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论文范文

马克思政治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马克思实践哲学不同于“解释世界”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经院哲学，它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形态”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是：由经济学转升到哲学。即：由经济学范畴“劳动”上升为哲学概念“对象性”和“实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面界定了他的实践哲学各范畴，尤其是“主体”、“客体”概念的本质含义，并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形成了实践唯物论、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实践主客体辩证法、实践唯物史观合一的实践哲学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创建的完成。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在哲学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我们今天，返本开新、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创建路径；体系架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李世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马克思实践哲学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立足于现实生活，致力于世俗世界的改造，这决定了它不同于旨在“解释世界”的西方传统哲学。

马克思开创的是实践哲学，不再单纯解释自然、人或社会各自是什么，而是以主体人与客体的自然、社会的交互作用的“活动”为其哲学的考察点和奠基点。马克思实践哲学定位于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因而它是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是行动中的哲学。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是以什么路径创建的呢?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忆说：“1842年——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官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终动因。”按照黑格尔国家、法等都是普遍理性的体现，可现实物质生活却并非如此。“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马克思正是从物质利益这种经济关系人手进入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分析性批判，这种批判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可能；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转入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使马克思真正转入实践哲学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正如《手稿》的题目：经济学——哲学，即由经济学转到哲学，正是这种转向使马克思开辟了实践哲学的路径，《手稿》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诞生地。

哲学史上，黑格尔哲学致力于解决实体与主体、存在与精神抽象对立的二元论，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外化或异化产生出实体存在，以求存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是黑格尔的功绩。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借用并区别了黑格尔的对象化、外化、异化、对象性等重要概念，阐述了他的实践哲学。《手稿》既吸取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劳动”的唯心主义认识；既吸取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异化主体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人的直观理解；既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其对劳动和劳动者割裂的错误，进而把劳动和异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异化是哲学概念，劳动是政治经济学范畴。在对异化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在区分对象化、外化、异化的同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外化就是生产劳动，即实践的最基本形式。

《手稿》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而这些分析始终贯穿着“劳动”这一核心概念。国民经济学指出劳动创造价值，但实际生活中却是越劳动，越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反而自己越贫困，“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力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从这个“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不是对象化的确证，对象化变为异化，这就从经济学的批判分析转入了哲学领域的探讨。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把对象化、异化的主体、客体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和规定，通过这种规定，马克思把对象化活动改造为自己的“实践”概念，奠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

凡对象化、异化都一定有其主体和客体。对象化、异化都有主体的活动指向外在的客体使客体发生改变的含义。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对主体、客体却有不同的理解。黑格尔的主体是唯一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绝对精神，客体是消极的被动的物质存在；费尔巴哈的主体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客体是宗教(上帝)。费尔巴哈的进步在于把主体还原为自然的人，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胜利。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主、客体思想，对对象化活动的主体在《手稿》中理解为具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劳动)本质的人，在《提纲》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作为对象化主体的人的界定，这一界定是对主体的本质规定。《提纲》第6、7、10小节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的主观性、抽象性，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活动的主体的真正本质，即实践主体的本质内涵。

在《手稿》和《提纲》中，马克思也揭示了对象化活动的客体的本质含义。黑格尔认为：自然(客体)是由绝对精神创造的，是绝对精神的外在化。因此，它带有它的创造主的神秘印迹。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但他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只把自然当作人类感觉、直观的对象，而不是当作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处在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界是不符合人的目的，只是在把自然界加以改造过之后，它才变为人的存在物。所以，自然界对人说来并不像动物那样直接存在着，而是按照它被人们改造过的那种状态存在着。他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还通过考察工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经过劳动和工业改造过的自然界，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只有这种人化自然界才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客体。对客体的深刻的、关键性的阐明是在《提纲》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人的活动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并要把客体“从实践的主体方面来理解”。所谓客体，是实践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客体。其二是说，客体不是脱离主体而存在，客体是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赋予的，客体从属于主体，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提纲》第三节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对象性活动(即“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客体是“环境”和“自我”。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所指向、所改变的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自身。主体既改造了大自然，又同时改造了社会和人自身。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对象化活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创立的第一个逻辑起点，也是打开和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把钥匙，而这一逻辑起点，首先是在《手稿》中剖析并展开的。《手稿》是马克思“实践”范畴的萌生地，由它直接通向了《提纲》，从《手稿》到《提纲》一直贯穿着对象化活动这个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入门概念。对象化一对象性活动转升为实践的逻辑思路，诞生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象化”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生成的关键词，也是理解和解读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结构的钥匙。《提纲》把《手稿》中的对象化活动、异化劳动“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并对实践的主、客体作了不同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全新的理解和规定，从而宣告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包括：实践唯物史观、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唯物论、实践价值论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架构创建的完成。

2．《提纲》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客体以及两者关系作了全面的、纲领性的、本质上的规定，是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提纲》是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写作大纲。

