’, 法语中被翻译为‘oxymore’, 词头‘oxy-’意为敏锐的, 词尾‘-moron’意为愚钝的, 因此, 这一词语本身可以被看作是矛盾修辞法的具体体现。

矛盾修辞法是指由两个概念相互矛盾的词语组成的词组, 例如我们常常见到的词语组合:‘寒冷的烈焰’、‘残酷的温柔’等等。通常意义上, 矛盾修辞法的组成可以有以下几种: (1) 名词+名词; (2) 名词+形容词; (3) 形容词+形容词。

除了这三种基本形式, 矛盾修辞法还可以由两个并列的动词组合而成, 中间用介词连接, 用以保证和名词或形容词补语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手法通常为了使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 为了呈现出一些震撼的画面, 或作为对一些大胆的隐喻的补充。总的来说, 矛盾修辞法可以引起两个非常强烈的修辞作用:第一, 引人入胜。这样在一个词语组合中使用两个矛盾的概念的方法可以更容易地吸引读者, 使读者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第二, 出其不意。当我们深入解读作品时, 我们会发现从逻辑层面来说, 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概念实际在内容上是不矛盾的。

1 矛盾修辞法在《恶之花》中的运用

说到波德莱尔和他的修辞手法, 诗人张枣曾经说过:“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范围里, 有一个公认的坐标, 那就是波德莱尔的出现, 因为他代表了一个现代心智的问世, 这个心智显然十分自觉地将忧郁的主体作出一种‘恶之花’似的矛盾修辞法似的呈现, 使得象征主义以来的任何现代抒情方式有了一眼可辨认的主要特征。”

矛盾修辞法和波德莱尔的关系, 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矛盾修辞法和波德莱尔的审美观之间的关系。矛盾修辞法是由两个意思相互矛盾的概念组合而成, 这种矛盾可以被认为是美的二元性。或者我们可以说矛盾修辞法实际上是现代主义的中心美学。因为两个意思相互矛盾的概念, 使用矛盾修辞法, 我们不仅可以在诗歌中找到美学主义, 同时可以给出:从表达技巧上来说, 这中修辞手法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从思想上来说, 它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去思考作者想表达的情感, 诱发人深思, 而不仅仅是只看到事物的表面;最后, 从写作方法上来看, 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 其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表面悖论但实际很符合逻辑的语言。

和浪漫主义诗人眼中的田园风光所不同的是, 波德莱尔的审美似乎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在波德莱尔看来, 艺术的最终目的是创造美, 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说波德莱尔创造了一个新的美学观念, 是因为在他的眼中, 不是只有表面上看起来美的事物才被认为是美, 真正的美是可以存在于‘恶’之中的, 因此, 在《恶之花》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和‘恶’, 或者说和社会的阴暗面相关的词语, 如腐尸、魔鬼、赌徒、怪物、撒旦、恶魔等等。而和修饰词形成强烈的对比, 用以表达作者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和感受, 例如在《致读者》当中出现的‘可爱的痛悔’、‘三倍伟大的撒旦’。由此可以说, 矛盾修辞法和波德莱尔的审美观之间的关系, 可以被看作是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和波德莱尔对‘恶’的看法之间的关系。

从这本诗集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波德莱尔来说, 无论美好的还是丑恶的, 都能够被用来作为诗歌的组成部分。《恶之花》的写作背景是19世纪末期的法国的景象。那个时期法国给人一种非常沉闷的感觉, 人们常常感到不安、孤独或是厌倦, 身体或是心灵上的堕落、自我放弃成为了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 这部作品诞生了。著名的文学家维克多·雨果曾今说过, 这部作品给法国的诗歌带来了新的震颤。它就像是人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从出生到死亡。最初版本的《恶之花》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忧郁和理想、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 而在之后的版本中加入了巴黎风貌, 其中大多数诗歌是由第一部分分离而来。

