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知识选择
大学的知识选择（精选12篇）
大学的知识选择 第1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知识,知识选择,专业
知识问题是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 这是因为“整个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知识的传递、掌握和学习而展开的, 或者说是以知识为轴心, 促进学生各方面发展的, 离开了知识的活动便丧失了存在的基本前提, 学生的发展也失却了得以可能的客观基础”[1] 。知识对于大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并非所有知识都可以进入大学, 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知识都是具有选择性的。大学中所划分的专业作为一种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知识的组合, 它是知识、社会、国家和大学共同选择的结果。
一、知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世界是复杂的,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多样的, 由此形成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也是多样的。但是, 多样的人类知识并不是平等的。16世纪特别是17、18世纪以来, 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奠定了科学知识在现代知识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科学知识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 科学成为现代知识的代名词, 唯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人们的学习第一要务就是学习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因而也占据了高等教育知识系统的核心位置并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 科学主义成为衡量其他知识类型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标准。吉尔纳 (Gellner, 1974 ) 认为现代社会被一种特别的认知模式科学的认知模式所影响。在现代社会, 科学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受到很高也许是最高的评价。其必然结果就是其他可能的知识形式没有得到重视, 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被看做是真正的知识形式。非科学的思想形式“包含着主张、判断, 这些听起来好像符合认知的特点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是充分的严肃, 不配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2] 。
以科学知识为标准的高等教育知识体系中, 有的知识竞相进入, 形成大学内的专业建制, 而有些知识则被排除出局。科学知识被视为最有价值, 在科学知识中, 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一切知识的典范尤其具有价值。一些人文社会学科虽然是大学的“合法知识”, 但也会经常受到“是否科学”一类问题的纠缠。大学中还有一类学科由于难于归类而处境尴尬, 例如教育学既非人文学科又非社会科学, 其科学性和学科“合法性”也常常受到质疑;最后则是一些为跨进大学门槛, 争取学科建制的知识门类, 女性学的“学科化进程”即为一例[3]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人文学科只能够通过表明它们与科学标准有亲密关系才能被挽救呢, 还是它们能够证明作为知识形式具有自己的合法性?显然, 如果高等教育在决定其知识政策的时候采取以科学知识为标准的话, 那么大多数其他的思想形式就不会进入高等教育的知识领域了。
然而, 后现代知识观的出现动摇了科学知识的霸权地位。后现代哲学的特点之一是认为即使科学知识本身也不可能成为稳固的基础以此来建立社会的知识实践。隐性知识的出现正在动摇着科学主张全部接受实证检验的观点[4] ;伽利略和其他科学家有意通过非理性的手段取得成功和科学上的进步的观点[5] ;将科学描述为非累积性的探究形式, 易于导致革命, 不可通约的范式在其中相互斗争的观点[6] ;科学发展并不是通过共识, 而是通过冲突、分裂和不连贯的观点[7] ;科学在技术控制上有其内在的“基本利益”的观点[8] , 这些关于科学知识的后现代理论无疑会导致对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地位的重新评价。
这些理论上的发展并没有产生贬低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效果。但是, 无论如何, 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现代社会, 科学可能会保持一种优势的如果不是唯一优势的知识形式。相反, 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是将科学看作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动态的话语, 它有自己的传统、争论、竞争对手和利益。因此, 科学正在被看做不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所有其他知识类型的话语, 而是在许多方面与其他话语类似的话语。当科学知识的话语霸权被解构而其他更多的知识类型在高等教育知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承认的时候, 可以想见, 高等教育将会呈现更加广阔的知识范围。
二、社会变迁对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知识的影响
西方现代意义的大学发端于11世纪左右的欧洲中世纪, 大学在产生之初具有“象牙塔”的特征, 大学的教育活动与知识的传播和掌握相关, 而不与新知识的探索与获得有关, 也不与社会生产相关。由于僧侣是中世纪知识的占有者, 大学以培养大学教授、法官和高级僧侣为己任, 以神学为主, 兼修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等科教育[9] 。
产业革命加速了知识的分化进程, 使自然科学成为主要学科。大学开始围绕各类专业、各个学科、各门课程组织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到19世纪后期, 除原有的古老的神、医、法而外, 工程、技术、农业、兽医、管理等都进入大学门墙之内, 侧身专业教育之列了。
20世纪初, 高等教育从单一走向多样化。从学校类型看,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 知识的增长速度加快, 各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学院纷纷诞生。从学校层次看, 除了传统的本科教育仍保持其活力外, 适应当地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要的“初级学院”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初级学院中, 从农业到工业, 从家政到商业, 从医疗部门到服务部门等, 无所不包, 其专业设置适应着所在地区的经济结构。二战以后出现的世界范围的大学改革浪潮, 使大学的形态、职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教育阶段的转变, 意味着几百年来只能满足少部分人需求的高等教育在最近四十年以来已经增长到几乎可以满足每一代新人口中的一半。这样就使高等教育越来越处于更为强大和更加多样化的外界社会的包围之中接受过更好教育的公众, 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更加强烈。这种发展也影响到对研究和学术活动的认识。随着市场化的取向, 人们日益把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可操作的、可计算性质的, 具有使用价值的知识类型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10] 。比如:护理学、脚病学 (podiatry) 以及针灸等。这样, 大学就会更多地处理一种知识, 即专门技术 (know-how) , 这种知识传统上主要是通过职业锻炼来学习的。此外, 最初在职业当中受过训练的不同领域的实践者可以获得高等教育的学位的事实也迫使大学来确认除传统学术性知识外, 还有其他形式的知识。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恰好表明大学正在失去定义知识的专有权利。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变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更加关注毕业生离开学校后的需求。如果说精英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未来学术的生产, 而这种结果在大众化高等教育就不是那么优先了[11] 。
另外,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也对进行高等教育领域的知识发生重大影响。国际化意味着大部分学科和知识生产方式越来越依赖国际化的网络基础之上, 因此学术界要比以往更多地去鉴别国际性社区、国际性网络和机构。相应的, 单一的国家就会越来越难以充当知识生产和认证的权威中心, 因此, 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国际性标准来制定创造知识和转播知识的政策[12] 。国际化的影响在于它为高等教育可以接受哪些知识提供参考, 并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新的一代, 它甚至也规定着职业进步和精英挑选的标准。
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已从“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转化到“社会的高等教育”, 在这种转变中, 社会和高等教育在旨趣和承担的义务上的重叠正变得日益扩大和显著。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扮演的是社会的组织, 而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中的组织;社会正在建构自己对知识定义的界定与理解, 知识生产不再仅仅是高等教育独此一家, 知识正日益变成游离于高等教育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力量。外部利益相关者指望高等教育提供某种类型的知识 (如文学理论、历史编著学) , 他们也指望另外的社会组织比如传媒、艺术团体或宗教组织来提供其它类型的知识 (如流行文化、高雅艺术和信仰方面的知识) 。在某些领域, 知识的发展可以由高等教育和另外的社会组织共同完成。比如在生物技术或计算机科学方面, 研究型大学和高科技企业都参与其中, 或作为竞争对手, 或作为合作者。尽管高等教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知识合法化的垄断地位, 这些领域的差异也表明外部利益相关者在看待大学组织的价值上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而高等教育正在被要求呈现这些外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知识定义, 而且满足这些要求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13] 。
三、国家宏观控制下的高等教育官方知识体系
知识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密切, 源于知识对政权存在的重要性。国家为了更有效地对知识控制, 总是建立起相应的知识控制制度, 而大学的专业设置制度, 正是国家总体的知识控制制度体系的一部分。
巴纳特 (Barnett, 1994 ) 认为在现代社会, 高等教育更加紧密地融合进国家的运作之中, 因为高等教育在战略上被纳入国家的各项事业与动机之中。高等教育所拥有的传统的自治与自由已经减少了。有些变化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也有些变化是随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出现而自然产生的。必须针对这种社会背景做出可能的应对。现代国家会把它的主张施加于高等教育, 既可能是在操作层面的, 也可能会深入到其内部[13] 。
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与调整过程也是国家把它的影响施加于高等教育的过程。国家意志的代理人政党或政府为唤起和维持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念, 巩固统治权力, 发展经济、文化, 兑现对民众的承诺, 也通常要有意识地控制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 控制学科专业在大学中的进入。国家利益的代表决定什么知识能被合法地组织、建构到大学专业体系中来。“所有这些问题 (其实) 都是社会中统治与服从是如何被再生产和被改造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构成部分。通常, 存在一种官方知识的政治, 该政治体现了一种冲突, 这种冲突往往缘于人们对知识究竟是世界的客观描述、还是在赋予某些集团以权力的同时, 又剥夺其他集团权力的精英概念的不同理解。”[15]
国家通过对大学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来对知识进行控制, 形成了一种官方知识的体系。这种官方知识的控制可分为实体性控制和程序性控制, 前者是指对知识内容进行的直接控制, 后者是指通过对一些程序性的要求来达到对知识控制。
国家在大学专业设置中对知识所进行的实体性控制, 主要表现为通过专业目录对知识进行框限。在我国, 国家通过设置专业目录来认定进入专业领域的知识。高校要办学招生, 所设的专业必须符合这份目录。通过专业目录的机制, 什么被看成是官方知识, 什么不被接受为合法化的知识, 就必然要经历一个知识选择的过程。因此, 专业的设置与调整过程, 本质上是知识的排除与筛选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 国家进行着高等教育知识的控制与分配。而在美国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来对大学新增专业的范围和名称予以限定, 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作为学校将要新增的专业, 完全是大学自主范围内的事情。但美国各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通过对专业的审批和评估达到对专业设置从入口到出口的全程监控。高校可以选择增设新专业, 但需经高等教育委员会审批和评估通过后方能增设。几乎每个州都有类似新专业审批程序指南类的手册, 对新专业的申报和专业评估的程序、要求、需要填写的表格、具体的指标和项目等做出规范的要求, 这些较为严格的新专业报批程序, 规范了大学的专业设置行为。新专业的审批和评估只是质量保障的起点, 以办学绩效为主要内容的对新专业3年一次的评估及对已有专业的周期性评估则实现了对专业办学质量连续的监控。评估过程中, 质量不合格的专业则被要求整改或停办[16] 。通过申报、审批和评估以及认证等一系列程序所形成高等教育专业知识体系同样反映着国家控制的官方知识的本质。
四、大学内部的知识微观操作
国家对知识进行宏观控制, 那么相对而言, 大学则在其内部对知识进行微观操作。如果通过教学与研究来进行知识的传授和生产是大学的核心教育功能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相互联系但又相互独立的组织形式来承担这些功能:科层的 (如学院、系、所等) 和专业的 (如各种学位性专业) 。大量的组织输入与输出都是由这两种组成部分来实现的。
院、系、所等科层单位是典型的按照研究和学习的领域建立起来的, 负责管理各种学位性专业, 负责雇用教师以及资源的流动。大学里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以某种方式与一个正式的科层单位有关。所有的正式教员都与院系联系在一起, 对学生的每一种学位性专业的管理也是在院系。这样, 增加或取消某个正式的单位是件很重大的事情。但大多数情况下, 院系不是单纯的出现或消失;而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发生着演变, 如院系变更了名称、与其他院系进行了合并或者是分裂为几个单位。这种变革不仅与院校内外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关, 而且也与知识类型的合法化与去合法化有关[17] 。
如同院系一样, 大学所提供的专业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专业的增加和取消, 虽然比院系的增加和取消所引起的资源与人员分配影响较小,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它们代表着教师的研究兴趣和擅长领域, 在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中使学生定位、形成组织的外部身份。因此, 科层结构和专业结构的变化不仅代表着重要的组织动力学, 而且也代表着更加广阔范围的把什么看做是知识的变化[18] 。第一, 高等教育组织是知识发展的主要社会舞台。也就是说, 大学和学院都反映着、重构着知识的分类, 因此它们也建立了专业和知识的类别。第二, 院校环境在把什么看做是知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因素包括对院校使命的共同理解以及不同研究领域之间资源分配的组织传统。第三, 学术组织倾向于对知识变化做出反映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相比于国家层次的宏观管理, 大学通过其内部的科层性组织和学术专业的组织对知识进行着微观调整, 这种微观调整同样决定着教学当中的知识状况。大学是通过知识与学术结构 (科层的和专业的) 的共同演进来实现对知识的微观操作的, 这种微观操作体现在五个方面:
1.知识分化 (knowledge differentiation) :
某个学系或专业分裂成多个研究领域, 这些研究领域的增加反映了知识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和职业的专门化趋势。比如, 体育专业分为运动训练、运动科学、教育学、适应性治疗、社会研究与运动管理几个专业。
2.知识提升 (knowledge promotion) :
当以“系”为标志的部门升格为学院 (school or college) 的时候, 或者当某一专业只提供本科学位在随后几年转变为研究生层次的学位的时候, 这方面的知识被提升了。在专业设置方面, 知识提升是最常见的学术项目扩张的形式。比如护理系升格为护理学院。
3.知识演化 (knowledge evolution) :
这主要是在名称的变更中反映出来。经常反映出与某一类别有关的知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或者是某种职业合法性发生了变化。比如图书馆系改为图书馆科学系, 家庭经济系改为营养与食物科学系。
4.知识合并 (knowledge consolidation) :
主要发生在学系合并中, 常伴随名称的改变。比如商学院的六个系合并为三个:会计、管理、市场营销、办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和房地产合并为会计和金融、组织和管理、市场和计量研究。
5.知识稳固性 (stability of knowledge) :
学系或专业并没有表现出以上四种特点而保持原来的状况。当然课程内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院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因此, 在相同专业名称标识下的知识组合可能在不同院校或不同时期其具体知识内容可能有所差异, 这主要是有院校通过对专业下的课程设置来实现的。
大学的知识选择 第2篇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学科知识特别是技术知识的急速增长,致使大学课程内容膨胀和肤浅化,技术课程挤压科学课程和人文课程.因此在选择大学课程内容时,要积极主动地处理好学科知识与课程内容的关系、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关系、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关系,不能盲目被动地吸纳新知识.
