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自我鉴定范文

法官自我鉴定范文第1篇

2011年06月01日

法官巧调解

双方化干戈

鸡泽法院成功调解刑附民案件中民事赔偿部分

日前，鸡泽法院本着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原则，成功调解了一起长达六年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部分，也使被告人刘某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得到了互相谅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刘某是鸡泽县人，只因刘某的父亲曾经与王某打官司败诉，导致刘某对王某心怀不满，2004年6月3日，刘某酒后与王某发生争执，用随身携带的刀子将王某腹部捅伤造成重伤，后刘某一直在逃长达六年之久，2010年4月4日刘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在案件民事部分调解过程中，鸡泽法院主办法官一方面安抚王某的情绪，缓解刘某在案发后长时间在逃给其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给刘某做必要的释法解释，让其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通过一次次的努力，刘某认识到了自

1 己酒后一时冲动的行为给王某带来的伤害，有悔罪表现，希望可以尽自己所能来进行弥补。而王某在主办法官一次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调解工作后，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最终，在该院的主持调解下，被告人刘某表示愿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王某各项损失共计50000元，得到了被害人王某的谅解。

编校：郝树楷 李素卿 鸡泽县人民法院 二O一一年六月一日

(共印20份)

法官自我鉴定范文第2篇

摘 要：吸引并留住高层次专业人才是各级法院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当前我国法院的人才招录制度面临诸多困境。要提高法院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法院务必科学规划，完善人才招录与流动制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有效性，强化法院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和机关文化建设，完善司法管理机制，并在建构科学规范的司法管理体制方面完善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

关 键 词：法院；人力资源；人才招录；司法管理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赵冰（1977—），男，山东济南人，青岛大学商学院2012级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法官，研究方向为司法管理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法社会学。

基层法院管理机制构建的基础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从这个角度分析，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基层法院各项管理工作的关键点，同时也是影响法院审判与执行职能有效发挥的支撑性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基层法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审判执行工作的实际需要，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障碍。本文从法院人才招录制度与人力资本成本收益视角探究此问题。

一、法院人才招录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第一，受固有政策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专业人才基本数量不足。按照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目前全国3133个基层人民法院共有法官148555名，占全国法官总数的76.33%，然而，一线法官只有91099名，仅占全国法官总数的46.8% 。在一线法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基层法院依法审结的各类案件超过全国法院审结案件总数的80%。[1]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环境逐步复杂化，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基层法院固有的人才队伍数量已不能适应目前法院办案工作的实际需求，导致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日渐突出。不少基层法院由于编制所限，出现了多年不招录新干警、新法官的情况，甚至出现了明显的法官年龄断层问题。与此同时，基于固有政策及现实客观环境等因素，一些非专业人士则通过组织安排或调动进入法院，占用了有限的编制名额，加上历史遗留的人员超编问题，更延缓了法院招录优秀法律专业人才的进度。这种人才招录制度必然会产生很大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选择风险、人职匹配风险和流动摩擦风险等。[2]

第二，综合水平较高的法律专业人才奇缺且流失严重。从法院人才队伍的学历水平角度分析可见，基层法官中拥有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学历的数量较少。从法官的专业背景来看， 城市基层法院法官具有法学本科学历（指第一学历）的为38.6%，而农村地区的基层法院只有10 .5%。[3]以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为例，虽然“该院政法专项编制数为全市基层法院最少，但该院近年来不仅人才流失严重并在人员补充上陷入困境，且流失人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高学历化态势。2008年至今，该院流失在编干警9名，其中法官6名，这批人员平均年龄33岁，且三分之二人员具有法律硕士以上学位。人才流失的主要方向是党政机关和上级法院，其中7人转任江东区其他机关公务员，1人被遴选至市中院，1人被选调至重庆地区法院任职。”[4]多数在岗一线法官则是通过函授、电大、自学考试等在职教育取得较高层次的学历，大多未接受过较为正规、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教育，理论功底相对薄弱；同时由于基层法院的法官人均案件数量多，工作压力大，大多数人很难有充足的时间来学习补充专业知识和提高业务技能。

第三，法院招录政策基本要求较高，但法官的职级待遇相对较低。法官是被赋予国家审判权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所以《法官法》要求的入职门槛比较高，其必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再经过严格的公务员考试，有时还要求有法律专业实际工作经历等。目前，我国《法官法》虽然对法官工资制定了特殊性的规定（如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但实践中，我国法官的工资标准一直是参照公务员工资体系执行，地区津贴、保险及福利待遇并未兑现。[5]甚至作为法院核心人才的法官工资明显低于作为审判辅助人员的法警工资。类似情况不仅影响了法官工作的积极性，也导致了不少有审判资格的法律专业人才流向审判辅助岗位或直接离开司法系统。

第四，法院人才招录多受制于属地人事部门。虽然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司法的相对独立体制，但在实际客观环境中，很多地方的党委、政府经常会习惯性地将法院视为政府的工作部门，甚至某些党政领导直接对法院的具体工作做出指示。同时，法院的人、财、物特别是人事权大多受制于地方，不仅如此，法院各种类型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还时常受到各种干预，不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社会公众指责的对象，与行政权、公众权、新闻权等相比较，司法权威则无从谈起。

第五，当前基层法院人才流失问题严重。据山东省日照法院对法官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被问及“若有机会，你将选择到何处发展”时，超过80%的被调查者选择到上级法院、党政部门或国有大集团公司发展。[6]据调查，不少通过司法考试的青年法官基于职级晋升难、福利收入少、工作压力大等诸多原因选择了重新就业，特别是向东部地区、高收入高福利的行业、工作环境舒适的机关流动，导致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法院专业人才队伍更加匮乏，使得案多人少的基层法院日益“雪上加霜”。许多地方规定的离岗待退年龄也迫使大批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提前离开审判工作岗位，造成审判力量严重不足。[7]许多基层法官不愿办案，主动申请调整到综合部门；许多基层法院的新招入人员在参加工作后不久就纷纷考取研究生或者调入其他部门，有的在取得司法资格后转而从事律师行业。[8]很多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法官基于种种原因对于目前的职业选择缺乏热情和神圣的使命感。对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中，连续几年来均提到要妥善解决法院人才流失问题，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机制。[9]

二、法院人力资本成本收益与投资风险

司法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及有效运用是提升法官职业化水平、提高司法能力，进而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正的关键，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亟待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10]然而，在我国特殊的司法机制下，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法院人力资本成本收益失衡与投资风险过大的后果。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各级法院在司法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机制性问题。

