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基础工作探究论文范文

统计基础工作探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基层统计工作也成为比较重要的发展资源，充分利用基层统计工作数据，及时分析基层单位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运行情况，全面了解基层单位的整体发展走势，为日后基层单位在决策阶段提供理论参考。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是统计服务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基层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样也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就来对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过程中的不足以及整改措施进行分析。

关键词：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过程;不足;整改措施

前言

统计工作的源头就是基层单位，基层统计工作的好与坏，直接决定着统计工作的整体工作水平。加强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保证统计数据的精准性，提升基层统计工作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为日后决策阶段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但是在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整改，对此，为了保证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就需要统计人员将现代化信息技术有效融入其中，促使更多的统计人员熟练地使用计算机，提高基层统计工作的质量。

1. 基层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分析

1.1基層统计是我们国家统计事业改革和探索的前沿

统计工作是在改革和探索中不断摸索前进，基层统计部门对统计方法、统计制度有着最直接的发言权。基层统计部门的信息来源比较宽泛，特别是微观方面的信息来源更多，善于发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之中的热点话题，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基层统计部门需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迎难而上，克服所有的困难[1]。除此之外，还应该打破常规、不断创新基层统计工作方法，积极寻找最适合基层统计工作的实施路径，建立健全基层统计管理体系，进而提升基层统计能力。

1.2基层统计信息是国民经济统计信息的基础信息

基层统计是各项统计调查的基本单位，也是各项统计工作的起始点、落脚点，更是我们国家国民经济信息的基本。不管是什么层面的统计信息，最终都是要回归到基层统计工作之上，通过基层统计部门采集信息、调查信息、分析信息、整理信息。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统计调查方法，信息的获取都是要有具体的基层统计调查对象，正是因为基层统计工作的存在，才能整理出我们国家的大量基础数据信息，才能生成一个比较宏观的统计数据信息，最终提升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

2.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过程中的不足

2.1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人才比较稀缺

现阶段，随着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工作不断加快发展建设，人才资源逐渐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的基本需求，大部分的统计部门尤其是基层统计部门，信息化专业统计人才严重稀缺，从而也就限制了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的高效发展。虽然大部分的基层单位会通过社会渠道招聘更多的统计人员，但是这些统计人员仅仅适用于基础的常规工作，能够处理一些简单的信息化技术问题[2]。对于比较复杂、系统的统计工作问题，不能更好的处理，与此同时，部分统计工作人员也欠缺对信息化技术开发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抑制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的长久发展。

2.2统计管理制度比较落后

基于我们国家统计管理制度的发展状况来进行分析，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还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国家统计管理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实施的，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基层统计管理制度一直处于稳步不前的状态，尤其是近几年我们国家信息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传统的基层统计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基本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的长期发展。

3.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的整改措施

3.1建设信息化统计队伍

在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过程中，建立一支高能力、高专业、高技能、高素养的统计工作信息化专业队伍，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造成大量物力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尤其是在基层统计工作之中，培养统计信息化专业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加大对统计人员的培训力度，基层统计部门应该定期组织培训大会，丰富基层统计人员的信息化理论知识，提升基层统计人员的专业素养，从而才能更好的为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开展提供人才技术支撑[3]。其次，基层统计部门还可以通过社会渠道招聘更多的统计信息化人才，在信息化背景之下，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基层统计工作队伍，进而满足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的基本需求。

3.2积极转变基层统计工作发展理念

在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开展过程中，首先应该积极转变传统的统计工作理念，在基层统计工作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总结，为日后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的顺利实施奠定良好的理论支撑。除此之外，明确的转变传统的基层统计工作流程和信息化之间的关系，创新基层统计工作流程，保证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符合当地发展情况，帮助基层统计工作战略改革朝着信息化、现代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促使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发展建设显著的提升。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建设是我们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各个地区应该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科学、合理的进行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过程中，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化的资源、环境、科技，保证基层统计数据更加真实、可靠，提高基层统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增强基层统计工作管理的能力，全面促使基层统计工作信息化的高效建设。

参考文献：

[1]赵伟国. 乡镇统计工作信息化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整改策略[J]. 财经界， 2019， 000（036）：249-251.

[2]闫立红. 企业统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研究[J]. 商讯， 2020，196（06）：131+133.

[3]王娟. 乡镇统计工作信息化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整改方式[J]. 消费导刊， 2020， 000（008）：142-143.

作者简介：金英子，198804，女，回族，河北省唐山市，中级统计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统计

唐山市路南区统计局 河北 唐山 063000

统计基础工作探究论文范文第2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沿海四个经济特区的成功建设，全国各地的经济开发区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地经济开发区的相继成立和成功运作，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平台。这些开发区很多已成为当地GDP增长的重要支柱。但在调研中发现，开发区普遍存在重招商轻管理、重开发轻核算现象，尤其轻视园区会计工作管理。现从开发区管委会角度，针对开发区会计管理工作展开探讨。

一、中国开发区背景介绍

开发区是指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实行国家特定优惠政策的各类开发区。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几类常见开发区的发展状况：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地区的组成部分，是指在开放城市划定的一块区域，建设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创建符合国际水准的投资环境，通过吸收利用外资，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现代工业结构，成为所在城市及周围地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重点区域。到目前为止，经国务院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N54个(含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的苏州工业园区、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宁波大榭经济技术开发区、厦门海沧投资区、海南洋浦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指在一些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的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开发区，目的是为了营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良好环境，通过实施减免税等方面与高科技有关的各项优惠政策和完善服务体系，创建产业聚集优势，吸引和聚集人才、技术、资本等产业化环境，加速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区域。目前国家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53个。

出口加工区是国家划定或开辟的专门制造、加工、装配出口商品的特殊工业区，目的是为促进加工贸易发展，规范加工贸易管理，将加工贸易从分散型向相对集中型管理转变，鼓励扩大外贸出口。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由海关监管的出口加工区。为有利于运作，国家将出口加工区设在已建成的开发区内，并选择若干地区进行试点。首批批准进行试点的有15个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开展国际贸易和保税业务的区域，类似于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区，区内允许外商投资经营国际贸易，发展保税仓储、加工出口等业务。目前15个保税区已全部启动运营，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新型连接点。

