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论文题目范文

方言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关键词：湘商文化;湘商精神;文化探析

自人类文明始便有商业文化，故对商业文化的探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而商人文化与商人精神作为商业文化的研究范畴也常被学界所热议。所谓商人文化，即经商之人在进行商业活动时所展现的心理积淀与处事特征，包括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是商业文化的主体体现和核心内容[1];商人精神常带有方向性内容，它与建构此种意识的商人阶层紧密联系，表达出商人阶层的价值、信仰和意义，既含自觉之信仰，也有自发之态度、习惯与情感。商人精神这一功能性质，反映出成熟商人阶层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2]。有别于经济史或阶级性的考察视角，虞和平曾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中国商人精神[3]，并考察商人在政治、经济、民族独立等方面的突出作用;朱英则以商人为构成基础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剖析，总结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成败关系[4];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论述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并对近代商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地位给予客观全面的评价[5]。

湘商文化作为湖湘地域一种特色商文化，尤其在2007年首届湘商大会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之后，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学界普遍认为，湘商文化是湖南人在经济筹谋、经商创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理念[6]205-207，是广大湘商群体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7]，它继承和融汇了宋代程朱理学的文化精髓，伴随晚清湖湘經世学风的兴起和演变[8]，汲取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肝胆相照”的爱国情怀和“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展现了湖湘商界的经济才能和经营智慧。湘商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一张商界名片，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现实价值，它彰显了湖南人所倡导的“商道即人道”的处事格局，力求为人诚笃忠厚、求实进取，将传统儒商精神与革新创造意识相结合，实属商业文明之宝贵财富，亦在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

本文从1840-1949年的湘商历史出发，揭示近代湘商文化的兴衰发展、特质要素及历史局限性和影响，全面探讨湘商文化的内涵，深入分析构建湘商文化体系的历史意义和贡献。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兴衰

提起湘商，就会令人联想到湘军和湘政，当然还有绵延数千年的湖湘文化大背景，从湘军到湘政再到湘商，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由过去默默无闻，到如今“天下湘商”，湘商站在湘军、湘政巨人的肩膀上，沐浴着湖湘文化精华，是湖湘精神的延伸与拓展。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产生

湘商文化，曾与楚文化同兴;随着朝代更迭，中原商业活动的兴盛对湖湘大地的商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而明清时期的商业辉煌，更是助推湘商的发展[9]，如享誉汉唐的蔡侯纸、长沙铜官窑;湖湘区域的长岳衡潭常郴等地成为清代商业中心，湘商与徽商、晋商齐名;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映射了农业市场的丰足和兴盛。迨至近代，鸦片战争打破了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平衡状态，湖南随之被卷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浪潮，一批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有志之士投身实业报国，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将“师夷长技”付诸实践，拉开了近代湘商发展序幕。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兴盛

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从沿海到内陆逐渐为资本主义经济所浸淫，中国文明被动投入世界近代文明大计中。然而，对于地处中国内陆的湖南，近代初期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相对较小，湖湘各地仍然主要以小农经济和传统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虽利用境内发达水系与陆路，积极开展航运、陆运，但商业活动范围相对受限，经营业务主要集中在米粮、桐油、木材、丝布、茶叶、鞭炮、陶瓷等农林手工贸易领域。是时，湘商群体仍受传统儒商文化的绝对引导，坚持“修身、治国、平天下”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等传统儒家理念。

以“中体西用”为口号，洋务运动开启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风气，受军事活动刺激需求，湘籍晚清官绅或与其密切相关的人物开始进行近代实业活动。据史料记载，“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10];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岳州、长沙先后开埠，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外国资本主义渗透湖南原料和资本市场，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也为湖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11]，客观上刺激了湖南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实业家的产生。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早年历经国难家衰，熟知社会积弊民生疾苦，他们“心忧天下”，志存高远，敢为人先，兼济苍生。

民国伊始，辛亥革命打开民主的思想大门，以资本主义制度“振兴实业”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大口号[12]，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西方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湖南督军谭延闿把促进湖南工矿商业的发展作为其督湘的重要举措，这对湘商发展迎来重要的“黄金时期”。湘商群体利用地理区位和资源储备优势，积极创办采矿、铁路、轮船等企业，广泛投资钱庄、银行和各式新型商业，创设实业和商业学堂，举办劝工会和劝业会。他们明了大势，把握全局，不惧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摧残，积极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研发技术，关注商业文化中的人性，探索科学管理模式。正如宋教仁所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13]。一时间，湖湘的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直至一战结束后方止。

(三)近代湘商文化的衰落

湘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习惯长期笼罩在“伟大”的光环中，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客观上讲，湖南天然的地理区位“七山一水两分田”，是小农经济长存的依托，至近代土地兼并，人口猛增，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不安，难以进行长期稳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实业经济无法发展，实业人才自然无法造就。主观上讲，一是“学而优则仕”的参政导向，中国自战国时期就开始“奖耕战”“抑商贾”，历代王朝统治者反复强调“农本商末”，因而绝大多数优秀青年都有志于“内圣外王”“济世为民”“兼善天下”，不屑从事那锱铢必较的经商活动。二是强烈的排他性，商界精英们拥有深厚的家族情怀与乡土情结，往往将经商兴业的方法视为少数宗族、亲信之秘笈，抵触外来人员关注本行业。三是急功近利求速富，忽视文化积累和经济人才的培养。从耻于言商到全民趋商，极端效应明显，儒商愈少，愚商愈多，从而慢慢造成了湘商的由兴至衰，以致没落。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国内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深重，从而直接影响了湘商的繁荣与发展。这也直接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论断。湖南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区人员、游资、工厂后撤，战时的湖南经济向湘潭、衡阳、湘西转移。直至1949年湖南各地相繼解放，政府开始宣传新的工商政策，鼓励各行业积极复工复产，旧时代的实业家从此真正转型，接受企业改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湘商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特质

