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生产计划范文

钢结构生产计划范文第1篇

及控制措施

未焊透、未熔合

焊接时，接头根部未完全熔透的现象，称为未焊透;在焊件与焊缝金属或焊缝层间有局部未熔透现象，称为未熔合。未焊透或未熔合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缺陷，由于未焊透或未熔合，焊缝会出现间断或突变，焊缝强度大大降低，甚至引起裂纹。 未焊透和未熔合的产生原因是焊件装配间隙或坡口角度太小、钝边太厚、焊条直径太大、电流过小、速度太快及电弧过长等。焊件坡口表面氧化膜、油污等没有清除干净，或在焊接时该处流入熔渣妨碍了金属之间的熔合或运条手法不当，电弧偏在坡口一边等原因，都会造成边缘不熔合。

防止未焊透或未熔合的是正确选取坡口尺寸，合理选用焊接电流和速度，坡口表面氧化皮和油污要清除干净;封底焊清根要彻底，运条摆动要适当，密切注意坡口两侧的熔合情况。

焊接裂纹

焊接裂纹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缺陷。结构的破坏多从裂纹处开始，在焊接过程中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出现裂纹，在焊接后要采用各种方法检查有无裂纹。一经发现裂纹，应彻底清除，然后给予修补。

焊接裂纹有热裂纹、冷裂纹。

焊缝金属由液态到固态的结晶过程中产生的裂纹称为热裂纹，其特征是焊后立即可见，且多发生在焊缝中心，沿焊缝长度方向分布。热裂纹的裂口多数贯穿表面，呈现氧化色彩，裂纹末端略呈圆形。产生热裂纹的原因是焊接熔池中存有低熔点杂质(如FeS等)。由于这些杂质熔点低，结晶凝固最晚，凝固后的塑性和强度又极低。因此，在外界结构拘束应力足够大和焊缝金属的凝固收缩作用下，熔池中这些低熔点杂质在凝固过程中被拉开，或在凝固后不久被拉开，造成晶间开裂。焊件及焊条内含硫、铜等杂质多时，也易产生热裂纹。

防止产生热裂纹的措施是：一要严格控制焊接工艺参数，减慢冷却速度，适当提高焊缝形状系数，尽可能采用小电流多层多道焊，以避免焊缝中心产生裂纹;二是认真执行工艺规程，选取合理的焊接程序，以减小焊接应力。

焊缝金属在冷却过程或冷却以后，在母材或母材与焊缝交界的熔合线上产生的裂纹称为冷裂纹。这类裂纹有可能在焊后立即出现，也有可能在焊后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出现。

冷裂纹产生的主要原因为：

1)在焊接热循环的作用下，热区生成了淬硬组织; 2)焊缝中存在有过量的扩散氢，且具有浓集的条件; 3)接头承受有较大的拘束应力。 防止产生冷裂纹的措施有：

1)选用低氢型焊条，减少焊缝中扩散氢的含量;

2)严格遵守焊接材料(焊条、焊剂)的保管、烘焙、使用制度，谨防受潮;

3)仔细清理坡口边缘的油污、水份和锈迹，减少氢的来源; 4)根据材料等级、碳当量、构件厚度、施焊环境等，选择合理的焊接工艺参数和线能量，如焊前预热、焊后缓冷，采取多层多道焊接，控制一定的层间温度等;

5)紧急后热处理，以去氢、消除内应力和淬硬组织回火，改善接头韧性;

6)采用合理的施焊程序，采用分段退焊法等，以减少焊接应力

气孔

气孔是指在焊接时，熔池中的气泡在凝固时未能逸出而形成的空穴。由于气孔的存在，使焊缝的有效截面减小，过大的气孔会降低焊缝的强度，破坏焊缝金属的致密性。

产生原因：坡口边缘不清洁，有水份、油污和锈迹;焊条或焊剂未按规定进行焙烘，焊芯锈蚀或药皮变质、剥落等。此外，低氢型焊条焊接时，电弧过长，焊接速度过快;埋弧自动焊电压过高等，都易在焊接过程中产生气孔。 预防办法：选择合适的焊接电流和焊接速度，认真清理坡口边缘水份、油污和锈迹。严格按规定保管、清理和焙烘焊接材料。不使用变质焊条，当发现焊条药皮变质、剥落或焊芯锈蚀时，应严格控制使用范围。埋弧焊时，应选用合适的焊接工艺参数，特别是薄板自动焊，焊接速度应尽可能小些。

咬边

焊缝边缘留下的凹陷，称为咬边。咬边减小了母材接头的工作截面，从而在咬边处造成应力集中。

产生原因是由于焊接电流过大、运条速度快、电弧拉得太长或焊条角度不当等。埋弧焊的焊接速度过快或焊机轨道不平等原因，都会造成焊件被熔化去一定深度，而填充金属又未能及时填满而造成咬边。

防止办法：选择合适的焊接电流和运条手法，随时注意控制焊条角度和电弧长度;埋弧焊工艺参数要合适，特别要注意焊接速度不宜过高，焊机轨道要平整。

钢结构焊接工艺质量通病及控制措施--夹渣

夹渣就是残留在焊缝中的熔渣。夹渣也会降低焊缝的强度和致密性。

产生原因主要是焊缝边缘有氧割或碳弧气刨残留的熔渣;坡口角度或焊接电流太小，或焊接速度过快。在使用酸性焊条时，由于电流太小或运条不当形成“糊渣”;使用碱性焊条时，由于电弧过长或极性不正确也会造成夹渣。进行埋弧焊封底时，焊丝偏离焊缝中心，也易形成夹渣。

