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警察范文

近代警察范文第1篇

中国近代企业是指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人所办的机械化工业企业,也包括航运、金融商贸等近代非工业企业。清朝末期,中国近代工商业开始萌芽。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腐败愚昧的清皇朝统治下的中国均遭惨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挺身而出,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纷纷兴办近代实业,使我国开始迈出了现代化步伐。

那些近代工商企业的创办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在职官员,二是知识精英,三是贫民百姓。

在职官员主要是晚清时期的洋务派官僚。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实业救国”的提倡者和支持者,并借助手中的实权,积极推行他们的主张。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就开始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练兵制器”以“自强”;19世纪70年代又开始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其规模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洋务派的主力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清朝地方大员。其门生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个主要策划者,左宗棠、沈葆桢等封疆大吏也是积极督办者。但他们均非直接从事创业,只有张之洞、盛宣怀、彭英甲等官员亲自创办了一批实业。协助他们具体筹办经营企业的有唐廷枢、徐润、经元善、郑观应等一批实业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民国的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提倡发展实业,也有一批在职官员兴办实业而成为实业家。如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以及万福华等。

知识精英主要是科举人才和留学人士,也包括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买办,还有自学成才者。典型代表就是状元张謇、陆润庠,留日学生范旭东、周作民,留美学生穆藕初、陈光甫,受过高等教育的买办刘鸿生、朱志尧、刘歆生,以及自学成才的朱葆三、卢作孚等。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又有知识和才干,眼界开阔,深切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特别赞同“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并身体力行,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实业。他们中许多人本可以轻松地进入仕途,但为救国救民,甘愿走艰辛的创业之旅。因志存高远而能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近代企业家阶层中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的民族精英。他们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有更高的目标实业救国。因为其业绩卓著而为政府所器重,事业有成后不少被委以发展实业的重任。

贫民百姓是指一些出身贫寒、上不起学,早早出外谋生,从学徒干起,积累一定资本后进行创业,成为实业家。这一类创业者数量最多,以荣氏兄弟为代表,乐松生、叶澄衷、夏瑞芳、武百祥、项松茂、陈万运等均属此类。他们创业开始主要是为了改变贫困状况,故以谋利为主。但事业有成后不忘回报社会、恩泽乡里,大多做了不少善事。其中也包括许多回国创业的华侨,主要是东南亚的侨商,如简氏兄弟和郭氏兄弟。他们当初也是一介贫民,为了谋生到海外打拼,创业致富后才回国发展的。

这些创业者,都是中华英才,民族精英。他们开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新时代,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所创的实业涵盖了各个领域。就地域分布来看,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沿江沿海各城市,都有许多创业成功的实业家。南方以江浙、广东、福建为多,北方以京津地区为主。创业地点则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以及天津、青岛等地,尤以长江下游沿线水陆交通发达之地为多。

现在这些创业者均已离世多年,他们所创的实业也大都烟消云散,即使存在的也昨是今非了。在我们重提振兴中华的今天,有必要追思清和民国时期这些致力于实业救国的仁人志士,回顾他们的爱国情怀、创业精神、经营之道和管理诀窍,汲取正能量,并在实践中加以借鉴,以加快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

从晚清开始,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所创的实业涵盖了各个领域。其中主要是工矿企业,即工业企业和采矿企业。工业企业包括钢铁、军工、机械、造船、化工、水泥、电力、纺织(包括棉纺、毛纺、丝织)、玻璃、烟草、火柴、制药、面粉、酿酒等行业。这一类实业最多。矿业以煤矿开采业为主,也有铜、锡、金等各种有色金属矿开采和石油开采业,还有盐业开采;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公路和航运业等。还有金融业,包括钱庄、银行、保险等;邮电业,包括电报、电话、邮政等;还有自来水、印刷出版、宾馆餐饮和商贸百货等行业。除工矿企业外其他都是现在所称的第三产业。这里先介绍四个官办企业,即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和上海织布机器厂。它们都是晚清洋务派官僚兴办的中国近代企业代表,而且都是“中国第一”。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江南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创建于1865年(清同治四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也是近代最早的一个集军事工业、科技研究和造船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工业企业。150年来,江南造船厂创造了近百个“中国第一”,被称为“中国第一厂”,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饱经历史沧桑,经久不衰,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史,是中国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

东亚最大兵工厂

同治四年(1865年),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江海关道丁日昌以6万两白银买下了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和库存材料及工具。以此为基础,又并入了上海的2个洋炮局,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进入了第一个兴旺发展期: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车床,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和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研制了中国第一支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磅无烟火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制造局已发展为中国乃至东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制造厂,也是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

全局先后建立机器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各种配套用房,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拥有大小机床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汽炉31台,总马力6316匹。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有近代工业的雏型。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占地面积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00多人,加上管理人员,共约3600余人。到19世纪末,江南制造局一年可以制造子弹9万发,地雷200枚,枪支2000支。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

除了机械制造之外,局还另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不仅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近代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而且成为全面介绍、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对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868~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以军事科技为主,也涉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起了很好的作用。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最高领导是督办,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均曾担任过,晚清主要由李鸿章担任。督办以下为行政主管,早期由李鸿章选任,并由上海道台加以兼督。机械管理方面则聘请西方人负责,如早期的首席工程师霍斯为美国人。操作工均为中国人,因有专业技能,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技术工人。

但是,制造局总体上是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官僚作风,效率低下,贪污成灾,因而制造成本高,产品质量差。每支步枪的成本高达白银17.4两,而外国同类产品仅为10两左右。成本高于直接购买,而且性能不佳,淮军士兵都不愿用。造船的整体生产成本及燃料耗都高,自造一艘船的费用大约可以买两艘英国船。制造局创办的第六年,开始量产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不但造价是进口价的近两倍,而且质量还远不如进口货。李鸿章从国防大计出发,拒用这种步枪列装淮军,而继续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19世纪70年代初,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管理;到70年代末,就变成80个官员。大家吃回扣贪污成风,连聘用的洋人也入乡随俗吃起回扣来了。李鸿章痛心疾首,专门出台规定,严格报账制度,也无济于事。说明国有企业的体制存在天生的缺陷,尽管最高领导亲自抓也难于管好。何况委托代理?

局坞分家专造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1937年停办。

局坞分开时江南船坞的主要固定资产有:全坞地基约60亩;长325英尺的泥船坞1座;机厂、锅炉厂、炮弹厂(后改为机器厂)、打铜厂、翻砂厂、水雷厂各1所,内有大量机器设备及房屋;还有中西式住房14所;另有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小型轮船1艘。按当时价格估计,资产总值约为规银77.3万两。局坞分家后,将泥船坞改建为木质干船坞,并拓长加宽,加深,能适应4000~5000吨船舶进坞修理。民国5年(1916年),进一步拓长坞身,使其总长达556英尺,深20英尺,能容纳万吨以上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坞之一。

船坞分出后,“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旧习”,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大有起色。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而且所造舰船“船式美观,工程坚实”。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业务甚广。1905年至1911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利润猛增。提前还清了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的库银20万两开办费。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黄金岁月大发展

1912年,北洋政府把江南船坞划归海军部直接管辖,改称江南造船所,仍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由此开启了江南造船厂随后25年又一个黄金岁月。造船业务逐渐赶上和超过当时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在宣统2年至民国6年间,耶松船厂共造船82艘,总吨位42700吨;同一时期间江南造船所共造船208艘,总吨位38846吨,已相差不多。民国7年,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总吨位增到60373吨,大大超过耶松船厂,居上海造船工业之首。1920年,江南造船所为美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运输舰“官府”号下水,打破了“中国不能造大船”的说法。连同“官府”号,江南造船所为美国一共制造了4艘万吨级远洋运输舰,震惊世界造船业。被当时传媒评为“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这笔大订单,使江南造船所当年的营业额高达1800万银元,年盈余200万元,改变了以往负债经营的格局。江南造船所达到全盛时期。文革中江南厂造了一艘东风号万吨轮,“四人帮”大肆宣传,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造出万吨轮了,而且一下造了四艘。只不过非自用,而是为美国造的出口货。

1927年(民国16年)后,江南造船所由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管理,委派南洋海军学堂毕业的马德骥任所长。他曾到英国、美国学习过舰船制造,了解西方的管理方法,因而既懂技术又会管理。担任所长后他大量起用本国技术人才,积极推行欧美管理模式,改变了过去由洋人独揽大权的局面。同时,十分注重技术力量的培养。从1927年到1937年间,举办艺徒训练班,招生千人以上,成为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1930年冬,海军轮电工作所并入江南造船所;次年1月,又并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局(今马尾造船厂)的飞机制造处,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造船所按购买的日产轻巡洋舰“宁海”号,仿造出性能相近的“宁海-2”号和姐妹舰“平海”号轻巡洋舰。“平海”号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在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是最先进的,担当第一舰队旗舰的使命。在淞沪保卫战中英勇杀敌,接连击落日机九架后,被炸受重创,于1937年8月23日晚间,搁沉于十二圩浅滩。当时“平海”号在钢板连接中已经使用了新兴的电焊技术,采用铆钉与电焊结合的混合式连接法,这在当时的造船工艺中,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此外,还制造了“江鹤”、“江凤”等水上教练机和侦察机5架。这个时期的海军舰艇修理业务相当频繁,民国17~22年的6年间,共修理海军舰艇271艘次,平均每年45艘次,比前六年增加近四倍。1930年后,江南造船所开建第三座船坞,至1936年全部落成。新坞能容纳2万吨级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坞。

日寇侵占遭苦难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军侵占,陷入了长达8年的苦难深渊。1938年1月,造船所由日本海军接管,改名为“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3月,又委托日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管理,更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仍受日本海军实际控制。日军基于侵略需要,对江南造船所进行大规模的扩张,把相邻的原上海兵工厂的场地全部划入江南造船所,又把南市的3家民营船厂的机器设备拆迁到江南造船所,改陆家嘴的民营鸿翔兴船厂为江南造船厂浦东工场,从事修船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把英商的英联船厂划到江南造船所,建立淑浦船坞和杨树浦工场。至此,日军占领下的江南造船所,已经拥有四处场地。日占8年间,侵华日军以此修理舰船一万多艘,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为其侵略战争效劳。

战后发展成一流

抗战胜利后,江南造船所由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收。1946年2月,马德骥重新担任造船所所长。他积极推广焊接造船新技术,同年为民生实业公司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全电焊结构的“民铎”号,开创了由铆钉造船走向焊接造船的历史性转变。至1949年5月解放前,共建造各种船舶34艘,总排水量9557吨,平均每年造船10艘。所属工厂进行了局部扩建,至民国36年底,共新开设了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第二发电厂及汽车修理厂等5个厂,并增添了一批设备。但由于连年战乱的践踏,始终未能恢复以往的生气。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江南造船所由市军管会接管,1953年改名为江南造船厂。从此开始了新的辉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自行研制建造了国产万吨轮“东风”号十年“文革”动乱期间,仍建造了几十艘多种类型的船舶,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代航天测量船“远望1”、“远望2”号和首艘大型远洋调查船“向洋红10”号等,圆满完成了周总理亲自圈定的“718”工程“三型五船”的建造和部分设计任务。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江南造船厂率先跨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发挥了中国船舶出口主力军作用。1996年企业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中国造船(集团)公司。2008年6月,独立建制,入驻长江口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的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该基地占地约580万平方米,岸线长度约3800米,民用船舶年造船能力450万吨,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生产品种最为广泛的现代化造船基地。进入新世纪,江南造船以崭新的姿态,继续弘扬“爱国奉献、求实创新、自强不息、打造一流”江南精神,立志实现“中国第一军工造船企业”的宏伟目标,现已建成包括建造航母在内的产品覆盖最全的海军舰船总装基地。

江南厂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爱国史,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励志复兴的奋斗精神。几代江南人创造的“江南精神”,是江南造船厂一个半世纪屹立不倒的基石,是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炎黄子孙共同的骄傲。

点评:一个150年历史的造船企业,虽经风云变幻而能历久弥新,其奥妙就在于始终追随世界先进水平,不断创新。相信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寻找智慧的江南造船将会走得更远、更好!