诗集的第一部分取名为忧郁和理想, 这一部分是整本书最重要的一部分, 整本诗集当中大部分矛盾修辞法的运用都在这部分的诗歌当中, 并且这部分中的描写, 可以说是诗人当时状态的最真实写照。在那个时候, 面对一个新的社会, 尤其是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 诗人有一种被世界抛弃了的感觉。而忧郁和理想对于那个时候的作者来说, 一个很沉重, 一个很阴暗。他用忧郁作主题, 想要表达他灵魂上的痛苦, 表达出他不想面对现实但又别无选择的痛苦。而由此引申出来的理想正是作者希望从广大的现实社会中脱离出来的渴望。之后, 作者不想再继续活在这样的精神痛苦之中, 他想要‘走出来’, 因此, 他把目光转向了‘外面’世界, 也就有了巴黎风貌的产生。在这一部分当中, 作者主要描述的是当时的物质社会, 这里面出现了‘地狱’、‘敌对’和‘丑恶’的现象, 用以展现作者眼中的美。当作者既没有在精神世界也没有在物质世界中寻求到慰藉,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将自己放逐到酒精的世界里。在酒这一方面,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即波德莱尔是酒精爱好者, 并且这一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在酒的世界里, 他想象出了一个虚幻的天堂, 但最终他发现, 即使是这样也无济于事, 因此迫于无奈, 他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来。作者认为, 既然什么也不做也改变不了什么, 不如就奋起反抗, 于是就有了下一篇章的出现, 而在反抗也没有太大的作用的时候, 死亡就成了他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

全书的主线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个从书生到死亡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 作者用矛盾修辞法, 将他的一些认知和感受更直观地传达给了读者。矛盾修辞法在《恶之花》中的使用非常多, 可以说它是阅读这本诗集的一个关键所在。而在这之中, 《忧郁和理想》篇中的诗歌是整本书中使用最多这一修辞手法的部分。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只选择其中比较经典的几个例子加以说明。首先是在第一部分的开篇《祝福》 (Bénédiction) 中出现的这一修辞手法的一个很典型的用法:

‘我知道痛苦乃是唯一的高贵, 无论人世和地狱都不能腐蚀…’

在这里, 作者将两个意思相互矛盾的名词‘痛苦’和‘高贵’放在一起, 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痛苦’代表了我们通常意义上一些不好的事物, 而‘高贵’往往和一些美好的现象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这里, 作者却说痛苦是高贵的, 如果只是从词语本身去理解, 我们往往会感到很困惑, 但是结合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 在那样一个令人绝望的环境当中, 即使是浪漫主义诗人们也失去了往昔的浪漫, 当时留给他们的是那些无法超越的痛苦, 因此, 痛苦也就成了他们仅有的高贵, 也就有了诗人在诗歌最后写到的:‘…凡人的眼睛在最深邃的时刻也不过是些模糊哀愁的镜子!’

同样的用法在诗歌《高翔远举》的最后一句中也有体现:

‘———翱翔在生活之上, 轻易地听懂花儿以及无声的万物的语言。’

在这句诗歌当中, 花儿的语言并不难理解, 但是能够吸引我们眼球的是‘无声的万物的语言’。从人们可以自由组织语言这一点出发, 为了理解诗歌的意思, 我们需要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发散思维去理解诗人的用意。从诗歌的整体出发,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诗歌的主体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题材, 而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和平时受关注度不高的社会黑暗面。因此, 如果我们把这些声音理解为人的声音, 那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能够听见的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心声。

笔者认为可以成为这一修辞手法的代表作的是诗集当中的《献给美的赞歌》, 因为在这首诗歌当中, 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矛盾修辞法, 同时, 它也是波德莱尔的审美观的最直接体现, 可以这么认为, 这首诗歌是矛盾修辞法和波德莱尔审美观的完美结合。在这首诗当中, 作者说到:‘你的目光既可怕又神圣, 一古脑地倾斜着罪恶和善举, …’, ‘你的眼睛包含这落日和黎明’, ‘啊美!你这怪物, 巨大、纯朴、骇人!’等等, 这些句子当中, 作者使‘可怕’和‘神圣’并存, ‘罪恶’和‘善举’并存, ‘落日’和‘黎明’并存, 还有后面的‘巨大’、‘纯朴’和‘骇人’三者并存, 这些相互矛盾的词语放在一起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美并不仅仅是表面上和谐美好的事物, ‘恶’的事物中也有可能存在着美, 就像诗人在诗中写到的:‘美, 你在死人身上走, 还要嘲弄;你的首饰中有魅力的是恐怖, 凶杀在你最珍爱的小饰物中, 在你骄傲的肚皮上淫靡起舞。…’。诗中, 作者认为‘恐怖’很有魅力, ‘凶杀’在‘最珍爱的小饰物’及‘骄傲的肚皮上’起舞, 等等。这些描写和波德莱尔的审美观重合在一起, 完美印证了波德莱尔认为美存在于‘恶’的事物当中这一点。