如何正确分析我国法院人力资本成本收益与投资风险面临的问题及成因，进而寻求构建我国司法管理机制的举措，对于实现我国法院司法能力与司法公正的均衡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综观全球每一角落不难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里。[11]美国著名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先生曾言：“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浪费是不道德的行为”（波斯纳，1997）。 众所周知，我们所处的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在包括法官、检察官、法学家、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才队伍中，我们必须审慎对待法院人力资本问题，避免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司法管理机制的构建特别是法院人力资源的投资与收益问题乃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人力资本的高收益与低投资风险不仅意味着有效利用、充分发掘优秀人才的价值，尽量规避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性问题导致的风险，更应特别注意到机制的合理构建与长期规划，而这正是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纳入司法运行机制的核心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5年，除调动和退休外，中国各级法院共有1.4万余人离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仅2008年至2010年期间，全国基层法院共流失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8781人。”[12]在这有限的数据中，我们或许看不出我国法院人力资本收益较低，成本与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但在西部偏远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法院，法律人才不断缩减，与之相对的是许多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入门无望。有学者在大别山区的某国家级贫困县调研时发现，2000年以来，该县法院102名法官中因考上研究生离开法院的有6人，辞职做律师的有5人，考入上级法院或者到其他地区法院工作的有4人，7年之内法官的流失率为14.7%，而这几年新进法院的只有4人。[13]另据统计，山东法院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法官仅为1401人，占基层法官总数的13.19%；而46周岁以上的法官为4521人，占基层法官总数的42.57%。[14]据统计，2008-2011年，烟台基层法院共调出人员72人，均为各法院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同期调入法院的人员为129人，但通过司法考试的仅为48人，人力资源“入”不“敷”出，这种情况很具有代表性。[15]

三、强化法院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强化法院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前提是提高法院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因此，法院应科学规划，完善人才招录与流动制度，避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低效性，强化法院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和机关文化建设，完善司法管理机制。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应针对我国法院工作性质和我国法院公职人员的职业特征，比较我国法院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与我国公务员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相同点和不同点，[16]建立适合基层法院实际情况的绩效管理体系。

第二，应审慎对待我国各级法院的人力资源考核制度和目标。客观性、真实性和实效性是法院人力资源管理和岗位目标考核的基本要求，所以，应针对实践中法院人力资源目标管理考核的具体状况，强化考核的实效性。具体来讲，应特别注重运用人力资源考核管理的实践效能，提高各级法院法律人才的投资收益和人力资本总体效益；调动法院法律专业骨干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终实现提升我国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目标。

第三，建立规范的法院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于1954年在其名著《管理实践》中最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它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了一种将组织的整体目标转换为组织单位和每个成员目标的有效的方式。[18]法院也有必要建立规范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考核目标，切实规范人力资源目标管理考核机制。在具体实施中，要动态掌握并调控法院人力资源目标管理机制，实现实质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高收益与人力资本低投资风险的目的。和谐与创新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因此，完善法院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创造具有应用价值的法院人力资源目标管理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四，建立科学规范的司法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基层法院均承担着艰巨的审判执行工作任务，基层法院短缺的人力资源储备和数量庞大的待办案件如何协调，决定着法院是否能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并确保司法管理体制高效顺畅运转。但当前基层法院的内部机构只增不减，不少部门的职权互相交叉重叠、运作不畅，致使基层法院的人力资源收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必须对基层法院的立案、审监、审判执行和行政部门进行资源优化，以确保司法资源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收益的最优化。具体来讲：一要全面调整基层法院诉讼体系结构，奠定坚实的司法工作基础；二要科学配置使用司法资源，全面提高基层法院的审判执行成本收益；三要精简行政综合部门，调整充实一线审执力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按此要求建构起来的司法体制，将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基层法院的人力资源问题。

综上所述，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人力资本低收益与高投资风险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司法管理机制存在的如下障碍：司法管理不规范和法官地位不明晰。司法管理机制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构建必须有明确的总体思路和制度设计，可以通过党的领导，由上而下，自内向外地推进；可以逐步将地方法院的各项人事任免权收归中央，由国家按期拨付各级法院的经费；可以将司法系统的业务管理与行政管理相分离。另外，要审慎处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除上诉审与再审以外的其他业务指导，注重强化法官在审判中的独立地位、权利和责任，针对基层法院的例行审委会和案件汇报制度要逐步精简规范，对除最高人民法院以外的各级法院要逐步弱化业务指导地位；优化法官队伍，建立规范的法官选拔制度、考核制度、培训制度以及奖惩制度，逐步提高法官在司法系统内和社会中的地位并给予一定的经济保障。

【参考文献】

[1][3][13]胡志斌.合理配置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的探讨[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4）：36.

[2]李福华.高等学校人才引进政策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01）：93.

[4]吴爱智，赖伟.论基层法院审判资源优化管理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江东法院等基层法院审判资源管理的实证考量[J].法制与社会，2013，（12）：212.

[5][9][12]佟静怡，胡建平.基层人民法院人才现状及其对策[EB/OL].光明网人民法院频道，http：//court.gmw.cn，2013-10-25.

[6][8][14][1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司法人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研究[J].山东审判，2013，（02）：24-27.

[7]孙新军.基层法院人力资源配置的现状与出路[J].山东审判，2008，（05）：73.

[10][11]韦群林.司法人力资源体制性浪费的成因与对策[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7，（05）：78.

[16]仉巍.我国司法机关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责任编辑：王秀艳）

法官自我鉴定范文第3篇

2002年7月，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会议上，最高法院作出了在全国法院系统实行法官员额和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决定，全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推动审判机制的改革创新。几年来，作为最高法院法官助理制度试点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法官助理制度的构建为起点，以落实法官员额制度为契机，在审判机制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法官助理制度，建立了“一个机制，一套办法”的审判运行管理模式。此种审判运行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本文结合房山法院近几年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从“一个机制，一套办法”和法官助理制度本身的特点和优越性来论述法官助理在审判机制改革中的灵魂地位。 “一个机制，一套办法”及其运行效果

所谓“一个机制，一套办法”，就是指建立以法官为中心，法官专司审判，法官助理辅助法官审判，书记员专职法庭记录的职责明确、分工负责、监督有力、运转高效的新型审判机制。

一、 “三二一”到“3N1+1N1”

为了落实《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改变法官职业大众化和审判管理行政化的现状，2000年初，房山法院探索实行“三二一审判机制”，在全国法院率先建立了法官助理制度。所谓“三二一审判机制”，是以合议庭三名法官为中心，法官专司审判，法官助理负责庭前准备，书记员专职法庭记录的职责明确、分工负责、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审判机制，其特点是“精选审判人员，强化审判职责，优化资源配置，强调职能分离，加强内部监督”。所谓“精选审判人员”是指科学确定法官员额，通过法官选任，使少数优秀的审判人员走上审判岗位，改变法官职业大众化的局面。所谓“强化审判职责”即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责任模糊的审判机制，将案件的最终裁决权交给法官，但法官同时对案件结论负责。所谓“优化资源配置”即根据审判规律建立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三二一”审判模式，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由两名法官助理负责庭前准备等审判辅助性工作，一名书记员负责开庭记录。所谓“强调职能分离”即改变传统的法官与书记员职责不分、责任不明，从收案到结案大包大揽的现象，明确庭前准备的独立价值，法官专职审判，法官助理负责庭前准备工作，实现权责的统一。所谓“加强内部监督”即通过职责划分和审判工作环节化，法官庭前不再对案件进行预审，达到客观上加强内部监督的效果。由于此项改革达到了提高诉讼效率，保证案件质量的改革目的，先后引起了最高法院领导及全国各地法院的关注，最高法院为此专门成立调查组对其进行调研，认为房山法院建立了一种新型审判机制。2003年初，北京高院提出在部分法院建立合议庭固定模式、实行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意见，提出在法官助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管理机制，将基层法院审判模式规范为合议庭固定模式。