中国第一家近代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于1872年12月,奏请同治帝获准而办的。开始委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1873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在中国洋务运动所办的众多实业中,这是至今仍保留原字号的惟一企业。它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阶段,至今已有140多年历史,为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竞争中发展

招商局一成立,便与外轮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结成一伙,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结果美国旗昌公司反遭破产,1877年,其所有产业,包括船只、码头和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均被招商局收购,遂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这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签订“齐价合同”,议定统一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一折中方案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

在李鸿章的保护下,招商局除了有漕粮专利生意外,还得到政府的贷款,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征厘金,因而业务逐步兴盛,先后开通了多条远洋航线。1873年1月,公司507吨“伊敦”号货轮由上海装货首航香港,打通了中国沿海南北航线。1873年8月,“伊敦”轮首航日本的神户、长崎。这是中国商轮第一次在国际航线上航行。1879年10月,“和众”轮首航檀香山,次年开航北美,到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成为中国航海史上一大壮举。1881年10月,“美富”轮装载茶叶首航英国。显示了中国航运业纵横欧美的远大抱负,成为中国民族航运业的象征。

招商局在运营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如第一个发起组建保险招商局,为中国人自办保险业之始;从总局至虹口码头架设中国人第一条专用电话线。1887年在上海开始试办中国近代第一家保税仓栈;1896年11月,投资创设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还投资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其中著名的有: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等等。此外,又投资创设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并附设航海专科学校,为公司培养人才。

经过40年的发展,招商局从成立时只有轮船6艘,主要从事客运和漕运等运输业务,后不断拓展,扩大至航运、银行、保险、实业等多个领域,先后在天津、汉口、长崎、香港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设19个分局,资本达420余万两,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也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成功在于管理

轮船招商局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有李鸿章的顶力支持和庇护外,还在于有规范的管理。在创办过程中,无论在集资、组织经营管理、盈利以及分配方式等方面,招商局都具备了近代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在集资方式上,采用入股形式,即把资本分为若干股份面向社会招股集资;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规定局务的具体管理和实施者是商总和商董阶层;在赢利分配方面,实行按股付息分红,股票持有者凭证取息。这与原始的合伙经营有本质的区别。其股票是唯一的取息凭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抽回性,可以自由转让。还有比较健全的管理制度。开办之初的根本制度是由招商局第二任总办唐廷枢起草,并经李鸿章核定的《轮船招商章程》,包括机构、管理、财务、漕运、保险、轮运等方面,规定了招商局的管理体制和营业方向。盛宣怀接任后又颁布了《用人章程》、《理财章程》各十条,正式确立官督商办体制。这些都已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组织上也比较规范,有股东们选出的经营管理机构董事会。1909年3月,招商局在上海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732人,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9月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推举盛宣怀为主席。

但在1909年成立董事会之前,李鸿章有委任轮船招商局董事的权力。最初委派朱氏兄弟为总办,由于朱其昂不善经营,亏损严重而被迫辞职。1873年7月,又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并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总局。后唐廷枢调任,由盛宣怀接任。由受任者与作为主要股东的商人一起管理公司。股东只能极少量地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1912年3月,招商局第二次股东常委会决定,将招商局更名为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从此进入完全商办时期。

世事变迁动荡多

辛亥革命后,招商局继续运行,并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1927年4月底,国民政府对招商局进行了全面清查整理。次年8月招商局以收归国营为原则,而以官商合办为过渡。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招商局收归国营,更名为国营招商局。

抗战开始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招商局先后三次奉令以“新铭”等11艘轮船和多条趸船分别在江阴、上海十里铺、江苏龙潭、马当沉船御敌。同时将六大江轮撤进川江。1943年4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令招商局在重庆恢复总局。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交通部令招商局等航运企业成立接收敌产委员会,恢复江海各埠分局办事处。10月招商局总局正式迁沪办公。1947年,招商局创立75周年时,共拥有船舶246艘,计25.7万吨,约占全国船舶总吨位的40%,仍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

1948年10月1日,轮船招商局完成股份化改造,改制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刘鸿生任董事长,徐学禹任总经理。12月招商局产业部奉命派人赴台筹备迁台事宜。1949年3月26日,国民党当局对招商局全面实行军管。4月30日董事会决定在台湾成立招商局总管理处,准备将招商局迁台。但未及迁移,5月27日,上海即告解放,招商局遂回到人民手中,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香港分局成主角

1950年1月15日,招商局香港分局全体员工和留港的13艘海轮共600余人正式宣告起义,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下属企业。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招商局归总公司领导,但为免法律纠纷,仍沿用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这一决定使“招商局”这个字号得以流传至今。以后隶属关系几经变动。198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组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次年在国家工商局正式注册,成为独立法人企业。1999年改由中央直接管理,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在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仍保留原“招商局”字号、延续招商局业务,但已非原来的招商局架构。

香港招商局从1956年开始恢复业务以来,由于一直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并享受国家诸多优惠政策,经营范围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骄人业绩。1979年在深圳蛇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享誉海内外。以后又投资建设了漳州开发区。1986年收购了香港友联银行,成为中国首家拥有银行的非金融性企业。1987年创办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2002年7月,集团已将所持平安保险的13.544%股权悉数售出。1988年8月,投资1亿港元,建成香港第一家、也是最大的全空调无柱式米仓。1992年,招商局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开创了中资企业在港上市的先河,获374倍超额认购,首日升幅超过200%,创香港股市历史最高记录。

进入新世纪以来,招商局屡创辉煌。2001~2003年三年间重整了一个招商局,2004-2006年,又用三年时间再造了一个招商局。现有交通运输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与服务,金融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三大核心业务,是中国最大以至世界领先的公共港口运营商,共投资参股20个港口、128个集装箱泊位,年集装箱吞吐量量逾5,700万标准箱,约占中国大陆市场32%。又是全国综合运营能力最强、资源配套最完善、品牌价值最高的第三方物流商之一。公司总部现设于香港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

点评:成功创办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功不可没,唐廷枢、盛宣怀管理有方;历经140多年岁月动荡,世事变迁,而能不断发展壮大,有赖于内部管理和改革开放的宏观环境。

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现代通讯企业中国电报总局

电报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远距离即时通信方式。它是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到了1909年,无线电报已经成了全球性的事业。电报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通信联络,因而在工业、贸易、交通运输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于1871年,由英国、俄罗斯、丹麦敷设香港至上海、长崎至上海的水线,全长2237海里。是年4月,它们违反清政府不得登陆的规定,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出面,秘密从海上将海缆引出,沿扬子江、黄浦江敷设到上海市内登陆,并在南京路12号设立报房,当年6月3日开始通报。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一条电报水线和在上海租界设立的第一个电报局。

洋务派先试办

为了抵制西方侵略者在中国领土架设电报线的企图,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正式提出自行敷设电线。1875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1877年,又利用去台湾视事的机会,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先由旗后(即今高雄)造至府城(即今台南)。于1877年10月完工,全线长95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电信的新篇章。后来当时的台湾巡抚刘铭传又主持敷设了长达433里的福州至台湾的闽台海缆,于1887年竣工。它使台湾与大陆联通一气,对台湾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借天津鱼雷学堂外籍教习贝德斯的协助,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在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间架设电报线直通天津,长约64公里,当年5月开始使用。虽比西方晚了约三十余年,但这条大陆第一条电报线是中国人自己铺设的。1880年10月,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盛宣怀为总办,同时附设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才。

谕旨准予兴办

天津电报试办成功后,李鸿章便于1880年9月16日(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上奏清廷,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为由,建议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使南北信息灵通。

当时英、法、美、德等国公使,纷纷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李鸿章认为,“若中国不亟自为,无以杜外人之狡谋,保我自有之权利。”敷设津沪电报线,一方面是为了抵制西方在抢占我国电报事权的图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军事的需要。他特别从军事方面论述了架设电报线的重要意义,指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急,亦已迟速悬殊。现在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李鸿章所奏很有说服力,清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谕旨兴办电报,并著沿途各总督、巡抚饬令各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而早在1873年,旅法华侨商人王承荣回国与福州的王斌,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电报机,并呈请政府自办电报。愚昧的清政府却拒不采纳。

兴办电报,李鸿章委派盛宣怀一手操办。他们知道,朝廷虽已下旨,但国库空虚,无力投资兴办,只能募集商股筹资。但商家开始不知电报利弊不愿投资入股,于是李、盛商定,虽是官督商办,先由官本垫入,建成之后电报实现盈利,再募集商股,扩大经营规模,而后分年缴还垫入的本银。

照此设想,1881年5月开始架设津沪线,从上海、天津两端同时开工,至12月24日竣工,全长3075华里,包括天津至大沽炮台第一条军用电报线在内,共动用北洋军饷17.87万湘平银。1881年12月28日津沪线正式对外营业,收发公私电报。沿线在紫竹林、大沽口、清江浦、济宁、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立了电报分局。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如果没有这笔军饷垫入,要在短期内把电报办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李、盛这一违规之招是有利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

改为官督商办

1882年4月,电报局正式改为官督商办,募集商股80万元,当月就缴还垫入的饷银六万两。1883年春开始架设沪粤线,次年夏全线通报。电报总局也迁往上海,在各地设分局、子局、子店、报店四个等级的分理机构。1884年接收华合公司,改为广州电报分局,电线通至九龙。同年长江陆线竣工。至十九世纪80年代末,通往西南、西北、北京、东北的干线也陆续建成,初步形成了贯通全国的电讯网。商线官线遍布各省,殊方万里,呼吸可通。还帮助邻邦朝鲜兴建电线二千余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商线共计41417里,占全部电报线的45.56%,低于官线比例。

正是这种“官”“商”紧密合作的模式,才使电报局成为这一时期发展最有成效的企业。盛宣怀掌管电报总局二十几年间深有体会,他说:“初创电线延绵三省,民知官事,不敢妄动;官知国事,不敢不认真巡守。若尽委之于商,虽出数倍看守之资,而不益于事。”可见当时“官为保护”的重要作用。盛宣怀也因此将“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定为电报局经营的指导思想。

盛宣怀掌管电报总局可以说领导有方,功绩卓著。他始终把“杜外觊觎之心、保电报之权益”视为己任,在二十多年募集商股和建设经营中,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坚拒外资入股。对外商在局部地区私设的电线等设备,后来均逐一购回。二是坚持全国统一。由电报总局总管全局。募集的资本主要用于干线建设,地方官署也直接垫资或募集商股铺设支线,但要由总局统一部署指导,经营也是在总局统一领导下进行。当时不允许设立独立于总局之外的电报公司。这为日后电报总局国有化,打下了基础。三是坚持官商结合。官督商办期间,投资建设电线的经费,并不是单单靠商家资本,“官办者由官筹,商办者由商筹,惟沿途巡查电线之弁兵,口粮皆系国家津贴。”说明电报关系国家的权利,即使是商办,也是靠国家的保护来维持。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一起上,才形成了飞速发展的局面。据统计:1882年,电报费的收入为6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13年时间里,营业收入几乎增长20倍。足以证明,正是采用了官督商办模式,才使电报总局在清王朝走向衰亡时期,得以快速发展壮大。

完全收归国有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2月12日,光绪皇帝根据国际惯例及电报局在国家军事、政要中的特殊地位,谕旨收回电报总局商股,改为官办。谕曰:各国电线,多为官办,凡遇军国要政,传递消息,最称密捷。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亟应收回,以昭郑重。著袁世凯、张之洞,迅将中国所有电线,核实估计。奏请筹拨款项,发还商股。这一谕旨马上引起股东们的极大不安,担心股票会被全部没收,但政府实际没有资金回购商股。所以仅隔了一个月,皇帝又下谕旨:“该局改归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朝廷于维持政体之中,仍寓体恤商情之意。”