2 矛盾修辞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随着矛盾修辞法的欧洲的广泛使用, 这一修辞手法也渐渐地传入了中国, 并且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徐志摩在诗歌《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中用的‘蜜甜的忧愁’就是这一修辞手法的典型用法。又比如在《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当中, 宝钗笑道:‘你的号早有了, 无事忙三字恰当得很!’而在英文版的《红楼梦》中, 译者将‘无事忙’翻译成‘Much Ado about Nothing’可以说是将贾宝玉终日无所事事但又瞎忙的形象非常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可以被认为是使用这一修辞手法的代表作品, 以其绚丽多彩的文笔和带有暗示性的文字被看作是当代艺术中的一个瑰宝。和波德莱尔在作品中大量描写社会阴暗面不尽相同的是, 《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多以当时的社会争斗为背景。鲁迅先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的一位作家, 这和他当时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有着极大的关系。《野草》也可以说是受波德莱尔的影响写出来的。其中《死火》篇可以被认为是矛盾修辞法的直接体现。在《死火》篇中, 题目本身就可以看作是矛盾双方。因为火焰是燃烧的, 是活的, 但是作者却偏偏用了‘死火’做标题, 并且在文中, 作者用对话的形式表现出了死火在出去或不出去之间的进退两难, 也表达出了作者当时那种徘徊不定的纠结心理。

3 结束语

不论是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还是在鲁迅的《野草》中, 矛盾修辞法都是阅读和理解这两部作品的关键。而实际上, 矛盾修辞法在诗歌或散文诗当中的使用非常广泛, 但在其广泛使用的同时, 它也因为和另外两种修辞手法———反衬和悖论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而常常使人混淆。为了能够更好地区分这几种修辞手法, 我们需要对它们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摘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 而矛盾修辞法被认为是解读这本诗集的一个关键。本文结合波德莱尔的审美观, 选取了诗集当中比较典型的使用了矛盾修辞法的诗歌, 将诗人想要通过这种修辞手法表达的情感展现出来。

关键词：波德莱尔,恶之花,矛盾修辞法,法国

参考文献

[1]张枣.张枣随笔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2] (法) 夏尔·波德莱尔, 著.郭宏安, 译.恶之花[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中国的恶之花分析论文 第2篇

以邵询美、叶灵凤、章克标等作家为代表，以狮吼社、幻社、绿社等社团为主要阵地的所谓“海派唯美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般认为，正是其鲜明的欲望化叙事和浓郁的颓废风格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并强化了后者的文学史存在。“海派唯美主义”由此被称为中国的“恶之花”。然而，通过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不难发现，在相当长时期内，包括“海派唯美主义”在内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述以及相关专题研究中都是缺席的，这里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制约因素(特别是新中国前30年)，但也存在学术认知上的缺陷，甚至在新时期的前，诸如以下论断仍是学界的普遍看法:“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未出现过一个唯美主义流派和纯一的唯美派作家。这种理论空场终于由出版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一颓废主义思潮研究》一书得以填补。该著凭借翔实的材料，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发生、蜕变直至消亡的过程，并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文学流派的审美图景和思想风貌，由此从根本上扭转了学界有关中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传统认知。虽然《美的偏至》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但如同我们所见，该著的主要贡献是从由宏大主题叙事(如启蒙、革命、救亡、阶级斗争等)和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叙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的雄伟建筑群中清理出了唯美主义这一被遮蔽的文学院落，从而帮助我们逐渐接近完整、立体的文学史景象。但在此不得不问的是:为何唯美主义不管作为文学流派还是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最终都走向湮没或尘封的宿命?而当它们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对于重新认识、评价整个现代文学史、美学史的建筑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一重审过程中，我们又应立足何种立场和视角?显然，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研究若只限于满足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意图是不够的，一种回到初始旨趣的自我检视尤其重要是怎样一种问题意识激活了我们去重新鉴赏、思考这片被遗忘的唯美主义风景的动力和欲望?这已不单单属于文学史的职能，而更与当下的思想实践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美的偏至》尽管意识到上述问题，但并没有做出进一步阐述。正如作者所说，在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研究题域当中，许多“问题的重要性期待着严肃的学术关怀”，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对文学及其复杂关系的认识”。如果基于这样的期待来评价李雷的《审美现代性与都市唯美风“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研究》(以下简称《审》)一书便可发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重审文学史和美学史的成功范例。它以最具唯美色彩的“海派唯美主义”作家群为研究对象，将历史阐述和现实视域相结合，并渗透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价值立场，从而对“海派唯美主义”的历史渊源、思想内容、美学品格和价值特征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具完整性又颇富启发性的论述。

