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生态经济范文

高效生态经济范文第1篇

近两年，吉林省通过建立和实施四个“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有力促进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截至2016年，全省示范推广补贴作业面积450万亩，辐射带动面积800万亩，覆盖全省40多个县（市、区），取得了显著成效。

实施合作社示范引领、农机大户广泛参与、规模化布局的“三位一体”的示范引领机制。按照作业面积首先向农机合作社倾斜安排、作业任务首先向农机专业大户倾斜落实、作业面积相对集中连片实施的要求。突出合作社规模经营作用、农机户助力推进作业和规模经营示范效应，为技术推广创造条件。

实施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农机合作社和大户带动实施的“三位一体”的组织推动机制。政府和农机化部门组织安排布局、合作社示范引领带动、农机大户作业推动，通过补贴激发活力，发挥“农民做农民工作”的事半功倍的推进效果。为全省大面积快速推广、全面铺开提供了原生动力。

实施了耕作技术模式、培训骨干力量、强化宣传引导的“三位一体”的技术保障机制。组织全省承担任务的合作社、农机作业大户和基层技术推广人员，进行集中技术培训。印制“一册一图”万余份，发放到村，广泛宣传保护性耕作与传统耕作的“四大效益”、“四大区别”、“四项技术”，积极营造发展氛围。

高效生态经济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分别对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发展的背景、基础及路径进行了研究。针对恭城县生态农业及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的对策，最终得出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是当今实现生态农业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产业一体化

一、背景：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

生态农业是利用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技术以实现“高产、高质、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现代化农业。在绿色消费正日益成为现代化的消费时尚的今天，生态农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各种弊端，而且还能使农业得到和谐发展。

随着社会进程、生活节奏的加快，旅游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很多传统旅游者已经厌倦了旅途劳顿的传统旅游产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生态旅游产品。其中农业生态旅游得到了旅游者的广泛青睐。1998年国家旅游局推出的“华夏城乡游”主题旅游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使农业生态旅游产品备受关注，并得到了旅游者的认可和喜爱。我国先后出现了一批农业生态旅游项目，较有名的有北京的绵绣大地、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苏州农林双世界、扬州高冥寺观光农园、无锡马山观光农园、山东的枣庄石榴园、吉林净月潭人工林场、海南亚珠庄园、河南周口傻瓜农业园等等。农业生态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产品类型以其优美的生态环境、静谧的田园风光、惬意的乡村情趣并结合丰硕的生态农业成果为向往大自然回归的旅游者提供一个安详的世外桃源。

二、基础：恭城县生态农业及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一）生态农业现状

1、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恭城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桂林市东南部，东与富川瑶族自治县及湖南江永县交界，南与钟山、平乐县毗邻，西接阳朔、灵川县，北临灌阳县，是一个以丘陵地貌为主的山区县。总面积2149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28万亩，其中水田18万亩。全县辖6乡3镇117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27.8万人，其中瑶族人口14.36万人，占总人口的52%，1981年恭城县被列为广西49个“老、少、边、山、穷”县之一。

恭城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为河谷草地、丘陵交错地带。境内海拔100米以上的山峰318个，银殿山为全县最高峰，其主峰海拔1885米。恭城河（茶江）纵贯全县，支流纵横密布。由于四周青山环抱，恭城县内气候温和，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9.7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438毫米。尤其是近些年来，沼气的广泛推广和使用使大量木材得以节省，使县内的树木繁茂，鸟语花香。美丽的自然风光，宜人的气候资源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2、生态农业发展良好，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恭城县的生态农业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保护森林植被、解决农村能源为突破口，通过引导在全县农村推广使用沼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带动了养殖业、种植业的协同发展，最终形成了“养殖-沼气-种植”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同时加强对农业生态技术的应用和无公害水果栽培技术的示范，建成了月柿、柑橙、沙田柚、红花桃4大水果生产基地，并着力优化生态农业产品结构，在生猪品种改良及发展草食动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使恭城的生态农业产业链得以延伸，并且得到了良性循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恭城被人们誉为“春天是花园，夏天是林园，秋天是果园，冬天是公园，一年四季是乐园”。生态农业已经成为恭城实现“三高”农业的重要途径，提高了农业系统自我维持能力及其生态稳定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虽然恭城县生态农业发展良好，但是其内部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仍不容忽视，如名优产品品种较少、科技含量不高、销售渠道不畅等诸多制约因素，恭城生态农业若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产业结构调整、理顺销售渠道、提高科技含量等方面大做文章。

