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管制范文

放松管制范文（精选5篇）

放松管制 第1篇

2006年1月1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在济南宣布“计划煤”时代已告结束, 电煤价格放开, 由交易双方自主决定交易价格, 从而引发了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盾。目前, 我国煤电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煤炭行业情形:一部分煤炭已经走向市场, 而约占全国一半用量的电煤价格却受到管制, 价格另行其道, 结果形成了双轨制, 造成了国家管制的电煤价格低于市场的价格。这样, 不但不利于煤炭行业的发展, 以及煤炭企业增加经济效益, 对电力行业来说, 也不利于其市场化改革。

放开煤电价格, 放松对煤电行业的管制, 推进我国的资源性产品的改革机制形成, 改变现在不合理的煤电供需结构, 是市场化的必然要求。煤电行业之间价格矛盾不可调和性, 涉及到煤炭和电力行业双方的利益。放开煤电价格, 也就是让其自主定价。由于长期依赖, 电煤的市场价格是由煤炭和电力行业相互协商来解决的, 与其他用途的煤炭有很大的价差, 这必然带来很多的问题。本文拟从管制理论的角度, 对我国煤电价格放开的市场化改革的意义, 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讨论。

一、管制理论的演进

1970年代以后, 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发展起来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管制经济学 (有些文献中也称做规制经济学) 。它主要是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的微观经济行为进行制约、干预和管理。什么是管制呢?由于各种文献对管制的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对管制的理解也有不同。当然, 传播最广泛的管制定义应属于史蒂格勒在1971年提出的“作为一种法规, 管制是产业所需要的并为其利益所设计和主要操作的”。在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中, 管制指的是市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为, 如控制定价水平、规定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等。我国学者给出了一个比较通俗的管制定义, 认为, 管制是指政府的许多行政机构, 以治理市场失灵为己任, 以法律为根据, 以大量颁布法律、法规、规章、命令及裁决为手段, 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全是公正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或干预。西方管制理论主要包括公共利益理论、部门利益理论和管制的改革理论。下面就该理论的演进做一简单的回顾。

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是主张政府的管制是市场失灵的回应。它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一直以正统的理论在管制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这一理论假定政府管制的目的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以增进社会福利。该学说是一种规范分析框架, 主要解决应该怎么管制的问题。但该理论隐含的假设是政府是全知全能的, 这与现实是有很大偏差的, 该理论的规范分析是一种不完整的理论。

管制的部门利益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展起来的 (施蒂格勒, 1971;佩兹曼, 1976;波斯那, 1979;北克尔, 1985) 。该理论是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 其认为管制的目标不是为了公共利益, 而是取悦于特殊的利益集团。但是该理论最重要的假设是利益集团直接影响管制政策, 实际上, 管制的过程并非如此简单, 仅仅作为一种理论没有太强的可操作性。

管制的改革理论是由于政府管制失灵的存在, 导致了西方国家的放松管制运动, 从而发展起来的, 为各国放松管制的实践服务的放松管制理论。放松管制理论主要是指由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 可竞争市场是指一种由于在潜在进入者的压力, 市场的在为这部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其定价和生产资源都是有效率的市场。该理论认为管制部门应做的不是限制进入, 而是应该降低产业进入壁垒, 使产业能够自由进出。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说是重视市场结构, 倒不如说是更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 而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的降低沉没成本, 因此排除以其人为的不必要的进入和退出壁垒。可竞争市场理论对政府的管制政策思路和措施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但为各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且其主要贡献还在于它可以作为政府管制的指南, 而不是取消政府管制。

二、煤电行业放松管制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关于煤电行业实行不同价格管制政策, 造成了两个行业长期以来在价格上的难以协调。每当煤炭行业因市场状况的供不应求而涨价时, 不得不自行变动电价的电力行业, 就不得不承受煤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以及利润被煤炭行业侵蚀的痛苦;而当电力行业供过于求时, 电力行业并不受影响, 却要煤炭行业承受经济低迷、产品积压的负担。

我国经济开始起飞的形势, 也使得煤炭行业与电力行业的利益格局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逆转。重工业化经济的大幅增长, 突然之间爆发了对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基础性行业产品的狂热渴求, 煤炭价格飙升, 而电力行业在多年的过剩之后, 也突然陷入严重短缺、迫切需要加大投资、扩大产能的局面。造成我国煤电矛盾的是价格, 而导致电煤出现这种价格现象的, 则是煤炭价格的双轨制。只要电煤市场的指令价格仍然存在, 电煤供求的矛盾就不能解决。以前的煤电政策损害了煤炭行业经济利益, 更干扰了市场机制的运行, 破坏了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 造成了全国市场的割裂, 是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背道而驰的。市场的问题须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要真正的消除煤电矛盾, 只有尽快地推进电煤体制改革, 放开电煤的价格管制, 使煤炭企业和电力生产企业在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解下自主协商定价, 这样才能既保证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的经济利益, 又保证电煤的正常供给, 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