3．实践的主体是社会性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这就宣告了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宗教创世观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破产。马克思《手稿》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讥讽坚持英雄史观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是“神圣家族”，指出：历史“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恩格斯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到：“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紧随《神圣家族》之后的《提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社会性的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基础上，是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4．马克思对实践主、客体的本质规定，同时宣告了马克思实践认识论的诞生。马克思把认识论纳入“实践”视野，实践主体就是认识主体、实践客体是感性客体、是属于主体的客体。这种主、客体规定，彻底终结了近代哲学由于认识不到主、客体相互关系(即对象性关系)而导致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相互驳难，也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社会性的个人获得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只有作为实践的社会性的人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我的普遍意识也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认识的客体就是实践客体，客体是人化自然，具有属人性，是“从主体方面来理解”的客体，这就说明客体能够被主体所反映，马克思实践哲学是能动的反映论、是可知论。

5．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阐明，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客体辩证法。“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实践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能动地作用于客体，客体又反作用于主体，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它们相互依存、相反相成，既对立又统一，一则形成了矛盾关系，二则形成了主、客体的矛盾运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实践主客体辩证法；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不仅形成了主、客体自身的变化发展，而且也形成了主、客体双方统一的基础——实践的运动发展：首先是人类的基本实践——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其次是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的运动发展。正是这种运动发展说明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既是主客体矛盾辩证法，又是“过程辩证法”，而非理论形态的以“三大规律”为内容的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辩证法。

6．马克思实践哲学既非直观的唯物主义，更非唯心主义，即：“非心非物”，不是唯一的“心”，亦非唯一的“物”；马克思实践哲学又是“亦心亦物”，不是只见“人”，也不是只见“物”，而是“心”与“物”的辩证统一，是“心”与“物”的“平起平坐”，是以人为本的劳动人道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日：实践唯物论。

7．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本质上是实践价值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向什么客体，是有价值选择取向的，是“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马克思对实践主体的本质规定，说明人不仅有自然生命本质，更重要的是人还有“类本质”，即人是社会性的人。人的自然生命本质，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价值选择；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的社会价值选择。价值选择的真正目的是人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对人自身的实现。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劳动、对象化活动以及主、客体的分析，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分析批判，得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是丧失了对象的对象化活动，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对象化活动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对象化活动(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劳动)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本质上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以此路径创建了自己的实践哲学，建构了完整的、浑然一体的、庞大的实践哲学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将其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全面展开而建构的。

三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马克思实践哲学植根于现实生活，立足于改造世界，不是经院哲学，不是理论玄谈。既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范式

的彻底颠覆。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实体性哲学范式；二是主体性范式。前者追寻世界的本源和本体，是超验的形上追求；后者是以人的自我意识、主观理性为逻辑奠基点和理论支撑点。这两种范式各偏执一方，都导致解释世界的理论玄谈；而马克思以其辩证精神，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主体和客体辩证统一起来，创建了实践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

2．马克思实践哲学是在继承和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主客体思想的基础上创建的，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和升华。

3．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马克思实践哲学开启，植根于现实生活实践。实践不舍昼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永不停步。它面向未来，不自命为终极真理，不故步自封，随着实践的发展处在永恒的创新过程中，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是活的马克思、永远的马克思，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永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今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践行科学发展观，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波澜壮阔，日益深入。新实践孕育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构建无愧于时代、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不能脱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宗旨和精神实质，必须坚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原则。只有做到了正本清源，也才能返本开新。“本”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本，背离了这个“本”，任何“开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2．在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正面临来自新理论、新实践的双重挑战，深刻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我们迎接各种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主、客体的相互生成，对立统一的实践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更加坚信以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领会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青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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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解读的意义与局限

而且，对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这种解读模式逐渐陷入了主体主义困境。“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以“物”的客观性遮蔽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力图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哲学理解范式，以实践为基础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但其缺陷在于，客体以印证主体的力量、满足主体需要的方式出場，主体价值奠定在对象化存在中，非对象化活动完全被淹没，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主体性极度膨胀，真正的主体性被消解，主体自由亦无从谈起。

作者：张岩　桑江

马克思政治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发展过程。在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理解马克思主义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更不是迷信，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曲解它；不能用中国的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应该了解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能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应该有一个稳定的语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教条；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4-01-10