（二）生态旅游产业现状

1、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极具特色的“恭城生态农业模式”不仅使恭城县取得了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而且极大地带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恭城利用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谐的生态环境，并结合生态农业的成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使旅游业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

恭城人民凭借其独特的生态农业建设成果，加大宣传力度，围绕着“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月柿之乡”、“中国椪柑之乡”、“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金字招牌开发新的旅游产品，以生态农业成果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旅游在全县得以蓬勃发展。这种与传统旅游业形成鲜明对比的生态旅游产业，以其静谧的田园风光吸引着众多旅游者的到来。据恭城县文化旅游局统计，1999年以前，旅游者人数非常有限，每年到该县旅游的人数不足4万人次，自2000年开发农业生态旅游以来，旅游者人数大幅增加，2002年达27.0万人次，旅游社会总收入达1207万元；2003年游客人数进一步上升到50.4万人次，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2800万元。2004年该县又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桃花节”和“月柿节”。据统计，2004年仅桃花节、月柿节、关公文化节等3个节庆接待区内外游客40多万人次，旅游社会收入达2000多万元。在该县的生态旅游发展中，成就斐然。西岭乡大岭山桃花园、红岩新村声名远播，享誉海内外。

2、生态旅游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在恭城县生态旅游产业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中，仍旧有一些瓶颈问题需要妥善解决。首先是资金短缺，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时常是捉襟见肘，开发过程中的后续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地解决。其次是在旅游人才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储备不足，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使旅游服务水平总在低水平状态徘徊。再次，旅游产品过于单调，目前恭城的生态旅游产品多停留在观赏层次上，反映生态农业内涵的旅游产品并不多见，旅游产品的类型的单一性已经制约了恭城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业的积极性，不利于生态旅游产业与生态农业的协同发展。

为了使生态旅游产业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使上述的瓶颈问题得以解决。在资金问题方面，可以采用多种融资渠道，鼓励农民入股，参与旅游产业的投资，给农民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群策群力地致力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旅游人才方面，关键是加大对当地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同时努力引进一部分知识型人才，从而提高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和服务水平；在旅游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上，要打造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将恭城县的生态农业旅游与桂林的旅游形成优势互补，同时要加大促销力度，使恭城的生态农业旅游走出广西，走向世界。

三、路径：恭城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互为资源。生态农业是生态旅游的自然基础和现实保证，生态旅游为生态农业带来广阔的市场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契机。因此，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成为二者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实施品牌化战略，打造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产业的一体化的区域品牌战略

在现代贸易中，有知名度的品牌产品会争夺到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实施品牌战略，是推动恭城农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对“三高”农业的影响重大。因此，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树立独树一帜的农业品牌，是抢占市场，提高农业经营收益，获得高额市场回报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树立自己独特的品牌，领跑整个恭城的经济。如何利用恭城的生态农业资源来打造生态旅游品牌成为品牌战略的重中之重。

（二）科学规划，建立完善的旅游产业与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

将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体系进行全面规划和科学设计，将“三高”农业融入旅游体系中，形成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一条可“循环”及资源共享的一体化产业链。与此同时，将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作为一个区域的发展定位，不能只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业产业成果来支撑，必须开发出一系列的生态旅游产品和配套服务，形成一个具有区域特色的旅游体系。

（三）加快培育生态农业龙头企业，寻求农业、旅游业的合作伙伴

农业品牌的竞争，绝非仅仅停留在初级产品的销售市场上，更多地体现于农业产品加工的角逐中。同时，在对恭城优化调整产品结构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把农产品加工列入其中。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也为农业产品打响品牌战略提供了便利。

