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角度下高中英语论文范文

跨文化角度下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1篇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是一门提升学生认知、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课程，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在近几年的课程改革中，我通过大量的教学实践和对学生发展的观察，总结得出：在高中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

一、依托时政平台，加强体验

高中政治课程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合理地引入时事，与课本知识相融合，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在对具体实际问题的认识过程中，教师依托时政平台，加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好地满足了学生的心理发展需要。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3第四课《文化的继承性与文化发展》时，首先，我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引经据典的视频合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掀起了中国文化热，由此引出本节课的主题：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接着，为学生播放《辉煌中国》的纪录片，通过壮观震撼的大规模航拍现场、生动热络的百姓生活现场、让人感动的一线生活现场等，展示了中国近几年来辉煌的建设成就。我积极鼓励学生发表感言。在探讨交流的过程中，一些同学为大家介绍了观看《辉煌中国》纪录片的观后感。有同学认为，作为高中生，应该从自身出发、从小事做起，掌握一门传统文化技能，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等。通过这项活动，学生在对时政的了解中深化了自己的认识，加强了自我参与的体验，树立了文化自信。

传统的高中政治课程比较单一枯燥，而时政的引入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还丰富了高中政治课程内容。依托时政平台进行政治教学，激发了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和理解知识，加强了学生的自我体验感。

二、搭建問题支架，层层驱动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在高中教育阶段，政治课程不再是简单的道德素质培养。教师要通过具体实例的研究分析，让学生形成自我认知的体系，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在高中政治深度学习的课堂中，教师要设置层层递进的教学问题，为学生搭建合理的问题支架，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1第一课第二框“信用卡、支票和外汇”时，因为通过之前课程的学习，学生已经了解了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于是，我直接采取了提问式的引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等职能，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流通工具。大家知道有哪些吗？”学生回答有信用卡、手机支付、支票、借记卡等。我再提出：“这些工具如何使用？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通过设置疑问，带领学生进入新课的学习。通过问题的建构，层层深入，进行新知识的探究。

三、延伸社会实践，迁移应用

社会实践活动是高中政治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和深化，是高中政治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方式，是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在体验中认知、在生活中学习的一种有效的教学形式。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这要求教师从学科背景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活动情境，引导学生走进生活，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1第三课第二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时，我深知单纯地进行课堂知识讲解并不能达到效果。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做理智的消费者，我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通过对市场消费人群的日常收入、支出、消费项目、消费观念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切实地体会各种消费行为带来的影响，从而自主地追求合理的消费，形成正确的消费观。

政治思想、文化观念，都是源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是人们对生活事物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归纳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生活中的实例，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将政治生活的规律和知识进行迁移应用。实现高中政治的实践化教学，延伸社会实践，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实现知识的迁移应用。

近年来在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为了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我采取了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的教学方式。构建深度学习的高中政治课堂，需要教师充分利用社会生活中的时政平台，引导学生搭建问题支架，通过思考交流形成正确的思维意识，最后再回归生活解决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跨文化角度下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2篇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时侵华日军犯下的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反人道罪行。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屠城之日起，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严厉谴责，其后也始终不绝。如《大公报》1938年2月11日社论指出：

此次南京等处杀戮奸淫，是人类历史上可耻可悲的一页，而日本军阀的本质本是无限的侵略，而其侵略手段就是这样淫杀焚抢。全世界白人及一般有色人种，都要认定这是人类共同之大敌。赶紧全世界精神动员起来，以公论之权威，使日本善良人民觉悟，使残暴的军阀受到制裁。

但是，由于战时军部的新闻出版审查等原因，普通日本国民知道“南京事件”（日本现代史对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下同）已经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而多少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则要到战后。那么，日本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呢？本文并不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本身，而拟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的变化轨迹做一番大致的梳理，以期凸现这种变化背后社会思潮与国民心态的走势。

尼采尝言，历史不外乎分三种：纪念碑式的、古董式的和批判式的。他的意思是说，历史从来不断地在被人改写。现代史学者、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据此认为，日本国内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亦分三派：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被认为是‘古董式’的历史家”。（秦郁彦『昭和史の谜を追う』[上]，《文芸春秋》1999年12月）秦本人，就是后一派的代表性学者。虽然其观点，是比较典型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不无把历史相对化的危险，但从本质上说，任何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叙事，日本国内的南京大屠杀争论史，确实是一部执政党与在野党（所谓“与野”之争）、保守与革新（所谓“保革”之争）的斗争史，无往不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及中日关系的角力。

从战时到东京审判：不争论

众所周知，二战时的日本，由军部铺设了极其严苛的新闻出版检查网。对军人的暴行，其实政府和军部高层均曾获悉有关情报，是知情的。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解职、撤换回国其实也与此有关。松井在回国前对部属训话时，难掩悲愤地说：“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的追悼会上，心情也还是自豪的，今天却是满腔悲愤。因为这五十天里发生了许多犯大忌的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损毁了阵亡将士的功勋，我们何以面对英灵们？”（转引自《饭沼守日记》，文收入《南京战史资料集》，偕行社，1989年）对所发生的一切，显然一清二楚。但松井并未被进一步追究责任，连撤职的事实也未对国民公开——政府和军部顾及国际影响，封杀了有关“南京事件”的所有报道。

不仅如此。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精神，向盟军投降。因《宣言》宣称：“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所有战犯必须受到严厉惩罚”，政府和军部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做出的第一个“自选动作”，就是销毁一切证据。据学者吉田裕在《战败前后公文的烧毁与藏匿》（文收入《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97年）中回忆：

从陆海军中央机关、政府各省厅，到市町村公所，都被命令烧毁与军事有关的文件。最彻底的是陆军，参谋本部总务课长及陆军高级副官，均向所有陆军部队下达了烧毁机密文件档案的命令。宪兵司令部在8月14、15日两天，直到8月20日，向各宪兵队下达了烧毁秘密文件档案的指示，烧毁工作安排得极其周密。军部向各报社施加压力，要求烧毁与战争相关的所有文字和照片。

首当其冲的，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文档。据历史学者、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说，他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曾亲眼看到只剩下封面的记录南京屠杀的文书，“里面有关内容部分均被烧毁或隐藏了”。这也给后来的复原事件原貌，尤其是死亡人数调查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而最直接的损失，便是在东京审判上，因缺乏公文档案和私人战地日记等一手资料，对南京大屠杀的司法审理不得不依赖受害者的证言和书面材料，其中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性夸张成分，客观上也留下了日后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隐患，从而构成了一部分日本人在思想意识上接受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主要成因。

但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有对日方不利的一面。由于军部首脑和政府领导人被推上被告席，如果出庭作证者是日本人的话，无疑会被贴上“利敌、叛徒”、“出卖自己人”等标签。因此，日本人即使被迫出庭，也多证明没发生大规模杀戮，即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等被告不在现场，无责任等。除此之外，日方便拿不出任何可资轻减“南京事件”惨烈程度的有效证据。其结果，东京审判便基本上以中方受害者单方面的证词、证据为主体来认定事实，并直接反映到判决书上。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1946年1月，由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公布）和直接证据法，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指控主要有三项罪名：反和平罪、一般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就南京大屠杀而言（所谓“南京暴虐事件”），则被认为适用于后二者：一般战争罪，是指违反中日两国都加盟的国际《海牙陆战法规》，是对命令屠杀俘虏、投降军人和普通市民及不履行阻止义务（不作为）者的责任追究；反人道罪则是对杀害非战斗人员罪行的追究，依据是此前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条例》。在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出庭证人共40余位，其中四分之一是为南京大屠杀而受法庭传唤的，足见公诉方对“南京暴虐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东京审判上，被公诉方指控、当为“南京暴虐事件”承担责任的甲级战犯嫌疑者有三人：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前首相）和武藤章（前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最终被判有罪、处以绞刑的是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武藤章被认定无罪。最大的焦点是遇难者人数的认定。与此同时，在南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战犯军事法庭）上，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告，谷寿夫（前第六师团长）、田中军吉（前第六师团中队长）和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均为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连队尉官）四人被判决有罪，并执行了死刑。而为南京审判的公诉方所认定的——“至少有30万人，在南京被日军部队集体屠杀，或一个一个地被惨杀”——无疑构成了东京审判上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主要依据。虽然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也曾提出过“43万”的数字，但法庭最终采信的数字是“20万以上”。而涉及松井石根个人的反人道罪行，则认定为“10万余人被杀害”、“数千名妇女被强奸”。