[作者简介]邹晋（1983-），男，江西乐平人，江西省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一枝独秀地生根发芽开花，是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质，又在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中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从而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纲领，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上，而这棵树要茁壮生长，枝叶茂盛，即它的生命力的强弱就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逐渐被引入中国，这对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而言，既是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形成，为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指导方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机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主干上分出生长的枝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上的差异，有些人（尤其是成长的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的产生源于人们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不科学的认识，这种不科学的认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一是没有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奉为经典，却只流于使用抽象的理论，把它当作普遍公式生搬硬套。这种僵化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就变成了教条主义；二是没有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主义。一些人仅仅是从内容中去解读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产生的背景和源泉。其实，了解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理论本身，才能灵活运用，否则也只能是教条式的理解；三是没有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只是读了马克思的几篇文章，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宏大体系；有的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中某一部分有了解，就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定理中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定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自认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甚至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阻碍作用。正因为如此，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始终是人们不得不深思的话题。只有科学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突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关系着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迷信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曲解原意。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指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它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历代领导人深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时俱进地牢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党执政的纲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错误和模糊的观点，那就是仍然有人习惯用教条主义的僵化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奉为学院式教条，只允许学习、贯彻、宣传，不容怀疑、思考、批评。这种倾向在我国长期存在，曾经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而现在仍然余毒未清，这是一种迷信而非科学的态度。教条主义的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工具书，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是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使问题的分析过于僵化，给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恰恰是马克思自己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创造的理论，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方法而非教条。马克思在树立自己理论的初期就声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P7）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691）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摈弃那些教条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偏向：第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文献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著有大量的文献著作，这些文献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集中体现，但这不等于文献的每一句话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马克思的著作中的许多言论是基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是针对于当时的某个或特定的问题而提出的。只有以全面系统的、准确的、实践的态度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禁止教条主义地抓住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当真理，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生搬硬套；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导师的言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不能因此而把他的一言一行神圣化，视同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曲解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也必然窒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枯萎。

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其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只有把思想认识从固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所在的社会和体制，才能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目的是颠覆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它的理论源泉大都源于西方经济学和哲学。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此前的国际共产主义所不曾遇到的。中国的国情与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欧洲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别。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中国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找到范本。20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进入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中国的被压迫阶级中，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紧紧依靠农民；中国革命的对象的力量极其庞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行的，必须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弱小的无产阶级要想在城市迅速摧毁反革命力量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出身农民，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就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设所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起点，等等。总之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联系中国实际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因此，我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全盘地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眼光来接受，必须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否则无条件地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应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的实践中，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我们在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需要认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比在中国文化里溶解马克思主义更有直接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由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从梅洛庞蒂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交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传统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现代西方哲学开放式对话的开展，不同程度上都汇聚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焦点上。[2]在9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20世纪30～60年代的西方的新左派运动的鼎盛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期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用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批判理论，并把它扩展到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领域；[3]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理解和重新解释来引申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坚持日常生活批判主题的同时，又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4]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试图调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跟人本主义的学说；[5]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阿尔都塞批判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6]以及当代出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衍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从马克思文本出发来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借助于马克思之前或同时代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来“补充”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它通常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从自然与物质角度思考的思想，主要从历史及其历史中的人的实践来分析，客观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思想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仅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通常，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虽然理论上强调实践，实际上却不断地面临着从实践中淡出的危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主要是由我们的现实思想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在我们还停留在教科书式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当今时代的批判，已经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的成就并不是我们在哲学话语的置换中就能超越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各资本主义思想流派，积极吸收各种理论成果丰富发展自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作出具有西方特色的理解和阐发，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加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因此更能把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批判地探索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途径。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能显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时代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新的实践等等，层出不穷地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的远见性和剖析事物的精确性，可以说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各种思想总结，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采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回答当代世界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还是把几十年来基本不变的老教材，塞进一些新事例去学习，不仅不会使我们更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还会引起更多的怀疑。现在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企望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能直接寻找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新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当年根本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经济，我们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从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必然会让人们质疑。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就必须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同任何真理性的认识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1）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充分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可是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它不仅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也给广大无产阶级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准备了社会经济的前提条件；（2）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阶级条件。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不断爆发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条件；（3）自然科学取得的许多新成果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提供了理论条件。19世纪初，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自然科学新成果和西方哲学、经济学中分别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4）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条件。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他们提出“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的未来社会设想，却为人们探寻这种理想社会提供了素材，这也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同时催生下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或批判当时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必须也要与时俱进的变化才能继续发挥理论的思想指导作用。仍然采取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理论必然会在解释当今社会现象时显现不足和局限。

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永恒的，而是会随时间变化社会发展而过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7]（P5），又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到自1847年《宣言》诞生以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7]（P6）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理论就提出了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用发展的思想来完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尊重实践的理论品质。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更需要把握他们所坚持的思想精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学习这个科学体系时的准确价值观。