为了贯彻实施最高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北京高院关于固定合议庭改革的意见，房山法院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发展和完善“三二一审判机制”，将法官助理制度与合议庭固定模式改革相结合，建立了符合审判规律的大合议庭审判机制及相应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这项制度以法官助理制度为切入点，科学合理配置审判资源，较好地处理了法官选任、建立法官助理制度与书记员聘任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庭前准备与庭审之间的衔接问题;在克服一审一书弊端的基础上，客观上解决了案件的繁简分流问题，实现了“简易出效率，复杂出精品”的改革目标，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改革之路。 所谓大合议庭，以数字形象表示，即“3N1+1N1”，系一个固定合议庭和一个简易组的结合，简易组为合议庭审判的前置程序。“3N1”中的“3”指固定合议庭中的三名法官，“1N1”中的第一个“1”指简易组的简易法官，其职责是专司审判;“N”指配备的法官助理数量，是一概数，具体人数根据案件的数量、案件的性质和人员编制情况来确定，其职责是除法官及速录员职责外的全部事务性工作;二者中的后一个“1”统指分别为固定合议庭和简易法官配备的速录员，其职责是专职法庭记录。大合议庭是对传统意义上合议庭制度的演绎发展，系审判庭内的基本审判单元。在传统合议庭形式下，三名法官随案组合，案结组散;而大合议庭中合议庭的三名法官是固定不变的(其中一名为选任审判长)，分则独任审判，合则共组合议庭，既符合合议制原则又灵活机动。房山法院在民商事审判中普遍采取“351+121”的配置，即“三名合议庭法官、五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简易组一名法官、两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的配备，其中“351”中五名法官助理有三名为文字助理，两名为负责庭前准备的程序助理。

按照审判庭的收案范围，各审判庭收案后，依据案件类型的不同将案件分至不同的大合议庭。对大合议庭的所有案件，首先由简易组的法官助理对案件进行筛选，法官助理在审查、送达中客观地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五日内最终决定是否作为简易案件由简易法官审理。此时，案件流向两个方向简易案件归属简易组，其它案件移交给固定合议庭，由合议庭的法官助理负责庭前准备工作。原则上，简易组与固定合议庭各负责大合议庭中50%的案件的审理。

(一)“1N1”简易组案件流程

简易组的法官助理兼有调解的职责，对繁简分流中或分流后的全部简易案件进行庭前调解。 1.经调解成功的，报简易法官审查签发文书结案;调解不成的，则由简易法官开庭审理，直接裁判。

2.诉讼中，对于简易案件中出现的案情复杂、无法在短期内审结的案件，应转为普通程序，由简易法官与庭长、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为了防止简易组繁简分流过程中随意截留案件的情况发生，合议庭规则规定，简易组转普通程序的案件不得超过简易法官审结案件的5%。

(二)“3N1”合议庭案件流程

“3N1”合议庭的法官助理分为庭前程序助理和庭后文字助理两类。

1.繁简分流后的复杂案件由简易组法官助理转固定合议庭的程序助理。程序助理负责为合议庭的三名法官作好案件的庭前准备工作。在庭前准备期间，法官助理可以对案件进行庭前调解，也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证据指导或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需要开庭审判的，为法官排期开庭。

2.三名法官各自独任审判由自己承办的案件;对于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与其他两名法官组成合议庭。文字助理负责法官开庭后的事务性工作及法官审结案件70%的文书起草工作。

二、 以“一套办法”保障“一个机制”的良好运转

所谓“一套办法”即为保障一个机制的实施，建立的以法官为中心的人员分类管理办法。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也是一个人员相互协作的系统，即各类人员在岗位责任基础上的互相合作、互相配合，从而实现国家赋予的审判职能。所谓分类管理，即将人民法院内各工作人员所担任的工作，根据其工作性质、基本职能、岗位特点和工作规律进行归纳分类，并制订相应的管理制度。因此，人民法院必须严格区分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即法官助理、书记员和行政服务人员的工作性质、基本职能、岗位特点和工作规律，并根据其职业特点对他们实行分类管理。

自2000年初房山法院开始实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合议庭审判机制起，经过几年的反复探索和总结，逐步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行政服务人员的分类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了“一个机制，一套办法”的审判运行管理方案，以“人员分类管理办法”保证“大合议庭审判机制”的开展。改革方案源自对法官与法官助理关系的深层思考。在大合议庭审判机制中，法官助理的工作表现直接影响着法官审判工作的质量。无论从保证法官的中心地位角度出发，还是为了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都要求法官助理必须服从法官，为法官服务。但在延循行政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如何将两个行政隶属上无联系的独立个体纳入审判规律的运作轨道成为困扰改革的难点问题。分类管理、业绩考核为这一难题指明了解决方向，很好地贯彻了“以法官为中心，法官助理对法官负责”的理念，突出了法官的中心地位。在法官助理的业绩档案中，首先，突出合议庭或法官对法官助理的考核，法官的评价意见占到法官助理业绩考核分值的20%，法官助理任命为法官时还应当考虑所在庭对其业务能力的评价。其次，细化职责，以职责的完成质量作为业绩考核内容。房山法院对法官助理的职责进行了细化，法官助理需要对案件初步审查与依法送达、组织证据交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法官指派调查收集证据、排定开庭时间、根据法官的意见起草裁判文书等等。能够量化考核的予以量化，比如法官助理的庭前调解结案数量、为法官起草文书的数量及保全案件的数量，不能量化的由法官分项出具评价意见，最后予以综合评定。此外，房山法院在人员分类管理中，突出了法官和审判岗位的重要性，在年终评优评先中，评先比例向法官适当倾斜，每年定期组织先进法官外出考察，并给法官提供优先晋级的机会。房山法院通过人员的分类管理，确立了法官的中心地位,赋予法官对法官助理的考核权,对法官和法官助理进行分类管理,保障了法官的权威和法官职位的吸引力，充分调动了法官助理的积极性,实现了法官和法官助理之间的和谐，充分挖掘了法官助理制度的优越性，为“一套机制”的良好运转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三、“一个机制，一套办法”取得的良好效果