在海量的受害者证词、证据面前，东京审判军事法庭认定“大屠杀”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困难，连一向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所谓“事后法”），主张被告个人无罪，并为自己的主张写下25万言书（《帕尔判决书》，共1235页）的印度代表拉达比诺德·帕尔法官也不否认屠杀的事实，争议只在于“事件”的规模大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辩方立论是所谓“20万人口说”：即日军占领南京前，南京市人口是20万人。如果没全部杀光的话，就等于没有屠杀20万——这也成了日后大屠杀否定派的主要依据。

但是，东京审判毕竟是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政治审判，日本纵然在一些技术层面问题上，持不同的认识、主张，在法庭上抗辩，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与事实本身，是接受了法庭判决结果的。况且，争论也要有争论的实力。而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就算骨子里真的抱有不同看法的话，想要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可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原本想把东京审判作为对“日本人再教育”计划的一环，以推进对日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但甫一开庭，铁幕骤然落下，冷战急剧升温，日本作为东亚的“桥头堡”，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于是，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情让位于应对冷战的现实考量——日本的重新武装和反共国家化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从最初的踌躇满志，到后来变得首鼠两端。而这种政策转型的结果，便是原本考虑用于“再教育”之道具的、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东京审判的史料、档案迟迟不予公开，至今仍未能进入公共传媒视野。这恐怕是南京大屠杀未能成为日本的“国民记忆”，进而转化为日后“否定论”、“幻影论”酝酿、发酵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不争论归不争论，彼时，“否定论”既未成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和文学表现尚未成为禁忌。战时，作家石川达三因小说《活着的士兵》“记述了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及军纪散漫的状况，扰乱了安宁秩序”，遭到军部处罚，连载被迫中止。但甫一“终战”，1945年底，便由河出书房出版，发行5万册，成为畅销书；东京审判前后，还出版过有关日、美外交官的回忆录（如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官的一生》、约瑟夫·格鲁的《使日十年》等），均记录了“南京事件”；20世纪50年代，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以“南京事件”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牡丹》（发表于《文艺》1955年7月号），堀田善卫写过同样题材的小说《时间》（新潮社，1955年）。就是说，在彼时的新闻出版界，报道、表现“南京事件”，并不是禁忌。不仅不是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正确。状况为之一变是在1955年之后。

从“55年体制”到60年代：封杀与斗争

1955年，是日本当代史的分水岭。该年2月，在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左派大幅跃升，人气鼎盛；10月，一度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党左右派走向联合，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为对抗社会党所主导的左翼“革新”势力的急速抬头，11月，两个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实现“保守合同”，合并结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至此，出现自民党坐庄、社会党成为最大在野党的政治版图，并一直维系到“泡沫经济”崩溃——此乃“55年体制”的由来。

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在“55年体制”的庇护下，以自民党右翼为代表的“中道保守”路线畅行无阻，经济增长制造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冷战“桥头堡”的地缘战略定位给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打上了“反共、保守”的标签。

这种气候带来的头一个变化，反映在教科书问题上。战后，日本汲取战前的教训，制定了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教育基本法》。从1949年开始，把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交给了民间。虽然仍存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但审查的对象主要不是内容，而是书中的错别字等编辑错误和数据错误。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意识形态日益保守化。1955年以前，无论是民间出版社发行的初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文部省发行的《日本历史》课本中，都有关于“南京暴行事件”的记载。但是，1955年，当时的民主党开始攻击历史教科书的“偏向”；翌年，文部省内出台了所谓“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公然干预内容和相关表达的“尺度”，如把参加朝鲜“三·一”运动的活动分子定位为“暴徒”，“侵略”改为“进入”“进出”等，乃至多数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南京事件”的记述只能停留于所谓“南京攻略”的表达，对屠杀、强奸等暴行完全不能涉及（如大阪书籍1955年版、东京书籍1964年版等），被当时的左派“革新”舆论斥为“文部省史观”，史称第一次教科书问题。

1962年，历史学者、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主编的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版）因在对“南京事件”的表述上使用了“南京大屠杀”（Atrocity）的措辞，被认为“对战争的表现过于阴暗”，而未能通过文部省当年度的审定。虽然之后经过修改，通过了翌年度的审定，但家永以“因文部大臣的措施，使个人遭受了精神上的损害”为由把文部省告上法庭，要求国家赔偿，展开了个人对国家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战。

整个60年代，包括家永三郎在内的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展开了韧性的斗争。虽然整体氛围比较压抑，但仍可见筚路蓝缕的努力和艰难的推进。如权威的《亚洲历史事典》（十卷本，平凡社，1961年），在“南京事件”的词条下，有多达7行的描述；《每日新闻》记者五岛广作的《南京作战的真相》（东京情报社，1966年），历史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1967年）等著作，均对“南京事件”公然冠以“南京大屠杀”的称谓，对那段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使日本恢复了自信，战争历史记忆逐渐淡化，一些右翼学者在保守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开始否定东京审判，如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正·续）（番町书房，1964、1965年），斗争日益表面化。

70年代：左右对决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闪电访问北京。中美的急速接近，被日本当成“越顶外交”，深受刺激，遂奋起直追，后来居上，于当年9月率先与中国建交。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明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方面则“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两国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不正常状态”，化干戈为玉帛。随着对华经贸、文化往来的频仍化，战争责任问题再度浮出舆论“水面”，成为知识界热议的焦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派舆论重镇《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赴中国内地采访。调查报告先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即《中国之旅》（朝日新闻出版社，1972年）。这部赫赫有名的非虚构作品，以冷峻的新闻主义笔法，曝光了日军在中国大陆犯下的累累罪行：平顶山事件、活体细菌实验、鞍山菱镁矿的万人坑、强虏劳工、三光政策，等等；关于“南京事件”，记者用两天的时间采访了四位受害者，听他们讲述当时的惨状……如此活生生的新闻调查，令沉浸于战后消费主义文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接下来，本多胜一又连续推出了两部“南京事件”题材的著作，进一步揭露日本的国家犯罪，带动了一个新闻出版界的“南京热”。一时间，主流媒体和坊间出现了许多标题或书名中带有“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书籍，十分醒目、刺激，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但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也日益升温。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出版后，因其中记述了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南京的“百人斩”竞赛，一位名叫铃木明的右翼作家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的幻影》（文艺春秋社，1973年），公然为这两位在南京审判中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处死刑的杀人凶手鸣冤叫屈，声称以所谓“百人斩”为象征的“南京大屠杀”本身即为“幻影”，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书甫一出版，颇有市场，居然获得了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第四届）。后来还怂恿两位战犯的后代兴起了一场名誉权诉讼的闹剧。其目的，一是颠覆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二是试图让民众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出现的、要求检证日本侵略及加害历史的动向产生抵触和反感。因右翼也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和舆论阵地，其理论主张也能得到有效的放大、传播，曾几何时还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的“否定论”开始坐大，且日益体系化。至此，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展开正面对决，彼此动静都不小。

这种对峙局面，胜负姑且不论，其所带来的一个客观正面效果，是对“南京事件”的“脱敏”：从70年代初开始，“南京事件”逐渐溢出政界和历史学界的场域，成为日本民众广为知晓的事实和大众传媒上公开讨论的话题。中小学教科书的记述已不在话下，“南京大屠杀”的特定称谓也不再是禁忌，常见诸于各种学术刊物和公共媒体，成为与“南京事件”并行混用的历史名词。

80年代：“南京大屠杀”大论战

80年代，总体上，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但同时也出现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政治波折。尤其是80年代初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发展成两国间的外交事件，反而刺激了中国沉睡已久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苏醒。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全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邓小平亲笔题词）竣工落成，“遇难者300000”——以中日英三种文字刻在纪念墙上。围绕大屠杀和死亡人数问题，日本社会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即如本文开头所介绍过的——历史学者秦郁彦话语中的所谓“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古董式’的历史家”。用比较通俗的表述的话，则是“虐杀派”（“反体制派”）、“中间派”（“古董派”）和“否定派”（“体制派”）。