盛宣怀奉上谕,于1902年底将电报总局总办之职交予袁世凯,但他仍是电报总局最大的股东。当时朝廷不但没有企业管理机构,也没有能力回购商股。此时电报总局商办改官办,仅仅是换了一个控制人,并没有从股权结构上实现国有化。这期间股东们仍按原有规定得到大量股息。

1906年12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清政府设邮传部,专门管理“路、电、航、邮”四政。次年5月,邮传部正式接管电报总局,才真正实现了由清政府直接管辖。接管后对其所有商家资本进行了重新清查和估值,重提回购所有商家股票问题。1907年8月,在盛宣怀带头缴股下,邮传部赎回电报总局全部商股220万元,结束了持续近30年的官督商办。电报总局才真正成为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完全国有化的企业。1907年,邮传部改中国电报总局为上海电政局。1908年3月,盛宣怀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郎,掌管“路、电、航、邮”四政。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上海电政局移至北京,隶属邮传部电政局,兼办电话事业。原上海电政局改称上海电报分局。

1912年,即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接管清政府邮传部,改组为交通部,设电政、邮政、路政、航政四个司。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陆续开始应用无线电通讯。解放后电讯业由新政府管理,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电话、传真等的普及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电报被各种新型通讯手段所取代,现已很少被人使用了。这是后话。

电报总局始创于李鸿章而终辖于邮传部。开始自光绪五年至八年为官款官办;中间八年至二十八年为官督商办;最后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为商股官办。其经营模式以官督商办为主,即“官”、“商”紧密结合,联手建立企业。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既解决了国库空虚、库银紧缺的困难,又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不失为一种好形式。电报总局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担负了保证国家军政要务信息快捷、灵通的职能。因涉及国家安危,既得到国家特准商办,也靠国家的保护得以维持,与其他官督商办企业有所不同,因而能迅速成长为既拥有基本覆盖全国主要地区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系统,又掌握近代最先进的电报、电话通信技术的大型企业。是中国早期工业化时代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对于促进经济交往,抵制外商,收回利权以及国防情况的迅速传递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点评:电报总局实际是官商合办,以官为主,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处置得当效果不坏。对今日的国企改革多少有点参考作用。

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的棉纺织品以低廉的价格在中国的倾销,很快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市场。使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濒于破产。为了抵制外国棉纺织品的入侵,19世纪7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批商人购买机器,投资近代的棉纺织业,但由于规模较小,无法形成竞争优势。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中一些洋务派官员提出自行设纺织厂的建议,以作为富国的一项措施。光绪二年(1876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同时还可以解决军事工业中所需要的资金、原料等问题。

一、几经周折,方才建成

1878年,在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授意下,候补道彭汝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委派彭汝综任总办,但他是个贪赃枉法之徒,既缺德又无才。在招股、买机器、买地、建造工厂等环节中,问题不断,还事事独断专行,也无法解决官商之间一系列的矛盾,结果被李鸿章辞退。1880年,机器织布局进行了改组,由龚寿图专管“官务”,由著名实业家郑观应专管“商务”,并委于总办之职。郑重新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都作了明确的计划和精细的计算。章程指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同时还规定,该局准备招募股金40万两,分为4000股,其中的2000股,面向市场公开的发售。计划安装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年利润将达7.5万两白银。在郑观应的努力下,织布局几位高管、其他政府企业、地方绅商等先后购买股票达50万两白银。集到股金以后,开始向英、美两国购买机器。大抵依照纺机3.5万纱锭、530台布机的规模配备。

然而,郑观应不会理财。1883年,他挪用股金,经营失当。1884年又私离上海,以致布局筹建工程停顿。当时上海出现了金融的倒账风潮,存有大量股票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1884年中法开战,上海市民纷纷提现避乱。织布局的50万两股银中,有近15万两以股票作为押款;另外35万两现银中也有14万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郑观应过于激进的资金配置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一夜之间,织布局亏银二万两,未开张先破产,这是郑对资本的轻率处理造成的恶果。1887年,李鸿章改派龚寿图接办,重订章程,另招新股。这个郑观应虽是一个才子,曾以《盛世危言》而闻名于世,发议论虽属一流,但办企业可不入流。

费尽周折,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9年12月方建成。直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1889年12月28日)才正式开工,1890年投产。此时织布局共募股银80万两,雇工约4000人,配了全套的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全部设备均从美国引进,并请美国技术人员担任总工程师。为了保护新成立的机器织布局,之前郑观应曾呈请李鸿章,为其奏准了减税和10年的专利,即“酌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立一局”;织布局生产的产品在上海销售,应该减免所有的税收;如果销往内地,除在上海新关征税以外,其余的税收全免。在这样的优惠条件下,该局的生产的棉纱和布,销量非常广,利润也很丰厚。正当新企业步入正轨时,李鸿章却又选用了一个昏庸之人,将自己的幕僚、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调任织布局总办,又给织布局带来了灭顶之灾。

二、好大喜功,酿成大祸

马建忠是个好大喜功之徒。他到任后,织布局的生产与销售工作连年扩张,当时年产布18万匹,仅相当于进口洋布的八十分之一。马建忠为达“足敌进口十分之一”,借款30万两白银,强行上马新生产线。几天后申请再借100万两。李鸿章感觉不对,质询刚借的30万两的使用情况,马建忠却交代不出去向。李鸿章严厉批评马建忠“汝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

马建忠岂止不踏实,根本就不是办企业的料。他不但好大喜功,而且长期忽视生产安全,结果酿成大祸。光绪十九年九月十日(1893年10月19日)上午9点,一场大火将整个工厂烧毁,损失惨重。大火起于清花厂地板下清花机下面的地沟,当发现冒烟时,工人将地板掀开,火焰顷刻爆发腾起,冒穿屋顶,延及三十余丈外的棉花间,不可收拾。大火从上午9时一直烧到晚上7时,前后烧了10个小时,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锅炉房)、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600余幢(间),机器销熔,变成一堆废铁,还烧毁一批棉花,总计损失不下白银70万两(有说150万两)左右。当时《申报》评论: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能不扼腕咨嗟哉。而灾后,马建忠仅受到去职回籍的处理。

三、易人重建,事过境迁

几任总办皆不行,社会各界公认织布局新总办非盛宣怀莫属,只有他堪当此任。盛本人也早想揽办盈利最有把握的纺织工业,并且当时的行情也非常有利。于是盛宣怀大声疾呼“时不可失”,终于如愿。

火灾的第二个月,李鸿章就命令盛宣怀负责重建事宜。盛宣怀是个做事踏实的实业家,不尚空谈。在他主持下,首先解决灾后的赔偿问题。他一改过去先顾官后顾商的结算顺序,而是强调“体恤旧商,方足以招徕新商”,在延缓归还官方资金的情况下,应优先对民间股票给予适当解决。结果不到两个月,就基本完成了100万两白银的新招股计划。

资金问题解决后,盛宣怀又改“局”为“厂”,将织布局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以示商资商办,打消商家担心企业办好后会被政府夺走的顾虑。纺织厂的财务、生产、销售团队基本是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带来,因而运转自如且高效。大火后仅11个月,旧址上重建的新工厂又投产了,再一次奏起了民族纺织工业的交响曲。而且新厂规模更大、设备更好,有布机1500台,纱锭7万枚。此后,盛宣怀还计划在镇江、宁波等地设10个分厂,布机4000张,纱机32万枚,其魄力与能力可见一斑。

盛宣怀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比如,他制订了纺织行业协会的章程,明文禁止洋商进口纺织机器,中国人的纺织厂也不准洋商附搭股份,一旦查出搭股或进口,即刻吊销进口机器的护照,并“罚华商一万两银,以充善举”。为了杜绝徇私,激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盛宣怀做出规定,要求“商本商办,屏除一切官气”,彻底作废旧章程。盛宣怀还瞄准中国进口洋布的规模定生产计划,比如1892年机器纺纱为进口量的七成。

比起前几任总办来,盛宣怀无疑是位称职的经理人。可惜他的时机不好。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外国人获得了在华设厂的特权,纷纷到上海开办纺织厂,从而打破了他的“垄断”梦。不但10个分厂的扩张计划没能实现,总厂还在与洋厂竞争中连连亏损,最终在1900年将华盛全盘卖给了以他为最大股东的集成公司,实际转给了他自己。这一点当然为人诟病。1931年该厂又被转卖给汇丰银行,后几经转手,地基归美商大来运输公司,机器则卖给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公司,申新在原址开工二年后,将机器运到沪西改称申新九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从弹花、纺纱到织布全用机器的棉纺织工厂,当时已有工人数千人。在中国纺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生产的纱和棉布质量大体上和进口纱相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的进口。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中国棉纺织业的局面。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写上了浓重的一笔。但一个现在来看只是中等规模的纺织厂,从建厂开始到建成投产,历经12年之久,大概也是创了历史记录。难怪中国工业化速度是如此的缓慢。

李鸿章一心想办厂求富,发展民族工业,这一点应该肯定。但在清末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装备、三无办企业人才的“三无”情况下要办企业,李鸿章只能走官督商办之路,吸收民间资本,并给与政策支持。幸亏当时西方列强对华并不进行技术封锁,不但允许对华出口机器设备,还允许雇请其技术人员,从而解决了技术装备问题。但问题出在办厂人选上。上海机器纺织局先后三任总办均非称职之人,结果都栽了跟斗。用人不当敎训惨痛。

近代警察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近代文学;学科地位;研究趋向

[作者简介]郭浩帆，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山东济南250022

[文献标识码]A [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间的文学通常被称为近代文学。近代文学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及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构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学科之间，或被视为古代文学的“黄昏”，或被看作现代文学的“前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二十世纪文学”以及“重写文学史”、“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命题的提出，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日益受到挑战，“近代文学”概念逐步被“清末民初文学”、“晚清文学”甚至“近世文学”等概念取代或抽换，学术界甚至有取消近代文学的呼声。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对于近代文学历史地位的讨论，来自近代文学界的声音一直相当微弱。因此，回顾和梳理近代文学学科的建构过程，对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已成为近代文学乃至于中国文学研究重要而且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不揣愚陋，拟在汲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文学的学科建构和历史地位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并对今后近代文学的研究趋向和重点作一些展望，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

“学科”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演化的概念。广义的“学科”指“学术的分类”，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概念系统，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和研究平台，有用于学科建设的专门化组织。尽管近代文学学科确立比较晚，并且至今也还没有发展成熟，但对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却早就开始了。五四前后，学术界就有了“近代”、“近代文学”的概念，如沈雁冰《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1921)，但所指涉的时限模糊不清，大体指清末或清末民初。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四部论著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前史的最高水平，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能形成明确的学科概念。50年代后，学术界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论述，把1840～1919年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的第一步，即旧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此前的一段历史称为近代史，此后至新中国成立一段历史称为现代史，文学界也相应把1840～1919年问的文学称为近代文学。1956年高教部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将上古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分为九篇，其中第八篇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文学”，其特点是“出现过一些带有反帝反封建倾向的富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作品，也有过一些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文体改革运动”。尽管这种表述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明显的体制化倾向，但近代文学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阶段，因此可视为这一学科创建的开始。此后，一些近代文学史著作相继出现，使得“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意识得到加强”。其中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57)是建国后第一部把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部分的文学史著作，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集体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和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等，都是近代文学学科发展奠定基础的文学史著作。特别是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其中近代部分主要由季镇淮教授执笔。该部分内容约7万字，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独立学术品格和较高学术水平的近代文学史。80年代后，近代文学研究进入繁盛期，逐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建立了一些研究阵地，并开始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史料，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专题研究渐趋深入，研究成果数量也呈现猛增的势头，研究者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近代文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以及研究策略等，进行了总体思考和重新认识。其中，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1987)，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管林、钟贤培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1)，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0-1993)、《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1999)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与此同时，随着高校研究生学位点近代文学方向的设置，1982年首届全国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特别是1988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成立，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正式进入了我国教育和科研的范畴之中。本世纪以来，郭延礼、黄霖、袁进、王飙、关爱和、陈大康等学者继续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台港及海外学者不断加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也已有20余种面世。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至今已召开过14届年会，学会的分支机构南社研究分会和近代小说研究分会，以及上海、山东、广东等地方近代文学学会也积极组织开展学术活动，近代文学研究事业正在艰苦的学术环境中不断向前推进。

