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译范文

典籍翻译范文（精选12篇）

典籍翻译 第1篇

关键词：《论语》,典籍英译,差异,原则

一、引言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 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作, 蕴含着丰富的哲学与伦理思想, 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确立《论语》的英译标准, 使其内容易于为西方读者接受、认可, 以达到儒学西传的目的, 是译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二、译作的审美价值

文学翻译的任务就是“用另一种语言, 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因此, 译者既要良好的保留原作的形式, 同时又要最大传递出原作所蕴含艺术意境, 形神兼顾。

除文字之外, 文本之外所体现出的翻译思想以及文化要素更让译本富有审美价值。翻译必须周密、严谨, 力求使用精确地语言, 表达清晰的观念, 整个文章透露出典雅庄严。另外, 译本注重展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例如:子见南子, 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厌之!天厌之”

理雅各在翻译中直接将这两个人的名字音译出来, 其结果势必让西方读者无法了解人物和句子的真正内涵。而辜鸿铭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 对西方大众难以理解的原文进行适当变更。他在译文中没有将“南子”用英文译出, 相反只翻译出了对了解句子内涵有用的人物性格who was notorious for the irregularities of her life, 指出了子路不高兴的原因, 用intrepid道出了子路的性格。相对于理雅各的译文, 辜鸿铭的翻译更加严谨, 通俗易懂, 使子路、南子这些人物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内涵对于西方普通读者来说唾手可得, 从而使他们对孔子的人物性格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减少了受众对传播信息的误解机率。

三、保留原文风格特色

《论语》根植于现实生活内容中, 主要讨论道德伦理观念, 为人处事原则, 并以简练、对话的形式呈现, 属于语录体, 语言十分简洁, 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思想感情, 因此, 翻译过程中, 要注意与典籍原文的情感、思想、风格、节奏相吻合。

例如: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辜译:Confucius remarked, “Those who know it are not as those who love it; those who love it are not as those who find their joy in it. ”

“知道”偏重于理性, 对象是外在于己, 还是你是你, 我是我, 不可把握。“喜好”依然是外在于我, 但它已触及情感, 产生兴趣。“乐在其中”则陶醉于其中, 以为赏心乐事, 已然物我两忘, 合二而一了, 这是最高的境界。辜鸿铭在翻译过程中, 他用西方术语解释儒家概念, 运用删除、添加注释等方法补充并改写原文内容。他在体现儒经精髓的前提下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 并创造性地解释原文。辜译不仅将其字面意义译出, 还在注释中进一步借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比喻意象阐释这句话: 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oralist, a philosopher, and a real man of religion. 同时译文中还保留了原文的句式修辞。

四、结语

《论语》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之作, 也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体现。探讨其英译的缘起, 研究其翻译的历程, 对比典型译本的特色, 对于未来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语》英译不仅要尊重文化差异, 更应寻求文化共通之处, 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平等交流。外国人对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 首先是对这个民族文化中所存在文化共性的认同。儒家思想之所以得以在世界传播, 并产生一定影响, 就在于儒家文化具有文化普遍性。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最高人类价值是仁或人性, 如:“为仁由已, 而由人乎哉?”这里的“仁”为人类本性所固有, 为人性的精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也体现了这方面内容。辜鸿铭在英译《论语》时, 关注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性。他通过“以西释儒”的方式, 博得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 达到很好传播效果。也就是说, 要力求做到与西方读者固有观念, 如认知结构和心理定势, 尽量一致, 这样才能被西方读者理解和认同。

本文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角度入手, 提出汉译英过程中, 典籍翻译应注意译文的审美价值, 文化名词的翻译以及保留典籍原文的语言风格特色。旨在帮助译者更好翻译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一系列典籍。因此, 翻译典籍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广逵.《论语》通释、解读与点评[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2]韩江玲.简评《论语》的语言特色[J].作家, 2008.

[3]李庆本.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J].湖南社会科学, 2012 (5) .

[4]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五洲传媒出版社, 2004.

典籍翻译 第2篇

论文关键词：英语 语篇分析 培养

论文摘要：语篇分析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语篇分析在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语篇分析已经从单纯的语言分析发展为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面对典籍英译研究方面的既有成果,至今国内所发表的古诗英译评论中,主观成分较多,通常是随想式、经验式和点评式的,没有一套可仿效、可重复使用的方法与理论。而语篇分析避免了语文学范式的主观随意性,体现了语言学派对于科学与客观的传统追求。

语篇语言学是6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学科,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促成了它的发展。语篇分析也吸收了包括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西方学者纷纷把语篇分析理论引进翻译研究领域,把视野扩大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方法,而不是翻译技巧或翻译手段。语篇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语篇分析的定义

语篇分析是专门研究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并涉及多个学科的学问,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模式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许多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语篇分析的方法,共性如下:全面深入地进行原文分析,注重交际功能进行译文重组,翻译策略建立于原文分析和译文重组的基础之上。功能语言学派代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是语篇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语篇分析方法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即先决定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属性或类型以及其交际功能,再通过一个个的语言结构体现预定的语篇。在翻译实践中,要重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并非取决于表层结构的转换,而是自上而下的、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

二、语篇分析在典籍翻译中的应用

(一)典籍翻译的特点

与一般文本类型不同的是,典籍英译的难度更大。原因在于:原文多为古汉语书写,需要先转换为现代汉语,要求译者具备扎实的汉语文字能力;原文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求译者拥有丰富的国学知识;典籍翻译承载着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意义,要求译者具有地道的英语表达能力。典籍翻译比单纯的语际翻译更为复杂。单单是语内翻译这一阶段就会做出若干不同的解释,加上译者的表达习惯和翻译目的不同,一部典籍的英译本往往不止一个。典籍英译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对译本的评价标准各异,而且很难统一。功能语篇分析模式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二)语篇分析在典籍翻译中的应用

面对典籍英译研究方面的既有成果,黄国文指出:“至今国内所发表的古诗英译评论中,主观成分较多,通常是随想式、经验式和点评式的,没有一套可仿效、可重复使用的方法与理论。”在依据系统功能语法进行译本的描述时,研究者可以遵循从语篇的文化语境到情景语境再到语言的层次,并根据三个纯理功能包含的不同成分,颇有条理地对比原文和译文,并对译者选择的语言形式做出较为客观的解释。可见,功能语篇分析避免了语文学范式的主观随意性,体现了语言学派对于科学与客观的传统追求。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重视语言的共性,强调语言规律与客观世界规律的一致性,努力寻求语义的对等和语言转换的规律,以求通过研究人类翻译活动的科学性来建立翻译科学。此外,功能语篇分析明确的步骤和清楚的层次也为广大英语教师提供了富有实践性和可重复性的操作模式。

三、语篇分析在典籍翻译中的不足

(一)强调“忠实”原文

中国典籍因为写作时间久远,译者和原文作者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也就无从了解作者的全部本意,译者并非原文的被动接受者,他/她也在积极建构着原文的意义,也必然会表现出本人所属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文学氛围的特征以及自身的文学态度。因此我们说,完全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译者的`主观决定是不可避免的。

(二)主张“对等”标准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中国人喜欢借物抒怀,西方人往往直抒胸臆。因此,中英文在语义表达上必然存在巨大差异。袁文彬曾对唐诗《静夜思》的原文和译文进行了详细的功能语篇分析,最后指出: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翻译在还原原文的信息时,必定会出现这种局面,即有些信息在译文中能够被还原,而有一部分信息在语际转换中丧失,要达到完全功能对等几乎绝对不可能。鉴于中英文的显著差异,以语义和形式完全对等为追求的译文必然不易在母语读者心中产生共鸣。正如《红楼梦》的两个著名译本,虽然杨宪益夫妇的译本非常忠实原文,但在英美国家的影响和销路远远不如霍克斯“英语味儿十足”的译本。捷克学者波波维奇认为,由于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审美价值上的内在差异,翻译过程中意义丢失、增加或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以对等为标准是把译文看作对原文的再现,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仆人,这是一种结构主义阶段6的过时的翻译观,特别不适用于文学翻译。

四、英语教学中语篇分析能力的培养

多年教学实践的总结和社会对外语翻译人才的实际需要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高校英语翻译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掌握翻译的技能和培养跨文化交流的意识。语篇翻译教学能较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可以将语篇分析理论引入日常的翻译教学,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

(一)在阅读过程中要注意文章中衔接方法的运用

语篇衔接方法主要有：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语法手段有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等，可以起到连句成篇的作用。词汇衔接指通过词的重复(repetition)、同义(synonymy)、上下义(hyponymy)、互补(complementarity)、整体与部分(meronymy)等使语篇语义连贯。在阅读中，要引导学生了解衔接机制，使学生分析语篇是如何靠衔接手段建立起联系而达到连贯的，从而使学生更深层次地了解文章各部分与整体间的关系。

(二)阅读中要注意提炼文章的主旨

文章的主旨是整篇文章的灵魂,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提炼和总结。快速浏览完文章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把篇章划分为较小的语篇并简单概括各部分的主要内容。找出主题句就是锻炼学生分析概括能力很好的方法之一，因为段落主题句往往就是段落大意。教师可以先要求学生在每个自然段中寻找该段主题句，然后将文章按结构分段，归纳并用自己的语言叙述每段的大意。找出了每个段落的主题，就能抓住语篇的主题思想。

(三)注重猜测生词含义

生词难词向来被认为是阅读过程中的“拦路虎”。语篇教学侧重于通过上下文语境来猜测词汇的含义，在阅读练习中，教师应培养学生充分利用上下文的提示或延伸、标点、同义反义词、句型、构词法等进行上下文猜词的能力，以保持思维连贯，提高阅读速度。

五、结束语

翻译的关键在于跳出原文语言层面的束缚,传达出原文的意义和精神。翻译的单位不是词语、小句或语段,而是语篇。语篇是理解原文的前提,是准确表达的保障,是语义和结构的整体，语篇分析方法强调全面深入地进行原文分析,注重交际功能进行译文重组,翻译策略建立于原文分析和译文重组的基础之上。语篇分析理论的发展及应用为外语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可以将语篇分析理论引入日常的翻译教学和基于语篇分析理论基础之上的高校英语翻译教材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应林.语篇分析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16.

