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效应

FDI技术溢出效应（精选11篇）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1篇

FDI不仅是资本, 更是先进知识和技术的载体, 是技术溢出 (technology Spillover) 的源泉, 是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技术水平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布隆斯谆 (Blomstrom, 1998) 将FDI技术溢出效应定义为,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引起了当地技术或生产力水平的进步, 但跨国公司却无法通过市场手段获得其投资的全部收益, 从而对东道国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显然, FDI技术溢出对技术相对落后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赶超”梦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

美国学者麦克道加 (Mac Dougal, 1960) 在考察FDI一般福利效应时开创性地将技术溢出效应看做是FDI的一个重要福利效应, 并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同。科登 (Corden, 1967) 和卡维斯 (Caves, 1971) 在考察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福利效应的过程中, 也多次提及技术溢出效应。尽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FDI的成本和收益上, 没能建立正式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框架。但是他们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

卡茨 (Katz, 1969) 发现阿根廷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出现对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仅发生在跨国公司所在的产业, 也发生在其他产业。这可能是关于FDI产业间技术溢出最早的理论分析。

卡维斯 (1974) 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技术扩散可能存在的外部性, 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 跨国公司强行进入东道国具有较强进入壁垒的行业, 遏止了垄断扭曲, 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其次, 跨国公司产生的示范效应或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 迫使当地企业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 促进了当地技术效率的提升;再次,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 竞争、反复模仿或其他原因使技术转移和扩散速度的不断加快。

海默 (Hymer, 1976) 区分了一国经济发展中证券投资与FDI资本流入的不同角色, 使人们认识到, FDI是集资本、管理、新技术于一体的“一揽子”转移, 具有比对东道国简单资本输入更为丰富的内涵。

小泉和科佩西 (Koizumi & Kopecky , 1977) 将技术溢出效应开创性地引入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模型。在局部均衡框架下, 他将跨国公司拥有的专有知识看做是公共物品, 假定随着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拥有东道国资本存量的增加, FDI的技术溢出自动增加。他的结论是, 两个具有相同生产函数的国家将沿着不同的时间轨迹达到不同的均衡状态。

芬德利 (Findlay, 1978) 假定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固定的速度进步, 并且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技术扩散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技术差距, 芬德利认为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是技术差距的增函数;二是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资本份额, 芬德利认为技术扩散就像传染病的传染效应, 随着跨国公司在当地资本份额的提高, 人员接触越来越密切, 技术创新的扩散越来越有效。在此基础上, 他研究了国外企业和本地企业技术相对增长速度的决定机理, 并分析了稳定状态下各种参数变化对本地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 他没能解释哪些力量能够决定技术溢出。

达斯 (Das, 1987) 借鉴了寡头垄断理论中价格领导模型的思想, 研究了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母公司向其国外子公司的技术转移问题。在分析中他提出了三个假设:首先, 本地企业能够从跨国公司学习到先进技术, 并且因此提高效率;其次, 本地企业的效率提高是外生的, 并且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再次, 本地企业的效率提高速度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运作层次正相关。在此基础上, 他发现, 免费搭车的当地企业最终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竞争, FDI技术溢出成了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潜在成本。这就使得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一个是否选择引进先进技术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尽管在东道国存在技术溢出, 但从母公司进口先进技术仍是有利可图的。该模型是在假定跨国公司子公司意识到存在技术溢出的情况下, 研究其技术转移决定行为, 这是该模型的最大贡献, 不足的是该模型仍然没有将东道国企业的行为纳入研究框架。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学者们开始用博弈论、策略论等方法研究溢出效应理论。王建业和布隆斯谆 (Wang & Blomstrom, 1992) 建立一个博弈模型来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模型继承了芬德利的“技术溢出水平和技术差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的基础上, 假定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都能意识到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 并且可以通过各自的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除此之外, 他们还强调了竞争的重要性, 认为在充分发挥东道国市场机制作用的情况下, FDI技术溢出是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内生发展的。在一个博弈分析的框架内, 每个公司在限定对方的行为的前提下, 做出自己的动态最优决策。该模型的最大贡献在于首次强调了竞争在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深刻地揭示了东道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决策、行为对溢出的影响。

格拉泽 (Glaeser, 1992) 等有力地证明了重要的知识溢出更多地发生在不同产业间而不是同一产业内。科蔻 (Kokko, 1994) 总结了FDI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渠道, 即: (1) 示范模仿效应 (demonstration-imitation effect) , (2) 竞争效应 (competition effect) , (3) 联系效应 (linkage effect) , (4) 培训效应 (training effect) 。 卡普尔 (Kapur, 1995) 在博弈模型的框架下, 研究了溢出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企业学习的影响。

佩雷斯 (Perez, 1997) 否定了芬德利和王建业的“溢出效应是技术差距的增函数”的观点。他认为FDI技术溢出效应与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瓦尔茨 (Walz, 1997) 将FDI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中, 研究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和专业化的作用。结果表明, 在落后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对当地潜在创新效率的提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同时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技术溢出使落后国家的创新活动变得有利可图。此外, 他认为FDI的技术溢出还将间接通过东道国的模仿行为激励当地的R&D和经济增长。

基诺什塔 (Kinoshita, 2001) 建立了一个通过FDI与东道国R&D相互作用而产生技术溢出的模型, 研究结论认为, 只有当东道国拥有可以匹配的技术水平时, 才能够较好地吸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卡索里亚 (Kathuria, 2001) 发现如果当地企业的学习能力越强并且R&D投资越充分, 则它们在应用新知识和吸收溢出的能力上就越有优势。斯曼兹尼斯卡 (Smarzynska, 2002) 发现在那些东道国企业为外资企业提供中间产品行业里, 生产率与FDI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同时, 在FDI是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情况下, 这种行业间的溢出更加明显。克韦多 (Quevedo, 2005) 建立了一个基于吸收能力的知识溢出模型。这是目前少有的对技术溢出和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进行直接研究的模型之一。

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二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一) FDI技术溢出存在性的研究

早期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业内溢出层面, 并且受到数据的限制, 多使用行业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卡维斯 (1974) 使用1966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两国的制造业行业横截面数据分别研究了两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 加拿大当地企业的利润率和澳大利亚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与行业内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他的结论是, FDI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制造业产生了正的技术溢出效应。此外, 其他学者, 如布隆斯谆和帕森 (Blomstrom & Persson, 1983) 等的研究也都得出了存在正向技术溢出的结论。

但是, 依据横截面数据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因此, 无法建立可靠的因果关系, 从而无法判断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是因为FDI确实产生了正的技术溢出, 也有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选择的部门本身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坎特文 (Cantwen, 1989) 首先对FDI技术溢出的正效应提出了质疑, 他系统研究了1955-1975年间欧洲市场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出现所做出的反应, 结果表明, 正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只存在于外资进入以前就已经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 而弱势产业的企业则会被跨国公司挤出市场, 或者仅占据被跨国公司放弃的市场份额。此外, 横截面数据还无法考察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的动态影响, 而技术的扩散从本质上来讲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因此仅凭短期效应而断定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缺乏可信性。但是, 这些实证研究毕竟最早近似地量化了理论上的溢出机制, 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此后, 学者们开始采用面板数据代替横截面数据, 并且改进了计量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期研究存在的问题, 但实证研究成果却并不能让人满意。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 只有少数几篇找到了正向技术溢出的证据。刘志强等 (2000) 考察了1991-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 结果表明, FDI对英国制造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对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多数没有发现正向的技术溢出, 即便是有也局限在少数几个行业里。哈达和哈里森 (Haddad & Harrison, 1993) 利用1985-1989年间摩洛哥制造业的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 跨国公司对摩洛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艾特肯和哈里森 (Aitken & Hrrison , 1999) 对委内瑞拉和考斯林 (Konings, 2001) 、祖孔思卡-伽格曼 (Zukowska-Gagelmann, 2002) 等对转轨经济国家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难怪乔戈和格林纳威 (Gorg和Greenaway, 2003) 断言, 迄今为止在微观层面还没有找到关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存在FDI正向溢出的证据。他们将FDI技术溢出负向和中性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 东道国企业学习的滞后性, 影响了技术溢出的吸收;第二, 跨国公司对企业特定优势的保护, 阻碍了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第三, 行业层面的研究低估了正向溢出对企业的影响;第四, 溢出主要通过产业间的联系发生, 并不在水平方向发生。针对FDI行业内技术溢出研究结论的分歧, 扎瓦斯科 (Javorcik, 2004) 认为, 研究者可能在错误的渠道寻找FDI的溢出效应, 溢出更可能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些问题, 这就要求学者们今后的研究不仅要改变样本数据的类型和模型的估计方法, 还要重视FDI在行业间的技术溢出。

库格勒 (Kugler, 2000) 是最早用计量方法研究FDI行业间技术溢出的学者。他利用哥伦比亚制造业的大样本数据, 研究发现一个制造业部门的FDI与另一个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遗憾的是他没能采用产业关联或其他机制来解释这种产业间的技术溢出。但其开创性研究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广泛关注。布莱洛克 (Blalock , 2001) 在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研究中, 首次提出了FDI的水平技术溢出和垂直技术溢出的计算方法, 通过研究, 他得出了存在正的后向技术溢出的结论。他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很多学者都沿用了他的方法。斯曼兹尼斯卡 (2004) 借鉴了布莱洛克的研究方法, 将前后向关联效应纳入分析框架, 比较了匈牙利和立陶宛两国FDI对制造业企业的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结果表明, FDI在匈牙利产生了水平和后向溢出, 没有产生显著的前向溢出;而FDI在立陶宛产生了后向溢出, 但没有产生显著的水平和前向溢出。此外, 科湃本 (Kohpaiboon, 2006) 对泰国, 以及扎瓦斯科和斯巴达瑞努 (Javorcik & Spatareanu (2008) 对罗马尼亚等的实证研究都表明, 产业间关联效应比水平效应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溢出渠道, 因此行业间技术溢出应该是重点研究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利用FDI规模的不断扩大, 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我国学者大多借鉴菲德 (Feder, 1982) 在研究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时的思路。在样本数据选择上学者们分别从总量数据、行业数据、地区数据和企业数据四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1) 使用总量数据的研究。何洁和许罗丹 (1999) 考察了1985-1997年间我国工业部门的统计数据, 结论是FDI的技术水平每提高1%, 我国内资工业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就会提高2.3%。 (2) 使用行业数据的研究。王滨 (2010) 利用中国制造业1999-2007年间2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 检验了FDI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了显著的水平和垂直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却发现, 前向关联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后向关联仅仅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效应, 而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不显著。 (3) 使用地区数据的研究。谢建国 (2006) 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94-2003年间的面板数据, 采用随机前沿方法, 研究了FDI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溢出, 结果表明, 外资企业同国内企业相比, 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FDI对中国各省区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且FDI对各省区的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4) 使用企业数据的研究。王志鹏和李子奈 (2003) 对2000年中国5 000家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外资参股可以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 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总体影响为正, 既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且该效应超过了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效应。

(二) 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研究

在对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的争论过程中, 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不应该仅停留在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的争论上, 还应该重视对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因为FDI技术溢出不是自动发生的, 它同时要受到溢出方和吸收方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东道国的市场结构。

布隆斯谆 (Blomstrom, 1986) 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 溢出效应是存在的, 但竞争加剧是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 而并非是由于外资进入导致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增加。陈羽和邝国良 (2009) 对我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 在企业规模更大、市场势力更强、垄断程度更高的行业, 有利于水平技术溢出的实现;在企业规模较小、市场势力较弱、竞争程度更高的行业, 有利于垂直型技术溢出的实现。

2.技术差距。

在各种影响FDI技术溢出效果地因素中, 关于技术差距的影响效果的争论是最激烈的。早期以芬德利 (Findlay, 1978) 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认为, 随着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增大, 增加了内资企业学习和模仿的空间, 溢出效应则越明显。科蔻 (Kokko, 1994) 的研究发现, 技术溢出效应只有在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才会比较明显。斯吉翁 (Sjoholm, 1999) 则认为, 技术差距与溢出效应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即在技术差距较小时, 溢出效应随技术差距的扩大而增加, 但当技术差距扩大到东道国企业无法吸收利用FDI的先进技术时, 技术溢出效应将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而减小。

3.FDI的投资方式。

简可夫和霍坎 (Djankov & Hoekan, 2000) 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发现, 发现如果外资是以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进行投资, 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产生负溢出效应;而如果外资完全以独资方式进行投资, 则溢出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姚利民、唐春宇 (2005) 研究了独资与合资对国有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后认为, 独资于合资。