尽管近代文学学科自确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例如，长期以来，在绝大多数近代文学史著作中，近代文学被分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等若干阶段。这样一来，近代文学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将近代文学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便是用政治、用史学度量’出来的文学属性，生生制造出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学’，与中国社会已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之说相对应，与整个阶级斗争学说体系相配套。”显然，这种忽视文学特性和中国文学自身演变过程，直接以社会史分期作为文学史分期标准的方法，无法充分揭示近代文学的特质和价值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科设置对近代文学一直持歧视性态度。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近代文学不能作为二级学科申报学位点，导致近代文学在学科归属上长期处于“寄人篱下”

的境地。到目前为止，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比，近代文学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学科建设还远称不上成熟和完善，主要表现为：(1)研究力量薄弱。由于近代文学只能依附于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二级学科招收研究生，学位点少，所以培养出来的专业研究人员总量严重不足。(2)研究领域狭窄。以小说研究为例，据笔者统计，近代小说作者约有三四千人，但目前被纳入研究视野的不足十分之一。(3)研究整体水平不高。例如对作家研究而言，作品全集、年谱、评传和研究资料的编撰出版，可视为研究比较全面深入的标志，但近代作家研究能勉强达到这样水准的也就梁启超、李伯元等寥寥十数人而已。(4)高校近代文学教学薄弱。20多年前，游国恩等五教授本《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季镇淮先生说：“六十年代初，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始上古，终近代，叙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比较过去一些文学史大多写不到头，似乎是一个进步。但当时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也未引起讨论，一般以为近代文学没有什么好作品，所以可以写一点，而在篇幅上加以限制。后来我们在教学上也未重视，只在宋元明清文学史里讲一点，作为结束的尾巴。”在全国高校中文系，近代文学不是本科必修课程。近年来，随着政治、外语和计算机等公共课程不断增加，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时数相应地不断缩减，其结果就是当勉强讲完明清文学后，留给近代文学的教学时数大多不足10个课时，于是只能把它作为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略略提一下了事。学科体制的制约导致研究力量薄弱，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理论平台，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面对学术界围绕中国文学史重大理论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热烈讨论，近代文学界的反应一直很低调。甚至针对取消近代文学的呼声，也很少有人能从正面作出有力的回应。

二

2002年10月，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谢冕教授有一段关于近代文学地位的感言：“近代文学在本学科以外的人们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从来不高。由于近代文学感应了时代的变化，引进和实验了许多适应社会生活变动的因素，在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看来，它不够古典’;同时，由于那些新旧参半的语言和生硬的新名词概念的充填，在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看来，它又不够现代’。它是两头都不讨好、似乎也都被排挤在主流之外的另类’。对于近代文学的评价从来都是暖昧的，因而近代文学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中的处境，也从来是尴尬的。”话说得够直率，却也基本道出了实情。而张全之教授的话说得更为痛切：“与相邻的两个强势学科相比，近代文学显得凄然而落寞，甚至始终处在朝不保夕的学科危机之中在多次有关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中国近代文学’常常被拉出来示众，成为文学史分期不合理的显著例证。”1985年，旨在消解近现当代文学学科界限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提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被提前到了1898年。90年代后期，学界出现了两种挑战“近代文学”独立时代的意见。一种是给古代文学穿靴，即将近代文学中辛亥革命以前的部分还归清代，作为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最后阶段;另一种是给现代文学戴帽，即将近代文学中1898年或1900年之后的部分作为“二十世纪文学”的开头，将近代文学此前的部分划归古典文学。本世纪初，在《复旦学报》发起的文学史分期讨论专栏中，主持人章培恒教授认为，“就中国文学史来看，从1840年至1919(或1917)年能否成为一个自成起讫的历史时期近代文学’时期本就是一个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近代文学”的说法。其实近代文学一直被认为与古代文学关系甚为密切，章培恒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选编了在近代文学界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因此，章先生公开质疑近代文学，这一举动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而在近两年有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只谈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甚至尽量避免使用“近代文学”这个概念。近代文学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也尝试着作了一些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命题的提出，都促使中国文学研究在视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并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走向和格局，文学史分期只是其所涉及的内容之一。其对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史分期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近代文学，也涉及当代文学，甚至是现代文学。近代文学面临“被取消”的危险，当代文学也风光不再，“被给出”一个“指近十年的文学”的说法，甚至有可能沦落到由文学史概念变成文学批评概念的地步。相比较而言，现代文学的境况好像要好得多，其在历次讨论中表现出的强烈扩张性也充分展示了这个学科的生机和活力。其实对于近代文学学科的最多怀疑主要不来自于古代文学，而是来自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教授不是从古代文学而是从现代文学出发质疑近代文学，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现代文学学科本身也面临很大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政治、现代/传统等二元对立方式建构起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虽然立下了整合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的功劳，但实质上抹杀了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学科特征，客观上存在解构现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可能;80年代以后，范伯群教授提出“双翼展翅”论(如今被表述为“生态平衡，多元共生”)，对传统的现代文学史观提出严厉批评，在学术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本世纪以来，范伯群、汤哲声、栾梅健等学者提出1892年是现代文学的起源，问世于1892年的《海上花列传》是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这种做法表面上像是为现代文学扩张地盘，其实质则仍然有抹杀五四新文学价值和意义的嫌疑，同样存在解构现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可能。正因如此，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代文学，包括今天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晚清的学者，都是在学科的范围内提出问题，都没有解构这个学科的意图。可是我们所运用的逻辑，却存在着使这个学科的独立性解构的可能。”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所有变革和调整，其影响都是十分广泛的，应把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构放在一起观照，在中国文学研究路径和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下看待近代文学学科面临的困难，不应孤立讨论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问题。

第二，长期以来，我们将“过渡性”、“桥梁”和“承前启后”作为近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说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今天看来，这一成说实有重新考量的必要，因为它隐含的意义可能是：近代文学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当我们说近代文学是古今文学转型桥梁的

时候，如果古代文学是直接飞越到现代的话，那么“桥梁”就不再成为必须，过渡的意义自然无从提起;当我们说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和开端时，就像说近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起飞的跑道，当五四文学这架不打算返航的飞机腾空之后，“跑道”自然就沦为一片废墟。因此，过分强调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其实是对其主体性和独立价值的遮蔽与掠夺。有学者指出：“近代文学从其学科萌生阶段起，就以过渡性作为整个的学科定位;在之后的学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过渡性的学科定位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改变。这种过渡性的学科定位使得近代文学以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为学科建构的参照系，使得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反而被取消了;同时，单一的过渡性学科定位使得近代文学研究失去了从其他层面来研究文学的可能性。”“中国近代文学由于自身的边缘化，有意或者无意地攀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它以延续了没落的古典传统为荣，以孕育了朝气蓬勃的现代文学为乐，而事实上，对这两个方面的强调正好实现了对近代文学主体性的盗掘，也是其价值依附性的显在标志。作为古代文学的黄昏期’，它除了繁华落尽、脉息凝滞的苍凉和无奈外，还有什么?作为现代文学诞生的前夜’，除了自身的盲闭之外，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一个独立的学科，不能满足于成为古代文学的停尸场和培育现代文学的官腔。”

第三，20世纪90年代末期，王德威教授提出著名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命题，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影响。“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曾一度让近代文学研究者感到扬眉吐气，似乎“晚清文学”乃至于“近代文学”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提升，其实情况远非那么简单。尽管有学者依据福柯“知识考古学”理论解读王德威的观点，指出其真正用意在解构“文学起源论”本身，但王德威站在五四新文学的本位立场上强调晚清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其逻辑起点颇有点“母以子贵”，实际上包含了对近代文学的歧视。“正如母亲的价值需要儿子来体现，晚清文学的价值也是通过五四’来彰显的。也正是在五四’文学的参照下，晚清才衍生出新的意义和价值，而学者们之所以大肆渲染晚清的贡献和意义，甚至将它升格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全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儿子’伟大的五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因此这种观点表面强调晚清文学的重要，实际上同样存在解构近代文学主体性的可能。

第四，在今天，如果真的需要为近代文学讨个“说法”，我们既不应该自固藩篱，自说自话近代文学多么重要，也无须通过为古代文学提鞋或为新文学填写出生证明来求得一席之地，而应该从观念、方法层面着手，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通过确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来确立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这是近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基础。所谓“本位观”，一般是指站在本体立足点上观照对象。人类观察和判断事物都建立在本位观的基础上，本位观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种本位观之下一直无所归属，似乎两头不讨好，但如果站在近代文学的本位立场上，情形则变得完全不一样。近代文学没有产生杰作，这是人们比较普遍的看法，但近代文学并不是真的没有杰作，只是没有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意义上的杰作。“过去，我们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或者现代文学本位立场上，近代文学的复杂性、过渡性、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层次、变化等都被看成了是文学的不成熟，但站在近代文学的本位立场，这些恰恰具有其特殊的价值。”既不够古典又不够现代，新旧杂陈，良莠并存，没有经典，没有统一主题，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这是近代文学受排斥贬抑的主要原因，而这恰恰是近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足以成为一个独立学术分支的理由。“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给研究者提供的广度是足够的，旧有文体的整合、新兴书面语的崛起，以及文学史的建构，乃至文学’被作为概念和观念，无不出现在那时，而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作为埋没的资源，可以为我们反思现实提供依据。这些特质使得近代文学完全有可能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区别开来，说得更明确点，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基础，而一旦出现独有的研究思路，上引下联，将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看法。”

第五，确立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最终必须构建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在这方面，袁进和张全之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001年，袁进教授的《近代文学的突围》一书出版，作者说，“近代文学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到了近代好比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文学的活力已经弱化，外来影响的冲击却在加强，中国文学如何突围’?到底选择哪一条道路继续发展?这最初的选择是在近代作出的，它决定了中国文学后来的转型方向与转型模式”。应该说，当时人们对于该书以“突围”命名并未太注意，但今天看来，这其实是对于近代文学基本特征的一个准确概括。而张全之则提出用“突围与变革”来描述近代文学的外在风貌，以“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抗与互动”来概括近代文学的思想特征，主张以此为理论框架，将“近代文学”整合为一个既不同于古代文学也不同于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从而使这一学科获得独立性。尽管这些看法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但毕竟为近代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的建构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路。

2009年初，由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的最重要特点是，不仅仅将近代的定义集中在1840年到1919年这段时间之内，而是以80年的时间为一个基准点，往前看，把眼光延伸到明代，尤其是晚明这一段复杂的思潮起伏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将近代的定义延伸到“五四”以后的各种后续发展。会议主办人之一王德威教授提交了《近代有多现代关于近代文学起源的三种思考》的论文，认为近代文学不能只作为现代或当代文学当前的发展或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个高潮，近代文学应当有它自己的位置我们进行近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研究，不必再仅仅计较是否启发后之来者，像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也不必仅仅计较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跟古代文学的对话。近代文学也好，现代文学也好，它发生了，也就真的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现代性才真正浮现出来。“这是一次震撼教育，让我们感到近代文学研究大有可为。

三

尽管近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空白点还有不少，可供深入挖掘的领域更多。在传统小说诗文以及近年来比较兴盛的近代文艺报刊研究以外，笔者以为，今后近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和重点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女性文学研究。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西学东渐的深入和女权运动的发展，近代女性文学从创作主体、思想意蕴、艺术风格到传播方式诸方面，较之古代女性文学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涌现