二、开发区会计管理工作内涵

一般开发区均会成立“开发区管委会”，代表政府全面负责开发区的管理工作，但却没有专业部门对园区企业会计工作进行管理，会计管理工作十分零乱，缺乏系统性。而开发区的财政年报、国资年报、统计数据等都是由各企业的会计部门提供，数据的真实性、口径的一致性、信息的及时性直接掌握在会计人员手中，开发区的会计管理工作对各有关部门来说都十分重要。

由于开发区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应设立一个机构，如“园区会计管理中心”，专门从事开发区内企业的会计管理及服务工作，具体内涵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会计基础规范化管理：建立规范的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工作水平，根据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其他法规，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园区会计管理中心”接到单位报送的申请考核资料后，交财政部门组织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小组，深入基层，采取调查、检验等方式，实地考核。达到规范化要求的单位，由财政部门发给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达不到规范化要求的单位，由考核小组提出书面改进意见并通知申请单位。申请单位对考核小组提出的改进意见应当在限期内整改完毕，经考核小组复核合格后，发给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对于已取得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的单位，须进行后续管理和年检。

第二，会计电算化备案管理：实行会计电算化是新时期会计工作的客观要求。作为“园区会计管理中心”应提供电算化的备案指导与服务，帮助管理比较规范的企业尽快采用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进一步实行电算化普及。对企业实行会计电算化申请进行初审，对资料完备、手续齐全、内容合法的企业应及时提报财政部门验收、批准。未通过验收考核的单位，不得擅自以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

第三，财务信用等级评定：为促进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财务会计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财务会计行为，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充分发挥财务会计信息在评价单位财务会计信用状况，加强财务会计监管，维护财务会计工作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应积极对财务信用等级进行评定。目前这项工作还没有普及，但上海在全国率先实施“财务会计信用等级管理办法”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值得开发区借鉴和推广。上海市财政局于2001年12月10日下发了《上海市财务会计信用等级管理试行办法》，根据该办法，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各单位将被主管财政机关客观公正地评定财务会计信用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分为A、B、c、D四类，并相应实施A、B、c、D四类分类管理。该办法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情况、单位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依法实施注册会计师审计情况等共七项。根据规定，有包括单位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依法实施注册会计师审计或未能在最近两年内被出具无保留意见报告等情形的，将不得被评定为A类。

第四，会计人员从业资格及继续教育管理：对开发区内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要求取得会计从业资格，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为避免由于会计人员流动性较大及会计队伍的不断扩大造成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相关信息资料失真的现象，“园区会计管理中心”应根据财政部《A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配合财政部门对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从业资格证书注册登记，并共同分享会计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库。注册登记工作可按照会计证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准确反映持证会计人员的基本信息，动态掌握会计队伍的基本现状。

三、开发区会计管理工作的强化措施

开发区会计管理工作内涵丰富，任务重，笔者结合在开发区做会计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一个机构，两个切入点，两个依靠”的开发区会计管理模式。

所谓“一个机构”，即开发区管委会设立一个专门针对园区内企业进行会计管理及服务工作的机构，如“园区会计管理中心”，作为会计管理及信息交流的一个平台。目前大多数开发区并朱设这样的机构，许多数据统计、产业调查、继续教育等工作都分散在各个部门完成，职责不清，有时出于应付临时的工作需要会出现互相推委现象，缺乏一个系统的、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所以，非常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园区企业进行会计管理及服务，首先从职能机构上有个保障，从而落实会计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园区品牌服务功能。

所谓“两个切入点”：一是切入建立“会计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库”，准确反映持证会计人员的基本信息，动态掌握会计队伍的基本现状，便于组织会计人员从事财政或会计的研究、学习和交流。建立会计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库后，一个方面为会计从业人员提供如继续教育、职称考试、评审等后续服务，有效地促进会计人才队伍的建设；另一方面从专业的角度为开发区数据统计工作及年报统计提供良好平台。二是切入建立“注册企业信息数据库”，只要企业一到园区内注册成功就进入数据库系统，直至其消亡。开发区注册企业分两类，一类是项目落地企业，占用工业区的土地资源或厂房；另一类是招税企业，只在园区内注册，享受政策优惠，不在工业区落地。有了这个数据库，有利于政府部门得到全面准确的数据；有利于开发区管委会掌握企业的经营动态；有利于准确分析收入、产值、税收等各项经济运行指标。

所谓“两个依靠”，即依靠税务部门和依靠财政部门。作为开发区管委会设立的会计管理机构，不可能自行能得到全面的信息或数据，需要与当地税务、财政部门共同分享信息。如依靠税务部门的网上报税系统，可以了解到企业的会计电算化备案情况、会计从业人员信息等，结合税收征管工作、税务例会等大力宣传并推广会计电算化工作。如依靠财政部门了解企业的会计基础规范情况及财务信用等级评定情况，结合财政会计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企业的会计基础工作。作为“园区会计管理中心”更多的体现服务功能，许多强制性的规范需要依靠税务部门、财政部门共同来推进完成。

综上所述，“一个机构”是开发区会计管理工作的关键所在，只有明确职能机构，才能有效全面的开展工作。“两个切入点”是开发区会计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只有把这个两个切入点的信息数据库建立成功，才能全面掌握开发区会计人员和注册企业的信息动态。“两个依靠”是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开发区管委会作为园区的职能部门，更多地为企业提供服务及政策信息，只有依靠税务、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及强制性的规范，才能真正推动开发区会计管理的顺利进行。