“虐杀派”亦称“大屠杀派”，主要代表学者有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家永三郎、洞富雄等，清一色是日本“反体制派”学者。在死亡人数认定上，这派学者基本上接受或接近中方的观点：如笠原十九司认为，“洞富雄的‘有不低于20万人的中国军民成为牺牲’的推测是最有说服力的”；本多胜一是职业记者，干脆表明“作为新闻记者，正确传达中方的主张是我的任务”。“中间派”亦称“中屠杀派”或“过少评价派”，主要代表学者有秦郁彦、板仓由明。这派不是“反体制派”学者，但并不否认屠杀的事实（用秦的话说：“即使死亡4万人，那也是正经的屠杀。”），但主张以实证的方法评价历史事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认为死亡人数在1.3万人（板仓）和4.2万人（秦）之间。“否定派”多系日本的“体制派”学者，代表极端保守的一极，包括铃木明、田中正明、渡部升一等人，上述的“幻影派”，也是这一派的代名词。他们不承认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认为是中方“白发三千丈”式的“文学夸张”、“政治宣传”，是“中美的圈套”，是“幻影”、“虚构”。这派的特点是矢口否认，但不轻易涉及数字。公开辩论的场合，在被逼急了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吐口“譬如杀了3000到6000人”。于是，被反对派抓住——“那难道不是屠杀吗？”因此，他们尽可能规避在逻辑上被人诘问的风险，只“定性”（否定），不“定量”（涉及具体人数）。

这场大论战，最终以“虐杀派”（也包括“中间派”）的胜利、“否定派”的失败而告终。今天，虽然在具体数字上仍然存在分歧，但至少有从数万到10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了日军的杀害——已经成为日本学界和传媒界的主流观点。各大出版社出版了多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其中绝大多数，是“虐杀派”学者的编纂。在各类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已不是问题。相反，不记述和否认才是问题。应该说，经过80年代的大论战后形成的主流社会看法，带有很强的共识性，已不大容易被颠覆。

90年代以降：逆流难转大趋势

进入90年代，“平成”改元、“泡沫经济”崩溃、“55年体制”终结、中国崛起……日本的国内环境和地缘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人的焦虑感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南京大屠杀问题，又发生过一些逆流、回潮：诸如保守派政治团体“历史检讨委员会”出台《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展转社，1995年）一书，为侵略历史翻案；阻挠中国电影《南京1937》（吴子牛导演，1995年）在日上映事件；新一轮教科书问题（1997年）；右翼分子冲击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社青木书店（1999年），等等，但主流社会的立场并未动摇。

不仅如此，一些旷日持久的、标志性诉讼案例纷纷审结，无不以“虐杀派”胜诉、“否定派”败诉为结局，如家永三郎诉文部省案、“百人斩”竞赛两军官后代诉本多胜一案、冒牌者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女士案，等等。笠原十九司据此认为，“这足以证明南京事件争论在司法界也已结束”。（见《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笠原十九司著，罗翠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2页）

今天，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已难以见到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教科书的编写制度相对“自由化”，会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主持编纂，但过于保守的内容也很难通过审查。退一步说，即使通过审查，也难以得到市场（学校）的认可。如2000年4月，由成色保守的“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提交文部科学省审查，但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上未通过审查，被打回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虽然仍比较暧昧，却勉强通过了审查。可2002年4月新学年开始时，在中学教育现场，“编撰会”版历史教科书的预订数只有区区521册，采用率只有0.039%。而同一时期，立场相对温和、持论公允的“东京书籍”版教科书的采用率高达51.2%。随着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今后也不排除会有新的逆流和回潮，但基本可以断言，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和表述上出现大幅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笠原十九司认为：“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南京事件争论已经结束了。然而，要求尊重这个结果并寻求在政治上也给予了断的意见，一直遭到自民党政府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反对。”因此，南京大屠杀与其说是历史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目前，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仍存有分歧。因两国毕竟制度、文化不同，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被害者与加害者的立场差别，强求历史观的一致不太现实。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求大同，存小异”，即在大的原则框架下，谋求历史细节的真实和数据的接近，勿强加于人。著名历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宅巍指出，切忌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上陷入“三个误区”：即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他认为，只要承认日军在南京实施了范围广泛的残暴行为的事实，关于死者数量的问题可留待今后探讨，“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孙先生的话确不失为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作者为东亚问题学者）

（责任编辑洪振快）

跨文化角度下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以平面设计中文字个性化的视觉表现形式为切入点，以如何取得文字编排的视觉语言个性化与视觉传达功能的兼容并蓄展开讨论，分析了文字编排创意的具体表现技巧及个性特征，强调了文字视觉语言个性化与实际应用的关系，指出了文字个性表现必须关注其自身的表现内涵，方能有效发挥其视觉语言的作用。

关键词：招贴设计；个性化；文字创意

平面设计中的图形经常被称为“视觉语言”，文字视觉语言也被称为“文字图形化的表现”，这是从信息传达的功能角度对图形的描述。在现代视觉传达领域中，文字是构成信息的基本元素。而当文字由叙述向表现提升时，文字的力量在以视觉为导向的平面化版式设计中非但没有减弱，而是空前加强并与版面中其他构成元素共建互动界面，成为传达信息与深化概念不可或缺的视觉要素，在平面视觉语言的舞台上展现自己个性魅力。

但与此同时，伴随电脑设计领域的不断拓展，许多作品盲目沉浸于电脑字体形式的玩味中，使太多的文字缺乏生命力，文字的个性魅力在实际应中呈现弱化现象。综上所述，本文把文字个性化视觉语言置于平面设计平台上，着重对“招贴中文字个性化的视觉表现形式”进行研究与探讨。

1 文字视觉语言的表现形式

（1）文字的造型。首先，文字视觉语言的个性化首先表现在造型创意的独特性上。当今的文字大量应用于商业视觉传达领域，所传递的信息需要清晰、直观，这样的环境更叫需作者：汇景印刷有限公司要新的创意思路，设计师必须在以字体为主要造型语言的基础上，努力寻求适合辅助主题的各种表现契机，从而使文字获得新颖的视觉表现力。

近年来，一些设计作品在文字的设计上注重形意结合，通过以“意”造型、以“形”表意之间的巧妙吻合，使文字完成由“意”到“形”的视觉转换，进而形成文字视觉语言个性化的表现形式。例如，文字造型运用形与意的互相借用进行转化，在保持文字字型的同时，将“电脑”中的“电”中间的笔画上借用较为现代化的图形@，形成以形表意的精神内涵。突出电脑的电字，使得文字图形化，以达到更好的视觉识别效果，给人更强的视觉感受。在以文字为视觉造型元素的设计过程中，这是寻找文字设计切入点的有效手段。

在文字设计过程中，一个更为显著的动向是文字的设计逐渐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即通过分解传统设计中的文字排列结构、进行有趣味的编排、重组，增强了画面的空间厚度，从而使版面具有更深的层次。如果说文字的应用与编排方式在传统设计中显得较为单一、呆板的话，那么现代字体的表现方式在应用舞台上则呈现极大的灵活性，着力寻求视觉上的标新立异，以增强作品的活力与视觉冲击力，如上文举例。解构这一有效的作法就是从画面文字的构成形式与编排上进行深入，这样做既能突出产品的特点，又可以提升视觉的亮点。当然，不同的编排方式会给受众传达不同的视觉信息。如：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大小、间隔、比例、以及文字点、线、面间灵活有机的编排，都会产生多种可能的个性化表现形式。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汉字具有非常丰富的表情变化，其体态动向、间架结构、横竖撇捺的视觉流向等均可呈现出个性化、风格化的视觉语言形式，这些都有待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探索。

（2）文字的色彩。色彩是把握人生的视觉第一关键所在，也是一副招贴设计表现形式重点所在，一副有个性的色彩，往往更能抓住消费者的视线，色彩通过结合具体的形象，运用不同的色调，让观众产生不同的生理反映和心理联想，树立牢固的商品形象，产生悦目的亲切感，吸引与促进消费者的欲望。为此，设计者对色彩的运用可以说达到极致。