（四）努力培育地方农民经纪人，生态农业协会等组织

农业经济人和生态农业协会等合作组织可以通过协作分工、信息互通、联合经营、信息互补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有效地架设市场和农民之间的经济桥梁，通过降低农民各自的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进而实现规模经济，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发展民俗生态旅游

恭城县瑶族人口众多，民俗风情与众不同。恭城在开发民族生态旅游时，应注意设计出合理的旅游线路，可以让游客边品尝油茶百年，边欣赏歌舞，在乡土的气氛中感受瑶族的古韵今情。瑶族有多彩多姿的民间舞蹈，瑶族同胞喜欢用歌舞的形式来传情达意。18种舞蹈精彩纷呈，其中以长鼓舞和师公舞最为盛行，浓墨重彩的推出瑶族风情，突出展现恭城县的真实感、原始感和淳朴感。

四、结束语

在绿色消费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恭城县以其独特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可见，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产业一体化的战略选择是必然的。随着二者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产业必定会相互促进，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萍.我国生态农业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咸宁学院学报,2006(5).

2、粟维斌,李肇荣.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开发中的问题与对策[J].广西科学院学报,2006(1).

3、何秋婵,刘桂高,杨月兰.恭城生态农业建设与效益[J].广西农学报,2002(5).

4、谢雨萍.“恭城模式”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启示[J].社会科学家,2005(4).

＊本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桂北地区生态农业科普旅游开发示范”（桂科攻0632008-3），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lzx2006-2)。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作者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高效生态经济范文第3篇

2、要进一步加大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主要是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和技术扶持力度。要针对地方优势产业，出台地方性的倾斜政策，加大对绿色生态农业产业的扶持力度，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提升特色农产品的比较经济效益，确保生产不受影响。要进一步加大技术扶持力度。发展生态农业是我市农业生产的全新课题，经验不足，农业主管部门及相关科研院所要派出专家到农民个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和农业龙头企业，加强培训指导。

3、要进一步加大绿色生态农业品牌的创建力度。目前，虽然我们具有地域优势的特色农业产业及产品，但农业品牌建设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要进一步加大农业品牌建设力度，按照“整合特色农产品品牌，支持做大做强名牌产品”和“保护农产品知名品牌”的要求，支持特色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要积极鼓励标准化基地和示范区产品申报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申报国家名牌农产品、著名商标、驰名商标等有利于绿色(有机)食品品牌化的行为。要以组织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为方向，扶大扶强，加快生态农业产业化进程，提升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

4、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和农田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力度。要全面推广种植绿肥、测土配方施肥、植保绿色防控等技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综合措施，改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大力推进生态农户、生态自然村的建设速度，尽快实施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全覆盖，切实做好工厂

高效生态经济范文第4篇

卢梭说过:教育必须顺着自然也就是顺其天性而为,否则必然产生本性断伤的结果。所以,在现代教育中,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同样取决于环境的作用。其中, 课堂教学对学生的作用主要是靠课堂环境来影响。课堂教学是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有效学习活动过程。要实现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有效学习乃至于高效,就需要我们建设生态课堂教学,增强课堂教学的高效发展,注重创造持续有效的学习性课堂氛围,营造健康、和谐、安全、温馨的宽松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这个环境中要想、要说、要做,敢想、敢说、敢做,有想、有说、有做,会想、会说、会做,乐想、乐说、乐做,在思考、讨论、活动的过程中主动学习、学会学习、善于学习、乐于学习,形成良性循环,促成课堂教学的有机生成,从而实现有效学习,形成高效课堂。

那么,如何实现物理课堂教学的生态发展呢?通过新课程理论的学习、思考,以及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感悟,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1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