统计基础工作探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学科逻辑起点是学科研究中最基础、最本质的一环，对学科的逻辑起点厘定不清将阻碍学科的发展。我国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当今高等教育学界仅有对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笼统阐述，并未对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进行区分。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对高职教育的生源质量、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等进行研究，并通过区分高深知识和专门知识，发现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并不符合 “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并得出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专门知识的教与学”的结论。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逻辑起点;专门知识的教与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事业也实现了空前繁荣。自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初见端倪。关于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问题，学界较为认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薛天祥教授提出的“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 [1]。从薛天祥教授提出这一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阶段”向“普及化教育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对高等教育逻辑起点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精细化研究，以促进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技术人才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教育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从教育结构看，经济建设急需的大量职业教育未得到良好发展，这表明了国家开始意识到高职教育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发展高职教育的决心。在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高等职业学校承担起了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在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中的占比超过50%，成为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部分 [2]。根据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阶段的划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15%-50%、50%以上分别为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和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据统计，在我国高校扩招的第一年（1999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10.5% [3]，这表明在高校扩招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51.6%，较上一年增加了3.5个百分点 [4]。表明我国自2019年正式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全民教育”“普及教育”成为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高等教育民主化得到深化和升华。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进行精准化研究，须对其逻辑起点与固有的普通高等教育逻辑起点进行区别，以更好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全民教育”理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快速普及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教育部亦多次发文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譬如，2019年国家发布《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指出要通过创新服务平台等方式为职教的改革和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使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2019年5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要通过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等方式改革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 [5]。为此，文章研究整理了1997年-2017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并绘制成表1。

由表1可知，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呈上升趋势，为更清楚、直观地看出我国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变化趋势及速度，根据表1绘制图1：1997-2017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折线图。由图1可知，我国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1999-2005年，我国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呈直线上升，增长迅速，而普通专科院校在其中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究其原因，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高校招生人数显著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专科院校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其招生人数曾一度超越本科院校。2005年后，我国普通高校招生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呈上升趋势。在普通高校中，从招生人数看，本科生与专科生各占半壁江山，平分高等教育之秋色。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高职（专科）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而本科教育與专科教育在其培养目标、教育年限、专业设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探究高等教育逻辑起点时不能一概而论、搞“一刀切”的做法，应分别对两者进行研究。

二、现有高等教育逻辑起点评述

关于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这一问题，学界较有影响的是薛天祥老先生论及的“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阐述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须首先厘清“高等教育”和“逻辑起点”二者的概念。

（一）概念阐述

1. 高等教育

关于高等教育的界定，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用教育大辞典》、潘懋元教授、薛天祥教授等都对其进行了界定。文章采用潘懋元老先生的定义：“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具有专业性质的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对象是身心发展趋于成熟的十八岁以上的青年 [6]。”在潘先生的定义中提到高等教育的三个特性：一是高等教育的入学资格或条件，即完成普通教育之后。二是关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界定：18岁以上。三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及性质：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性教育。

2. 逻辑起点

我国关于逻辑起点的研究肇始于改革开放，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学科的“逻辑起点”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企图通过逻辑起点的研究与探讨搭建起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1986年，洪祥生教授发表的《教育学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刍议》较早研究了教育学学科逻辑起点，指出“知识的传授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7]。此后，学界掀起了讨论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热潮。关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薛天祥教授。薛教授认为，学科逻辑起点应满足下述条件：其一，学科逻辑起点是该学科教育活动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现实存在。其二，学科逻辑起点与其教育活动的历史起点一致。其三，学科逻辑起点蕴含着该学科尚未开展的全部概念的丰富性。 [8]纪成龙博士亦指出，学科“逻辑起点规定着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本质，具有抽象性、唯一性，是对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做出回答的关键概念。” [9]由此，可将学科逻辑起点视为对学科中最基础问题的回答，是抽象的、唯一的，与该学科教育紧密联系的，具有指导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双重价值。

（二）薛天祥教授关于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认识

薛天祥教授同潘懋元教授等老一辈高等教育研究者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部由潘懋元先生主編的《高等教育学》（1984），薛天祥教授就参与其中的编写工作，次年薛天祥先生即出版《高等教育学》（1985）。可以说，薛天祥先生的《高等教育学》是在吸收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学》的原理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建立的关于高等教育学的新的学科体系。

薛老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原因如下：“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围绕着学生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现象，经抽象概括，它又成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中最抽象的概念，应是理论体系中的逻辑起点。”而“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恰好符合“高等教育活动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现实存在;且与高等教育活动的历史起点一致;并蕴含着高等教育学尚未展开的全部概念的丰富性”三个条件 [8]11-16。同时，薛老教授认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完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学术性与职业性相结合的专业教育 [8]56-60。即学生在接受完全中等教育之后进入高校求学，无论其高校的水平层次如何、专业如何，均是接受高深专门知识的教育。且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性质。因而，可以推断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又可推断薛天祥教授认为高职教育亦是“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但方泽强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除研究型大学外，还有大量应用型和职业大学，前者（研究型大学）的确是研究高深知识的机构，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可作为其逻辑起点，但后两者却不具有研究高深知识的功能，不能将高深知识作为它们的逻辑起点” [10]。方泽强博士通过分析高等教育的层次、类型，说明在研究型大学中可将“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作为其逻辑起点，但对应用型大学和职业大学将此作为逻辑起点提出了质疑。

在研究型大学中，着重于知识的生产，高深知识确是其逻辑起点。但在众多的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院校中，是否可以将高深知识作为其逻辑起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薛天祥教授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界定为“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在指导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教材的编写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促进了当时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如今，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时代，在普通高等教育与高职教育各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情况下，若仍沿用薛天祥教授关于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界定，势必会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不清，并阻碍其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普通高等教育与高职教育进行区分，分别探究其逻辑起点，以推动高等教育明确定位、分类指导、多元发展。

三、高职院校生源质量问题探析

探究高职教育生源质量问题，必须明了其生源渠道。在我国，学生进入高校求学最普通、最常见的方式是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达到本省划定的专科批次线及以上，方能填报志愿并被高校录取。此外，还有两种辅助渠道可以帮助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初中生的“3+2大专”模式、高中生的单独招生方式。