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女词人顾太清，她在诗词以及绘画创作外，晚年还自署“云槎外史”著有小说《红楼梦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19世纪末女性文学作家作品还属于凤毛麟角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女性文学则开始呈现逐渐旺盛的发展势头。最早关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是郭延礼教授。郭延礼教授认为，20世纪前20年，女性文学进入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期，出现了四大女性作家作家群体：女性小说家群、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和南社女性作家群。其中近代女性小说作家约有60余人，代表人物有王妙如、邵振华、黄翠凝、吕逸、幻影女士、杨令茀、秀英女士、徐赋灵、黄静英、曾兰、陈翠娜等，著有长短篇小说近百部(种)。20世纪初的女性作家很多已属于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她们接受过新式教育，很多人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如秋瑾、吕碧城、张默君、唐群英、张汉英、吴弱男、薛琪瑛、杨令茀、汤红绂、陈信芳、陈撷芬、燕斌、何震、林宗素、胡彬夏、单士厘等，她们的人生理念、知识结构以及行为方式均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文体选择意识更强，在艺术风格上更加丰富多彩。

近代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刷新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无小说、无翻译文学、无新体政论的纪录，也打破了男性在某些文体上的垄断地位，从而显示了女性作家多方面的文学才华，开创了女性文学的新纪元，并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文学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直到目前为止，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尚处于拓荒阶段，其研究成果与近代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极不相称。今后，随着女性文学作品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出版，性别研究背景下的近代女性文学将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第二，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是把一种语言文字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信息的活动。翻译文学应该是一个伸缩性、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但我国文学的传统并没有将翻译文学纳入到文学体系当中，以往各种文学选集都不收录翻译文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收入三卷本“翻译文学集”，国内学界对翻译文学的身份才开始有了基本的认同。此后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也单独收录翻译文学，主编谢天振教授明确宣称“旨在强调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在突出文学翻译活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生活中所占有的不容忽视的地位”，这称得上是真正把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范畴的一个标志性举措。

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近代翻译文学不仅体裁多样，而且数量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翻译小说近3000种、翻译诗歌百余篇、翻译戏剧数十种，还有翻译散文、寓言和童话若干。在这些翻译文学门类中，翻译小说的成就最大，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有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哲理小说、军事小说等等几十种。其中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小说类型，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未有过的。翻译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近代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制约，学界对翻译文学一直未予充分的重视。1998年，郭延礼教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近代翻译文学专史，为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研究路径。此后，近代翻译文学越来越受到关注。今后这一领域将会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如何确定近代翻译文学的概念和范围，外国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及其意义等等，都会得到逐步解决。

第三，文献学研究。科学研究离不开文献作基础。一般来说，文献指载于各种载体的有历史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以文字记录、存贮和传播知识信息，是文献的共同特征。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近代文学已经成为历史，搜集、整理、研究近代文学文献，加强近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已成为历史的要求。

几十年来，近代文学在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以及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7)，郑振铎的《晚清文选》(1937)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文学整理及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近代文学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近代文学史实、版本的考订，以及著作、论文的目录编制等文献学工作，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大量出现。近代文学期刊、书籍的影印和再版，著名作家年谱、传记的出版，近代文学书目、索引等检索文献的编制，《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年》《清末民初小说年表》《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晚清小说大系》、“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等资料和大规模丛书的陆续出版，特别是阿英和魏绍昌二位先生，他们长期以来致力于近代文学文献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先后出版《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和《(老残游记)资料》《(孽海花)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著作，这些都为近代文学文献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实践基础。

报刊是近现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的一种新的作品载录方式，当时的很多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再结集出版的。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报刊也成了研究近代文学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近代报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一些重要期刊才陆续被影印出来，如1980年代上海书店影印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的《礼拜六》，19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图画日报》，2000年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影印的《中外小说林》，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重编影印的《绣像小说》等。从1960年代起，上海图书馆还编印了《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著作，这些都为研究者充分利用近代文学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文学研究对象中，除作品外，作家的生平史料最为重要。在作品搜集、整理的同时，对近代作家生平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出版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作家年谱、传记的编写，如《梁启超年谱长编》《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黄遵宪传记资料》《林纾评传》《王湘绮评传》《秋瑾年谱》等，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除此之外，还有为整理、编辑、研究原始文献而派生出来的再生文献，如关于近代文学作品的辑佚、校勘、辨伪、注释、目录，以及对作品和作家生平史料的考证等等，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又如对近代文学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像进行具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近代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及对近代文学研究进行再研究的学术史(如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和史学史著作等等，也开始呈现出繁盛的势头。

到目前为止，无论从类型还是从数量上说，中国近代文学文献的存在都已比较齐备。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角度看，对中国近代文学文献学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中国近代文学文献学的客观基础条件已经成熟。

近代警察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主体性哲学;形成;发展;困境

一、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主体性问题是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的，但人类对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发展与人的主体意识逐步形成的统一。综观整个西方哲学史，主体性的形成和凸显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主客混沌不分到古希腊哲学通过本体论的建构初步区分人与周围世界，再到近代哲学在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中突出主体性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把主体性理论发挥到极致的过程。

1、从原始思维到古希腊哲学：主客体意识的萌芽。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的实践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人只能匍匐于自然力量的摆布之下，人对于自然的优越地位还远远没有体现出来。这时人还不能把自身和自然界分离开来，思维活动与感性活动交织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思维是“纯粹动物式的意识”，是一种混沌性的活动性思维。也就是说，原始思维更多地体现出“行为是思维”的特征。这种活动性思维在内容上，表现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混沌不分。在形式上，表现为思维与人的活动的直接同一性和不可分性。所以，波威尔(Powell)说：“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的混淆，乃是不文明人思想中的极大的混乱。”

随着人的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原始人由于开始追溯自己部落和人类的起源而把对大自然的敬畏转化为一种特有的图腾、神话思维。在图腾思维中虽然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还尚未区分，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由动物向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由直接性到间接性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列维一施特劳斯认为图腾思维是人类从动物水平转向人类水平的开始。后来更高一级的巫术思维体现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初步区分，表明了人对因果关系的初步认识和企图发现自然、征服自然的意识。神话思维已经把人类社会作为思维的内容和原形，但它仍具有虚幻性、形象直观性、主客互渗性。

主体性问题的真正出现是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开始的。古希腊人们对世界的本原或本质的探讨形成了哲学本体论，世界开始成为人的认识对象或思维的客体，而人则成为与它相对的世界的探索者和说明者。这就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认知上的主客体关系，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周围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开来。一方面人从那种分不清自己与外物、视人与自然物体为同质东西的混沌状态中解脱出来，自觉地成为自然界奥秘的发问者和探求者：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从那种与入神秘互渗的状况中独立出去，成为不依赖于人的客观世界。自然界这时才真正成为与人相区别且又作为人们认识对象的客体。

其实，古希腊思想中已经有了对主体的直接的自觉意识。德尔斐神庙匾语“认识你自己”和智者派代表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已经表明在古希腊人们就有了进行自我意识的要求，而且开始意识到人在与外界事物主客体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意识到为人所感知的客体并不是独立自在的，它只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只是与我们的意识相联系而存在：它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对后来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2、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主体意识的形成及主体性哲学的确立。古希腊哲学虽然已经蕴藏着主体性思想的萌芽，但主体性的正式提出是随着近代哲学发生的“认识论转向”而凸现出来的。随着人类实践和思维能力逐步提高，人开始从研究自然反观自身，把主体与客体区分开来。建立起对象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这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重大飞跃。同时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探究知识的基础和可能性问题成为近代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于是近代哲学侧重于从认识论角度，提出并确立了认识的主体性问题。

笛卡儿以其追求知识确定性首开了唯理论的先河，他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以及由此所展开的自我意识运动成为近代哲学主体性的宣言。笛卡儿认为，知识应该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只能来自心灵本身，即“我”或“自我”。“我”首先是一个思维主体，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根据是内在于我之中的“我思”，这样他就把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归结为主体性问题。笛卡儿利用普遍怀疑法来探求知识的可靠性：我可以怀疑任何东西，但我在怀疑、我在思索则是不能怀疑的。怀疑的主体“我”也是不可疑的，这个正在怀疑的“我”的存在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思是一切知识可靠性的来源。可见笛卡儿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界定主体和主体性的，思维或理性是主体“我”的根本特性。他说：“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我”是普遍怀疑所余下的最后的结果，是笛卡儿苦苦追求的阿基米德点。他正是这样促使了近代哲学研究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过渡，同时也意味着主体性问题的突现。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这种哲学实现了从朴素的客观主义向先验主观主义的彻底转变。”而“我思故我在”这条原理，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大前提的公理和根本原理的必要条件，也为知识大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正如笛卡儿所开创的那样，对主体性的强调，反映出人们试图发现一种毋庸置疑的出发点，从而达到更可靠的“客观知识”的一种努力。这种强调也蕴涵着一种对知识“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一这种划分恰恰构成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观点的主要脉络。

近代经验论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来自感觉经验。培根作为近代经验论的首倡者，认为感觉的产生不仅有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且依据人的尺度，掺入了感觉主体自身的性质，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感觉的主体性问题由此被提出来。培根的这一思想被洛克通过关于“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洛克认为“第二性质”的感觉(物体在感官的作用下产生的各种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体的认识器官，而且只有依据“第一性质”(物体的固有属性，如广袤、运动、静止、数目等等)才能作用于感官而产生出观念来。贝克莱则直接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即“可感觉的东西都是可以直接知觉的;而直接知觉的东西就是观念;而这些观念只存在于心中。”他把感觉完全归结于主体，认为一切被人感知到的东西都依存于心灵，感觉的主体性问题至此获得了较为彻底的形式。休谟进一步主张人的认识不可能超

越于知觉之外，感性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但休谟走的更为极端，他不仅怀疑物质实体、而且对心灵实体以及上帝也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质疑。

总之，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围绕知识起源问题使认识的主体性问题得到凸显。唯理论坚持实体说(substance)，认为具有确定性和可靠性的知识来自于人所固有的观念和能力，人是能思的理性主体;而经验论则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感觉经验，较为深刻的探讨了感觉经验的主体性问题。

3、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性的抽象发挥：主体性哲学的颠峰时期。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是德国古典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主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德国古典唯心论所展现的“自我意识运动的过程”，“自我”和“自我意识”是德国古典哲学根基。

德国古典哲学更加突出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质，这种能动性主要体现在认识论上。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和“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充分体现了他的主体性思想和理性原则。他认为人是一个积极能动的主体，能够为自然界立法，是一个具有理性的理论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的自律而有自由的主体。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必须解决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同题，这是康德认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其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从认识论角度阐发了能动的主体学说，对人的理性能力在认识和实践两个领域中的功能做了明确的分析，强调了人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康德认为，在认识领域，理性作为“我思”的“纯粹统觉”能力，表现为先验知性范畴以及先验直观形式对认识材料的能动的综合整理，实际上是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活动。这样认识可能性的最终根据不在被构成的客体方面，而在主体的先天理性认识形式中。在实践领域，理性以自身具有的先天“道德律令”规范人的行为，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去做。达到善的目的，这是实践理性为人的意志立法，理性在道德实践领域构建起自由王国：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中，人因被赋予认识和实践领域的“立法者”而获得了理性存在物的形象。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从主体性方面来考察认识及对象的哲学家。康德之前的思想家，虽然有主体性思想的闪光，但并非系统明确的提出主体性理论，而康德之后的整个世界哲学，却无不受到康德主体性思想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的能动性的强调同时也体现在本体论上。黑格尔把主体与实体联系起来，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他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实体具有主体的能动性品格，它本身有一个能动的发展过程，实体的发展最终通过人而获得自我意识。这样就把实体的客观性原则和主体的能动性原则结合了起来。而他的整个逻辑学框架所论证的绝对理念的发展史，就是“自我意识”客观化和绝对化的辨证运动的过程。