作 者：姜国钧 徐艳霞 JIANG Guo-jun XU Yan-xia 作者单位：姜国钧,JIANG Guo-jun(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长沙,410082)
徐艳霞,XU Yan-xia(云南师范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武夫当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第3篇
从杨度到梁启超：精英阶层的思想纠结
袁世凯从崛起到陨落，从走进政治中心到恢复帝制后众叛亲离，过程并不算长，但折射出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思想纠结。派别不同的知识分子精英，为社会提供了四种可能的选择。
以宋教仁为首的稳健派，主张在维持袁世凯为总统的前提下，推动“政党政治”，用议会力量，逐步取得政权，过渡到民主社会。
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再起“二次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推倒袁世凯夺取政权，以便“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
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国家贫弱，外敌凭凌，内部四分五裂，首先要统一国家，巩固中央集权，保护工商业发展，积累财富、强大军队，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立足。
此外，还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这是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派，在康有为长期的维新——保皇生涯里，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分析判断始终和对光绪皇帝的个人感恩掺杂纠结在一起，最终将他塑造成一个彻底的保皇分子：因此他反对袁世凯称帝，但是支持张勋复辟。
在1913年正式国会开幕之前，各派纷纷发表自己的宪法主张，梁启超发表了《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强调国权与民权调和，实际上重申了开明专制的主张。梁启超甚至这样说：“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
但是，当时的袁世凯在政治上已经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他只有把强化权力的希望寄托在称帝上。梁启超看到袁世凯执意称帝，大势已去，率先策动了护国运动。一个和平的改革派，也不得不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中国传统文化池中长大的杨度，早在明治维新后留学日本期间，便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名声远播帝都北京。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
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那篇著名的《君宪救国论》，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还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除了撰写理论文章之外，杨度还组织了著名的筹安会来鼓吹帝制，加上他自己总共六人，这其中还包括严复。关于自己，杨度有诗自况：市井有谁知国士？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惟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称帝仅83天，就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死去。袁世凯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出丧时，杨作挽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意气章太炎：袁世凯的文人策略
对于袁世凯，鲁迅有这样的话语：“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章太炎可谓一个典型范例。
袁世凯上任之初就尝试拉拢文章呵斥天下的章太炎，一来担心他无所顾忌的笔墨文章；二来也许还有期待为己所用的想法。事实上，早在民国军阀争斗之时，章太炎就曾撰写《致袁世凯论治术书》，论及“当今急务，盖有数端：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吴。大端既定，然后政治可施”，袁世凯回信说其为“至理名言，亲切有味”。这为章太炎后来北上赴任埋下了伏笔，也许他觉得自己还是颇为袁公赏识。
章太炎在袁世凯麾下，所就任的职务是东三省筹边使。从章太炎曾撰写的《筹边使告东北父老书》和《筹边使四策》等文告中可以读出他对这个职位的期待和踌躇满志。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后，章太炎如梦初醒，当即去官离去，并参与二次革命，撰写反袁檄文，加入讨袁计划。至9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通缉，逃亡日本。双方对垒期间，袁世凯假意邀请章太炎赴京议事，将其软禁。
章太炎想要和袁世凯当面质问，但袁总避而不见，于是章太炎手持团扇，扇下以袁世凯所授二级勋章作为扇坠，足穿破官靴，在总统府院内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并几次绝食。
袁世凯怕落个“逼死国学大师”的恶名，只好放出他。但依然不同意他出北京，答应月供500大洋，另加500大洋，作为他从上海到北京的搬家费用。可章太炎认为袁世凯靠不住，给妻子写纸条，阻止她北上。袁没办法，托人给章找了宽敞的大宅子，派仆役十几个伺候和监视他。章太炎让弟子、北大教授黄侃亦住此处。
据史料载，袁世凯囚禁章太炎期间，章在几案上到处写上袁世凯三个字，每天狠狠敲打，而且写上“死尔”两字赠人，到1915年干脆写上“明年祖龙死”。
诚如章太炎在《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中说：反对专制的斗争之所以没有彻底胜利，不只是“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与有罪焉”，章太炎书生意气被政客利用，导致判断错误，也给自己带来两年的牢狱之灾。
延伸阅读
一个国家的杰出之士与时间成本
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南北对峙时的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多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大学的知识选择 第4篇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整群抽取苏州2所高职院校大一、大二的医学与非医学专业各10个班级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1 040份, 收回有效问卷1 029份, 回收率为98.9%。其中男生128名, 女生901名; 医学专业学生488名, 非医学专业学生541名; 苏南 ( 江苏省内, 长江以南地区) 学生224名, 苏北 ( 江苏省内, 长江以北地区) 学生741名, 外省学生64名; 城镇学生275名, 农村学生754名; 独生子女392名, 非独生子女637名。年龄18~24岁, 平均 ( 20.18±0.94) 岁。
1.2方法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大学生的营养知识、态度、食物选择情况。该问卷营养知识包括主要营养素的食物来源、合理营养的要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 以下简称《膳食指南》) 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 以下简称《膳食宝塔》) 的知晓率等, 共30题, 每题1分, 总分为30分。食物选择主要调查大学生经常吃各种不当食物和选用饮料的比例及食物选择的依据。调查前经专家审核问卷, 并进行预调查, Cron- bachα系数为0.73, KMO值为0.80, 信、效度较好。统一调查标准, 培训调查员。现场回收问卷, 并立即核对、补充、整理。
1.3统计分析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定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定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大学生的营养知识情况大学生的营养知识最高27分, 最低5.5分, 平均 ( 18.22±3.05) 分,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大学生营养知识总分比较女生高于男生, 医学生高于非医学生, 苏南高于苏北 ( P值均< 0.05) 。见表1。
注: a 为苏南与苏北比较, b 为苏南与外省比较, c 为苏北与外省比较。
大学生对新版《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的知晓率分别为13.4%和36.4%, 各人口统计学特征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医学生在“碳水化合物的来源”、“油脂的良好来源”、“钙来源”、“铁来源”、“维生素C来源”、“维生素D来源”、“合理营养搭配”、“优质蛋白质的来源”等知识的得分均高于非医学生 ( t值分别为3.409, 1. 890, 5. 592, 2. 918, 3. 444, 7. 033, 2. 918, 2.077, P值均<0.05) 。
2.2大学生的营养态度情况大学生主要营养态度较积极, 表现在愿意每天吃早餐 ( 94.1%) 、对营养知识感兴趣 ( 93. 5%) 、认为营养 知识对健 康很重要 ( 92.6%) 、不同意“不口渴就不用喝水” ( 91.4%) 的比例均较高, 89.4%的大学生认为零食对健康有影响, 87.8%的大学生认为现在膳食对以后健康有影响, 但日常生活中利用营养知识指导饮食的比例较低 ( 76.1%) , 平时关注营养知识的比例更低 ( 67.2%) 。认为现在膳食不合理的大学生有607名, 其中513名愿意改变饮食习惯, 占84.5%, 各人口统计学特征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大学生获得营养知识的主要途径有书 刊、报纸 ( 50. 15%) , 其次是电 视、广播 ( 49.37%) , 希望获得的营养知识最多的是食物的合理营养 ( 82.2%) , 其次是营养与疾病 ( 61.7%) 和食品卫生与安全 ( 52.3%) 。
2.3大学生的食物选择情况选择火腿肠 / 红肠的比例苏北大学生高于苏南、农村高于城镇 ( χ2值分别为15.991, 4.090, P值均<0.05) , 选择咸鱼 / 咸蛋、肥肉和酒类的比例男生高于女生 ( χ2值分别为8.320, 23.019, 9.676, P值均<0.01) , 选择酸菜 / 泡菜的比例非医学生高于医学生 ( χ2= 5.741, P < 0.05) , 选择洋快餐的比例城镇高于农村、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外省高于苏北 ( χ2值分别为21. 532, 6. 746, 9. 184, P值均 < 0.05) , 选择甜食的比例苏南高于苏北、女生高于男生 ( χ2值分别为10.815, 5.399, P值均<0.05) 。见表2。
注: ( ) 内数字为报告率/%, * P<0.05, **P<0.01。