钢结构生产计划范文第2篇

一、 技术部

1 订单

技术部在接到总部的生产通知单和生产图纸以及所有的生产材料的明细后进行分解，核对检查后，由技术部作统一整理并经工厂相关负责人审核签字并留下此项工程的全部明细和图纸，以备.计划员核实采购生产进度跟踪。方可下发生产通知单。

针对每个工程。技术部都必须有专人跟踪生产材料的申报和材料进厂时间，车间加工的技术性问题指导生产和进度的跟踪等。

二、采购材料下发

1.技术部将审核好的生产材料的明细，填写所需采购的物品、名称、数量、规格以及所需到厂时间，一式六份，并由生产经理、技术、仓库，车间主任，国贸计划员签名交给采购部采购。采购员需按指定的时间采购所需物料。

三、进厂物料验收

1、物料进厂后，采购员提前安排发货员、库管员做好接收货物的安排，发货员或质检员、成品库库管员共同负责对进厂物料进行验收和清点，并由发货员安排采购来的货物在指定的位置安放。

2、验收的内容包括：物料的类别、规格、是否与采购清单一致，数量是否与发货清单一致。并由发货员核对此物料于此工程数量相符合，做好记录和台账让出口或钢构账目有专人管理

3、验收完毕并合格，收货员核对数量填写收货单并签字，将收货单一式两份，一份交由发货计划员办理台账，另一份由成品库库管员据此办理入库手续。如无发货员或生产经理签字，成品库库管员不得办理入库手续，否则因此造成损失由成品库库管员承担。

四、成品生产

1、车间主任在接到技术部的生产图纸后按照分解的图纸图和材料采购进厂的数量核对后，组织生产做到严格控制下料。坚决杜绝出现下错料造成二次采购，否则其车间全权负责。注，此物料已经审核采购。

2、在生产过程中，每一次的工程都要做每个构件的第一个成品验收。，在验收合格后让质检员、技术员现场做一次预拼装，拼装数量由一件到三件，具体的按照工程难度来决定。后方可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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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生产流程表

3.由车间生产的成品，无论成品大小属于哪一个工程，在喷漆后收场时都要经质检员验收并及时找库管员办理入库手续。否则不计入生产，入库时按照发货计划员在安排每个工程指定的货场安放位置安放，注，如果因为生产而不入库造成发货延期等费用由车间负责，安放好后由发货计划员、成品库库管员对此生产后的成品做不定期检查清点。

4.按照每个工程所发货的的时间先后，必须在每个工程所需指定时间内完成，除特别原因需要和总部国贸联系，车间主任灵活安排生产。

5.，如果在找质检员和库管员入库时发现此物料加工错误时公司会做出处罚，在此加工期间公司质检员，技术员，会不定期进行检查，

五、板材库

复合板组主任在接到生产加工明细通知单后，需对于本次所需板材的要求和数量进行核对计算，上报采购明细申请采购，采购单需生产经理，计划员签字才可开始采购，并跟踪采购物料的进厂时间及时加工做到保质保期的完成，

成品在入库时属于出口或钢构的需要和国内板房分开上报，此工程数量需要工厂生产经理，国贸计划员签字验收才可办理入库手续，计划员做统一台账记录。 六

折件组 1 由车间主任下发的图纸，下料人员合理计算下料尺寸，加工人员对于每个工程订单

都要按时完成并做好物料包装，在包装上注明此物料属于哪个工程名称。规格数量等，并按照计划员要求在指定的货厂合理分开安置。属于出口折件在上报入库时需国贸计划员，仓库管理员，质检员签字方可计入生产量， 2 在此工程发货的前一天加工人员对此工程材料进行一次数量规格的检查，发货时在发货明细单上签字。

便于后期管理，以此加强工人的责任心。 七

物品存放

将不同工程的货物分开摆放做到封闭式管理，同一工程的货物放在指定的货场位置安放，并用标识牌标出，有专门负责人，随时清点货物的数量，可以明确知道此工程缺少什么。缺多少。并将生产后的货物分开后用标识牌标出，数量规格，可以一目了然。

六、清点货物

1.在发车前，由发货员按照台账和发货明细对本次所发货物进行清点核对，并到仓库现场具体核实本次工程要发的所有货物是否齐备，并按国贸要求是否做好标签，，确保工程装车，有计划、有规律。避免发货延时，混乱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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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生产流程表

七、发货与备案

1.当青岛国贸业务部通知发货日期后此日期需预留三天时间，由计划调度员跟技术部联系，根据货物的长短、重量，体积做好工程的排版装箱图和所需车辆的类型与集装箱的数量。提前做好装车准备

2、确定某一个集装箱的装箱人员后，由装箱人员以及发货人签名.并存档。在装箱过程中每个集装箱要严格按装箱图装箱，装箱过程最少拍十几张照片，并存档以备后期管理。

3、装车完毕，将最后的装车明细与贴于集装箱内部。

4、整个工程发货完成后由专人将各个集装箱的理货单、司机的到厂离厂时间记录下来以及最后的装车明细和照片整理好发给青岛。

5、发货完毕后，资料员负责将相关订单、技术图纸、采购清单、下料拼图、发货清单、照片、以及装车人员发货员签名等资料登记、

钢结构生产计划范文第3篇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广西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基本情况的介绍，实证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西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效应。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提高农民收入有直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广西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广西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农民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