教育必须首先铸就学生这种积极主动的主人翁精神, 养成遇事积极主动的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来尝试、锻炼、养成这种主人意识,教师要从课堂主宰的位置退下来,由课堂教学权威的主导者,重新定位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促进者、指导者、服务者,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人,把学生的有效学习活动推向课堂的最亮点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物理实验教科书》的编写是非常贴近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的,其中很多内容都来自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是很有发言权和发言欲望的, 有些教学内容甚至可以尝试让学生自己来组织学习,例如:《光的直线传播》一节的教学中,分析影子的成因、日食、月食的形成原理、彩虹成因的物理原理、小孔成像的原理等现象;还有学习《眼睛和眼镜》一节中,了解远视眼和近视眼的成因,只要教师肯放手,适当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教师要有换位思考意识,在规定的课程目标范围内,“教”要为学生的“学”而创设,教师要为学生营造要想、要说、要做的课堂氛围。课堂上如果学生按着你的设计意图去想了、敢说了、能做了,那么这节课的教学自然就有效果,学习成效也就高了。

2课堂教学的空间让位于学生

课堂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生的有效学习, 教师应该最大限度地将课堂时间留给学生进行讨论、活动、思考。例如,在《杠杆》一节的教学中,对杠杆的分类教师可以在课前将需要做的探究实验让学生自行设计完成, 课堂时间安排各组代表交流演示、汇总评判,教师仅起组织、释疑、服务等作用。总之,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讨论、活动,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搭建更大的舞台或时空。让学生活起来, 主动学起来,教与学和谐了,师生关系和谐了,课堂效率焉有不高之理。

3教学设计贴近学生学习、生活

在课堂学习内容安排上,要适合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情趣状态。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通过观察、交谈、活动等,了解大多数乃至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不同层次的学习内容,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在课程资源的整合上, 要回归学生的生活实际,除了充分利用好学校的课程资源外,更要善于利用好来自学生生活的课程资源, 更多地探讨、研究来自学生生活实际的问题, 具体表现就是提出问题。怎样才能让学生提出问题,必须让他们遇到困惑,心理上产生适当的焦虑。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恰当的实验巧妙设置悬念,激起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欲望,鼓励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向更深层次探索。让每个学生尽量寻找到自己意愿和兴趣所在的问题来进行探究思考。例如:在学习《液体压强》时,为使学生深刻认识的液体内部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作用, 可借助男生游泳的体验或者是拦水大坝的梯形设计进行设课,让学生结合物理知识进行分析说理。了解《大气压强》在生活中的应用及有关现象时, 笔者就放手让学生四人小组交流收集生活中见到的自然现象或应用案例, 先在组内进行分析说理、归纳整理后,再由代表发言,这个环节里其他小组还可以反驳或补充,使最后得出的结论禁得起推敲和考察,同时本节课的知识重点已经生成,学生也很好地理解掌握和记忆了。在安排课时时,教师要注意观察学生当前的情趣状态,结合当前的物质环境和学生的心理环境,统筹兼顾,灵活调整学习计划和目标,尽量安排学生当前情趣指向的课时内容。例如初二物理的第四章《物态变化》的学习,我们不妨就把它调整到深秋初冬季节去学习,那么对学习凝固、液化、凝华等现象时,就有很好的实例为证。“润物无声”,只要教师都做有心人,就会找到一些生活细节,来很好地衔接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高效生态经济范文第5篇

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一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研究视角为如何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为促进人的社会行为成为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从七个方面来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要求：领会、贯彻国家推进生态经济发展的方针路线；分析生态取向发展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确立发展目标；构建管理系统；培育社会机制；传播思想理念；倡导新型个人行为。以人为本、生态约束、追求和谐、社会调节、崇尚知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特点。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