“3N1+1N1”的审判机制将各种审判模式的优势融于一身，解决了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通过繁简分流，达到“简易出效率、复杂出精品”的改革目标;法官助理的设置，使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之间形成了职责分明，分工负责、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审判机制;每个大合议庭作为一个审判庭内的独立审判单元，在审判长的组织协调下各自办理不同类型的案件，既有利于培养专业型法官，又能突出审判长的地位，弱化审判庭的行政管理色彩，实现程序的合法性;简易组办理普通程序案件的组成人员的规定，落实了院、庭长办案制度，也充分利用了人民陪审员这一审判资源。因此，虽然近年来房山法院面临着收案量连年递增的巨大压力，但得益于“3N1+1N1”审判机制的创建和人员分类管理的落实及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各项工作仍然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简易出效率缩短了审理周期。合议庭内部的繁简分流，化解了在庭、室之间分流案件不可避免的流转阻滞，最大限度地简化了诉讼程序，缩短了诉讼周期，大大提高了民事审判效率。几年来，房山法院通过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占到了案件审结量的63%。简易法官每年审结的案件量可占整个机制中法官案件审结量的50%，有些案件从审查立案到调解审结仅需1-2小时。简易案件从立案到分案，再到送达，排期，开庭审理，当庭调解并发放法律文书，平均审限仅为20余天左右。如房山法院民二庭简易法官在两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的配合下，结案量占到了所在大合议庭收案数的65.3%，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上述成果的取得与法官助理对案件的分流以及在简易法官指导下进行的调解工作密不可分。

(二) 复杂出精品保证了案件质量。简易组对案件数量的大量消化，加快了案件的整体诉讼进程，减轻了固定合议庭内法官案件多的压力，使得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审理较为疑难、复杂的案件。由合议庭内法官助理负责庭前准备工作，避免了由不同庭室分别负责庭前准备与庭审工作产生的制约弊端，使庭前准备与庭审之间衔接科学合理。合议庭固定模式，解决了长期困扰基层法院的陪而不审现象。大合议庭制度在提高案件效率的同时，也使案件质量得到了保障。几年来，房山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当事人的上诉率不足8%，二审平均发改率低于7%，案件质量连年居北京市法院系统前列。

(三)法官精英化规范了人员管理。大合议庭机制推行后，房山法院现有法官数量比改革前减少近30%，审判岗位法官与辅助人员的比例由原来的1：1调整到1：2。由于减少了法官数量，设置了法官助理岗位，不但增强了法官岗位的吸引力，提高了法官整体素质，还为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创造了条件。几年来，我院先后建立了法官、法官助理、政工行政人员、速录员等人员分类管理办法，办法中突出了审判岗位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地位，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机制(3N1+1N1)，一套办法(人员分类管理)”的良好运行局面，法官在法院中的中心地位逐渐得以体现，法官助理也在这一制度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2005年底的全院总结工作中，全院评出的38名优秀人员中，法官就占据了20名，突出了审判业务部门在法院的核心地位，增强了审判业务部门的吸引力。 大合议庭审判机制的灵魂法官助理制度

如果说“一个机制、一套办法”是一幅勾勒精美的图画，那么法官助理制度便是马良之神笔，是“一个机制和一套办法”的灵魂，是保障“一个机制和一套办法”良好运转的关键。它主要涉及法官助理来源与条件，法官助理性质与职责，法官助理的配备与工作流程，法官助理管理与发展等八个方面问题，这些都是实行法官助理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房山法院对法官助理制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房山法院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法官助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这项机制和办法由构思变为现实，才有了“3N1+1N1”的诞生，才有了房山法院审判工作运行和谐、高效和良好的局面 。

一、 法官助理的来源与条件

(一)法官助理的来源

法官助理是个全新的职业，根据我国法院改革的基本构想及我国法院的人员构成现状，法官助理的来源主要包括新招助理和转化助理两大类。新招助理主要指向社会公开招收的人员，主要是来自法律院校的专业应届毕业生。转化助理指已取得了法官资格、但法官选任制度实行后未能进入法官员额范围的审判人员，以及有丰富经验的在编书记员或其他政工、行政人员。具体来源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已经被任命为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但法官员额确定后或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后不在法官员额范围内的审判人员; 法院中已经通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或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官任用资格但尚未任命为法官或进入法官员额范围的人员;

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尚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

目前不符合担任法官助理的学历条件，但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经考核合格的在编优秀书记员或在岗位调整中进入审判庭室的其他行政辅助人员。

关于新招助理是否可以暂时不占行政编制，实行聘用制的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意见：

支持者认为，鉴于当前审判任务繁重，政法编制有限，为了落实法官助理制度，和保证审判任务的高质量完成，可以考虑短期聘用部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充实到法官助理岗位，这样既可以缓解审判压力，又可以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对其中优秀的受聘人员，在编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逐渐转为行政编制，对不胜任的人员可以不再聘用。

反对者认为，法官助理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国家司法机密，是公务员的岗位，只能由公务员完成。另外，当前有些法院法官数量比较多，案件压力不大。从法官职业化的角度出发，应通过减少法官数量来提高法官素质和落实法官助理制度。

房山法院认为，法院改革是综合性改革，各地区、各法院发展不平衡，故实行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也不能一刀切。对审判任务繁重，人员编制有限的法院，可以考虑暂时聘用一些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做些庭前程序性、事务性工作，待人员编制有空缺的时候，择优录用，这样可以缓解改革给繁重审判任务带来的压力。但是，聘用人员不能从事涉及审判实质内容的工作，而只能从事一些程序性工作。对法官数量明显偏多，案件压力不大的法院，应该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官职业化的要求，通过减少法官数量的方法落实法官助理制度。

(二)法官助理的任职条件

结合我国法院的实际，考虑到法院现有人员的现状，房山法院认为法官助理的任职条件，应当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法官助理应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法律专业素质，同时法官助理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法官助理的条件应当低于法官的任职条件而又高于对书记员的要求;二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很不平衡，对法官助理的选任应当遵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基于以上两个考虑，对于新进入法院拟担任法官助理的人员的学历条件，一方面要坚持高标准，即法官助理应当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但具有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实事求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国情，有必要对法官助理的任职标准在特殊地区予以特别的放宽，即在某些特殊地区，可以考虑允许具有国家承认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经历(如规定具有主要法律课程的自学考试单科合格证书、接受过国家法官学院或其他专门高等院校的培训课程)的人员担任法官助理。当然，也可以规定，放宽任职标准的，必须经所在高级法院的同意或批准并报最高法院备案。不可否认，在司法机关中确实存在一大批仅具有大专学历(多为继续教育)的优秀书记员，经过培训与考核后完全可以胜任法官助理工作。