近30年来，广西的农业生产结构是不断优化的。农、林、牧、渔业结构由1978年的80.1：4.9：13.8：1.2。调整为2008年的46.3：5.2：36.5：8.7。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趋向合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结构比重也发生了调整。其中种植业收入比重仍在上升，但比较缓慢，林业和渔业的比重均在上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990年的639.45元提高到了3690.28元。农民收入由过去的以种植业收入占绝对地位向农林牧渔业共同增加发展。

一、广西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基本情况

根据广西农民收入单一指标及其变化来判断，2000-2008年，农民收入变化虽然不大，而此间农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很容易得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不明显”的结论。如果从农民家庭收入构成来看，虽然农业收入减少幅度相对比较大，但是畜牧业、渔业、林业收入和总的人均纯收入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增长。那么至少不能得出农业结构调整没有产生增收效应的结论。所以本文在讨论此问题时，用的前提假设就是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有关。在此基础上回答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效应表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动力源泉。

二、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一）农、林、牧、渔业产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分析

为了能够论证农产品家庭经营中农民结构调整中的农林牧渔业结构是出于对现金纯收入的追求，所以先比较第一产业不同部门产值对农民纯收入贡献率。选取1990-2008年广西农、林、牧、渔业产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如表1）。

人均纯收入为因变量（Y），以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牧业产值、渔业产值分别为自变量X1、X2、X3、X4，用EVEI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

y=266.3406+0.000248X1+0.000902X2-0.000283X3+0.000961X4

（3.6）（3.8） （2.1） （-2.68）（6.38）

R=0.998059 F=514.2015 DW =2.33

可以看出种植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不高，农业产值每增加1亿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2.48元。林业和渔业对收入的贡献率最高，产值每增加1亿元，人均收入增加9元。所以新的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应该重视林业和渔业的比重。

（二）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影响

上面的相关分析是从绝对数上对二者的相关性分析。下面从农业结构的变化方面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做进一步的讨论。1995-2008年农、林、牧、渔业的产值构成（如表2）：

可以看出种植业的比重是在逐年下降的，2008年达到了最低点，从1990年到2005年大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说明种植业的总体面积在减少。从表中还可以看出，牧业一直显著增长，从1990年到2008年增长了大约10个百分点。林业在2003年以前是小幅减少，03年增长后一直保持在4.9%左右。林业的比重变化不大，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需要调整优化传统的林业结构。而渔业从1990年到2001年一直增长，2001年后开始小幅下降。

此外，2004年到2008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年增幅分别为10.06%、8.21%、11.05%、16.37%和14.46%。对照前面农、林、牧、渔业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出，在农业下降，牧、林业稳步提升的几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着大幅增长的趋势，而且牧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比较大。但到2005年，农业比重上升，林、牧、渔业小幅下降的时候。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陡然下降到8.21%，达到了实施农业结构调整以来的最低点，其增长潜力已经不大。

（三）农、林、牧、渔业对农民收入来源的影响

1995-2008年．农、林、牧、渔业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情况（如表3）：

可以看出农业的收入占到家庭经营收入的50%左右，其主导地位没有动摇。所以对种植业的调整仍然是广西今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近几年来农产品的种植面积是逐年减少的。而农产品的交易规模却是在逐年增加，说明近几年根据市场的需要适当的加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减少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以提高其经济效益。其次就是牧业收入的绝对值也比较大。占到30%-35%，但渔业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所以其比重还应该进一步提高，同时带动林业、渔业的发展。

三、政策和建议

（一）调整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并提高提高农业技术创新和开发能力

加强优质优良农业品种的引进、推广，并加快相关机构的建设。建立完善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体系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培育专门的推广人员，高效率高质量转化科研成果，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运用多手段多渠道加强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支持

通过经济手段，如指定合理的优质优价政策，用价格引导农民搞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以宣传手段为辅，全面详细的引导和扶持农民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同时，拓展多渠道增加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投入，比如国家和集体在资金技术上给予扶持，地方政府要根据扶持扶持重点等。

（三）优化畜牧业生产，提高畜牧业比重

养殖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关键。当前，畜牧业生产方式落后，且投入不足，基础审视薄弱，特别是山区的畜牧业管理不够健全，农民专业技能落后，对主要畜禽品种改良、重大疫病的监控、先进技术的推广缺乏执行力。加大畜牧业富民工程的实施力度，并提高饲料利用率，向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突破，积极推进畜牧业的集约化、产业化经营。

（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各级地方财政要依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增加投入，加大对耕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加强农业科研、农业良种繁育推广、农业技术培训、农产品检验检测、质量标准体系、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稳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五）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立足各地现有产业基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充分发挥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比较优势，选择1、2个对本地区域经济及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大、总体效益好、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建设。根据广西实际，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和设施农业。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六）加强服务引导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特别是涉农部门要及时转变职能，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切实加强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积极做好制定规划、宣传政策、信息引导、典型示范、技术推广、产销衔接等工作和服务。在具体工作中，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充分肯定和保障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高淑桃,赵晓霞,张广博.浅谈新一轮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内涵与对策.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01(3).