大学生选择碳酸饮料的比例男生高于女生、非医学生高于医学生、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 ( χ2值分别为15.684, 7.342, 6.647, P值均<0.05) , 选择白开水的比例女生高于男生、医学生高于非医学生、苏北高于苏南、农村高于城镇、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 ( χ2 值分别为51.457, 17.251, 6.941, 9.430, 27.355, P值均 <0.05) , 选择纯净水或矿泉水的比例男生高于女生、非医学生高于医学生 ( χ2值分别为4.111, 4.021, P值均<0.05) , 选择咖啡或茶水的比例非医学生高于医学生、城镇高于农村、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 ( χ2值分别为9.017, 7.660, 12.025, P值均<0.01) 。选择蔬果汁的比例非医学生高于医学生 ( χ2= 17.360, P<0.01) , 选择其他的比例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 ( χ2= 12.774, P<0.01) 。见表3。
大学生选择食物考虑最多的是口味 ( 57.1%) , 考虑营养者较少 ( 23.7%) 。从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 选择口味的苏南大学生多于苏北, 独生子女多于非独生子女 ( χ2值分别为23.513和18.008, P值均< 0.01) , 见表4。
注: ( ) 内数字为报告率/%; * P<0.05, **P<0.01。
注: ( ) 内数字为报告率/%, **P<0.01。
3 讨论
调查显示, 苏州市大学生缺乏基本营养知识, 对主要营养素的食物来源及合理营养的知识并不了解。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 女生营养知识总分高于男生, 医学生营养知识总分和主要营养知识得分高于非医学生, 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6,7,8,9,10]。提示女生可能平时比男生更为关注营养知识, 而医学生平时接触到医学、营养学知识的机会较多, 所以营养知识得分高于非医学生。苏南地区经济较苏北地区发达, 苏南大学生可能接触到的营养和健康的知识较苏北大学生多一些, 使得营养知识总分较高。
《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是紧密结合我国居民膳食消费和营养状况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是指导广大居民实践平衡膳食, 获得合理营养的科学文件[11]。调查结果反映大学生对新版《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的知晓率均较低, 与国内相关调查结果一致[12,13,14], 说明大学生对《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缺乏了解, 亟需加强营养教育, 普及合理营养的基本知识。
良好的营养态度有助于主动地学习营养知识, 促进良好的饮食行为和生活习惯的形成。调查显示, 虽然大部分大学生具有较积极的营养态度, 但日常生活中利用营养知识指导饮食的比例偏低 ( 76.1%) , 平时关注营养知识的比例更低 ( 67.2%) 。提示大学生虽然营养态度较好, 但对营养知识关注和利用不足。
大学生最希望获得的营养知识是食物的合理营养, 其次是疾病与营养、食品卫生与安全知识, 符合大学生关心自身健康的营养需求。大学生获得营养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书刊、报纸, 其次是电视、广播, 由于这两类大众传播途径覆盖范围广, 故而成为营养知识的主要来源途径, 与有关调查结果类似[15]。
生活中人们常接触到一些可能不利于健康的食物, 常吃这类食物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导致疾病[16]。调查显示大学生经常吃的不当食物选择最多的是炸、烤类食物 ( 43.9%) , 其次是火腿肠/红肠 ( 37.4%) 和甜食 ( 34.1%) , 可见大学生中选择不当食物的情况较普遍, 需加强营养教育, 使其明确食物选择和健康的关系, 学会正确选择健康食品。大学生对于不当食物的选择差异, 可能是由于苏北的饮食偏咸, 而苏南的饮食偏甜。城镇和独生子女大学生可能平时接触和选择洋快餐的概率更高, 从而影响了食物的选择。
水是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切生命必需的物质。一般情况下, 建议温和条件轻体力活动成年人每日最少饮水1 200 mL ( 约6杯) , 喝水应少量多次, 切莫感到口渴时再喝水[17]。现在市场上饮料种类繁多, 适量饮用饮料对身体有益无害, 但如果长期过量或不恰当饮用, 则可能影响身体健康[18]。调查显示, 大部分大学生的饮料选择较好, 选择最多的是白开水 ( 65.0%) , 其次是纯净水、矿泉水 ( 28.4%) , 选择碳酸饮料的较少 ( 17.3%) 。
调查结果显示, 90.0%的大学生都是根据口味选择食物, 以营养为依据的仅有23.7%, 说明大学生选择食物大部分从口味出发, 很少考虑营养, 缺乏正确的营养知识指导。苏南和独生子女大学生考虑口味的比例更高, 可能是苏南和独生子女大学生经济条件更好, 饮食随意性更大所致。苏北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选择价格的比例较高, 可能与经济条件有关。
研究提示, 苏州市大学生缺乏基本营养知识, 食物和饮料的选择也存在较多问题。要改善大学生的营养状况, 加强营养知识的普及教育, 使其养成健康合理的饮食行为, 促进其健康水平的提高。
摘要：目的 了解苏州市大学生的营养知识、态度、食物选择等情况, 为针对大学生开展营养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整群抽取苏州市2所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1 029名,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其营养知识、态度、食物选择情况。结果 大学生营养知识得分较低, 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知晓率仅为13.4%和36.4%。营养知识得分女生高于男生, 医学生高于非医学生 (P值均<0.01) 。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利用营养知识指导饮食者占76.1%, 平时关注营养知识者占67.2%。89.9%的大学生根据口味选择食物。大学生的食物和饮料选择与性别、专业、籍贯、生源和是否独生子女有关。结论 大学生普遍缺乏基本营养知识, 对营养知识的关注和利用不够, 选择食物从口味出发, 考虑营养较少, 存在食物、饮料选择不当的问题较多。
选择及接待客人的礼节知识 第5篇
当主人开列客人的名单时，应该尽量把能合得来的客人邀请到一起。
开客人名单有点像开礼物单，你得写下他们会喜欢的东西，而不是你喜欢的东西。如果你的客人们被安排和谈的来的人一起用餐，他们会记得你的宴会很愉快，否则，你以后再想邀请他们就难了。
在较为大型的正式晚宴上，一般由管家侍立门口接待客人，并照管他们的衣帽。男女主人也应该站在客厅门口欢迎来到的客人。然而，大部分的宴会并没有这么正式。不过男女主人还是应该尽量站
在门口欢迎客人，或者一起开门迎接客人。男主人应该负责准备来客需要的鸡尾酒和饮料。女主人负责引见互不认识的客人。
餐前鸡尾酒喝得差不多了，晚餐就可以开始。这个时候，女主人应该到厨房里最后察看一下细节，然后，马上回到来宾中。
内衣选择知识 第6篇
商场专卖店挑选内衣的细节技巧
1. 到知名品牌的专卖店或专柜
仅凭眼睛看一看不试穿就买内衣是危险的。知名品牌的专卖店或专柜中的导购小姐一般都经过专业的培训，能够给你一些挑选的建议。
2. 正确测量现在的尺寸
随着年龄、体重等的变化，身体的曲线也会随之改变。每次购买内衣的时候，最好请导购小姐给自己正确测量一下。
3. 不要害羞谈论自己体型的烦恼
在挑选内衣时，可以大方坦率地告诉导购小姐自己想要的，如：想使小的胸部看起来大一些、想收紧下垂的胸部、想使小腹部平整些等等的愿望，这样挑选出理想内衣的比率就一下子提高了。
4. 了解自己经常穿着的衣服类型
内衣不但需要配合体型和心情，而且也要配合在不同场合搭配的外衣。如果能结合外衣的设计、面料和穿着季节场合等，就更能体现穿衣者的品位和修养。如穿无袖上衣时，就要选择穿吊带缩向内侧的内衣。
5. 不断试穿直到满意为止
嫌麻烦懒得反复多遍试穿的话，就不能遇到适合自己的内衣。比如同类型的束身内裤，在松紧方面或是提臀方面就有着千差万别。
根据胸型选胸罩
胸部扁平、外散型MM选择胸罩
胸部扁平、扩散所造成的外溢是有很多种原因的，除天生之外，有些是因为长时间不穿胸罩，使胸部任意游走，从而形成胸部外溢。或是因为不知如何选择合适的尺寸，胸罩尺寸太小，包容不住你的胸部，把你本来漂亮的胸部给弄得扁平；也有些女性是因为款型没有选好，至使胸部无法集中，造成扩散。因此，以上情况的女性请选用集中型的文胸，也就是3／4罩杯的文胸，它能使你的胸部集中，衬托出挺拔的曲线。
胸部下垂型MM选择胸罩
胸部下垂者往往是因为胸部较高，但乳房肌肉松驰，不穿戴文胸，时间久了就产生胸部下垂。要想恢复胸部原有的健美，首先你要选择比平时大一号的文胸，并尽量使用钢圈和侧部有加强功能的文胸使之加强衬托，由下往上地支撑，但要注意，肩带的宽度是否能符合所托的重量，使乳房提升到合适的位置，并要注意把乳房全部圆满地填入罩杯内，此种类型的女性最宜选择全罩杯文胸，因为全罩杯文胸，有能力将你的下垂胸部衬托起来。
胸部矫小型MM选择胸罩
胸部娇小可以用功能文胸来进行弥补，不要认为自己的胸部太小，就可以不穿文胸或着穿较紧的文胸，要知道，不穿文胸的后果将是平板，太小的文胸会限制胸部的发育，应穿戴略大一点的文胸，让胸部血液流通，加强它的活动空间让它可以朝合适的位置和空间发展，如果你这样健胸有进步的话，记住，再换大点的文胸。针对娇小型胸部的女性，市场上出现许多健胸款式供你选择，例如有按摩型、有促进血液循环的微元素的文胸，它们对健胸都有一定的作用，另外你还可选择定型罩杯文胸，它们都比较适合娇小胸部的女性。
乳房丰满的MM选择胸罩
丰满女士最好穿黑色或白色系（乳白、牙白、漂白、灰白等）的内衣。中性色或各种加灰色系，都会减弱丰满女士的光彩。同时，黑或白色的内衣，与各色外装搭配都比较容易配色。轻、薄、丝质面料，适合丰满女士的内衣。运用蕾丝、荷叶边装饰，体现女性的柔美和浪漫。薄的弹性面料是这类内衣的常用品，不仅使人舒适，而且不显累赘，使丰满体形具有现代时尚的风格。最好不选纯棉质内衣，因为虽然棉质有吸汗、透气的优点，但对于丰满体形来说，容易造成臃肿、落伍的不良效果。最好不选加内垫的文胸和加压衬的底裤，强力腰封也不益于体形塑造，反倒给人厚重的造作之感。应当相信，你的丰满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美丽。文胸最好选深罩杯和3/4、4/4型，宽肩带、加土台，加钢丝托，有利于丰胸的造型。1/2罩杯往往承托不住丰满的乳房，很容易出现乳房上溢，松松垮垮。
根据性格选择内衣
1. 如果你是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女孩，我们的建议是穿上线条流畅的运动型内衣。
运动型内衣的材质一般都很朴素，但同时也很舒适，纯棉材质一直很受欢迎，最近流行的莱卡棉集舒适与弹力于一体，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这个系列里，越简单的款式就越容易出效果。而黑、白、灰的色调则永不过时。
2.如果你是个喜欢浪漫情调，甚至有点顾影自怜味道的女人味十足的女孩，我们建议你选点缀着蕾丝花边的内衣。
内衣的选择范围很广，但原则是越小的花卉图案就越容易出效果，尤其是叶子的图案比花卉的图案更有闲情逸致的味道。色彩上一般是深色调容易体现女性气质，如玫瑰紫、酒红、深蓝等。
3. 如果你是个自信、有责任感并且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挑战的女孩，那么结构简单而色彩绚丽的素面内衣适合你。
素面内衣有着高科技的面料，其光滑表面让你穿任何外衣都不会显出一点痕迹，在外型上有完美体现。而内衣上的蓝色、绿色、橙色，这些颇不寻常的颜色又会在你疲惫的时候给你送上一份新鲜感。
4.如果你是个注意外表，喜欢表现成熟味道的女孩，那么机能性很强的调整型内衣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了。
调整型内衣有着塑造魔鬼身材的奇妙效果，并且对身体的养护和线条的保持有关键作用——当然，这是在你挑选的内衣完全符合你的身材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为了塑造魔鬼身材，而拼命套上与自己身材不符的调整内衣，那样是非常危险的!