就《审》的取思路径来说，其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操作手段实在并不新鲜。作者认为要想获得关于“海派唯美主义”的历史面相和美学逻辑的相对客观的认知，“内外兼顾”的研究方式是必要的:“既要还原其生成的现代性文化场域，又需注重其文本自身，探究其内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用在作者看来，以往学界对于“海派唯美主义”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唯美主义的漠视或误解正是由于无法照看到其生成的特殊历史语境而采取一种盲目的价值独断主义的后果，也是因为这种根本上由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保守主义观念(尤其是前者)所支配的价值独断主义，不仅摧毁了进行一种纯粹的文学叙事的外部环境，同时严重打击了当时及其后的批评者去探究“海派唯美主义”内在美学逻辑的学术条件。在由革命、启蒙、阶级斗争等主流话语构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海派唯美主义”那种毫不隐晦的欲望化叙事和赤裸裸的感官趣味不单违背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也因此被剥夺了美学上的合法性。如果我们相信，启蒙与革命之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潮流(比如反封建、反殖民的现代化运动)激荡下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审》的作者显然认为，详细勾画出“海派唯美主义”赖以生成、流变的历史境域乃是将其从意识形态的审判席上解放出来，并使之重获学术价值的首要工作。于是，一个由租界、现代大都市、消费天堂等多种角色叠构复加而成的“老上海”被看作“唯美主义思想最佳的传播平台和最适宜的成长摇篮”。

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凸显出的一个极具典范意义的社会文化样本，“老上海”景观一直是历史学、社会学及文化学研究的热门题域，成果亦已不计其数。《审》的作者并没有试图在这片“海上风景线”上构筑更多的新奇景观，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在“老上海”这样一个现代中国的局域性的社会温室中去寻找唯美主义的生长条件。不难发现，正是宽松的社会环境，浓郁的商业氛围，丰富的物质产品为20世纪的中国人(尽管是极少数)第一次提供了一种能够自由表达欲望、挥霍生命的权利，而在这样一个消费文化场域中，当下的感官愉悦凌驾于恒定的精神秩序之上，前者以某种畸形的方式带来了“感性解放”和“审美自觉”的现代性体验，它们构成了唯美主义盛行的必要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这道“海上风景线”的勾勒并非仅做一般机械的史实描述，其目的是试图从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提炼出“海派唯美主义”据以发生、运动的实践机制。这种实践机制既包括前文所说的社会环境因素，但更关键的则是那些被称为“都市漫游者”的“海派”文人群体。“都市漫游者”借自本雅明，但不得不承认，将这个称号加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批游荡在上海都市丛林中的青年文人也并无不适。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仍被提示出来: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与都市形成一种既投人又游离的张力关系，“老上海”的“都市漫游者”则未对都市采取疏离和批判的态度，而是完全沉醉于都市生活的“声光化电”之中。此处所揭示的人(漫游者，即作家)与环境(都市)构成的作用关系(沉醉)正是激发唯美主义思想及行为的直接动力，这种关系同时也成为我们勘破“海派唯美主义”美学本质的一个关键视角。通过阐发这种有机关系，作者意欲说明，尽管“海派唯美主义”的思想质料、审美法则甚至文学手法基本上来自西方，但它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说那样，是顺借西学东渐浪潮而进人中国的一种思想浮游物，这种思想浮游物因为无法与中国语境契合化生出真正的本土问题而终将被抛离出学术场域。“老上海”孕育的“海派唯美主义”尽管是一股相当狭域化的思潮，但它仍然是真正的“中国思潮”，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美学所投射出的一个焦点，透过这个焦点，我们可以窥视到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独异面相。