湘商文化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既保留传统儒商的精神特质和商德基础，同时又发扬湖湘文化的优秀基因。湘商文化是湖湘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的体现，湘商精神是湖南人将革命精神注入经济社会建设中继而转化为建设精神的彰显，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创新的表达[6]205-207。

(一)传统儒商文化特质

古代商德大体上以人性论、义利论、时空论作为其理论立足点。认为好利欲富是人的本性，自天子王侯到庶民百姓，皆心怀利欲，且患贫求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性的好利求富心态是涵盖经商在内的一切行为的驱动力。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开始走上集“法”“墨”“道”等诸家大成的发展道路。而儒商文化则将儒家文化和商业文化有机结合，以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指导人们的市场行为和消费行为;经过历史沉淀，受到儒家道统影响，大抵形成了“言信货实、反求诸己、重利重义、仁爱节俭”等优良的传统儒商文化特质。其中，人本主义哲学观以“仁”为核心，可视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构成儒商文化的“仁者爱人、义利合一、以和为贵、诚实守信”的关键要素。尽管近代湘商群体有政府官僚或已退职官绅的加入，带有鲜明的“亦官亦绅亦商”等多重身份特征，甚至部分人员后期有着外出留学经历，但他们于商海中的为人处事，仍遵从传统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准则;“经营商业，首重公平，故各业皆有社会创立公所，由董事组织评定甲乙价目，公道贸易，庶几有余不紊，进行发达之端，关于商业兴旺之一大宗旨也”[14]。故此，传统儒商文化特质仍是近代湘商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1.“仁者爱人”的人本经商思想。“人本”与“仁爱”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诸多儒家著述中得到反复倡导。儒家思想将“人”置于整个世界中心，进而衍生出“由此及彼”的“仁爱”思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在商业活动中，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是人应坚守的基本准则，如此才能在商场中广结良缘，扩充人脉。这里的“人”不仅仅是客户群体，更包括竞争对手、内部员工、邻里乡亲;做慈善，办教育，为国分忧，为民造福。如湘利黔织布厂创始人禹之谟于创业成功之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以“保种存国”，就是典型事例。

2.“义利合一”的商业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义利合一”，不只单纯关注经济利益，“利，义之和也”“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它要求融合商业活动中的经济目标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融合经济利益与社会道义。湘商群体几乎都具有正确的义利观，能让利于民，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他们把追求“义”，并以此作为人生目标，将经商谋利作为实现社会道义的方式之一，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境界。

3.“以和为贵”的商业伦理准则。儒商文化信奉“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伦理准则，商道中“和”的理念，就是强调交易双(多)方求同存异构成统一整体，达到“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的状态[15]。在湘商“实业救国”的历程中，湘商群体他们和衷共济，各用所学，开办矿业、轻工业、铁路等各领域实业，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担负着振兴民族工业、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4.“诚实守信”的商业行为守则。“诚实守信”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价值标准之一，也是儒商在经营活动中一直坚守的行为守则，所谓“诚招天下客，信化聚宝盆”“人无信不立”，可见，信用关乎儒商声誉，影响其发展。甘长顺面馆为保证面条口感和质量，对用料标准及制作工序都十分考究，在近乎严苛的准则要求下，甘长顺面馆声名远扬，造就“百年老店”品牌。因而人们把“诚信”称为儒商之魂，它起源于德，发之于诚，合之于义，相从于善，恪守于道，得来实为不易[16]，所谓“天道酬勤，商道酬信”。

(二)近代商人文化特质

中国近代工业化初期，新型的商人群体在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他们作为近代中国的实业人物，大致由商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以及大量中小作坊主构成。这一群体普遍具备了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具有极富特色的政商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西法意识。

1.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中国社会阶层自古就有“重士轻商”的社会意识，商人阶层一直不被社会所重视;近代商人则把封建中国强行推入工业化时代，使之逐渐改变传统农耕经济形态，兼具新旧时代交融气息。他们或因“贫”而弃学从商，或因“穷”而由仕转商，白手起家，历尽艰辛。同时，新思潮的发展，“实业救国”口号深入人心，他们深知发展工业是富国强民的重要路径，所以，他们毅然投身商业，谋求发展。一如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的开创者范旭东和李浊尘、长沙正圆机械厂的戴桂蕊等，既实现了人生价值，也为落后的中国增光添彩，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近代商业的发展之初，前途未卜，中国商业大多被迫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变通者，时也”，近代商人他们不得不“开眼看世界”，顺应时代潮流，面对西方列强各行业竞争，这也造就了近代商人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洋务运动期间，湖南双峰县人朱紫桂倡议四省茶商成立联合总会，以应对外商的低价收购策略，朱紫桂也凭此成为湖南近代著名茶商[17]。一战后，擅于国际贸易的长沙人李国钦利用湖南纯锑出口机会在美国纽约创建华昌贸易公司，不仅打破英国企业对国际锑品市场的垄断，还形成中国纯锑垄断世界锑品市场的局面，并将国内的钨、锡等矿产品及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远销美国，同时将美国的机械、化工、钢铁等工矿设备和器材输入国内，沟通了中美贸易渠道，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至1937年，该公司已成为中美间进出口量最大的贸易公司。