四、思考：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理解语境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适用于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化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各国革命实践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他们的世界观的过程中，充分依据了当时经验科学的最高成就。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而当时的经验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为构思一幅现实世界生动的图式，提供了必备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这些材料，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他们没有用想象和虚构弥补科学材料不足，而是将细节留给后人加以补充，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把他们的学说称之为己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8]（P5）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的是“对包含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既然是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必须随着历史过程的演进而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动态、开放的，不是若干抽象观点论集，而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概括。在我们的理解视域中，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个人的理论活动，而是看作一门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可对其进行实践探索的科学。任何人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索成果，只要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就可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否则，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理论活动，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只有历史考证和经典注释的意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将它推向前进。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停留在原有的结论的出发点上，原地踏步，年复一年重复、考证已有结论，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本性，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与时代保持最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最重要的条件，是它的生命力的最深厚的源泉。每个时代都要创造与其相应的理论，以实现时代的自我意识，机械搬用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是行不通的。对我们来说，历史上的理论，是流不是源，我们的理论之源，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指导我们时代前进的理论，只有依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探索，充分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活学活用，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莫里斯·梅洛·庞蒂. 辩证法的历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吴宁.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6]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列宁.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郑百灵

马克思政治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错误理解或误读。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理解或解读为“改变世界”，过分强调、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不仅是对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割裂，而且在现实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反思。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解释世界”；误读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在我国哲学理论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写进哲学教科书的常识，是一个没有任何异议的共识。①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迷信、不自欺，就会发现这种常识和共识是有问题的。我国哲学理论界之所以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句话的错误理解或误读。

一、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读不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的一个经典文本，曾被人们无数次地研究、解读和引用，特别是它的最后一段即第十一条，更是经典。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前半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马克思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紧接着很自然地说出了后半句“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解释世界”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我们无须赘述。因此，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确认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当然是正确的。进一步，马克思强调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是无可厚非的——哲学家作为现实中的人也不应该脱离现实。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读到的是马克思在陈述自己的一个见解——哲学家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把“哲学家们”和他们的“哲学”等同，是根本读不出来马克思在明确地意指自己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

我们首先通过对德文版和英文版的译文考察来看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汉语译文有没有问题。

1.德文版：

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andern.

词义：

Philosophen：名词复数，意思为“哲学家们”。

Welt：世界。

nur：副词，意思为“只，仅；只不过”。

verschieden：形容词，意思为“不同的”，修饰动词“interpretieren”。interpretieren：动词，意思为“（用语言或艺术）解说，阐明，说明”。

es[a][··]kommt darauf an：固定词组，意思为“取决于……；全看……而定；重要的是……”。

aber：连词，意思为“但是”。

verandern：动词，意思为“改变”。

句子可直译为：哲学家们只是不同地解释、说明这个世界，但是，重要的是，去改变这个世界。

2.英文版：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这里英文译文与德文版较为接近，添加了短语“in various ways”，意思为“以不同的方式”，句子的解释在整体上应与德文版一致。②

由上可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汉语译文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汉语译文没有问题，而我们从译文中又读不出马克思明确意指自己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认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看来，问题只能出在我们的理解或解读上了。

尽管译文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们汉语语境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前后两半句话却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直接印象：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们”之外，换言之，“哲学家们”的哲学与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性质，前者着眼点在“解释世界”，后者着眼点在“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似乎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功能和性质，而其他哲学的功能和性质仅仅在于“解释世界”。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很明显不符合哲学的本性，更不符合人类哲学史的事实，毫无疑问，这是对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荒唐的误解。对此，有相关文章讨论过：“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此从功能的角度，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区分前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时，就必然陷入悖论。”③

首先，站在现代哲学（如波普尔哲学所说的“俄狄浦斯效应”即预言本身对预言结果具有影响的“预言的自我实现”功能），甚至现代物理学（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的立场上来说，任何解释世界的哲学，无不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改变世界”不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性质和功能，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差异不在这里，其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哲学有“改变世界”的功能。马克思强调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无非表明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哲学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哲学没有或不存在“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因此，把“改变世界”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不仅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其次，就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智慧的理论思维来说，“解释世界”是它的本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而“改变世界”仅仅是它的一个“业余爱好”，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说，欲真正地“改变世界”，就必须“走出哲学”。马克思高扬哲学“改变世界”的旗帜，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本人走出书斋哲学家的狭隘天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实践家的品格。而这，就不是哲学了，而是对哲学的应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16）我们不应该把哲学和哲学的应用混淆——用电脑打字和电脑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马克思哲学与“哲学家们”哲学的根本差异，关键在于它们哪一个对世界的解释更合理，更科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哲学无疑更胜一筹，因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在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一个基本结论：“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革，乃是以现代唯物主义的方式对于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一种现实的解决。这个变革的前提是旧哲学在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马克思正是在对旧哲学的批判地扬弃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2]对于这种“历史性变革”，国内哲学界有一套辩证、严谨、成熟而系统的论证思路，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哲学从“抽象的人”走向了“具体的人”即“现实的个人”。“大体上来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神圣家族》阶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在这三个紧密相关而又明显区别的阶段上，马克思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使主体现实化的道路，经过了出发点或主体的三次转换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扬弃过程之后，马克思终于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而达到了对于人类世界客观实在性的理论论证，从而为现实地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问题确立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把实践理解为这种主体在一定物质条件制约下和在一定的交往关系形式中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就最终既辩证又唯物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建立起了全新的世界观即现代唯物主义。”[2]（61-75）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真正做到对法国哲学传统的唯物论和德国哲学传统的辩证法的两种出发点的综合，即一方面把德国哲学的能动性、历史性原则引入唯物论，另一方面对其唯心的辩证法进行改造，使之现实化。