[2]李国祥.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5(5):14-17.

[3]梁文华.梅州市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对策.广东农业科学.2006(6).

[4]王萍萍.农民收入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5]李先德.中国农业政策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6]柯炳生.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5(5).

钢结构生产计划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增长，且这种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驱动农业技术进步路径来实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具有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的动态影响，而适度提升农户经营规模则能有效规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的这种边际递减溢出困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的约束机制，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和城市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水平时，才会有效地释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因此，本文指出政府既要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也要注重释放其空间集聚的溢出红利，从而为新时代下农业的高质量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农业高质量增长 面板门槛数据模型 约束机制

〔

一、引言

推动农业高质量增长是新时代下国家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保证农业安全稳定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但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仍面临着资源过度开发、投入品过量使用、产业结构不合理、竞争力薄弱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质量的提升和效率的改善。因此，如何全面促进农业高质量增长，已成为我国有效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完成和不可规避的现实任务。为了加快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增长，政府出台了诸多强农惠农富农的扶持政策，这其中就包括了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农业增长的举措。早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文件就明确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农业产业的多个环节，要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实现更高水平的融合。自此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农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农业部等三部委也联合发布了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试图有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毋庸置疑，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能是破解当前农业发展难题、促进农业高质量增长和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手段，但现有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文献主要聚集于制造业层面，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支农的研究并不多见。从理论上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或者服务功能缺失，会制约农业新技术的广泛推广使用，增加农业产品的安全风险，不利于农业整

*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三变改革’背景下的陕西省农村‘两委’干部激励与制约体系构建”（2018S04）;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陕西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问题研究”（2017P01）

体质量的快速提升。郝爱民：《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的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那么，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支农效果究竟如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推动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对研究新时代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农业高质量增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的溢出问题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理论上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的积极影响。Alesina等指出，伴随着分工，农业内部的一些服务功能会由生产性服务业来组织完成。A. Alesina and D. Rodrik，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2， 1994， pp.465～490.李启平认为，由于农业分工的不断细化，致使服务业能明显促进农业的市场化水平。李启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关联性分析》，《求索》2008年第4期。朱涛发现，生产性服务业能推动农业快速发展，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会拓展农业产业链、增强专业化报酬、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朱涛：《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外溢渠道机理及模型分析》，《中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二是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Reiner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直接投入要素推动了农业增长。K. A. Reinert， “Rural Conform Development： A Trade Theoretic 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4， 1998， pp.1～17.Adams实证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显著推动了土地变革，进而提升了南非的农业生产效率。M.E.Adams，“Agricul-tural Supporting Services for Land Reform，”The Land and Agriculture Policy Centre， no.5， 2011，pp.49～59.郝爱民考察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农业效率提升、农民增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均具有重要作用。郝爱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财贸经济》2011年第7期。魏修建和李思霖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效率，且其积极影响不亚于工业。魏修建、李思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关系研究——基于DEA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經济经纬》2015年第3期。三是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互动关联的考察。潘正和王晓飞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潘正、王晓飞：《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广东为例》，《广东农业科学》2011年第19期。胡铭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发展存在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空间上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胡铭：《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协同发展效应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12期。王耀中和江茜实证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现代化效率之间的相互促进关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东部地区关联效应则较小。王耀中、江茜：《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现代化效率的影响》，《商业研究》2016年第1期。

综上可知，已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但其多基于线性角度考察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增长对农业发展的溢出效应，鲜有文献基于非线性角度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动态异质效应，特别是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农业高质量增长作用规律和约束机制的研究很少。本文的创新在于：有别于现有聚集于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线性关联研究，使用面板门槛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农业高质量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作用路径和调节效应，丰富了生产性服务业支农领域的研究，为通过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打好“政策组合拳”等手段来驱动农业高质量增长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以期为新时代下有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农业高质量增长，以及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二、研究设计

1.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在HansenB.E.Hansen，“Threshold Effect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93，no.2， 1999， pp.345～368.门槛模型基础上，首先构建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数据模型如下：

qgrit=μi+α1psait·I（psaitγ1）+α2psait·I（psait>γ1）+…

+αnpsait·I（psaitγn）+αn+1psait·I（psait>γn）+θxit+εit（1）

式（1）中，qgrit和psait分別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农业高质量增长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变量，psait既为门槛变量，也是核心解释变量，γ表示门槛值;x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工业化、农业结构调整、自然环境等控制变量。I（·）是一个指示函数，当不满足括号内条件时，取值为0，反之取值为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农业高质量增长之间若存在非线性关联，这种动态关联是否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本文拟进一步基于农户经营规模、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城市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角度，揭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中国农业高质量增长。这里分别以上述因素作为门槛变量（qit）构建非线性面板模型，如下：

qgrit=μi+α1psait·I（qitγ1）+α2psait·I（qit>γ1）+…

+αnpsait·I（qitγn）+αn+1psait·I（qit>γn）+θxit+εit（2）

2.变量设计和数据说明

本文以2003-2016年作为研究时段，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另外，西藏、港、澳、台等省区数据缺失较为明显，故从研究样本中予以剔除，最终选取中国内地30个省份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变量设定如下：