[2]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古诗词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祝东江,陈梅.语篇分析与语篇翻译研究[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我国典籍的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 第3篇

【关键词】典籍;对外翻译;出版;对外传播

【作者单位】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伦理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批评范式建构研究”（编号：15G097）的阶段性成果。

华夏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浩瀚渊博、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化。我国文化典籍既是这一璀璨文化的见证和记录者，又是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对外出版与传播既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要求。“汉语国际传播既是构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语言存在障碍，推广方式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我国典籍文化的对外传播一直举步维艰。统计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我国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等各类书籍近十万余种，而自我国传播至西方的书籍种类不足500种，另据统计，从 1995 年到 2011 年，我国引入图书版权从最初的 1900 余种提高到 1.47 万余种，全国 580 家出版企业大部分都已涉足翻译类图书出版。关于我国对外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报道也时时见诸报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甚多，市场与出版商的宣传营销手段是其原因之一，如魏瑞就从市场需求角度对此做了论证。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典籍出版中译文的质量与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度，例如文军、陈梅通过美国的Amazon图书网上读者对中国典籍英译本的推介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外国读者对中国国内出版的译本关注度并不是太高。是什么造成了译本接受情况较差呢，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吗？耿强、郑晔在博士论文中分别对“熊猫丛书”和《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这些出版物在国外接受效果也非常一般。须知，这两套书刊的译者均为国内外译界大家，可见译者水平高低并不是影响译本接受度的最根本因素。

众多的研究指向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因素对文本对外翻译传播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视角，以《宋明平话选》的译介出版为个案，通过对其出版传播过程中的历史、社会及诗学意识形态语境进行分析，透析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典籍文本对外出版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以期揭示中华典籍外译出版中贸易逆差的成因，为今后的出版工作提供借鉴。

一、 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对《宋明平话选》出版的影响

从翻译出版的过程来看，当出版社作为翻译任务发起人时，一般会派出编辑作为代表，直接参与原文本选择（包括版权的获取等）与译者选择的过程。因而，编辑实际上是翻译任务的委托人。译者作为受雇于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翻译传播链条中的底层，因而在翻译活动之初，对翻译任务的了解以及初始规范的确定等大多会受到编辑的影响，《宋明平话选》的对外出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明平话选》由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于20世纪50年代从“三言”“二拍”中选译结集而成，前后有多个版本，最近收入“大中华文库”，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由于处于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成书过程较多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权利话语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转变成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着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和多样性，外部的封锁和国际“冷战”局势的蔓延，我国从1949—1976年间一直处于一个“准战争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国家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马列主义对于文学阶级性的强调更是属于主流的文学话语，我国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强调革命宏大叙事的主题作品的译介。

不仅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对所译作品的选择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一直是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文学典籍的译介传播。一方面，苏联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我国的文学创作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强调政治为艺术服务;另一方面，我国缺乏社会主义经验，一切照搬苏联使一部分人开始对民族性的缺失产生焦虑感。1956年，国内文学翻译的重镇《译文》在其二月号中也明确表明欢迎“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的译稿”。正是这种对文学创作活动政治思想的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思想性）和对民族独立性、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焦虑感促成了外文社拟出了一套详尽的翻译目录，尽管这些翻译计划后来随着我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未能全部执行，但由于《宋明平话选》既符合古典文学的选取类别，又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最终其顺利得以出版。

二、 原文本主流意识形态对文本编选的影响

《宋明平话选》的原文本并非是一套完整的丛书，而是从“三言”“二拍”中选取若干短篇组成的，属于“先编后译”的图书。不同于“三言二拍”中复杂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宋明平话选》中所选择的20篇短篇故事按照主体思想分为三类：提倡男女平等思想;反对封建官僚腐败和对普通百姓的压迫;反映我国传统思想中“好人好报”思想的故事。在选定的20篇短篇故事中，该书有8篇是关于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的故事，占全书总篇目的40%。

故事中描写的男女之间的恋情、婚姻故事大多是基于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前提。比如，选文中《崔待诏生死冤家》就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原文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对这个来自下层社会的女性深切的同情，表现出了一种强烈反对封建礼教的倾向。其他各篇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卖油郎独占花魁》《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等也集中体现了追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与当时我国社会所提倡的反封建思想是一致的。正是这些作品的反封建倾向和现实主义倾向促成其被出版机构列为翻译的对象，得以通过翻译的形式获得另一种语言的书写。

另有5篇关于民事、刑事案件的故事则从不同侧面揭露了封建官府的腐败黑暗，其中有3个故事抨击了封建司法制度的腐朽和封建官场的黑暗。这些篇目，如《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藤大尹鬼断家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钱多时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则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或从不同侧面揭露了官府的昏庸黑暗”。最后一类，如《小夫人金钱赠少年》《小水湾天狐遗书》《刘小官雌雄兄弟》《转运汉遇巧洞庭湖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丹客半黎九还》等则反映了我国传统思想中的“果报”思想，其原因则是期望从传承民族文化思想出发，宣扬诚实守信、孝敬父母等我国的传统优良品质，鞭笞一些为富不仁、行为不端的行径，讽刺那些为了谋取财富而不行正道的做法。

这些故事的选择尽管和译者本人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当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尽管，杨宪益曾评论说《宋明平话选》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然而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宋明平话选》的译介过程仍然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杨宪益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俩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我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编辑，选中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有时候，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

综上可知，无论是原文故事的思想性，还是译者自身关于翻译策略的评述都体现了原语所处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对外传播实践活动的影响。由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将译介活动视为政治斗争和建设的工具，典籍译介在原作选择（含原作评价）和译介策略上都极大地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

三、源语诗学意识形态对译介出版策略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76年这段文学史被称为“三十年文学”时期。正如前文所说，这一时期政治思想居于首位，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必须要从属于其政治性。在这样的社会主流话语中，革命宏大叙事变成了唯一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叙事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对私人情感的重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甚至爱情叙事也只能是避免涉及“爱”“情”这样的字眼。在“三十年文学”中追求文学政治性和革命宏大叙事的影响下，文学创作的诗学范式发生了变化，典籍译介与传播活动也不例外。

译者为了符合当时的叙事特点对译文进行了改写。译者对原文中涉及性或者有性暗示的细节都进行了省略，对译文进行净化，从而实施了“改写”。尽管杨宪益反复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认为在“做翻译的时候必须要尽可能地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原文的意思……必须使译文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对比原文和译文，我们不难发现翻译于20世纪50年代的《宋明平话选》存在着大量的脱译、简译和改译现象。

杨氏夫妇显然是受制于当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追求“高大全英雄人物”和宏大革命叙事的诗学意识形态。实际上，杨氏夫妇在翻译《宋明平话选》时正供职于外文局，其翻译活动的委托人是外文局。作为官方部门组织的译文，该译文一方面要提供一个供其他人模仿的翻译范本;另一方面又担任着对外宣传我国政府思想，提升民族文化地位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不得不在尽量对原文忠实的情况下，去“改写”原文，以实现译文所承担的范式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

四、结语

翻译出版是当前我国实现“文化软实力”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外国文化译入与我国文化译出的重要实现途径。翻译和出版是文化产品在生产传播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翻译依赖出版得以传播，出版依赖翻译获得外国出版资源，翻译与出版的这种文化血缘关系，表明两者是文化传播这个链条中互相联结的两个链。”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意识形态对于典籍传播的影响体现在文化间的碰撞、“诗学”形态的变迁与扭曲，意义的融合与重生，更体现在典籍文本译介过程中所受到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典籍文本自身意识形态取向以及汉语诗学意识等的影响。典籍文本的译介与传播活动的进行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文学作品的译介并非是简单的更换语言和语种，而是蕴含着丰富的跨文化内涵”，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必然引起译介传播活动的变化。《宋明平话选》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这个以政治斗争为社会生活核心的特殊时代，无论是从原文材料的选择，还是译介传播过程中对部分不符合原语意识形态内容的改写，都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陈浪在论及对当前翻译认识与翻译研究的反思时曾写道：“翻译作为文本生产和文化生产之间的重要关联，本身就是文化生产领域内的一种审查活动。中国主动的对外翻译活动明显遭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双重审查”。这种受制于原语意识形态的状况可能保证了原文本得以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审查，获取翻译与传播的可能性，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译作能得到出版，却因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受限或者遭遇到译语意识形态的限制，而造成接受效果较差。因而，典籍文本的对外出版和传播必须将意识形态因素考虑在内。

[1]德俊. 论汉语国际传播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J]. 理论月刊，2015（5）：63-68.

[2]汪榕培，王宏. 我国典籍英译[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3]顾爱彬. 应警惕引进版翻译图书市场出现乱象[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0-22.

[4]魏瑞. 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对外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现象的探讨[J]. 出版广角，2013（8）：62-63.

[5]陈梅，文军. 中国典籍英译国外阅读市场研究及启示——亚马逊（Amazon）图书网上中国典籍英译本的调查[J]. 外语教学，2011（4）：96-100.

[6]耿强.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7]郑晔.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8]徐黄丽.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J]. 理论月刊，2015（2）： 82-86.

[9]杨宪益. 漏船载酒忆当年[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10]杨荣广.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宋明平话选》翻译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2011.

[11]李景瑞. 翻译编辑谈翻译[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3.

[1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第4篇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东北地区又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各民族文学都有自身的特点与成就, 但是由于语言的隔膜, 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很多优秀文学典籍作品的传播局限于民族内部, 未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发展。在当前国际国内对多元文化高度重视的时代背景下, 研究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的翻译, 包括汉译、各民族语言之间的互译、外译主要是英译, 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 增进各民族之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重要意义

1.增进世界人民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中国拥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 而东北地区就拥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锡伯族、回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和赫哲族等多个少数民族, 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 形成了自己民族独特的发展品质, 有着十分鲜明的民族特点。将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翻译成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英语, 有助于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化, 增进对东北地区的多元文化及文化多元性的了解。

2.提高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翻译的本质就在于增进沟通与了解, 因而翻译少数民族典籍作品既加强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与我国其他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也增进了我国少数民族与世界民族之间的互通。通常一种文化与文学的传播范围与它所获得的重视与尊重成正比关系。因此, 通过翻译扩大对外影响, 使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典籍作品获得更多的重视与尊重, 可以提高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使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永远散发宝贵的光芒。

3.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它的翻译研究要跨涉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是当之无愧的跨学科研究。然而, 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这样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 长期处于边缘化研究状态, 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虽然许多翻译学家已经开始这方面研究, 但是力度远远不够, 这就需要更多的翻译学者认真对待这一事业, 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向世界发扬广大。

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现状

1.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作品翻译的数量有待提高。东北地区拥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锡伯族、回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和赫哲族等多个少数民族, 因而文学典籍作品数量也很多。大连民族大学从2009年开始就启动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研究和英译工作。先期启动了赫哲族的“伊玛堪”、达斡尔族的“乌钦”和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等三个东北少数民族典籍的研究与英译工作。并对东北的10个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解读, 日前, 学校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研究团队完成了《萨满研究文集》、《赫哲族伊玛堪史诗英译系列丛书》和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的英译工作。另外, 蒙古族的古典文学著作《蒙古秘史》, 又称《元朝秘史》, 不仅被译为汉语、蒙语, 还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 出现了日译本、德译本、法译本, 而后出现了英译本, 并由蒙古国哈萨克学者译为哈萨克语。此外, 中国维吾尔族典籍十分重要的文化文本《福乐智慧》也被译为英语文本。还有我国藏族和蒙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 经千年传唱, 至今仍为口头文学形式, 对于它的翻译初步研究发现, 存在多种复杂翻译形式和译本形态:有“民译” (藏蒙、藏汉、蒙汉等民族语言之间互译) 、“外译” (藏译英、蒙译英、汉译英) 、“往复翻译” (俄语、德语、法语、英语等多余之间往复翻译) 、“回译” (从各外语版本译回汉语) 。除此之外, 还有藏族格言诗《萨迦格言》, 首先译成八思巴文、蒙古文和汉文, 以后陆续有英、法、日、捷、匈等多种外文译本, 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如此, 然而东北地区其他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典籍作品却没得到应有的译介。总的来说, 从译作的传播范围、影响力等方面, 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还应继续关注。