5. 但如果你是个从来就不喜欢内衣的女孩，那么我们建议你去读一读有关生理学和地心引力的书。
要知道，没有内衣的呵护，在几年之后你的身材有可能会变得远不如现在，而别的女孩则可以保持得很好——因为她们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内衣。
要知道，
没有内衣的呵护，
在几年之后你的身材有可能会变得远不如现在，
而别的女孩则可以保持得很好——
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选择 第7篇
1.企业知识积累方式选择的研究现状
著名经济学家彭罗斯 (Penrose, 1959) 在其《企业成长理论》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企业知识积累的概念, 她认为, “企业的成长速度受到企业内部知识增长的限制”, 并且从企业管理资源理论的角度论述了以上观点, 但是没有明确地分析企业如何进行企业知识积累这一问题。后来大多数学者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去, 而对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选择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近年来,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型企业的知识管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随之形成了大量的、与之相关的文献, 并且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该学科研究的对象“企业知识”仅限于新兴的知识型企业, 这些知识型企业的首要特征是“投入的是知识, 产出的是知识, 销售的是知识, 管理的还是知识”, 且大多以静态的观点研究企业在既定知识存量的基础上, 企业通过对知识的管理和整合提升企业知识水平。而本文所研究的企业知识的范围比较宽泛一些, 企业知识不但存在于新兴的高科技知识型企业而且还存在于传统的工业、商业贸易、服务业等各类型企业当中, 并且以动态的观点考察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成长期如何进行企业知识积累, 增加企业知识存量。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并不局限于企业所获得的各种专利和无形资产, 还包括了企业员工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等。此外, 企业知识管理理论并没有明确提及企业知识积累和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 本文试图以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为出发点, 归纳出各类企业进行知识积累的各种有效的途径。
2.企业知识积累方式选择的研究意义
企业知识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 在实际应用中又难以衡量, 所以并没有太多学者对企业知识积累有较为广泛而又深刻的研究, 对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选择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然而, 近些年很多学者则热衷于对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 他们认为, 企业的核心能力支撑着企业快速、健康的成长, 而企业的核心能力是怎样形成的?企业核心能力来源于哪儿?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本文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与企业知识存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着较丰富的企业知识存量能够培养出较高的企业能力, 而企业能力的低下往往是由于没有太多的企业知识积累可用。因此, 企业知识积累对于一个需要快速成长的企业来说尤为重要。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特点, 各类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特点来选择相应的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积累较多的企业知识, 因此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选择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二、企业知识的分类及其转化
为了便于研究, 可以先把企业知识大体分为三大类:企业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企业的外部知识和内部知识;企业的管理知识、技术知识、市场知识、融资知识等。
1.各类企业知识的定义
首先, 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存在于某个特定环境下的、难于正规化的、难于沟通的知识, 包括技能、技巧等。而显性知识是经过编撰的, 可以正规化的系统化的语言来传递的知识, 包括书本、资料等;其次, 企业的外部知识是指处于企业外部但可以被企业暂时使用的知识, 如专家、学者的外脑, 企业的内部知识是指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资源, 可随时被企业所使用;最后, 企业的管理、市场、技术、融资等知识是对应于企业相应的能力所划分的, 比较直观, 且较接近企业实际。
2.企业知识的转化机制
不同类型的企业知识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这一转化过程也是企业对知识的消化、吸收和巩固的过程。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之间的转化称之知识社会化, 一个人可以不通过正规化的语言直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隐性知识, 比如学徒可以通过观察、模仿师傅, 从他那学到手艺;把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称为知识外部化, 用语言描述或书面表达的形式把不正规的知识正规化;使显性知识体现在隐性知识中的过程称为知识内部化,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获取经验而得到知识。
企业外部知识内部化, 是指把相关的外部专家和学者的知识转化为企业的内部知识, 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 从而为企业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 培养企业相应的能力。
企业的管理知识、市场知识、技术知识、融资知识和企业的管理能力、市场能力、技术能力、融资能力相对应, 积累这些知识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融资能力和市场占有率, 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因此, 这些企业知识向企业能力的转化成为了促使企业成长的关键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 以及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是企业在不改变知识存量的基础上, 企业知识的巩固、拓展和升华的过程, 是质的提升;而企业外部知识内部化则使得企业知识存量的增加;企业管理知识等向企业相应能力的转化则是企业知识积累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培养企业能力的过程, 也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产生的过程。
三、不同类型企业的知识积累方式选择
无论从企业规模, 还是从生产方式上来说, 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自身的特点。因此, 现实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选择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 如若不然将会引起企业知识积累不当, 造成企业知识积累的失衡, 还会导致企业对知识管理上的混乱, 妨碍了企业迅速完成相关知识的积累, 进而制约了企业健康、快速的成长。
1.企业的分类
为了有针对性地研究企业知识积累, 首先要把现实中错综纷杂的企业分类, 然后再根据各自特点探讨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本文按照三种方法把企业区分开来, 首先, 按照规模大小不同, 可以把企业分为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按照生产方式不同, 可以把企业分为传统型企业和新兴科技型企业;按照所外领域不同, 可以把企业分为生产型企业和服务贸易型企业。
2.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不同的知识积累方式
首先, 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 资金也相对匮乏, 可采取与其他企业合作研发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 应该把企业知识积累的重点放在内部员工经验积累和企业知识内部扩散上, 企业在做重要决策时也可临时聘请外部专家为企业出谋划策。另外, 知识积累的主要载体是企业家, 应该加强自身企业知识积累;大型企业规模较大, 资金也相对充裕, 可通过购买专利技术、聘请外部专家成为企业长期的外脑并使外部知识转化为企业的内部知识快速进行知识积累, 也可通过招募有经验、有技术的各类人才增加企业知识的存量。大企业知识积累的主要载体是中、高层管理者, 因此应该注重组织企业中、高层领导者的学习培训, 增加他们的知识存量。
其次, 传统型企业有必要增加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力度, 转变以增加原材料投入为手段的产出增加方式;新兴科技型企业, 自身有较强的科研开发意识, 应注意在企业内部建立知识交流平台, 为企业知识在企业内部消化、吸收和扩散提供平台。
最后, 生产加工型企业应该加大对新产品开发的投入力度, 注重培养和招募一批相应的技术研发人员, 增加这些人员的知识积累存量;服务贸易型企业应该把知识积累的重点放在服务于客户的员工身上, 提高他们的知识积累层次, 使客户满意。
四、同一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的知识积累方式选择
企业成长过程也是企业知识积累的过程, 所以在企业的不同成长阶段企业所具有的知识存量也是不同的。按照分类研究的方法, 本文把企业成长分为企业初创期、成熟期、扩张期、蜕变或衰落期四个阶段。
一般情况下, 企业在初创阶段时规模较小, 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 只要企业家有足够的知识存量引领企业成长, 就能够保证企业知识供给充足。在这一阶段, 企业应该注重企业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企业内部知识的扩散和经验的积累。也可以采取与其他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合作的方式积累企业的管理、技术、市场等知识。
当企业到成熟期时, 企业需要寻找新的成长点。这时可以通过企业间联合、兼并来积累一些相关或非相关产业领域的知识, 也可通过购买新的专利技术、招募新的技术人员完成企业知识积累, 为企业的扩张作准备。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有些企业没能够成功实施扩张战略,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完成扩张前企业知识积累的准备。
当企业处于扩张期时, 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一方面, 企业最需要补充新的知识保证日益增多的业务量的正常开展;另一方面, 企业应该尽快把新积累的知识消化吸收, 并转化为企业的专用知识, 所以通过内部经验积累和传播来巩固新知识至关重要。在这一阶段企业可通过购买专利技术, 聘请外部专家, 招募有经验、有技术的新人才, 组织中、高层员工学习和培训, 加大科研开发的投入力度, 增加企业知识的存量。
经历了扩张期之后, 企业成长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 旧企业会蜕变成一个新企业, 为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成长道路;第二, 企业会因为扩张前知识积累不足或是没有很好地整合新积累的知识而走向衰落。如果企业进入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 首先还是要通过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外部知识的内部化来巩固已有的知识,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积累新的知识;如果企业进入了衰退阶段, 应该选择自己相对有优势的产业, 然后巩固相关的知识, 集中资源发展这一产业。与此同时, 企业也应该放弃非优势产业的发展, 轻装上阵。
五、结论
企业知识的积累是提升企业能力的前提, 而企业能力又支撑着企业的成长, 因此, 企业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不同的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有着不同的企业知识积累方式, 按照各自的特点选择知识积累的方式可以迅速增加企业知识存量、提升企业知识整体水平, 从而保障了企业健康、快速地成长。
摘要：企业知识积累是支持企业成长的基础性资源, 与其他的企业资源不同, 企业知识积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难以测度性等特点。因此, 企业知识积累很难引起高层管理者的注意, 再加之有些企业选择了不当的企业知识积累的方式, 就会导致企业知识积累缓慢, 从根本上制约了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关键词：企业知识,积累,方式
参考文献
[1][英]伊迪丝.彭罗斯 (著) , 赵晓 (译) .企业成长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樊治平等.知识管理研究[M].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
大学的知识选择 第8篇
关键词：知识管理,知识服务方,知识供需匹配,知识供给能力,二元语义
引 言
为了有效实施知识管理,一些企业(或知识需求方)通常需要知识服务方提供良好的知识服务[1],因此,如何选择适合的知识服务,以便满足知识需求方的要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实际问题。在现实中,优秀的知识服务方虽然能为知识需求方提供知识服务,但“优秀”并不等同于“适合”,这是因为知识需求方通常有多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如知识可用性、知识交易成本等。因此,在选择知识服务方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关注知识供需双方的匹配程度。近年来,有关知识供需匹配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例如,陈菊红和赵斌(2005)研究了准时知识管理中的知识需求分析步骤以及知识服务方选择的影响因素[2];Klerkx和Leeuwis(2008)针对农业技术体系中的知识供需匹配问题提出了由中介起主导作用的创新市场机制和知识管理模式[3];林文祖(2008)针对知识管理与企业业务流程中难以实现人、过程及知识的集成问题给出了基于工作流的知识网络模型,并实现了基于工作流的知识供需匹配[4];荣莉莉和杨永俊(2009)基于知识供需匹配的视角,提出了一种评价与诊断预案的方法[5];陈希等(2010)给出了一种技术知识供需双方匹配决策分析方法[6];贾璐等(2011)以知识供需双方满意度和知识服务中介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基于多指标评价信息的知识供需双边匹配模型[7]。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较少考虑知识需求方的知识匹配要求,也较少考虑知识供需匹配的知识服务方选择问题。鉴于此,本文则是提出一种考虑知识供需匹配的知识服务方选择方法。
1 知识服务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