在平面视觉传达中，色彩凭借光源让自身展现不同的颜色效应。鉴于颜色在很多方面的重要性，目前许多工程心理学家和广告心理学家纷纷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以求通过颜色视觉的刺激，达到更佳的工作效益或广告效益。所以在文字视觉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色彩就占有无可比拟的视觉优势，从而更能体现出文字独特、强烈的一面。在招贴中应用的颜色视觉刺激，至少有这几方面的功效：1）吸引人们对招贴的注意力；2）完全真实地体现文字视觉语言的特殊性，从而使人产生美感；3）可以强调所要突出的主题，以及作者的主要意图；这一切，都是以加强刺激、增强记忆为出发点的。

招贴设计就是一种很明显的，通过文字造型，通过色彩搭配，创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的招贴设计。招贴中运用大量的跳跃性色彩，使得人的眼球在看到这幅招贴设计时，就眼前一亮，此招贴是突破了以往的苏州印象的招贴设计形式，在运用传统设计元素（字体）的同时，也运用了强烈对比的色彩设计。

（3）文字的编排。文字设计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字体自身的书写，同时也在于其运用地排列组合是否得当。一件作品中的文字排列不当，拥挤杂乱，缺乏视线流动的顺序，不仅会影响字体本身的美感，也不利于观众进行有效的阅读，则难以产生良好的视觉传达效果。要取得良好的排列效果，关键在于找出不同字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其不同的对立因素予以和谐的组合，在保持其各自的个性特征的同时，又取得整体的协调感。为了造成生动对比的视觉效果，可以从风格、大小、方向、明暗度等方面选择对比的因素。但为了达到整体上组合的统一，又需要从风格、大小、方向、明暗度等方面选择选择协调相同的因素。将对比与协调的因素在服从于表达主题的需要下有分寸的运用，能造成既对比又协调的，具有视觉审美价值的文字组合效果。

2 招贴中的文字视觉语言运用

在平面设计领域，文字设计不仅仅是对文字视觉形态的设计，而重要的是在于综合的使用。依靠文字形态变化版面有组织的编排，从而达到信息传达与视觉美感传达的兼容并蓄是现代艺术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如何选择切合主题的文字？文字间进行怎样的编排能呈现个性化的视觉语言？怎样才能达到较为合适的表现效果？这一切都包含在文字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用字”的问题，几乎渗透到了平面设计领域的各个方面。在计算机普及的现代设计领域，文字的设计的工作很大一部分由计算机代替人脑完成了（很多平面设计软件中都有制作艺术汉字的引导，以及提供了数十上百种的现成字体）。但设计作品所面对的观众始终是人脑而不是电脑，因而，在一些需要涉及人的思维的方面电脑是始终不可替代人脑来完成的，例如创意、审美之类。电脑技术的发展使得设计师的创作领域更为开阔，也是设计师展开了对文字更为自由的控制。在多种可能的文字表现形式中，有如下变换：

（1）字体本身结构的变化。现代文字表达形式带有较强的“表现内涵”，可单独成为设计的主体，在文字的个性处理上包含设计师对主体的理解，对设计法则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设计使自身的艺术素养、艺术品位。文字是画面中的能动因素，是比图案、色彩更为直接传递信息的手段，其应用在包装装潢、商业招贴等领域能更为突出体现其能动价值。在现代设计中，有很多的招贴是通过打散字体结构来组合画面的，这样就给画面一个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也使字体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形式，新的组合就能够给画面营造出新的视觉感受。

（2）多种字体的组合。在设计中相同的字体或不同字体组成行与落，处于画面中不同的空间位置，与其他视觉元素之间产生大小不同的空间张力，那么不同位置组合就会自然触及人们的多种视觉联想，而视觉传达的标准就是作品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是否能在受众的心理产生共鸣。在北京2008奥运会招贴设计，通过文体在版面空间中不同位置的编排，为受众提供多种动感的视觉联想，满足了受众的视觉需求，由此完成从北京2008奥运会到2012年英国伦敦奥运会这一理念的传达，这种应用手法不仅仅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视觉设计工作者所致力的目标。

（3）文字的图形化。在招贴设计作品中，设计师为了强调文字的图形功能，除必须传达信息文字外，削弱其他文字元素的阅读功能，而以其造型美感取胜，在实际应用中，这是有意识地运用夸张手法处理的加强、减弱关系。现代招贴设计大都注重文字阅读功能的同时，也很注重文字的图形功能，即“文字视觉化”。这样既能够传达作者所要传达给大众的文字讯息，也能够在直白表述的基础上使文字更贴和主题，起到更加强调主题的作用。例如，台湾设计师崔兴松的文字体招贴作品，在对版面整体风格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局部的变化，运用文字形象的独特之处，营造出字体独特的视觉魅力，突出个性化的版面效果，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视觉语言。这种招贴设计机能够体现主题要求，也能够突出文字的美感以及强烈的视觉表现力，还能够表现一定的文化性。

3 招贴中文字应遵循的原则

（1）招贴文字中的可读性。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在视觉传达中向大众传达作者的意图和各种信息，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考虑文字的整体诉求效果，给人以清晰的视觉印象。因此，设计中的文字应避免繁杂零乱，使人易认、易懂，切忌为了设计而设计，忘记了文字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有效的传达作者的意图、表达设计的主题和构想意念。

（2）设计中英赋予文字个性。文字的设计思想既高妙又单纯，它实际上只以“点画”两种元素构架而成；所谓的“永字八法”中，不同的笔画式样均可看成点画的不同位置与样式。早在宋代，便有学者提出点也是一种画的“一画构成”理论。但文字的结构方式却丰富无比、不可穷尽且有法度课寻。几千年来文字发展选择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文字的设计思想揭示了平面设计的逻辑本质，并将其逻辑方式发展到与人类活动能作最广泛完美的联络。

其实，每一个文字都是这样的“产品”，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迁延并光大了中华文化。其实，最初的文字就直接称之为“文”，中国文字统一后的第一部字典便称为“说文”，在这部辞书经典中也明确地将汉字的结构规律与法则总结出来，并明确地指出“交画为文”的道理。而“文明”“文化”这些词汇，所总结的正是文字哪种“无物不明、无识不化”的特殊功能。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已成了最完善的“视觉平面信息记录体系”。

（3）在视觉上应给人以美感。在视觉传达的过程中，文字作为画面的形象要素之一，具有传达感情的功能，因而它必须具有视觉上的美感，能够给人以美的感受。字型设计良好，组合巧妙的文字能使人感到愉快，留下美好的印象，从而获得良好的心理反应。反之，则使人看后心里不愉快，视觉上难以产生美感，甚至会让观众拒而不看，这样必定难以传达出作者想表现出的意图和构想。

参考文献：

[1]王雪青，陈沙华.字体创造设计[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

[2]郝玉明，王丽莎.与字共舞：让文字随心而动[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

[3]郭小强.中国民间汉字艺术和设计[J].北京：中国装饰杂志，2006.