可以说，在上述解释框架内，马克思哲学就是对此前所有人类哲学的一个辩证的扬弃，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无疑是最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的。马克思哲学具有无与伦比的解释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当属事实。如果我们仅仅在“解释世界”的层面看这种理论，那它无疑是相当完满的。

二、误读马克思哲学性质为“改变世界”后果严重

应该说，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梳理和论证，基本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将之冠以“历史性变革”，实至名归。实际上，与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并无二致，“改变世界”也仅仅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客观效果。但由于马克思哲学能够更好地、更科学地解释世界，因此，它可以更好地“改变世界”。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的理解应该到此为止，否则，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理解或解读为“改变世界”，过分强调、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不仅是对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割裂，而且在现实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笔者认为，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智慧的学问或理论，它理应安于自己的本分——解释世界，而至于改变世界，那应该是它分外的事，是它的一个“副产品”、额外功能、客观效果，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其做出过分解读。因为，有意识地强调一种哲学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利害性的“功利主义”。康德关于审美的非功利性思想应该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一种理论一旦沾染了“功利主义”，那么，这种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过分强调和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笔者认为可能就出在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的误解上：我们把这个“现实的个人”理论上的具体性误以为是现实的具体性了。

因为，尽管马克思哲学中的“现实的个人”超越了费尔巴哈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类本质”和黑格尔“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人”，但他作为现实中的个人，却还是受制于他所在的旧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即这个“现实的个人”（无产者）仍有着自身天然的历史局限性。换言之，尽管“无产阶级”是实践着的“现实的个人”，但他并不能等同于“具体的人”即“真正的人”，从理论上说，与“真正的人”相比，“无产阶级”也是“抽象的人”。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处于与“资产阶级”个体的对立中的，即，作为个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分工所造成的桎梏人的自由发展的后果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考察，一方面，他们从分工造成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变化即私有制的形成来看，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敏锐地看到了分工的后果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各个人的活动领域的局限化、片面化、抽象化：“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它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为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104）但在这里，还是没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分工自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他写道：“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1]（169）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考察中，马克思则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在这里，他指出，分工使得那些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其片面性甚至缺陷反而成了他的优点；更有甚者，“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梅涅尼·阿格里巴把人说成只是人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3]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而分工之得到如此程度的发展，则在于通过对劳动的分解，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总之，分工是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的最重要手段，同时，分工自身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自动地解决，而须另求解决的途径。王南湜教授指出：“马克思对于分工的技术层面所导致的人的自由发展受桎梏的状况的考察，可引发出一些重要的思考。譬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中技术理性作用的分析，是否对马克思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为韦伯所专有。进而，从卢卡奇开始的将工具理性分析引入批判理论，是否完全背离马克思的方法，都值得重新认真考虑。”[4]

不言而喻，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人”应该是对有着上述诸多片面性的“无产阶级”的超越，或者说，是对自己“阶级身份”即“利益身份”的超越。为了进一步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打个通俗的比喻：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好比塔顶通天的巴别塔，它需要千千万万块“烧透的砖”——如“金刚石”般的个人而非如“石墨”般的个人才能建起来的，否则，它的坍塌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基本概念：比喻意义上的“金刚石”。④而所谓的“无产阶级”，总体上处于“石墨”的水平上——既表现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他们身体机能的片面性上，也表现在其意识水平的低下上。关于后一点，我们知道，现实中，那些参与了20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尽管他们某种程度上经过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启蒙，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启蒙带有某种利诱和政治煽动的性质，他们自身并没有真正获得身份上的脱胎换骨，没有从“石墨”变成“金刚石”，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只能处于类宗教的“信仰”的水平上，而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因此，不仅在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无力建成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制度的，他们所建成的，难免是一个由自在的而非自在自为的人群组成的没有内在张力的“集体主义”的封闭社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波普尔等现代西方思想家一口咬定以美好社会为最终旨归的传统哲学和思想理论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都具有“走向奴役之路”的“极权主义”性质了：“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5]这就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由于“真正的人”的缺失或不在场，直接造成了20世纪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受挫甚至失败，故这种漏洞不是一般性的，而是致命性的。其实，这一点列宁早就意识到，他在1917年8—9月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这句名言就是证明。可惜，十月革命的烈焰并不以列宁的客观理性为转移。在经历了巴黎公社的失败后，马克思晚年重点转向了所谓“人类学”的研究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对“无产阶级”能否完成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使命也持保留态度。