3.富有特色的政商意识。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受诸多条件束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封建势力的把控。虽然近代中国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政府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个方面仍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商人如果想获得长久的发展，与政府的沟通和联系是经营者不可缺少的途径。此外，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导致一部分人想通過商业领域的成功和实力，从而获得与官贵交往的身份，乃至仕途平步青云的资本，这也是具有特色的政商意识在近代商人群体身上的重要标签。长沙县人朱昌琳善于把握政府出台利好政策，论其理财之道，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尤为关注国家形势和商业信息 ;他善于与政府官员合作，每遭自然灾害，必慷慨捐资，为政府分担责任，深得朝廷要员的欣赏和重用，“湘中兴作，巡抚皆倚毗以举”，湖南历任巡抚皆跟他交好，对其十分尊重，连左宗棠也称颂朱昌琳为“吾乡之豪杰”。

4.开放包容的西法意识。其本未遑，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的重商主张。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效法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军事、民用工业。湘商西法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体现在思想层面是自强求富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实业家们看到了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为迎头紧追，他们审视自身，学习和钻研先进的生产工艺，取他人之所长，在短时间内开创了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奇迹。比如李烛尘曾在建议开发大西北时提到，“大胆招商引资，不要视外资为洪水猛兽，极力主张吸引外资开发西北。”这在当时特殊时期，极具前瞻性与战略性。

三、近代湘商文化的局限性及历史贡献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历史局限

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声明显赫的“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而言，近代湘商的发展起步较晚，与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近代湘商文化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晋商在近代的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以经营盐业、票号为营生，且多尊奉乡贤关公，他们“重钱不重官”，常常是“学而优则商”，他们把读书看作副业，甚至将走上考科举道路的子弟认作资质较差、不适合经商的人。其次，晋商多以地域亲疏为纽带实现商业扩展，以至有着“用乡不用亲”的说法。他们还有着浓厚的故土情结，无论事业拓展范围有多广，都会回到家乡，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

徽商相较于晋商，更符合近代儒商的特质。他们尊奉并敬重儒家思想，秉承“学而优则仕”，主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重;他们注重血缘关系，常常以家族为商帮组织纽带;受中原移民的影响，他们的家乡观念比较淡薄，这也是他们常说的“用亲不用乡”的缘由。他们重视子孙教育，一般在业贾致富后踊跃捐资，广建义学，这就使得徽州日渐发展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同时，文化的繁荣对徽商经营又产生积极影响，使得他们擅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整个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

潮商发端于明朝正德年间潮州居民的海上商业冒险活动，他们以拓展海洋版图为目标，利用海域优势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渗透和胁迫，广东地区先后开埠，近代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化步伐。此时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因身处内陆，依旧固守儒商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因伴随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接受西式商道和贸易资源，逐渐崛起于东南亚、港台和潮汕地区。

相较于历史上的“三大帮”，湘商的发展得益于近代湘军的壮大。湘军举办工业并非单纯从经济需要和经济规律出发，从政治需要和军事需要开始，富国强兵以救亡，盘活经济是为复兴政治，而是以政治动机和理性思考为主导[18]4-8。从湘商群体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湘商无论是从文化影响力、发展历史还是势力范围，相较于“三大商帮”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却因为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最终在近代商帮群体中脱颖而出。当然，这些因素也给近代湘商的发展带来束缚，即受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湘商更多地被赋予一种“崇官性”;由于“时势造英雄”，湘商文化缺乏一种像“三大商帮”那样底蕴深厚的商道基因，这就使得湘商群体继承了先辈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传统，并赋予他们强烈的责任偏好，商界的“叱咤风云”让他们更为期待政界的“指点江山”。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直接导致近代湘商后期关乎“商”的文化发展动力不足，这种滞后性甚至在当代也能略见端倪，比如，“今日之湖南，动辄自号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此外，在为人处世和治学理政方面也有诸多负面效应，如“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崇官抑商”等。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历史贡献

通过对湘商文化与“三大商帮”的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但从湘商经营管理角度去考察亦可以发现近代湘商文化的“过人之处”。简言之，有着历史光荣传统的湘商群体在充满艰险又富有希望的近代经济浪潮中，创造了曾让世人瞩目的成绩，对于近代湖湘乃至全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民族经济的振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诚信经营，塑造品牌。湘商追求商业信誉，坚持诚信为先，宁缺勿滥。清末“戊戌”之前，省城长沙绸布业商品售价均由店铺与顾客当面议定，时人谓之“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章绸布店老板谢芷香首创明码实价的“一言堂”，之后各店纷纷效仿，有人称之为绸布业的“戊戌改革”。讲究诚信经营，坚持信誉取胜开始成为长沙绸布业的优良传统。

2.重视信息，灵活运营。人常言“渠道制胜”，而湘商将其运用到极致，他们重视通过各种渠道搜寻市场信息与各地物资余缺[19]59-61。晚清湘商魏鹤林去往江浙一带调研盐业，赴陕西泾阳调查黑茶销场。之后在长沙朝阳巷创设粮栈，取名“魏德裕”;后又卖出三千石田产，专营盐茶业务，并将魏德裕栈扩张成为茶、盐、粮食总栈。

3.产品全程信息监管。岳阳戴同兴南货号规定，在酱制品制作过程中，酱汁制作配比要求严格，年初配齐，翌年开缸。不论是黄豆酱等酱制品，还是咸甜酱菜，品质都有所保障，尤其诸如京冬菜、雪里红等上等酱菜品质可媲美享誉全国的“周德馨”酱园产品;而在产品形象包装方面，戴同兴也要求包装精美大方，周正严实，丢掷不散;店内财务也需日清月结，原料成品每天出入过秤，进行单项品种成本核算。