[4]王汀，张力平.图书版面的文字设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赵蔚（1984—），女，河南郑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及装潢艺术等。

跨文化角度下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老年教育，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社会老龄化普遍、切实的措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老年教育事业在我国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在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实际规模、认识和理念、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阻碍和困境。值此国家出台第一份老年教育发展五年规划之际，为推动我国老年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文章系统总结了本土实践经验，对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理念、运行机制与推进路径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审视、反思，结合国际较普遍的经验共识，提出了未来发展建议对策。

关键词：老年教育；发展理念；运行机制；推进路径；审视与反思

作者简介：国卉男（1979-），女，山东青岛人，博士，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终身教育、教育政策。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国普惠性老年教育推进路径及策略研究”（编号：DKA160383），主持人：国卉男。

2017年1月10日，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承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任务，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推进老年教育机构逐步纳入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学习服务体系，办好老年大学，有效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1]。在此之前，为加快老年教育发展，促进为老服务的老龄事业发展，国务院办公厅还于2016年10月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制定了老年教育“十三五”期间发展的原则、目标、任务，并为此专门提出了可行路径，其中要求：“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组织、民政、文化、老龄部门密切配合，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老年教育管理体制。”[2]推动老年教育发展，成为国家应对社会老龄化挑战、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从老龄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老年教育作理性的审视与反思。

一、发展理念

1983年6月4日创立的第一所老年大学——山东省红十字会老年大学，标志着我国老年教育迈出了第一步，此后3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引下，在各地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老年教育有了长足进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老年教育相关的国家级法规和政策先后出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纲要（1994-2000年）》提出“老年大学、老年学校是老年教育的重要形式，是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重要场所”[3]；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发展老年教育”[4]，该法于2015年修订后，又强调“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各級政府“应加大投入”，社会“办好各类老年学校”[5]。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构建惠及全民的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强调“发展老年教育”[6]。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我国第一份《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老年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和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并围绕未来推动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重点推进计划作出新的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7]。2017年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要求“落实老年教育发展规划，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盖广泛、灵活多样、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老年教育新格局”。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老年教育既被视为老龄事业有效载体，又被看作终身教育体系重要环节，这对老年教育理念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关注老年人“康乐”到关注老年人“补需”、“增能”。所谓康乐，即通过学有所得，促使老年人身心健康、晚年幸福，克服由于年龄、身份转变而出现的失落感和危机感；补需则帮助满足老年人补充性需要，“增能”帮助老年人提升自身素质，帮助其更好融入社会发挥余热。我国老龄事业强调实现老龄人口群体的“医、养、学、乐、为”。其中，所学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关键：有了所学，才能拓展老有所医知识，丰富老有所养内容，提高老有所为能力，丰富老有所乐情趣。为此，老年教育从关注“康乐”转向更加重视“补需”、“增能”，三者相互补充，核心目的在于推动老年人通过读书、学技、欣赏等学习活动，更好享受生活幸福、提升生命质量。

第二，从关注少数知识老人到关注普惠所有老人。教育应贯穿人们一生的理念已获普遍认可，老年教育是面向人生晚年的教育，自然是终身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赋权”即成为老年教育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强调保障每一位老年人的学习权利。老年教育不仅被视为老年群体所应当享有福利，更是老年群体的基本权益，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实践中，应尽力减少“被视为社会福利”导致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强调“被视为终身教育”的专业性和规律性，使所有老年人都能受益。因此，大力倡导老年教育是老年人权利的“普惠性”理念，将是老年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从依赖传统教学方式到多形式、多途径教育服务协调发展。老年教育要取得成效，必须关注“老年人”、“老年世界”的特点，必须在前者基础上开拓创新教育途径、教学方法。现代老年教育强调主体性，注意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努力实现老年教育服务的普惠、均等、就近、便捷，为此逐渐形成了学校课堂教育、远程教育、社区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即便是在学校课堂教育中，也要求“三个课堂”协调发展，即搞活第一个课堂（课堂教学、学校教育）、丰富第二课堂（社团活动、课外活动）和拓展第三课堂（社区课堂、社会课堂）。

二、运行机制

多年来我国老年教育的探索实践，已经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丰富经验，培育出多样化的运行机制，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模式。

第一，离退休老干部办公室为主统筹。1982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以后，一批离退休老干部在一无编制、二无经费、三无校舍的条件下创办老年大学，奠定了老干部办公室统筹运行的传统，成为我国老年教育的一种运行机制，并在部分地区担负了管理统筹区域老年教育的任务。如山东离休老干部创建国内第一所老年大学，2011年《山东省老年教育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将这一经验提升为全省老年教育工作政策，提出“在全省各级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中成立老年教育工作办公室”，对老年教育工作做好指导、协调和督查，其他各部门要“形成合力”，“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实质性的支持”[8]。

第二，民政部门及老龄工作机构为主统筹。为适应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新形势，199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由22个部委组成“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三次布局老龄事业“五年规划”，“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皆被列为重要举措，要求负责老龄工作的民政等部门机构负责老年教育。如2014年出台的《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负责老龄工作的机构应当加强老年教育工作，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丰富老年人生活、增进老年人健康的知识型、休闲型和保健型文化教育。”[9]

第三，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统筹。老年教育从终身教育角度由教育部门统筹管理，有利于发挥教育系统资源优势。2016年的《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要求，“坚持面向基层、面向行业、面向社区、面向农村，广泛开展职工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新型农民教育和各类培训”，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201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提出，推动社区广泛开展全民学习活动要面向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推动各类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资源向社区开放也包括老年大学，并要求总结当地开展老年教育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宣传展示当地包括老年教育在内的继续教育事业发展成果。再如上海形成了教育部门为主、多部门协力推进的老年教育运作机制，2003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老年教育工作若干意见》提出“要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建立“由市教委牵头设立老年教育工作小组”，次年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上海老年大学，确立了“办让老年人满意的教育”的基本理念，推动科学规划，完善政策保障，坚持统筹性、公益性、普惠性原则，夯实办学基础，建立支持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就近、便捷、快乐、均衡”的发展特色。上海明确由市教委牵头，同时要求市老龄工委办公室、民政局等15个单位按照一方牵头、各方参与、分工负责、协调发展的原则共同参与[10]。

第四，文化行政部门为主统筹。1999年出台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提出，“文化部全面负责全国老年非学历教育工作，指导各级各类老年大学的工作”[11]；2012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文化教育部门要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体系，加强领导，统一规划”[12]。目前，由文化部门规划老年教育，主要是依托省市县的群艺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展览馆、体育场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科技馆和乡镇文化站等群众文化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学习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活动。

我国老年教育各种运行机制都经历了长期实践，各自优势和不利因素比较明显，老干部办公室实施老年教育经验较为丰富，但缺乏全局协调力度；民政部门及老龄工作机构负有老年教育重要职责，但可调动资源有限；教育系统实施老年教育具备资源优势，但与其他部门关系不够顺；文化部门负责老年非学历教育，能提升社会文化资源利用效率，但活动的零散性很大。因此，为了促进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部门建立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更好实现老年教育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着力增强资源统筹整合能力。

三、推进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在重视老年教育事业、推动老年教育发展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积累了许多共性经验，通过政府加强规划、社會各方合力推进，拓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推进路径，开创了开放便利普惠的新格局。

第一，重视顶层设计，政府制定专门规划。201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重视老年教育”，加快了各地政府对老年教育事业的统筹规划和制度保障。表1显示，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老年教育纳入本地十年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上海、山东、安徽、浙江、贵州、四川、湖南、福建等7省市将老年教育纳入社会事业五年规划，一些地方如长春市、攀枝花市、遵义市、六安市还出台了老年教育专项五年计划。国家《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之后，各地也纷纷响应，强化老年教育对于老龄事业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努力建立健全老年教育制度（见表2）。

第二，明确政策导向，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在我国老年教育指导理念方面，提高老年人综合素质及生命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综观部分地区关于发展老年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见表3），可归纳出3点基本共识：一是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老年人综合素质及生命生活质量，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提倡“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促进老年学员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与和谐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三是扩大老年教育供给，创新老年教育体制机制，提升老年教育机构服务能力，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

第三，坚持依法治教，提高政策保障水平。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加大投入”，部分地区也出台老年教育相关法规，如2002年的《天津市老年人教育条例》成为国内第一部以老年教育为对象的地方专门法规，2007年的《徐州市老年教育条例》成为第一部地级市老年教育法规，分别对本地老年教育的立法依据、实施范围、办学及管理机制、老年学校设立条件及权力义务、奖惩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此外，湖南省在2016年通过了《湖南省老年教育工作暂行规定》，福建、上海、河北等省市及太原、宁波等地相继通过的终身教育相关条例中，都对老年教育有专门规定。同时，福建、武汉、江苏、上海等地党委政府或跨部门联合实施加强老年教育工作的意见，普遍强调加强财政投入、加大政策指引与社会关注。