三、一点反思

鉴于上述由于我们误读马克思哲学性质为“改变世界”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作出必要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并没有错，如果说它有错，那么这种错也仅仅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做出了过分的理解或解读。由于这种过分理解或解读，使得马克思哲学本身最具优越性、科学性的“解释世界”的功能被遮蔽、遗忘甚至伤害了，同时，使得它内在地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得到了极度的膨胀，直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毋庸置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迄今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其给人类设计的美好未来，如果人类不因意外而灭亡的话，终有一天会在大地上实现。因此，我们真的有必要像阿尔都塞所呼喊的那样“保卫马克思”，但这种保卫首先必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正确解读之上的。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戒除内心的浮躁和对现实政治的恐惧，只服从真理，认真地研究“人”的问题，把“无产阶级”这个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现实的个人”和“真正的人”区分开来，找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载体和社会力量，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这一致命漏洞补上。当然这不是西方学者所谓的“填补马克思哲学的空场”意义上的。这应该是可能的。这很可能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个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否则，仅仅靠政治宣传、煽动阶级仇恨和利益引诱发动社会革命，就难免有“忽悠”群众之嫌，其最终结果也难免事与愿违，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遭致某些人“极权主义理论”的毁谤和诬蔑也就是难免的。这是整个20世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惨痛的历史教训。归根结底地说，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制度，是需要一群成熟起来的自觉的个体来建造的，普遍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成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到来应该是同步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哲学最终的归宿和立脚点——“现实的个人”本身的丰富性尚没有彻底展开，故，“现实的个人”概念在当今时代的马克思哲学中就具有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性”。如此一来，企图依靠这种具有自身局限性的“现实的个人”来“改变世界”，重建新世界——共产主义，犹如用豆腐渣一样的砖瓦建高楼大厦，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哲学把自己“解释世界”的工作做好，比什么都重要。这里也用得着人们常说的名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注释：

①2012年3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四大刊物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召开联席工作会议，针对回归文本和回归哲学史的倾向，提出“思想史与现实中的马克思”研究路径。“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30日第286期）。

② 我的研究生张丹同学帮我做了上述译文考察。

③参见程彪：《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该文提出从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来化解“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悖论的思路。载《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

④ 参考朱鲁子《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中“现代人生哲学要旨”——《从“石墨”到“金刚石”》和“序曲”——《“巴别塔”天机揭秘》，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2]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现代唯物主义导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33.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9.

[4]王南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和异化理论[J].南京社会科学，2005，（10）.

[5]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25.

马克思政治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所有的哲学都以关注人类生存、人类自由为主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说”不符合哲学史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关注视角和方法论与其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和革命性的变革;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在理论上会导致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唯我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生存论转向;生存论哲学

彭坚(1971—),男,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西南昌33002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争论一直没有消停。近年来,一些学者十分热衷于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流行观念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实现了由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范式向现代哲学生存论范式的转变,还有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定义为“生存本体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并不在于由物质本体论转为生存本体论,从而实现了生存论范式的转换,而在于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以实践为基本视角,考察人的生存,考察人和社会的产生、发展,并为具体的、现实的人类(主要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苦大众)解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范式转换和生存本体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

一、所有的哲学都以关注人类生存、人类自由为理论主旨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大都认为传统哲学不关注人的生存。以海德格尔为例,他把反抗的矛头从近代哲学传统扩展到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他指出,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在”(Sein)的历史,其实只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seiende)的确证。海氏提出应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之为“Existenz(生存)”[1](P16),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他这种哲学旨趣在后现代哲学、语言哲学中得到了强化。在这种话语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为由,坚持认为:“传统哲学持一种实体性、知性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它把人悬设为一种‘现成’的‘逻辑’性的存在者,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简化为一元性的实体,要求所有的现象、所有的活动,包括人的全部生活、一切需要服从唯一的实体的安排。”[2]“西方哲学的基础是存在论(Ontology),其核心范畴是‘Being’,由于Being的演进构成了一个在西方哲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实体主义的存在论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是舍弃了另一个存在源头即生成(Becoming)论的传统的结果。”[3]“生存论转向是整个当代哲学转型中哲学存在论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4]“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逻辑与生存、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把本来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存在‘头脚倒置’为‘第一性’的和基础性的存在。因此,必须在根本上改变基本的解释原则,对颠倒的关系进行‘倒置’,确立感性实践活动优先于逻辑和知性、并构成逻辑和知性基础的本体论地位。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实践活动’的确切所指乃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2]