2.译者的数量有待提高。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 是翻译活动最根本的条件之一。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与译者的匮乏又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受汉语中心主义的影响, 很多译者没有意识到进行典籍翻译的重要性, 也不愿意去投入这项工作。对于《蒙古秘史》的翻译, 杨再善教授根据叶德辉观古堂课本的汉字音写原文完整的汉译了《蒙古秘史》, 蒙古国的成德、克实克巴图、卜和克什克、阿拉坦瓦齐尔、策达木丁苏隆、巴雅尔、泰满昌、亦邻真都对其进行了蒙译, 日本人那珂通世、小林高四郎、山口修、岩村忍、村上正二、小泽重男都出版了自己的日译本, 在西方, 海捏士出版了自己的德译本, 法国的保罗?伯希和出版了拉丁音译及法译本, 而英译本是由印度的孙维贵、阿瑟?威利、澳大利亚的蒙古学家罗依果、美国的柯立莆、俄冈各?奥侬完成的。尽管如此, 由于翻译与创作相比的边缘地位, 一些有能力进行典籍翻译的学者或翻译家, 对于其他的少数民族典籍却不愿进行费时费力的翻译工作, 他们宁愿以自己的母语或汉语为中心去创作。因此, 我们呼吁能有更多的翻译人员加入到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中。

3.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人员的数量有待提高。在民族文学典籍翻译普遍边缘化的大背景下, 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形式也不乐观,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尽管一些翻译工作者对这方面进行了研究, 但力度远远不够, 在这方面, 刑力教授对蒙古族文史巨著《蒙古秘史》英译进行了研究, 对其英译史、代表译本、英译趋势进行了综合考察, 并分别以罗依果英译、阿瑟?韦利英译本及乌尔贡格?奥侬英译本为个案进行了探究, 并对其通俗经典化的对外传播翻译策略进行了细致解析, 对其翻译目的、翻译特点、翻译效果进行了综合考察, 以期在研究《蒙古秘史》英译状况的同时引起学术界对典籍翻译, 尤其是外译的重视;此外, 艾克拜尔?米吉提还详细介绍了《蒙古秘史》的产生、演变和传播经过及其影响, 评价了国内外的版本、译本, 重点对《蒙古秘史》的哈萨克译本所存缺憾原因做了探索。另外, 汪榕培和黄中习教授对加强民族典籍的英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性进行另外详细阐述。除此之外, 藏族的扎西东珠简述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现实意义, 探索了其文学翻译实践方面的问题。还有王红印和李宁教授从传承形态和神话传说两个方面对中国维吾尔族典籍十分重要的文化文本《福乐智慧》民俗文化意蕴的英译问题进行了探讨, 卓振英、李贵苍教授阐述了壮族史诗《布罗陀经诗》英译与研究的重大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并就其翻译的策略提出建议, 黄中习、陆勇、韩家权教授还简要介绍了壮族人文始祖布罗陀和和民间传诵的《布罗陀经诗》的内容及其特点, 概述壮族文化的外译成果, 并提出其英译的三个策略选择等等。由此可见,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但事实上, 这是一个大可为的研究领域, 这就需要广大的民族学和翻译学研究者将这一研究课题重视起来。

四、针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现状提出的几点建议

1.国家应在政策扶植、资金支持、多方协作和人才培养方面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 保证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少数民族典籍整理与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

如果国家文化部门或翻译部门不出台相关的政策, 不能对着以事业进行适当的资金支持, 那么典籍翻译工作就不能如期进行。另外, 可以鼓励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人员采取集体翻译的形式, 充分调动各有所长的翻译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除此之外, 国家还应从语言方面注重对人才的培养, 将少数民族典籍作品进行外译, 从而使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走向世界。

2.译者应努力加强翻译策略的完善。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运用合理的翻译策略, 考虑到各种会影响翻译效果的因素。另外, 少数民族典籍的民族文化特征是很鲜明的, 所以对于原文中大量反映民族文化的民俗、民谚等词条, 要有详细的注释, 加强民族文化解释的力度, 是译本的文化性更强。

五、结语

当今中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 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这就要求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要相应得到提升, 因而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翻译成多种语言, 推向世界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少数民族的文学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翻译理应受到重视, 所以我们要抓住机遇, 携起手来, 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从而将全国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来, 使其走向世界, 也将我国的灿烂文明和文化带向世界。

参考文献

[1]邢力.评奥侬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英译本——兼谈民族典籍的民族性翻译[J].民族文学研究.2010 (1) 76-82.

[2]邢力.评阿瑟·韦利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英译本——兼谈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 (2) 78-82.

[3]黄中习, 陆勇, 韩家权.英译《布罗陀经诗》的策略选择[J].广西民族研究.2008 (4) 169-173.

[4]卓振英, 李贵苍.壮族典籍英译的新纪元——试论壮族《布罗陀经诗》的英译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8 (4) 166-168.

中国文学典籍 第5篇

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入学试题中国文学典籍

一.填空。

1.写出《十三经》各经名

2.写出《四书五经》各书名

3.写出《二十五史》各史书名

4.老子共 章，共约 字。

5.文心雕龙?序志》所说“文之枢纽”是 篇。

二.名词解释。

1.易有三名

2.反切

3.《诗经》四始

4.《春秋》五例

5.《十翼》

三.问答题。

1.《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哪些篇?

2.《说文解字》所提六书是什么?

3.《尔雅》是本什么书?

四.解释下列加下划线的词语。

1.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2.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3.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4.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5.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6.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

7.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8.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9.秦始皇游会嵇,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10.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万藏,澡雪精神。

五，标点。

开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结尾：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六.论述题。

1. 试论《周易》与《文心雕龙》之关系。

2.简述《诗经》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

南开大学考博试题――古代文学专业明清小说方

向―文学史

一、名词解释：骈体、章回小说、八股、散曲、先秦诸子、玄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朴学

建安、元和、隆庆、大历、泰昌、乾隆、熙宁、嘉v、天禧等年间的重要文学形象、文学家

二、论述：

1、古典文学中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

2、古文学理论中的文气说。

3、明代文学理论概述。

首都师范大学考博试题――古代文学专业―诗歌史 诗歌史部分

1.名词解释

诗教 西昆体 白雨斋诗话 诗言志

2.评析

《文心雕龙》比兴篇一段，断句逗，指出出处，分析比兴。

3.分析

陶渊明诗歌一首

4.论述题(二选一)

《诗经》与礼乐文化的关系。

柳永对于词的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考博试题――文艺学西方文论 20文艺学西方文论考博试题

一、名词解释：

1、光晕2、细读3、文化资本4、文化与帝国主义

二、论述题

1、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2、论述萨特的介入观?

3、论述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西方美学方向考博试题 专业课一:西方美学：

1. 柏拉图理念论美学的“美本身”的涵义及影响。

2.中世纪美学的评价。

3.康德美学二律背反方法论评价。

4. 鲍姆加敦“Aestheticus”(感性学)的涵义及影响。 专业公共课:当代文艺理论：

1.苏姗。朗格符号学美学特征。

2. 简述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特征。

3.论述西方文论史上两次研究重心转移的内在原因。

4.论述“文化研究”的特征及对中国当下文艺理论的影响。

四川大学 适用专业：文艺学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一、下列人物的国别、所属理论流派和一部代表作1.韦勒克 2.拉康3.伽达默尔5.威廉斯j二、写出下列著作的作者及国别1.《知识考古学》2.《隐含的读者》3.《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4.《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5.《辩证理性批判》三、名词解释：

1.他者2.文学性3.本体论批评 4.误读四、简答题：: 1.荣格的文学思想在无意识理论上与弗洛伊德有什么差异?2.法兰克福学派与后

现代理论在对待大众文化问题上有什么不同?你对此如何评价?五、论述题：.I20世纪西方文论中，符号学对结构主义批评的影响，甚至对其他批评流派的影响巨大。试根据F.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阐述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结构”特征，以及它对结构主义、文化批评等文论活动的贡献

一、文学典籍

1填空10分

八卦-------- 文心前三篇名---

尔雅前三篇名--- 说文分几部首 -

尚书五福-----

等等

2解释词句20分

在尚书庄子老子文心雕龙等书的篇章里挖出来的如

平章百姓

绳绳??

操斧伐柯

或操觚以率尔

@尊而y饮

小言詹詹

等等

3阅读《宗经》篇30分

断句标点、注释画线句子、全文翻译

4论述题35

论述老子的主要思想结合作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很抱歉，由于时间极不够用，所以记得不多。

另外川大《文学典籍》有书购

而且还有辅导班上。

据上过辅导班的人说每年都会漏题

去年漏了十分的简答题：简述诗品序的主要内容，今年是论述题和尚书五福等。

二、专业课

1写出所列名句的作者、篇名、书名10分

如：??胸有成竹??等等

2写出著作的作者朝代10分

如国史补、诗集传、带经堂诗话、词宗、唐音统签等等

3阅读李清照《词论》：标点、全文翻译、画出人名、评价观点30分

4名词解释20分

楚辞、永明体、初唐四杰、诗界革命、清末谴责小说

5论述题(任选一题)

论比兴传统

关于古代小说的文体特点(大致是这个意思)

三、英语

1总体感觉是题量大，阅读理解、词汇单选、完形填空、写作都不很难，翻译有点难，尤其是汉译英。至于命题原则，我感觉就是东拼西凑：在市场上流通的资料里挖掘材料，然后拼接一起就欧开了! 2英语每年都有培训。据师兄们说，去年漏题了。临进考场时很多人还在看资料，他觉得莫明其妙，后来考试中才明白，阅读理解就是那些资料上的文章和题目。今年一个题目都没有漏

四、复试

今年复试很有特色：周裕锴老师把元好问论诗绝句30首打印出来，让考生抽签，然后回答问题!

本人建议

文典，一定要参加培训，否则你很难考及格;做好往年的试题 英语，千万不要参加培训，完全是劳命伤财。

专业，有培训，但完全没必要参加。因为专业不偏，更不变态。 注意报考周裕锴老师的人特多，去年是二十三个，今年亦是二十三个，竞争极为残酷!