（1）被解释变量：农业高质量增长（qgr）。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高质量发展是生产要素投入少、经济社会效益好和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发展，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新型发展，核心途径在于从依赖要素投入的旧动能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力。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是驱动农业效率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来源，也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所在。鉴于此，这里选取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农业的高质量增长水平，遵循传统的农业投入、产出的核算框架，基于产出导向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进行测度，进一步将其分解为农业技术效率变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变化。关于投入产出变量的设定，这里选取农业增加值衡量农业产出，采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从业人员、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药使用量、农业用水量、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等作为投入指标。基于上述指标及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P2.1软件测算可得2003-2016年各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并参照韩海彬和张莉的做法，韩海彬、张莉：《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8期。对测度数据做了变换处理，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psa）。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和支撑，包括物流供应、技术研发、批发零售、金融支持、咨询管理、仓储流通等内容，其与农业发展的关联日益紧密。对于农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本文借鉴郝爱民郝爱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外溢效应和溢出渠道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的做法，将当前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八个细分行业视为农业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别是：①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②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③批发零售业，④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⑦金融业，⑧住宿和餐饮业等。对于psa指标的度量，本文采用区位熵方法进行测度，基本估算模型如下：

psaj=（sj/xj）/（s/x）（3）

式（3）中，s表示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总就业人数，sj表示省份j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xj表示省份j的就业人数，x表示全国层面的总就业人数。

（3）门槛变量。本文除了揭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规律及其门槛特征，还考虑到农户经营规模、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城市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异质影响。上述维度的变量设置如下：①农户经营规模（fars），农户经营规模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农业技术的使用和普及，进而对农业的高质量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这里选取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来衡量农户经营规模;②生产性服务业规模（psc），采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来衡量其规模大小，并对原始的从业人员数据做了对数化处理，该指标越大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越高;③城市化水平（urb），城市化是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城市化进程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但也会导致农业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和转移，这里采用各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④城乡收入差距（gap），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征。

（4）控制变量。为了得到更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因素：①工业化进程（ind），为各省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②农业结构调整（str），为各省份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占播种总面积比重;③农村公里密度（rden），为各省份农村公路与国土面积的比值;④土地利用能力（lanu），各省份的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⑤财政支农力度（sup），为各省份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⑥自然环境（envi），为各省份受災面积占总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农业高质量增长的门槛效应

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发现，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门槛变量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依次通过了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表明使用三重面板门槛数据模型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是较为科学的。另外，本文还采用了以下两种手段进一步验证基本结论的可靠性：一是删除2003年样本，以2004-2016年为研究时段进行稳健性检验1;二是利用去掉平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2。检验结果再次印证了基于三重面板门槛数据模型研究的合理性，而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的检验也得出了与上述较为一致的结论。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不考虑控制变量和考虑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和模型4分别是稳健性检验1和稳健性检验2的估计结果;模型5和模型6分别是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的门槛估计结果。通过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可知：①工业化对农业高质量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合理协调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是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应重点考虑的问题;②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高质量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这可能与国家优先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密切相关;③农村公路密度显著地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增长，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公路密度水平的提升有效提高了农业机械化运行效率和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降低了农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和扩散速度;④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是农业科技投入的重要资金来源，增强政府财政支农力度将明显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增长;⑤土地利用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土地利用能力的提升明显有利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⑥自然环境的恶化会严重制约农业发展，并对农业高质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模型5和模型6的估计结果则表明，上述控制变量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由门槛模型2估计结果可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规律，具体表现为：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低于0.7860时，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第一门槛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支农溢出效果。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位于0.7860与0.8584之间时，影响强度为1.5535且显著，表明在第二门槛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仍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这种积极作用已开始弱化。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位于0.8584与1.1357时，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仍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且这种正向外部性溢出进一步减弱。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超过1.1357的情况下，其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但作用强度相比其他门槛区间将减至最小。因此，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其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显著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进一步计算发现，考察期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平均水平为1.0138，正处于第三门槛区间，新时代下如何克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弱化效果，应予以重点关注。另外，模型1、模型3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均较好地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即本文所得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模型5展示了基于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效果，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小于07999时，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最为显著。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依次超过0.7999、0.8584和11357时，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在持续减弱。即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其对农业技术进步有着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规律，这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模型6展示了基于农业技术效率路径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机制，三个门槛值分别是0.8029、08853和0.9221，在第一、第二和第四门槛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而在第三门槛区间内估计系数为正，估计系数虽均不显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不显著的倒“N”型作用机制，即只有在适度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业技术效率水平。通过作用路径比较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应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约束机制

基于上文实证检验发现，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其对农业高质量增长有着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的作用，为了尝试破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边际效率递减约束，以期从产业集聚视角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的深度融合寻找更好的突破口，这里将进一步基于农户经营规模、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城市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四个维度，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影响可能存在的约束机制。检验发现，上述情形下均应采用三重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由此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农户经营规模门槛值分别为0.4962、0.6481和0.8967。第一门槛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4103，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过低的农业经营规模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作用较为有限;第二门槛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水平开始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且影响力度明显增强;第三门槛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作用在持续增强;第四门槛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强度增至最大。因此，随着农户经营规模门槛区间的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也只有农户经营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才会显著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从实际情况来看，考察期内绝大多数省份农户经营规模水平尚处于第二甚至第一门槛区间内，并不能有效地驱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效应。因此，新时代下，因地制宜地提升农户经营规模，才能有效克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影响的边际递减效应，从而更有利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驱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也符合当前国家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政策实际。