4.重视人才培养选拔。“湘商四极”之一衡商的王玉衡在经营生涯中培训弟子72人，且大都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福茂的刘焕庭常与学徒角色扮演买卖双方，故意挑剔商品缺陷与不足，以此训练其营销能力;常德聂振茂药号掌柜的每年需集会讨论药号人员去留，留者薪资高于同行业50%以上，且福利丰厚，优秀人才因此得到提拔与重用。[19]59-61

5.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湖湘文化根植于我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湖南得天独厚的地形和水利条件以及“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因而湖湘文化也带有深刻的农耕意识形态。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不足，“有限的资源与不断增长的需求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只好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来解决需求增加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18]4-8。工业化是现代化最明显的特征，湘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从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出发，开始了“中体西用”变革。湘商一直在不断影响湖南经济的发展，促使湖南人转变传统观念，越发重视工业文化，推动湖南一步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迈进，进而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

近代湘商历经百年发展，其商业文化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商文化和地域湖湘文化的基因，并通过对外学习交流汲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建设和弘扬优秀的商业精神、营造和谐的商业氛围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塑造优秀的湘商精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参考文献：

[1]陈新元.试论我国古代商人文化的特征[J].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2(1)：27-29.

[2]李传义.价值教育视域下的商人精神[J].商业时代，2013(20)：140-142.

[3]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408.

[4]朱英. 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583.

[5]唐力行. 商人與中国近世社会(修订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322.

[6]汤艺峰. 湘商精神的文化价值与文化特性[J]. 科教文汇(中旬刊)， 2019(12).

[7]廖佚. "一带一部"背景下湘商文化育人的内涵与特征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20(7)：129-130，137.

[8]王国宇. 晚清湖湘经世学风的兴起与演变[J]. 求索， 2019 (6)：162-170.

[9]廖佚. 湘商文化探源[J]. 文教资料， 2016 (21)：67-68.

[10]杨毓麟. 杨毓麟集[M]. 长沙：岳麓书社， 2008：35.

[11]朱有志，郭钦. 湖南近现代实业人物传略[M].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1：2-3.

[12]王国宇.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J]. 湖南党史， 1997(4)：50-51.

[13]文选德. 湖湘文化古今谈[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234.

[14]苏州历史博物馆.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145.

[15]许瑛瑛.传统商业文化：发展历程、特征及其以文化人的启示以高等商科院校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 (36)：10-12.

[16]李军，张运毅.基于儒商文化视角构建新时代商业伦理探析[J].东岳论丛，2018 (12)：178-184.

[17]廖佚. 湘商发展轨迹研究[J]. 全国商情，2016(21)：45-46.

[18]郑佳明. 湖湘文化与近现代工商文明[J].书屋，2019(6).

[19]廖佚. 湘商文化的内涵研究[J]. 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5(14).

责任编辑：周育平

收稿日期：2021-03-0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商责任意识的基因探源”(项目编号：18JD42)

作者简介：赵智，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商业文化、新闻学;黎倬，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学、商业文化。

方言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近年来，随着反映东北地区的小品、电视剧等新媒体作品的热映，东北富有喜剧色彩的方言走入了千家万户，成为全国普及面最广的方言之一。东北地区方言的喜剧元素有其独特之处。本文将从语言元素、表达手段和荧幕反映三个方面展现东北方言的喜剧元素的独特性，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为例来表现东北方言独特的喜剧性。

关键词：东北方言 喜剧元素 独特性

喜剧色彩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最能表达感情的方式。东北地区的喜剧作品之所以能受到公众的欢迎，除了其朴实文化的吸引力外，还有其语言的作用。方言的使用固然不占主流地位，但其比重在各类文化作品中却居多数。可以说，反映东北地区的喜剧作品，如果去掉了其富有东北地方特色的喜剧性方言元素，那便大打折扣。

一、东北方言喜剧性独特的语言元素

（一）语音

东北方言语音轻快，尾音短促而落地有声，显得冷、硬，这造成了很多人认为东北方言语气过硬的误解。东北方言的平舌、翘舌音混读，听上去不够柔美。但这样的方言放在喜剧上会突出人物直爽的性格，让人心生好感。变音，是东北方言的另一个特性。例如恶人用东北方言多读成恶（nè）人、棉袄（ǎo）则经常会被读成棉袄（nǎo）等。可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将在这个方言作品中常出现的字打上了东北的标签。配合语境，给人带来了不少乐趣。

（二）音调

就音调上来说，东北方言有些“懒惰”，吐字模糊、黏连。在调值上，东北方言也有着明显的变化。与普通话对比，东北方言说出来的话显得平淡、含混，以至于听起来缺乏起伏变化，不够抑扬顿挫，这便带来了喜剧性色彩。此外儿化音的应用也较标准的普通话更为突出。儿化音的使用为东北人的发音添加了一层童趣，使方言贴近我们的生活，让人微微一笑。

（三）词汇

在东北方言中有着许多满族语言，例如嘎拉哈等。这些特殊的词汇也是东北方言中的一部分，带有特殊的地方色彩。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东北方言喜欢在句尾加一个吧字，比如“无精打采”说成“蔫巴”。这不仅是一个音节的多变，它所起到的作用除了音节的补充，还有语气的气音。最后的这个“巴”字是一个轻音，念起来的时候上扬尾音，听起来便比寻常的普通话多了俏皮的意味。

二、东北方言喜剧性独特的表达手段

（一）哨歌

哨歌是东北当地才有的一种民间游戏，起初是邻里说笑，后来也在农忙的时候当作消遣。东北人的日常说话便有合辙押韵的特点，俗话也叫“连环套”，这便是与哨歌分不开的。哨歌的内容极为丰富，从写景状物到社会讽刺一应俱全，是东北当地的一大艺术，颇有趣味。