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探索与思考 第6篇

【关键词】藏族；典籍；翻译；出版

【作者单位】胡丰月，中国民航大学。

藏族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翻译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16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以下简称《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掀开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新篇章[1]。该书是王治国博士的一部力作，也是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成果之一。全书通过对藏族文化典籍翻译史的梳理及其翻译理论与翻译名家的介绍，旨在描绘藏族历代文化典籍翻译作品的基本概况和历史发展脉络，对民族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文化演进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民间文学与口传文学的翻译过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翻译史做出初步的思考和探索。该书的出版对我们今后如何传播中国少数民族翻译文学，讲好中国少数民族故事具有重要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重要性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的出版，恰逢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全书共计十二章，以编年史的手法，从藏文字的创立开始，阐述了藏族文学翻译事业的肇始阶段与藏文佛经翻译发展史发展时期、中经印度文学的译入，藏族格言诗翻译、米拉日巴道歌翻译图景、仓央嘉措诗歌的域内外译介、藏地史传文学翻译、藏族民间口传史诗《格萨尔》的翻译及藏族当代翻译文学景观，同时涉及藏族文学翻译理论和藏族翻译名家。全书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局部的透视；既充满思辨性，又不乏考证性。作者将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从传播学视角深描雪域高原藏族文化典籍域内外传播的译介脉络，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出版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切实可行的参照体系。

据悉，“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图书共5册，分别为《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上、下卷）、《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蒙古族典籍翻译研究——从<蒙古秘史>复原到<红楼梦>新译》、《维吾尔族（西域）典籍翻译研究——丝路遗珍的言际旅行》、《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她们从远古的歌谣中走来》，均已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图书的项目负责人、主编是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该套丛书涵盖了汉、满、蒙、维、藏及西南诸民族的宗教、文学、语言学、史传和音乐等典籍及其翻译、转译、翻译家、诗人等方面的内容；体裁涉及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戏剧及经文古歌等，包括诸如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蒙古族文化元典《蒙古秘史》、西南诸民族的叙事作品《刘三姐》和《阿诗玛》等民族经典作品。该套丛书既有对中华民族的地理分布、迁徙形成、生态环境、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化典籍和翻译活动的论述，又有对所涉及的各族历代文学典籍翻译作品的基本概况和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该套丛书又简明扼要地讨论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对一些典型的民族文化现象及其重要的典籍翻译作品进行了个案分析和翻译评论，对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图书既是王宏印教授的扛鼎之作，又是民族典籍翻译领域填补空白之作，标志着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进入了新阶段。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涉及了藏族文化史的基本资料，尤其是以藏族文学翻译史为主线，对藏族文化史资料进行了翻译梳理：包括以敦煌文献为代表的写卷资料；以藏文《大藏经》为代表的佛典文化；以《米拉日巴传》为代表的王统、传史著作；以《萨迦格言》《仓央嘉措情歌》为代表的作家格言诗、诗歌文学；以《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民间口传文学等。藏族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藏、汉、英三种文字，尤以臧汉文资料为多，涉及藏族文学对非本土文学的译入、藏族文学的外译与传播、藏族文学的多向翻译与文化交流，以及藏族翻译大师的理论研究。该书关于藏族文化翻译的研究，为拓展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翻译出版途径与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的讨论带来了阐释空间。

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新拓展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仅以藏族文化为背景显然是不够的，应当以更为广阔的中华“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为背景。藏族翻译文学情况复杂，至少包括以下六种：（1）汉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被译为藏语的民族语内部翻译，也称民译；（2）世界文学经典名著被译为藏语的外译藏；（3）藏族文学作品被译为汉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以及其他外语等的藏译外；（4）藏族文学被译为汉语、蒙古语，进而在此基础上再被翻译为其他外语的藏汉蒙外之间的转译；（5）藏族作家的非母语创作（汉语）作品的外译；（6）国外藏学家的藏学研究著作及作品又一次被译回藏文，进而再度被翻译为汉语的多重回译和转译。如果说前二项是属于异族文学、文化输入，中间三项是藏族文学、文化的输出，那么，最后一项则是藏文化反哺以及与汉文化（其他文化）的多元互动了。综合运用这六方面素材构思而出版的藏族文学翻译史将会获得很强的立体纬度传播效果。

当前文化的传统化转向现代化，国家化转向世界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形成一种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态势。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在西传。无论是外国文化的东渐，还是中华文化的西传，翻译出版注定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为适应文化传播全球化这一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入21世纪，国家各部委也推出了诸多举措，发起了一系列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工程，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旨在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工程计划从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详细校勘、整理，由古文译成白话文，再從白话文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迄今为止，《大中华文库》出版有汉族典籍翻译作品百余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并没有涵盖少数民族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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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传统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只写汉族文学翻译史，对藏族文学翻译史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史很少涉及。实际上，民族文学翻译作为中国多民族翻译史书写中重要的一环，对补充和完善中国翻译史研究意义重大[2]。中国文学翻译史是宏观的多民族文学翻译史，民族典籍翻译是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民族文学和文化作为中国翻译学建设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对民族文学和文化在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在践行中华多民族的“中国梦”背景下，以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成功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出版了这一套“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为其他同类出版社在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该套丛书的出版也为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出版在“多元一体”大文学观新视野下，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借鉴。

三、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再思考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视野下，囊括少数民族典籍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从文学作品甄选、译者素养、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探析了当前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3]。 实际上，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呈现出民族学、翻译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点。对少数民族典籍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绘制出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网络图景，是翻译出版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大格局的视角来看，拓宽翻译出版领域，国内翻译出版与国外汉学翻译出版相结合，互证互识，开展对话，加强合作，甚至是合作出版，就显得非常必要。正如徐晓飞所言：“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被世界正确认知，必须依靠中国的翻译出版业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只有中国的翻译出版走出国门，译者的翻译水平足以诠释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的民族文化才可能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4]《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完成的，它为今后一个时期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乃至中国文学、文化通过翻译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国家主导、出版社与译者通力合作的可行渠道。

1.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要着眼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多民族翻译史，拓宽翻译出版的领域，统筹待译作品。少数民族历史上作家作品大都集历史、哲学与文学于一体，形成了文、史、哲合一的传统，其翻译要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少数民族翻译典籍门类齐全、包罗万象。纯文学翻译的作品出现较晚，其既有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翻译之分；又有韵文体、散文体和散韵相间体文学翻译之分；从体裁来看，还有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谚语、寓言、小说和诗歌等翻译文学种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还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口传文学和民间文学，这些非常有价值的口传文学的民译、汉译乃至外译都是重要的翻译出版课题。

2.在进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积极探索国内文学出版社和优秀翻译传播人才实现精准对接与深入协作的有效形式。出版社和图书馆机构应该联合开展作品选译、作家对话和翻译沙龙等形式的专题活动；邀请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国外出版人、专家和译者来华与中国作家、学者和出版人等人才及机构深入接触；还可以通过“以文会友，以人促文”的方式，促进中国文学出版作品的译介合作，降低中国文学出版作品“走出去”的语言和沟通壁垒，疏通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的对话渠道，让外国专家译者更快捷、更准确地寻找到适合国际传播的“中国好作品”，把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整和准确地呈现给世界。

3.出版社与翻译人才要精心雕琢与打磨，共创翻译精品。出版社在译文的组稿、编校和出版宣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优秀翻译人才应该具有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和独具一格的“译眼”，发现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出版作品，精心翻译，让中国文化走进各国，与各国读者分享中国故事。出版社可以组织一些翻译竞赛和项目，为热爱中外文学与出版翻译的外语爱好者们提供更多参与项目翻译、实现翻译梦想的空间，从中发现一批优秀译者。这些优秀的译者以“工匠精神”参与中外文化对话与交流，推进了一批民族优秀文学出版精品的国际化翻译与推广，拓宽民族化出版发行的通道，促进中国优秀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为沟通各国人民的心灵与情感做出贡献。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图文并茂，文笔流畅；从宏观上论述，在微观上落实；以文学笔法进行学术研究，是学术性与大众性相统一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之典范，既可供专家参考，也被大众所喜读。该书尽管个别措辞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全书对藏族典籍翻譯研究的译介探索，不失为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译介模式的成功范本，为未来的中国民族典籍“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在当下中华文化对外翻译出版过程中，国家相关部门、出版社、作家、译者和读者等众多传播主体多方合作，为实现民族文化有效对外传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交流进行了有效探索和实践。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研究空间还很大，还有待业内专家学者的不断参与推动。

[1] 王治国.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6.

[2]王治国. 中国翻译史书写的民族文学之维——朝向建构中华多民族翻译史观的思考[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4）：18-22.

[3]黄梨. 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问题与对策[J]. 出版广角，2016（2）：44-46.

[4]徐晓飞.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对话与文化传递[J]. 出版广角，2016（1）：46-47.

整体论—古代文化典籍翻译的新视角 第7篇

关键词：整体论,古代文化,典籍翻译

一、研究背景

我国古代文化典籍数量繁浩, 而典籍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出版事业的规范仍存有不少困难。例如, 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的认识仍存有相当的误区,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可译性存在分歧

汉语是诗性语言, 追求意境重在领悟, 行文讲究对偶押韵, 诗词讲究声调的抑扬顿挫。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既需要“博古”, 进行大量的古代史料的考证, 又需要“论今”, 在把握原著精髓的基础上, 以现代人可以理解的表达方式, 进行传神达意的翻译。不少学者认为古代典籍在经历了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 以及汉语向其他语言两次语言转换后, 原有的艺术价值已经消耗殆尽, 原著的语言特色在译著中已经难觅踪迹, 由此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典籍是“不可译”的。而事实证明在中外译者的不断努力与探寻下, 从四书五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清联, 到散文小说, 戏曲传奇, 都已推出了较好的外译版本。忠实于原文, 让译文无限接近原文正是翻译的魅力所在。因此, 可译性不应成为典籍翻译的绊脚石。

2. 对翻译标准问题, 认识有误区

我国译者长期以来信奉“信达雅”, 而此概念过于抽象。曾有学者向翻译界发出呼吁“今后不要再翻译了!”因为“原文只不过是藉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 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 本身原来并无绝对的意义。”如果古代典籍的翻译过程没有标准可循, 那么以上的说法迟早会变成现实, 典籍翻译真可能走入了“不可译”的死胡同。因此确立有效可行的针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标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整体论视角

翻译标准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译家学者基本都是围绕“信达雅”标准展开讨论。此标准仅仅是严复对翻译标准的个人取向, 没有进一步深入细化, 也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这种缺乏可靠性的翻译标准难以做到准确而令人信服的翻译效果的评判。评判衡量译文质量应该以某个中心要素为核心目标, “兼容并收”, 而非“对立排他”, 这一理论正契合了整体论的标准。

三、整体论标准

翻译具有多重性, 由翻译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决定, 与语言的属性、使用语言的群体、受众、文化等都密不可分。这也为整体论运用于翻译标准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所谓整体论就是将翻译理论标准中的三个基本元素即“源语”、“原文”和“译者”三元要素整合统一考量。从源语出发, 以原文为根本, 以译者为中心。以整体论研究模式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标准, 这个标准应该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和三元要素联动性的三个特征。

首先, 所谓整体性, 是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标准从本质上说, 是源语转换可读、原文转换可考、创造性转换可辨三元要素构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三者是永恒的动态关联, 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永动整体。典籍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努力实现三元要素完美的兼顾与结合, 达到一体化的理想标准。源语、原文和译者三者的多样性均不能动摇译者个体在翻译过程中对此理想化标准的追求。

其次, 译者的翻译标准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律准则, 有多样性的表述, 是翻译宏观标准下的微观准则。译者的翻译标准虽然因人而异但也都在追求翻译宏观标准的过程中多元互补, 多元共存。

最后, 译者的翻译标准也是一个整体, 上述三元要素选其一, 一旦确定一个中心取向要素, 另外两个要素也将成为译者必须要兼顾的要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是从源语出发, 以原文为本, 以译者为中心, 以三维视角考察典籍翻译整体标准的中心取向, 并以整体论的观点考察三者的联动关系。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提到的三元要素, 并不是中国古代典籍翻译的又一新标准表述, 而是描述和解释目前典籍翻译的整体标准的总的趋势。

四、整体论标准应用的理论价值

从总体形势来看,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还仅仅局限于个体译者对某部文学作品的翻译的个案研究阶段, 即微观个案研究尚可而宏观研究尚显得有些滞后。如何尽快尽早地将翻译个案中体现蕴藏的规律性内容提炼出来, 并上升到理论层次, 为以后的古代文学作品翻译提供有理可依、有据可查的标准和规范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整体论这一古老哲学标准的介入正是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中习.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9.