知识需求方在进行知识服务方的选择过程中,将主要考虑到自身的知识服务要求以及知识服务方的知识供给能力。因此,为了选择适合的知识服务方,需要事先构建针对知识需求方的知识服务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了构建知识服务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的做法是:(1)整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归纳和研究,提取出与知识服务要求有关的指标,形成备选指标集合[8,9,10];(2)通过实地访谈,请企业知识管理相关人员就该备选指标集合提出完善建议;进一步地,通过专家调查法,邀请9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问卷调查,对知识服务要求的备选指标集合进行筛选;(3)确定由9个指标构成的知识服务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中,依据不同的实际背景,可对该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作适当的修改。
2 知识服务方选择方法
在构建知识服务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下面首先给出考虑知识供需匹配的知识服务方选择问题的描述,然后给出知识服务方选择方法的基本原理。
在考虑知识供需匹配的知识服务方选择问题中,设U={u1,u2,,um}为知识服务需求的评价指标集合,其中uj表示第j个评价指标;S={s0,s1,,sL}为语言评价集,它是一个预先定义好的由奇数个语言短语构成的有序集合,这里考虑采用一个由7个语言短语构成的语言评价集S,即S={s0=VL(非常不匹配/非常不重要),s1=L(很不匹配/很不重要),s2=LL(较不匹配/较不重要),s3=M(一般匹配/一般重要),s4=LH(较匹配/较重要),s5=H(很匹配/很重要),s6=VH(非常匹配/非常重要)};V={v1,v2,,vg)为备选知识服务方集合,其中vi表示第i个知识服务方;E={e1,e2,,et}为知识需求方聘请的专家集合,其中et表示第t个专家;O={o1,o2,,om}为知识需求方针对评价指标的知识服务要求期望集,其中oj为知识需求方针对评价指标uj给出的知识服务要求期望的语言表述;Yi={yundefined,yundefined,,yundefined}为知识服务方vi的知识供给属性集,其中yundefined表示知识服务方vi针对评价指标uj给出的知识供给属性的语言表述。设Rt=(rundefined,rundefined,,rundefined)T为专家et依据语言评价集S给出关于评价指标uj重要程度的语言评价向量,rundefined∈S;P=(p1,p2,,pm)T为知识服务要求期望集O中针对各指标的知识匹配要求向量,这里pj表示知识需求方依据语言评价集S给出关于指标uj的知识匹配要求,pj∈S。设Zt=(zundefined)gm为专家et依据语言评价集S和知识供给属性集Yi给出关于知识服务方vi针对指标uj的知识供给能力评价矩阵,zundefined∈S;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依据上述语言信息从g个知识服务方中选择出一个适合的知识服务方。
为了解决上述知识服务方选择问题,本文采用二元语义运算算子[11,12,13,14]对语言评价信息进行处理,下面给出有关计算公式的描述。
(1)将各种语言评价信息均转化为二元语义形式的评价信息,即(rundefined、ztij和pj)被转化为((rundefined,0)、(zundefined,0)和(pj,0)),也即Rt=(rundefined,rundefined,,rundefined)T被转化undefined,Zt=(zundefined)gm被转化为undefined,P=(p1,p2,,pm)T被转化为undefined。
(2)依据二元语义算术平均算子[13],将指标重要程度评价向量undefined和知识供给能力评价矩阵undefined进行综合,分别得到指标重要程度综合评价向量R={(r1,a1),(r2,a2),,(rm,am)}T和知识供给能力综合评价矩阵Z=((zij,aij))gm,其中(rj,aj)和(zij,aij)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undefined, j=1,2,,m (1)
undefined, i=1,2,,g,
j=1,2,,m (2)
式(1)中,(rj,aj)表示专家对指标uj重要程度的综合评价值;式(2)中,(zij,aij)表示专家对知识服务方vi对应指标uj的综合评价值。
依据矩阵Z=((zij,aij))gm和向量undefined,运用二元语义距离公式[14],构建知识供需匹配偏差矩阵Dij=((dij,aij))gm,其中(dij,aij)的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i=1,2,,g, j=1,2,,m (3)
进一步地,依据二元语义逆运算算子“neg”[13],构建知识供需匹配矩阵Hij=((hij,aij))gm,其中(hij,aij)的计算公式为:
(hij,aij)=neg((dij,aij))=Δ(L-(Δ-1(dij,aij))), i=1,2,,g, j=1,2,,m (4)
式(3)中,(dij,aij)表示知识需求方的知识匹配要求与知识服务方的知识供给能力之间的偏差值,该偏差值越“小”,说明二者的匹配程度越“高”。因此,(hij,aij)可表示为知识供需匹配值。
考虑到指标权重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这里采用指标权重确定的主客观赋权方法。其中,主观权重向量为R=((r1,a1),(r2,a2),,(rm,am))T,而客观权重向量的确定采用基于离差最大化的二元语义权重确定方法[15,16]。
一般地,若所有知识服务方针对评价指标uj的评价值差异越小,则说明该指标对备选知识服务方的排序所起的作用越小;反之,将起重要作用。因此,导致评价值离差越大的指标应该赋予较大的权重。特别地,若所有备选知识服务方在指标uj下的评价值无差异,则该指标将起不到作用,可令其权重为零。基于这个思想,运用二元语义距离公式[14],针对知识供需匹配矩阵Hij=(hij,aij)gm,知识服务方vi的知识供需匹配值与其他所有知识服务方的知识供需匹配值针对指标uj的离差Dij(w)可表示为:
undefined, j=1,2,,m (5)
若设D(w)表示所有知识服务方的知识供需匹配值与其他所有知识服务方的知识供需匹配值针对所有指标的总离差,则D(w)可表示为:
undefined
这样,可构建如下确定客观权重的离差最大化模型(7):
undefined(7a)
undefined(7b)
wj≥0, j=1,2,,m (7c)
为了求解模型(7),采用构造拉格朗日乘子函数的方法,可得最优解w*j为:
undefined
然后,对w*j作归一化处理,可得客观权重wj为
undefined, j=1,2,,m (9)
因此,可得到客观权重向量为W=(w1,w2,,wm)T。
进一步地,依据主观权重向量R和客观权重向量W,可确定指标的综合权重向量为ζ=(ζ1,ζ2,,ζm)T,其中ζj可由如下公式求得。
undefined, j=1,2,,m (10)
依据指标的综合权重向量ζ=(ζ1,ζ2,,ζm)T和知识供需匹配矩阵Hij=(hij,aij)gm,再运用二元语义加权平均算子[13],可计算知识服务方vi的知识供需匹配度Φi,其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i=1,2,,g (11)
最后,依据二元语义的有序性性质[12],对Φi进行排序。显然,Φi越“大”,说明知识服务方vi的知识供给能力越符合知识需求方的知识匹配要求,因此,可对知识服务方进行优选。
3 实例分析
沈阳A制药厂为了实施营销知识管理,拟从3个备选的知识服务公司(知识服务方v1、v2、v2)中选择一个适合的公司为其提供有关营销岗位的知识推送服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A制药厂考虑如表1所示的知识服务要求的9个评价指标,并聘请了2名专家参与决策分析。表2显示了专家给出的关于指标重要程度的语言评价向量Rt;表3显示了A制药厂针对各指标的知识服务要求期望集O;表4显示了A制药厂依据知识服务要求期望集O给出的针对各指标的知识匹配要求向量P;表5显示了各备选知识服务公司给出的针对各指标的知识供给属性集Yi;表6显示了2名专家给出的关于知识服务公司针对各指标的语言评价矩阵Zt。
为了选择合适的知识服务公司,下面简要说明采用上文给出的方法的计算过程。
(1)将表中的语言评价信息转化为二元语义形式,即:
undefined
undefined
(2)依据指标权重的评价向量undefined1和undefined2,运用式(1),计算指标权重综合评价向量为R=((VH,0),(H,-0.5),(H,0),(VH,-0.5),(VH,0),(VH,0),(VH,0),(VH,0),(LH,-0.5),(LH,0))T;并依据知识供给能力评价矩阵undefined1和undefined2,运用式(2),构建知识供给能力综合评价矩阵Z为
undefined
(3)依据知识匹配要求向量undefined和知识供给能力综合评价矩阵Z,运用式(3)和式(4),构建知识供需匹配矩阵H为
undefined
(4)依据式(9),计算客观权重向量W为W=(0.122,0.118,0.104,0.118,0.104,0.111,0.111,0.108,0.104)T。
进一步地,依据指标权重综合评价向量R和客观权重向量W,运用式(10),计算指标的综合权重向量为ζ=(0.141,0.103,0.100,0.126,0.120,0.129,0.129,0.073,0.080)T。
在此基础上,依据综合权重向量ζ和知识供需匹配矩阵H,运用式(11),计算3个备选知识服务公司的知识供需匹配度分别为:Φ1=(H,0.302),Φ2=(H,0.259),Φ3=(H,0.041)。由于Φ1≻Φ2≻Φ3,因此可选择知识服务公司v1为A制药厂提供知识推送服务。
4 结 论
大学的知识选择 第9篇
关键词：知识商品化,休闲体育,知识论基础,价值选择
知识商品化指的是在消费社会中,知识本身具有的价值与交换价值中,后者的价值和意义更为凸显出来,其商品化表征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实际上,知识的商品化既包括知识在国内市场中的商品化态势,也包括知识在国际市场范围内的商品化形态。[1]这是消费社会中的一个发展趋势,当然也并非知识形态变迁的终极状态。在这种前提下,知识本身的经济价值和私人属性得以提升,休闲体育这个新崛起的体育样态也在知识商品化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自身价值。
1 休闲体育概念的多视角辨析及知识论基础
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知识社会学角度下知识界定的过程中,相关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因为商品化内生力量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与顺延。换句话说,知识的商品化表征影响了概念本身的界定标准。仅就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的既有概念休闲体育而言,这个概念本身的定义也无法统一。检索CNKI数据库系统,检索时间限定为1979—2010年,检索关键词设置为“休闲体育”,我们可以检索到相关文献723篇。[2]对上述文献分往我们发现,休闲体育作为新兴领域既是体育内涵的变化、休闲方式的提升,其概念重心在日益强化的市场经济影响下逐渐模糊。
1.1 社会知识场域下休闲体育概念的异变
我们知道,真正意义上的休闲体育诞生于西方从工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断层期。目前在发达国家通用意义上的概念认为,一方面,休闲体育是利于提升幸福感、健康度的大众活动,是为了乐趣而参与的活动。另一方面,休闲体育既包括动态层面的体育运动和相对静态的休闲运动,二者结合是对日常生活平凡而庸碌状态的一种反拨与代偿。例如:在美国,休闲体育是正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在学校教育的层面给予国民以休闲与体育知识的启蒙,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及社会在宣扬一种普世的价值理念,也即韦伯所谓的“清教徒式资本主义逻辑”—每个人都应当培养自己的兴趣,并根据自身兴趣扩大闲暇的创造力量。[3]正是因为这种高度的重视,发达国家的休闲体育本身与消费社会在各个领域的耦合极为恰切,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增长极。而在我国,休闲体育本身就是一个舶来词。按照知识研究的谱系,我们发现,休闲体育在我国的兴起是休闲研究的顺延。实际上,这种研究之初就认为,我国举国体育的体制过于重视竞技、竞赛体育项目的训练、比赛和研究,对于全民体育层面的休闲体育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玩”的艺术涉猎却并不十分透彻。这一点,于光远、卢元镇等都曾经撰文分析。[4]
1.2 多重知识视角下的休闲体育概念分析
第一,哲学层面。在本雅明看来,现代社会已经异变为机械复制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的异常冷漠,个体成为单向度的人,万物皆有价格,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根本尺度,包括人在内。由此,诚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碎片化、零散化、去中心化成为哲学主题的题中之义。[5]哲学层面的理性分析展示在社会和个体身上便是非理性的异化。个体越来越感到莫名的焦虑、恐惧、孤独、寂寞,个人在社会中有极为强烈的无力感。尽管对于金钱、权力和幸福的追求一度让人得到满足,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变成了冷漠。由此,休闲体育的价值也真正凸显出来。人们在休闲体育带来的舒适、自由、畅快的个体心态中找回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和生活体验。个体的身体健康与心理自由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成为一种常态。换句话说,休闲体育所带给人们的是精神的释放和满足。第二,文化层面。当前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甚嚣尘上,数字化生存的现代新兴人类追求新媒体带来的视听感官盛宴。这种社会从技术到生活层面的转型带来的是人们对于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重新认识。换言之,过去人们更为重视的是竞技和竞赛性质的体育运动,当下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体育运动中找寻到在社会生活中失去的乐趣与自由。这种行为初衷也在极大程度上让娱乐的体育休闲价值观以及其基本的活动组织形式发生了的极大地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体育的基本功能和健身需求,在休闲层面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人们从知识认知和具体行为准则层面发生转向,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嬗变一起,影响了从事休闲体育运动个体的精神、观念、行为等各个层面。从这层意义上说,休闲体育成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突破口,极大地带动了其他的文化休闲活动的开展。第三,经济层面。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市场的联姻促使人们对于既往知识概念的认知更新,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同样推动了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经济视角下的休闲体育作为文化产业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基本内容,正日益与其他的产品和服务一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进步领域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和意义。
1.3 休闲体育概念知识论基础
纵观休闲体育的基本概念逻辑,我们发现,休闲体育的界定的知识论前提主要集中在三个路向:一是从时间范畴定义,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概念的体育活动。二是从参与主体的范畴定义,强调群众体育的社会性、业余性的个体活动。三是从心理学范畴定义,强调休闲体育的个体体验意义。首先,从时间范畴定义,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概念的体育活动。这种观点认为,休闲体育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在工作产生并让渡使用价值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进行的,自由的、个体的、情感性的体育活动。其次,从参与主体的范畴定义,强调群众体育的社会性、业余性的个体活动。这种观点认为,休闲体育与体育运动不同,它更为强调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培养品格等方面的力量。它认为,休闲体育应该更为其自身的群众属性,是群众在工作之余的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从心理学范畴定义,强调休闲体育的个体体验意义。这种观点认为,休闲体育内容丰富、自由度高、随意性大,是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的意义、满足自身愿望的个体化的休闲体育形式。这种观点中的休闲在某种意义上跟消遣的意义层面有内在的逻辑融合,认为这种生活形式不受到体育运动的各种严格规定,只是为了从心理上满足身体各种需求的外在体现。