4.外资的来源。

由于不同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在技术水平、企业规模、投资分布和文化理念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因此有学者在研究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时将FDI按来源国的不同进行划分, 以检验不同来源地的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差异。吉尔马和瓦克林 (Girma & Wakelin, 2001) 对英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 由于美国企业所使用的技术相对陈旧, 导致来源于美国的FDI溢出效应则很小, 而来源于日本的FDI溢出效应最大。隆娟洁和陈治亚 (2009) 的研究表明, 来自港澳台的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而来自于其他地区的FDI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

5.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基诺什塔 (2001) 对捷克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 由于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 在R&D密度很高的当地企业中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黄凌云、徐磊和冉茂盛 (2009) 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检验了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结果表明, 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水平对技术进步还没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FDI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刘晓成和蒋士成 (2010) 研究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的影响。结果表明,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水平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但随着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东道国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三、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经过50多年的发展,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 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证研究

与实证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 目前国内外在FDI技术溢出的理论研究似乎显得有些停滞。FDI技术溢出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要求相关理论研究必须有所突破, 否则也只能是计量方法上的改进。FDI技术溢出领域还有大量的理论问题亟待解决。

(二) 研究内容缺乏整体性

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二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三是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 即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和渠道。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前两个方面, 对第三个方面的研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技术溢出效应并非是“自动”发生的, 而是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的, 并且还要受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外资政策、吸收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既能揭示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微观机理, 又能测度各种影响因素的影响, 来指导实证研究。

(三) 计量模型存在缺陷

计量方程中变量的选取和准确的定义对测度溢出效应非常重要。但目前对方程中变量的选取和定义尚未达成共识, 以外资存在变量为例, 有以外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与全行业资产总额之比来表示的, 有以外资企业雇员人数与全行业总雇员人数之比来表示的。这无疑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此外, 研究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如研究中大量使用的回归分析方法, 还不能完全满足准确定量分析的需要。

(四) 缺乏对子公司知识创造行为的研究

早期的技术溢出理论认为, 先进的技术是通过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由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向其子公司传导, 然后再以技术溢出的方式由其子公司向东道国企业传导。在这个过程中, 子公司只是技术溢出的一个被动的渠道, 并未对技术溢出过程发生影响。然而, 随着跨国公司R&D全球化, 跨国公司子公司在东道国的R&D活动同样会产生知识溢出。因此, 对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创造和知识积累开展相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助于丰富技术溢出理论的内容。

摘要：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深远意义, 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广泛兴趣。本文回顾了中外学者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 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评论, 并指出未来应在技术溢出理论、计量检验方法、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创造行为等方面加强研究。

FDI技术效应实证分析论文 第2篇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实证分析

FDI技术溢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外部效应，是指由于FDI进入东道国，其带来的技术对当地的生产率增长、经济增长、劳动力技术水平提高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贡献，而FDI投入方却无法因带这些贡献而得到相应回报的现象。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最早的技术溢出是由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提出的。

Cooden（1960）和Caves（1971）分别考察了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多次提及溢出效应。

Blomstrom（1998）将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理论。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代写论文。

Blomstrom和perssom（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lf（1989）选用墨西哥1965年～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

李平（1999）对中国各部门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产业自身的产品内含型技术和资本内含型技术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选取的12个制造业产业中,他发现绝大多数产业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资本内含型技术溢出效应。

姚洋（1998）利用第三此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发现行业中如果外国三资企业数量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行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个百分点。

秦晓钟、胡志宝（1998）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含采掘业、电力煤气等39个行业进行了检验,得出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明显存在的结论。

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模型，实证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的结论。

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陈涛涛（2003）利用我国制造业84个四位码行业的数据，实证发现当内外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

以上文献均侧重于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其效应方向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因素的作用的分析。实际上，FDI的进入东道国，并不是主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而是需要与一定的东道国具体因素相结合，本文将就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进入我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找到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

二、模型及数据的选取

1． 研究模型。借鉴Feder（1982）的研究思路，将整个经济分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每个部门的生产过程用一个生产函数表示（1）。

lnYd=c0+c1lnKd+c2lnLd+c3lnKf+u（1）

其中，Y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总产出；K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的资本投入；L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投入；Kf表示三资企业的资本投入；u为残差。C1、c2分别表示内资企业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c3表示三资企业的资本积累对内资企业的边际产出弹性，它的正负与大小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溢出效应的方向和力度。

为考察人力资本、制度变量和R&D投入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3个变量，其中H表示某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GY代表制度变量，表示某地区的制度环境，RD表示某地区人均R&D投入，由此建立模型（2）如下：

lnYd=c0+c1lnKd+c2lnLd+c3lnKf+c4ln（Kf*H）+c5ln（Kf*GY）+α5ln（Kf*RD）+u（2）

2．数据描述。本文计量所采用的数据是根据2000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部”网上数据整理得来的。利用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在内的地区数据。具体数据的选取上，资本投入选取各地区资产总计表示；劳动力投入采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所表示的平均从业人数来表示；内资企业的产出、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是通过各地区工业行业内“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与各地区工业行业内“三资企业”相对应的指标相减得出的；人力资本，采用各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与该地区年底总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制度变量，采用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出与各地区工业行业总产出的比值表示；人均R&D投入，用各地区年R&D投入与该地区年底总人数的比值表示。

三、实证检验

1．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基本模型检验。表1中①，是对基本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99年~2003年，工业部门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从总体上看，外资投资企业的资产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行业中内资企业的产出增加0.33个百分点。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Kd的系数为正，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表明内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对行业经济的增长起正向作用。但是，Ld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国内企业劳动力投入的水平相对较低，对行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2．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扩展模型检验。表1中②是利用扩展模型，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制度变量、人均R&D投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Kf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单纯的外资投入，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技术溢出，而应当以其他的因素为前提，比如制度变量、人力资本和人均R&D投入等。

表1中③是模型（2）去掉kf后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去掉Kf后，Kf*H、Kf*GY、Kf*RD均通过了显著性1%的t检验，其中，Kf*H、Kf*GY对技术溢出存在正效应，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若要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确需要以一定的东道国人力资本和东道国制度环境为前提条件。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制度环境的改善，都会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产生。Kf*RD的系数为负，这是因为R&D具有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两方面的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R&D的吸收能力实现的。由于目前我国的R&D吸收能力较低，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未通过与R&D结合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影响了内资部门的产出。

四、结论及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FDI虽然对全国样本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1中①），但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并不是主动的，而是需要与东道国的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相结合（分析结果表1中②、③），所以建议如下：

1． 提高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本存量。宏观上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只有将各地（下转第81页）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正效应。而对于微观企业来说，企业内相应技术的专业人才存量是决定企业吸收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企业对引进行业内专项技术的吸收效果以及对所吸收的技术向现实的产品，进而向企业的效益的转化能力。同时，人才存量构成整个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促进整体的技术溢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提高R&D的吸收能力，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为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需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企业与技术水平较强的国外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对于吸收能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采取开放政策；对于高科技行业，由于内资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和人才流失，会造成向外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扩散，所以高科技行业应采用逐步开放的政策。

3． 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建立有利于其竞争和能促进其自主研发的制度环境。一是，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二是，逐步建立支持创新支持体系和创新风险承担机制。三是，进一步消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打破行业和市场垄断，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四是，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为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社会化、市场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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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赖明勇，包群，阳小晓．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理论及中国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2，（6）．

6．方希桦，包群，赖明勇．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04，（7）．

7．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12）．

8．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3，（6）．

9．沈坤荣，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03，（5）．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3篇

关键词：服务业FDI；国际服务外包；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一、引言

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全球产业结构迅速调整，服务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服务外包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对我国而言，服务业FDI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也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近年来，服务外包却因其时代特征和技术溢出效应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不但可以转变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而且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技术进步。

理论上看来，两种承接模式在对中国的经济效应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且各有利弊，而且存在着行业部门之间的差别。从以往的研究看来，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在每一种模式对承接国如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却少有将两种模式放在一起研究甚至进行技术溢出效应的对比的；而且，由于服务业国际转移兴起较制造业要晚，所以对此的研究的深度要远远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相关数据统计的局限性使得原有的研究深入程度和准确度也不够。

二、文献综述

国际相关研究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并未有深入的进展，如Antras（2003）[1]的模型确实阐释了两种形式的转移对母国的福利影响而非东道国。现存的很少有把垂直FDI和外包区分开的模型讨论其对东道国的技术提高的影响。如Helpman（2004）[2]探讨了在垂直FDI和外包之间的选择，但并没有探讨他们对东道国的生产力的影响。因此，在所有这些关于垂直产业转移的模型中，研究基本都是从发包公司和母国的视角进行的，对东道国的关注有限。

虽然缺乏对此种技术溢出效应的直接研究，但相关的地，学者们在关于这两种国际转移方式的选择和取舍上却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果：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的东道国进入模式的选择方面，学者们假设，在一个产品周期中，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转移可以通过FDI和外包进行，就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如Ottaviano and Turrini（2003）将出口，FDI和外包定义成互相排斥的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方式。如果公司想避免技术外溢他就必须通过固定的投资而是先内部转移，雇佣他们自己的熟练劳动和东道国的非熟练劳动，或者，如果公司不怕技术外溢，他就可以进行外部转移；从东道国的角度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Anti Grove：（2007）基于东道国福利效应比较的研究，作者构建了一个从FDI向外包转化的过程，比较东道国的实际GDP和人均工资水平，用数理模型的推到得到了一个临界点（Threshold），从而得出了东道国对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的临界条件，而这个临界点是用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来表示的，虽然其正确性并未得到数据上的检验，但至少是为此方面的研究首开先河，对该方向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计量模型的建立

我们借鉴Feder（1982）的研究思路，把整个服务业国际转移分为FDI和承接国际外包两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用一个生产函数表示。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两种承接模式影响下的服务业的生产函数来分析FDI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情况。

我们假设国际转移对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主要来自国际转移对其资本的运作，

即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对服务业的产量增加发生间接的影响。如果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促进了服务业产量的增加，那么国际转移对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

如果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抑制了服务业产量的增加，则我们认为国际转移对服务业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四、技术溢出效应比较的实证结果

（一）数据选取与描述

1. 服务业年产值y。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可以反映服务业FDI或者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提升效应。本文用第三产业总产值代替服务业的总产值y。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年产值。

2. 服务业FDI。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Kf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我们选取1995-2011年服务业FDI实际流入量作为一个解释变量。

3. 国际服务外包额Ko。我国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额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用来衡量国际服务外包的参与程度。本文用服务业出口额代替国际服务外包额。

4.劳动力投入L。选择年平均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的衡量变量，表示服务业的提高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程度。

（二）服务业总体层面上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FDI和外包两种服务业承接模式对第三产业生产总值Y的不同影响可以由两者的系数来比较：FDI对Y会产生217.2640个单位的正向影响，而out会对Y产9.227856个单位的正向影响，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服务业总体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但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生产总值的提升作用要比外包大，即服务业FDI能比国际服务外包更大程度地提升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三）不同服务业部门层面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为了从服务业不同部门层面上对FDI和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际比较，本文根据《统计与预测》1985年第一期中的《三种密集型产业的划分标准》一文中提到了划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标准——技术人员与职工的比例这个标准把服务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列出来，对其进行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实际上，从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而言，本方程的回归系数有些不显著，但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大致的比较而非精确的以系数代表的程度，所以回归方程可以作为以下分析的一个参考。由Kf1的系数0.04204和Ko1的系数0.20157足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比较效果：对于服务行业中技术密集性行业，两种承接模式下，国际服务外包能比服务业FDI更大程度的提升中国的技术溢出。

（四）差异存在的原因分析

首先，行业结构的不同来说，服务业FDI多属于市场寻求型和成本节约型，其投资东道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宽广的市场以及廉价的劳动力，由于服务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分离性，这就使得基于市场寻求目的的跨国公司须将子公司设立在东道国，并且尽可能多的投资于这种特质的服务产品部门。

其次，技术密集性不同。基于成本寻求的服务业FDI，更多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东道国设立跨国公司的离岸中心，为母公司提供技术含量不高的业务流程服务；而服务外包主要是跨国公司的“结构瘦身”和非核心业务的剥离，跨国公司在选择承包商时考虑的更多的是承包商的劳动力素质以及是否具备这些高端业务流程所需要的外语能力和高端的专业知识，这就体现了服务外包更高的技术密集性和对熟练劳动力的偏好。