第二，基于生产性服务业规模门槛估计发现：当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小于4.0271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此时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当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位于40271和4.6678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仍具有显著的抑制影响，但这种抑制效果已经开始减弱;当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介于4.6678和5.0071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2959，说明此时的负面影响已明显弱化;当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超过5.0071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明显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增长。不难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规模门槛约束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U”型非线性特征，即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超越一定门槛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才会出现明显的支农溢出现象，而未跨越规模门槛时，其则会负向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但随着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的提升，这种负向调节效应在持续弱化直至扭转。从实际情况来看，考察期内80%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尚处在第四门槛区间外，这预示着新时期我国应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提升，最大限度地驱动农业高质量增长。

第三，在城市化水平门槛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在：当城市化水平低于0.4211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抑制了农业高质量增长;当城市化水平介于0.4211与0.5332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负面效应已明显弱化;当城市化水平位于05332与0.6360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开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城市化水平超越06360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开始显著地驱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增长。由此可见，在城市化水平门槛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U”型作用规律，即只有当城市化水平超过一定门槛条件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才能更显著地促进农业高质量增长。进一步计算发现，考察期内山西、安徽、广西、贵州等19个省份的城市化平均水平还在0.5332以下，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可见，当前城市化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驱动农业高质量增长的效果还比较有限，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来深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应是新时期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

第四，在城乡收入差距水平门槛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亦呈现较为复杂的门槛效应，具体表现在：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低于2.2586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影响;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介于2.2586与2.7104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影响已不显著且强度明显弱化;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扩大至2.7104与3.7169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开始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扩大至超越3.7169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会显著抑制农业高质量增长水平的改善。不难发现，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扩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倒“U”型作用特征，即只有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缩小至一定限度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才能显著地促进农业高质量增长，说明过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会负向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从实际情况来看，考察期内山西、内蒙古、安徽等18个省份的平均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已超越27104，仅天津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位于第一门槛区间。可见，当前我国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严重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果。因此新时代下，政府不能忽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会负向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驱动农业高质量增长的事实，如果忽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反而可能会高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

综上可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约束机制，农户经营规模、生產性服务业规模、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均异质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于农业高质量增长的溢出效应。总体看来，只有农户经营规模、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城市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一定条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溢出红利。从考察期内的实际情况看，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能有效规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边际递减效应，而不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加快推动城市化进程和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当前有效释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农溢出的重要手段，这也为新时代下中国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支农过程中充分注重与提升农户经营规模和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推动城市化进程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重大举措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6年的省级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及其约束机制。主要结论是：（1）入世以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增长，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从作用路径来看，农业技术进步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农溢出效应发挥的主要渠道，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农业技术效率的效果并不明显;（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其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和不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规律;（3）提升农户经营规模能有效规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驱动农业高质量增长的边际递减效应，在农户经营规模约束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则表现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影响具有明显的约束机制，在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城市化因素的调节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均呈现出显著的“U”型规律，而在城乡收入差距约束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则存在倒“U”型特征，只有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和城市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水平时，才会最大限度地驱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影响作用。上述研究结果对我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有机融合，进而推动新时代下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一，注重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其与农业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既要保持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合理扩张，又要科学统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可通过设立合作示范区、产业集群、创新园区等方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效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同时，也要认识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是通过农业技术进步途径来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这表明政府应更加积极地把生产性服务业引入与农业技术研发、革新、升级和扩散等诸多与农业技术进步密切相關的领域，也要尽可能地消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不利影响。

第二，应充分意识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存在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的异质性非线性影响，应有选择性和有针对性地实施阶段性的产业发展和扶持政策，即在生产性服务业支农的不同情形下应体现出产业政策的异质性;同时，全国和不同区域均应结合自身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的实际对产业政策进行适时优化和动态校准，实施阶段性、滚动化的产业政策，处于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省份应尽力规避集聚溢出效果的弱化现象，而处于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省份应积极发挥后发优势，强化生产性服务业支农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真正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如何较好地规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难题，本文发现提升农户经营规模可以有效克服生产性服务业支农过程中存在的边际递减效应的问题。因此，新时期政府应加快推进集体经营、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和合作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要注重适度提升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鼓励引导承包农户采用出租、转包、转让及入股等方式创新土地流转形式，加快农业发展的产业化和机械化进程，不断促进农业发展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尽可能地释放农户经营规模，以提升其对生产性服务业支农溢出的积极影响。

第四，在释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积极作用时，尤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城市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的约束和调节。总体上看来，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水平、积极加快城市化进程，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均是新时代下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支农效果所应重点考虑的问题，如果忽视上述三个维度的约束则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影响效果被高估。因此，不同地区和省份应从以上三个角度出发着力加强保障体系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充分注重与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增长、城市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进行统筹考虑，积极发挥政策组合的叠加效应，进而更加有效地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

作者单位：郝一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征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