2 知识商品化背景下休闲体育的价值选择
2.1 强化休闲体育促进身心健康的价值尺度
现代生理学与医学普遍认同运动对于增强个体体质、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休闲体育尽管与传统体育运动有较大差异,然而,其本质仍然没有脱离体育的基本属性。换言之,作为以娱乐和健康为基本旨趣的文化休闲类体育运动,休闲体育同样能够对于人体的循环系统、免疫系统等有良好的锻炼作用。与此同时,发展休闲体育能够更好地促进个体的人际交往与社会交际能力,改善因为社会压力造成的焦虑、自卑、羞怯等缺点,增强自身的自尊、自信,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因此,我们应该强化休闲体育在促进有氧运动、调节生理机能、抵御各种疾病方面的重要价值,以提高身体素质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消除身体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应该积极宣传休闲体育在改善人际交往能力的作用,不断提高休闲体育参与者的心理调适能力。
2.2 完善休闲体育增进文化传播的媒介属性
传统民俗传统活动就可以理解为休闲体育运动,在舞狮子、赛龙舟等集体项目中,我们都培养自身的团队精神,增进沟通交流的频度,其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项目在极具娱乐性的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基于此,休闲体育运动的参加者在能强身健体,舒缓身心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交流、阅历丰富。尤其是,对于我国的武术、太极拳等民族特色的休闲体育运动项目而言,其本身承载的中国文化的基因和底色,在与国外的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同样可以起到良好的媒介传播的属性和作用。
2.3 拓展休闲体育引领知识经济的商品特质
从知识经济的角度来说,休闲体育运动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消费参与、身心健康、提升素质、产业发展等几个方面。休闲的宗旨是本体体验的舒适与自由,能够参与其中,对于体育消费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以及社会价值、文化价值都得到了让渡与实现。而作为产业化发展良好模式的休闲体育,必然会因为其绝对值效益和消费总值比重而成为体育产业中的支柱产业之一。由此,我们应当加大休闲体育的宣传力度,强化配套系统工程的建设能力,不断提高休闲体育的经济价值。
3 结语
知识是包括休闲体育在内的学校体育、社区体育等体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材料和基本生活基础。在传统意义上,知识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性质存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社会资源调配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基础性作用,知识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知识的交换价值也在趋于增强。换言之,知识成为既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兼具私人产品的属性的混合产品。我们认为,知识的商品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知识商品化作用下的休闲体育的核心价值观是公益性、公共性的基本本质没有改变,同时,休闲体育也更为重视个体在休闲体育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导向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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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知识选择 第10篇
科研团队是适应科学研究复杂化和社会化的一种重要科研组织形式。事实表明, 如果某种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多种技能、经验, 那么团队通常比个人的效果更好。在研究团队管理的文献中, 如何构造团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何设计一个团队, 尤其是如何选择团队成员一直缺乏严格科学的模型方法作指导。从高校科研团队的实践来看, 在团队成员选择上存在很多问题, 如:有的团队学缘结构不合理, “师徒型”多, “混血儿”少, 容易形成在研究方法上“千篇一律”, 创新活力不足;有些团队的形成是由于项目负责人承担的项目需要不同专业的人而临时“拉郎配”组建的, 这类团队目的虽明确, 但功利性较强, 短期行为多, 稳定性差。而科研团队真正需要的是相对稳定的, 针对前瞻性研究, 由不同学科的人才“自主结合”;大多数团队在成员构成上“国内健将”多, “国际选手”少, 这样较难与国际接轨, 很难保证团队的科研创新成果能站在国际科技的前沿等[1]。团队的成员选择是决定科研团队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目标的决策过程, 既要考虑能够满足科技创新活动的需要, 又要充分考察成员的能力和发展等要求, 便于团队成员间通过竞合产生充分的双向知识溢出。
2 研究评述
目前来看, 有关团队成员选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视角:一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对团队成员自身应具备的素质提出要求, 如团队成员的自然属性 (种族、性别、籍贯等) , 团队成员的能力要求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关系等) 等等。这类研究通常采用统计的方法, 并未考虑成员之间的内在联系, 没有建立团队成员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事实上, 创新思想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所在的组织对其进行的选择, 即团队成员之间能否给予互相足够的支持 (Martin Ruef, 2002[2];Guzzo Richard, 1996[3];Cummings Jonthon, 2003[4];肖缓, 2003[5]) 。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 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 很多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 研究社会网络或组织中成员的交流模式、相互关系, 进而分析团队的组成 (Jackson Matthew, 1996[6];Meir Fershtman, 1997[7];Fisher, 2004[8]) 。这方面的研究往往通过图论理论, 将团队成员作为图中的点, 若两个成员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朋友关系、敌对关系) , 则两成员之间建立一条无向边 (或有向边) 。这种边没有权值, 因而无法表示成员之间量化的互动关系。虽然也有文献提出了企业组织结构的数学模型, 但只是处于概念阶段, 模型尚未深化[9]。三是从管理学的角度, 采用模糊决策、遗传算法等非结构化决策方法来研究团队成员选择。但是, 这些方法往往必须以确定评价指标集到团队最终目标之间的映射为基本前提, 由于科研创新活动的特殊性造成这个过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而难度较大。
上述研究共同存在的不足是, 在团队构建上虽然充分考虑了成员个体的知识能力, 但是没有考虑科研团队的备选成员之间由于知识、技能、经验、文化以及角色方面的差异, 以及由于这些差异导致的成员之间的知识协作关系。事实上, 无论是从组建科研团队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初衷来看, 还是从科研创新活动对团队成员知识交流协作的客观要求来看, 这种团队成员间通过知识交流和共享所产生的双向知识溢出都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在一定决定了科研团队所从事的创新活动的成败。
针对团队成员选择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考虑团队成员由于知识、技能、经验、文化以及角色等方面的差异, 并量化由于这些差异所导致的成员之间知识协作产生的双向溢出效用, 建立角色模型和群体效用模型。根据群体效用模型, 通过特定的算法, 充分考虑角色差异带来的知识溢出效用, 来寻找成员效用最大的矩阵, 以此来进行科研团队成员选择的辅助决策。
3 科研团队成员选择角色模型的构建
3.1 团队中角色的重要性
在有关团队构造方法的研究中, 角色界定途径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热点。角色的概念来源于社会学, 其基本观点是角色限定了个体的行为, 角色之间的关系限定了系统中个体之间的交互[10]。具体地说, 社会学中将角色定义为与社会地位密切联系、与个体认知和实践能力相对应的行为模式[11]。科研团队成员之间通过交流共享产生的知识双向溢出效应, 不仅是由成员个体的知识、技能、经验、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 而且还取决于其在团队中的角色。
个体是构成团队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基本单元, 每个个体在科研团队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并执行一定的功能, 同时团队中的多个个体经过协调、协商表现出功能集成和性能优化的团队特性。在科研团队的生命周期内, 可以为其添加新的角色, 也可以撤销原有的角色。角色不能独立实现其所承担的功能, 必须依托于特定的个体。同一个体可能在同一时期承担多个不同的角色, 同一个体也可能在不同时期承担不同的角色。在建立科研团队成员选择模型的过程中, 角色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基于角色的个体不仅具有角色的优点, 而且由于采用了角色划分, 更有利于协调各个个体之间的功能。因而, 基于目标分解识别和确认角色, 通过角色模型使科研团队的目标任务与实现科研创新的团队成员之间建立联系, 在此基础上实现角色与个体的动态绑定是非常必要, 且有重要意义的。
3.2 科研团队的角色分类
有关团队角色的辨识和确认,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组织研究者Benne (1948) 和Sheats (1948) 列出了一张有关群体角色的表格, 这一表格反映出个人能够对其群体做出的不同贡献[12]。团队角色理论的创始人Belbin (1981, 1993) , 围绕如何搭配一个协调、成功的领导集体进行研究, 提出了管理集体中每个成员都在扮演双重角色, 即职务角色和集体角色。随后又通过一系列模拟练习, 提出了八个重要角色。他认为这些角色是一个有效的决策制定团队的核心, 并且对组织生活中的其他类型的团队工作也同样重要。成功的团队是通过把不同性格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组成的。成功的团队必须包括担任不同角色的人[13][14]。Magerison (1991) 和McCann (1991) 对团队角色概念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团队管理轮盘”[15]。陈春花等 (2004) 在研究科研团队的结构时, 将科研团队的角色分为八种:协调人、智多星、监督员、塑造家、实干家、信息员、凝聚者、善后者[16]。许小东 (2001) 通过对R&D团队角色构成的研究, 提出R&D团队中的关键角色应该包括:创导者, 技术师, 经济师和组织者[17]。
以上几种团队角色分类的区别在于, Belbin等按性格和智力两个维度对成功团队应具有的角色作了划分, 而许小东只按知识技能这一个维度对团队角色作了分类。戴大双等 (2003) 认为, 许小东所提的团队角色可称为团队的“智力角色”, 团队的“智力角色”可定义为团队成功所必须的互补的知识和技能结构。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有15种智力角色是一个成功的技术科研团队不可缺少的, 且各种智力角色在技术创新决策中发挥不同的作用[18]。
3.3 科研团队成员选择的角色模型
本文建立的科研团队成员选择的角色模型如图1所示。
首先, 科研团队的目标由相互合作的角色共同完成, 角色之间的交互是任务的纽带。必须赋予角色一定的知识、能力和权力, 同时也应当给予它一些约束 (即情景) , 使得它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 履行职责。
其次, 角色的确定依赖于科研团队目标的分解, 其粒度是和目标分解的粒度相对应的, 不同层次的角色负责相应层次的目标。角色承担特定的活动或活动集。
设某个科研团队T的主要角色集为R, R={R1, R2, , Rm}, R具有m个角色类别。对于某个特定的角色Rc, 成员的备选集合为A={A1, A2, , An}, 即有n个备选成员, 由特定的组成的集合构成一个活动或活动集。
4 科研团队成员选择群体效用模型的构建
4.1 基础效用
对于科研团队中所有确定的角色Rc, 假设其备选成员有n个, 记为A={A1, A2, , An}。由于团队成员存在于特定的组织中, 成员自身的知识、技能、经验会给成员带来一定的效用, 我们称之为基础效用。基础效用数据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对成员知识能力在组织中的运用价值评价得到的, 它具体表现为组织给成员带来的成就感和物质所得。组织给所有备选成员带来的基础效用形成一个基础效用矩阵, 记为UB (A) 。
UB (A) 是一个n维的对角方阵, uii就是成员从组织中获得的基础效用。同时, 我们假设成员的基础效用是建立在他对组织的贡献被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若uii<0, 组织为成员带来的基础效用是负的, 当组织是刚刚成立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4.2 溢出效用
在一个组织中, 成员的知识结构、经验能力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成员间人际关系、工作关系等因素必然会造成成员之间的工作上的相互影响, 如成员i对j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帮助 (阻碍) 。在科研团队中,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成员间通过知识交流共享产生的知识双向溢出效应。我们把成员间的这种可量化的互动影响称为溢出效用。
知识溢出是指一个部门在对外进行经济、业务等交往活动时, 其知识和技术会自然输出和外露。知识溢出有两种类型, 分裂式溢出 (net spillover) 和纯知识溢出 (pure knowledge spillover) 。知识溢出既是全球性的, 也具有地域性。任何新知识、新技术, 无论最初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发展, 最终都会通过某种渠道传播。知识溢出具有空间效果, 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 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有限的。空间知识溢出主要是通过对知识与地理位置之间关系的探讨, 来研究区域间的知识 (技术) 溢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缩小到科研团队这个层面, 科研团队备选成员之间知识 (技术) 双向溢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也会对科研创新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认为, 这种知识溢出是空间知识溢出在团队这个特殊的空间尺度上的具体表现, 两者之间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因而可以通过对空间知识溢出的相对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来对科研团队备选成员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量化评价。