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建立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将生态经济理论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结合，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形态。这一宏大的理论工程，在刘思华教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本专著中，已经奠定了充实的基础。当这一社会科学的新路开通之后，接下来的发展研究（参照自然科学的惯例）应该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继续前进，在应用研究领域中开创局面，在技术研究领域积累、集成。于是，有志于发展、实践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士，将从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在理论上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二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三是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付诸实际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分别对上述三方面的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在理论上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两条研究路线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科学发展观来论述。有关研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时指出：生态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发展问题，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体的历史进程中来考虑。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绝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任务。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认识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挖掘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二是从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研究。生态文明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变革现实的社会关系，确立新的全球伦理价值观、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1]。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态三个系统的共同目标，涵盖着竞生、共生、自生三类机制的协调，体现了硬件（科学、技术、资源、资金）、软件（体制、规划、组织、管理）、心件（思想、伦理、认知、信仰）三方面手段的共赢。追求可持续发展与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与发展注入了全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二）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有一个研究方向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包含着一系列引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实现，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维护生态”的宣传教育来达到，而需要在人们的整个社会行为中走向更高的文明。只有探讨理论中所含价值规范的实施可行性与应用途径，才能做到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而这样的可行性与应用途径，是在应用研究中解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就是这个领域应用研究的方向。

为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题，就是依据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阐述其实践要求，将价值规范体系转化为简明的社会行为准则，寻求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

我国实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正是从基本的社会发展方向上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还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生态经济领域主要涉及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利益与认识上的障碍，涉及到人们深层次的社会观念问题。克服这些障碍与改变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同等的价值。从理论上概括各种为克服利益与认识障碍、改进社会行为的努力，都体现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

（三）在对策上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付诸实际，有一个行动方向

这个行动方向，就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经应用研究的概括之后，再回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较为具体的建议。人们所能提出的对策建议，无非是上述两类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思想引导，或者针对现实问题以创新思维提出新颖方案，在实际中试验；或者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形成可操作的措施。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视角

可以说，当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社会行为问题。社会行为主要出现在“四生”领域，即生产、生活、生态、生育。由于生态（在狭义上）的社会行为主要依靠环境科学来研究，生育的社会行为主要依靠人口科学来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就只探讨主要依靠经济科学的生产、生活领域的社会行为。

在生产、生活两大领域，落实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归结于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社会生产与生活是人的主要社会实践，人们社会行为的改进是由生产发展与生活方式更新的实践推动的，这是一个客观趋势发展与主观努力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样的大课题，是需要学术理论界长期研究探索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大量社会行为都是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在国际上，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西方资产阶级很清楚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而他们通过经济国际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外转移生态代价。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所见到的也是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因此，不能把否定市场经济当作塑造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制度前提。但通过人的社会行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进行调节，确实是不可忽略的[2]。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种调节，必定有资本主义制度调节所没有的独特之处。科学发展观正是这种调节的指导思想。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传导到社会实践中，需要有相应的社会行为起中介作用。

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塑造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引擎，也与建立生态文明息息相关。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业文明孕育了社会群体和个体对于物质财富的消费方式，这种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作为从贫穷中走过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榜样。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不能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消费目标。尽管我们这一“追求”的时间较短暂，但是反思这种物质财富消费方式，探索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对于许多社会群体来说，这是超前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不可延误了。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践要求的发生领域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在社会生产与消费生活中，如何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要求来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社会行为成为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客观发展趋势与主观努力的统一方面揭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为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从如下领域来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

（一）领会、贯彻党和政府相关的方针路线、战略与策略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固然受到国际上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启发，但主要还是国内生态取向发展实践的不断深化。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在推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进程中，陆续出台一系列标志性决策，主要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发展低碳经济等。这些生态取向的发展实践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概括，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实践基础。同时，所有领会、贯彻这些决策的实际行动，都体现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当然，这方面的实践行为并不简单地通过照章办事来完成，这是包括观念更新、认识提高、政策及方针制定、法律规章配套、规划计划贯彻、相关建设实施的系统工程[3]。

（二）从理论上分析生态取向发展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

实践中的应用理论问题，总体上可概括为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懂得历史发展要螺旋式上升，人类对社会经济发展要进行高度自觉的调节；展望未来，大趋势是进入生态社会，建设生态社会是我们应有的前景。纵观社会现实，我们深感创建生态文明的理想与人们因循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需要探索在理想与价值规范引领下改变现实的可行性，即论证生态经济的社会行为的可行性。我们要发展既能说服自己、又能说服别人的有关对人、自然与社会进行调节的思想。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建立直接的理论前提。