最后，技术外溢效应不同。由于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发展阶段的不同，伴随FDI的“一揽子”性质的服务业转移带来的也是相对投资国而言较低层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东道国承接外包则不同，由于跨国公司的高要求，本土公司要不断提升自己以适应外包逐渐提升的技术要求，需要本土与发包方进行一定的交流、互访和共同研发等活动，这样本土企业所得到的技术外溢就不只局限于外包服务中包含的必须的技术水平的学习，这种外溢效应显然要比FDI的外溢效应要多。

五、结论与建议

按照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总结全文，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在服务业总体的层面，中国承接服务业FDI可能比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更高程度的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中，承接服务业FDI具有更高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在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更高。

中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中政策设置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在FDI和国际服务外包两种承接模式中独立的选择一种，而是需要制定一种以最大化提升本国技术水平为目的的综合性政策体系：

（1）在服务业总体的层面上应加大力度引入FDI，引资领域侧重于传统服务业。

在服务业国际化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不仅要继续引资，还要引对资”。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牢记服务业FDI市场寻求和廉价劳动力寻求的本质，抓住我国服务业市场广阔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区位优势，在服务业总体继续加大引入FDI的力度；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经济背景的前期作用，服务业FDI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服务业的偏好依然存在，如餐饮、零售、交通运输、医疗保险、房地产和旅游业等，我们要使这种优势得以继续保持。

（2）在特定的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层面要加大力度促进对国际服务外包的承接。

首先，我国要在政策方面放宽这些行业的准入限制，适当的减免外包投资方进入的许可和审批手续，为其提供政策绿灯；其次在技术层面，加大力度建立国际服务外包企业转往，提升企业跨区域跨时间的大容量数据传输能力，使服务产品的空间和时间的不易分离性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此外，通过改进和完善相关立法和执法程序，如知识产权保护法等与国际商业惯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的建设，降低跨国外包公司进入的交易成本和技术流失风险；最后，在政策优惠方面，我国需要借鉴印度等承接外包先行国家的经验，实行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以上措施均基于一个目的，加大外包投资方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进入程度。（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参考文献

[1]Antras，P.，“Firms，Contracts，and Trade Struct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8（4），（2003），pp.1375一1418.

[2]Grossman，G. and Helpman，E.，“Outsourcing versus FDI in Industry Equilibrium，”

[3]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1（2一3），（2003），pp.317一327.

[4]方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91-2006年数据.世界经济研.2009（3）

FDI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研究述评 第4篇

关键词：FDI,溢出效应,政策

1 FDI技术溢出效应概述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引起了当地技术或是生产力的提高,而跨国公司却无法获得其中全部收益的外部效应。FDI的大量流入,不但可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高投资质量、缓解结业压力,而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能够产生很长远的影响,这些都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体现。目前各个国家都在寻求各种方法来使溢出效应最大化,以更好地推动本国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2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纵观这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而言,FDI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二个层面,一般是建立在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是:FDI技术溢出效应到底对东道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得出了各种结论,有的认为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有的则认为不存在。

(1)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研究有: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Blomstrom和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

Yasuyuki Todo(2006)使用了来自日本制造业企业级的数据,并且检验了FDI是否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了产业间的技术溢出。作者通过分析发现了外资公司R&D存量与东道国企业生产力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而外资企业的资本存货的大小并不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产生影响。

Tae-Young Park(2007)通过对Samsung和LG进入TFT-LCD产业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累积的技术能力是如何从DRAM产业溢出到TFT-LCD产业的。

(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

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

Driffield(2001)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没有发现任何投资和产出以及R&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

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2004)的分析基于立陶宛公司级的面板数据,强调了计量数据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与以前研究不同的结论,例如投入需求的内生性,标准差的相关性,所选择的变量都是来自企业级的。作者的结论与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所作的研究一样,没有证据显示有产业间的溢出效应的存在。

3 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综合国内外文献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理论阐述,主要包括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跨国公司从竞争的角度出发,会努力避免技术扩散到竞争对手中间。但是由于技术可以被模仿而同时技术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技术扩散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技术在的当地同类型企业中得以扩散。

3.1 示范效应

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

3.2 培训效应

Driffield和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帕克(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

3.3 竞争效应

Aitken和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和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

4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研究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作了分析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水平、东道国市场结构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源水平等诸方面。

4.1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一些研究跨国公司国外R&D活动的学者(Kotabe & Swan,1994)注意到,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R&D分支最初规模都非常小,而且只是为了其产品更加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东道国销售市场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的国外R&D机构开始专门为东道国市场设计开发产品,国外R&D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Raman Muralidharan和Arvind Phatak(1999)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34个国家的R&D活动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的R&D规模就越大,研究开发活R&D的水平也越高。这与Ronsradt(1978),Behrman & Fiseher(1980)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就是说,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4.2 东道国的市场结构

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因为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只要能够继续维持其竞争垄断优势地位,它就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向东道国的子公司转移。但如果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不断,跨国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就会加快,从而有利于技术溢出与此同时,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下,跨国公司对本土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将更加挑剔,更倾向于向其提供技术帮助和信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流动也将更为频繁,为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3 技术差距

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关系问题争议较大。一般认为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企业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时,溢出效应将与技术差距负相关。Borenztein(1998)和 Blomstrom(1994)等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 (development thres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发展门槛,享受FDI技术溢出带来的益处。

4.4 人力资源水平

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进步程度越明显。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Benhab和Spiegei(l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Xu(2000)等都纷纷扩展了人力资本变量,来确定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5 测量方法

(1)函数的推导。

我们以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

在这里Y是产量,A是效率参数,K是资本,L是劳动力,α和β的值是固定的。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1。在这里我们假定α+β=δ,δ可以大于1,小于1也可以等于1。因此我们得到以下等式:

等式两边同时除以L,得:

再将等式变换之后得:

在等式中添加产业(i)和地区(r)以使等式能够适应我们的数据要求。m代表本土企业在产业中所占的比例,ε为误差项。

在等式5中包含了一个未知参数(δ-1),我们用这个参数来表示规模经济。

(2)定义变量。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所确定的效率参数包含人力资本(HumanCap),市场集中度(Herfi),地理集中度(Gini)、外资参与程度(FOR)以及在FDI和本土企业供应商之间后向联系(FIR)。于是我们得到以下的实证模型:

因变量为一个比率,即在某一产业中本土企业中总的增加值比上总的员工人数。资本劳动比率是通过在某产业中本土企业账面总资产比上总的员工人数而得到的(Persson和Blomstrom,1983)。

我们构建因子(δ-1)表示规模经济。基于最小规模经济(MES),我们可以获得在一个产业中企业达到MES产量时的平均值。MES产量能够通过最大规模企业平均的净产量而得到近似值。对一个给定的产业,(δ-1)是通过每个企业净产量比上该产业中的MES而得到。

接下来我们以同样的模式考察产业间人力资本的变动,产业间市场集中度的变动是通过Herfindahl指数来表示,用各个企业在它们产业中所占产量的份额平方之和表示(Kokko,1994)。

我们包含了变量Gini来表示经济中出现的凝聚作用。我们定义Gini为这一地区产业的雇员占在该地区制造业总雇员的比例除以该产业在全国总制造业雇员中的比例。

最后我们定义两个变量来表示FDI的存在。产业间外资参与是由在该地区产业中为FDI工作的雇员数比上在该地区产业的总雇员数。对于产业内的外资参与程度,我们使用了本土企业和FDI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来研究外部效应,该变量FIR被定义为:

在这里cirk是地区r部门k被部门i所消费的量占其总产量的比例。

6 评述

通过对己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发现,国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己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空白。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二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因素研究;三是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前两个层次上,而对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些案例文献中以经验总结的方式出现,在计量经济文献中很少见到。其原因是受制于理论研究的落后以及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的不足。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和描述,因此很难被度量和追踪。笔者认为这将是今后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Zhiqiang liu.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85(1-2):176-193.

[2]Ricardo A.Lpez.Foreign Technology Licensing,Productivity,and Spillovers[J].World Development,2008,(4):176-193.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5篇

关键词:FDI;金融业;人力资本

当前全球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向是转向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门。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加。金融业不仅是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部门。它能够敏感地反应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其对外资的利用也对一国发展和经济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经济学界对金融服务业利用FDI的状况日益关注,并且基于主流的国际投资理论对金融业所吸收的FDI进行了分析。虽然金融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和工业企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基本理论仍是基于传统的投资理论。我们下面首先对FDI与东道国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进而以北京市金融服务业为例进行实证检验,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 背景介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吸引,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FDI的流入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因此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早期的研究多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他们认为FDI对于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东道国经济资本的积累作用上。其后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使得FDI获得了全新的评价。

二、 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综述

1. 技术“溢出源”的强弱。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前提就是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因此,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直接投资存在技术外溢的潜力,但是实际中并不是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能具备相同的技术外溢能力。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的“源泉”,其目的在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实现技术的转移。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其技术外溢的潜力也不尽相同(Narula & Maria,2003)。

2.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的概念首先是由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提出的。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并不会直接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是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相关联的。对于现有的吸收能力文献,笔者做了如下归纳:

(1)技术水平差距。国际间的技术溢出发生时,其效果是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相关联的。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够形成联系效应。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未必可以直接应用于当地的生产,并且东道国的企业有时缺乏足够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所以外资并不能一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2)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东道国具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力资本。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之前Nelson & Phelps(199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先进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技术进步的效果就越明显。Borensztein等(1998)设计了同时包含人力资本和FDI的内生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FDI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系数远远大于FDI 的系数,这就意味着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临界值(Threshold Effect)影响,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 的技术外溢②。

(3)经济的开放程度。koizumi & Kopecky(1977)、Findley(1978)、Wang(1990)等人分别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中间投入品的多样化角度,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严密的理论分析,实证了对外开放规模与FDI外溢效应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3. 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发生渠道。大量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示范效应、培训效应和竞争效应。

(1)示范效应。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外资企业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扩展了东道国企业的视野。本地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观摩、模仿与学习,不断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溢出效应(Girma & Waklin,2001)。

(2)培训效应。Driffield & 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

(3)竞争效应。Aitken & 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 & 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Caves (1974)、Kokko(1994)也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

三、 数据实证分析

我们以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关系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添加变量构建了模型(1)如下所示。模型(1)中添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单独项(lnFDIit),考察FDI与人力资本相互结合条件下(lnHit*FDIit)技术外溢效应?茁2和外商直接投资(lnFDIit)单独作用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1状况。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单独作用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1以及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相结合(H*FDI)条件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2进行比较,如果发现技术外溢效应?茁2大于?茁1,那么实证结果就可以证明东道国人力资本是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在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配合,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将是极其微弱的。具体模型如下:

lngt=?琢0+?茁1lnFDIt+?茁2lnHt*FDIt+?茁3lnHt*DINVt+?着t(1)

其中:

g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的产值增长速度,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业产值来表示,单位亿人民币。

H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的人力资本存量,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单位年。

FDI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获得的FDI表示,根据同年汇价换算为人民币,单位亿人民币。

DINV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国内资产投资,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获得的国内投资表示,单位亿人民币。

?着it为随机扰动项。

经初步检验,发现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出。经反复试验,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示。

计量结果分析

1. 首先从FDI自身的技术外溢效应系数为(0.18),人力资本与FDI相结合(H*FDI)的系数为(0.25)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前北京市金融服务业外资的引进会有利于FDI外溢效应的产生。从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和FDI相结合会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

2. 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的结合(H*DINV)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70),它是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验证了人力资本在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FDI是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从实证分析中我们看出FDI只有和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使技术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由于得益于东道国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实现FDI技术外溢与东道国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离开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配合,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挤出效应)。

北京市的人力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其整体水平较低,长期以来对北京的金融业充分吸收FDI的技术溢出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突破吸收FDI技术溢出的瓶颈。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增强北京市金融业对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的关键。(下转第78页)

注释:

①王艳丽,刘传哲:《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来自中国的证据》,《统计观察》,2006年第9期。

②周启良:《FDI的人力资本效应分析》,《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Bin Xu: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Growt- h.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62):477-493.

2. Hubert Florence & Pain Nigel:Inward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nufacturing Sector.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48):134-147.

3. 李有.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机制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8).

4. 江心英,陈丽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理论研究综述.国际贸易问题,2006,(6).