钢结构生产计划范文第5篇

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产生的作用

由于受到了经济社会的影响, 使其整体的结构不断地完善与升级, 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 确保其稳定性, 使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在生产的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生产软化系数[2]。软性化的生产, 能够提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 也是现代化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工业企业的数量逐渐增多, 发展的规模逐渐地扩大, 为工业生产增加了服务业, 成为了新的发展动力。提高生产性服务的工作效率, 不仅能够促进工业化的生产, 而且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通常情况下, 服务业产生的作用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来说, 是比较小的, 那么就需要对其不断地改革与优化, 能够在企业的内部发展中, 把部分的服务逐渐地转移到专业服务中, 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形式[3]。在此基础上, 能够有效地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对工业企业原有的服务理念与服务形式的优化与创新, 更加能够促进中小型城市的稳定发展。在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下, 使中小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优越地发展, 为结构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促进地区产业的经济效益。

二、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结构问题

我国对中小城市的划分, 主要是按照按行政等级为标准, 大多数的中小城市主要为地级市, 以此类为, 再进行细化是为县级市。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较, 我国的工业化发展的起步比较晚, 虽然加快了城市化的建设与发展, 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加, 但是质量上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使城市化的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 具有的城市化功能更加的不完善, 造成了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结构的问题。在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 考虑得比较片面, 只是盲目地进行投资, 反复地建设, 不仅加大了项目的资金成本, 而且还无法确保其稳定发展。尤其是在世界发展, 我国的第三产业非常的低, 对于开展新颖的生产性服务业, 更是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是中小城市稳定发展最困扰的问题[1]。与此同时, 在城市化的建设中, 缺乏对水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 加剧了问题的严重化, 如果只是单纯地依靠地区是无法有效地解决, 那么就需要对产业、人口、资源等合理地配置, 拓展出了多样化的解决路径, 一方面, 解决了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其稳定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 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起到了强大的助力, 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三、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策略

首先, 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形势, 自身的发展情况, 综合地分析, 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确了发展的主要目标, 以此为基础, 对中小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详细了解, 把握好创新发展的机会。对服务发展的观念优化、模式创新, 为生产型的服务业起到促进的作用[4]。

其次, 要对中小型城市的产业不断地延伸, 能够与大城市的产业发展向连接, 与其积极地合作, 逐渐地发展成为新的格局。产业范围的延伸, 不仅为中小型企业的服务业发展带到了新的领域中, 而且还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路径, 为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 使经济区域的产业发展更加地完整。再次, 我国对中小型城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高度的重视, 颁发了相关的扶持政策, 加大了投资的力度, 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5]。

最后, 加强对市场发展的有效管理与控制, 为市场竞争的稳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积极地引导民营资本的加入, 使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范围更加地广泛。不仅需要对整体结构及时地调整, 而且还要积极地扩大生产规模, 能够合理地使用运行资金, 在良好的条件、环境下, 促进中小型城市服务业的稳定发展。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还需要引进专业的技术人才, 加强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促进现代化服务也的快速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 促进中小型城市服务业的稳定发展, 是主要的核心工作, 更是与城乡联系主要的沟通渠道, 促进现代化服务业的活力发展, 引进先进的技术与创新型人才, 加强对人才的培养、技术的更新, 能够为中小型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不仅是对传统服务业理念的改变, 更是对经营模式的创新, 能够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 还能够确保服务业的质量与效率, 确保资源的合理使用, 在激烈的市场发展中, 不断地提高竞争力, 为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摘要：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 是以工业企业为主, 能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也需要其自身不断地提升协作能力, 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流通领域中, 不仅交通更加便利, 而且信息传输更加地灵通, 也发挥出了自身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枢纽区域。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加剧了市场的经济形势, 给中小城市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时刻都在面临着被吸空的情况。因此, 要对中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高度的重视, 对整体的结构适当地调整与优化, 促进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 刘胜, 李文秀, 陈秀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J/OL].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9 (03) :43-53[2019-06-21].

[2] 孔令夷, 邢宁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影响的比较研究[J].软科学, 2019 (06) :42-48.

[3] 甘丽君, 莫蝉.浅析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方法以松桃经济开发区服务业集聚区为例[J].商, 2015 (29) :255-256.

[4] 王鹤春, 唐轶文.核心城市边缘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策略[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33 (02) :25-27.

钢结构生产计划范文第6篇

摘 要： 随着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发展，国家已迎来了就业高峰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高职学生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技术等级中低的多，高的少，表面上看职校毕业生最近几年的就业率很高，但是实际上稳定率太低。同时，职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自主创业在我国是市场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与壮大的产物，现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力量与源泉。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提出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倾向的研究模型与假设。

关键词： 创业倾向 高职教育 自主创业

1.研究背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的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加之大学扩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过多而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各种矛盾互相交织，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在增加，职校毕业生的人数增加，就业竞争激烈；职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技术等级中低的多，高的少，加上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攀比心理过重，表面上看职校毕业生最近几年的就业率都能达到95%～98%，但是实际上稳定率太低。同时，就业率注水、非正规就业等问题导致职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呈现隐性滑坡，使就业后失业的毕业生群体加大，隐性的就业矛盾日益尖锐。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当前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随着一系列促进创业政策的出台，创业服务体系逐步形成。

2.创业倾向理论

最近几年在我国创业教育已成为热门话题，对于创业意向、创业倾向方面的研究有很多，但还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为了更好地预测创业意向，在国外的学术界较有影响力的有计划行为理论和创业事件模型及Bird创业意向模型。

（1）计划行为理论是由Icek Ajzen（1988，1991）提出的。Ajzen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百地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 因此，他将TRA予以扩充，增加了一项对自我“行为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的新概念， 从而发展成为新的行为理论研究模式——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在TPB模型中，主要由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产生创业意向，从而导致创业行为。