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把立足于自然之上的人确立为主体，把主体从“自我意识”中解救出来，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的拟订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这种“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社会的和实践的主体的直接理论前提。从发展的角度看，只有立足于感性的主体，才能想象“感性的活动”，只有立足于自然之上的活生生的人代替“自我意识”，才有可能进一步谈人的社会关系。因此费尔巴哈的主体思想是从黑格尔向马克思主体思想过度的桥梁。

从以上哲学史的追溯来看，从笛卡儿到德国古典唯心论所展现的主体性偏重于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而尤其突出认识论层面。它遵循的仍然是源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传统，并没有展现主体性作为一切人类思维创造活动的源泉和归宿的深刻内涵。德国古典唯心论确实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展现了主体性的丰富内涵，但它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性，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极端。如康德主体性理论中的自我意识就是夸大了的主体性。他不仅使主体活动失去了客观基础，而且脱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待人的主体能力，所以只能把上帝作为人的主体能力的“先天”的来源。而黑格尔通过逻辑构造所展现的主体性实际上只是绝对精神的主体性。这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的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以实践的观点作为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从研究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人手，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用实践的思维方式取代了直观的思维方式，以唯物主义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实践地变革自然，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论与实践论的有机结合。至此，主体性才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意识领域回到实践领域，真正找到了现实的根基。

二、主体性哲学的困境

主体性问题一直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西方整个近现代哲学都是力图摧毁宗教神学对人的贬斥，围绕高扬人的主体性展开的，主体性观念是现代性的根基。它确认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类理性的力量，发现了人的意志、情感和非理性的人性价值以及人的自为存在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等。主体性哲学的确立也同时伴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形成了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所说的“主体中心理性”。

但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所倡导的主体性是一种抽象的主体性，主体的核心是思维(或理性、经验、或意识、或精神)，人被看成是纯粹的理性存在物，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工具和中介。因此，近代哲学对主体性的张扬，虽曾一度实现了把人从宗教桎梏中解救出来的时代要求，但终究因为再度树立了一个绝对精神的权威。主体中心理性不但没有引导人类至今走向解放，反而因为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灾难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压抑等等，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因此，对近代主体性的批判和消解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主体性哲学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1、认识范式上的“唯我论”困境。近代主体性的特点是单一主体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驱散了神的魅影，工业文明显示出科学和人类理性的力量时，人不仅被看作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而且是哲学思维的主体。“大写的自我”成为一切的统治者。单一主体观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幻象，它的理论话语虽然体现了近代工业文明中的人类成就，但具有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

主体性哲学的主体，是单一主体，它将主体局限在“大写的自我”之中，如笛卡儿的“我思”，费希特的“绝对自我”，黑格尔明晰的“自我意识”，等等，这种顽固的“自我”情结排斥了社会主体之间差别的丰富性和多

样性，把人的社会特质先验化和抽象化。如此以来，个体之间、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对于“自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人”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其结果，“大写的自我”与社会主体差异性之间存在的矛盾只能用一种抽象直观的方式来解决，即先验地假定“自我”代表了人类，“自我”就是人类“自我”。在这里，哲学话语不得不以先验“人类幻象”的方式来偷渡自我，到达“他人”的彼岸。单一主体性中的主体首先是自我，即此在之自我。人首先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以主体为基点，就是以自我为基点。主体论的哲学逻辑，往往直接变为唯我论的逻辑。于是如何走出唯我论的困境就成为困扰后现代哲学家的主要问题。

单一主体性从根本上排斥了“主体际”关系对于主体建构的决定性影响。这里的主体是脱离了他人存在、脱离了“交往实践”的意识主体，不能够揭示主体间交往关系双向整合对于各极主体所带来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以及主体形态建构。单一主体性也不能揭示主体创造活动的真正本质。主体对象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中介客体的联结而打入社会化普遍交往网络的过程。主体所受的客体性的制约，本身就包含了另一极主体作用的性质，是“主一客”、“主一主”双重关系的制约。单一主体中心性对主体际的忽视和排斥令西方哲学史家惊讶不已，如美国哲学史家穆尼埃写到：“古典哲学常常令人奇怪的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如果你数一下古典哲学研究过的主要问题，你会看到这么一些：认识、外在世界、自我、灵魂与肉体、心灵、上帝与来世，在古典哲学中，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从未获得与其他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现代西方哲学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也意识到自身深陷“唯我论”困境，为摆脱困境也作过不懈的努力。在西方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中，笛卡尔为了逃避其建立在“我思”基础上的整个知识论大厦的“唯我论”倾向，不得不借助于论证上帝存在而保证“我思”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贝克莱同样不得不借助于上帝走出“存在就是被感知”带来的“唯我论”困境：没有被“我”所感知的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被上帝所感知;康德也曾试图通过对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的区别，把先验自我作为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近代哲学史上哲学的起点由笛卡尔的“我思”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中贯穿了一条试图在主体之内超越唯我主义的逻辑线索。总之，近代主体主义哲学通过把笛卡尔的“我思”转换为“先验自我”的“先验转向”，来试图超越“唯我论”，调解主体主义哲学内部所存在的明证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矛盾。

但是在现代特别是后现代哲学家看来，执着于主体性立场的康德等人的先验转向并未能使他们真正走出唯我论的怪圈。所以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更坚决的态度和立场，通过建立一种明确的可言说的、可交流传达的语言，力图进一步克服建立在个体意识和心理表象基础上的认识的主观任意性和唯我主义倾向。早期语言哲学反对心理主义，追求语言的意义自在性和客观性，后期语言哲学则进一步通过语言的可交流性、公共性、非私人性而力图实现一种主体间的建构。胡塞尔对于建构主体问性的重要性曾经有过充分认识，他力图引入他人与我共享的“生活世界”，超出单独的自我意识，承认他人意识的存在，以走出传统哲学唯我论的困境;海德格尔规定了“此在”的存在状态是与他人共同存在，即“在世”;萨特由“他人的注视”而建立了一种复数主体之间的存在联系;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不存在“私人语言”的论证，说明了语言和经验的可交流性和可通约性。由此看来，解构自我中心主义的主体，用社会文化批判代替自我主体的思辨内省，彻底跨越唯我论，实现主体复数化而建构主体间性，成为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2、实践领域的“人类中心论”困境。近代的主体性理论以主客二分为特征，形成了以追求确定性、专制性、同一性为目标的主体中心理性。主体中心理性在实践中的极端化导致了片面的人类中心论，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分裂。

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而产生并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人类维护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在社会实践和价值评判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透析人与自然关系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人类中心论，那种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重视人类整体利益，把人类的整体利益视为处理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论是我们所认可、赞同的。我们在此要否定、扬弃的是近代主体性哲学发展到一个极端形成的片面的人类中心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目的，它把人类的利益(其实是部分人的利益)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味地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夺取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制约关系，最终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阻碍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不仅发觉了人的意志和力量，而且把它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再到黑格尔的“人具有无限价值”，人已经完全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理性主体和具有包容一切的自由主体。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构成了西方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基础，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成就。

但近代哲学在突出主体性的同时，主体理性的膨胀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人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闩益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人类愈来愈以一种征服者和掠夺者的姿态来面对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所带来的阴影也越来越浓重。这种主体性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同时也蔓延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包括了人的精神危机以及异化状态的加深。在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人不仅征服和占有外部对象，而且自身也被对象所占有，也即“人心为外物所役”，从而使人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形成了单向度、异化的人。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不仅是自然的破坏和毁灭，同时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自身的破坏和毁灭。

片面的“人类中心论”的深层理论根源是“唯我论”，它不过是将“唯我论”的认识和价值评判原点从单数主体“我”扩大到复数主体“我们”而已。因此在社会实践意义上超越片面的“人类中心论”和在理论上克服“唯我论”是一致的。片面的“人类中心论”和唯我论的实质就是否认“我”或“我们”之外的实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切存在都以自我的感觉表象，以自我的欲念冲动为依据，一切认识和价值判断都是从“自我”这个唯一的点出发。自我欲望的满足就是衡量一切行为的准则，推而广之则是人类的利益是唯一存在的利益，人类是宇宙中独有的价值。

片面人类中心论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引起了全世界人类的普遍关注，后现代主义由此展开了对造成全球同题思想根源的现代性的批判。他们倡导一条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封闭走向扩展，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思路，对主体试图解构或消解。但实际上真正的主体是无法消解的，后现代哲学所能解构的，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所确立的理性主体的普遍性、同一性和绝对性。而要打破这种普遍性和同一性、实现多元化和差异性，只能求助于主体问性的建构。主体问性建构的标准，不是传统哲学认为的由一个主体自我反思获得的认识，然后可以有效地加之于其他一切存在，而是首先承认不同主体拥有自身不同的理性和价值尺度，然后再在这些差异性中寻求同一性。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个人主体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集团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进而可以在人类与动物界之间，人类与生物界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共享互惠的价值尺度和理性标准，达到民胞物与的境界。而且，要真正走出“唯我论”的困境，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们不能在理论的逻辑推演中兜圈子，而应该在人类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实践中不断的认识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唯我论”和“人类中心困境”才有可能被成功跨越。

[责任编辑：陈合营]

近代警察范文第4篇

一，密立根有实验

对油滴进行测量时，油滴有时会变模糊，为什么?如何避免测量过程丢失油滴? 若油滴平很调节不好，对实验结果有何影响?为什么每测量一次tg都要对油滴进行一次平衡调节? 为什么必须使油滴做匀速运动或静止?试验中如何保证油滴在测量范围内做匀速运动?

1、 油滴模糊原因有：目镜清洁不够导致局部模糊或者是油滴的平衡没有调节好导致速度过快

为防止测量过程中丢失油滴，油滴的速度不要太大，尽可能比较小一些，这样虽然比较费时间，但不会出现油滴模糊或者丢失现象

2、 、根据实验原理可知，如果油滴平衡没有调节好，则数据必然是错误的，结果也是错误的。因为油滴的带电量计算公式要 的是平衡时的数据

因为油滴很微小，所以不同的油滴其大小和质量都有一些差异，导致其粘滞力和重力都会变化，因此需要重新调节平衡才可以确保实验是在平衡条件下进行的。

3、密立根油滴实验的原理就是要 在平衡态下测量的，所以油滴必须做匀速运动或静止!

小心翼翼的调节平衡，并根据刻度目测油滴的位置变化快慢或者是否变化，从而估算油滴是否在做匀速运动或者确定油滴是否静止!不知道 1由于在实验过程中使用高压，温度上升，油滴会渐渐挥发。可以通过调节显微镜的距离来进行观察。

二，核磁共振实验

核磁共振实验中为什么要求磁场大 均匀度高的磁场?扫场线圈能否只放一个?对两个线圈的放置有什么要求?测量共振频率时交变磁场的幅度越小越好?

1,

核磁共振实验中为什么要求磁场大 均匀度高的磁场? 要求磁场大是为了获得较大的核磁能级分裂。这样，根据波尔茨曼

，低能和高能的占据数(population)的“差值增大，信号增强。 均匀度高是为了提高resolution.

2.

扫场线圈能否只放一个?对两个线圈的放置有什么要求? 扫场线圈可以只放一个。若放两个，这两个线圈的放置要相互垂直，且均垂直于外加磁场。 3.

测量共振频率时交变磁场的幅度越小越好? 不对。但是太大也不好(会有信号溢出)应该有合适的FID信号

三，夫兰克__赫兹实验

第一峰值所对应的电压是否等于第一激发电为?原因是什么?所测得的极小值为什么随电压的增大而增大?