对于法官助理的任职标准，房山法院认为，按照法官职业化的要求，法官助理首先是一个职业，其次才是法官的重要来源。对于法官助理的任职条件，不能一律要求其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应该确定一定的比例。实行法官职业化以后，有些法官助理可能终生从事助理职业。只有具备司法考试资格的经过一定年限司法实践的优秀法官助理，经过法官的推荐，才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这既有利于调动法官助理工作积极性，又有利于法官助理队伍的稳定，培养出具有丰富经验的优秀的法官助理。 二 法官助理的性质与职责

(一)关于法官助理的性质

法官助理是审判辅助人员，不具有审判权。这是房山法院实行法官助理制度以来，一直坚持的原则。最高法院实行的法官选任制度进一步确定了这一观念。 最高法院提出设立法官助理，其目的是通过合理划分审判工作职责，理顺法官与其他各类审判辅助人员的关系，保证法官专司审判，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从形式上看，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所做的工作都是围绕庭审这一中心工作展开。从审判机制上看，一方面法官助理代表法官负责庭前准备工作，他是法院与当事人联系的纽带，是法院或法官为当事人服务的具体执行者。法官助理的出现，既体现了司法的服务职能，同时又避免了法官对案件的包揽行为，避免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私下接触，客观上也起到了内部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法官助理是联系法官和书记员之间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法官助理在工作中既要接受法官的业务指导，又担负着协调书记员开展工作的职责。从法官助理本身的职责看，又有一定的权限，如庭前准备及主持庭前调解等，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机会和职权，为法官助理未来做法官打下了基础。

房山法院认为，实践《纲要》第33条应当与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结合考虑。取消助理审判员制度，不是取消现有助理审判员的审判资格，而是严格法官准入制度，即法院院长今后不再任命助理审判员。对现有的助理审判员，应当许可他们参加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通过选任进入审判岗位的法官(或助理审判员)列入法官员额编制，继续从事审判工作;未通过选任的法官(或助理审判员)，则可以调整其审判岗位，列入法官助理编制，从事审判辅助性工作。法官助理应是从事审判事务的辅助人员，是辅助法官完成审判任务的人员，不具有审判权。否则、选任就等于穿新鞋，走老路，法官职业化很难实现。

(二)法官助理的职责

职业的性质决定职业的职责，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最高法院在《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将法官助理的职责具体确定如下：“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诉讼材料，提出诉讼争执要点，归纳、摘录证据;

(二)庭前组织交换证据;

(三)代表法官主持庭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须经法官审核确认;

(四)办理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指定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有关事宜;

(五)接待案件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的来访和查阅案卷材料;

(六)依法调查、收集、核对有关证据;

(七)办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事宜;

(八)协助法官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九)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性资料;

(十)办理案件管理的有关事务;

(十一)根据法官的授意草拟法律文书;

(十二)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与审判业务相关的辅助性工作。” 诉讼活动明确划分为庭前准备与庭审裁判两个阶段，是许多国家诉讼法律制度的共同特点。多年来，由法官独揽庭前准备与庭审工作的状况，带来了不少弊端：其一，法官在庭前准备阶段实际上行使了对案件预审的职权，在开庭前即对案件形成预断，容易造成法庭审理流于形式，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浪费了审判资源;其二，由于案件数量激增，法官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往往没有时间和精力充分开展庭前准备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当事人庭前准备阶段的参与权，影响了审判的整体效率;其三，庭前准备阶段的独立价值被忽视，法官从收案到结案大包大揽，不仅降低了审判效率，影响了审判质量，也使审判过程的监督机制十分薄弱。 为了避免上述弊端，房山法院认为，庭前准备工作是辅助性工作，应该由辅助人员完成，即在明确庭前准备与庭审环节的基础上，法官仅负责案件的庭审和裁判工作，庭前准备工作由审判庭内部的法官助理完成。由于庭审与庭前准备工作同在一个业务庭或合议庭内，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既做到了分工负责，同时又能默契配合。法官助理可以随时向法官汇报准备程序的进展情况，遇到需要调取证据或涉及实体法律问题时，法官助理可以随时请示法官，由法官裁决、确认。这种做法，通过明确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职责，使庭前准备阶段与庭审阶段衔接自然，转换顺利。 综上，法官助理的职责可以划分为庭前准备和庭审两部分，由此也可以将法官助理划分为两类：负责庭前准备阶段的程序性事务工作的法官助理我们称其为程序助理，负责开庭审判阶段的文字工作或事务性工作的法官助理我们称其为文字助理。 程序类法官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向当事人送达起诉书副本等诉讼文书;审查诉讼材料，指导、引导当事人举证，依法调查、收集、核实相关证据;对案件客观实行繁简分流;采取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办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事务;接待当事人来访、咨询;负责案件在庭前准备阶段的管理工作;排定开庭日期，张贴开庭公告，对简易案件进行调解等等，即管理办法中第一至第八项职责。文字类法官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按照庭前程序类法官助理的安排，代表法官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固定证据;代法官接收、管理、查阅卷宗材料，提出诉讼争执焦点，起草阅卷笔录;接待当事人来访、咨询;旁听法官开庭并为法官草拟一般性法律文书，办理文书印制、卷宗装订及案卷管理事务，协助法官调解等等，即管理办法中第九至底十二项职责。

三、 法官助理的配备与工作流程

(一)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备 任何职业都有一个运行环境及与之相关职业的配合问题，法官助理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法官助理的配备，涉及到法官员额、书记员聘任、法官助理与法官职责的划分等诸多问题。

实践证明，合议庭固定模式是法官助理与法官配备的基础模式。

按照最高法院的改革要求，法院改革的核心就是审判组织及其运行机制和法院人员的分类管理问题。就是要在现有体制内，建立一种符合审判规律的新型审判机制，及与这个审判机制相配套的人员分类管理办法。

建立以法官为中心的新型审判机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审判资源的配置问题，核心就是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备问题。

谈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置问题，实质就是要解决法官员额与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问题。法官员额制度是法官助理产生的基础，法官助理制度保证法官员额制度的实现。根据我国法院的人员现状，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就要减少法官或取消非审判岗位法官的数量。减少法官数量，就要减少法官的工作量。减少法官的工作量，就要设置审判辅助人员来协助法官完成审判辅助性工作。仅谈建立法官助理制度，不谈法官员额;或仅谈法官员额，不考虑法官助理的配置，都是不科学，不现实的，二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基础的。为此，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客观上必然涉及法官员额问题。 应该说，法官员额与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是审判管理内部改革的突破口。它与法官的业务能力、诉讼案件的受理数量、审判辅助人员的储备情况及诉讼程序的特点都有直接的关系。

为此，房山法院认为，一个法院的法官员额与法官助理的配备虽然不宜确定固定比例，但应该有一个基础模式。应根据本院人员编制、诉讼案件的数量及我国诉讼法的特点，采取合议庭相对固定的3：N：1模式，即法官和书记员的数量相对固定，法官助理的配置则灵活可变。每个法院，可以根据诉讼案件数量多少，决定设立多少个相对固定的合议庭。合议庭数量确定了，法官员额就明确了。合议庭与法官助理的配备，可以根据法官与法官助理的职责划分、辅助人员的储备情况、案件性质及案件数量等综合因素予以确定。