[2]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

略论茶典籍的对外翻译与文化传播 第8篇

1茶典籍对外翻译现状

《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字字珠玑,字美意丰,是科学性、实用性、美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融合,是我国茶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茶典籍对外翻译的重中之重。据统计,目前《茶经》已经被译为十余种文字,译文版本有上百种,对我国茶文化的传播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日本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是历史上从我国引入茶叶、汲取茶文化精髓的最早国家之一,也是研究《茶经》翻译最早的国家。早在江户时期日本茶学人士就开始研究《茶经》的翻译工作,1774年,大典禅师以片假名外加汉字的形式对该著作进行评点,撰成《茶经详说》一书。近代茶学研究大师诸冈存根据对《茶经》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理解,写成《茶经评译》、《茶经评释外编》、《陆羽与茶经》、《茶圣陆羽传》四部著述,在日本文化领域引起强烈反响,推进了中国茶文化在日本社会的普及和发展,也为日本茶文化的形成作了有力铺垫。近代茶学家布目潮沨完成了对《茶经》的精校,并在《中国茶书全集》中刊载了八个《茶经》文本,对日本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茶文化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

韩国也是受中华文化影响较为深远的国家,茶文化相关内容很早就开始在韩国传播开来,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出现《茶经》的韩语译本。1973年,崔凡述在《韩国之茶道》一书中收录了《茶经》的前六章,对茶叶的历史渊源、采制方式、冲泡技术、饮用方法等作了详尽介绍。1981年,韩国学者金云学在《韩国之茶文化》中首次把《茶经》全书译为韩语,深化了韩国人对中国茶文化的系统认识。

我国茶叶自十六世纪起进入欧美社会,也将茶文化带入这些国家,在各国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形态,《茶经》译本自然也就各有千秋。在英文译本中,比较著名的是威廉姆·尤科斯在1935年出版的All About Tea(《茶叶全书》),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内容进行了省略和淡化处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文意义的缺失,但这也避免了由于文化不通所导致的理解不畅,对于并不了解中国茶文化的英美读者而言已经足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同样,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捷克、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译本中,也存在这样的简化处理方式,目的是贴近读者的心理预期和接受能力,保证高效的文化传播。

从现存茶典籍的翻译情况来看,出于对中外文化差异和读者接受能力的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采用省译、删译的方式来处理具备独特文化意义的内容,保证译文的易读性和易懂性,促进读者对中国茶文化的理解,这推动了茶文化在各地的传播。但是,中国茶文化与其他茶文化相比最精彩也最深刻的部分就在于其文化元素,如果一味地将目的语的文化语言置于首要位置、一味地删减原书的文化内涵,将会导致原书风味散失、意蕴大打折扣的情况发生,从长远来看将会对我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2茶典籍翻译的文化处理策略

茶典籍翻译对待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常采取两种处理策略,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无限接近作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让作者无限接近读者,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将这两种方式概括为归化与异化策略。其中,归化策略的特点在于不要求译者对语言表达形式和细节上的准确再现,只要能够传递原文的基本精神和语义内容即可,译文要符合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容易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但原文的文化特色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消损。异化策略的特点在于力求延续原文的文化及语言特征,将原文的表达形式直接再现于译文之中,让译文彰显出独特的异域文化色彩,丰富目的语的表达形式,促进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但也可能因为文化色彩过于浓厚而导致读者理解困难。其实,究竟采取怎样的文化处理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与两种文化之间的地位关系,或是译者希望赋予两种文化怎样的地位关系。

2.1归化策略:强势的目的语文化

佐哈尔在多元系统理论中指出,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是影响乃至决定译者采取何种翻译方法的重要因素,其中目的语文化的地位对这一决定具有关键作用。如果目的语文化非常强势,源语文本仅仅处于文化系统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那么翻译的重点并不在于通过引入崭新的文化内容来丰富目的语文化,而在于译文能够遵循目的语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规范,对目的语读者而言具有较高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

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译者在翻译茶典籍时,就会努力探寻源语文化及表达方式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对应物,对文化特色颇为显著的内容则采取省略或删减的方式。《茶经》的第一章“茶之源”对茶叶的功效有如下解释:“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部分译本将目的语文化置于强势地位,对原文中的文化元素进行归化处理,比如把“甘露”翻译为“manna(吗哪,即天赐之物)”,这是基督教中的特有因子,目的语读者看到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圣经》中对于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得到天赐食物的故事,宗教色彩浓厚,却与原文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大相径庭,很容易导致文化误导,让目的语读者产生东西方文化相似的错觉。所以,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并行的世界中,一味地将目的语文化置于强势地位,压缩原文的文化内涵,既不利于源语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目的语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及发展。

2.2异化策略:平等的文化交流

当今社会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平等的社会,强调求同存异,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在这个背景之下,翻译的本质就上升到是否体现出两种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意识,翻译的策略自然也就向异化倾斜。我国茶典籍翻译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其他文化形式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使目的语读者最大程度地品尝到原汁原味的中华国粹,对中华文化形成准确而全面的认识。

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译者翻译茶典籍时会特别关注那些拥有独特文化意蕴的内容,以源语文化的准确传达为基础,综合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促进中国茶文化在其他地区的延续。对于上文中提到的“甘露”的翻译,以异化策略为指导的译本将其译为“amrita(东方神话中令人长生不老的仙露)”,不仅可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茶叶的保健功效,还将东方文化因子带入目的语读者眼前,形成强烈的异域文化体验。对那些我国特有的茶叶名称、制茶工具等,则可以采用半音译或者音译的形式引入目的语文化,通过恰当的注释,引领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和联想力,体会其中的东方神韵。

3以茶典籍翻译促进文化传播

茶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形式之间的跨语境交流,译者应当把握两种文化及语言之间的异同,以及造成这些异同的背景因素,注重展现原文的美感,重现源语文化的想象美、意境美、音韵美,促进不同文化的有效沟通。

3.1想象美的传达

我国清代陆廷灿著有《续茶经》,是除却《茶经》以外茶典籍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文化作品。在这本书中,作者引用了唐朝陆羽为纪念恩师所作的《六羡歌》:

这首诗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诗歌注重想象美的创作特点,内容含蓄、情思悠远,全文重在写茶,却没有一个“茶”字,四个不“羡”与两个“羡”都没有明确的主语,读者可以发挥无限想象自由设定情境,对这些表达关系给予说明。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译者应当准确表现出原文所具有的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注重传达原文的想象美,再现原作的深刻内涵,为目的语读者营造一个美好的想象空间。

3.2意境美的重现

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萃取了从古至今的优秀传统和价值理念,民族韵味浓厚,意境美感深刻。曾有学者指出,意境对于茶而言,又如甘泉之于香茗,可谓相得益彰。译者在翻译茶典籍时,应当特别强调对意境的完美再现。例如,宋代诗人杜耒在《寒夜》一诗中就围绕茶营造出清雅的意境:“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译文为:

“No liquor for callers as cold night boon,Tea cheer warmly on bamboo-stove flame.By the window nestles the usual old moon,Winter-sweet blooms it no more the same.”

译者将“客”译为“callers”而不是“visitors”或“guests”,有效避免了这些词汇所带来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彰显出中国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在翻译“酒”时,使用了浓烈的“liquor”来突出东方色彩,而没有使用充满西方风情的“wine”。对于“竹炉”的翻译则将中国文化的又一象征“竹”予以展示,明确与西方圣诞夜经常出现的壁炉“fireplace”区分开来。整首诗译东方韵味十足,读起来也非常舒适,国人的古道热肠与品茗的淡雅意境被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

3.3音韵美的再现

我国茶典籍多以诗词或短句的方式写成,绘声绘色地对采茶、制茶、煮茶、品茶的过程进行描述,综合运用拟声、象声、回音等修辞手法,营造出强烈的音律美感。以白居易的《山泉煎茶有怀》为例:“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译为:“Bending,I bale in trickles crystal clear.Boiling,tea bubbles to chant and cheer.Pouring a cup full for no reason special,Just to share it with its doter,my tea-peer.”

原文中的“坐酌”与“看煎”均为叠韵,读起来悠然有致,译文的“bending”和“bale in”,“boiling”和“bubble”则以四个[b]音打头,读者仿佛可以依稀听到煮茶时水中气泡轻轻爆破的声音。“泠泠”与“瑟瑟””则是两个象声词,表现清泉流淌和茶舞汤吟的动感,彰显出诗人坐在清波之畔取水煮茶的愉悦心情。“crystal clear”以及“chant and cheer”既和了句间的头韵,也押了句末的尾韵,完全可以媲美原诗的音美效果,音乐美感十分显著。

4结语

在茶典籍翻译中,译者应当处理好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关系,将两者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既满足传达原文精神和意义的要求,又符合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的需要,实现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彰显原文的想象美、意境美和音韵美,促进我国文化在其他地区的传播。

参考文献

[1]范东生.文化的不同层次与翻译标准[J].外国语,2000(3):67-72.