在论证了“海派唯美主义”发生的二历史合理性之后，接下来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把握和评判其本身的思想特质和文化品格。作者由此采取了所谓“审美现代性”的批评视角，尝试把“海派唯美三主义”纳人了中国审美现代性这样一个刁文化总题域中进行一种整体化的观照，!从而与以往那种只注重逻辑梳理和知识叙述的唯美主义研究区别开来，这也成二为《审》在唯美主义的学理阐释上最突出的特点。我以为，在“海派唯美主二义”研究中引入审美现代性视角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建立了“海派唯美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勾连，这有利于明确前者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结构中的价，值功能。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社会会文化的中心主题就是现代化，这个探」索、实践的历史过程被称作现代性进二程。在作者看来，“海派唯美主义”的l文学实践只有被置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结构图景中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意义。而相对于以科学理性和民主正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现代性，唯美主义倡导的感性自由和艺术至上精神则开辟了现代性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领域审美现代性。在审美现代性这个观照平台上，“海派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诗性意蕴与文化效应同时被展现出来，前者是指文学形式自身的审美品格，后者关涉唯美主义运动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文化的功能性关系。

其二，从“海派唯美主义”本身的美学特质来看，审美现代性的批评视域能够相对准确而深人地把握前者的逻辑结构与思想内涵。作者从审美现代性切人对“海派唯美主义”的理解绝非只是看到当时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而在研究上做出的一种讨巧策略。与此不同，作者运用审美现代性的话语逻辑来论说“海派唯美主义”，乃是以对后者本身的美学质素的认识为基本前提的，如在创作中贯彻“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法则，艺术成为日常生活的践行标准，审美的自觉、感性的解放、物性的欢愉乃至肉体的沉溺，不仅作为一种美学追求，而且作为一种生活信仰，在“海派唯美主义”作家群中得到奉行。尽管我们承认，上述关于审美现代性的判断标准完全来自西方的语义系统，简单地说，它很大程度上就是从19世纪末的欧洲唯美主义运动中提炼出来的。然而，如果我们认同来自西方的关于现代性研究的那套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那么，当“海派唯美主义”确实在中国语境中创生出当然也有挪用契合审美现代性准则的美学内容时，则以审美现代性予以解说便自然不失为一个恰当的视角。只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由“海派唯美主义”促发的审美现代性运动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代性诉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其三，审美现代性视角使“海派唯美主义”的学术意蕴超逸出其所在的历史场域而与当下的文化经验和思想现实关联起来。换句话说，只有被放置到审美现代性的问题框架中，“海派唯美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价值才能在当前语境中被重新激活，而不再是历史细节的追溯和梳理。可以肯定的是，若早到，《审》这样的著作是不可能摆到我们面前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或一种问题意识是直到最近十几年间，尤其是进人新世纪之后，才迅速地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中凸显出来的，它是伴随着当代中国知识界所谓现代学的兴起而逐渐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当中的，而逼促这一学术征象急剧转变的背后，乃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诸如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世俗与崇高的价值冲突变得越发尖锐，一些新的文艺现象和审美模式不断挑战着固有的评鉴体制与学科规范，并对长期以来建立的人与艺术、人与社会之间那种貌似和谐却已然僵化的审美、道德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而这一切，与这个所谓的审美现代性议题都有莫大干系。我们会发现，近百年前的“老上海”所呈现的物欲世界以及那些海派文人所鼓吹的感性自由主义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是多么相似。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就是一个持续行进却远未完成的主题，“海派唯美主义”在此意义上超越了美学史和文学史的学术吵域，而与我们身处的审美经验现实贯通起来。

在审美现代性的语义框架中，“海派唯美主义”的思想内容重新得到清理和评价，作者为此设置了两个思想对照物:19世纪末的欧洲唯美主义和以早期创造社为代表的所谓“世纪初唯美主义”，在与两者的对比叙述中，将“海派唯美主义”的美学特质显露出来。文学史清楚地表明，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无论是就思想资源还是创作风格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唯美主义的移植和模仿。我们知道，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发展的标志性运动，唯美主义乃直接肇生于对资产阶级理性文化的反叛，是对启蒙理性架构下的现代社会秩序和文化现代性体制的一种决绝性的对抗。而作者认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唯美主义者走上了与他们的西方老师不同的道路，这又具体表现在两种具有差异性的唯美主义形式当中。早期创作社作家虽然将审美无功利、“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唯美主义法则践行于文学活动当中，从而成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唯美主义者。但正如作者的洞见，创造社成员一开始就没有怀抱一种纯粹的感性本位论意图，个性解放、情感自由、审美独立的美学主张毋宁是针对一个强大的传统文化体制而做的启蒙主义吁求。因此，与西方唯美主义的反理性、反现代性的要求不同，在创造社那里，唯美主义的华丽外饰下隐藏的是启蒙的坚硬内核，或者说，唯美主义在这里只是一个价值叙事的准星，它瞄准的是宏远而迫切的现代性目标。