（一）“3+2大专”教育模式

“3+2大专”教育是一种中专院校与大专院校联合办学的模式，学生经三年中专学习后，再到联合所办的大专院校学习两年，毕业可获得大学专科学历。“3+2大专”教育模式是为初中毕业生提供的进入高校的一种教育方式，与经高考进入高校的方式相比，“3+2大专”教育模式受教育年限短，仅需5年即可获得大学专科学历，而普通教育模式则需经3年高中教育和3-5年高校教育才可获得大学专科或本科学历。同时，对就读于此模式的初中毕业生来说，无须参加中考，无须为紧张压抑的中考所困扰，亦无须经历课业负担繁重的普通高中即可优先获得进入大学的入场券。因此，从受教育年限和学业负担两方面看，此模式具有“弯道超车”的意味。但由于“3+2大专”教育模式的准入条件宽松，就读于此模式的学生大多是没有能力或条件接受普通高中阶段教育的初中毕业生。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此教育模式的生源多是初中学困生，即此教育模式的生源质量较差。

（二）单独招生模式

为提升高职院校教育质量，2011年教育部在发布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改革招考制度，探索多样选拔机制，完善‘知识+技能’的考核办法，稳步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新生的招生改革试点。”该文件的出台意味着高职院校在考试招生改革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高职院校能够通过多样性、更灵活的考核方式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获得更多高质量生源。但由于教育部将高职院校的招生权力更多下放到高职院校本身，可能导致某些高职院校为了获得更多生源、增加学校的招生人数，追求经济利益而产生对报考学生考核的形式化、走过场的弊端。高职院校对学生考核的随意性又将导致高职院校生源质量良莠不齐甚至下降的现象。因此，高中阶段通过单独招生方式进入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亦不高。

（三）高考进入渠道

经高考达到相应分数线进入高职院校是其招生的主要渠道，也是保证高职院校生源质量的“最好方式”。但针对这一渠道的生源质量仍需要探讨。高考划定的各个批次分数线具有人才分流的作用：优质学生进入优质大学，而成绩较差者只能放弃学业或进入普通高校求学。优质大学因其具备一流的师资设备，且招收的是学习能力强、学习自主性高，即学习成绩优异者，因而师生双方都具备进行高深专门知识教与学的能力和条件。而一些普通高校特别是专科院校却不具备这一水平和条件。下面以北京市近五年高考各批次分数线的划定情况为例探究高职院校生源质量。

由表2可知，北京市近五年高职批次录取文理科分数线均在120-150分，仅占高考总分（750分）的16%-20%。根据表2数据可得出：近五年来，北京市高考文、理科本科一批与高职批平均分值差分别为426.4分、394.4分，差距巨大。此外，据调查，北京市近五年来高考文、理科选择题分值分别是399分、279分，在占总分中的占比分别高达40%、37%。因此，态度端正、智力正常者达到高职批次分数线可谓轻而易举。

综上所述，现如今在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一些高职院校存在片面追求学生数量、追求经济效益而不关注学生质量、教育质量的现象。并且以上三种进入高職院校的方式均无法保证生源质量，因而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普遍低于本科教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高职院校生源质量差导致其不具备“高深知识教与学”的能力和条件，因此高职教育不能以“高深知识的教与学”作为逻辑起点。

四、新时代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高职学生不具备接受高深知识的能力和条件，而目前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据半壁江山，具有重要地位。由此，研究高职教育新的逻辑起点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而分析高职教育逻辑起点须首先区分高深知识与专门知识。

（一）高深知识与专门知识

最早论述高深知识的是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他指出，“只要高等教育的范围仅限于高深知识，学院和大学的课程就会因为太难、太不令人感兴趣而无法吸引大多数学生。” [11]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高深知识与精英教育是划等号的。即只有在高等教育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内容范围才能仅限于高深知识，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内容范围无法仅限于高深知识。而目前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通过布鲁贝克的观点可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绝不仅限于高深知识，否则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的阶段性划分就没有意义，不能指导差异性的高等教育形态。

专门知识是关于某一专门领域的知识，专业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专门知识基础上的给予学生职业能力、岗位发展的教育， 它随社会的发展、知识的深化和学科的分化而产生， 为学习者从事某一领域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做准备。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为其谋生做好准备 [12]。所以，专门知识的教育是一种适应社会、为学习者谋生做准备的教育。关于职业教育，布鲁贝克也提到，“怎样对待职业技术教育、普及教育、补偿性中学后教育？弗莱克斯纳（1930）对这些教育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缺少深奥的思想内容。” [13] 可见，布鲁贝克将职业技术教育、普及教育和补偿性中学后教育归为一类，因为它们都缺乏深奥的思想，即高深知识。

通过上述关于高深知识与专门知识的分析，可以看出高职教育并非高深知识的教育，而是专业（专门）知识的教育。

（二）从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审视高职教育逻辑起点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薛天祥教授关于高等教育“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的逻辑起点具有高度抽象性和过于笼统，无法适应当下高等教育多样化、普及化的发展现状。尤其是在高职教育领域，因其生源质量差而不具备进行“高深知识教与学”的能力和条件。而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据“半壁江山”，对高职教育逻辑起点的清晰界定将为我国高职教育提供理论基础，为国家建设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技术人才，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新理念。新形势下，面对“中国制造2025”“工业4.0”“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高职教育培育技术人才的新要求， 其使命是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力、智力保障 [14]。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到2020年要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点提高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人才培养能力 [15]。2019年教育部、财务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指出，“双高计划”即高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是以价值为导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和服务产业升级是其重要的政策信号 [16]。且张蕴启在面对高职教育时谈到，“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重要责任。” [17]同时，在高职教育领域内出现了“企业办学”现象，即企业通过办学，“自产自销”的方式培养本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具有对口性强的特点。

由此，通过区分高深知识和专门知识，从国家层面看待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从高职院校本身谈及其办学定位，高职教育都是为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因此，“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才是新时代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界定为“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具有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的痕迹。薛天祥先生对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判断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高等教育多样化、普及化的发展特征。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的情况，对高等教育逻辑起点一概而论将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区分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才能为二者提供更适宜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高等教育整体的发展。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应是薛天祥教授指出的“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而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应是“专门知识的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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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稿人：李福华，淮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强）