[2]吴觉农.茶经评述[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3]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典籍翻译 第9篇

一、典籍文化翻译

“文化翻译”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研究对象是语言外壳下内隐的文化信息的传达或转换。译者的主要任务是在译入语中尽可能地忠实再现原文的文化意义。文化意义的确定过程非常复杂。要完成文化信息在另一语言中的再现,译者不仅需要准确理解源语言的字面意义,更要了解字面意义之外所传递的文化内涵,必须具备敏锐的文化意识、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自觉的阐释意识和能力,才能完成源语文化在译入语中的准确再现。

古代典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代表着一种历经历史浓缩,负载大量独特信息的传统文化。“文化强国”大战略的提出,触发了人们对中国典籍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思考。典籍英译无疑已成为文化外宣的重要途径,是“走出去”的必经之路。但中国典籍的翻译却面临着诸多障碍,翻译质量的参差不齐,导致了中国经典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和其他语种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何采用科学的翻译方法使海内外读者共享中华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将中华经典推向世界舞台,是摆在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神圣的任务。

典籍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中的文化信息转换问题,是在译入语中尽可能地忠实再现原文的文化意义。典籍翻译中涉及诸多文化问题的处理,如深刻中华文化内涵的再现,独具中国特色意象的转换,文本特定语气格律的把握,译者主体性的彰显等。要完成文化翻译的任务,译者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化意识、深厚的文化功底及较强的阐释能力。因此,文化翻译可以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是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异族或异地的文化进行描写阐释,即“深度描写”。文化翻译者的任务则是将一种语言文本中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在翻译研究中,译者和民族志工作者面临着相同的对象:他族文化;相同的目的: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这些类似点和关联性为典籍文化翻译研究借鉴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基础。

二、深度翻译法

“深度翻译”的概念是由文化人类学中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借用而来,最早提出该翻译方法的是美国翻译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1993)。他曾提出“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和“深度语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的概念,即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采用添加脚注、注释、评注等方法,以便将文本置于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中,进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互融合。通过深度翻译才能充分挖掘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原作者的主体意图,尽可能加深译入语读者对源语文化信息理解和接受程度。深度翻译的应用能帮助译者通过运用读者熟悉的形式阐释他者文化,从而使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深度翻译其实质是增量翻译,所增加的关于源语和源文化的信息主要放在注释或评注部分,即对源语文化知识点进行重构和阐释,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真正理解源语文化。其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源语文化—源语文本—译者主体—译语文本—译语文化。

三、深度翻译策略在典籍英译中的具体运用

我国典籍都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译文中既要用地道的语言让读者对其做出准确的理解,又要传达原文的文化特色,与此同时,还不能因为文化元素的加入而感到突兀。因此,译者需要采用深度翻译法,对译文进行各种形式的添加注释,对原文中的词句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深度翻译能够再现翻译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减小跨文化理解障碍和翻译难度的有效方式。在中华典籍翻译中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1. 音译加注

针对汉语中独有、英语中缺省或半缺省的词汇或表达方式,在翻译时,需保留其汉语拼音,但囿于读者无法理解,因此,音译名后需添加注释。如《黄帝内经》中对于“阴阳”“五行”等词汇的翻译就是采用音译加注法进行深度阐释。

《黄帝内经》李照国英译本中将五行译作“five elements”,并在括号内对其内涵进行了解释:Wood,fire,earth,metal and water which are considered as the essential constituents of the material universe and chiefly used for explaining the properties of viscera of the human body,their mutual relations,physiological phenomena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该译文对名词的意义及哲学内涵进行进一步加注解释,从而实现了源语思想文化的有效传递和表达。

又如“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也,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黄帝内经·素问》)。

现代文意义:“黄帝说:阴阳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一切事物的纲纪,是万物变化的根源,是生长毁灭的根本,是事物各种运动现象的原动力。凡医治疾病,必须求得病情阴阳变化的根本。”

Yin and Yang serve as the Dao(1aw)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ll things,the parents of change,the beginning of birth and death and the store house of Shenming(Spirits).The Treatment of disease must follow this law.

在以上译文中,对于“阴阳”“五行”等中国古文化中特有的文化负载词,译者除了音译之外,还在括号里进行了具体解释,从而使读者更能领会其文化内涵,避免了过多的文化含义损失。注释中涉及音译词文化意义的确定,是一个较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译者准确理解所译内容的字面意义,更要了解字面意义之外所传递的信息。

2. 附加脚注

有些注释过长,不便直接加在译文中,因此,译者将其置于每页或每章节之后,称之为“脚注”,这在典籍翻译中很常见。

例如,Arthur Waley所译《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的意思是:治大国好像烹小鱼一样。具体含义为:治大国好像烹小鱼,不能常常翻动,否则小鱼就会翻碎;国君治理国家不可朝令夕改。过于多事,反而会把国家弄乱。这句经典名言反映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Arthur Waley的译文为:Ruling a large kingdom is indeed like cooking Small fish.(Arthur Waley,2004,P127)如果读者只看“cooking small fish”会不明其意。因此,Arthur Waley在章节末对这一翻译做了进一步解释,“the less one handle them,the better”。译者能够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对文化空缺进行补偿,这样更有利于读者理解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

《道德经》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句话的意思是: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丰盛的食物,使人舌不知味;因此,圣人但求吃饱肚子而不追逐声色之娱,所以摒弃物欲的诱惑而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Arthur Waley的译文是:The five colors confuse the eye.The five sounds dull the ear.The five tastes spoil the palate.西方读者不知道“five colors”“five sounds”“five tastes”的具体内容,会觉得迷惑不解。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五色”指青、黄、赤、白、黑;“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味”指酸、甘、苦、辛、咸。所以在此处增加了注释“The five colors refer to blue,yellow,red,white and black.The five sounds mean Gong,Shang,Jiao,Zhi and Yu.And the five tastes are sourness,sweetness,bitterness,spiciness and saltiness”。结合这些具体解释,源语中文化意象立即跃然纸上,给读者感性的理解。

在《三国演义》罗慕士英译本中,也有很多这种通过添加注释达到传达原文独特文化意象的目的。例如,操大喜,于是先发矫诏,驰报各道,然后招集义兵,竖起招兵白旗一面,上书“忠义”二字。

译文:Elated with the response to his appeal,Cao Cao forged a decree in the emperor's name,and swift messengers carried it to various points.Next,he recruited volunteers for the cause and raised a white standard bearing the Words“Loyalty and Honor”.

附加脚注为:The coordinate concepts Zhong and Yi are central to the epic's themes and structure.Zhong is always translated into“loyal”or“loyalty”.It means true-hearteddevotion to established authority and is an extension or correlatewith Xiao,fillal love.Yi is a more difficult word to interpret.The conventional translation“righteous”is often too limited.“Yi”means commitment to a cause,principle,man or group.

此段注释的意思为:这部历史长篇小说的核心是“忠”和“义”。“忠”即对既定权威的全身心奉献,通常译成“loyal”或者是“loyalty”,是“孝”的延伸。“义”的含义更难阐释,用传统的“righteous”不足以表达,其内涵意义为对某一事业、准则、人或者群体的承诺。

在此段注释中,罗慕士深度阐释了儒教所提倡的“忠义”的传统文化内涵,获得了最大的语境效果。因此,译文加注释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词汇对应,而是充分地展现了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和内涵。

3. 翻译评注

在格里菲斯所译的《孙子兵法》中,译文中就翻译了多处有代表性的评注。译者选取的评注内容丰富,既有评注者对原文的分析、阐释,又有其对某一观点的评论,还有的是借中国古代经典战例进行理论性文字解释。

如宋朝评注家张预对“道、天、地、将、法”五因素的分析:“举兵之前,首先考虑是否是正义之师(道),再看季节、天气(天)和地形险易(地),考虑前三者之后方可命将领兵发起进攻(将),之后则需严明法纪(法)。”

其评注译文如下:

Chang Yu:The systematic order above is perfectly clear.When troops are raised to chastise transgressors,the temple council first considers the adequacy of Theruler's benevolence and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peoples;next,the appropriateness of nature's seasons,and finally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opography.After thorough deliberation of these three matters a general is appointed to launch the attack.After troops have crossed the borders,responsibility for laws and orders devolves upon the genera1.

通过对以上评注的分析,即使是异质文化读者也能够非常清楚地认识五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能对原文简练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内容有更直接的认识。

四、结语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翻译方法,“深度翻译”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结合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掌握和理解,使译文描述具有了“他者”的视角,通过对话语语境的解读使目的语读者有机会了解并理解文化差异。尤其是针对中华典籍这类文化特色明显、文化意象在译入语中缺省、读者较难理解的文本,纯语言层面的文字转换不能实现内涵文化的有效表达,“深度翻译”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深度翻译”也有不足之处,因为较多的注解和阐释,译文读来不够流畅。因此深度翻译并不适用于对可读性要求较高的文本类型,如小说、诗歌等。但文化翻译作为对“他者”跨文化的阐释,其自身特点决定了译文无法流畅表达。对于典籍文本的阐释只有通过“深度翻译”这一对策,才能实现文本的思想文化的再现。只有有效运用“深度翻译”这一策略,中华典籍文化才能逐渐走向全世界。

摘要：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华典籍文化外宣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作为一种文化翻译手段,借鉴于“文化人类学”的“深度翻译法”通过添加注解、阐释、评注等策略,能很好地翻译出英语中缺省的文化意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华文化,是典籍文化外宣的一种重要手段。

关键词：“文化强国”,典籍文化,深度翻译

参考文献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李照国.黄帝内经·素问[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3]汪榕培,李正栓.典籍英译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4]孙宁宁.翻译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纬度:深度翻译[J].上海翻译,2010,(1).

[5]张艳,胡卫平.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翻译的启示---“深度翻译”理论模式探索[J].当代外语研究,2011,(2).

典籍翻译 第10篇

在中国文化中, 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原则和精神力量, 这就是孔夫子所倡导的“仁”。这一思想不仅可以和泰西之学中的“博爱”原则相媲美, 而且在内涵上要比后者具有更深更广的文化意蕴。有学者称儒家学说为“仁学”, “仁”是《论语》道德思想体系的核心, 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在汉语中, “仁”有多种含义, 在《高级汉语词典》中, “仁”的解释就有十多条, 本义:博爱, 人与人相互亲爱等。

关于这个极富中国思想内涵的词语, 不同的英译翻译家对此有不同的阐释。这里以英国汉学家理雅各、韦利和中国怪杰辜鸿铭的译作为对比对象。理雅各把“仁”翻译为“true virtue, benevolent actions, virtuous manners, beneficence, perfect virtue”等、韦利通篇把“仁”译为“Goodness”或“Good”、辜鸿铭则选择“being moral”、“moral character”或“moral life”等来翻译“仁”。

不同的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动机对核心词“仁”采取不同的翻译方式。有统一一致的、有多种表达方式的。其两种翻译方式各有利弊。保持核心词的统一性, 有利于体现儒学思想的连贯性, 给读者留下系统的、整体的印象。但是, 由于《论语》核心词在历史中的诠释意义丰富, 单一的译语词很难真正传达原语的本意。而且削弱了原语的内涵。相反, 精确的阐释使核心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得以呈现, 但整体上却给人一种散落的感觉。

这不同的翻译策略跟译者的翻译动机有关。

理雅各把译介儒家经典作为其宗教事业的一部分, 这一点决定了他的译法, 力求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译出原作的确切意义。同时, 译文也能让其主要的传教士读者群, 对儒家思想有更为深刻的理解。韦利努力在英语中找一个单一的对应词, 更多地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但两者的不同是理氏在努力传译原作意义的同时, 还注重保留原作的表达形式。韦氏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更多的是打破原文结构, 采用灵活的口语体, 把重点放在传达原文意义上。这种不同主要在于两位译者所处时代不同。理雅各所用语言可谓19世纪英语, 具有古典英语的韵味;韦利的英语则属于20世纪初期, 更体现出现代英语的特点。作为传教士, 理雅各翻译儒经的目的之一是使基督教传教士了解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 从而更好得在中国传播基督教, 达到让基督教义取代儒家思想的目的。他认为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 亲自考察中国圣贤建立的, 作为中国人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石的整个思想领域, 才能负担起自己的传教职责。韦利翻译也强调译文要忠实原作, 准确的再现原作风格。但其意图在于让欧洲读者了解《论语》作者的初衷和《论语》的真实面目。他以普通欧洲读者为对象, 旨在体现原文的原貌, 采取近似口语的翻译策略。而中国怪杰辜鸿铭则完全采用的是一种“阐释”的翻译方式, 完全以西方世界观为根基。他处于中国被西方侵略的特殊时代, 但自身认为西方文明有种种弊端, 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他要向西方人传播儒家文化, 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也有高度文明, 甚至比西方文化更优越。他采取能使普通西方人都能看懂的方式翻译《论语》为的是要让世界认识一个有内涵的中国。