（二）东北相声

据1873年刘世英著的《陪都纪略》中记载，“有张太，学相声。叫人乐，嘴头灵。”东北相声的起源自然就是沈阳。相声本就是说学逗唱的艺术，东北相声风格粗犷，语言幽默，别具一格。时至今日，虽然相声的地位已经难以和异军突起的小品相比，但人们仍不会忘记东北相声的乐趣与其独特的韵味。

（三）二人转

二人转，又称双玩艺，是东北地区的一种表演形式。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土生土长，流行最广的原生态曲艺。

现代著名的美学家王朝闻认为“二人转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其体现了东北人率真昂扬、粗中有细、乐天无保留的性格特点。二人转讲究唱活不唱死，唱欢不唱文，能与台下观众打成一片。这体现了东北人乐观的精神与好客的特性，正是最能体现东北方言喜剧性的民间艺术形式。

三、东北方言喜剧性衍生的荧幕反映

（一）喜剧小品

东北的喜剧小品，以赵本山为首，与范伟、宋丹丹等合作制作出一系列的小品，如《卖拐》《卖车》《小崔说事》等，连年在央视春晚称霸荧幕，这足可见东北方言小品在小品中的地位之高。试想，如果东北方言的喜剧性并无特色，如何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二）喜剧影视

方言喜剧是近年来越发流行的一种喜剧。而东北方言喜剧如《乡村爱情》等更是流传甚远。国内被誉为“情景喜剧大师”的英达曾说：“东北话在全国观众心中已经制造了一种感觉——东北话就是喜剧。”英达的著名喜剧作品《东北一家人》也正是以东北地区作为蓝本的。

四、结语

东北这块黑土地在古代是蛮荒之地，中原文明鲜少涉足这片广袤的平原。这里有酷寒、有战乱，即便如此，东北人民仍然坚强乐观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东北诞生了自己的文明，方言诞生于东北的文明之中，其喜剧性色彩体现了东北人民粗中有细、乐天爽朗的性格。东北文化离不开方言，而方言的喜劇性色彩是它的点睛之笔，独具特色。

参考文献：

[1]杨怀波.东北方言幽默研究[D].温州：温州大学，2011.

[2]李琳.从关东文化的角度探讨东北方言的特征[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8.

[3]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大学生创新项目“东北地区方言喜剧元素的独特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组成员：李红博 张宝林 肖佳慧 尹嘉禾 张建宇。

（作者简介：李红博，女，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张建宇，女，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2015级本科生）（责任编辑 卞禹宁）

方言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地理语言学从空间上描写和解释语言的分布和发展，在中国具有重要发展前景。对南岳衡山354个村子进行高密度地毯式调查，可以细致地看到地理和语言分布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湖南方言；衡山方言；南岳方言；方言地图

作者简介：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周鑫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地理语言学的性质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是跟地理学结合的语言学，是把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描绘在地图上，然后进行解释的语言学。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地理语言学叫作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语言学领域以前一般也用这个名称。地理语言学用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做基础，利用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结合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解释这些分布形成的原因，探索语言现实分布和历史变化的规律。{1}地理语言学的核心特点就是用语言特征地图方式研究语言。

“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2}《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作“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3}。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把它叫作“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象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4}中就把“语言地理”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地理语言学”逐渐在名称上取代“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学科设置目录里，目前一般还是在“语言学”下设置“方言地理学”或者“语言地理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基本上是受到日本地理语言学影响发展的。日本早期的地理语言学著作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就是用“言语地理学”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直被后来学者沿用。20多年后，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里用的还是“方言地理学”。2010年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标志着“地理语言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成为语言学学科名称。这在理据上比原来的“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更加像语言学名称，而不容易使人产生它是地理学名称的错觉。

研究特定通用语言的结构等属于个别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共性属于一般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特定方言的结构等属于特殊的个别语言学，也叫作方言学。虽然在中国，地理语言学一般跟方言学密切相关，但是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们都属于一般语言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且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时间上演变速度的差异，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由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研究成果很突出显得比地理语言学更加成熟。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分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的解剖，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给语言或者方言的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一定共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时间历史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

如果不分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成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另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汉语的很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可能是画地为牢，会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各种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5}可见，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这个遗憾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6}。

地理语言学跟一般的语言或者方言调查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个地点做全面的分析，而是要针对比较多的地点精选尽量少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地点多了，如果项目还多，不仅无法胜任浩大的调查工程，而且没有重点，浪费资源。

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语言种类多样，方言特别是汉语方言覆盖全国、复杂多样，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沃土。外国学者贺登崧把地理语言学介绍到中国以后又介绍到日本。但是地理语言学包括研究中国汉语的地理语言学都是在日本先成熟，中国在后面才开始发展的。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语言的地理语言学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地理语言学的类型

一般的汉语方言研究跟地理语言学有密切关系。但是方言地图有两种，也体现出地理语言学的两种方法：第一，特征地理研究。它是根据一定特征对方言材料地点进行分类，例如《苏州方言地图集》。第二，分区地理研究。它是根据重要特征对一定连续空间进行区域分割，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

广义的地理语言学包括上面两种研究。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是指特征地理研究。

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理论方面，项梦冰、曹晖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虽然不是很成熟，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性质不突出，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地理语言学教材，涵盖了特征地理和分区地理两个角度的研究。

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的博士论文《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在高密度调查和绘制方言特征地图基础上做特征地理研究的最早成果。论文从微观角度针对一个县级行政范围的整个区域的354个行政村做了高密度的调查，绘制90幅地图，在分区的基础上，详细地描写了90个方言项目的超越分区界线的细微的地理分布情况，也使原来朦胧的分区，特别是其中的“夹山腔”区域得到清晰化。