无论是从题材、风格和整体的文学形式来看，“海派唯美主义”在美学血缘上似乎与西方唯美主义更加亲近。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审》中判断，“海派唯美主义”实际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唯美主义，这样的说法颇耐人玩味。很明显，所谓“徒有其表”的判断乃是来自与西方唯美主义的比较，即相对于后者，“海派唯美主义”只是袭其表却失其里。何谓“表”?指的是由唯美主义那种感官化的文学手法、颓废的审美风格、独异的个人趣味，以及作家们精致而反叛的日常行为所构成的总体的美学形象，这是唯美主义最鲜明的外在表征。何谓“里”?即前文所说的唯美主义的审美现代性诉求，这些诉求借助极端的文学形式和激烈的个体行为表达出来。不过，按照作者的看法，“海派唯美主义”应该被视作对西方唯美主义“进行感官化与庸俗化理解的产物”。在纯粹声色的徜徉中，在感官欲望的无度纵泄中，西方唯美主义身体解放话语的反叛精神内核被抽离了，其包含人生苦闷意味的“颓废”的深刻性亦被“颓加荡”的低级趣味填平了。于是，作者说:“这种徒有其表’的唯美主义，在美的追求上多倾向于官能享乐之美和个体颓废之美，带有明显的极端享乐的个人主义色彩。据此我们发现，“海派唯美主义”既没有西方唯美主义的反启蒙现代性立场，也缺乏早期创造社(“世纪初唯美主义”)的启蒙主义诉求，它只是沉溺在感性自我的愉悦之中，不指涉任何外部的社会文化旨趣。扩张个体享乐的限度，穷尽肉身迷醉的一切可能，似乎成为它存在的全部价值。但作者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纠结于靡乱的表象是无法看到“海派唯美主义”的思想价值的，尽管后者并非是那些耽乐于“喷火口上欢梦”(章克标语)的作家的自觉目的。在他看来，“海派唯美主义”的感官化追求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对西方唯美主义的粗滥模仿，官能喷张、心舞肉跃的背后是一张束缚个体自然身心千余年的文化专制罗网，将唯美之浪漫寄付于唯肉之狂荡中，实在是怀抱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激烈姿态，就这点来说，它与早期创造社的文化目标是一致的。

泰勒制催生“恶之花”？ 第3篇

泰勒是工厂工程师出身，他希望能知道一部机器或一个工人使用规定的材料和方法，在受控条件下完成某一生产过程、制造某一部件，需要和应该用多少时间。从1881年开始，他进行了历时20多年的一系列试验，制定了一套协调一致的工厂管理制度，又从这种管理制度出发，发展出最后以“科学管理”闻名于世的管理哲学。

泰勒一直是人本主义者憎恨的对象，他们指责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将工作“非人化”，并把管理变成了简单的衡量。但这种认识可能过于简单而肤浅。泰勒管理哲学的真正内涵比这些原则要深刻得多，他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劳资双方协作在所有的共同工作中应用科学方法，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1911年，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泰勒说：“从实质上说，科学管理是任何公司或产业中工人方面的一种切实的精神革命——是这些工人在对待工作职责、对待同事、对待雇主的一种彻底的革命。它同样也是管理当局（工长、监工、企业主、董事会）的一种彻底的精神革命——是他们对待职责、对待同事、对待工人、对待所有的日常问题方面的一种彻底的精神革命。”

自从20世纪泰勒的思想在企业中扎根，人类对于高效率的胃口似乎就再难餍足。以泰勒为先导，管理由一种应急之策转变为更全面、更长期的方式，这对人类的经济福利产生了巨大影响。把人当作“机械人”来安排动作，说来有违人性，但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却能奏效。