5. 赖明勇,包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

作者简介:李哲,中央财经大学2007级金融博士生;郑现伟,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助教。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6篇

一、地区宏观层面的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对于地区宏观层面的研究, 一些国内学者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 以 FDI 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 对一些地区进行了调研。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江小娟 (2002) 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朱华桂 (2003) 选择苏州、无锡、常州三个科技园区内67家跨国公司子公司为实证研究对象;朴商天 (2003) 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了调研, 结果表明, 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技术水平绝对领先于国内同类企业, 而且对本地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

在计量分析方面, 主要有这些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坤荣 (1999) 利用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 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 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0.37个单位的结论。郭颖 (2006) 利用 1985-2003年江苏省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外资的来源地结构、利用方式结构和行业结构以及技术外溢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李平、盛丹 (2007) 选用中国29个省 (市) 1985-2003年的面板数据, 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以GD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二、我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由于我国引入的FDI主要进入的是第二产业, 因此也出现了不少对于工业部门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国内学者近几年的研究主要是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何洁等 (1999) 利用 1985-1996 年工业部门的时序数据, 实证研究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 其结果表明, 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总体的正向溢出效应是现实存在的, 而且随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的趋势。何洁 (2000) 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在区域层面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姚洋、章奇 (2001) 的实证研究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他们认为 FDI 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 其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或其他信息流动等途径在起作用。陈涛涛 (2003) 使用截面数据检验证实了外资对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溢出效应明显存在, 得出了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有效机制的结论。吴晓慧 (2005) 利用 2001-2003年辽宁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其FDI外溢效应, 结果显示:辽宁省FDI外溢过程中, 示范模仿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 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陈涛涛 (2006) 利用2000-2002年我国制造业320个四位码细分行业的数据, 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 系统地探讨了行业增长特征对FDI在我国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谢光亚、李洋 (2007) 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 采用面板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 发现落后地区在外商技术溢出方面存在后发优势, 为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供了理论依据。赵素萍 (2007) 用2001-200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证实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内资企业有正的溢出效应。

在实证研究中, 尽管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存在FDI技术溢出效应, 但是对于一些个别省份则效应不显著。

三、简要评述

我国目前的实证研究大多数仍然是针对全国, 相比之下对于具体省份的专门研究很少, 而对于某个具体城市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专门研究就更少了。而实际上由于我国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引资规模、引资特点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 因此忽视个体情况的研究, 既不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和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 也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资的政策。而且目前即使是一些对于某个省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在影响因素分析上往往也只是选取一两个因素指标进行实证分析, 分析不够系统和全面。

再从国内学者在实证研究中计量模型的构建、变量的选取等方面来看, 也存在很多问题。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我国全国层面、省级层面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分析中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两类。

一类是对整个地区宏观层面的研究, 往往使用分省的面板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 大部分学者都是以全国或地区GDP为被解释变量, 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 用FDI的参与程度与GDP的弹性系数来反映全国或地区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方向和程度。然而, 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 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 计量分析中很难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做出区分。而且目前国内学者在变量选取上普遍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为:因变量用GDP表示, 自变量中资本存量几乎绝大多数的学者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示, 而外资变量则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外资参与变量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来表示, 这里就出现了自变量不是存量指标的问题, 尤其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一实质上的增量指标显然并不符合生产函数中对于资本存量的要求, 而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本身就包括了实际利用外资的部分, 并没有将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投入要素完全分开来, 因此, 这样将两个指标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而用外资变量对GDP的弹性系数表示FDI技术溢出效应是不合适的, 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存量的变量选取上的不合理大大削弱了实证分析的可靠度和客观性。

另一类是对工业或制造业的研究, 往往使用分行业的截面数据或者面板数据, 大多是借鉴Feder (1982) 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 区分国内和同外两个经济部门, 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具体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以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为因变量, 把FDI的参与程度作为其中的一个解释变量来直接测度溢出效应系数, 实证检验FDI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另一种以工业总产出为被解释变量, 将FDI与国内资本分离开, 作为独立的生产投入要素纳入到生产函数中, FDI项的系数度量的就是技术溢出效应。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很难判断, 但反映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 两种方法都是在考察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否影响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而且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度”度量指标的选择很不一致, 有的采用外资企业与全行业就业人数之比, 有的采用外资企业与全行业固定资产之比等等, 但无论什么指标都是间接衡量, 这种间接衡量的准确性取决于数据和研究者采用的方法, 准确性虽不是很令人满意, 但己是目前受到最广泛承认的方式了。

另外, 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目前国内学者采用的计量分析方法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直接在构建的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中添加可能对技术溢出产生影响的变量, 用变量的系数来反映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 而实际上这一方法中测度的是这些变量对本地区生产率 (技术进步) 的影响, 并不是它们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的影响, 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不应该混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在单一方程中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其实暗含着重要的假定:各影响因素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同方差及序列相关性, 并且各影响因素与随机干扰项不相关、随机干扰项满足正态分布, 即满足多元线性回归的若干基本假定。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考虑上述基本假定, 就直接将各影响因素纳入自变量, 在计量分析中也没有考察这一问题并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 回归分析的结果的可靠性势必大大降低。而且, 在同一方程中引入的表示影响因素的自变量越多, 其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也就越低。

另一种是选取一些影响因素作为分组变量, 将总样本分成高低不同的两组, 根据不同组中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前系数的估计值是否显著以及大小的比较来判断被研究的因素是否对FDI的溢出效应有影响, 比如如果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差距大的那组样本中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前系数的估计值比技术差距小的那组样本的系数值高而且显著, 则认为技术差距大能促进FDI的技术溢出, 反之亦然。但是使用这种分组方法的缺陷在于:由于研究者采用的面板数据总样本数量就不大, 分组后会出现至少其中一组样本数量太小, 而作者对分组后的每组数据却仍然使用面板数据的检验方法, 这必然会使最终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而且这些影响因素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在研究领域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界定“大”和“小”的标准, 因此研究者分组时的标准界定的不同会对最后的实证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 从而降低了实证结果的客观性。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分组研究时分组指标值的选取有很大的随意性, 而且选取上往往只是为了回归的需要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分组指标值的经济含义。

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影响因素与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相乘构造成连乘变量, 从而考察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 已经改变了原有基础模型的性质, 由线性模型变成了非线性模型, 应该化为线性模型后再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但是目前国内学者既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对“连乘变量”做出经济意义、理论意义上的解释。因此,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构造“连乘变量”之后直接在原方程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 这一方法是值得商擢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即使连乘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也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该影响因素就显著的影响了FDI溢出效应的大小。而且运用后两种方法进行分析的往往是针对行业内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外资企业的出口导向, 而对其他很多因素的计量分析则很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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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 2000 (12)

[3].江小娟, 李蕊.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J].中国工业经济, 2002 (7)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7篇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服务业自由化的脚步加快, 服务业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世界各国为了促进本国服务业发展, 纷纷放宽了服务贸易的限制政策。我国加入WTO之后, 就开始逐步营造更加宽松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虽然我国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开放较晚, 但其发展速度却在逐年增长。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 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平均达到17.7%, 而我国整体利用FDI的增长率平均为10.4%, 服务业的FDI增长速度远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2011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额487.68亿美元, 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50.2%, 这是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因此, 研究服务业的溢出效应, 进而利用其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服务业FDI溢出效应

在之前的文献研究中, 很多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进行了归纳。如哈佛大学Caves将其归纳为打破原有市场垄断、示范和竞争以及模仿三种。再如, Kokko总结为示范、模仿和传播两方面。结合周文博等人研究以及服务业的具体性, 本文将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归结为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

(一) 示范-模仿效应。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 一般公司本身的先进技术带来的效益会产生示范效应, 东道国的企业会对其进行模仿, 提高自身的技术, 缩小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

跨国公司的先进服务理念, 高质量的服务水平, 繁多的服务种类, 往往可以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同时, 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策略等也是一种技术, 这也使东道国的企业从中受益。

(二) 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同为供给者, 面对同一市场, 竞争就不可避免, 市场的优胜劣汰生存法则给东道国的企业带来危机感, 它们必须充分利用资源提高技术效率, 进而提高自身竞争力。

东道国的一些服务企业基本上为国有企业, 垄断现象严重。跨国公司的进入, 通过竞争机制, 逐渐打破其垄断地位。这使得东道国的企业为了维护本身的垄断地位, 不断创新, 提高竞争力, 这就导致了进一步的溢出。

(三) 人力资本效应。

人才竞争是服务业竞争力水平的决定因素。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会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市场发生联系。当地人员的雇佣、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一些基本管理理念的渗透都会提高这些员工的专业素养, 提高了当地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

三、服务业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

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最早研究重点是制造业。影响制造业的诸多因素 (法治水平、人力资本等) 同样会对服务业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在讨论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时候主要考虑法治水平、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服务业水平这四个主要因素。

(一) 法治水平。

若一国的司法体系高效, 则私营部门、公共部门之间的纠纷可以有效地解决, 从而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相比于其他产业, 服务业无形知识资产所占比重较大。服务业的产出具备无形性的特征, 这一特征增加了法律对其保护的难度;另一方面, 服务业产品的多样性、复杂性、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都为监管部门的高效监管及相关法律维护双方利益的能力提出了重大考验。

服务业的快速良好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制环境作为保障。有了这一保障, 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发展, 从而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二) 市场化程度。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对产业具有前向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溢出对当地的产业结构改善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影响到人力资本市场的人员流动的畅通与否。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 需要对东道国的雇佣员工进行培训, 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 进而为跨国公司本身提高效益。因此, 人力资本可以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企业之间进行流动, 产生技术溢出。可以看出, 一国市场化程度高, 人力资本的流动就会更活跃, 技术溢出效应就更为明显。

(三) 人力资本。

在研究FDI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的影响因素时, 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 很多学者将其视为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跨国公司给东道国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经营策略等溢出效应只有被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掌握、创新才能为东道国带来效益。服务业中如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服务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掌握先进技术和理念的高水平人力资本的竞争。但是要利用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 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首先要达到一定的高度, 而后才有模仿、提高和创新的可能。因此, 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有一个“发展门槛”。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四) 服务业水平。

殷凤研究认为, 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外资更有吸引力, 更易于跨国公司溢出效应的发挥。服务行业发展水平高, 会带动当地其他产业的发展, 促进实体经济的进步, 创造更多的财富。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 提供的服务产品越多元化,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意识就会高于其他地区。因此, 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政策建议

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根据上文对中国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市场建设、人力资本培养和产业发展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 提高市场化程度, 健全人才流动机制。

市场化程度高低是利用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程度高低的决定因素之一。健全的人才流动机制, 可以使经过跨国公司培训掌握技能的人力资本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流动, 提高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有助于社会进步。因此, 我国需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利用FDI技术溢出提高社会生产率。

(二)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构建良好用人环境。

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目前, 我国服务业方面专业高素质人才的缺口很大, 供需矛盾明显。高素质人才是行业竞争的决定因素之一, 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体现之一。鉴于我国供需矛盾的现状, 政府应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提高教学质量, 着重培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提高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 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 为高素质人才“回流”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 利用产业聚集效应, 提升应对FDI能力。

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利于产业聚集, 产业聚集又会促进本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有良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对外资更具有吸引力。政府应给于当地企业一定的激励措施, 扩大潜力企业的规模, 充分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 提高行业整体的竞争力, 促进行业技术进步。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服务业自由化进程的脚步逐步加快, 服务业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给东道国带来积极影响。本文将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归结为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 同时分析总结影响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四个影响因素, 并就如何利用溢出效应快速提升服务业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服务业,FDI,技术溢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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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殷凤.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6.1.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8篇

20世纪90年代,科高(Kokko,1992)在《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特征和溢出》一书中提出FDI是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认为技术溢出主要来自于示范、模仿和竞争效应,并将“技术溢出”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推动当地的技术进步,但又无法获得全部收益的现象”。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Magnus Blomstroöm(1996)将“技术溢出”定义为“跨国公司的进入或参与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对东道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正的外部性”。