我们认为,以上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的确推动了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但其关于传统哲学不关心人的生存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就理论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言,传统哲学将研究重点先后放在自然哲学、神学、认识论方面,似乎远离了人的生存。但深究其理论旨趣,传统哲学从来都以人的生存本性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5](P5)康德尽管提出了“像形而上学这种东西究竟是否可能”的诘问,但他也说过:“如果说形而上学已实际存在,那么,即使不把它看作学问,也应当看作自然的倾向。人类理性并不只是因为博学多识的虚荣心的推动,而实在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要求所激励,热烈地趋向‘理性之经验的运用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原理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当其理性成熟到可以理辨时,就常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6](P390)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的理性自然地追求思维的极致性,这就迫使人的理性自然地越出现象界,超出全部可能经验,以达致超经验的本体世界,由此产生出形而上学。对现实的人以及人的生命的眷顾,也是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所深藏着的人文关怀。尽管整个黑格尔哲学是以一种非常神秘的“绝对精神”为开始,并以“绝对精神”为回归,但究其理论实质而言,在“绝对精神”背后所隐藏着的就是人的力量、人的活动。只不过,黑格尔将人的这种本质力量理解为精神力量。因此,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7](P177)即使是将尘世的希望归结为天国的神学,其理论出发点还是人的解放、自由、救赎,只是黑格尔错误地将人的生存、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天国。在他看来,人是上帝的产物,上帝是人的本质,人的世俗存在是无足轻重的,回到上帝那里是人生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同样延续了传统哲学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他将哲学的重点由天国(其实也是对人的自由境界的虚幻表达)拉到地上,拉到人自身的思想,又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幻影背后看到了人的本质——实践,从而将人的生存、人的解放的关键归结于实践。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都以实践为着力点,具体的人、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理论前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其目的和归宿。

总之,我们认为,哲学自产生以来,就以人的生存为主旨,不存在哲学发展到某个阶段才有“生存论转向”一说。关注人的生存可以有多种视角,可以持多种哲学立场。我们不能因为传统哲学在外在形式上对人的疏离,而忽视其内在的生存论旨趣、生存论指向。如果仅仅以是否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为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的“生存论转向”。关键在于持何种哲学立场,去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关注人的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类生存问题的视角与其他哲学传统的本质区别

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传统哲学及现代西方哲学无疑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区别不在于是否包含生存论旨趣,而在于如何关注人的生存。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的理解的根本局限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P58)在这里,马克思着重批判的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只知道研究脱离人的生存、人的实践活动的纯感性自然界,把自然界看成是先在的、单纯的认识客体,没有看到人的主体性,没有看到人的实践能动作用,没有看到进入人的视野的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人化自然。

正是由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唯物主义者眼里的人没有任何特性,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8](P60)。他们只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情感和意志等,不知道人是具体的,是处于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特定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实践)的,不知道人的本质是实践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60)。

由于旧唯物主义者在人的问题上陷入了唯心史观,他们在人的解放问题上也就始终找不到现实的途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将人的解放寄托于思想解放的错误观点。他说:“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8](P74-75)

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者找不到具体的人,只能找到抽象的类、抽象的人,所以他们不知道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他们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观点是超阶级的。究其理论实质来说,这种观点属于资产阶级人性论范畴。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把人的解放理解为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活动。由此,马克思首先把视野放在实践的主体——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上。

总之,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并没有反对旧唯物主义研究感性物质、研究人自身的立场和建立实践本体或生存本体的打算,他只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对于人的生存的基础性作用。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实践,人是实践的产物,人在实践活动中才能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生存矛盾的解决及人生存的自然前提都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去理解;人的解放只有同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才是真实的;人类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人类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将整个世界(包括自己)作为自己的对象,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理解的抽象化、主观化,强调了实践活动是感性的物质活动。

马克思先是肯定唯心主义者看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进而指出:“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8](P58)在这里,马克思重在批判唯心主义者没有看到人生存、发展的感性基础,没有看到人的生存活动是感性的现实的(即物质的)活动。一切唯心主义都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现实运动的主体,把现实世界的运动看作是精神的“外化”,把人的本质完全归结为精神的运动,没有看到感性的实践活动对于人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用头立地”的哲学。

针对唯心主义这一错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观念”相对立。他揭示到,物质是实践中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接着,他多次用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物质生活过程、物质交往等用语来明示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生存)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将人的生存本质定位于物质的实践、最直接的生产实践。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与继承传统哲学生存论意蕴的基础上,继续关注人的生存,创立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的“新唯物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以一种更为积极、现实的态度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马克思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将人的生存建立于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建立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存问题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抽象的人的本性(理性、情感等)转到了具体的人,即隶属于一定阶级的、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对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内在规律的揭示,为实践活动寻找一种现实的依据,进而以此为前提,高扬人的主体性,提倡对世界的改造,以解决人类生存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哲学,它内含的生存论意旨首先指的是无产阶级及广大劳苦大众的生存问题,并非抽象的全人类的生存,并不是为了追问抽象的生存意义,不是为了寻找“思”中的诗意的栖居,而是为了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一些学者片面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生存论范式,甚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本体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试图仅仅用道德、伦理和价值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从而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消解其革命性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说”的缺憾