我们更要直接分析经济发展的现实与生态经济的价值规范之间的矛盾，揭示实践行为难以实现的重要根源。当前，理论上总共需要分析四个矛盾：1.中国追求经济发展成效与履行世界环保责任的矛盾。2.中国经济发展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生活水平与实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社会行为的矛盾。3.中国开展工业化所处阶段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矛盾。4.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与打造生态型经济发展机制的矛盾。解决上述矛盾的认识前提，首先在于正视这些矛盾，进而正确认识与评价这四对矛盾中各自矛盾的两个侧面，确立平衡的正确思路，努力锻造有利于双赢的手段。

（三）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

人们必须根据生态经济的规范来调整发展目标，目标端正将影响一系列的社会行为合理。对于一直使用的发展目标，要用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理论来重新评价，该放弃的就要放弃，该构建的就要构建。中国应当调整现代化目标，注重发展的综合效益。以GDP作为发展目标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应当放弃，并选择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标来代替。综合发展指标要包含经济、生态、社会三个系统的发展成果与综合成本。为此，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统一起来计量、评估与统筹安排。在国内发展中，要科学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经济循环纳入自然循环中，以产业与技术的升级为前提来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生态价值非减条件下的经济价值增加。在国际发展中，要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关系，对外开放中坚持生态维护的原则。这些都是发展目标新的着眼点。

（四）构建合理的管理系统

宏观经济领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重要的实践行为。国民经济管理中如何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有以下突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1.实施绿色GDP核算。绿色GDP 核算的全称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它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基础上，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了这样的核算体系，不仅能够比较科学地衡量国家与各地真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还能为抵制、消除掠夺自然资源与环境资产的经济增长行为提供依据。这项管理行为，不应由于核算方法暂时不完善、利益集团反对而取消，而应当坚持推行。2.按生态文明要求规划国家建设，包括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城市建设及其协调发展问题。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镇乡协调面临两个结合：一是把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相结合。二是把工业文明视角下的城乡公平发展与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协调发展相结合。3.产业因素影响下的主体功能区划分问题。国家进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以不同区域的经济、生态条件为依据，对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城市化与各类产业发展的分布作出限制性安排。这样的主体功能区划必须要有一个生态型产业政策来支撑。4.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体制改革问题。由于这类职能牵涉到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依靠关门式的环保审批已经无法使政府有效履行环保职能，构建有公众参与决策、各种社会监督与法治保障的综合体制势在必行[4]。

（五）培育有效的社会机制

社会领域中的机制，是指一种社会行为导致另一种社会行为的制度安排与建设安排。培育有效的社会机制来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面临多种社会经济课题。比如：如何使农民克服短期逐利行为，自觉实施集约型的、符合生态要求的农业生产方式；如何使生态化经营成为企业自觉的经营战略选择；如何提高旅游生态化程度并让人们接受；如何构建应对生态灾难与环境风险的社会保险机制；如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如何创造物种保护的社会条件；通过哪些途径培育生态文明的社会观念；如何发动与引导环保社会力量等等。这些方面，要有不断的问题探究、对策研究、工作总结、经验交流、方案试验。

（六）传播进步的思想理念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景已经由理论界指出，而作为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离不开社会主体——人的社会行为。新的行为来自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反映新的社会文明。现有人类的社会行为多半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其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制度所联系的利益结构所致。但引领社会行为的思想观念也是重要的。社会进步的一个突出表现，应当是观念的进步。没有观念的更新，就没有许多新型的社会行为。当先进的理念出现时，就应当得到传播[5]。社会文明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临近，为进步思想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现有的文化形式如理论研究、科学普及、新闻、宣传、文艺、教育、考核、网络等，都能成为新理念的传播工具。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我们要使社会价值标准向生态文明靠拢，当新文明形态替代旧文明形态之际，确实要有这样一次“世纪大传教”。