（2）创业事件模型（Model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vent，SEE）是由Shapero和Sokol在1982年提出的，该模型假设个体的创业意向受需求性认知、可行性认知、行动倾向三个因素影响。“需求性知觉”指的是个体对成立一个公司的前景的吸引程度。“可行性知觉”指的是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成立一个公司的程度。“行动倾向”指的是个体采取行动的意向。

（3）Bird创业意向模型。其是Bird（1988）在将理性和直觉思维作为创业意向的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社会背景和理性、直觉思维在创业意向形成中的交互作用。个体变量：个人经历（如创业经历）、个性特征（如成就动机）、能力（如先进的思想）和社会背景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二者共同组成创业背景。Boyd和Vozikis（1994）引入“自我效能感”对Bird的模型进行修订。提出理性思维通过态度或观念对意向产生影响，而直觉思维则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影响意向。同时，自我效能感调节意向与行为的关系。

3.研究模型的构建

TPB模型主要由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产生创业意向，从而导致创业行为；SEE模型主要有需求性认知、可行性认知、行动倾向三个因素影响；Bird创业意向模型主要涉及个体变量、社会背景因素。本文的研究结合三者的模型研究和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且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把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的因素分为个人特质、创业态度、创业环境三个变量。

（1）个人特质：创业者的人格特征中独立性、合作性、敢为性、克制性、坚韧性、适应性这六种因素对创业活动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由于创业这一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赋予创业能力不同于一般能力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实践性、综合性、创造性，因此本文把个人特质作为直接驱动因素，人格特征与能力特征作为它的次级驱动因素。

（2）创业态度：创业者的创业态度影响着创业倾向，对创业有着清楚的认知并且有良好的社会资源都可以更好地帮助创业者创业。社会资本影响创业者获取创业机会信息和创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而创业者的认知基础和价值判断是创业者对获取的创业机会信息和创业资源的过滤器，影响创业者最终的创业行为。创业认知是指个体对创业的认识与了解，要洞察创业商机，整合已有资源，进行组织和管理，并且明白风险和利润的关系。本文把创业态度作为直接驱动因素，创业认知与社会资本作为它的次级驱动因素。

（3）创业环境：创业环境研究是创业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创业环境是一系列概念的集合体，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影响他们创业的环境因素从社会宏观政策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来分析。社会宏观政策环境支持学生创业，主要表现在：企业注册登记方面，程序简化，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免收登记费、个体工商管理费和各种证书费、优先贷款支持，简化贷款手续，利率优惠等。本文把创业环境作为直接驱动因素，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作为它的次级驱动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将高职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特质、创业态度、创业环境。其中，个人特质包括人格特征、能力特征；创业态度包括创业认知、社会资本；创业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

与研究模型相对应，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高职院校学生所具有的创业者特质与创业倾向正相关。

H1a：人格特征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1b：能力特征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2：高职院校学生的创业态度正影响创业倾向。

H2a：创业认知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2b：社会资本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3：高职院校学生所处的创业环境与创业倾向正相关。

H3a：社会环境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3b：学校环境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3c：家庭环境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相应的函数表达式：创业倾向=F（个体特质，创业态度，创业环境，能力特征，人格特征，社会资本，创业认知，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

4.构造此模型的意义

（1）构造此模型对于研究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指导学生对创业有正确的认识。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格定位，决定了其是国家人才结构链中“产业员人群”，这个“群”涉及广泛，群体庞大，其专业和技能覆盖产业经济的全领域。通过创业，形成新企业、新岗位、新技术在现有经济结构中演绎、孵化、派生、裂变，不断优化整体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高职院校学生创业可以将创业精神、创业实践渗透到经济产业的各个领域，影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占据大学生规模“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仅仅通过“等岗位、靠推荐、要饭碗”，依赖政府、社会、学校、企业解决就业是不能满足就业需求的，创业不足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之一。鼓励大学生积极创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快捷方式”。创业是就业的一种形式，是没有失业的就业。对于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而言，创业是生活之本，是立业之基，是发展之源。

（2）构造此模型有助于学校开展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是培养人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创业技能等各种创业综合素质，并最终使被教育者具有一定的创业能力的教育。创业教育并不等于创建企业的教育。对此，英国人有独特的认识，他们认为，创业是指在混乱无序、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勇于承担责任，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把握机会，高效地整合与利用资源，明智地决策，创造性解决问题，创新并创造价值的过程。创业既指向目标达成，有时又指向“创造性的破坏”。因此，创业首先不能仅仅被当做是一种纯粹的、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活动，而是渗透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创业教育是培养人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创业技能等各种创业综合素质，并最终使被教育者具有一定的创业能力的教育。通过此模型的构造有助于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开展创业教育。这样在学校进行创业教育时不仅要强化创业意识教育、创业品质教育、创业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创业技能教育，教会学生创业。过多的理论教育并不适合高职校学生，要通过案例教学、典型剖析、虚拟演练等学生易于接受、喜于接受的方法，提高教学实效。同时也要通过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虚拟职场与实地职场相结合，拓宽创业教育的渠道。把创业教育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把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提高学生对创业的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帮助学生做好创业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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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丹.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D].硕士，2006.

[4]蒋雁.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构建与实证研究——以温州在校大学生为例[D].浙江工商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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