统计基础工作探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数据的形式多样化，数据结构具有复杂性特征。这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的数据具有处理速度快、数据量大、样本复杂但价值密度低的特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高校应对其产生新的认识，并根据实际状况及时调整统计学专业的建设策略，使统计人才的培养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统计学；影响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企业采用了新的策略，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对于统计专业来说，改变发展策略，使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能够适应大数据背景的需求是其主要任务。目前，高校统计学专业逐渐认识到大数据时代综合性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对专业建设进行了相关改革。

一、大数据时代对统计学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现代统计专业的发展造成了新的冲击，要确保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要了解大数据时代对统计专业所造成的影响。

（一）大数据时代使数据结构和数据性质发生变化

网络技术以及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等新的数据记录模式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不再依赖于抽样调查的记录模式，网站浏览、视频监控都将形成大量数据。传统的数据结构甚至是数据性质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数据信息对于需求者来说，如何甄别其可用价值成为关键。传统的数据可以二维表格显示和整理。但大数据时代所产生的数据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征，往往包含了大量的音频、视频、HTML等。这要求大数据的收集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才能实现其价值。

（二）大数据时代要求统计分析方法和统计思维更新

大数据时代的主要特征为数据多且复杂，数据分析要求分析者对总体进行分析。在这一背景下，参数统计不再具有意义，假设检验法也随着总体分析而失去价值。数据的复杂化对传统大数据统计思维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要求统计者具有活跃的思维。只有对传统数据的改变进行分析，并且树立新的统计方法。

二、大数据时代下的统计学发展新策略

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求，统计学专业的发展势必要对传统模式进行改革。目前，多数高校统计学专业已经认识到大数据对于其发展带来的冲击。为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策略，以及能够帮助统计学取得更好发展。

（一）加强统计应用性教学

根据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总体分析特征，数据分析人员应掌握全面的分析方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致力于培养实践分析能力，提高数据和资料收集能力，并且培养其强烈的数据价值观，使其能够从众多数据中找到所需的。另外，对传统模式进行改革，增加大数据统计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基于大数据的结构特点，实施资料透视化教学，提高分析者对复杂数据的分析能力。

（二）培养大数据统计思维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新的统计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即强调数据分析实践能力的提高。统计思维的培养有助于数据分析者对复杂的数据进行区分，从而整理有效信息。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以传统的平均思维、动态思维和变异思维为基础，还要注重基于整体分析的大数据思维。另外，还要培养数据分者的复杂性思维，以应对复杂的数据库。总之，大数据时代需要数据分析者具有全面的、创新性的思维。

（三）强化基础性统计知识

统计学自身具有复杂性，其改变多且抽象。基础的统计知识是进一步掌握大数据分析思维的基础，可见学习基础性统计知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此，应该采取深入浅出的方法，利用多媒体等方式使复杂的数据统计清晰化、简单化。结合具体的案例使数据分析者正确认识统计概念、掌握统计原理和方法。此外大数据分析不再是一种专业，而是更倾向于一种技术，这要求我们将大数据分析与统计学以外的相关知识相互联系。注重真实相关与伪相关的讲解，强调商务智能的开发和分析。只有具有坚实的基础，才能确保数据分析者大数据分析思维的养成，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四）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

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求，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关键。所谓复合型人才，是指其不但要具有专业的数据分析能力，还要相应的具备管理以及其从事专业的技术。大数据时代，高校应建立全面的人才培養模式，注重培养人才的数据分析能力、编程能力等，使其真正了解大数据，懂得如何利用大数据对其所处的行业起到积极作用才是关键。总之，大数据时代对综合性人才具有更高的需求，大数据时代不仅培养的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思维，是对全新模式下的数据的分析和利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教学模式的改革、对大数据时代所需教学模式的认识是高校的主要任务。

三、总结

统计学是经济学的基础课程，传统的统计人才培养具有定向性。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产生的形式多样，且具有复杂性。大数据分析不仅是作为一种专业存在，而是应以一项必备的技术而存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统计思维和统计方法发生了改变，统计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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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基础工作探究论文范文第5篇

1、统计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统计文化是包括统计方式、统计理念、统计手段在内的，以统计人员精神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统计系统整体文明的总和。既有物质层面上的含义，如统计数据、统计手段、统计刊物、统计网站等，又有意识层面上的含义，如统计制度、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统计理念等，是二者的有机统一。物质层面的内容，是统计文化的直接外在表现;意识层面上的内容，是确保统计文化得以实施的有效机制，构成了统计文化的核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统计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统计文化建设的第一目标是为统计事业发展服务，更大、更长远的目标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旨在促进统计事业的发展进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统计文化建设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就要落脚到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要通过先进统计文化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统计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性是统计的生命，这是由统计的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可以肯定地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都是统计工作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在统计部门，没有比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更重要的了。因为如果偏离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统计的其他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因此说，实事求是是统计文化的精髓，推进统计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精髓。

2、加强统计网络建设，实现统计系统的自动化

随着现代企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的发展迫切要求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和科学决策能力，要求信息管理工作必须从单纯进行数据收集整理，转变到以统计、分析、预测、咨询和监督为主的高效的工作模式，要实现这一飞跃，必须建立起完善的以计算机网络和数据仓储为基础的统计系统以及与新的要求相适应的数据分析系统，因此，加强信息网络系统建设，扩大信息资源，强化信息功能，实现共享，信息收集，加快统计数据处理和研究转化的速度，就成为今后企业统计工作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重要手段。

领导者对统计数据质量的重视程度以及统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对于统计数据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力。只有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高度的统计法制观念，具有娴熟的统计技能的统计人员，才具备了做好统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各级领导和统计人员都要认真学习和贯彻《统计法》，树立高度的统计法制观念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做好统计工作前提和基础。 全面的统计过程质量控制，是提高统计质量的有力保障。统计数据的质量是统计“过程”的结果，所以必须对统计调查、数据收集、统计核算、统计分析、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等各个环节，统筹兼顾、系统优化。加强新的统计技术和质量改进技术的应用，是提升统计数据质量的必要途径。计算机网络技术不仅可以实现数据处理高速化、数据传输网络化、数据贮存资源化，从而降低统计数据在人工处理、传输、贮存等环节上的技术性误差和逻辑性差错，而且有利于从机制上形成强有力的统计质量管理体系。