（七）倡导新型的个人行为

社会观念与个人行为是有差距的，个人行为可能超越、也可能滞后于得到普及的社会观念。社会观念支配与制约着个人行为，但滞后的个人行为不断蔓延，将破坏现存的社会观念；而超前的个人行为不断推广，将推进现存的社会观念。当生态文明为社会呼唤时，生态文明的道德意识成为更新的道德规范，这就需要一方面弘扬这方面的道德意识，一方面倡导体现生态道德意识的个人修养。在这方面，第一步是让社会鼓励个人注重与加强这类修养，第二步是让符合生态道德意识的个人行为逐渐从依靠道德修养支撑转变为社会习惯。当社会成员都由“经济人”、“社会人”向“生态人”转变的时候，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就得到很强的贯彻，从而完成了实践行为的进程。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特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的实践要求，就是在新的领域、新的条件下，探索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行为的指导。这里说的新的领域，是生态经济领域；新的条件，是人类面临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选择。而作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它作为指导思想，就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建设基准，对更新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提供了思想动力，对社会和人生的理念提供了价值规范。

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属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现阶段我国更新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是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进行的。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而生态文明与其他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宏大的道理要从人的主要社会实践的系统性来理解。为此，这一实践必定超出纯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站在马克思主义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立场和角度上，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我们将以人为本、生态约束、追求和谐、社会调节、崇尚知识概括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实践特点。这些特点的内容概括来说是：1.任何社会发展举措，都要以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具备提升社会成员健康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需要的作用，不应偏离这个目的[6]。2.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力限度，人的各种福利追求要符合科学指明的生态标准。3.社会发展涉及到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必然面临多种矛盾，要在客观矛盾中追求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大和谐有内在联系。和谐不是消除矛盾，强行消除矛盾只能引起更坏的矛盾，和谐是使矛盾的对立双方受到科学的调节，处于平衡状态。4.社会发展是客观世界多种合力的结果，是客观规律作用的表现。人是能够通过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来获得理想规范的，也是能够通过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来引导社会发展的。从部分人的先进意识到社会共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否认这个过程，一切“顺其自然”，在改变现实状况上无能为力，是不可取的。5.获得理想规范与正确开展行动，都是一个知识积累与知识应用积累的过程。为使这一过程顺利和有效，人们应当善于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善于按照理性认识而不是跟着感觉来办事。

上述实践特点集中体现在经济生活中，人的社会行为的改进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中、为寻求解决矛盾的出路而发生的。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分析经济发展的现实与生态经济的价值规范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探寻改进人的社会行为的客观依据与实施途径。尽可能以“正视客观矛盾—依托主观调节—预测情况变化”为基本研究逻辑，将人们的社会行为如何符合生态经济规范要求这一重大难题的解答提到学术领域上来。这就是本文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初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刘思华. 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纲[ J ]. 理论月刊, 2006（2）： 21-23.

[2] 郇庆治.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 [ J ]. 江汉论坛，2009（6）：11-19.

[3] 诸大建. 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6-27, 81-91.

[4] 郇庆治.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环境政治［DB/OL］. http：//user.qzone.qq.com/622007836/blog/1194164409.

[5] 叶红. 怎样认识生态伦理及其教育[N]. 中国环境报，2009-01-13.

[6] 李欣广. 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文明 [ J ]. 改革与战略, 2010（1）：1-4.

责任编辑莫仲宁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t Economics

——A research of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t economics

LI Xin-guang

(Guangxi UniversityNaningGuangxi530004)

高效生态经济范文第6篇

［摘要］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最终应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

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１］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Ａ·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２］”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３］。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１９８４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４］。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５］”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６］”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７］。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８］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９］。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１０］。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性行为。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性行为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１］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煤炭问题．

［２］余谋昌，王兴成．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地球村工程”［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任永堂．人类文化的绿色革命［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１．

［４］Ａｎｄｒｅ Ｇｏｒｚ．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Ｊ］．Ｓｏｕｔｈ Ｅｎ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５）．

［５］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于冰沁，王向荣．浅析古文明的兴衰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Ｊ］．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９）

［８］科斯．社会成本问题［Ｊ］．法律与经济学杂志，１９６０，（３）．

［９］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０］伯特·Ｄ·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责任编辑 姚黎君彭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