房山法院实行以合议庭三名法官为基础的大合议庭固定模式，主要是根据诉讼法对诉讼程序的规定和基层法院存在简易程序案件与普通程序案件交叉的特点决定的。在简易程序中，合议庭的三名法官分别为独任法官，可以各自按照法官助理排定的时间分别审理案件;在普通程序案件中，这三名法官自然组成合议庭，实行合议制。其特点是机动灵活，分则适用简易程序，合则适用普通程序。而法官助理的数量则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的安排。这种模式既适合一审，也适合二审，既适合民商事审判也适合刑事审判。如：民商事案件，由于庭前准备工作量较多，可以实行3：5：1的配置，5名法官助理中，可配备2名专门的程序类法官助理负责庭前准备工作，配备3名文字助理负责开庭后的事务性工作。刑事审判由于庭前准备工作量较少，可以实行3：2：1的配置，三名辅助人员(两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共同负责三名法官的事务性工作。

另外，房山法院认为，根据基层法院案件繁简各异的特点和简单案件快速处理的原则，在固定合议庭受理案件前，还可以设置一名简易案件裁判法官，同时为其配备法官助理1-2名和书记员1名，作为合议庭的前置。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对简单的案件实行快速处理，可以确保简易案件的诉讼效率，将有限的司法资源予以合理分配。固定合议庭受理的案件均应是繁简分流以后相对复杂疑难的案件。 总之，在配备法官助理时，必须坚持以下五个原则：一是合法原则，保证法官居中、独立裁判，确保司法公正的原则;二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体现司法为民的原则;三是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原则;四是统筹、合理使用司法人才的原则;五是回避原则。

这种在审判庭内部将审判工作环节化的作法，充分体现了以法官为中心，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运转高效的审判工作特点，完全符合审判规律。这一流程下，辅助性工作由法官助理完成，由于助理由法官负责管理和考核，法官助理树立了为法官服务的思想，较好地实现了庭前准备与庭审工作的衔接,避免了将庭前准备工作放在立案庭或准备庭由预审法官或准备法官完成等两种情形所形成的庭前准备与庭审人为割裂的弊端。

有关法官助理的工作流程，由于在“一个机制、一套办法”中已进行了论述，此处便不再赘述。

四、 法官助理的管理与发展方向

房山法院自2000年初开始实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合议庭固定模式的审判工作机制，逐步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政工、行政服务人员的分类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了“一个机制，一套办法”的合议庭固定模式的改革方案。六年多的改革实践证明，对现有法官实行选任，为法官设置辅助人员、对法院人员实行分类管理的做法，在审判资源配置、法院内部监督、审判流程管理、审判的公正与效率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法官对法官助理的使用与管理相统一原则是房山法院法官助理管理的重要特点，这是由法官助理性质决定的。法官助理是审判辅助人员，不具有审判权，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在法官的指导下工作，是为法官服务的。这就要求法官对法官助理的使用与管理必须统一，法官助理必须对法官负责，同时法官对法官助理的工作行为承担责任并注重对法官助理的培养，为法官助理将来晋升为法官作好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否则，在现有体制下，法官与法官助理关系就会逐渐淡漠，最终形成制约。

(一) 中国法官助理管理模式的探索

中国的法官助理管理模式既不能简单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也不能完全复制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国情，合理扬弃，探索并设计出一套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法院建制及与诉讼法相适应的法官助理管理模式。

首先，对于法官助理如何管理的问题，房山法院认为法官助理应作为独立的司法类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因为法官助理不是法官，自然不应列入法官序列，对其实行单独序列管理才能真正体现法院不同岗位人员的分类管理。 其次，作为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人员，法官助理是法官的“智识型”的助手，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务，地位重要，责任重大。因此，房山法院认为，必须要为法官助理提供一定的职务晋升空间和较高的待遇，才能调动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保证法官助理队伍的稳定性，确保审判工作的完成。法官助理属于公务员，但又是特殊的公务员，即司法公务员。因此，在对法官助理实行单独序列管理时，应设立科学合理的职务、职级序列，其职级配备应略高于普通公务员;待遇应低于法官，但要略高于普通公务员。

第三，关于法官助理的录用程序，我国的法官助理采取的是职业化的模式，其基本性质是职业化的司法辅助人员，应该有一套严格的录用程序。具体而言，法官助理作为公务员中特殊的、独立的职务序列，应当按照录用公务员的方式，根据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通过考试(最好能够考虑到法官助理的特殊需要，在考试中突出专业内容)、考核，择优选用。

第四，关于法官助理的管理模式问题，房山法院认为，要将法官助理管理模式的着眼点放在有利于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有利于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降低审判成本，提高审判效率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人员分类管理。否则，虽然对法官助理进行了分类管理，但是管理政策没有突出法官助理的职业特点，等于穿新鞋走老路;或者为了协调与衔接，仍沿用同一管理模式管理不同类型的人员，同样是不科学的。从这一点看，分类管理的核心应该是管理政策的定位。法官助理与法官、书记员在同一个审判庭，根据审判需要组成不同的审判单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案件审理中的各个环节和不同岗位的工作，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与效率”，这就是改革的初衷。至于法官助理是否需要由专门的机构管理，合议庭与法官助理的搭配是固定或相对固定，这些问题都需要根据各级人民法院和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摸索确定。但是，无论采取何种管理模式，法律规定的独立审判、公务回避、秉公执法、以法官为中心以及审判工作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等，是相关人员都必须要遵守的。

(二)法官助理的分级管理及发展方向

法官助理实行分级管理，是房山法院法官助理管理的又一特点。法官助理根据能力、业绩的差别可以划分为初级法官助理和高级法官助理。高级法官助理若符合担任法官的条件，在法官员额空缺时，经合议庭法官推荐，可以晋升为法官，初级助理不能直接晋升为法官。

法官助理由所在合议庭考核，初级法官助理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或业绩考核优秀的，取得晋升为高级法官助理的资格。高级法官助理应当具备较高的裁判文书制作水平、扎实的程序控制能力，并应熟知庭审程序。高级法官助理在考核中连续两年考核低于法官助理平均成绩或者累计三年考核低于法官助理平均成绩的，降为初级法官助理。

法官助理是一个职业，在这一职业中的助理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在本序列中由初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保持在本职业的高端位置;另一个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官助理，在成为高级助理后经过遴选被任命为法官，从而进入另一职业通道。从这点讲，法官助理也是法官人选的培养和储备基地，可以为选任法官提供充足而坚实的人才储备。