第四，实行多措并举，鼓励社会多方参与。各地发展老年教育，都强调加强党政领导，并鼓励社会资源开放。如安徽、贵州、湖南、上海、江苏、浙江、武汉、长春等地相继成立或正在筹备设立多部门协作的老年教育领导小组，1990年中国老年教育协会成立，成为民间组织参与老年教育管理的协调机构，不少省市区也建立了老年大学协会或老年教育协会，负责业务指导。同时，各地鼓励社会资源向老年教育开放，主要是推动学校、文体场所和企业场所等参与老年教育服务，如2013年温州城市大学承担“十万老人乐学工程”，新建27个社区老年学习苑，被温州市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近年来“养教结合”正成为一种老年教育的新模式，如2013年上海市老年教育小组办公室命名闵行区社会福利院等5个单位为“上海市养教结合工作示范基地，至2015年底，上海市共有养教结合单位335个，占全市养老机构数的54%；住养老人（自理与半自理）参与学习的人数由58%增至69%（自理与半自理住养老人30810人，参与学习人数21253人）。

第五，调整工作重心，落实普惠和全覆盖。依托老年大学，努力建立起省、市、街道各级办学网络，推动学习点在基层的覆盖。借助社区教育办学网络的覆盖，全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举办的老年大学（老年学校）已达5.97万个。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化传媒设施创新办学模式，兴办远程办学模式。截止2015年，上海远程老年大学揭牌暨上海老年人学习网已录挂了105门视频课程。各地还积极创新学习小组、学习团队、学习圈等非正式、非正规学习形式，积极推动老年人的自主学习、互助学习和集体学习。如自2011年至2015年，全市共认定老年学习团队12609个，按照每支团队平均25人计算，约有近30万名老年人参加了老年学习团队的活动。

四、国际共识

1950年，在比利时成立了国际老年学校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大会，老年教育在国际上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积累了丰富经验。

第一，理论完备，多视角、多学科探索老年教育。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促使国际老年教育理念实现飞跃，由传统带有福利性质的教育转变为文化教育，理论开始丰富来。如今，常备提及的有：终身教育理论，老年教育是教育系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是终身教育体系重要的、必要的最后阶段[13]；权利理论，老年人受教育是老年人重要的人权之一，是保障老年人人权、受教育权的重要手段和渠道[14]；自我完善理论，老年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帮助老年人自我完善，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15]；社会交换理论，最大限度增加老年人的权力资源，保持老年人在社会互动中的互惠性、活动性和独立性[16]；角色理论，老年教育重点在于帮助老年人寻找适宜的途径适应衰老，寻求新的次一级角色、寻找新的生活方法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17]；老年亚文化群理论，老年群体是老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最好方式，老年群体的组成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群体精神和群体自豪感[18]；活动理论，认为维持或发适当的体力、智力和社会活动，对老年人过好幸福生活是很需要的[19]。显而易见，过即老年教育理论已经体系化，从多种研究唯独分析老年人的教育和生活，强调围绕老年人为中心的学习活动，保障老年人人权、学习权，帮助其再次塑造社会角色、自我完善、树立积极自我形象，获得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

第二，模式多样，推动主体趋于多元化。在国际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老年教育初始时普遍体现为政府行为，依靠政府主导推动，发展成熟时则皆出现多元化态势。在英国，老年教育由对老年群体开放的传统大学、地方政府专门建立的老年教育机构、老年人自主自治办学的志愿团体共同提供[20]；在日本，老年教育包括了行政序列的老年大学、福祉序列的老年俱乐部、NPO法人的老年寄宿所、高等教育机构等向老年人提供的一系列实践活动[21]；在美国，老年教育推动主体更多样，包括国家和各州的大学及社区学院、各地社区管理委员会领导的非营利性机构美国老年中心、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老人游学营、图书馆、私营非营利性组织美国退休者协会等[22]。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各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公立的、私营的、正规的、非正规的老年教育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是因为它们为老年教育提供了健全的法制保障。仅以美国为例，专门的老年法律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美国老年人法》《美国老年人福利法》《美国老年人就业促进法》《老年人保健法》《老年人护理保险法》《禁止歧视老人法》等，对老年教育还有重要推动作用法律还包括《社会保障法》《美国高等教育法》《成人教育法》《终身教育法》等[23]。

第三，形式多样，组织方式灵活多变。发达国家为适应老年群体的不同情况和需求，强调老年教育不拘泥于普通学校教育，而必须更加灵活多样、松散可变。以美国为例，老年教育既有大学及社区学院内的正规老年教育形式，又有老年化中心、老年寄宿所举办的老年进修班、培训、讲座等非正规形式，还有民间组织的旅游、代际间的交流等户外非正式形式，而自学为主的教育形式正受到普遍关注[24]。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老年教育机构开展的老年教育服务中，各发达国家的教育形式也非常多样，以此促使不同层次的老年人能广泛地参与到老年教育事业中。以英国为例，第三龄大学是英国老年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它通过开设“课程网络”、“虚拟学习小组”等组织学员共同探讨研究，以学员自发组织形成的学习小组打破传统的师生界限，共同分享知识经验[25]。总之，伴随老年教育外延与内涵的丰富，老年教育的形式也应丰富多样，除了组织普通学校教育机构外，还要提供非正规的不计学分的课程学习、小组讨论、工作组和学习型旅行等不同活动方式。

五、面向2020年的老年教育发展策略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我们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方针，以擴大老年教育供给为重点，以创新老年教育体制机制为关键，以提高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为目的，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提升老年教育现代化水平，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发展新格局。我国老年教育发展应更彰显社会性、教育性、民生性、服务性，在以人为本、公平普惠、提升品质、社会共举等理念的引导下，建议重点关注推进以下几方面策略。

第一，更加重视学习权利公平。尊重并保障每个老年人学习权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老年教育主要是公益事业，促进学习机会公平应是我国老年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建议政府坚持依法治教方向，制定老年教育发展规划，创新政策制度体系，健全跨部门协调合作常态机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教育资源效益，努力让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均有平等受教育机会，更好满足老年人实际学习需求。

第二，更加关注弱势老年群体。关注并服务老年人中的弱势群体，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展现。中华民族历来有尊老敬老、扶弱济贫的优良传统，教育的崇高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议坚持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多方参与，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拓宽服务渠道，让有学习需求的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属”、“老有所教”、“老有所学”，既要为能够来校（站点）的老年人提供有质量的教育服务，也要为尚未来校（站点）的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学习条件，还要努力为不能来校（站点）的残疾老年人等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

第三，更加注重老年人学习品质。提升老年人的个性化学习与教育体验的获得感，是我国老年教育的重要方向，建议激发并保持每个老年人的学习兴趣，注重学习过程体验，使更多老年人“学有所成”与“老有所为”相结合，鼓励老年人融入社会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促进和谐社区幸福家庭建设，积极开发适合不同老年人学习的“适需”、“引领”性的学习资源，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区域特色的老年教育体系，将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融入创建学习型城市过程之中。

第四，更加善用教育信息化手段。“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信息化升级版，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扩大有用的学习资源覆盖面，建议运用互联网思维创建现代老年教育学习环境，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老年教育中的作用，提升老年人应用信息技术能力，特别是面对行动不便、教育条件不利的老年人群，努力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资源与教育辅助服务，进一步提高老年教育普惠性。

“十三五”时期，推进我国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政府部门、教育系统、文化机构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立足各地实际，不断探索实践，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开辟我国老年教育发展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同步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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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国光

跨文化角度下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两次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公共危机考验着我国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们的关系模式是怎样的，有怎样的得与失；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公共利益体现在何处，如何最大程度的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是本文要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

关键词 公共危机 政府 NGO 公共利益 地震

2008年5·12汶川地震，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2013年4·20雅安地震，这些由自然灾害引起的公共危机让人猝不及防，使得公共危机这个名词由抽象的学术名词成为媒体和公众使用的日常词汇。

公共危机是一种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和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 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危机。

对于自然灾害引起的公共危机，政府因其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当之无愧的是救援的核心力量，然而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作用就凸显出来了。非政府组织，英文全称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NGO这个词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含义，目前，国际社会中较为普遍认可的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是美国著名学者斯特·撒拉蒙提出的：“泛指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

一、雅安地震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4月20日8时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度，东经103.0度）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据中国地震局网站消息，截至24日14時30分，地震共计造成196人死亡，失踪21人，11470人受伤。