3、加强基础工作建设，保证统计数据质量

有准确、完整的原始记录，才能够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做到原始记录记录及时、完整、清晰、规范、系统。建立、健全统计台帐，做到指标设置全面、系统，登记及时、准确、清晰、完整，月度、年度相互衔接。完善统计报表制度，控制数据质量按时上报统计报表，保证报表准确无误，报表内容必须完整，报表内容上下、前后、左右、要相互衔接，要有制表单位、制表人、审核人签字、制表时间，以便于检查、联系。统计报表要做到与原始记录相符，落实报表审核制度，开展定期、不定期数据质量检查。

做好统计资料管理，完善统计分析制度统计资料包括原始记录、统计台帐、统计报表、统计分析资料，对这些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归类、存档，是检查统计工作是否全面的必要条件，这对以后查询历史资料，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起到重要作用。定期开展统计分析工作，及时写出可行性报告，及时总结企业生产与经营、改革与发展的经验，为企业发展提出可操作的决策建议。建立统计考评制度，实行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建立统计工作考评制度，以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4、全面提高统计人员素质，促进企业的发展

作为统计人员必须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准确及时地调查、整理统计数据，进一步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的统计管理，达到“数出一门”的目的，更好地为领导制定决策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不断提高统计人员素质，统计人员必须不断学习钻研新的统计理论，定期对上岗人员进行政治、业务和技术培训，并进行严格考核，逐步使从事统计工作的基层人员既具有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理论水平，又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技能。设立专职或兼职的统计人员，以确保统计数据资料收集渠道和企业经济信息的及时反馈。

人才是第一资源，统计人才是统计改革创新的唯一持久资源。统计部门要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性用人机制，抓住教育、培训、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培养一大批“精通统计科学、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熟悉经济管理”的专门人才。通过对各方面人才的大胆使用、合理调配，保证其全面发展、有序流动，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优化生活环境、开拓发展空间，推动统计文化建设。只有提高统计人员业务素质，才能保证统计数据质量，实现统计“零”误差，从而为企业的发展与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参考依据，为企业的决策层提供全面可靠的、准确无误的数据，以此来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

统计基础工作探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转换器。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 “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城市信息化发展阶段看，我国许多信息化先行城市已经初步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健全、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为此，要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实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互联互通，重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基础上全面整体推进。

关键词 智慧城市；技术创新；城镇化转型；城市信息化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缓解当前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的重要举措，建设智慧城市是经济增长“倍增器”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器”。智慧城市不仅会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会改变城市生产方式，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当前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内涵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社会节能减排，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利于我国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1 智慧城市的理论思考与学术探究

智慧城市理念是看待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思维。这种理念转化为现实则是2008年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战略。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它也引起了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综合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学术界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主要是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的。

1.1 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转换器

信息时代的城市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信息为前导、网络为手段、高新技术为支柱，全面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广泛覆盖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1］。智慧城市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新特征、新要素和新内容的城市结构和发展模式。从城市内涵特征上看，智慧城市具备经济上健康合理可持续、生活上和谐安全更舒适、管理上科技智能信息化的特征［2］。从城市发展要素上看，智慧城市强调以人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以信息为先导，以资本为后盾［3］。从城市发展内容上看，智慧城市覆盖了智慧经济、智慧移动性、智慧环境、智慧市民、智慧生活和智慧治理等领域［4-5］。智慧城市的逻辑建设框架由要素体系、内容体系、发展体系三位一体共同构建起来。与数字城市或智能城市相比，智慧城市注重从城市综合发展战略和整体效益视角看待信息化［6］，不仅仅局限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主要在于人力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和环境相关问题，这些因素都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7］。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只是智慧城市建设和成长中的手段，是为智慧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方① 这些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高价城市生活方式和低价工业化的失衡；高碳耗和低减排的失衡、公共产品短缺和居民幸福感有待提升。参见辜胜阻等.“十二五”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与动力机制［J］.社会科学家，2011,（4）：9-12.法［2］。

1.2 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

信息化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助互进的直接成果，城镇化是信息化的主要载体和依托［8］。从阶段论的视角看，城市发展与信息化、工业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如果说第一轮的城镇化是以工业化为动力，那么现代城镇化将以信息化为发动机，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化是更高级形式的城镇化［9］。Graham 和Marvin研究发现，信息化能够通过信息技术对城市的协作效应(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替代效应(信息传递减少或取代人员来回通勤)、衍生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增强效应(提高原有物质形态网络的功能)来对城镇化产生作用［10］。这种作用既能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及演化速度、方式和内容［11］，也能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方式、城市治理模式、居民生活方式、社会秩序基础的转变与革新［12-13］。总的来说，信息化对城市发展的革命性的变革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第一，城镇扩散与集聚功能并存，并交织演进；第二，城市功能信息化和智能化；第三，信息流成为城市主导要素流；第四，信息基础设施成为最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第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城市人居环境的主旋律。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信息化深入发展、城市功能优化升级的客观结果。

1.3 智慧城市是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许多学者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治理的作用，认为其有助于更智能地规划和管理城市，保护城市生态和环境，合理公平地分配人力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自然资源等［14］。对于智慧城市的治理模式，美国学者Andrea Caragliu等认为，智慧城市是一种参与式治理，主要通过在人力和社会资本、交通、通信设施方面投资来实现对这些资源及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15］。国内学者李重照和刘淑华也发表了相类似的观点［14］。胡小明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探讨了智慧城市的治理，认为智慧城市的规划不是一个信息工程学问题，而是一个城市信息化发展方向的战略决策问题，着重强调城市信息化的长远效益和整体效益［6］。王辉等人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智慧城市规划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由新工具、新技术支持的涵盖政府、市民和商业组织的新城市生态系统［16］。概括而言，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发展方向和高级形态［17］，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变革创新［14］，是运用最新技术对城市资源要素、公共事务等进行精细化、标准化、动态性和无缝隙管理的重要探索，目的在于实现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智慧化。