我们这里考虑到在一个组织中, 任意两个成员之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溢出效用[28]。这样所有成员之间的溢出效用形成一个溢出效用矩阵, 记为UI (A) 。
UI (A) 是一个n阶方阵。其中, 主对角线上的元素uij=0, 因为这里成员自己不会对自己产生溢出效用, 当i≠j时, uii表示成员j给成员i带来的溢出效用。若uij>0, 表示成员j对成员i的工作有帮助。若uij<0, 表示成员j对成员i的工作有阻碍。若uij=0, 表示j对成员i的工作不产生任何影响。
根据Verspagen (1992) [19]、Caniels (2000) [20]的知识溢出空间模型, 知识存量与区域经济增长率和区域产出增长相关, 区域产出增长进行知识溢出模型为:
其中:Sij为i区接受j区的知识溢出;δi为i区的学习能力;Gij为两区域之间的知识差距,
要想对科研团队备选成员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测度, 我们需要对 (1) 进行修正, 主要需要修正的是技术距离γij。由于成员在组织中的角色限定了成员个体的行为, 角色之间的关系又限定了组织中成员个体之间的交互。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定义角色差异度Rij来对技术距离γij进行修正, Rij表示成员i与j在组织中所扮演角色的差异化程度, 它的取值主要根据角色模型所确立的角色类型来决定。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以及成员进行知识交流共享的难易程度。
由此, 我们可以对模型 (1) 进行修正, 进而得出科研团队备选成员的溢出效用:
其中:uij为两成员之间的溢出效用, 即i成员接受j成员的知识溢出水平;uii为i成员的基础效用;Gij为两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
对于两主体之间的知识差距Gij, 我们可以通过成员对知识能力运用所带来的基础效用予以反映。即
由模型 (2) , 我们可以得到测度科研团队备选成员溢出效用的矩阵UI (A) 。
4.3 群体效用模型
在基础效用、溢出效用的基础上, 结合效用可分原理, 我们可以得到科研团队成员备选集合的群体效用矩阵:它等于基础效用矩阵和溢出效用矩阵之和。
即团队成员备选集合的群体效用矩阵:
U (A) =UB (A) +UI (A) (3)
由群体效用矩阵表示的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模型称为群体效用模型。其中,
在群体效用模型中, 效用可分的含义还包括, 由于科研团队T是成员备选集合A的子集, 即T⊆A, 那么团队T中的成员在群体效用矩阵U (A) 中对应的主子矩阵就是团队T的群体效用矩阵U (T) , 即U (A) 中的元素uij属于U (T) 当且仅当i∈T, j∈T。
同样地, 我们可以定义团队T中成员i的总效用:
团队T的总效用为:
要组建一个k人的科研团队, 最有效的科研团队将是群体效用最大的k人组成的团队, 记此团队为T*。我们用
5 科研团队成员选择优化问题的算法
基于角色模型和群体效用模型进行科研团队成员选择的问题 (7) 实际上就是求一个n阶矩阵的阶最大主子矩阵问题。文[21]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算法上的解析。本文由于考虑了角色差异和知识溢出, 因而在算法上需要考虑角色差异度并进行适当改进。
Tabu算法最早是F.Glover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 其基本思想是:采用一种灵活的对历史进行记录的技术指导下一步的搜索方向, 当到达局部最优解时, ]Tabu将搜索方向指向导致目标函数退化最小的方向上, 由此避开局部最优解[22][23]。对于问题 (7) , 使用Tabu算法求其近似解的参数设计如下:
可行解的领域:设T= (t1, t2, , tk) 是问题的一个可行解, 可行解的领域为A- (t1, t2, , tk) , 那么, 可行解的领域解为:
若可行解团队T中的任何一个成员ti与备选集合中成员tj互换, 则所得到的新团队是T的领域解。
候选解:领域解共有|A (T) |=k (n-k) 个, 从领域解中随机选取k (n-k) 个作为候选解。
禁忌表:设当前解为
T= (t1, t2, , tl , tk) ,
如果当前解被其候选解
T '= (t1, t2, , t'l , tk) 替换,
那么 (tl, t'l ) 成为禁忌对象, 禁忌表为:
禁忌长度:根据问题的规模, 采用固定的禁忌长度。
特赦规则:采用“best so far”准则, 如果被禁忌的对象所对应的目标值是目前为止最好的, 那么将得到禁忌对象解禁。
终止准则:如给定最大迭代步数, 即拟组建科研团队的规模。
初始解:初始解的获得可由团队领导层提供。
上述基本框架应用于科研团队的成员选择还是有一定的困难:①状态空间还是过大。禁忌表是一个具有一定长度的先入先出的队列, 其长度需要根据不同的问题作不同的设定, 表中的一个元素代表状态空间的一个点。表长度过短会令禁忌表失去作用, 表长度过长会令搜索效率下降, 影响找到最优解;②可行解的领域难以定义。算法中可行解的邻域对不同的具体问题可以作不同的定义。邻域过分大会致使搜索过于分散, 不能找到局部最优解。邻域过分小又会使到搜索容易陷入局部极值。
根据本文建立的角色模型和群体效用模型, 我们可以对Tabu算法中禁忌表的状态空间进行重构, 同时对可行解的领域进行限定, 进而达到对Tabu算法应用于科研团队成员选择优化的改进。改进的主要思路是将候选解的替换限定在特定角色的备选集合内, 避免状态空间过大, 提高搜索效率。改进后的禁忌表为:
其中表示禁忌对象对应的团队角色, 它限定了Tabu算法搜索的候选解范围。Tabu搜索算法具有很强的局部搜索功能, 在新的状态空间中, 通过角色限定可行解的领域进行有序的导向实现搜索, 相对减少了搜索的范围, 能够快速地找到较好结果。状态空间的重构为Tabu搜索算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结构的解空间。
6 结论
现实中进行团队成员选择时, 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Campion等人 (1993) 的研究结果发现, 团队设计至少包含5类设计变量[24], 分别是:①团队工作设计 (团队的分群程度, 成员的自我管理程度等) ;②团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团队成员人际关系, 成员协作程度等) ;③团队构成 (团队成员的知识、能力、经验等) ;④群体内运行过程;⑤情景因素。本文基于知识溢出所建立的科研团队成员选择角色模型和群体效用模型虽然已涵盖上述全部设计变量, 但与现实可能仍存在差距。即便如此, 本文还是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科研团队成员选择思路和方法。
科研团队成员选择优化模型的建立, 旨在为科研团队的组建提供科学的定量方法做指导, 它并不能完全替代团队成员选择中人的决定因素, 只能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人为考虑因素的片面所造成的影响, 这并不代表就可以忽视团队领导层在成员选择中占有的举足轻重作用。事实上, 科研团队中的一些关键角色, 在团队组建伊始就已经有了拟订的初步人员, 这些成员在定量模型的Tabu搜索过程中可能会由于不能达到局部最优而被禁忌掉, 而这些成员很有可能是科研团队组建之处就已经达成共识的拟订人员。所以, 针对科研团队成员选择这一复杂问题, 我们不能单纯的依靠定量模型来进行团队的组建, 而应以定量分析为参考, 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来遴选团队成员, 组建科研团队。如果可以以初步拟选的成员作为初始解, 再加之本文建立的定量模型和改进的Tabu搜索算法, 无疑可以使科研团队的成员选择过程更加科学, 更具有辅助决策的指导价值。
当然,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 这也是后续研究需要去关注和突破的地方。一是本文为了突出考虑知识溢出效用, 采用了效用可分的假设,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便于界定由于角色差异导致的知识溢出效用。后续的研究可以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上进行深入研究[25];二是本文限于现实中实际遇到的科研团队成员选择的案例的匮乏, 未能结合案例予以分析和支撑。
大学的知识选择 第11篇
摘要：本文依据课程知识观的核心要素，从课程知识选择、课程知识组织和课程知识呈现三个维度梳理了柏拉图、夸美纽斯、斯宾塞、杜威、布鲁纳和多尔课程理论内在所反映的课程知识观，并以知识观视角解析了课程知识观演进特征，提出了课程知识选择从普遍真理到存疑情境、课程知识类别从等级层次到多样分类、课程知识编排从普适确定到开放建构，以及课程知识呈现从抽象绝对到多元描述等趋势，以期助力大学课程内容改革实践。
关键词：课程知识观；课程知识选择；课程知识组织；课程知识呈现；知识观
一、课程知识观的三维视角
胡森在《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指出，课程知识是“在一门课程中所教授或所包含的知识（课程内容）和制定课程时所应用的知识（课程编制知识）”。本文使用其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即视为有助于实现既定教育目标，通过课程要向学生传授的内容。
为确立课程知识的基本范畴，本文认为至少需要从课程知识的本体属性、划界问题及其内在关系三个层面进行探究和思考。首先，课程知识属于知识的思想范畴，但能否成为课程知识则取决于特定社会的教育实践准许何种知识进入教育场景。其次，课程知识直接以影响和发展人为目的，承载教育情境实践下的价值追求，较非课程知识具有更强的目的性、方向性和工具性。同时，课程知识从广义上讲，必须具备意义与符号两个要素。其中，“意义”是课程知识的内容，涉及横向分类与纵向排序两种组织结构，“符号”则指它的呈现形式。
课程知识观中的“观”，在汉语中，指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结合上述课程知识基本范畴的探讨，我们可知，课程知识观从本体上反映了人们在课程教学领域如何看待课程知识，其中涉及的本质问题是如何选择课程知识的观点，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为了特定教育目的以何种标准选用进入课程领域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本质问题又相应派生出了对课程知识的处理观念，包括意义组织和形式呈现两部分，其中前者涵盖内容分类与教授排序两方面。基于此，本文在课程知识观的历史透视中，将分别从课程知识选择、课程知识组织和课程知识呈现三个维度进行剖析，从而把握典型课程知识观的基本特征。
二、课程知识观的历史变革
1.柏拉图理性主义课程知识观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创立的阿卡德米学园，被看作世界第一所大学，其办学目的主要在于培养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的哲学家或最高统治者，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围绕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学习理性知识，从而获得真理。
在课程知识选择上，柏拉图根据认识过程由低到高划分的4个阶段，即相信、想象、知性、理性，将后两者划归为知识范畴，可作为课程知识。其中，知性知识是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涉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旨在促使灵魂转向真理、养成抽象思维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对美与善的追求；而理性知识则指辩证法研究的对象，意在培养统治者的辨证能力，使他们实现灵魂的最终转向，获得最高的“善的真理”。
在课程知识组织上，柏拉图一方面基于发展受教育者理性的需要，将“四科”课程作为古希腊课程体系主干，并指出其训练是辩证法学习的前奏和准备；另一方面，他秉承循序渐进、启发诱导的原则，按照儿童年龄特征规定先学算术、几何，再习天文、音乐——从可见到可知，由意见至知识，从而逐渐提升人的心灵状态，并经选拔，使少数非常优秀的学生能够接受最高形式的辩证法学习，实现灵魂转向。
在课程知识呈现上，古希腊由于强调传递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生本源的形而上学的知识，以概念、范畴和语言为载体，并视所学具有绝对性和终极性，注重服从权威、引经据典，将古典语言——希腊语与拉丁语，看作唯一的教学呈现和研究语言。
2.夸美纽斯泛智论课程知识观
生活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夸美纽斯，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成果和哲学认识论的新发展，提出了著名的“泛智”教育思想，主张“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们”，从而奠定了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基础。
在课程知识选择上，夸美纽斯较早期人文主义教育，强调更贴近生活、更切合实用，培养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形成百科全书式的课程设置。具体来讲，他在充实“七艺”的同时，将地理、物理等新兴的自然科学引入课程，并加入自然科学史、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国语和手工劳动等。
在课程知识组织上，夸美纽斯将“周全”课程分为三类，包括语言、哲学和神学等主要课程，为更好掌握主要课程服务的历史和各种练习课的次要课程，以及由各种游戏、娱乐和戏剧表演组成的第三类课程。同时，在泛智内容排列顺序上，他主张“教育的自然适应性”，通过构建统一的学制系统和课程知识圆周式排列方式，使各级学校或阶段所学知识完整、统一，程度渐进，适合学生年龄和理解力。
在课程知识呈现上，夸美纽斯通过明确提出“国语学校”阶段，将本族语的地位大幅提升，体现了教育民族性与世俗性的增强。
3.斯宾塞科学主义课程知识观
作为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的代表，斯宾塞敏锐地洞察到科学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针对英国奉行古典教育乃至陷入“装饰化”“形式化”的状况，指出科学知识对人们成长和幸福生活具有重要影响，进而提出了科学主义教育思想及其课程观。
在课程知识选择上，斯宾塞指出唯一合理方法，就是评判一门教学科目为完满生活做准备的程度，并由此形成了基本上包容近代自然和社会科学全部学科的课程设置。其中，数学和自然学科占极大比重，而且注重在与社会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中，体现课程知识的实用性。
在课程知识组织上，斯宾塞通过完满生活的五类活动划分，相应各安排了一组必学知识。第一，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的解剖、生理及卫生学；第二，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的算术、几何、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学和社会学等；第三，为抚养和教育子女需掌握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知识；第四，有助正确调节公民行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知识；最后，可供满足爱好和感情的文学、艺术和音乐。同时，他以进化论为依据，吸收了夸美纽斯等人关于教育应“顺应自然”的思想，主张课程教学和教材编排必须适合心智和能力演化的自然过程，进而提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不准确到准确和由具体到抽象等教材编写和讲授原则，力图把教材的逻辑次序与心理次序统一起来。
在课程知识呈现上，一些特殊的概念、符号、范畴和命题被借助表达，而观察和实验也被看作判断一种表述是否为科学知识的主要方法，故数学语言和观察命题成为课程叙述的基本形式。
4.杜威经验主义课程知识观
杜威是20世纪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面对传统教育对学生专门化、狭隘化的束缚，他重新释义“经验”为“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强调经验的动态发展及人在其中的主动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对原有课程观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课程知识选择上，杜威强调确立“社会价值的标准”，将“要素”，即社会方面最基本、和广大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经验有关的事物，放在课程设计的首位。因此，他提出课程中的各门学科必须代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标准要素”，并成为“启迪社会价值的工具”。