从对三者翻译策略和动机中, 我们看到不同的译作都是译者带着自身前理解, 本着各自翻译目的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在欣赏不同古籍译作的同时, 我们更应人性化的去理解译者在其译作中所担负的角色及对作品的理解, 而不应教条的剖析翻译用词的准确与否。

摘要：中国典籍思想博大精深, 通过对《论语》中“仁”的思想含义的英译对比, 分析译者在不同时代背景和翻译动机的支配下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指出我们应人性化的去理解译者在其译作中所担负的角色及对作品的阐释。

关键词：典籍思想,翻译动机,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 中国翻译, 2003 (2) 。

[2]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 中华书局1997。

[3]杨伯峻:《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1980。

典籍展览 启迪人生 第11篇

关键词 国家典籍博物馆 典籍 展览 教育 大课堂 多媒体

分类号 G252

Ancient Book Exhibition Inspire People：Thinking o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in the Opening Year

Zhang Lichao， Lin Shitian， Liu Zhongxuan

1 中国典籍展览历史

1.1 中国古代典籍展览雏形

中国典籍源自殷商，浩如烟海。典籍展览更是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先秦典籍《穆天子传》卷五即有“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汉代以来，更有七月七日曝衣物图书的节令性习俗风气。至宋代，君臣聚集一起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及时冠盖满蓬莱”“坐倾人物尽仙才”的曝书会，成为具有图书展览会性质的文化年度盛会，是最早的典籍展览[1]。馆阁的曝书会，虽然初衷是为图书的维护保养而开设，但深层次而言，是为弘扬统治者提倡文治、优宠文士的治国方针，与会者在“直观统治者崇尚儒术、肇振斯文的成果”的同时，更可以观画赏帖，切磋技艺，从而感染艺术情趣，激发创作情思。可以说，这是典籍类展览教育感化、启人智慧职能的最初体现，只不过其受众多为当时的中上层士子官僚，普通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

1.2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历史

早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国家图书馆为更好地宣传馆藏，揭示文献，引导读者利用馆藏，从1925年即开始举办馆藏善本展。1929年10月开始，更是每年10月定期举办图书展览，实际上这也是继承古代藏书文化的创新之举。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从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国国家图书馆加大了展览的力度，相继举办了“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四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展”“东方的觉醒——辛亥百年历史文献展”等十余场大型展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进一步拉近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公众的距离，增进了社会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2 国家典籍博物馆介绍

2.1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定位

典籍博物馆是以典藏、展示、保护、研究国家重要文献为主要内容，具有传承书籍文化、开展社会教育作用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2年7月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典籍类专业博物馆，一方面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是国家图书馆的一种新型阅览服务形式；另一方面，又有着博物馆的属性，与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先生在对国家典籍博物馆进行定位时谈到：“国家典籍博物馆应以典籍文化为中心……围绕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典籍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以存世典籍文献、反映典籍发展与传播的文物、技艺等为展陈对象，不断创新典籍展陈理念，形成基于‘典籍-文物-技艺’的活态化展陈平台。”[2]

2.2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概况

2014年7月，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试运行，首次举办“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包括见证中华古代文明传承的重要文献——善本古籍、镌刻在石头上的二十四史——金石拓片、见证古代四大文明交流融合——敦煌遗书、见证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历程——名家手稿、古代皇家建筑典范——样式雷图档、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的图形再现——舆图、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见证西学东渐——西文善本、展示中国古代典籍长河——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等9个展览，全面展示了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特藏珍品，时间跨度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现当代的名家手稿，从《四库全书》、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等稀世珍本到《神策军碑》等罕见金石拓片，800余件民族文化珍宝第一次大规模、成体系走出“深闺”，与观众零距离接触，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记忆从殷墟甲骨、钟鼎铭文到汉代木简、宋元刻本的历史变迁，诠释了中华典籍的产生、传播、收藏、损毁、流散、回归，典籍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中外典籍文化以及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流、融合，充分展现典籍文化的伟大创造力与超强生命力。

首展之后，我们陆续举办了“大将手笔 家国情怀——赖少其书画作品及文献史料展”“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展”“迎春送祝福网聚中国心——国家图书馆馆藏楹联文献展”“千年古郡九朝神韵——正定历史文化展”“三山五园文化巡展——圆明园四十景文化展”“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非遗传承人人参与——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摄影展”“册府千华——珍贵古籍雕版特展”等系列大展，社会反响热烈，参观踊跃，有些展览应观众要求一再延长展期。截止2015年6月底，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馆9个月，参观人数已超过37万人，赢得了社会强烈反响和业界极高评价。

3 图文并举，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国家典籍博物馆自挂牌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身份，一方面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是国家图书馆一种新型的阅览形式；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典籍类专业性博物馆，有着博物馆的属性。鉴于当今国内很多博物馆定位模糊，在实际建设与运营中重“硬件”轻“软件”，重“收藏”轻“服务”，重“数量”轻“质量”，导致“门可罗雀”，国家典籍博物馆如何融合两者各自职能，吸收各自优势，培养一种超于两者之间的公众意识和社会意识，更好地发挥其服务宗旨及对人的教育引导作用，在发挥社会教育方面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个性培养，避免博物馆成为一种“摆设”或“鸡肋”，是一个需要深度探索与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国家典籍博物馆自成立之日起，就在尽可能地提供“主动式服务”等软件内容上下功夫，努力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展览内容、大众化的展陈语言、互动性强的展示手段、舒适休闲的馆舍环境。

3.1 深入浅出，挖掘典籍背后的故事

一个成功的展览应该能让观众愿意看，看得到，看得懂，我们在展览的策划与实施上注重换位思考，将自身摆在观众的位置来思考展览的策划，注重将学术化的语言以讲故事等大众化的表达方式来呈现。

鉴于每一部典籍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还蕴含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策划展览时，力争挖掘每一部典籍在编纂、抄刻、流传、收藏过程中产生的故事，揭示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构建人与典籍对话的平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以敦煌遗书精品展为例，展品中《四分律初分》为国家图书馆最早的、有纪年的纸本文献，它于417年在酒泉抄写，后流传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的见证；武则天追悼亡母写经为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动用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中央官署的楷书手，抄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各三千部，给她的母亲杨氏祈福。这批写经现存40多件，书法精严，装帧考究，是唐代写经中的上品。卷尾题记反映了唐代的宫廷写经制度：由官员主持，每卷抄写完成后由书手或僧人进行三校，最后由玄奘的高足进行三级详阅，装潢由解善集等名手完成，清晰地再现了经卷从抄写到最终完成的各个环节。敦煌遗书展还展出了一部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这是由当时的敦煌学郎抄写的。敦煌古代寺学发达，几乎每个寺院都办学，是当地的教育中心，有的寺学长达百余年，学生面向僧俗二众，除学习经律论三藏外，还学习儒家经典、应用文章等世俗科目。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学郎除读书外，还替人抄经卷，换取一定的报酬。有意思的是，这部经卷后有学郎诗：“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敦煌学郎诗妙趣横生，对研究当时学郎的生活、学校教育情况，乃至当时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展出以上藏品时，综合多方资料，选取通俗易懂的表述语言，深入浅出进行展示，让观众既能轻松了解每一部典籍背后的精彩故事，也能深入了解每一部典籍的历史文化内涵。

3.2 精雕细琢，贴合主题的展陈环境

展陈环境的设计是一个展览成功的关键，优秀的形式设计可以迅速拉近观众与典籍间的距离，让观众轻松获得一种与先贤对话的穿越感。以敦煌遗书精品展形式设计为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进行展览设计时，即将整个展览置于敦煌历史文化的宏观大背景下来安排展览主线、宏观结构以及设计语言。

首先，在展览主线上牢牢把握敦煌遗书不同时期的发展史和流散史，一方面以敦煌遗书的发展史为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四个时间段展示了敦煌遗书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另一方面以敦煌遗书的流散史为线，为观众讲述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敦煌遗书跌宕起伏的命运，从而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其次，在展厅的宏观结构上力求营造出大漠敦煌的神秘气息。展览名称使用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题写的“敦煌遗书”四个大字，底纹采用莫高窟全景图暗影。前言像一幅展开的敦煌经卷，搭配着柔和的灯光效果，使序厅显得典雅肃静，引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步入敦煌遗书的宝库。

在展厅中间的高挑空间选取了148窟的药师经变壁画作为装饰图案，中间六块独立背板也分别选取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壁画，使观众仿佛置身于莫高窟中。

第三，在展陈设计语言上使用统一的设计语言，敦煌遗书展厅四个单元从敦煌壁画中提取颜色厚重的黄、赤、绿、青作为色彩主体，通过色彩感官体验让观众在整个过程中感受敦煌文化的兴盛与沉寂：魏晋南北朝时期采用代表着新生和奠基的大漠黄，隋唐时期采用代表着繁荣和昌盛的朱砂红，吐蕃时期采用代表着灵动和发展的石青绿，归义军时期采用代表着沉寂与永恒的烟波蓝。各个单元色彩绚丽但不失历史厚重感，每个单元的主体色调与展览内容紧密结合，更好地烘托展览的整体气氛。

敦煌遗书展厅的展陈设计体现出了敦煌历史文化的厚重与大气，达到了整体气氛浓厚，艺术气息鲜明的陈列效果。

4 多管齐下，以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展现典籍与文字之美

西方学者霍华德·加德纳认为人具有七种智能，即语言、数学逻辑、空间、音乐、动觉、人际交往和自省能力。他认为学校教育只注重了语言、数字逻辑和自省能力，博物馆教育不能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应该尽可能多地增加学习媒介，增加知识点表现和传播的方式，以此激励和帮助观众达到学校难以达到的学习效果。难能可贵的是，现在大多数博物馆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展览中注重增加自助解说设备、多媒体互动展示手段、现场互动演示等内容，使得单向灌输式的展览逐渐向双向互动式的展览转变。

相较于器物类展品，典籍展品多为平面化纸质文献，展陈手段相对单一，且文字多为文言文或繁体字，观众在参观时难免觉得晦涩难懂，采用通常展陈方式解决不了典籍类展览的“展不全”“讲不透”问题。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展览的设计中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加深观众对展品及展品背后故事的了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首次在展览中大规模引进互动项目，如多媒体展示手段、传承人现场演示、模拟书房等，其中尤以多媒体手段和现场互动演示的应用最为突出。以多媒体手段为例，我们在古籍善本厅“保卫善本”小游戏项目中，通过建立藏书楼场景，设置知识互动环节，引导观众在触摸屏上将对古籍善本保护有危害的事项找出来，使观众可以在玩耍的过程中自觉领悟掌握古籍保护常识；“甲骨文互动临摹”以十二生肖和百家姓的甲骨文写法为基础，让观众通过临摹甲骨文来认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字，还可以通过打印机将写出来的甲骨文带回家；样式雷氏设计图档展厅中设置的“古建筑模型搭建”和“九州清晏”虚拟互动项目，让观众通过动手操作，学习古建筑不同于现代建筑的建造工艺，领略圆明园曾经的秀美景观，加深对雷式建筑文化的理解；简史厅以现代流行的连连看的游戏形式，将不同时期文字的载体、书写方式、书籍的装帧形式等融入游戏内容，使观众在娱乐的同时了解了不同时期的典籍特点，增加了知识储备；舆图厅设置了“舆图拼图”体感互动游戏，将馆藏著名舆图的元素加入体感互动游戏中，吸引了来馆青少年的极大兴趣；圆明园文化展中以声光电为主要展示手段，设置了海晏堂十二兽首艺术科技展演、乾隆皇帝游江南多媒体互动、火烧圆明园场景再现等项目，让参观者在震撼的视觉享受中体验圆明园昔日的盛况以及今日的凋零，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体验清代帝王的一千零一个梦境，也让观众在参观之余加深了对于历史兴衰变化的思考。