1.4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视角，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是以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城市自然、经济、社会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的结果，具体表现为物联网与互联网的融合。IBM、邬贺铨、李德仁等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和重要支持者。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他们主要侧重于智能项目的建设，提出要通过对物联网及相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升人（people）、商业（business）、交通（communication）、运输（transport）、供水（water）、能源(energy)等城市子系统的信息化水平，创造幸福美好、高效便捷的城市生活。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涉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方式、城市治理、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智慧城市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和产业界也达成了一些共识：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依托信息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应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和城市治理的现代化；通过整合各种信息资源，全面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是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在特定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一场信息产业再升级和信息技术创新引导的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这就要求城市发展既要在技术上实现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18-19］，更要实现城市经济、生活和管理上的全面“智慧”。

2 智慧城市建设的现实需求与战略意义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城市时代，亟需充分利用城市信息化把握发展机遇，改变以往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面临的诸多失衡问题①，以及应对城镇化过快发展所蕴藏的“大城市病”集中爆发风险。基于这一现实需求，加快推进城市“智慧化”，实现城市经济“智慧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经济增长“倍增器”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器”，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

2.1 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内涵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需要通过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来提高市民的生活幸福感，推进城市管理模式创新，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便捷、舒适、高效、安全”生活环境。智慧城市建设是内涵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包括社会管理智能化、国民经济信息化、环境维护自动化和生活服务便捷化等内容。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运行效率，通过引进电子信息化技术，实现电子政务，提高信息传递速度以及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以提升公共服务部门的行政效率和决策水平，切实解决城市居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使全体居民更多地分享信息化和城市化发展成果①，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由侧重数量，关注经济要素集聚的外延型城镇化向重视质量、突出城市功能完善和经济社会效益提升的内涵型城镇化转变。

2.2 发展智慧城市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关研究发现，近年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3%左右，而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增速却是其2-3倍。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网络设施正成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向，信息产品和服务成为最大的消费热点。智慧城市是未来1-3年最有潜力深刻影响我国商业和经济的技术，位居2010年10大战略性技术之首。从技术层面上看，物联网、3S（GIS,GPS,RS）和云计算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核心技术，它们的应用将不断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带动创意产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智能、生物、纳米等新技术群体集聚，加速重构起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城市现代产业体系。以物联网为例，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Forrester预测，物联网所带来的产业价值要比互联网大30倍，将形成下一个超万亿元规模的高科技市场。在我国，2009年，物联网市场规模达到171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1 933亿人民币，增长率达到61.1%，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从应用领域上看，智慧城市建设将为交通、建筑、医疗、电子商务、安防等行业带来巨大发展空间，有助于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3 发展智慧城市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生活方式变革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在生产方式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将为信息技术应用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助于增强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和动力，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信息化，加快产业转型和结构优化，推动生产方式由“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向“绿色、低碳、高效”转变。智慧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广泛渗透，将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服务创新等方式来提升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例，高更新频率、高能效技术的ICT产业本身具有“低碳排强度、高减排能力”的特性。同时，它还能通过非物质化、智能电网、智能建筑、智能电机、智能物流等途径带动这些领域减排增效，例如通过ICT优化物流，可以在全球运输和储存中分别节能减排16%和27%［20］。在消费方式方面，智慧城市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机结合，通过网络消费、电视购物、远程服务等消费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实现成本节约与资源的循环利用，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转型。例如,在交通运输领域，智慧交通给汽车装上芯片，出门时系统会自动预订一个车位，遇到堵车路段会提醒并建议改变路线，到达后，停车场会自动识别和引导车辆进预定车位。据估计，智慧化交通技术可以减少20%的交通延时、30%的停车次数［18］；在家庭生活领域，智慧家居可以有效应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的老人看护问题，随时远程照看老人起居；智能电网可以使每个家庭节省25%的电费。

2.4 发展智慧城市有利于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信息化为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将改变城市化的运行轨迹［8］。当前，信息技术在经历了计算机、互联网革命之后，正进入第三次浪潮——物联网革命时代。在这一时期，以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引领新一轮的技术创新革命和信息产业浪潮。有关资料显示，各发达国家正全力进行战略布局以抢占新一轮信息产业制高点。例如，欧盟提出“i2020战略”、韩国提出“U-Korea战略”、日本提出“i-Japan2015战略”、德国推行“T-CITY”实验、爱尔兰开展“智慧湾”项目、新加坡启动“智慧国家2015”计划，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Smart City已达1 000多个，未来还会以每年近20%的复合增长率增长。建设智慧城市，有助于我国把握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机遇，发展物联网、云计算、3S等高端信息技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提升城市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3 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条件与现实基础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二五”时期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这也迫切要求各城市积极探索信息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模式，更全面、快速地推进城市信息化向纵深挺进。随着部分地区数字城市建设的基本完成，为适应以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ICT变革和应用创新需求，智慧城市成为了城市信息化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方向。据国脉互联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上半年，我国已有近50个城市、城区或园区提出了具体的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和行动方案，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宁波、南京、佛山等城市已迈出实质性步伐，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领跑者”。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基本形成，政策环境不断改善，初步具备了深入发展的基本条件。

3.1 城市信息化升级的基础条件基本具备

从信息化基础上看，数字城市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信息技术应用，提升了城市信息化水平，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我国信息化进程正步入“快车道”，数字城市建设试点和推广城市已达130个，近60个城市基本完成建设，国家信息化水平指数从2002年的0.648 7上升到2009年的1.545 8。据信息化蓝皮书《中国信息化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数据显示，2006-2008年我国信息化发展指数(IDICN)年均增长13.30%，居世界第5位，高出世界平均增速1倍，在信息化可接入性和可使用性方面更是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当前，我国各城市高度重视信息基础建设，无线通信网络和宽带覆盖率等信息化指标显著提升，政务、商业、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为“数字城市”、“智能城市”向更高层次、更互联互通的智慧城市迈进奠定了基础。