从理论上看,“生存论转向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生存论者依据的大多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忽略了马克思中期和后期著作,存在着将青年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人为嫁接的倾向。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生存本体论并将之纳入生存论哲学范式,有反认识论和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的倾向。

生存论哲学以反对所谓的知性本体论为由,追求前逻辑的、前概念的主客体浑然一体的生存,试图从所谓的先于实践、先于主客体二分的生存结构入手,研究人的生存问题,企图取消主客体的对立,有反认识论的倾向。

另外,生存活动既包括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又包括精神、文化活动,因而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样,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消失了。这种倾向与“消融至今以来哲学观点的分歧,把他们争执不下的物质和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实体与现象、自由和必然种种矛盾统一起来”[9](P251)的实践超越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任何人的生存实践都离不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主体对客体的活动是高于动物本能的。在动物眼里,没有对象的概念。人类的任何生存活动都必须以主体、客体二分为前提,以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前提,必须正确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

第三,从实践中看,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尤其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本体论,容易导致唯我论。

生存论者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用“始源性”的浑然一体的生存取代传统哲学的本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力量、价值的正面认识,对于高扬人的主体性有意义。但是,忽视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前提和客观规律性,容易导致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而盲目崇拜自身主体性的力量,忽视自然的内在规律性,漠视自然的存在,从而造成人类对客体世界的攻击和掠夺。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危机不能不说与人类过去片面强调短期的、小集团的生存利益相关。生存论者一贯批判传统哲学是片面强调主客体的分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然而,他们自身又因为片面强调主体的生存,忽视自然界的自在规律,用主体性来消解主客体的矛盾,从而也走向了形而上学。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 2002,(5).

[3]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06,(12).

[4]邹诗鹏.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J].学习与探索,2003,(2).

[5](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高清海.哲学的憧憬[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龚剑飞】

马克思政治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十九世纪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世纪，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理论背景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除了以独特方式解释了技术，马克思还从技术层面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另一方面，技术也会产生异化，而异化的克服仍需要从技术进步之中寻找解决办法。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思想 劳动与技术 技术和社会 技术异化与克服

一、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所生活的十九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世纪。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顺利完成，科学技术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物学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使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科技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科学技术开始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技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科学家成为深受尊重的职业，人类由此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马克思首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其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理论背景和科学理论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和概括19世纪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吸收技术史、工艺史和自然科学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

二、关于“技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开始倾向将哲学理论转化为实践行动，即使哲学理论技术化。使哲学理论技术化必须把技术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给“技术”下定义，我们还是可以对一些著作的零散描述进行梳理，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出一条龙来。马克思在不同的文献中先后阐明，技术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或能动关系”，是“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是关于“怎样生产”的方法，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方法”，即马克思认为：技术是实践性的知识和操作方法。

三、劳动、技术、人与自然

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他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一门技术，正是劳动的作用使人类最终形成。劳动的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发展史，人类自始至终都会寻求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而这种改善也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中才能逐步实现。

人在劳动中不断形成各种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劳动”，人在劳动中改造自然，在劳动中创造历史，在劳动中推动社会进步。劳动的本质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都是技术问题，正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逐步成为了现实意义上的人。如果“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会得出唯心主义结论。”[1]正是人类永无止境的对生存条件改善需求的提高，技术便被赋予了满足人类追求的意义。

四、技术推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状况与技术发展水平相一致，生产的发展依赖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依赖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工业的持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 “必须改变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3]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除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杠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技术的作用。社会越前进，技术的这种作用越明显。“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有犁以后，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无限制的增加，便有可能了。这样一来，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了。”[4]“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

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的重大发明及其广泛应用。“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动的揭示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技术已经成为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杠杆，马克思对技术的巨大革命作用作了形象的比喻，认为技术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五、技术异化与克服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生产分工、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化的分工产生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人被迫限制在生产链的某个节点，对节点以外的知识和技术则知之甚少。人的这种专业化发展是一种纵深的发展，也是一种片面的发展，片面的发展自身的智力和技能，进而成为专业人、“单向度”的人或片面人、畸形人。在简单生产阶段，人对生产的全部过程都是熟悉的；而工业社会则发展了人的专业技能或片面能力。“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工具。”工人们各自承担一项专门职能，并且局限于这一职能中，这样工人们就成了局部的或“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5]

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体现着对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的追求，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彻底解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技术异化的克服也同样依赖于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生产发展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技术进步必将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生产力提高，推进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从而推动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进而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

“工艺学（技术）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体现着人类自由的历史性、阶段性与现实性。马克思之伟大不仅是因为认识到技术是把双刃剑：技术的作用和技术异化，更是因为认识到：技术会把人带向异己，技术的发展最终必将把人类带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91

[2]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6、p6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9-2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399、p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