(二) 关于法官助理与法官、书记员之间的关系

从法官与法官助理的性质来看，二者之间是一种指导与服务的协作关系。法官助理是审判辅助人员，应为法官服务。它要求法官助理必须从法官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刻为法官公正、高效审判做好辅助性工作，同时，也要求法官注重对法官助理的培养，为法官助理将来晋升为法官做好基础性准备工作。房山法院认为，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担任法官助理期间，履行法官助理的职责，已进入高级助理范围，并通过法官助理条例规定的考核;

必须经其服务的法官的推荐，才能享有晋升法官的入选资格; 通过全院组织的法官选任考试。

应该说，第一和第三个条件都是一种晋升的固定模式考核;而在第二个条件之中，通过法官提名这一瓶颈的设置，有利于树立法官的权威，培养法官助理为法官服务的意识，同时也有助于形成法官对其辅助人员培养和指导的氛围。

在正确处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关系的同时，还要明确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关系。从二者的职责来看，二者是一种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系。不难看出，法官助理现在从事的工作大部分是原来“一审一书”模式下书记员从事的工作，并且两者均是审判辅助人员，但究其本质，法官助理与书记员在录用标准、工作内容上存在质的区别：法官助理从事的工作属于法律辅助性工作，包括送达、调取证据、协助法官进行案情调查，在法官的指导下撰写法律文书等等，而书记员的工作范围应仅限于庭审记录等文秘性工作;基于两者的工作性质不同，决定了其录用标准亦有差异，法官助理的选拔录用标准要高于书记员。根据法官职业化的要求，聘任制书记员仅担任法庭记录将成为书记员单独系列改革的趋势。 结 语

法官自我鉴定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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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上午上海公务员面试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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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5号下午上海公务员面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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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园24小时开放，开放后很多人在里面晨练夜跑，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你认为该如何保障市民的安全。

4.孩子在学校被高年级学生殴打，家长要求学校开除这位学生，可是学校觉得不该开除应教育为主，家长投诉到教育局，你作为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如何协调解决?

法官自我鉴定范文第5篇

法官与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本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关系。然而，另人担忧的是有些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当事人的裁判结果，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一些法官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就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官 律师 职业道德

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进，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法律人的作用日益彰显，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渐形成。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官与律师已被社会广泛认知。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1尽管法官与律师均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但他们的法律职业的社会角色是不同。律师，具有民间性，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兼有法律人和经济人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要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解决法律纠纷，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律师以法律服务为谋生手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获取经济利益，具有逐利性。法官，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不能谋取任何经济利益，其惟一的目的是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正义。 因此，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其特殊性表现在：律师的执业活动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职业活动的种类与范围应当在当事人的委托范围之内;法官则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律人，审判权的行使实质上是国家权利的行使，这是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的根本区别。另外，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律师向委托人提供的产品是“法律服务”;法官则不同，其履行职务是在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是基于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并非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法官审判活动不具有服务性，也就不具有有偿性。

然而，法官与律师毕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因此，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从我国司法界的现状来看，有些法官与律师间却难以实现规范、有序的业务沟通;少数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极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社会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法官和律师串通，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损害了当事人利益，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近年来发生的法官违纪、违法审判乃至犯罪，大部分都是在与律师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和权威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加强对法官和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业纪律约束，规范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若干规定》共十七条，但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来详细规定律师和法官的行为，最具有眼球效果的条款有：第三条：“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第七条：“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或者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以赠礼品、金钱、有价证券等，不得向法官请客送礼、行贿或者指示诱导当事人送礼、行贿”;第八条：“法官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等。那么，这一具有“高压线性”性质的《若干规定》能否被我们的法官和律师自觉地遵守与执行，全社会都在拭目以待。本文拟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就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不正当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官与律师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又是与三个因素相联系、相适应的。其一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君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统治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推动了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其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分工与协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此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更加密切的社会化协作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促使法律职业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实行专业化可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证质量，大大提高规模效益)，促进法律从业人员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职业。其三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与应用相关联。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尤其是现代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的理论，对包括法律职业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其结果是法律职业愈加合理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愈加健全，逐步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法律职业标志、法律职业意识、法律职业语言、法律职业知识、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法律职业共同的发

展背景、法律职业的行业组织以及法律职业在社会中形成独立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存在着三类法律人，第一类为应用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实践者，由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等组成;第二类为学术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研究者，如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第三类为辅助类技术应用型法律人，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人员。

本文所称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律人，专指法官与律师。首先，律师与法官是法律的实践者，他们有着职业的共性。律师和法官大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背景，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律师和法官都以法律工作为职业，都在具体地运用法律，有着相对共同的法律的认知和法律思维习惯;法官与律师的最终职业目标，应该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其次，律师是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桥梁。基于职业特性，律师必须深入到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法官则需要与世俗社会保持适当距离，以实现独立、公正判案。律师就成为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媒介和桥梁。 再次，法官与律师事实上具有依赖性。法官是在双方律师为各自当事人追求法律的最大利益过程中，了解法律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进而实现法律规定的正义内涵。因此，法官与律师具有依赖性，实质上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以上法官与律师的三大关系中，“利益”是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何谓利益?所谓利益，应该是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和可以享有的有利于、有益于自己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事物。这其中又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应该享有”是从应然的、道德的角度，也即人权的角度而言的;而“可以享有”是从实然的、法律的角度，也即可以实现的法定权利的角度而言的。2 因此，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当与否，评判的标准只有两条道德与法律。道德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关系的支撑，法律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的保障。当法官与律师“利益关系”超越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时，法律一定要让他们失去成本。

二、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

人们大都认为，道德与伦理是一个东西。从两者在西方的词源涵义来说，确实如此。“道德”源于拉丁文“mos”,涵义为品性与习风;“伦理”则来源于希腊语“ethos”,涵义为品性与气凛以及风俗与习惯。所以道德与伦理在西方的词源含义相同，都是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然而，我国的道德与伦理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道德是部分，其涵义就是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是整体，其涵义除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还包括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

3(一) 法官的伦理与道德规范评价

恩格斯讲过:“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4法官的职业道德是适应国家审判工作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是特定化而且升华了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法官是法律的守护者、实现者，因而法官职业道德标准应高于社会道德标准。由于法官的权力、职业以及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官权力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三性”，即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权威性，是因为司法审判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不论个人或单位，对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重大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的行使，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组织的命运;导向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行使得的结果，是要体现社会的正义、导向和价值标准。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独立性，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中立性，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公开性，是法院基本的诉讼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 事实上，法官的护法使命意味着法官只有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正义。5 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他们必须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法官职业道德的崇高性，起码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6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如果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都不信仰法律，任何要求公众信仰法律的想法都是荒谬的。19世纪美国著名的米勒法官曾经说过在西方法治社会中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任何人都不得凌架于法律之上，所有政府官员都是法律的仆人，都有义务服从法律。”那么，对于法官来说，法官应该是法律最忠实的仆人，除了公平、善良地运用法律进行裁决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连作为“法律最忠实的仆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那么，我们的法律就犹如白纸一张。对此，培根曾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7 因此，法官在法官职业的岗位上使法律得到遵从和捍卫，这是法官首先应具备的品质。