1,

如果由于热运动受激，电子在最低激发态上的占据数等于，或大于基态的电子数，那么

第一峰值所对应的电压就不等于第一激发位。(在这个实验中，除了电子和气态原子的非弹性碰撞外，还有弹性碰撞和气体原子间由于热运动的相互碰撞而引起的能量交换。)

随着电压的增大，根据电子与原子碰撞过程的方程，那么射出的电子的动能也会逐渐增大，(当电子穿过栅极后受到减速电场的作用，电子动能只有大于eV才能达到阳极形成阳极电流),此时这部分电子数量明显增多，导致电流的极小值增加。

四，光电效应及普朗克常数的测定

定性解释实际U-I曲线与理想U-I曲线偏离的原因。

如何选择测量点，才能使U-I曲线画的准确?

选择滤色片的波长数较集中或分散，对实验结果有何影响?

1，

定性解释实际U-I曲线与理想U-I曲线偏离的原因。

因为有暗电流和反向电流的存在。

2，

选择测量点，才能使U-I曲线画的准确?

在电流变化激烈的地方应该多取点，电流变化舒缓的地方可大致取几个代表点。

3，

选择滤色片的波长数较集中或分散，对实验结果有何影响?

原则上不宜过于集中或分散，最好是五个波长的滤色片都用上(除非你的实验室有任意可调波长的滤色片?)

通过这个学期的大学物理实验，我体会颇深。首先，我通过做实验了解了许多实验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方法，学会了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和不确定度的分析方法、基本实验仪器的使用等;其次，我已经学会了独立作实验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以及基本操作与基本技能的训练，并且我也深深感受到做实验要具备科学的态度、认真态度和创造性的思维。下面就我所做的实验我作了一些总结和体会。

自从我第一次上物理实验课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物理实验的重要性，因此我每次上课都能全身心地听课，比如说第一次的不确定度等我就比班上其他同学学的要好一点，基本上学会了不确定度的每一步计算、回归直线的绘制以及有效数字的保留等，这也为我以后的实验数据处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我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做迈克尔逊干涉仪实验时我虽然用心听讲，但是再我做时候却极为不顺利，因为我调节仪器时怎么也调不出干涉条纹，转动微调手轮也不怎么会用，最后调出干涉条纹了却掌握不了干涉条纹“涌出”或“陷入个数、速度与调节微调手轮的关系。测量钠光双线波长差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实验仪器用的非常不熟悉，这一切都给我做实验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当我回去做实验报告的时候又发现实验的误差偏大，可庆幸的是计算还顺利。总而言之，第一个实验我做的是不成功，但是我从中总结了实验的不足之处，吸取了很大的教训。因此我从做第二个实验起，就在实验前做了大量的实验准备，比如说，上网做提前预习、认真写好预习报告弄懂实验原理等。因此我从做第二个实验起就在各个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实验仪器的使用也熟悉多了，实验仪器的读数也更加精确了，仪器的调节也更加的符合实验的要求。就拿夫-赫实验/双光栅微振实验来说，我能够熟练调节ZKY-FH-2智能夫兰克赫兹实验仪达到实验的目的和测得所需的实验数据，并且在实验后顺利地处理了数据和精确地画出了实验所要求的实验曲线。在实验后也做了很好的总结和个人体会，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列表法、图解法、函数表示法等实验数据处理方法，大大提高了我的实验能力和独立设计实验以及创造性地改进实验的能力等等。

下面我就谈一下我在做实验时的一些技巧与方法。首先，做实验要用科学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实验，认真提前预习，做好实验预习报告;第二，上课时认真听老师做预习指导和讲解，把老师特别提醒会出错的地方写下来，做实验时切勿出错;第三，做实验时按步骤进行，切不可一步到位，太心急。并且一些小节之处要特别小心，若不会，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探讨一下，把问题解决。第四，实验后数据处理一定要独立完成，莫抄其他同学的，否则，做实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收获。

班级：09物理本科2班

姓名：晏大勇

学号：06110902010

近代警察范文第5篇

一，密立根有实验

对油滴进行测量时，油滴有时会变模糊，为什么?如何避免测量过程丢失油滴? 若油滴平很调节不好，对实验结果有何影响?为什么每测量一次tg都要对油滴进行一次平衡调节? 为什么必须使油滴做匀速运动或静止?试验中如何保证油滴在测量范围内做匀速运动?

1、 油滴模糊原因有：目镜清洁不够导致局部模糊或者是油滴的平衡没有调节好导致速度过快

为防止测量过程中丢失油滴，油滴的速度不要太大，尽可能比较小一些，这样虽然比较费时间，但不会出现油滴模糊或者丢失现象

2、 、根据实验原理可知，如果油滴平衡没有调节好，则数据必然是错误的，结果也是错误的。因为油滴的带电量计算公式要 的是平衡时的数据

因为油滴很微小，所以不同的油滴其大小和质量都有一些差异，导致其粘滞力和重力都会变化，因此需要重新调节平衡才可以确保实验是在平衡条件下进行的。

3、密立根油滴实验的原理就是要 在平衡态下测量的，所以油滴必须做匀速运动或静止!

小心翼翼的调节平衡，并根据刻度目测油滴的位置变化快慢或者是否变化，从而估算油滴是否在做匀速运动或者确定油滴是否静止!不知道 1由于在实验过程中使用高压，温度上升，油滴会渐渐挥发。可以通过调节显微镜的距离来进行观察。

二，核磁共振实验

核磁共振实验中为什么要求磁场大 均匀度高的磁场?扫场线圈能否只放一个?对两个线圈的放置有什么要求?测量共振频率时交变磁场的幅度越小越好?

1,

核磁共振实验中为什么要求磁场大 均匀度高的磁场? 要求磁场大是为了获得较大的核磁能级分裂。这样，根据波尔茨曼

，低能和高能的占据数(population)的“差值增大，信号增强。 均匀度高是为了提高resolution.

2.

扫场线圈能否只放一个?对两个线圈的放置有什么要求? 扫场线圈可以只放一个。若放两个，这两个线圈的放置要相互垂直，且均垂直于外加磁场。 3.

测量共振频率时交变磁场的幅度越小越好? 不对。但是太大也不好(会有信号溢出)应该有合适的FID信号

三，夫兰克__赫兹实验

第一峰值所对应的电压是否等于第一激发电为?原因是什么?所测得的极小值为什么随电压的增大而增大?

1,

如果由于热运动受激，电子在最低激发态上的占据数等于，或大于基态的电子数，那么

第一峰值所对应的电压就不等于第一激发位。(在这个实验中，除了电子和气态原子的非弹性碰撞外，还有弹性碰撞和气体原子间由于热运动的相互碰撞而引起的能量交换。)

随着电压的增大，根据电子与原子碰撞过程的方程，那么射出的电子的动能也会逐渐增大，(当电子穿过栅极后受到减速电场的作用，电子动能只有大于eV才能达到阳极形成阳极电流),此时这部分电子数量明显增多，导致电流的极小值增加。

四，光电效应及普朗克常数的测定

定性解释实际U-I曲线与理想U-I曲线偏离的原因。

如何选择测量点，才能使U-I曲线画的准确?

选择滤色片的波长数较集中或分散，对实验结果有何影响?

1，

定性解释实际U-I曲线与理想U-I曲线偏离的原因。

因为有暗电流和反向电流的存在。

2，

选择测量点，才能使U-I曲线画的准确?

在电流变化激烈的地方应该多取点，电流变化舒缓的地方可大致取几个代表点。

3，

选择滤色片的波长数较集中或分散，对实验结果有何影响?

原则上不宜过于集中或分散，最好是五个波长的滤色片都用上(除非你的实验室有任意可调波长的滤色片?)

通过这个学期的大学物理实验，我体会颇深。首先，我通过做实验了解了许多实验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方法，学会了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和不确定度的分析方法、基本实验仪器的使用等;其次，我已经学会了独立作实验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以及基本操作与基本技能的训练，并且我也深深感受到做实验要具备科学的态度、认真态度和创造性的思维。下面就我所做的实验我作了一些总结和体会。

自从我第一次上物理实验课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物理实验的重要性，因此我每次上课都能全身心地听课，比如说第一次的不确定度等我就比班上其他同学学的要好一点，基本上学会了不确定度的每一步计算、回归直线的绘制以及有效数字的保留等，这也为我以后的实验数据处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我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做迈克尔逊干涉仪实验时我虽然用心听讲，但是再我做时候却极为不顺利，因为我调节仪器时怎么也调不出干涉条纹，转动微调手轮也不怎么会用，最后调出干涉条纹了却掌握不了干涉条纹“涌出”或“陷入个数、速度与调节微调手轮的关系。测量钠光双线波长差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实验仪器用的非常不熟悉，这一切都给我做实验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当我回去做实验报告的时候又发现实验的误差偏大，可庆幸的是计算还顺利。总而言之，第一个实验我做的是不成功，但是我从中总结了实验的不足之处，吸取了很大的教训。因此我从做第二个实验起，就在实验前做了大量的实验准备，比如说，上网做提前预习、认真写好预习报告弄懂实验原理等。因此我从做第二个实验起就在各个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实验仪器的使用也熟悉多了，实验仪器的读数也更加精确了，仪器的调节也更加的符合实验的要求。就拿夫-赫实验/双光栅微振实验来说，我能够熟练调节ZKY-FH-2智能夫兰克赫兹实验仪达到实验的目的和测得所需的实验数据，并且在实验后顺利地处理了数据和精确地画出了实验所要求的实验曲线。在实验后也做了很好的总结和个人体会，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列表法、图解法、函数表示法等实验数据处理方法，大大提高了我的实验能力和独立设计实验以及创造性地改进实验的能力等等。

下面我就谈一下我在做实验时的一些技巧与方法。首先，做实验要用科学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实验，认真提前预习，做好实验预习报告;第二，上课时认真听老师做预习指导和讲解，把老师特别提醒会出错的地方写下来，做实验时切勿出错;第三，做实验时按步骤进行，切不可一步到位，太心急。并且一些小节之处要特别小心，若不会，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探讨一下，把问题解决。第四，实验后数据处理一定要独立完成，莫抄其他同学的，否则，做实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收获。

班级：09物理本科2班

姓名：晏大勇

学号：06110902010

近代警察范文第6篇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法治建设和腐败治理也必然选择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宪政体制从统合走向制衡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意味着对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盘抛弃。

【关键词】：宪政体制 权力统合 权力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认为中国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者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讳莫如深。特别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被彻底批判。权力制衡一直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三权分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分权制衡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我们对三权分立有太多的误解和成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权分立”，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1]其实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西方宪政体制充满勃勃生机，它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应拒之于干里之外。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

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就像市场经济只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一样，权力制衡不过是政治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一个国家政治治理的工具。权力制衡设计初衷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完全适应任何民主共和政体。即使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权力制衡既适合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市场经济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

统合型宪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其实都是“议行合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体制随即进行了实质变革，纷纷转而选用制衡型宪政模式。似乎说明，一种经济形式对特定政治体制的对应关系，而不在于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人为政治标签。

计划经济体制对应统合型宪政体制。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中，并不存在利益多元并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此时，国家机制内部不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人进行政治博弈。不但议会内部不需要，国家机关之间也不需要。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契合了这一经济形式的要求。计划经济体制凸显的效率价值，因为平均分配，国家主要精力不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分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从经济计划的制定、审批到执行，需要各国家机关密切配合，而不是相互监督。然而，计划经济追求的是效益，牺牲的也是效益。或者说，其可能得到短期的或局部的效益，但却失去了长远的或整体的效益。在后农业时代，计划经济只是治乱之道，适合于一国初创或战乱之时，需要调整国家机器的全部动能来推动一国经济的振兴和医治一国的战争创伤。

市场经济对应的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和利益多元，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被打破(或者说市场经济不承认所有制只承认所有权)。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代言人，这就为制衡型宪政体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美国的市场经济形式的利益多元化造就了其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不同党派、不同国家机关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在宪政体制中，多党制、议会的两院制、三权分立、职权分离、司法审查无不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有关。应当说，市场经济才是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通常的经济形式，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市场失灵或社会分配不公时，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手段进行调适、纠偏。