1979-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0 483.86亿美元,平均每年327.62亿美元,年均增长26.69%,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2002年起,中国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 2010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金额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 057.4亿美元,已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一些发达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一带,形成了配套程度很高的产业集群,有效承接了国际产业的转移。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9月公布的报告,通过对236家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和116个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的问卷调查显示:世界前15个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中国仍居第一,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作为单纯的资本投入参与社会生产,同时还给东道国的经济结构、产业集群、制度变迁、技术水平和工资水平等诸多领域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很早已经开始从各方面考察和反思FDI对东道国经济和国民福利所产生的影响。FDI在中国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FDI在各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多大的差异?哪些因素会导致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是中国利用FDI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这对于优化外资利用方式和结构,畅通FDI技术溢出渠道,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邓宁(Dunning,1958)在《英国制造业领域的美国投资》一书中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在英国的美国企业提高了英国所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最早为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证据,而麦克杜格尔(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溢出效应视为FDI 的一个重要现象。之后,科登(Cooden,1960)等越来越多的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但是远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理论框架。20世纪70年代,卡维斯(Caves,1974)考察了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厂商的不同影响,把技术扩散的外部性分为三类:一是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垄断行业,抑制了垄断行为,激化了行业内竞争,推动了行业的技术进步;二是由于竞争和示范效应,跨国公司推动了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三是学习和模仿效应加快了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继卡维斯之后,芬德莱(Findlay,1978)等构建了资本流动和技术扩散的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FDI的技术外溢及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推动了FDI技术溢出理论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6)等提出新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理论不存在技术外部性的假设,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外部性,从而提高一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基本采用计量回归的方法,把代表劳动生产率的变量和可能影响生产效率的变量带入经济增长函数框架中进行回归分析。卡维斯(Caves,1974)分别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为样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两个国家本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与行业内外资比例正相关,即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科高(Kokko,1996)也对乌拉圭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分析结果认为FDI对当地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也支持了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的观点。德里菲尔德(Driffield,2001)对英国制造业(样本区间:1989～1992)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分析表明,总体看没有FDI溢出效应的证据,但竞争对本土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

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于利用截面数据、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上,王洛林、江小涓(2000)分析全球500强在内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积极作用表现在推进技术进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等7个方面,内资无法完全替代外资的作用。罗长远(2005)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得出的分析结果是:外资依存度(FDI/GDP)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0.3%。李杏(2009)利用我国29省面板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得出结论:FDI 和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均互为因果关系。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看出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果还存在着争议和不确定性。

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

(一)相关数据的处理与测算

1.产出数据Y。

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首先要确定总产出数据。本文采用GDP作为产出指标,按照1952年的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得到分省劳均实际GDP(1952=1)。

2.资本存量K。

Goldsmith(1951)开创的永续存盘法是目前测算资本存量的普遍方法,基本公式是:

Kt=It+(1-δt)Kt-1 (1)

其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δt代表第t年的折旧率。公式(1)一共涉及到四个变量:(1)当年投资;(2)投资品价格指数;(3)经济折旧率δ;(4)基年资本存量K。

(1)当年投资(It)的确定。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数据时间序列长,较为全面,可信度高,本文中采用这一数据作为衡量当年投资I的合理指标。

(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构造。

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提供的计算方法,对于1995年以后的数据则直接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其折算成以基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值。

(3)经济折旧率δ的确定。

在折旧率的选择上,现有研究差异较大。我们借鉴张军(2000)等研究成果,各省经济折旧率δ定为9.6%。

(4)对基年资本存量K的确定。

本文中引用了Young(2000)、张军(2004)的估计方法,即用各省区市195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作为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初始资本存量。

3.劳动投入的数据。

出于资料的可获得性,我们把劳动者的劳动进行了同质化假设,采用历年的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量的指标数据。

4.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本文在对相关数据处理之后,采用索洛余值法(SR)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函数假设下,作为生产技术的测量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定义为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即:

${\rm T}F{\rm P}=\frac{Y}{{\rm K}{}^{a}L{}^{1-a}}(2)$

我们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Y=AKaL1-a,并假定函数是希克斯中性。式中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Y表示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a为资本产出弹性,1-a为劳动产出弹性,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模型:

Ln(Y/L)=LnA+aLn(K/L)+εt (3)

根据回归方程(3),利用OLS回归可以估算出资本产出弹性α,之后将其带入公式(2)中我们即可得到全要素生产率(TFP)。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1。

因此,回归方程为:

LnY/L=0.6904*Ln(K/L)-0.77862 (4)

其中α=0.6904,将其代入方程(2),可以得到29省1986-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二)FDI技术溢出效应计量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本文在C-H模型(Coe & Helpman,1995)的基础上,选取全要素生产率(TFP)、外资依存度(FDI/GDP)作为变量。同时对二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以LnTFP、LnFDI表示。引入对数是为了数据的平稳性和研究的方便,并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最终建立的模型为:

LnTFP=β0+β1LnFDIit+εit (5)

2.回归分析。

运用Eviews6.0软件对东、中、西部地区(具体划分见注释①)进行面板数据拟合,所有回归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3.计量结果分析。

FDI在我国存在着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1)与FDI企业的技术水平有关。东、中、西部地区FDI企业的技术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外资技术水平高,从而导致技术溢出作用的地区差异;(2)与FDI的溢出渠道有关。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溢出渠道不通畅,市场化水平不高,内资企业竞争力不强,产业关联度低,从而影响溢出效果;(3)与各地区吸收能力有关。东部地区产业基础好,人力资源素质高,学习和模仿能力强,而西部地区在这方面存在很大不足。本文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就是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为什么存在地区差异,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展开区域比较分析,进而明确我国在吸收和利用FDI过程中存在着哪些不足,以提升FDI的利用效果。

三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一)FDI企业自身因素

对我国各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考察,首先从FDI企业本身开始。FDI企业的来源、进入方式、产业投向、是否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以及FDI企业的R&D情况等都对溢出效果产生影响。前文我们对FDI进入我国的方式、产业分布、来源国要素已经进行了对比分析,这几个方面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更多的共性,这里我们对东中西部地区FDI企业的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单个企业研发费用和R&D人员劳务费等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来发现FDI企业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具体结果见表3。

资料来源:《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10》。

从表3中可以发现在FDI企业数、工业总产值占比这一栏的6个指标上,东部地区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这只能说明东部地区的FDI具有规模上的优势。如果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来看,可能东部地区会存在更大的技术溢出量,但是这几个指标无法说明东中西部FDI企业本身的技术溢出能力及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单个企业研发费用等指标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FDI企业本身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并比较其地区差异。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总产值这一栏4个指标的比较分析发现,东部地区FDI企业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并无优势,而且新产品销售收入、单个企业研发费用等指标甚至落后于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在R&D人员劳务费/人年(万元)这一栏的4个指标上,东部地区在科研人员劳务费、单个企业R&D外部支出、科研机构规模等方面略有优势。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FDI在R&D投入、新产品销售等方面具有规模和数量上的总体优势,但单个企业的指标数据却显示东部地区FDI企业科研能力和水平与中西部地区并不太大差异,在R&D投入方面甚至低于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可以说FDI技术溢出效应地区差异的成因并非来自于FDI企业本身,同时,东、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普遍不高,这也是FDI在我国技术溢出作用非常有限的原因。除去这一因素之外,之后就要对东中西部地区FDI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本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等因素进行考察和比较分析,希望能够找出FDI溢出效应地区差异的成因。

(二)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1.市场竞争环境。

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也就越明显。市场竞争环境对FDI水平型技术溢出具有重要影响。Blomstrom(1992)通过博弈分析认为,在FDI企业的冲击下,本土企业会加快学习和技术模仿的过程,而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又会对FDI企业产生强大的压力,FDI企业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市场空间,必然加大对东道国市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投入,从而产生新一轮更高层次的竞争,为东道国企业进一步学习和模仿提供了可能。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会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机制,并体现为本土企业的有效竞争推动FDI企业技术溢出和扩散的过程。Kokko(1996)、 Harrison(1999)认为如果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差距过大,内资企业的研发能力可能被严重削弱,无法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从而表现为对外资企业很强的技术依赖,而不是技术进步。本文在这里用市场化水平来表示市场竞争环境,因为涉及到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产权制度等许多方面的因素,对其实现完整度量是相当困难的。本文利用“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来反映各地区市场化进展程度(市场化指数见表4)。

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市场化指数的差距非常明显。从总得分上看,全国平均水平为7.38分,东部地区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水平最低,二者相差3.47分,而且中西部地区平均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总得分上的差距非常明显。从各单项指标来说,东中西部地区也均存在着差距,其中“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一指标上差距最大,东部分别高于中西部地区4.07分和5.55分,几乎是西部地区2倍的水平。通过对2001-2007年各地区指标数据的纵向考察也发现,各地区市场化进展程度不够均衡。东部地区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快,7年中总得分提高了3.05分,高于全国平均增长幅度。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虽有所提升,但总得分仅仅提升了2.72分,低于全国平均增幅,与东部地区差距依然存在并呈扩大的趋势。就各省份而言,在2007年“市场化指数”排名中东部地区省份占据前八名,其中上海位于首位,而后八名的省份均属西部地区。总体来看,在这五个方面,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呈现出一种较明显的梯度。

资料来源:《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

2.产业前后向关联。

行业间技术溢出是通过FDI企业与上下游的供应商、销售商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的。技术溢出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外资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一般来说双方联系越紧密,本地企业获得FDI技术外溢的机会就会越多。这里我们使用了产业关联度指标来反映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前后向关联的水平。产业关联度=工业中间投入/工业增加值,工业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应交所得税,这一比值越大,即该地区产业链越长,上下游企业关联效应越强,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结果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产业关联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1999-2007年,东部地区的产业关联度稳中有升,而中部地区则一直维持在1999年水平,西部地区则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这与东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从产业关联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推动FDI技术溢出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3.产业集群发展水平。

产业集群对FDI技术外部性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马歇尔(Marshall,1898)、韦伯(Weber,1929)、赫希曼(Hirschman,1958)等都曾经论证了集聚效应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阐述集聚经济对企业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性。

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本文借鉴林理升和王晔倩(2006)一个简化的空间集聚指数来衡量并比较制造业的区域集中程度。空间集聚指数Gi(t)②的计算公式为:

$G{}_{i(t)}=\frac{E{}_{i(t)}}{E{}_{(t)}}-\frac{{\rm P}{}_{i(t)}}{{\rm P}{}_{(t)}}(6)$

资料来源:(1)《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2)《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年鉴》。

通过公式(6),本文计算了全国29省23年(1986-2008)的制造业集聚指数,具体结果见表5。从表5中我们看到,1986-2008年我国制造业的集聚指数有以下特征和变化趋势:

(1)从各地区发展现状来看,各地区集聚指数的差异非常明显,制造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从地区间比较来看,东部地区除海南之外的其他省区制造业空间集聚指数都为正值,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各省区指数全部为负,其中云贵川、陕甘宁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相当落后。2008年,处于第1位的广东与最后1位的广西之间指数的绝对差距为0.066;从地区内部来看,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相对较大,而中西部各省区之间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相差较小,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上出现了一种“俱乐部趋同效应”。

(2)从制造业集聚指数的历史演进来看,东部的广东、河北、山东、福建、浙江五省的集聚指数在23年中一直是上升趋势,表明这一时期我国的制造业逐渐向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倾斜,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指数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到目前已经全部为负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来集聚水平较高的东北三省、山西、湖北等制造业比较发达的省区,集聚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福建、山东这些原来工业水平一般的地区集聚指数提升的速度较快。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浙江、广东仍保持较快增长。20世纪90年代工业高速增长的京津地区集聚指数已经出现了小幅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尽管东部地区的一些省份集聚指数出现了小幅的下降,但西部绝大部分省区的集聚指数并无明显上升趋势,一些原来较发达的省区甚至降为负值。与此同时沿海地区一些省区制造业集聚水平却突飞猛进。这一系列现象可以说明,制造业的转移主要是限于东部地区的内部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东部地区仍然是制造业集聚的中心,而只是重心略有不同。

4.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人才本土化与投资国际化一样重要。在实现人才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十分重视对当地人力资本进行适当的教育培训,而伴随着跨国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培训次数和水平也在逐步地提升。与此同时,接受培训人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处于不断积累和更新的过程。区别于其他物化资本,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内外资企业间流进流出的过程亦成为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东中西部地区人员流动性差异的成因可以在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上得到体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用人机制更加灵活透明,人员流动性更强,特别是当前一些民营企业通过股权激励等措施来吸引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这种做法在国有企业里实施的难度较大。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可能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流动和技术的扩散。从表4中很容易发现各地区在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进程较快,也更利于人力资本的流动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三)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FDI的技术溢出受到溢出方、接受方和溢出渠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接受方的角度来看,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和消化能力就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国内企业技术吸纳能力不足,就很难形成溢出效应,以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本土企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目标就难以实现。Cohen & Levinthal(1989)首次提出企业“吸收能力”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分析中。Kokko(1994)认为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与东道国企业吸纳能力密切相关,没有较好的吸纳能力,就很难实现模仿和创新。本文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考察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