2008年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是最早针对全国的汉语方言做特征地理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同行的集体智慧，跟以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总之，地理语言学有分区和分类的不同研究方法。对一个地点的语言或者方言内部系统做准确的描写和分析是地理语言学的基础。但是汉语方言研究从分类的地理语言学角度对一定特征进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间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像岩田礼一样不仅用地图分类，而且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虽然我们也需要全国范围轮廓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扩大眼界，但是要高密度研究汉语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贪图全国范围，因为范围越大工作数量越大，无法细致。所以要从小范围打基础，“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图或者地图集应当多多出版”{7}。

三、地理语言学的历史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最早运用这种方法调查和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1902～1909年出齐了《法国语言地图集》，涉及650个地点，2000个词语，由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编制。“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可见19世纪末期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在亚洲，日本的地理语言学发展比较早。最早从西方引进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是上田万年。他早年在德国留学。1905～1906年出版《音韵调查报告》和《口语语法调查报告》，分别包含29张“音韵分布图”和37张“口语语法分布图”。这是日本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发现了日语在地域上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柳田国男在《蜗牛考》（1930年出版，1943年修订）中认为地图上分布着“蜗牛”的各种词形，原因是历史上的中央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阐明了语言时空变异的关系。柴田武《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使日本地理语言学走向成熟。柴田武、野元菊雄、上村幸雄、德川宗贤等1966～1974年出版《日本言语地图》，涉及2 400个地点、300幅地图。从此，地理语言学在日本掀起高潮（张勇生2011）。他们还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汉语方言作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产生比欧洲晚了100年，而且是先发展方言学，再发展地理语言学。虽然以前也有借助地图或者根据地名研究方言的成果，但是，真正的地理语言学意义的成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20世纪80年代出现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地图集》，不过这个成果还只是分区类型的地理研究。直到了21世纪初期特征类型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才不断涌现，曹志耘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特征地理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朝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已经采用地名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地理差异。

真正采用地图来研究语言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这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分区地图，还不是语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特别是地理方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贺登崧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8}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对它进行介绍，把它翻译成汉语出版，书的名称叫作《汉语方言地理学》。

这些研究中的地图都是方言特征地图。可以说，这是狭义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萌芽。贺登崧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开拓者。

几乎同时，中国学者在进行方言调查的时候也附带做了地理语言学研究，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等学者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方言调查，涉及广东和广西（1928～1929年）、陕西南部（1933年）、安徽南部（1934年）、江西和湖南（1935年）、湖北（1936年）、云南和四川（1940年）。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赵元任等1936年调查、1938年写作、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是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属于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类似《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调查成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体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分别绘制的方言地图有：云南65幅，湖南53幅，四川47幅。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1933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长整理在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1949～1950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有34幅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个地点。这是中国学者在外国导师的指导下做的第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全部是方言特征地图，而且用了很多篇幅对地图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例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有江苏和上海的方言地图43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1959年开始调查，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年出版）是又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涉及的调查地点多到几百个。有51幅地图，涉及263个地点，地点覆盖了每个乡镇的主要村子。这些地图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些是到当时为止调查地理密度最大的特征地理调查成果，是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这个调查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选择的地点最多，虽然没有落实到每个村子，但是涉及了263个经过抽样选择的村子。当然这个成果从理论角度对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几乎没有。

在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中，地图丰富的著作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1989年）。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分区地图，是最重要的分区地理研究成果。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侯精一、温端政等研究山西，鲍明炜等研究江苏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面向方言分区的特征地图。主要有：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包含42幅地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包含50幅地图，涉及33个地点），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包含50幅地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包含25幅地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45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包含63幅地图，涉及93个地点），语文出版社，1997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西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68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包含55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包含36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包含24幅地图），齐鲁书社，2001年。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1985年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9}。1991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很有贡献，而且他们纯粹从特征地理角度绘制地图和进行分析。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1989年）、《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还有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这时日本学者还在根据文献编制中国全国性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18个项目，24幅地图，280个地点，1992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

接着日本学者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38个项目，88幅地图，470个地点，1995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第3集，33个项目，97幅地图，650个地点，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

日本学者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地图，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古代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进入21世纪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逐渐成熟。2002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从落实到每个村子的高密度调查角度来说，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第一本县级范围内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这是彭泽润自主选题后在导师鲍厚星指导下完成2003年答辩的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这个成果绘制了90幅地图，数据覆盖县内的全部354个行政村。这个成果也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开创中国地理语言学以后，经过王辅世和叶祥苓发展以后，在21世纪产生的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

以后地理语言学成果不断涌现。曹志耘指导了多篇北京语言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和硕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例如2005年答辩的：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郭凤岚的《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唐伶的《永州南部土话语言研究》。甘于恩指导了暨南大学2006年答辩的地理语言学硕士论文：蔡燕华《中山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0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浩元、石汝杰、顾黔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是一部研究方言边界的地理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这个调查采用词汇调查而不是语素（字）的调查方法。表格有两个：包含439个词的简要词汇表格；包含1 900个词的详细词汇表格。词汇表格中基本覆盖了常用语素（字）。

具有标志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应该是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这是第一部全国范围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许多同行的集体智慧，跟20年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调查研究2001年启动，2008年完成，一共有来自34个单位的57位学者参加。调查地点一共是930个，遍及全国，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地点的密度。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都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涉及1 005个条目，其中语素（字）425个，词汇470个，语法110个。设立调查条目的主要原则是：（1）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2）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所有数据一律到当地进行调查。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所有调查材料经过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930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NFGIS的全国地图数据和ArcView9.1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然后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510个地图条目，绘制成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各卷地图的类型及其数目是：（一）语音卷205。（1）音类160；（2）特字32；音值13。（二）词汇卷203。（1）概念188；（2）词形6；（3）分合4；（4）综合5。（三）语法卷102。（1）结构51；（2）语法词39；（3）综合12。