（一）政府的主力军角色。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迅速对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5个小时之后，李克强登上飞机赶赴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根据习近平、李克强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立即启动了抗震救灾Ⅰ级响应，中国各方迅速行动起来，展开救援工作。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服务者和公共资源的占者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在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中起到核心的主力军作用。政府在第一时间采取实际行动，调集武警、部队、公安、消防 各种力量展开搜救行动，第一时间发布地震相关信息，所采取了人性化、科学化的行之有效的救援行动。

从政府的职能来看，政府创设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断，如果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缓解和遏制危机，那么就可能导致自然灾害引起的社会政治危机。在危机管理中，政府是当之无愧的主导者。从政府的权力特征看，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体，人民是公共权力的来源，政府以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公正为目标。政府的行使的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是社会公共利益天然的捍卫者。从政府的优势来分析，政府作为公权力的行使着，手中掌握着大量的、优势的公共资源，可以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分配，制定公共政策，调节公共利益，利用其优势化解公共危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矛盾。

（二）NGO的辅助角色。

在政府积极开展救援的同时，非政府组织也行动起来。

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当天，一个名为“成都市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的协调组织成立，它的前身正是当年因汶川地震而生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由四川当地多家民间机构自发组建。活跃在灾区的民间救援队，有十几支都是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成员。

政府部门与NGO是各有特长的。政府更擅长救援生命、抢修通讯电力和避免二次灾害等抢险类的工作，这固然是NGO很难企及的方面；但NGO更关心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环境保护等，更注重长效。

NGO作为政府的助手，是沟通政府与群众的桥梁。NGO是联系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一个中介。NGO具有广泛的社会吸纳性，代表着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层次的利益，它可以向公众传播政府应对危机管理的知识，以消除他们的恐慌心理，同时，它也可以将现实情况，社会实际需求反馈给政府，从而及时有效的防治公共危机。

NGO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参与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多中心的、自主的、分工合作、互为补充的政治构架管理理论——治理理论。依据治理理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要培养发展非政府组织，与NGO密切配合，使双方在各自优势领域内发挥作用，建立起互助机制。我国政府的行政体制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改革目标，党的十七大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予以明确并写入了新修改的党章，这一发展趋势为NGO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NGO作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在现代危机管理中，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各阶层、各团体的利益诉求，要提高其公信力，建立各种应急机制，从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但这对于能力有限的政府来说会感到力不从心。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加强它与社会的合作，在政府履行职能的同时，鼓励NGO参与危机管理，建立起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三者共同行动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

（三）政府与NGO如何实现合作治理。

第一，政府要更新管理理念，运用公共治理与善治理论，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重新审视与NGO之间的关系，转变以前控制、管理NGO的观念，而是将其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认识到其在公共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不可替代性。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加强与NGO的合作，形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态势。政府要大胆委托NGO开展工作，对其参与危机管理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第二，NGO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首先，加强NGO自身组织建设，向专业化、规范化发展。设立明确的组织目标，规范的组织体系，先进的管理模式。利用大众传媒积极宣传，建立完善的人才机制，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利用名人效应，提高自身知名度。拓展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筹募机制。其次，加强NGO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随着NGO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分工更加明确。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更要加强交流与合作，能够弥补自身的不足，获得技术和信息的共享。

二、公共危机中如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何为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尚无定论。从理论层面看，脱离了具体情境，学者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萨洛夫（Sorauf）认为，公共利益可能是一种伦理的约束，或被视为某种理性政治智慧的最高准则，或是大多数选民的共识或目标；公共利益也可能是某种混合物，是某种狭隘利益的均衡；公共利益的最终产物大多数时候还体现为“私利 ”的总和。

哈蒙（Harmon）则从过程的角度，把公共利益界定为“在民主的政治体系中，由个人与团体间的政治活动造成不断变动的结果”。一般来说，公共利益是指可以满足特定社会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公共需要，开放性地为共同体所有成员共享的各种社会资源或条件。 公共利益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如一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社会公正等。

（一）公共危机中公民的基本公共利益。

第一，生命财产权。重大灾害的发生，最先受到威胁的就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安全权。在天灾人祸面前，在不可抗拒因素下，公民自保能力有限。此时作为公民最基本的生命财产权就显得尤為重要，政府因其占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作为公民基本利益的强大后盾。

第二，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共危机状态下，公众希望能够迅速、及时、准确地了解突发危机局势的真相以及相关信息，采取应对措施。在遭受重大灾害时，公众不可避免的会感到恐慌和无助，谣言也会迅速传播。维护公民的知情权不仅有助于稳定公众情绪，维护社会秩序而且能够动员社会成员自觉投入到处置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行动中。

第三，监督权。由于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和腐蚀性，因此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虽然公民监督权在危机状态下与平常时期有所不同，但是依然可以建立起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网络，可以对危机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及时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第四，紧急救助请求权。处于危机中的公民有权利向有关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请求救助，国家有义务提供必要的救助，如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提供生活必需品、临时避难场所等保证公众基本生活的措施等等。

（二）政府在公共危机时为保护公共利益应采取的措施。

第一，畅通信息公开渠道。公共危机时的信息传播属于非常规状态下的传播，这个时候的信息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一个是信息供不应求，信息来源少，传播途径不畅；另一个特点是虚假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波及范围广，后果严重。由于公众面对危机时的恐慌心理，加之获取信息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公众产生更大的恐慌和对错误的行为。因此，必须保障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及时、准确、全面地告知公众真相，政府要确立主力军的角色，发布权威信息，并对大众媒体做正确的引导，快速回应，消弭谣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第二，提高工作效率。政府要具备危机意识，提前编制好公共危机应急预案。在发生危机时应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作为危机处理主力军作用的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进入危机管理模式，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抢险和救援。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三，做好善后工作。公共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给公民带来的损失既包括身体的财产的也包括心理的，因此善后工作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生命财产方面，设立善后救济机制，注重公平公正，及时到位，符合实际。在心理干预方面，可以引入NGO和志愿者组织，做到政府引导，社会协作。灾后重建纪要注重硬件设施的恢复，也要注重对灾民的心理援助。公众生产生活的快速恢复，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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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福、李丹婷.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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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角度下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高校应当格外注重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为其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但三本院校在培养学生全球化理念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诸如学习基础差、学习兴趣低等困难。为此，本文根据国内外的一些文献并结合笔者在一教改项目中的体会，就如何运用战略传播理论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展开论述。

【关键词】国际视野战略传播三本教育

从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看, 世界各国乃至其内部的各个区域, 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因此, 从这个角度上说, 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 而是如何国际化的问题了。任何一个国家及地区经济的中长期发展, 没有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都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把经营的视野扩大到海外市场，积极探索企业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而国内企业要想在国际价值链上占有更高的位置, 获取更丰厚的利润, 除了在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上需要提升外, 还要在国外市场上拥有自己的品牌和自主性营销网络。这些海外营销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熟悉市场所在国的语言、商业惯例、文化和制度的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内销型企业也需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和先进的理念来做强自主品牌。因此，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着重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意识，有针对性地介绍、分析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帮助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然而，一些三本院校在拓宽学生国际视野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学生英文基础差、学习积极性不高等。为此，笔者根据自己从一项针对广告学课程的教改项目中总结的经验，就如何运用战略传播理论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展开论述。