3.2 智慧技术链和产业链初步形成

从智慧技术与产业发展上看，智慧技术产业化和信息产业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产业规模效应初步呈现。我国是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在智慧城市领域，我国目前已落实了250多个物联网试点项目，建立了江苏无锡国家传感网示范区，北京、上海等5个国家云计算服务创新示范城市。在相关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方面，取得了许多显著成绩。以物联网为例，我国物联网技术研发水平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在无线智能传感器网络通信技术、微型传感器、传感器端机、移动基站等方面都已取得重大进展，已成为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国之一。我国基本建成了从材料、技术、器件、系统到网络的物联网产业链，并呈现出带动电信运营商、高校、科研机构、传感器企业、系统集成商、应用软件开发商等环节聚合联动之势，产业规模效应不断外溢。与之同时，信息产业由硬件和制造主导向软件和服务主导转变速度加快，系统集成和产业融合已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模式，信息产业内部交叉融合、重组融合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渗透融合不仅拓展了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而且派生出许多新兴业态，进一步壮大了信息产业规模。

3.3 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化发展的若干政策》等一系列促进城市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文件，对我国信息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十二五”时期，智慧城市与集成电路、智慧工业、地理信息、软件信息服务等共同列入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以及“十二五”科技计划的规划重点，以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在地方上，许多城市将智慧城市纳入地方“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地区还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政策规划（如表1所示），逐步建立起保障智慧城市稳定健康推进的政策体系。

4 加快发展智慧城市的战略思考与对策建议当前我国建设智慧城市有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划、缺乏相应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受制于技术和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发展智慧城市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要防止一哄而起、急于求成。具体而言：

4.1 推动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相结合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要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共同作用的动力机制。一方面，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利用供求、价格、竞争和风险等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用利益诱导和市场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和应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引导性作用，制定相对完善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智慧城市相关产业流动。当前，我国各地区正掀起一股智慧项目建设浪潮，发展规划呈现同构化趋势。据有关统计，共有28个省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初现“过热”苗头。针对这一问题，需采取如下措施：一要建立统一、有效的领导决策机构，健全智慧城市建设的领导机制；二要将智慧城市发展与国家城镇化、信息化战略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制定统一的、专门的智慧城市及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推进城市和产业发展合理布局；三要加强区域间协调，鼓励各城市根据区域产业、科技、文化、资源等不同发展优势和特色，探索智慧城市的特色化道路，突出地方特色和个性，打造建设智慧城市的特色牌和创新牌。

4.2 坚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两轮驱动”

智慧城市建设要处理好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促进产业技术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发挥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金融系统不仅是创新融资的重要渠道，而且是规避、化解创新风险的有效工具和制度安排。发展智慧城市必须同时推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使二者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在融资体系的制度安排方面，要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完善天使投资机制，构建起完整的创业投资链，强化智慧产业的要素集成，推进产业孵化与培育；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智慧产业发展中 “壮大培小”的作用，分散智慧技术创新的高风险；完善以政策性信用担保为主体，商业担保和互助担保相互支持的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加快研究制定由各级政府共同出资组建的贷款担保基金办法，加强金融公共服务，解决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担保难和抵押难问题；推进政策性银行建设，发展社区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鼓励创办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完善与科技型企业规模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多层次信贷融资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还要重视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搭建高效的投融资平台，调动企业、民间资本投入，建立起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民间跟进的投融资体系。在技术创新方面，要加强技术研发、应用试验、评估检测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增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健全官产学研合作机制，优化智慧城市技术创新的软硬件环境。要注重物联网、云计算、3S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相关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掌握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不断改变我国信息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要发挥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作用，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4.3 处理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集成共享的关系

我国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追求“实用快上”、“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长期存在。当前，尽管许多城市都建立办公自动化(OA) 系统、管理信息系统(MIS) 和地理信息系统（GIS），但各系统往往缺乏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信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不同部门间信息传递不畅，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智慧城市是一个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和集成共享是城市智慧化发展的基础前提和价值所在。发展智慧城市亟需进一步增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重点建设物联网、新一代3G移动宽带网、新型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平台，从业务、网络和终端等层次有序推进互联网、广电网、电信网“三网融合”，构建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同时，还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智慧城市信息共享机制，打破各系统独立建设、条块分割和部门分治的局面，通过连点成面的方式对医疗、教育、金融、农林、水利、环保、交通、市政、公安、企业、社区等部门数据资料库进行标准化整合，建立面向业务管理、领导决策、行业监管、公众服务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促进信息集成共享与互联互通，实现城市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统一。

4.4 重视技术标准建设和完善法律规范

纵览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并没有一个完整雏形，多数国家只侧重于城市建设的某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兼容性技术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高起点、全方位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处理好技术标准建设和完善法律规范的关系，坚持标准统一和法规完善先行，为智慧城市高效、安全运行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要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结合国情和产业发展状况，依托重大智慧项目工程，推进信息技术基础标准、信息资源标准、网络基础设施标准、信息安全标准、应用标准、管理标准等应用规范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高度发挥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加快标准和规范制定进程。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物联网、云计算、3S等智慧城市相关技术领域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还要加快推进信息化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智慧城市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保障其安全高效运行。

4.5 采取以典型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发展模式

典型引路，示范先行，是经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实践证明的重要成功经验。智慧城市建设要处理好典型示范与整体推进的关系，坚持示范先行，发展试点区域和示范工程以积累经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社会各界和各区域广泛参与，实现智慧城市整体推进。要发现和选择条件好、发展快的信息化先行区域，加以支持和扶持，建立“智慧城区”或“智慧社区”，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扩展、不断提高，进而带动整个城市的信息化和智慧化。要率先在交通、环境、医疗、教育等领域推进智慧化项目建设，解决大城市“出行堵”、“环境差”、居民“看病难、看病贵”、教育不公平等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提升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政府应率先实施信息化，推进电子政务，为企业和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化的、快捷、简便、高效的政务服务。引导企业积极运用相关智慧技术，建立起敏锐、互联、智能的智慧供应链系统、生产管控系统和经营管理系统，提升企业信息化水平和经营管理效率，实现智慧增长；加强对居民相关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居民对智慧技术的认识和掌握，引导相关产品消费，实现信息化成果向消费与生活领域转化。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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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