泰勒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20世纪早期的美国劳工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不善表达自己，也对工厂体系不习惯。对他们来说，严格规定的工作步骤是切实有用的。

科学管理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总是在变化的。当劳动大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会开始在公司经营中拥有了发言权，泰勒的理论就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人本管理初露端倪始于1965年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开明管理”的概念，并阐释了商业“协同”的思想，他提倡管理者与其“团队”分享权力并追求“持续改善”。

人本思想抓住了工作场所人性表现的核心所在：人生而具有生产力和主动性。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和伦敦商学院教授萨曼特·高歇尔在人本管理理论的扛鼎之作《个性主义的公司》中指出，公司的力量不仅在于员工的能动性，而且在于“对个人价值的坚定信赖”。要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挖掘到极致，而不是要求人像机器一样。

泰勒的远见以及后来者对他的思想的强烈反弹，反映了当代生活的一个巨大悖论：泰勒奉为神明的工作效率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然而我们始终痛恨、抵制、反抗效率崇拜给所有劳动者所系的心理锁链。

然而，尽管我们为人本管理所吸引，这种管理方法在当今的企业实践当中仍然是喧嚣大于实质，形式大于内容。事实上，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全球经济，都在继续奖励能带来效率提高的管理行为，而效率正是泰勒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遗产。

在管理学家加里·哈默看来，“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无非就是对两样东西的追求：让管理更加科学，让管理更富人性色彩。认为对后者的追求比对前者更开明，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科学管理在提高现代人的生活水平上也许发挥了任一其他主张都难以企及的作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对此这样评价：对过去100年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技术专家把功劳归于机器，而经济学家却把功劳归于资本投资。只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功劳应该归于把知识应用于工作。发达经济国家正是由此被创造出来的。

《恶之花》 第4篇

然而, 任何天性都是根深蒂固的。“爱自己胜过爱别人”作为人类的一种恶的天性, 也不例外。尽管人类长久以来试图矫正它、消灭它, 但是它始终以一种顽强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体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 就是人们天性喜欢以少换多, 总期盼低价进高价出, 通过不等价交换从他人那里赚取差价获得利润;体现在商业竞争过程中, 则表现为每一个竞争者总是希望获得比他人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 以求保全自我、淘汰他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看, 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违背了善的原则, 不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道德规范, 更不符合先人后己、重义轻利、互谅互让、互敬互爱的高尚道德标准, 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背离。但是, 这些想法和做法为近现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制度所接纳、支持、鼓励和推崇。对于商品经济制度而言, 这些想法和做法不仅不是不道德的, 相反由于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因而是自然规律, 所以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无可厚非。

近现代社会发展史表明, 商品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灿烂的现代商业文明, 之所以能够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永不枯竭的强大动力、之所以能够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人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性, 其全部奥秘就在于它对于人“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这种恶的天性所采取的态度与传统文化完全相反。它不是像传统文化那样对于人的这种恶的天性予以严厉的谴责、压制、矫正和防范, 而是给予这种天性以充分的确认、支持、强化和放纵。它不仅顺应人的这种恶的天性, 容许人们实施不等价交换, 鼓励人们最大限度地以低成本换取高价格, 让人们在相互交换商品的过程中自由地从对方身上赚取差价获取利润, 而且还鼓励人们相互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甚至还美其名曰“丛林法则”。由于商品经济制度对于人“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这种恶的天性给予了充分的顺应和激发, 因而使得人类迸发出在传统文化条件下从未有过的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潜能。

实践证明, 商品经济制度对于有效地激发人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性, 进而促进社会分工、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效果显著。商品经济制度的确是促进科技快速进步和促进财富快速增长的一种好办法、好策略、好制度。面对现代商业文明在科技和物质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辉煌成就, 我们不得不说现代商业文明是商品经济制度的伟大成果, 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从这个角度讲, 商品经济制度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艺术, 这种艺术就体现在它把人“爱自己胜过爱别人”这种恶的天性巧妙地转化为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进而促进科技进步和财富增长的强大动力。回顾人类历史长河, 比较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可以发现, 这种凭借和依靠人类“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恶的本性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商业文明, 的确光辉灿烂、璀璨夺目。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 现代商业文明无疑犹如一朵怒放的奇葩。