第二，法官应格守职业操守，做到公正、平等地对待案件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应排除任何偏见，始终保持中立、超然的姿态，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真正使公正裁判所形成的价值判断逐渐融入社会价值体系。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法官必须是公正的。如果只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公正的法官，司法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公正是对法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法官最高的精神境界。如果法官对恶意的一方当事人心怀偏私，那么对善意的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只能求助于上帝

重要的品德。当事人委托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项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法律服务。当事人按照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所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在市场经济的进行中，法律服务也是一种贸易，也必须是以等价交换和诚实信用为前提。对一名律师来讲，信用就是一种向当事人信守承诺的责任感;信用就是对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务之后果负责的道德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会把律师视作一种神圣的职业，赋予律师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如日本《律师道德》第二条规定：“律师应注重名誉、维护信用，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和精深的修养”。我国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律师本人还是律师事务所，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律师最重要的资本。1

2三、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

尽管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是个别现象，但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笔者认为两者非正常关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

1、 体制上的问题。中国司法不能独立。有些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活动，习惯打招呼、批条子;律师为赢官司，也与当事人一起找领导打招呼，批条子。另外，一些法官认为：法官投入的劳动远远超出律师投入的劳动，但得到的却远远低于律师的收入，“同工”没有达到“同酬”，难免心态失衡。为此，用自己的权与律师或当事人的钱进行交易，来弥补失衡的心态。个别法官“下海”作律师，与法官“同事”立定“合作协议”实施“共同致富”等。

2、立法上的漏洞。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的保底性条款太多，使得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因此律师为了打赢官司特别有兴趣用自己或当事人的钱与法官的权进行交易。律师明白，用钱与法官的权去交易，成本很低，收益却极大;法官也明白，用自己的权换取律师或当事人钱，风险极小。另外，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没有规定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它处在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和三审终审制的制衡，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大。

3、惩罚制度操作性差。在律师与法官的权钱交易中，律师行贿，法官受贿，大都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就好似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与道德的严重曲解。每一个法律人都明白，法是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违反这种规定的制裁或补救措施。道德往往缺乏准确的、正式的表现形式，通常指人们应该做出或不应做出行为的一般原则。13显然，法官与律师的多数权钱交易关系主要是法律调整的范畴，而非道德调整的范畴。正是由于这种误导使得法官受贿与律师行贿，竟然成了家常便饭;即使犯了事，内部只要作一处理即了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法官违反《若干规定》由法院的政治部门与监察部门办理。尽管我国《法官法》第32条列举了13种应受惩戒的行为，法官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就应当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由于法院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没有使这种惩罚机制贯彻下去的渠道，致使法官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预防与及制裁。

至于律师违法与法官建立不正当关系，《律师法》也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惩罚措施。按照《律师法》第44条规定的内容，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但是，不知该条中的“规定”指的是什么，缺乏可操作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 <惩罚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律师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该《惩罚办法》第15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过程中，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该条的说法，律师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认定。如果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不认为律师的行为是构成犯罪，就可以不移交司法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由于《法官法》与《律师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没有专门的惩戒程序，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的认定与惩戒机制，导致对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违法与违纪的惩戒不规范，具有较多的“人治”色彩。

为规制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一套“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的道德伦理体系”以及“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认定与惩罚机制。”

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尽管要靠市场经济下的律师与法官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来维持，但是在职业道德规范不足以调整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时，就要依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笔者认为，建立一种“律师与法官非正常关系的惩罚制度”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形成一套使“惩罚制度”能执行下去的有效机制。对于那些违法进行交易的法官与律师，要加大其“建立非正常关系”的成本，使其不敢形成两者的非正常关系;在建立律师与法官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律师与法官良性关系的激励机制”，使那些公正、诚信、博学、正义的律师和法官，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2、法院应进行体制创新，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

法院的体制创新的重点是，法官制度的改革;法官制度的改革重点在于八个字：“选人用人、能上能下”，一定要在着八个字上进性创新。其中，前四个字的重点是“用人”，后四个字的重点是“能下。”同时，要建立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执业禁止”制度，通常情况应禁止法官转行从事律师职业。“不提倡法

官转行当律师，或者在背后做中介，因为这对司法公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将对其他律师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不符合司法的运行规律。”1

4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因为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制度。我国很多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没有把其他非合伙人视为是一个团队的伙伴，仅仅把他们看作是一种聘用关系。这就使得聘用律师的预期极不稳定，结果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奇怪的积极性去追求短期利益，今天他违法向法官行贿，他并不担心明天会失去“饭碗”。反而，行贿法官可能赢得案子，赢得案子就有“收益”。有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手一本发票，在分摊了房租、水电费后全部装入个人腰包。所以，律师事务所一定要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律师在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利益驱动下执业。

3、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

有关部门能否考虑利用“中国律师网”与“人民法院网”现有的技术平台，建立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运用灵活的“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凡是涉及律师在执业中贿赂法官、法官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以及法官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等行为的数据都可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数据库，逐步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当然，建立此类公示制度，一定要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数据公开的范围、程序和时限等;同时还要认真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的个人隐私等，在公布这类数据的时候不能侵犯法官与律师的正当、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还应设置有关制度，严惩提供虚假信息和数据的行为人。1

5期望以上建议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能够予以采纳。我可以肯定地讲：这是来自社会的呼声，人们都在期待着，让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永远在阳光下生存与发展。

注释：

1 张文显 《法理学》305页 高等教出版社 2003年。

2 刘作翔 《利益冲突的几个伦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二期。

3 王海明 《伦理学原理》6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5 陈兴良 《法官的护法使命》 人民法院报 2000年04月15日。

6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三联1990年。

7 培根《论法律》，见何新译《培根人生论》216页、220页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8 参见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5•4律师的职业独立。转引自青锋著:《美国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

9 (法)色何勒皮埃尔•拉格特、(英)帕特里克、拉登著、陈庚生等译:《西欧国家的律师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10 参见日本《律师法》。

11 张绍明 《律师为何要行贿法官》 载《律师与法制》杂志2004年第8期。

12 王春晖 《中国律师应打造信用品牌》载 《中国律师》杂志 2002年 第10期。

13 沈宗灵 《法理学》 237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14肖扬 选自“中国法院网” 2004年6月3日。

15 王春晖 《建立“信用中国律师”的几点建议》载2002年《律师与法制》第9期。

作者简介：王春晖 教授，法学博士、营销学博士;中国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法官自我鉴定范文第6篇

1.用三个颜色形容你心中的法官形象，并阐述你的理由。

2.小王是一名基层的法官助理，现在跟着一个优秀的法官一起到基层开展工作，他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影响了工作效率。如果让你给小王提建议，你会提哪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