一、 战略传播理论框架下拓宽学生国际视野的步骤

战略传播这一概念最初是基于2007年美国军方在公共外交基础上提出的新型外交理念，其定义如下：美国政府集中努力来理解关键受众并与之接触，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各部门协调一致的项目、计划、信息、产品和行动，来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该理念最初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但如今在经贸领域也被广泛应用。例如，企业战略传播指的是企业各部门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使关键受众理解并参与企业行为，为企业赢得内部团结和良好外部形象，并创造、强化、维护有利于企业利益的环境。 不同领域的战略传播尽管服务对象有所不同，但都具备一些共性，如：目标的长远性、目标的阶段性、手段的协调性、重视意见领袖等。作为一种创新，笔者根据这些共性把战略传播理念引入到教育领域，以期提高教学效果。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与整合营销传播更加注重中短期利润不同，企业战略传播侧重于在宏观层面构建一个有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即战略传播的目标具有长远性特点。 而教育领域战略传播的目标也应立足于学生的长期发展，力争使学生终身受益。为此，本教改课题的目标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开拓学生国际视野，更是要让学生一方面意识到国际视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掌握相应的自学技能以便在毕业后能够不断自我充电，增强全球化意识。所以，课题组教师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资料检索能力（包括各种文献、工具书和网络资源），以培养其终生自学能力使其一生受益。例如，教师在课堂上展示了如何登陆含有国外广告业最新动态的网站，并让学生在这些网站搜索热门话题进行课堂讨论，帮助他们养成定期浏览业界新闻、搜索行业信息的习惯，为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2、战略传播的目标是具有阶段性的，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些层层递进的目标包括：认知提升、形象塑造、身份建构、态度转变、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化。 在本课题建设中，教师根据广告学中的AIDMA模型为项目的不同阶段设立了相应的目标。该模型由美国学者路易斯（E.S. Lewis）提出，用于检验广告心理效果：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Desire欲望-Memory记忆-Action行动。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层层递进的过程，最高层的\"行动\"是广告主最希望达到的效果。本课题在初始阶段的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对国际视野这一问题的关注。为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重点介绍了一些品牌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对价值观、习俗差异的忽视而导致失败的案例，让学生意识到具备全球化意识的重要性。第二阶段，为了培养学生对拓宽国际视野的兴趣，教师按照荷兰学者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对世界各国的文化进行分类，并通过生动有趣的视频广告展示在不同类型文化中广告传播策略的差异，让学生对海外文化产生新奇感和兴趣。第三阶段，为了激发学生拓宽自身国际视野的欲望，教师邀请了一些业内人士来校举行讲座，并事先要求讲员在讲座中花部分时间谈一谈招聘过程中对于英语水平以及海外商业知识的要求。这就使得学生意识到能否成为一名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人才将直接关系到今后自身的饭碗和经济利益，从而刺激他们进行相关学习的欲望。第四阶段，为了帮助学生维持、强化对于所学知识的记忆和对于国际视野的重视，教师根据自己订阅的期刊和在网上搜索的资料，定期在学生QQ群里上传一些精彩、有趣或有争议性的国外广告，引发同学们的讨论。这样可以维持学生对于拓宽国际视野的热度。第五阶段，为了让学生积极采取行动，拓宽自身国际视野，教师定期给学生布置作业，例如采访外资广告公司工作人员、对属于相同产品类别的国内外品牌投放的广告进行对比分析。另外，教师通过自身的人脉，推荐部分学生暑期去外资企业实习，了解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同时，动员学生订阅介绍国际广告业动态的期刊杂志（如《国际品牌观察》等），养成不断充电的习惯。

3、战略传播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和协调各种手段，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政府把\"公众外交\"、\"公共事务\"、\"国际广播\"、\"心理战\"、\"情报战\"等手段在时机、节奏、方向、力度上协调一致。在经济贸易领域，企业需要把采购、设计开发、外联、广告、公关、促销、直销等一切活动进行一元化组合。在教育领域，战略传播也要做到学校各部门的思想统一、目标统一，各自的战术则应相互配合，达到汇流互补的效果。本课題在建设期间，广告传播系所有教师（包括没有参与课题的新教师）统一认识，明确了拓宽学生国际视野的重要性，各自采取多种手段推进目标的达成。采用的方法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讲解相关内容并布置有关的课后作业，还有推荐学生去外企实习、邀请业界人士举行讲座、组织学生订阅行业期刊、在课后和学生闲聊时 推荐有关的影视剧和书籍、通过教师个人的微博、微信转载一些行业动态信息向学生发布等。为了让所有这些活动能够协调一致，每周我们系教研室都会开展例会，对上一周的活动进行总结，并对下一周的活动进行布置。比如，某个跨国公司的品牌推广案例在《公共关系》课上由某教师从公关实务的角度加以分析，《广告媒介策划》课上另一名教师会从新媒体角度予以阐述，主讲《广告学概论》的教师又会从创意的视角组织学生讨论。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合，使不同教师的授课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拓宽思维，掌握从多重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吃透该案例。

4、美国军队在战略传播的对象选择上，首先选择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依次为决策者、能够影响决策者的人、意见领袖、关注问题的民众）。 而企业在战略传播中，则是根据利益相关度确立传播对象的次序和传播策略，包括消费者、职工、主要股东、一般股东、一般大众、政府、供应商等。 因此，在教育领域，教师也应该对学生进行划分，确立信息传播的重点受众和传播方案。在本项目中，我们把学生分为积极型、一般型和消极型。积极性指的是那些平时学习比较积极上进、原本就对拓宽国际视野有一定兴趣的学生。消极型指的是那些学习态度马虎、对国外理念和业务不感兴趣的学生。其他的都属于一般型。对于学生的划分是基于对任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干部的调查访问。我们的策略是，首先召集积极型学生展开座谈，了解他们对于拓宽国际视野这一问题的看法，并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在授课内容和方式上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以便提升他们的兴趣。接着，在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中，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均由三种类型学生组成，让积极型学生带动一般型组员的学习热情，同时尽量不让每组消极型学生人数过多，以削弱他们消极态度的不良影响。教师在和学生的互动交流环节，挑战性的问题一般留给积极型学生，以提升他们的思辨能力并活跃课堂气氛。简单性的问题一般留给消极型学生，并尽量对他们的回答给予肯定，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同理，在订阅期刊、外企实习等问题上，也尽量先动员积极型学生参与，然后让他们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心得，以带动一般型和消极型学生跟进。

由此可见，以上战略传播四大策略在本课题中的应用，实际上是分别体现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循序渐进、教师团队合作、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探索。

二、 教改的主要成果与效果

1、课题研究的理论成果

自2004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战略传播专题报告之后，战略传播这一理念在国际关系、经济贸易领域被不断地运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学者把该理念引入到教育领域。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本课题的开展一方面丰富了战略传播理论，拓宽了其应用范围；另一方面把上述\"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一些耳熟能详的教育理念上升到传播理论的高度，促进了学科融合和跨学科交流。

此外，本课题还体现了一种多维度教育理念。这一方面反映在教学材料的来源上，既有传统的教科书，又有期刊杂志、视频网站、学术文献、海外资料等；另一方面体现在案例的选择和分析的视角上，既有国际品牌在国内推广的案例，也有国内品牌在国外营销的案例，而国外的一些经典案例既从中汲取经验，又从本土视角加以批判。同时，还体现在教学手段上，既有课堂讲授，又有课外讲座、实习、期刊阅读、师生课后的互动交流等。这种全方位立体式教学方法有效弥补了各种单一教学模式的局限。

2、项目实施的实际效果

本课题较大程度激发了学生提升自身全球化意识的兴趣。项目自实施以来，覆盖了10、11、12级广告学、市场营销学本科班共计约180名学生。项目的中短期效果已经在这几个班显示出来。例如，专业英语是我校学生的一门选修课。以往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对这门课兴趣不大，导致该课经常因为选修人数过少而开不出。但自本教改项目开始建设后，学生选修专业英语的人数显著增多，使得这门课每年都能开设。

另外，这两个专业毕业班学生在论文选题时，涉及到国际公司案例分析的题目比例比往届明显增多。论文中引用外文文献的平均数量也有所增加。至于项目的长期效果，如提高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能力等，则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来检验。

三、结语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传播，传播的内容涉及知识，理念、方法、价值观等等。这种传播不仅要讲究策略，也需要战略规划，即在宏观层面设置目标，并采取相应步骤追求长期的效果。因此，战略传播理论是完全适合运用于教育领域的。

另外，三本学生往往存在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方法不得当等问题。这就需要在运用战略传播理论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遵守循序渐进原则，特别是对注意提升和兴趣加强阶段要予以足够重视；另一方面要设立长远的教育目标，即通过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如增强资料检索能力）来达到让学生终身受益的目的。虽然有些学生外语基础较弱，但通过上述手段可使他们重视查阅翻译过来的外文文献，加上这些学生还年轻，当他们对此产生兴趣后，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提高外文阅读能力的积极性。

最后，本文虽然仅就广告和市场营销两专业如何用战略传播理论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加以介绍，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经验和做法必然对其他专业同样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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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系温州大学校级教改项目《在教学中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基于广告学专业的教学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2jg72B）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