但是, 无论现代商业文明多么光芒耀眼、令人炫目, 我们都不能忘记, 它是借助于人性中的恶的力量创造的, 它扎根于人类“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恶的本性之上, 它在本质上是一朵“恶之花”。没有人希望, 作为“恶之花”的现代商业文明会有一个紧随其后的“恶之果”出现。但是, 我们也不能一厢情愿地相信, 紧随其后的没有一个“恶之果”, 或者说没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恶之果”。相反, 我们早应当意识到, 利用人的恶的本性来发展经济不是一个好主意。当人的恶的本性被利用的同时, 恶的力量必然借机壮大, 人类也必然因此要加倍付出代价。这也正是传统文化坚决反对商品经济制度的真正原因。可以断言, 现代商业文明作为绽放在人类恶的本性之上的一朵“绚丽之花”, 它所展现的仅仅是商品经济制度光辉灿烂的一面, 而商品经济制度更具威力的另一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向我们展开。

请宽容青春期的“恶之花” 第5篇

中国整体的商业环境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对商业伦理。不管是水、药、饮料、互联网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公众在特殊阶段表现出的一些特殊的关切。

问题的产生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对于产品质量的忽略,以及极少数企业在道德方面的失察和失误,乃至于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造成的;二是来自社会进一步的开放发展,以及媒体和消费者对产品标准的不断提高而造成的。当媒体和消费者在全球化时代使用全球化标准来看今天中国的很多产品,就出现了问题。

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对现在所有的食品、商品问题进行道德批评,应看到它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由于我们的标准在提高,我们才发现问题在扩大。即使在西方,同样有个别企业的产品会遇到这样一种道德和技术上的挑战。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几乎看不到股东,你只能看到CEO。CEO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实际上是强调他们管理团队利益的最大化。而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大化,都是短期利益最大化,短期利益最大化实际上都在牺牲客户的利益,而牺牲客户的利益,最终也使股东的利益不复存在。在竞争过程中一定会忽略客户的价值,也会忽略社会的道德要求,最终使这个企业不复存在。

在欧洲是相反的情况,欧洲非常多的是家族公司,很多公司存在达数百年时间。它们的治理结构中,股东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就是家族荣誉第一,也就是生命安全第一,终极目标就是客户安全第一、服务质量第一和社会道德第一。这样的治理结构,反而让股东利益和客户利益以及社会道德变成了一致性的追求。

中国有中国特殊的情况,社会发展和转型太快,包括经济、社会、观念、行为模式、消费模式转型等,我们的法律、食品的标准、产品的规范要求等,相对于商业竞争、产品竞争和企业进步来说有滞后性。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检疫的标准,食品、药品的标准可能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但是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它们有自己的研发,有些产品反而走到了政府标准前面。

但还有少数企业是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它们是为了竞争,为了能够在产品销售方面制造一些噱头,通过成本上的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完全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使企业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药品安全方面,把人的生命和客户的健康放在了第二位,而把自己的利润和资产快速增长放在了第一位。这样一个顺序的颠倒,实际上是企业价值观的颠倒。

这种根本性的价值观颠倒,会导致我们谈到的“恶之花”的盛开,也就是说会使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特别是关乎社会稳定,也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和下一代成长的药品、食品行业,这种价值观顺序的颠倒将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对于中国企业的未来,我想社会转型的完成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至少还要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工商文明、商业伦理才能够逐步趋于完善和稳定,才有合理的社会体制结构。那么在这一二十年当中表现出来的媒体、客户、社会、企业、公众的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和感受到的一些浮躁以及怨恨、矛盾、冲突,都将大量存在,也是极其正常的。

这个阶段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青春期,不像大人也不像小孩,你要把她逼回到小孩阶段去,这个人就废了,但是你耐心地等待她、引导她、教育她,她就变成了大人,就有希望担当重任。

中国目前的社会就处于这样一个状况。对于社会变革来说,30年是非常短暂的。中国社会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正处于青春期,所以脸上的疙瘩、痘痘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反映在产品质量、工商文明、企业伦理道德上。这种过程我们必须要忍受,必须要期待,也一定要相信,我们能够看见“亭亭玉立”的市场经济,看见一个朝气蓬勃的市场经济,一个完美健康的市场经济。它就在我们面前并不遥远。

[编辑 陈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