国家典籍博物馆在首展之后陆续策划了春节楹联文献展、我们的文字——非遗中的文字书写与传播等展览，社会反响强烈。春节楹联文献展览期间，策划了“名家带你写春联”活动，邀请数十位书法大家与观众在展厅内现场书写春联，展览既普及了中国传统书法知识，也与观众一起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春节的期待与祝福，古籍馆从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善本古籍中辑出一百个福字，制作百福墙，深受观众喜爱；非遗展览中设置了互动专区，邀请了10余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与观众进行互动，观众观展热情空前高涨，展览闭幕时间也因观众的强烈要求一推再推；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充分挖掘馆藏地方志、样式雷等特色文献，与国内历史文化名城等策划举办了正定历史文化展、圆明园文化展等展览，多手段、多层次向观众系统介绍了各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地方特色，让观众在千余平米的展厅内充分领略各地独特悠久的历史风情。如正定历史文化展即结合正定的历史文物和国家图书馆馆藏，以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线索，通过文物、典籍、老照片、展板、模型、多媒体等多种手段的联合展示，分六个部分向观众介绍了享有“千古俊美”之名的正定古城从新石器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后横跨数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展览吸引了大批学者、宗教界人士、学生、正定在京人员、学校及社会团体的关注与参观，他们从展览中各取所需，汲取佛教文化、建筑、古城保护等知识点，有很多曾经在正定工作学习过的人参观过程中触景生情，感慨落泪，可以说，正定历史文化展唤醒了这些人的一段回忆。

以上展陈手段的应用，拉近了因时间与阅读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大众与历史典籍的距离，增加了亲切感，赋予了典籍浓郁的“人情味儿”，让大众在轻松的互动过程中学习了知识，增加了见闻。

5 依托展览，开展社会大课堂教育培训活动

博物馆举办的高质量展览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配合展览开展的拓展性的教育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博物馆的重视。国家典籍博物馆在首展筹备时就注重展览与相关讲座、论坛等互动活动的紧密结合，加强与学校等教育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等的联系，积极开展拓展式教育。

针对不同层次观众的特点，结合展览内容，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国家图书馆原有讲座品牌的基础上，策划了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在首展中，配合展览策划了一系列以“弘扬中华文化，关注人文情怀”为目标的讲座，密切结合展览，传播典籍文化，打造文化盛宴，多角度地解读中华文化史中留下的典籍国宝，通过讲座启人心智，能够让观众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及震撼人心的民族瑰宝有着深刻的认识，从而培养观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我们的文字”非遗展期间，国家典籍博物馆不仅安排了6场“我们的文字”专题讲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印章中的文字美、汉字与历史文化为主题向广大读者解读文字魅力，还设置了认识古代文字乐谱的音乐会、为小朋友讲文字故事的亲子活动、古籍修复现场教学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多种形式的教育模式不仅活跃了展览氛围，还可以使读者和观众更深刻地领略展览内涵，通过典籍课堂这一系列的青少年体验式教育课程，让中小学生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中华典籍穿越历史的恒久魅力。

此外，为了建立健全国家典籍博物馆公共教育体系，推进博物馆与图书馆业务融合，扩大典籍博物馆社会影响力，国家典籍博物馆还联合各学校及相关教育研究机构策划推出了“名家带你走进样式雷”“名家还你临名碑”“名家带你写春联”等一系列“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活动，将学校拟传授的教学点与展览进行结合，邀请名家大家、中小学生在展厅内进行现场教学互动，形成了知识点、知识传授者、受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深了受众对知识点的认识与理解，取得了学校教育难以复制的效果。这些活动现已逐渐形成典籍博物馆特有品牌，获得了在京各大中小学的认可。此外，为实现“将博物馆带回家”，典籍博物馆还结合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开发了一系列以典籍文化为特点的文创衍生品，力求通过将典籍元素融入现代文化创意的方式，古为今用，将中华优秀经典文化渗透到社会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 1 ] 成明明.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8（5）：144-147.

[ 2 ] 韩永进.翰墨流芳：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张立朝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综合协调组组长、馆员。北京，100081。

林世田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北京，100081。

刘仲瑄 中国国家图书馆助理馆员。北京，100081。

典籍翻译 第12篇

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集中体现,在当今各国文化频繁交流的背景下,典籍英译对弘扬中国文化,展现中国软实力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21世纪头十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是由于国家高度重视汉文化外传工作,典籍英译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关怀和支持,因此古典文学作品的英译事业蒸蒸日上。近十年来,王宏印、汪蓉培等著名专家著书立说,新作不断,代表性著作有汪榕培教授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辜正坤教授的《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王宏印教授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等。年轻学者们也纷纷发表相关文章,参加研讨。中国典籍英译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经举办了八届,每年的参加人数都不断增加。二是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TI) 的设立和建设,为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输送了一大批专门人才。虽然中国典籍英译事业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高层次、应用型、专门型翻译人才的缺乏。这个问题反映出研究生培养方法需要改革,相关课程教学也需要改革。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对典籍英译教学方法和研究生培养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需要传承下去,中国的价值观需要在全球价值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典籍英译工作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典籍英译作为翻译专业研究生的一门重要课程,它的教学模式改革也呼之欲出。

二、中国典籍英译教学存在的问题

之所以要进行典籍英译教学改革,是因为目前的典籍英译教学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缺乏相关的教学理论指导。我国的翻译硕士学位( MTI) 还是比较新的硕士专业。大多数高校设立翻译专业硕士点的时间在五年左右,因此尚无成功的教学经验,更缺少相关的教学理论指导,各学校都处在教学摸索阶段。典籍英译课程教学具有一定的难度,所涉及的知识又很有深度,系统的教学理论目前仍然空白。

第二,忽视翻译理论的学习。MTI是培养实践性人才的专业硕士学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会忽视翻译理论的重要性。事实证明,理论素养是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业化学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翻译理论不仅有利于学员掌握一般和特定的翻译能力,同时有利于学员在整个专业生涯中“保持和提升翻译能力”[1]。也就是说,理论素养是大学人文精神的体现,不仅使翻译教育“满足市场需要”,同时也“符合高等教育专业化学位的要求”[2~3]。

第三,忽视对研究生译者素质的培养。译者素质是指译者从事翻译活动必需的生理、心理、语言等主观条件,主要由陈述知识和以陈述形式表征的程序知识构成,是译者能力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译者素质的培养,是翻译教学关注的基础问题( 李瑞林,2011) 。译者素质分为译者的先天素质和后天素质,包括生理、心理、语言表达和文化识别四方面,是主观条件也是静态知识,是需要译者长年的积累才能掌握的程序知识。且不能与翻译能力混为一谈,要想发展译者的翻译能力,先要打好译者素质的基础。忽略译者素质的培养,独求译者能力的发展只能是舍本逐末。译者的先天素质强调每个译者的个体差异,包括译者的语音、语调、语速面貌、身体和心理健康程度等素质。后天素质包括母语与目的语表达、双重文化识别、身体健康程度和心理抗压素质等。先天素质往往是译者与生俱来的能力; 后天素质是译者通过自身努力和长期训练而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培养的。

第四,忽视文、史、哲三科知识的互通性。在当前的学科体制下,一切教育似乎都可以量化为客观知识和能力,如翻译水平等级考试。实际上翻译教学作为人文教育,需要学生建立独立的人格意识、想象力和创造力,形成健全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译者也不仅仅是原作者的影子。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同一部中国典籍的英译,不同译者各有其翻译风格。加上政治因素和时代背景对译者的影响,译文往往也带着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有高尚的趣味和情操,有良好的修养和同情心,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有一种责任感,对人类的命运有一种担当。上述译者素质是需要通过对文、史、哲的学习,通过对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成果的吸纳和认同来慢慢形成的。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特殊性在于,学生进行笔译的材料都是古典名篇,因此对文、史、哲这三方面的基本知识要求更高。在学生做典籍翻译的过程中,困难大多不是来自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双语转换,而是来自于对源语篇的正确理解。

第五,忽视培养学生的自主实践与科研能力。研究生教育是建立在本科生教育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教育,其培养方式和培养目标都有别于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教学与学生科研实践相结合。翻译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高层次、实用型、专门翻译人才,其中学生自主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家翻译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也明确要求,翻译硕士的笔译实践量不得少于15万字。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由于其难度大,教师在讲授这门课时往往采用名家名篇赏析式教学。笔者认为,对学生典籍英译能力的培养应当循序渐进,由易到难,不能忽视实践训练。同时鉴于研究生的科研要求,应多鼓励学生自主研究不同译本的特点和不同译者的风格。

三、典籍英译教学改革的尝试

通过上文对翻译专业典籍英译课程教学问题的总结,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典籍英译教学方法的改革建议。

第一,针对教学理论缺乏的问题,提出运用二语习得前沿理论———动态系统理论( DST) ,有的放矢地培养翻译专业研究生的五大能力,即典籍和传统文化熟知能力、翻译理论掌握与实践运用能力、多元文化视角与跨文化传播能力、语言能力、翻译能力。考虑到翻译能力发展中的“蝴蝶效应”,要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发展轨迹进行跟踪与分析。区别开学生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法。

第二,完善对学生翻译能力评估和测试的方法。可以考虑以学生的翻译作品为语料,创建小型英汉平行译作语料库,使用paraconc等语料库检索软件进行分析,找出学生的共性问题。同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查找学生语用失误的主观原因,并使用SPSS统计学软件进行量化分析。

第三,在教学方法上采用“文化导入”式的教学方法。即教师适度补充学生基本的文、史、哲常识,以此增强学生对经典文献的理解能力。

第四,利用报告( presentation) 和分组研讨( seminar) 等手段,激发学生自主研究的能力。借助机辅翻译实验室,布置难度适当的翻译实践作业,并利用机辅软件,排查学生的共性语用失误。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翻译硕士学位( MTI) 还是比较新的硕士专业。大多数高校尚无成功的教学经验,更缺少相关的教学理论指导,各学校都处在教学摸索阶段。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由于其难度大、涉及的知识面广,学生不易接受,因此教学方法上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充分分析了当前典籍英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方面的教学改革建议,旨在探索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最佳教学方法和研究生培养的最佳途径。虽然本文提出的改革手段目前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但这无疑为下一步的教学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其他教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摘要：以翻译专业研究生典籍英译课程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分析典籍英译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改革建议,旨在探索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最佳教学方法和研究生培养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