资料来源:《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2010》。

1.R&D投入与技术吸收能力。

诸多文献都把东道国企业R&D投入作为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重要指标来考察其对FDI企业技术溢出的影响。很多实证研究也都支持东道国企业R&D投入水平对FDI技术溢出和扩散呈正向积极影响的观点。东道国企业R&D投入越大,技术水平越高,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越强,也就意味着FDI的技术溢出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三大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比较分析后认为:三大地区中只有西北地区的当地企业R&D活动相对于其他地区较多,可以从FDI中受益,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对FDI企业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影响。我国学者姚洋(2001)、张建华(2003)、赖明勇(2003)等在实证研究中也把R&D投入作为衡量当地企业技术能力的指标来分析其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均认为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对FDI技术溢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中采用内资企业R&D投入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R&D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计算结果见表6。

从表6中我们可以发现,各地区R&D投入费用在2005-2009年均有所增长,R&D投入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逐年提高(2009年之后,R&D支出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使这一比值变低),但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并呈现逐年扩大的特征。从R&D投入的绝对数量来看,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具有更高的科研投入也就意味着具有更高的技术模仿和创新能力;从R&D投入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企业R&D投入水平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2009年,东部地区这一数值在1.21%的水平,而中西部地区R&D投入占产出的比重却都小于1%,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中西部地区受企业规模、销售收入等因素的限制,R&D投入水平提升较慢,R&D经费不足已经严重阻碍当地企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而东部地区R&D投入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企业技术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上升,并逐渐拉大与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吸收能力方面的差距。

2.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的水平影响了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能力。现有文献中对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根据Barro&Lee的方法把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③作为衡量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并以此来考察东中西部地区间技术吸收能力的差异,具体结果见图2。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1990-2008年各地区在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劳动力水平上的差距依然存在,而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教育资源占有上的非均衡,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先进的教学设施,更优秀的师资和更大的教育经费投入,同时随着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中西部地区人才外流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也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在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结合诸多学者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发现FDI企业通过直接溢出(对本地员工的培训)和示范、竞争等间接溢出效应对外资集中地区就业人员的知识水平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无疑也扩大了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差距。

(四)金融支持与技术溢出效应

良好的金融服务对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推动其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至关重要。Makinnon(1973)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为新企业和新企业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推动潜在的技术溢出变成现实的溢出,金融市场效率对FDI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具有关键性的影响。Hermes &Lensink(2000)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为当地企业的技术模仿、改造和创新提供了支持,从而影响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之后二者又对67个发展中国家(样本区间:1970-1995)的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结果也支持了金融市场的完善利于提高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王永齐(200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FDI在一国的技术溢出效果有赖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完善的金融服务会通过较低的融资成本使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显著。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完成的:(1)金融发展水平高,会降低FDI现有和潜在配套厂商的融资成本,提高他们的融资能力,从而使配套产业发展规模更大,产业链条更加完善,为FDI技术溢出提供渠道。(2)金融支持为行业内国内企业的竞争与模仿提供了便利,为国内企业在设备更新、技术消化和改造等方面提供强有的资金支持。而如果融资成本过高,就只能止于模仿而谈不上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改造,从而无法实现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3)完善的金融服务为FDI企业内人才的流出提供可能。具体说,在FDI企业就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可能会在强大的金融支持下实现自主创业,从而推动FDI企业技术的直接溢出。

这里用贷款余额/GDP和人均贷款余额来表示各地区金融发展情况。从表7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情况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资料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四、进一步说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中国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应保持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技术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我国各地区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更应注重其质量的提升和产业的合理分布。同时鼓励内资企业加强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和自主创新,逐步缩小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作出努力:(1)调整引资策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在引资主体上努力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在引资目标上从外资数量粗放增长向注重外资质量效益的转变,鼓励高质量外资的引进;在项目结构上积极引导外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项目转变。落实对外资的产业优惠政策,把引资与引智密切结合,把利用外资与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密切结合。(2)完善产业链条,推动市场竞争,畅通FDI技术溢出渠道。积极扶持(可采取税收优惠或者金融贷款支持等措施)内资企业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体系和上下游配套产业,鼓励配套企业在集群区或者在集群区周边繁殖与衍生;推动市场竞争,为其在本地市场投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动力,而产生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良好互动;完善劳动力市场管理,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3)提高R&D投入和教育培训水平,增强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我国目前90%以上为中小微企业,而在短时间内使绝大部分内资企业生产规模和销售收入达到跨国公司的水平是不现实的,目前要解决内资企业R&D投入的问题必须从经费来源方面下功夫。(4)加强金融支持,为内资企业技术创新和人才流动提供资金保障。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市场机制也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担负起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问题的责任是责无旁贷和无可质疑的,这同时也考验着政府的服务理念、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5)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消除恶性竞争。当前,中西部地区各省市招商引资行为缺乏协调和合作,以非市场化手段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并逐步演变为利用低地价、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倾稍式”招商引资大战,外资企业不论其产业属性和技术层次,一概成为各地区的争夺对象。地方政府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破坏了公正、透明的企业经营和市场竞争环境,推动外资企业的政策寻租行为,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造成资源配置的极大浪费,也严重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地区间经济合作。

摘要：FDI是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一系列要素的综合体,提升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考察地区差异影响因素,进而发现我国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存在很大的优化利用FDI、提升FDI对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作用的潜力。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9篇

关键词：技术差距,FDI行业内溢出,FDI行业间溢出

一、引言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意义不仅在于吸引外资流入, 增加就业率以及提高国民收入, 更重要的是,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间接的带动作用, 即产生“溢出效应”。然而2004至2005年左右, 国内学者却发起了“反外资”思潮, 原因在于某些产业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并为获得溢出效应, 这与最初的吸引FDI的目标并不相符。

从行业角度上来看, FDI溢出效应分为行业内溢出 (HS) 和行业间溢出, 又称为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 其中行业间溢出又分为前向溢出 (FS) 和后向溢出 (BS) 。

为了研究我国FDI是否存在行业内溢出、行业间溢出以及行业内溢出、前向溢出、后向溢出哪种溢出最为明显, 第一步对整理归纳的16个行业大类做整体计量分析, 第二步根据技术差距GAP指标将所有行业分为技术差距较大、技术差距中等、技术差距较小三个组又分别做了实证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把投入产出表分析与FDI相关理论相结合, 并将制造业行业按照内资外资的技术差距分为三组, 采用面板数据分别研究这三组的行业内溢出、前向溢出与后向溢出。

二、文献综述

关于行业内溢出, Blomstrom做了大量研究, 基本得出了正的溢出结果。Globerman (1 9 7 9) 对加拿大, Kokko (1 9 9 4, 1 9 9 6) 对墨西哥, Liu (2 0 0 0) 、Driffield (2001) 、Pain (2001) 对英国, Lipsey (2000) 和Sjoholln (1 9 9 9) 对印尼等也做了大量了行业内溢出研究, 证明了FDI溢出效应的存在。但最近几年的研究却发现了行业内溢出不明显甚至是负溢出。关于行业间溢出, Hirschman (1958) 首先提出了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的概念, 并用这两种联系分析了其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作用。除此之外, Arrow (1962) 首先发现了产业部门间的相互溢出;Blomstroem (1991) 详细讨论了FDI技术溢出中的前向关联溢出;Rodriguez Clare (1996) 对FDI后向溢出的研究中指出当外资企业所需上游的中间成本更高时, 其更倾向于产生正的后向溢出。

Smarzynska (2002) 最早研究了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归纳为五种因素:企业的进入方式, 外资企业市场导向、技术差距、FDI来源国和市场结构等。

对现有国内外文献的回顾表明, 就FDI技术溢出而言, 行业间溢出是比行业内溢出更重要的技术溢出途径, 而且大部分研究已经得出正的后向溢出结果。同时, 从影响因素入手来研究FDI溢出效应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选取

1. 计量模型的设定

运用Caves (1974) 的方法, 将FDI溢出定义为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变量, 并把其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对数形式中进行回归。模型如式 (3.2) 所示:

其中, 下标i和t分别代表行业和年份, λi为不可观测的行业效应, ηt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 εit为随机误差项。Y为内资企业的净产出, 以“工业总产值表示”。K为内资企业的资本存量, 以“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表示。L为内资企业的劳动投入, 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FDI为外资资本份额, 以“外资的固定资产净值与全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比率”表示。HS为FDI水平溢出效应, 以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行业的比例表示。

FS为FDI的垂直关联中的前向关联效应, 定义为一组所有上游行业中外资比重的加权值的和即:

其中, 权重δil是下游行业i从上游行业中采购的中间品的比重, 该参数可以由投入产出表上“直接消耗系数表”中各行取得 (剔除对角线上的元素是因为前面的水平溢出变量HS已经考虑了这种行业内效应) 。

BS为FDI的垂直关联中的后向关联效应。定义为其所有下游行业中外资企业参与程度所占比例的加权值的和, 即:

式中权重γik是的比例, 该参数由投入产出表上“直接消耗系数表”中各列 (剔除对角线上元素的理由同上) 取得可由投入产出表中求得。

2.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05年至2010年统计年鉴中29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 并根据投入产出表中制造业行业的划分将其分为16个行业大类。主要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42部门投入产出表》等。由于我国投入产出表5年公布一次, 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仍未完全公布, 因此采取2007年的数据直接计算直接消耗系数。由于在短时间内, 各行业的投入产出比例变动不大, 本文假定研究期内各行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不变。计量软件为STATA。

四、实证分析

1. 对总体16个行业的实证分析

在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之前, 需要在三种模型之间进行选择, 这三种模型分别是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实证结果, 在F统计量检验中, F=85.15, 大于显著性水平为5%下的相应临界值, 因此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在BP-LM检验中, LM=517.50, 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5%上自由度为1的x2分布函数的临界值, 因此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在Hausman检验中, 其值为63.16, 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5%下的临界值, 因此选择个体固定效模型。综上所述, 在三种回归模型中,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最优的。

根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下得到的参数, R2为0.9845, 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示该模型能够较好的反映FDI的溢出状况。总体来看, FDI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 具体来看, HS系数为-1.68, 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FDI对样本行业的溢出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FS系数为1.67, 在10%的水平上显著, 没有通过T检验, 说明FDI的正向溢出是存在的, 但不明显;BS系数为9.15, 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FDI对上游行业存在比较明显的正向溢出。

2. 按技术差距分组后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取人均资本密度比 (K/L) 作为技术的替代指标来进行技术差距的测算。技术差距数值 (Gap) 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人均资本密度之比, 数值的上升代表内外技术差距的缩写。如式 (3.1) 所示。

分别计算2005年至2010年各行业的Gap值, 并最终算其平均值, 得到各行业Gap值从大到小的排序。根据数值的大小以及特点, 将制造业分成三类, 分别为技术差距较小、技术差距中等、技术差距较大三组, 其中前面的编号为各行业在投入产出表中的编号, 括号内为各行业Gap值的大小。

技术差距较小组:21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29) 、08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1.21) 、2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21) 、09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1.04) 、1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03) ;技术差距中等组:07纺织业 (0.91) 、10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85) 、06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 (0.76) 、15金属制品业 (0.76) 、19通用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 (0.76) 、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74) ;技术差距大组:12化学工业 (0.67) 、1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65) 、13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0.58) 、11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57) 、1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48) 。

对于分组后的行业, 具体做法与前面的对总体样本进行计量分析的过程一样, 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其实证结果整理如表1:

三组的R2分别为0.9132、0.9055、0.9868, 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能够正确反映FDI的溢出状况。对于水平溢出, 技术差距小组和技术差距中组发生了负的溢出效应, 而技术差距大组发生了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说明内外资技术差距越大, 溢出效果越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 具体为负的水平溢出, 不明显的正的前向溢出以及较明显的正的后向溢出。对于分组后的情况, 技术差距小组为负的水平溢出, 正的前向溢出和较明显的正的后向溢出;技术差距中组为负的水平溢出, 较为明显的正的前向溢出和正的后向溢出;技术差距大组为正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以及后向溢出。与整体行业的计量结果相比, 技术差距大组发生了正的水平溢出效应, 技术差距中组发生了明显的正的前向溢出, 技术差距小组发生了明显的正的后向溢出。

参考文献

[1]金成晓, 王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检验[J].南方经济, 2009 (1)

[2]刘辉煌等.FDI技术外溢、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J].金融研究, 2009 (9)

[3]杨亚平.FDI技术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的实证研究评述[J].生产力研究, 2010 (4)

[4]Caves, R.E..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 Economical, 1974, 41 (162)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10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溢出； 传递途径； 正效应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Ａ

一、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

FDI对中国企业技术上的促进，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溢出途径是通过与内资企业交流合作实现的；间接的溢出途径则通过在市场上对国内对手实施压力或改变市场竞争结构等实现的。