2009年，鲍厚星又指导了通过答辩的两篇湖南师范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论文：孙益民的《湖南亲属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以湘东北及湘东部分地区为立足点》，李永新的《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

2013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的《湖南方言》附录了40幅湖南方言词汇特征地图。我们已经指导研究生对湖南最南部的江永县做类似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写出了系列硕士论文。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对湖南全局的研究。

四、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

方言学是和地理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它们都要涉及方言事实，但是又不同。地理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或者内部的方言的个别要素在地理上的分布和表现。方言学关注的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局部地域的方言系统。

20世纪以来，方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几乎同时引进现代西方语言理论开展研究。但是，方言学相对发展比较早比较有成就，地理语言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介绍地理语言学的时候，专门介绍方言学。

方言是一种语言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语言总是用方言的身份体现出来。正如几乎没有两个人的语言完全相同一样，几乎没有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完全相同。即使是高度统一的英语，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五花八门的方言。当一种语言还没有被研究的时候，任何一个地点的具体表现都是方言。当我们确定一个地点的方言被自发或者自觉向其他地方推广，成为共同方言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方言叫作共同语，准确地说是民族共同语。这时这种语言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系统差别就是方言。

引申以后，我们还把语言在特定行业或者社会领域产生的非系统差别叫作方言。这时，我们把地理上形成的系统差别叫作地域方言，把社会领域上形成的非系统差别叫作社会方言。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几千年模仿周朝到秦朝的语言制作的书面语“文言文”，这种被制作的书面共同语忽视或者轻视不断变化又分歧严重的口语事实。用口语方式存在的方言是没有正统地位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临时用品。即使是在地方戏剧中，角色的道白和唱腔也要把方言改造成词汇接近文言文的“雅言”，只有丑角插科打诨的时候才用地道的方言。

在现代中国，不仅北京方言被全国推广学习，而且人们从口语到书面语都基本上用这种经过规范的方言，我们把它叫作“普通话”，面对古代，叫作“现代汉语”，面对其他民族叫作“汉语”，面对外国人叫作“中国语”或者“中国话”。这是社会交往频繁和口语地位提高的时代要求。

研究方言的科学就叫作方言学。方言学就是研究民族共同语以外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在方法和地位上跟一般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不同。地理语言学虽然不能取代方言学，但是它们互相渗透，而且共同需要做语言的田野调查。民族共同语都有大量的书面语事实，哪怕是长期脱离口语的“文言文”这样的书面共同语，都有人研究，因此不必白手起家。方言往往是没有书面文献可以利用的，还有很多方言是没有人研究过的，因此必须做语言田野调查或者方言调查。

方言调查跟一般的调查完全不同。一般调查可以利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达，方言调查遇到的语音现象无法用大家通用的民族共同语完整记录。对于汉语方言，即使是汉语拼音也无法记录，因为汉语拼音是专门为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设计的。这样必须根据不同的方言采用不同的音标，但是这样又难以互相沟通。

于是，世界语言学家设计了国际音标，把世界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可能出现的语音最小单位音素统一用相同的音标记录。人们可以根据特定方言中记录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音标。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只是方言学的部分内容，因此了解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历史主要是了解汉语方言学的历史。

古代最早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是汉朝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可见汉语的方言分歧一直存在，并且因此造成的交际困难一直被研究者关注。但是没有留下更多的方言研究的专门成果。

近代时期，清朝以后出现大量方言成果，例如李实（1598～1676）的《蜀语》，杭世骏（1696～1793）的《续方言》，等等。这些方言研究成果分词汇和语音两个领域。语音领域主要是为了写诗歌押韵提供帮助的韵书。

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方便向方言地区的人传播宗教，用自己发明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记录各地方言，出版了南方各地的方言文献包括方言词典等。

1924年北京大学由于沈兼士提倡民间歌谣调查研究，他们需要通过方言调查获得资料，就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开始了现代方言调查。当时林语堂还在国际音标基础上设计了方言字母方案，但是他本人没有多少方言调查的成果。赵元任等一大批语言学家对中国各地方言用国际音标等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调查，出版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刘半农，1925年，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24年在上海出版的时候叫作《四声实验录》）、《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著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李荣在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作《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拉开了全国方言普查的序幕，大学开设了方言学课程，出版了《昌黎方言志》（集体，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著作和各地内部油印的方言普查报告。

从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普通话语音和汉语方言调查，培养了大批方言研究者。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杂志创办，拉开汉语方言深入研究的序幕。从此，方言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五、衡山南岳的方言特征地图举例

我们{10}在湖南最先尝试用地理语言学方法高密度研究一个县域的汉语方言。下面我们提供衡山南岳的方言地图两幅，并且做一些地理语言学的分析。

从“声调系统及其类型”的地图可见，声调系统在地理上的分布相对整齐，是分区地理研究要首先考虑的。山脉整齐地把老衡山县分成前山话和后山话两个方言区域。在山势平缓的东北方向，由于交通方便，产生了一个混合方言区——夹山腔区域。在西南方向伸入衡阳县范围的部分地区不属于前山话，反而属于后山话声调系统。“夹山腔”的声调系统只是在后山话系统的基础上，把阴平的调值改变成前山话的调值。考虑到前山话是县城方言，是强势方言，我们推断夹山腔本来是后山话，是前山话影响了它，使它变得开始接近前山话。