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仍然固守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这一宪政体制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产值是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计划经济的利益格局完全被冲破，多种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多元结构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需要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机制，公平行使各自的话语权。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似乎更容易产生一个主义、一致意见、一种声音，多元利益的诉求被掩埋。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成似乎考虑到代表的多元性、普遍性，但由于党与人大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使得人大代表虽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仍然没能使人大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平台。每次“团结”的人大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胜利”的闭幕说明，人大不能至少现在仍不能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诉求的政治舞台。当然，近几年，中国人大会议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的声音，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本应是常态的政治形式，仍受到现行体制极大的压制。

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政治变革最深刻的原因，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验证。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市场经济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发展呼唤政治体制的转变。虽然，党政分开是权力分离的有益探索，但作为体制内的调整，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的作用仍很有限。解放生产力，全面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就是变革统合型的宪政体制。

人们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也并非尽善尽美，它肯定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权力分立、互相制衡，会造成权力的不统一，内耗太大，效率低下;而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虽然缺乏权力制约，但能够协调各个国家机关合力共进，效率会很高。其实，不妨比较一下厂长负责制与公司治理结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首长个人负责制，在国有企业，厂长负全责、负总责，一人决断，可以省却了很多钳制(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不能决定厂长的选任，也不能罢免厂长，厂长不对其负责，因此其不可能对厂长形成有效制约)，办事效果当然会高。但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厂长决策失误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厂长掏空企业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巨额财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流失就是明证。如果没有监控，厂长负责制的高效率完全变成了高效率地掏空、吞蚀国有资产。这样的高效率是多么危险!法人治理模式通过分化权力，使在企业内部没有任何个人可以独断专行。股东会决策、董事会执行、监事会监督，使得公司内部进入一种良性运行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公司制可能比厂长负责制的运营成本更高，但运营成本与可能避免的损失相比则九牛一毛。正因为如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厂长负责制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效率关系，正是统合型宪政体制与制衡型宪政体制效率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表面上看，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很有效率，但这一决策的高效率往往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各机关相互掣肘，运行成本比个人决断要高，但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可能避免的专断和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是多大?难以数计。总之，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统合型宪政体制不比制衡型宪政体制更有效率，恰恰相反。

三、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法治的根本保障

制衡型宪政体制与法治建立在相同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假设之上。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道德假设，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将政府想象成好人政府。由于对人的善良预期及对政府的道德仰赖，国人不相信或不情愿相信他们的父母官会滥用权力。因此，对政府不是监督而是依赖。如果说，对政府有约束的话，主要还是政府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然而这一道德约束是如此的脆弱，即使长期经受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道德观念熏陶的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也不能自持、晚节不保。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年来腐败案件频频涌现，似乎表明：在遏制权力上，道德自律是多么绵软无力。而权力制衡与法治的道德假设则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由于人是恶的，政府又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的恶性必然折射到政府身上。根据这一理念，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怀着极大的戒心，并相信：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为此，为了防范其滥权，只能进行控制。此时，对权力的约束不是道德的软约束，而是诉诸法律的硬约束，不企望官员内心的道德自律，而是外在的法律强制。在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下，国家当权者因为滥权而被罢免甚至弹劾从而使其他当权者心存忌惮甚至如履薄冰。由此表明，在权力约束上，外在强制比内心自律更有效。

分权制衡是法治的结构性制度基础，是法治刚性的必要条件，属于法治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法律约束权力不能自动实现，它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权力之间的分离和制约。[13]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模式，需要确立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将国家的任何政治权力纳入法律控制的范围，实现法律主治。不能人亡政息、更不能因言废法。法治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必须诉诸一定运行机制，而分权制衡模式无疑是实现法治的最不坏选择。分权制衡体制强调国家权力的分划，禁绝任何两种及两种以上权力的结合，这样才能防范国家权力的专断，从而保障国家合理的法律秩序。在这一体制下，极大地降低了形成个人极权的可能，削弱了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使得任何政治权威身陷法律囹圄无法解脱。有人说，美国总统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权力很大，实际上是民主国家的皇帝。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形容自己的处境时，小布什曾发表过一段精彩的演讲：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学技术，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14]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应有尊重，任何武断的权力都不免受到法律追究。立法武断可诉诸宪法诉讼，行政武断可寻求司法审查。在武断的权力与代表法律的权力对峙时，法律的威严往往能够占得上风。

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会形成对法治的巨大阻碍，因为该体制中监督的单向性和权力的金字塔架构促成的只能是一个部门最终是一个人的权威，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局面。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却权力虚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却不独立。这样对武断权力最有效的监督手段失灵了，防线垮塌了。在这一体制下，司法机关的地位相当尴尬，其不具有独立性，却要求其司法公正。因此，这注定了当下中国司法的险恶处境。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不可能使司法独立，制衡型宪政体制却能，这已经被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当然，统合型宪政体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行法治，中国近些年法治的进步就是明证。但这一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也没有根本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法治发展值得肯定，但目前已经处于瓶颈阶段。中国法治的进步，更重要的不是立法数量的增加，而在于法律权威的树立以及对政治特权的法律监控。而在这一过程中，法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当下中国的法治进步最关键因素即是确立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而确立司法独立的前提则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的确立。

四、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治理腐败的必然选择

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腐败，腐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面对腐败问题，统合型宪政体制无能为力，而制衡型宪政体制却可从容应对。

多年来，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治理腐败的紧迫性，并对腐败形成了高压态势，对腐败官员屡出重拳，很多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纷纷锒铛入狱。可以说，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定，力度不能说不大。然而，让人忧虑的是，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前腐后继”，愈演愈烈。个中缘由比较复杂，但人们几乎都认识到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为此，中国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立法上的完善(如监督法)、体制上的改革，但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国对腐败的治理一直没有触及到法律制度的根本宪政体制。可以说，不改革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任何表层的、局部的体制改革对整治腐败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甚至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廉政指数高得多。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官员更有职业操守更注重道德自律吗?其实不是，在笔者看来，最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制度上的外在约束。在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如最近发生的泰国总理沙马案件。[15]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中，任何权力都得到了有效的监督，权力制约不是空喊的政治口号和法律原则，而是深入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在这一体制中，没有至上的政治权威或者说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特权。在这一体制中，所有的监督都是双向互动的。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意味着，你监督别人，就必须同时受别人监督。由于国家武断的权力在相互控制、对抗中被消融，孕育腐败的温床就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国家专断权力可能产生的腐败。

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一体制注重体系内的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制约。如果说有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那只是单向的监督。在这一监督模式下，总存在着监督别人而不受别人监督的特权。众所周知，任何公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并可能产生腐败。在中国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下，党组织监督人大，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但反向监督几乎不存在。其中，党的监督强而有力，人大的监督则相对疲软。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现实的异化，但理论上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使得握有重权的最需要得到监督的权力却高高在上，人们只能仰望。

有人说，对权力的监督最基本的是权利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督权力，这正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但这一理论上的设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由于中国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失，作为纳税人，公民对理应得到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感恩戴德，千方百计地施以各种利益回馈。中国民众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当然，中国政府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实际上并非民选，而是党组织考核，上级任命的。既然官职的得失全凭上级领导决断，因此，政府只能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极大地削弱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性和合理预期。作为权力制约制度，还应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但目前社会组织发育不甚成熟，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较强的依附性，社会组织对国家公权的制约作用还相当有限。

五、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探索

近年来，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权力制约的重要性，并在体制内进行了谨慎的试探与温柔的改良。司法机关内部已经进行了“三权分立”有益尝试。1999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全面实行以“三个分立”，即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将审判权、执行权、监督权进行了适当分割，形成了权力行使上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关系，从体制上防止了权力行使的无序、失调及缺乏监督。中国的法律实践引发学者们对分权制衡全新认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探讨分权制衡基本理论。[16]甚至有人用分权制衡的原理来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税务稽查制度、业主代表大会制度。近年来，中国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探索政府机关内部的“三权制约”，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三权制约”借鉴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理念，表明中国政治体制对西方的三权分立的理念从完全排斥到有限借鉴，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三权制约”与三权分立具有本质的不同。首先，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而“三权制约”既适用于整个国家公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机制，也适用于政府部门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既涉及权力运行的横向关系，也涉及权力行使的纵向关系。其次，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主要注重权力制约权力，而我国的“三权制约”更注重权利制约权力，这里的“监督权”不是仅指司法权，更多的是指人民监督、舆论监督。[17]由于“三权制约”是在中国现行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局部改进，其宗旨或基点仍为三权之间的统合，是在统合基础上的制约。因此，这一改进的效果还有待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检验，其运行机制的设计和现实可行性仍缺乏实证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改良措施不可能克服原来体制中固有的根本性缺陷，不能真正地实现权力制约，也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更不能解决反腐败难题。但这尝试体现出来的对权力制衡体制从绝对排斥转向有限接纳，是中国从部门内权力制衡到部门间权力制衡迈出的坚实一步。其实，制衡体制在民间也曾有过个性实践。不仅如此，自治团体与群众性自治组织也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过创新性改革。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把审核财务的一枚印章分成五瓣，分别由5名村民代表各管一瓣，经他们审核同意后把梨木合起来盖上，村里花出去的钱才能报销。该举措隐含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18]

然而，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是否要完全效仿西方某个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呢?当然不是，同样是权力分立，西方国家的体制各有不同，也许制衡体制没有唯一的标准或者统一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注重国家权力平衡;英国模式的特点是议会主权;法国模式则特别注重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以至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与司法权区分开来。制衡型宪政体制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原有体制上进行改造，而不是将中国原来的宪政体制推倒重建、另起炉灶。

首先，在中国建构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与多党制完全对应，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也是“一党执政下的三权分立制”。因为“政党轮替”仅仅是挑可以执政的政党，选举获胜后，政府的运行还是要靠一个政党来操控的;当然也有联合执政的情况，但是联合执政也是只有在联合者做出一致决定的时候，其执政意图才能实现。[19]虽然制衡型宪政体制更适合多党制，甚至多党制是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源头活水。但不能因此否定在非多党制的国家搞制衡型的宪政体制的可能。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制衡型宪政模式并非个例。尽管一党制在相当程度上会抑制制衡型宪政体制的生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中国也没有实行多党制的社会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分立型的宪政体制只能在这一前提下实现。

其次，制衡型宪政体制也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是仅仅简单地把国家权力进行切割划分，即将国家权力一分为

三、相互平起平坐。有的国家突出了代议制功能，如英国的议会主权;有的国家强调司法独立，如美国的司法优位。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应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应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扬弃，即肯定基础上的否定。既然中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形式上的制度架构已然具备，将来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造。也就是，肯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制的组织形式，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机制，肯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人民代表大会相对于“一府两院”的优越地位。但否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的体制，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度的协作缺乏制约的模式，否定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单向监督关系。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转化为分权制衡原则。[20]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方式，严格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改善党对国家机关实现体制外监督的状况。

当然，未来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在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的相互制约，还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但显然这并不是现实的任务。因为，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转变。思想不解放、理念不转变，制度设计无论多少精妙，都是徒劳。也许，这一转变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注释：

[1]崔文华：《马克思否定“三权分立”的原则吗?》，天益网http:///5931682.html，2007-12-31(网上博客论文未标明姓名)。

[20]有人认为民主集中不完全排斥分权制衡，民主集中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内容，分权制衡又量化了民主集中的实施。见阮友姣：《试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西方分权制衡原则的借鉴》，《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6卷1期。笔者对这一观点不能苟同，认为民主集中制与分权制衡之间完全排斥不能相容。前者是在民主名义下的集中，目标是统一;而后者是分权基础上的权力平衡，初衷是分立。因此，凡是奉行分权制衡宪政体制的国家都反对民主集中;相反，凡主张民主集中的国家无一不否定分权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