在课程知识组织上，杜威认为应以儿童为中心，遵循知识的发展程序，由最初接触反映日常生活经验、关于如何做的知识，过渡到运用间接获取的知识、经验，并最终达至科学化、系统化知识。可见，他特别强调知识组织与儿童经验发展的同步，并逐渐根据发展水平为其注入逻辑性。
在课程知识呈现上，杜威一方面反对学科课程中以简单文字、符号传授知识的做法，强调知识呈现与社会生活经验的结合；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活动作业”，认为多种知识应当以生动、实用、相互联系和依存的形式出现在课程之中，从而将人、学科知识和社会统一起来。
5.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知识观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震动了美国教育界。布鲁纳针对经验课程无视学科系统性、认识能力培养欠缺和分科课程缺乏结构化、真正知识未能掌握等弊端，以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探讨课程改革，并建立了结构主义课程观。
在课程知识选择上，布鲁纳主张以学科为中心，提出“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即每门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其之间的规律与联系。他强调摒弃零星经验或知识结论的掌握，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结构学习有助理解、记忆和迁移。
在课程知识组织上，布鲁纳提出“螺旋式课程”，即以与儿童的思维方式相符合的形式尽可能早地将学科的基本结构置于课程中心地位，并随着年级的提升，使学科基本结构不断扩展和加深。他强调学科基本概念或原理的连续性，指出依据学生认知发展阶段特点，“阶梯性”地组织知识。
在课程知识呈现上，布鲁纳给予对猜想、推测等直觉思维的强调，提出应注意描绘形成丰富的图像，防止过早语言化。在此基础上，他十分重视影片、电视、幻灯片等装置的辅助教学功能，指出应与教师教学技巧紧密结合。
6.多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课程知识观
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一书的最后，提出了以4R——丰富性（Rich）、回归性（Recursive）、关联性（Relational）和严密性（Rigorous）为特点的后现代课程观。他主张课程通过参与者行为和相互作用形成，具有建构性、非线性和不断展开的动态性。
在课程知识选择上，多尔提议3S——科学（Science）、故事（Story）和精神（Spirit）的结合，即课程内容体系首先包括培养学生科学理性及逻辑推理能力的科学知识，并赋予其故事性的丰富想象力，注重探索创造过程中的个体感觉与体验。为此，课程内容要求具有宽泛、丰富、一定非确定性和启发性，以达成促进探索的课堂气氛。
在课程知识组织上，多尔认为课程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开发和探索创造，强调个体反思及对反思的共同讨论，并指出挑战和干扰对这一自组织过程的变革具有重要影响，继而使课程成为一种经验转化过程。
在课程知识呈现上，多尔推崇隐喻和描述性方式，提出通过一些假设、猜测以及疑问的呈现，诱发学生参与其中，并使其历经与文本对话中各种可能性的探讨，意识到没有唯一正确的知识，应尊重和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
三、知识观视野下的变革解析
1.知识观的先导影响
我们通常视知识问题为课程问题的基础，而知识及其变化对学校课程的影响最终要经由人对知识的理解方可实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以怎样的知识观去对待知识，构成了课程的基础。施良方曾从课程理论发展史出发，将知识观与课程的关系总结为：哲学中关于知识来源和性质的观点，对课程理论和实践，尤其是课程设计模式，起着直接指导作用；认识论中有关知识价值问题的探讨，对课程内容选择与组织关系甚大；认识论中有关知识形式与分类的观点，在学校教育中“折射”为课程的类型与门类。对照前述课程知识基本维度的划分，我们可将课程知识观与知识观紧密联系的问题域整理为下表：
其中，知识的性质是知识观本体问题，反映了人们对知识本质属性的观点——抑或形而上学的抽象、概括和终极性，又或者是近代认识论强调的客观、普遍和中立性，继而映射为课程知识存在的意义，即人们在课程教学领域如何看待课程知识。伴随知识性质转变引发的知识观转型，人们对其一般性质的观点也相应改变。首先，知识的价值直接关系人们对待知识功用的态度，它一方面可作为判定标准，将所有“非知识”“准知识”排斥在课程内容之外，另一方面也可用于比较各种知识价值大小来选择最有价值的课程内容，从而回应有限教学时间和空间下的教学需求。其次，知识陈述是在知识本质属性下的符号表征，其在课程领域的存在方式也需符合相应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呈现特点；同时，知识的类型源自对知识特征的本质区分，如亚里士多德根据认识中形式与质料的区分，将知识分为逻辑学、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制作四类，并折射在其吕克昂哲学学校的课程分类观中。最后，课程知识作为人们日常获得知识增长的主要载体，它的编排结构需适合认知学习过程，故人们对于知识来源与增长的观点，将被巧妙地反映在课程知识的编排观念之中。
因此，本文就将在明晰知识观在各层面演进背景基础上，剖析课程知识观念的各维度变革特点与趋势。
2.课程知识观变革脉络
一是课程知识选择：从普遍真理到存疑情境。古希腊柏拉图为知识奠定了理性基础，重视知识对于思维发展的功能，故确定了以数学为核心的“四科”及促进灵魂最终转向的辩证法。到了近代，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唤醒了人们征服自然的信心和热情，知识价值观由人格陶冶转向对自然的控制，实用价值诉求凸显。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夸美纽斯提出“泛智”教育，强调课程知识更贴近生活、切合实用；而之后的斯宾塞更以“为完满生活做准备”为起点，构架了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强调同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的实用性课程知识体系。伴随知识的迅速增长与膨胀，人们通过不断掌握知识来认识世界万物的愿望已不现实，实用主义知识观便提出，知识的价值在于为人们应付变动不居的环境提供有效工具。由此，现代社会的知识更多地被赋予了工具性，如：杜威将知识看作“启迪社会价值的工具”，把与社会群体经验有关的基本社会问题置于课程；而布鲁纳的以学科结构为中心，也源于他对基本结构巨大迁移作用的考量。不同于此，后现代课程知识观深受建构主义和后现代知识观的双重影响，其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下的重新建构及情境影响，因而多尔的课程知识体系不仅内容宽泛多样，而且注重非确定性想象空间的赋予，将课程知识选择变为可探究的多元情境设置。
二是课程知识类别上从等级层次到多样分类。无论是古代西方以理性为尊的知识观，还是科学时代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发问下提出基于人类活动的知识学习序列，学者们以往都站在不同知识观立场下确立了人文、宗教抑或自然科学为“优势”知识领域，从而无形中将知识分类变为分层，形成了诸如主要、次要等典型课程知识划分。而后现代知识观主张各类知识对于个体发展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应更加“宽容”地包容与关注知识的“弱势群体”。正如波兰尼区分了可言与默会知识，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体知识的不可或缺性；又或者是利奥塔将知识分为叙事与科学两类，防止人们以科学标尺抹杀叙事、民俗等信息的重要作用。不难看出，后现代课程知识分类的非确定化与不明确，恰恰源于其知识观对于“弱势群体”知识重视与关注的结果，表现出对课程知识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尊重和认同趋势。
三是课程知识编排上，从普适确定到开放建构。传统知识观将人类知识增长看作一种“个体”的认识过程，即强调在排除社会文化等“干扰”因素下，个人天赋、智慧、责任和劳动等在积累基础上的理性突破。因而，从古至今，西方课程知识观都强调遵循人的心理发展特点恰当编排，只是随着学科分化及其特征的逐渐独立，学者们日益重视学科逻辑与学生心理发展的协调。与上述强调由课程专家和专业设计人员精心组织、最优编排的“自上而下”范式不同，后现代知识观重视社会因素在知识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干扰对自组织过程及促成学生学习突变形成关键影响，故其课程知识的编排，随着师生主体“自下而上”的共同建构而不断修正、调整，具有开放、互动、生成和发展的特性。
四是课程知识呈现上从抽象绝对到多元描述。古代形而上学知识观强调，真正的知识揭示事物本源属性，具有终极性和绝对性，故其依赖逻辑而非感觉获得，相应表述也被认定必须是由概念和逻辑所构成的命题。到了培根及其之后的科学时代，真正的知识要求既得到观察和实验证实，又得到严格逻辑证明，即“外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缺一不可。因此，知识借助特殊的概念、符号、范畴和命题表述，数学语言和观察命题成为课程知识呈现的基本形式。之后，杜威的实用主义知识观用“经验”取代“真理”，强调知识呈现与社会经验的结合，率先提出了“活动作业”这一将人、学科知识和社会联系其中的综合表述方式，并带动了现代课程知识在多样联系和与辅助设备结合中呈现的思潮。而后现代知识观则指出，知识陈述并不唯一，它们均应得到同等的尊重和认同，课程内容也相应鼓励形成多元化的描述空间。
四、结语
现代企业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路径选择 第12篇
隐性知识是沉默的、心照不宣的、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知识, 来源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理解, 分布在组织内部员工个体、项目团队、职能部门、组织层次等不同层面的知识载体中。隐性知识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存在方式上的内隐性;二是运用上的垄断性;三是对其载体的依附性;四是路径上的依赖性。
二、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积极影响
企业知识创造不仅能够发生在外部化和内部化过程中, 而且同样能够发生在社会化和综合化过程中。
1、隐性知识显性化有助于提高组织响应性和创新能力
首先, 转化的过程有助于获取和共享“最佳实践”及可重复使用的知识资产, 并把它们用于新过程, 解决新问题, 以便缩短循环时间, 并最大限度减少重复劳动。其次, 当隐性知识被转化为显性知识后, 加快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 有利于知识的共享与交流。第三, 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意味着属于个人的知识通过学习推广变成大家都掌握的组织知识, 也就是把个人所拥有的知识转变到各个层面, 要把这种带有运作核心的东西变成一种人人可以学习的操作手册。第四, 员工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在显性化过程中, 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分类和保存, 并提供相应的检索手段后被显性化、结构化、流程化, 原来零散混乱的知识得到系统化的集中管理, 提高了知识使用效率。
2、隐性知识显性化使企业创新得以实现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是企业最具关键性的重要资源, 知识资源成为企业区别与其竞争对手, 获得优势的地位的重要来源, 这已经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共识。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作为资源, 不仅是企业发展的生产要素, 而且是主导生产要素。知识以科学技术等形式, 改进生产工具, 提高生产效率和科学管理水平, 能为开发应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服务方式, 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充分体现知识对企业创新的价值。企业知识的创新是与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紧密相连的。另外, 显性化出来的隐性知识经过识别、培养、共享和扩展应用, 这些代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技能、经验、诀窍最终转化为企业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优质服务能力, 开发新的市场, 为商家带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创新得以实现。
三、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路径选择
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 我们可将企业组织分为三个层次:个人层次团队层次企业层次, 我们将从这三个层次对隐性知识显性化过程进行分析, 来揭示出企业内部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运动规律。
1、外部知识获取中的隐性知识显性化
对外部知识获取中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根据技术成果接受方的研发生产人员对获取的隐性知识的整理和自身体验感悟, 通过召开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互相沟通交流。将他们的自身体验感悟以及语言文字符号形式表达出来, 并将这些编码化的显性知识进一步分类整理, 使其系统化、结构化, 并将获取的有关技术成果的技术诀窍等知识记录在册集中保管, 以备下一阶段使用 (将其分别用于以后的研发生产等实践阶段, 并不断丰富完善之) 。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接受方管理人员要把各相关专业研发人员组织协调起来, 如负责技术成果构思的研发人员, 让他们先分组讨论再汇总讨论, 使获得的显性知识系统化, 结构化。
2、员工个体之间隐性知识显性化
对于可以显性化的隐性知识, 经过挖掘、整理和总结等外在化后, 在员工个体之间交流共享。个人将自己在生产、管理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到的技能、诀窍、解决问题的方式记录和整理下来, 形成自己的工作报告或总结;或者员工个体在长期的工作中, 通过观察、实践、模仿等方式逐渐体会到团队或者组织的文化、共同愿景、价值观、工作惯例等隐性知识, 员工将这些隐性知识通过整理和明晰化, 形成自己的工作惯例和准则。知识管理研究文献中的信息图和知识图描绘了员工在知识技能方面拥有的知识资产, 然而, 因为大多数隐性知识保存在员工个体的记忆中, 还应通过更高级的技术使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如可以通过认知图把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外在化过程就是将隐性知识 (可编码的部分) 转化为或替换为编码化的程序和信息的过程。外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创造一个“专业化词典”, 它包括模型以及用来表达这些模型的词汇和语言。第二步是创造“文件”的过程, 即用书面语言对隐性知识的内容进行明晰化阐述。
3、员工个体与团队之间的隐性知识显性化路径
一是对某些可显性化的个体隐性知识尽量显性化和编码化, 通过外在化模式高效交流和转化为团队显性知识。如团队中技术或者管理专家通过当场演示, 现场指导把自己的技能技巧和管理经验传递给团队成员, 再对其中的某些可以显性化的知识通过外在化模式, 使其成为团队显性知识。二是对难以显性化的团队隐性知识, 如团队所掌握的隐性技能, 团队成员的默契协作能力等, 可通过组织学习方式便于团队对员工个体的影响和员工自己的感悟, 以社会化方式流动与转化为个人隐性知识, 而对其中可显性化的团队隐性知识尽量总结并编码化, 形成员工的工作惯例和准则, 这就转化为个体显性知识。
参考文献
[1]、韩志娟.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企业知识管理策略研究, 科技和产业, 2005, 5
[2]、蒋日富, 霍国庆和谭大鹏等.企业知识管理战略研究综述, 图书馆与信息服务, 2005, 49
大学的知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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