从“‘门槛’的词音及其词素结构类型”的地图可见，后山话非常统一，都叫作“地方”。前山话的词素结构也一致，只是语音发生了一些变异。这些语音变异又主要分成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在这两个区域的内部又有一些小的语音变异。在夹山腔中，前山话和后山话的特点参差不齐地分布成多种格局。

注 释：

{1}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页。

{3}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4}王恩泉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5}鲍厚星：《〈湘音检字〉与长沙方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7}陈章太、詹伯慧、伍巍：《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方言》2001年第3期。

{8}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1期。

{9}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页。

{10}彭泽润：《地理和语言的启示——衡山南岳354个村子高密度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and Hunan Dialect Geography

PENG Ze-run，ZHOU Xin-lin

Key words：geographical linguistics；Chinese Dialectology；Hunan dialect；Hengshan dialect；Nanyue dialect；dialect atlas

（责任编校：文 建）

方言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100%的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确保了运行期、检修期的安全生产，未出现人身和设备事故。基本做到了认真填写各项运行记录、检修记录，月度用电电量报表、各项运行、检修记录及时整理归档，按时完成领导交办其他事宜。

具体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一、 各换热站电话检修，联系电话局北换热站从新接通，现状各换热站电话工作正常，保证了各换热站的日常工作正常运行。

二、 对各换热站电气设备维护保养、更换电器元件、确保配电设施运行正常。

三、 各污水井排污泵及时检查维护检修，确保排水正常保证了管线的正常运行。

四、 配合变频器维保厂家出现问题及时联系沟通，确保了各换热站变频设备的正常工作运行。

五、 对各换热站值班泵工进行用电安全意识提醒教育，安全用电不要私拉乱接，防止使用大功率用电器避免事故发生，确保人身安全，监督做到人走灯灭节能省电，节约运行成本。

六、 完成锅炉房及各换热站设备设施的上水前试车准备工作，完成供暖系统试运行。一次管网上水工作，配合完成自管及代管换热站二次系统上水工作。

七、 按时进行锅炉房及换热站供暖系统的安全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解决。

八、 东里换热站电机年久运行老化及时倒泵更换新电动机确保了东里换热站的供暖正常运行。

九、 元宸鑫换热站电器元件老化及时更换接触器、空开、配电柜导线等原件确保了供暖运行正常。

十、 按照市政管委供暖办要求，10月底做好供暖准备并点火运行。在公司领导的指导下并参照锅炉房经济运行措施及时调节锅炉循环泵运行参数，确保连续极端天气下较好完成冬季锅炉安全稳定运行工作。

十一、 新建库房线路铺设工作确保按时正常使用。

十二、 公用工具的清查管理，不外借保证绝缘不被损坏，安全生产。

在公司领导下，经过一致努力，保证了供暖运行。今后，在加强学习、安全生产、提高劳动效率、节能降耗等方面还有待提高。

方言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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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山西话非常有特色，很有音律感，有资料记载：山西话继承了汉语的古韵，“平水韵”就是出在临汾地区。因此，山西人学习古汉语比北京人容易，因为北京人只能发出四个声调，现在的普通话没有入声字，而山西话里有。山西话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古汉语的词汇，比如：两人一起走着叫“厮跟上”;家里穷困叫“家寒”。如果在山西看见几个老人在谈古代汉语，大可不奇怪，因为那些词原本就是他们家乡的土语。山西话极富形象性，特别生动，这也是“山药蛋”特立中国文坛的原因之一。尤其是那些民间的小调，生动感人，久唱不衰，一曲“走西口”更是在山、陕、蒙、冀广为流传。

不用纵观全国，就是在山西，每隔几里地，人们在语言发音上也都存在细微的差别。如果跨地区的话，那差别可就大了。

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山西运城方言的起源。官话方言内部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 4个支系,即4个方言片(或称 4个次方言)：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华北官话 即狭义的北方话，它通行于北京、天津两市，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其中东北三省和河北省的方言最接近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其中中原官话包括山东、河南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以北的徐州、阜阳、陕西的西安、山西的运城等地区。

运城位于山西省南部，运城方言属汉语北方方言中原官话汾河片解州小片。运城话和晋语不大相似，基本接近陕西关中话。发音特点是基本没有前鼻音，个别县存在平卷舌不分，主要是没有鼻音。最有特色的发音是zh,ch,sh一般情况发v,tf,f的音。 山西方言不是很好掌握，我觉得甚至发音大家也不好听懂，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掌握的倒是运城话了，运城与陕西相连，所以运城话比较接近陕西话，是前鼻音发音，经常把en发成ei的音，所以说“门”是“没”。有个笑话：一个外地人拿一张50圆的票子，在售票员面前晃着：见过没?见过没?卖票的傻了，干脆拿出一张100的Show了一下：你见过没?最后才搞明白，那人是想去“建国门”!大笑之后，我就知道此人肯定是个运城人。只有运城人才能把“春天”说成“吹天”，才能把“人民”说成“rei民”。一个运城同事说：“刚才我看见一群老太太们在打煤球。”左权人纳闷：煤球怎么打?后来才明白：原来是老太太们打的是“门球”。运城方言中有几个发音是非常难的，国际音标中也找不到这种读音，比如牛、奶奶、桌子等的方言，其他地方的人是很难读得来的。所以外地人调侃运城话：把奶叫成ni，把篮叫成搓，把狼叫成罗

虽然运城话接近普通话，但是运城人的普通话发音都不怎么准。一个永济人来介绍产品，在文件中搜索“锅炉”，来回切换输入法，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才知道，他把“锅炉”的拼音拼成了“锅楼”。运城人的口才好，但是普通话说不好，不能不说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