1. 员工培训与人员流动产生技术溢出

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要对大量的本土技术工人进行技能方面的培训，这里重点分析高素质人才的培训。众多跨国公司出于战略化考虑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入中国，为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世界500强企业苏黎世ABB有限公司在2006年将其五大业务部门之一的全球机器人业务总部从苏黎世移到中国上海，重要目的是要将中国变为其机器人业务的第一大市场；IBM为了进一步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全球竞争力也将其全球采购总部迁入中国深圳。这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入中国，其所需的大量人才在中国就地雇佣，比如IBM在深圳的全球采购总部雇佣中国员工就多达500多名，这些员工在跨国公司总部或研发中心工作，接受相应的培训，接触先进的技术，得到系统的锻炼，成为业内精英人才，若是通过人才流动途径“跳槽”至我国本土相关企业，此时，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理念不可避免地溢出到了我国本土企业内部。

2. 产业关联产生技术溢出

为了最大可能降低生产成本，追求最优的国际生产组合，外商投资企业尽量在中国本土进行采购，与我国本土供应商往往能形成下列关系：（1）帮助中国本土供应商建立生产设备；（2）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中国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3）进行适当的技术创新或生产工艺改进；（4）对员工进行培训，以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这些关系的形成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FDI技术溢出在中国的实现。可口可乐公司是众多跨国公司在华采购的一个缩影，其98%的原材料均在中国本土采购，所有包装材料均是由中国生产制造的。

我国本土企业也能通过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前向关联获取相应的收益。在前向关联过程中，我国本土企业购买并使用外商投资企业的先进设备，可以促进自身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将先进设备出售给我国本土企业，将会提供一系列诸如设备调试、技术支持、设备操作人员培训等售后服务，这些服务带来的结果是我国本土企业生产效率和操作人员操作技能的双重提高。

3. 示范与模仿产生技术溢出

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本土企业的示范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管理方面。跨国公司无论是管理理念还是管理手段都较中国本土企业先进很多，并早已能够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企业的日常管理信息化，流行多年的ERP、SAP等软件为跨国公司管理节省了大量人力成本，一些具有前瞻意识的国内企业纷纷模仿跨国公司，引进信息化的管理系统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4. 竞争效应促进技术溢出

跨国公司的进入打破了东道国原有的垄断局面。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相比，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及营销手段等方面无疑占据着很强的竞争优势。迫于竞争压力，国内企业要生存发展，不得不采用先进技术或想方设法进行技术创新，以新观念、新设计、新原料、新工艺、新产品等来拓展市场，创造新的消费取向。与跨国公司竞争所产生的压力是我国通讯设备、汽车、工程机械、电站设备等许多行业中的内资部门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推动力。

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国际和国内不少专家和学者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FDI给东道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各东道国经济环境、行业特征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下面通过我国工业部门的数据来分析FDI是否给我国带来了技术溢出效应，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本文在使用计量模型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时，采用的是我国2000年、2003年和2006年各年工业部门的截面数据，这是因为我国工业部门引进的外资总额占到全部外资的大部分，基本上可以反映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1. 模型构建

本文将我国工业部门分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但这里不是将外资部门的产出引入内资部门的生产函数，而是引入外资部门的资本，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外资部门对其资本运用后带动起来的，即外资部门的资本积累对内资部门的产出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如果外资部门资本积累促进了内资部门产出的增加，则认为直接投资对内资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如果外资部门资本积累抑制了内资部门产出的增加，则认为直接投资对内资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现将内资部门企业的生产函数建立如下：

此式即为本文回归分析所要使用的回归方程，并假设该模型满足计量经济学多元回归模型的各种基本假设条件。其中，α，β分别表示Kd，Ld的边际生产弹性，γ表示Kf对内资部门企业的生产边际弹性，c为常数项，μ为回归方程的误差项。

在下面的分析中，研究的主要对象是γ，它的正负与大小反映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方向与力度。如果γ＞0，且从统计意义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我国工业内资部门有正的技术溢出作用；相反，如果γ＜0，且从统计意义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我国工业内资部门产生了负的技术溢出效应。

2. 变量说明

各变量数据均选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现对其描述如下：

Yd：我国工业内资部门企业的产出，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代表产出。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单独统计内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本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总产值减掉“三资”企业的总产值，即得到内资企业的总产值,单位为亿元。

Ld：我国内资工业部门企业的劳动投入，本文采用平均从业人数代表劳动投入。此处同样使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平均从业人数减掉“三资”企业的平均从业人数，即得到内资企业的平均从业人数。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应的从业人数数据，该年的从业人数通过下面的公式计算而得：从业人数=工业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为万人。

Kd：我国内资工业部门企业的资本投入，本文采用总资产代表资本投入。此处同样使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减掉“三资”企业的总资产，即得到内资企业的总资产，单位为亿元。

Kf：我国外资工业部门企业的资本投入。用“三资”企业的总资产来代表，单位为亿元。

3. 模型拟合与判断

（1）2000年数据和模型拟合判断

① 经计算将模型所需基本数据整理如表1：

表12000年工业部门相关指标数据

② 模型拟合与判断

利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nYd =-0.716+0.763LnKd+0.288LnLd+0.102LnKf

t统计量（-1.191） （5.000） （2.410） （3.350）

调整后R2=0.980，F=501.950

我们可以看到，调整后R2=0.980，F=501.950，表明模型拟合总体效果能通过检验，LnKf的估计参数γ=0.102＞0，且t=3.415＞t0.025（27）=2.05183，能在α=0.0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2000年度FDI对华内资工业部门产生了正技术溢出效应。

（2）2003年数据和模型拟合判断

① 经计算将模型所需基本数据整理如表2：

表22003年工业部门相关指标数据

② 模型拟合与判断

利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nYd =-0.060+0.656LnKd+0.341LnLd+0.133LnKf

t统计量（-0.121） （5.539） （3.354） （5.101）

调整后R2=0.987，F=732.894

我们可以看到，调整后R2=0.987，F=732.894，表明模型拟合总体效果能通过检验，LnKf的估计参数=0.133＞0，且t=5.101＞t0.025（27）=2.05183，能在α=0.0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2003年度FDI对华内资工业部门也产生了正技术溢出效应。

（3）2006年数据和模型拟合判断

① 经计算将模型所需基本数据整理如表3：

② 模型拟合与判断

利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nYd =1.115+0.427LnKd+0.623LnLd+0.105LnKf

t统计量（2.285） （4.364） （6.803） （3.415）

调整后R2=0.981，F=507.988

我们可以看到，调整后R2=0.981，F=507.988，表明模型拟合总体效果能通过检验，LnKf的估计参数γ=0.105＞0，且t=3.415＞t0.025（27）=2.05183，能在α=0.0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2006年度FDI对华内资工业部门也产生了正技术溢出效应。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侧重于从投入-产出角度来反应FDI进入和存在对我国本土工业企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所选取各年份都存在着正技术溢出效应。外资部门的资本积累为中国带来了“打包”的技术。一方面，这种“打包”的技术通过一定的途径溢出到了内资部门；另一方面，外资部门的存在客观上“逼迫”内资部门提高效率，这两方面使内资部門的产出增长。

为了进一步提高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以下建议：

1. 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通过培养有力的国内竞争者，同时引进数家互相竞争的跨国公司，使其在相互竞争中加快技术引进。

2. 在积极引进FDI的同时，加大我国R&D的经费投入，鼓励国内企业开展自主研发，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内资部门的技术吸收能力。

3. 改善用人机制，促进人才流动。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效率，改善工作环境，完善激励机制，激发优秀人才的创新和创业精神，同时加强与跨国公司人才方面的交流。

参考文献:

[1]张雪倩.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以汽车工业为例[J].世界经济研究.2003，(4).

[2]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杨先明等.国际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与中国技术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祝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机制—基于创新机制视角的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5]徐忠爱.跨国公司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限制因素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7,(1).

（责任编辑吴晓妹）

FDI技术溢出效应 第11篇

截至2011年底, 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FDI) 达11643.92亿美元, 已成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利用FDI之初衷, 是为了吸收其溢出的先进技术, 最终实现“以市场换技术”之目的。然而, 我国地域广阔, 东、中、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R&D存量、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以及民营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 面对FDI技术溢出时, 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 进而导致不同的溢出效果。厘清这一问题, 有助于对FDI技术溢出的全面把握, 本文旨在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2 研究背景和研究假说

FDI“效应”, 是指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 它可以发生在同一产业内或者不同的产业间[1]。陈涛涛 (2003) 认为技术差距是影响行业内溢出效应最直接、最有效的因素。有关技术差距与溢出效果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减函数, 技术差距越大, 技术溢出效应越不明显, 原因在于工业化国家开发的技术越先进, 越有可能不适应发展中国家采用 (Lapan&Bardhan, 1972;Kokko, 1994) ;另一种观点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增函数, 技术差距越大, 内资企业“赶超”的空间越大, 产生技术外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Findlay, 1978;Sjoholm, 1999) 。两种观点看似矛盾, 实则相互补充, Cohen and Levinthal (1989) 的研究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他认为:技术差距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具有双重效应, 当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 虽然供东道国企业模仿、学习的空间也比较大, 但较大的技术差距导致内资企业没有能力吸收外来技术, 溢出效应反而不明显, 即技术溢出有一个“门槛”, 在门槛内, 技术差距越大越有利于溢出, 在门槛外, 技术差距越大, 东道国企业吸收溢出技术的可能性反而越小。Flores (2000) 以及Proenca (2002) 的经验研究进一步表明:当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处于特定区间时, 行业内溢出效应最大。Girma (2005) 把这一矛盾归结为吸收能力与技术外溢的非线性门槛效应 (non-linear threshold effect) 的影响。

技术差距解决了溢出的前提, 在前提具备时,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吸收能力”了。Cohen and Levinthal (1989) 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第一次使用了“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bility) 的概念。关于吸收能力的构成, 学者们见解各异:Narula (2004) 指出, 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 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2];张宇 (2008) 认为,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FDI技术溢出效应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3];Hermes&Lensink (2000) 认为金融市场效率也影响FDI技术溢出。李燕、韩伯棠、张庆普 (2011) 从研发投入强度、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技术差距等角度研究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4];李梅、柳士昌 (2012) 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 并测算了门槛水平[5]。由此可见, “吸收能力”应该是一个多维向量, 绝非单一向量能表征。

在对文献的梳理中, 我们发现所有制结构“异质”影响了FDI技术溢出:杨亚平 (2007) 发现FDI对国有内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影响小于其他内资企业[6]。王成歧 (2005) 指出, “国有企业固有的某些缺陷妨碍它们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中获益。尽管国有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方面比集体企业具有相对优势, 但其技术优势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其内部固有的体制方面的负面因素所抵消, 导致国有企业缺乏学习和创新的动力[7]。”王争、柳媚、史晋川 (2008) 指出, 企业的异质性使得不同性质的企业对溢出的吸收程度并不相同。比如高生产能力的企业可能具备更高的模仿和消化能力, 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存在着吸收外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的生产率“门槛”效应, 即吸收能力的差别[8]。田泽永 (2011) 认为, 民营企业是比国有企业更为重要的技术溢出的吸收主体[9]。其原因在于:民营企业通过配套形式嵌入外资产业链, 国有企业更多的是直面外资企业的竞争。蒋兰陵 (2013) 发现, 外资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出现较大差异, 按销售产值加权的溢出效率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 且私营企业的表现最为突出。可见, 所有制结构差异导致吸收主体异质从而影响FDI技术溢出[10]。

鉴于此, 我们提出本文研究的假说如下:

假说一:异质性的存在使得国有、民营企业在充当FDI溢出技术的吸收主体时, 行为特征存在一定差异, 民营企业对于FDI技术溢出更为敏感, 反应更快, 获得的技术溢出效果也将更好;

假说二:民营企业以配套、国有企业以直面竞争形式获得技术溢出, 二者均存在双重门槛;FDI比例太高或太低都不利于技术溢出;在有利的溢出区间, 对国有企业而言, FDI技术溢出效果是技术差距的减函数;对民营企业而言, FDI技术溢出效果是技术差距的增函数。下文的研究主要探讨具备一定吸收能力的前提下, 假说一和假说二的存在性。

3 模型、变量与数据

3.1 模型设定

前述理论分析表明, FDI技术溢出的存在, 以溢出者与被溢出者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为前提, 就像水必须从高处流向地处一样, 这样就构成了技术溢出的门槛, 在门槛左边, 由于技术差距不存在, 溢出无从发生, 在门槛右边, 有一定的技术差距, 从而具备技术溢出前提。但在溢出前提具备时, FDI技术溢出效果可能会随技术差距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出现一个 (或一个以上) 新的门槛。通过以上分析, 参照Hansen (1999) 做法, 本文构建了基于技术差距的FDI技术溢出的双门槛模型:

TFP为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某年TFP值是以上年为基期的, 故该年TFP是以前各年连乘积。FDI为外资制造业资产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百分比。GAP为技术差距, 作为门槛变量, λ1、λ2为门槛值。I () 为指示函数, α、β为影响系数, ε为残差。X为控制变量, 代表吸收能力。在实际研究中, 我们排除了门槛外生给定的做法, 采用“格栅搜索法” (Grid Search) 来连续给出门槛回归中的候选门槛值λ, 然后对模型进行估计, 得到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和残差平方和, λ越接近于真实值, 残差平方和越小。门槛值确定后, 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 原假设为无门槛效应存在, 构建F统计量, 并用“自举法” (Bootstrap) 来模拟其渐进分布, 进而计算其对应的P值。接着进行真实性检验, 构建似然比统计量, Hansen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多门槛模型的确定是上述过程的重复, 这里不在赘述。

3.2 变量说明

1)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需要用到2个投入和1个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我们用“工业总产值”指标表示, 投入指标用“资产总计”、“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

2) 技术差距 (GAP) 。Engelbrecht&Kang认为, 假定技术边界是当时所有地区中人均GDP最大者, 同时假定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比例保持不变, 则可以近似地以人均GDP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指标, 因此, 本人将技术势差 (GAP) 的计算公式为:GAP=yj (t) /yi (t) , 分子分母分别为外资、内资企业人均产出。

3) 吸收能力 (X) 。X为控制变量, 代表吸收能力。技术差距的存在, 表明了FDI存在技术溢出的可能性, 但并不意味着溢出就会必然发生。要想可能变为现实, 必须具有承接技术溢出的能力, 即吸收能力的存在。结合他人的研究以及本人对吸收能力的理解, 本文选择以下变量作为吸收能力的表征变量:

(1)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 用人均GDP来表示;

(2) R&D水平, 用某地区当年R&D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表示;

(3) 人力资本水平 (PHR) , 李燕、韩伯棠、张庆普 (2011) 用在校大学生数与本地区的总职工人数之比来表示, 考虑到人力资本是FDI溢出技术的吸收者, 是已参与工作的人力资本存量, Barro&Lee (1993) 提出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近似代表。沿用这一做法, 本文假定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9、12、16年, 则各省份人力资本存量为各类教育比重与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和 (李梅、柳士昌, 2012) 。

(4) 基础设施 (TRAN) , 采用姚树洁、韦开蕾 (2007) 的做法, 以每1000平方公里土地上, 铁路、公路及水路三种运输方式的里程加权和表示, 三者权重比为4.27∶1∶1.06;

(5) 金融市场化程度指标 (FINA) , 张军和金煜 (2005) 认为, 非国有部门贷款比重是衡量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完善程度较为准确的指标, 其假定:各省份分配到国有企业的贷款和该省份国有企业的产出成正比, 则非国有部门贷款比重可表示为全部信贷与GDP比率, 减去分配给国有企业的信贷与GDP比率。李梅、柳士昌 (2012) 采取类似方法, 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分配到国有企业的贷款和该省份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成正比。两种方法原理相同, 但结果有异, 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比率的替代比率不同。无论是国有企业产出, 还是固定资产投资, 都与贷款的获得有联系, 但并无必然的联系。樊纲、王小鲁在计算中国市场化指数的过程中, 有很多分项指标, 其中之一为金融市场化程度指标。因此, 本文采用了他们2003-2009数据金融市场化程度指标数据, 并采用插值法估算出2010、2011年数据。

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的制造业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由于自1998年起, 我国工业统计口径范围改为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2002年制造业行业标准又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 (GB/T 4754-2002) 进行了修改, 为规范统计口径, 时间只能从2003年开始, 故样本期间取值为2003-2011年。在研究过程中, 需要用到国有、民营、外资经济数据。对于民营经济的定义, 历来没有统一的说法。王劲松 (2005) 将民营经济分为广义民营经济和狭义民营经济, 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 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狭义的民营经济则进一步将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排除在外[11]。本文采用狭义的民营经济定义, 数据处理如下:年鉴中“按行业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视为国有经济数据, “按行业分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视为外资经济数据。民营经济数据为“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数据减去上述两类数据得到。计算中发现上海民营经济数据多处为负, 为保证研究的严肃性采用剔除。相应的“资产总计”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全来自于此。对于人均产出指标, 用工业总产值除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得到。2004年统计年鉴无工业总产值, 参照吴海斌 (2012) 的做法, 采用产品销售收入替代。“R&D”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为消除时间对价格因素的影响, 对产出数据, 用“各地区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对资产数据, 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对GDP数据, 用“GDP平减指数”平减, 基期为2003年。因此, 最终进入本文研究范围的为我国30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 时间跨度为2003-2011年共9年。

4 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测量

4.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进行本文实证研究之前, 先由必要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利用stata12, 其结果见表1。

数据来源:表中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由表1,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基本认识:

第一, 各省之间基础条件差别很大。就人均GDP而言, 最高的为6.989万, 最低的仅有0.39万;R&D投入占GDP的比例, 最高为9.36%, 最低仅为0.19%;交通道路里程最长的为19.071千公里/万平方千米, 最低的仅为0.364千公里/万平方千米。基础条件的差异可能导致FDI进入差异与影响差异。

第二, 由于FDI趋向于进入好的行业和地区, FDI在省际间的分布差异教大。就外资资产占全部制造业资产比例看来, 最高的广东2005年达到59.11% (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的自然对数) , 最低的为西藏, 大都数年份接近于0。

第三, 民营、国有、外资企业之间生产效率差别很大。就人均产出而言, 外资高于国有, 国有高于民营。外资与民营差距最高达到10.67倍, 国有仅为4.77倍。

第四, 虽同为规模以上的国有和民营企业, 它们之间的差距很大, 面对外资进入所导致竞争环境变化时, 很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差距的存在表明了区别研究的必要性之所在。

4.2 估计结果与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展开了系统研究, 相关结论如表2。

由表2可知, 从整体情况看来, 全国30个省市2003-201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9.8%。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达到9.3%, 而技术效率指数只增加了0.5%, 技术效率的增长主要是规模的增加导致规模效率提高所致。就分类考查来看, 全国各地的国有、外资、民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民营制造业增长最快, 达到10.7%, 远超过国有、外资4.9%、4.2%的增长率。表明9年间, 民营制造业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民营与外资的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计算结果表明, 就全国30省市人均产出的平均数看来, 2003年外资是民营的2.63倍, 2011年缩小到1.47倍。外资企业到底在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进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下面将展开进一步分析。

遵循前文的理论分析逻辑, 下面的实证研究按照以下思路展开:以经济发展水平等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 探讨FDI技术溢出的效果, 研究结果如表3-表5。

表3、表4列出了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为技术差距, F值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P值为“自抽样法”得出的伴随概率。以全部企业为例,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然拒绝了“无一个门槛”的原假设, 说明样本至少存在一个门槛值, 与此同时, 接受了“无双重门槛”、“无三重门槛”的原假设, 全部制造业企业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 其门槛值为1.685;以此类推, 国有、民营企业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 国有企业的双重门槛值分别为1.060、3.430, 民营企业的双重门槛值分别为2.2、8.260。表4列出了门槛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以全部企业为例, 单一门槛值为1.685, 双重门槛值分别为1.560、1.68, 双重门槛值相差很小, 就其置信区间而言, 出现了重复, 因而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双重门槛的不科学性。表5是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bootstrap次数为300次。*、**、***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下表亦同。

注:表中GAP为门槛值。

由表5可知, 民营、国有企业间异质性的确存在, 二者均具有双重门槛。具体情况如下:对全部企业而言, 存在单一门槛, 在技术差距小于1.685倍时,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为0.0148, 当技术差距大于1.685倍时,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上升到0.0437。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市场化程度都产生了正影响。对国有企业而言, 存在双重门槛, 在技术差距小于1.060倍时,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为0.0982;当技术差距大于1.060倍小于3.430倍时,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下降为0.0719;当技术差距大于3.430倍时,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不显著, 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市场化程度、R&D水平、金融市场化程度都产生了显著正影响, 但基础设施影响为负。就民营企业而言, 在技术差距小于2.2倍,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为0.001且不显著;当技术差距大于2.2倍小于8.26倍时,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为0.1227且显著;但技术差距大于8.26倍时,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显著为正, 达到0.3266。其他控制变量均不显著。

分析结果表明:就内资企业整体而言, 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主要表现为, 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 FDI技术溢出效果在增强。但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 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对于国有企业, 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 国有企业获得FDI技术溢出的效果由大表小, 由正变负, 假说二关于国有企业的表述正确;而对于民营企业, FDI技术溢出效果随技术差距的扩大而增强。这样的结果好像出现了矛盾, 前述研究表明, 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高于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生产率差距也小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 那么, 国有企业应该比民营企业更有利于吸收FDI溢出技术, 从而获得更大的技术溢出效果。是什么导致了相反的结论呢?实际上, 就FDI技术溢出而言, 有行业内溢出与行业间溢出之分, 行业内溢出是指同行业内的溢出, 而行业间溢出是不同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国有企业规模大, 人力资本水平和生产率水平较高, 可以与外资企业展开直接的竞争, 通过竞争不断获得行业内技术溢出, 拉近与外资的差距;而为了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外资企业会把更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 以拉大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 同此同时, 加大专利与技术的保护力度, 将加工零部件分解为许多更小小部分, 以阻止个人掌握成套技术达到控制技术泄露的风险, 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与实际效果也会缩小。而对于民营企业, 则更多的是采用避开大道, 只取两厢的策略, 以配套的形式加入外资产业链, 从而获得了行业间技术溢出效果。外资企业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 也乐于为提供配套的民营企业提供技术指导, 加快了技术的行业间溢出。江小涓 (2001) 对127户外商投资企业的调研中发现, 在调查的74家有国内配套企业的外资企业, 其中有51家以各种方式对配套企业提出要求和帮助, 占样本总数的69%。按照出现的频率, 这51家外商投资企业帮助国内配套企业提供技术帮助的主要方式依次为:提出新的质量标准, 提供技术援助, 投资入股开发技术, 共同出资开发 (如表6) [12]。可见, 在技术差距扩大时, 行业间技术溢出成为技术溢出的主要方式, 民营企业成为FDI溢出技术的主要吸收主体。也许正因为如此, 吸收能力等外部控制变量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见, 异质性的存在使得国有、民营企业在充当FDI溢出技术的吸收主体时, 行为特征存在一定差异, 但并非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为敏感, 只是又是其以配套形式嵌入外资产业链, 获得了更有利的技术溢出方式使然, 假说一并不完全成立。假说二关于国有、民营企业的论述基本正确。但是, 也并非民营企业与外资的技术差距越大越好, 当技术差距门槛为8.26倍时, 其95的置信区间就是8.26, 实际上它成了一个极限值。

注:各种提供帮助的方式可以复选。

5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

综上,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就描述性统计结果而言, 省际吸收能力差异较大;省际外资利用极不均衡, 就外资资产占全部制造业资产比例看, 最高的广东达到59.11%, 最低的为西藏大都数年份接近于0;外资与国有、民营企业之间生产效率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从整体情况看来, 全国30个省市2003-201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9.8%。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达到9.3%, 技术效率只增加了0.5%。就分类考查看, 国有、外资、民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民营制造业增长最快, 达到10.7%, 远超过国有、外资4.9%、4.2%的增长率。第三、就全部企业而言, 通过了一个门槛假设, 门槛值为1.685;国有、民营企业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 国有企业门槛值分别为1.060、3.430;民营企业门槛值分别为2.2、8.260。

第四、就全部企业而言,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随技术差距的扩大而上升, 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市场化程度都产生了正影响;对国有企业而言, FDI技术溢出的效果随技术差距的扩大而下降, 是技术差距的减函数;民营企业通过行业间技术溢出, 技术溢出效果是技术差距越的增函数。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在控制了代表吸收能力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R&D水平、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基础设施的前提下, 探讨技术差距门槛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 从而对FDI技术溢出效果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在研究过程中, 由于条件限制, 无法获得国有、民营企业自身人均资本数据, 只能用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替代, 这是本文研究有待改进的地方, 也是将来研究发展方向之所在。尽管如此, 本文研究仍不失抛砖引玉之功效, 为后续研究留下更多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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