三、意义

放开煤电价格, 放松管制, 这对于我国煤炭和电力行业, 从长远来看都具有重大意义。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作用, 让市场来自主决定交易的价格, 使煤炭资源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 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目的。我国的关于煤电价格双轨制, 已经不适应煤炭和电力两个行业的发展要求, 国家放松管制有利于这两个行业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1. 维护有效的竞争。

市场需要价格机制的正常作用, 以引导有关利益主体的行动, 增进企业效率和社会福利。例如, 美国通过放松管制而获得的福利是巨大的, 通过定价的自由化, 进入和退出的限制消除, 一年的总福利增加350亿~460亿美元 (1993年) , 其中, 消费者从价格的降低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中获得了320亿~430亿美元, 而生产者从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中一年或得了大约30亿美元。

2. 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要求国有经济收缩战线, 把资源集中于需要国家控制、而且能够控制的领域。这两方面都意味着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当前电力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包括: (1) 政企不分, 很多电力企业既是政府组织, 又是独立核算的企业, 这两种身份是矛盾的; (2) 单位数量过多。目前, 电力部门有10 000个独立法人企业、8 000个独立发电厂、1 600个配电公司, 这些单位是在双轨运行, 即“老企业老办法、新企业新办法”的产物, 老企业仍由政府紧紧控制。在这很不完全的市场中, 不合理作为比比皆是, 如许多地方不用成本低的电力, 用高成本的小厂电力满足需求。

3. 节约我国煤炭资源的需要。

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 虽然我国的储量很大, 但在实行可持续发展, 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的指导下, 放开煤电价格, 让市场自主定价, 有利于社会各个行业发明和采用新的节能方式, 合理高效的利用煤炭资源, 达到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的目的。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 电煤的市场价格是由煤炭和电力行业相互协商来解决的, 与其他用途的煤炭有很大的价差, 一旦放开价格必然要上涨。这是电力行业所不愿看到的;这也会导致电价的上升, 增加了其他下游行业的生产成本, 带来一系列的关联效应。放开煤电价格的过程中, 这一些问题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

1. 煤电顶牛的问题。

长期的煤电政策, 逐渐形成了我国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 煤炭价格的放开, 电力行业反映很大, 增加了其能源成本, 破坏了电力行业的利益, 以至于今年的煤炭洽谈会, 至今没有达成协议。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前面我们已经加以说明, 如何加以调节两个行业的利益分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煤电连动方案是把双刃剑, 在能源紧张的情况下, 联动的结果有可能带来煤、电价格的轮番上涨, 这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

2. 不利于下游行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煤电行业同属于能源行业, 作为下游产业的基础原材料, 价格持续攀升, 即受到下游旺盛需求的支撑, 其自身需求和成本的不断加大又只能通过产品涨价来向下游产业转嫁。下游行业成本的提高, 也会提高产品的价格, 造成的后果是全社会物价的普遍上涨, 物价的上涨不利于消费者的利益, 可能引起通货膨胀。

摘要：近来, 国家发改委提出了放开煤电价格, 由煤电双方自主决定交易价格, 这意味着我国的资源改革向市场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放开煤电价格管制, 有利于我国煤炭和电力行业增强竞争力, 提高经济效益。但在改革的过程中,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煤电政策造成了煤炭和电力行业对放开煤电价格持不同的看法, 难以协调, 故有必要对我国煤电行业放开价格管制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讨论。

关键词：煤电价格,放松管制,市场化

参考文献

[1]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2]丹尼尔, 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放松管制 第2篇

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入世后,我国应全面履行WTO法律体系中有关调整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协定。因此,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立法取向也应顺应WTO的要求做出相应调整。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立法取向应为:放松法律管制,加强法律监管。

放松法律管制

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弃“金融抑制”战略,对证券经营、证券投资、证券发行交易、证券市场结构等方面放松了法律管制和行政干预,从而推动了各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增强了各国证券业的国际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危机直接冲击的日韩和东南亚各国不仅没有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反而更大限度地对证券市场放松了法律管制。因此,当前我国应顺应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潮流,适当放松对证券市场的法律管制, 逐步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稳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

1、放松外汇管制,积极促进资本项目的开放。

各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甚至取消外汇管制,提高本币的自由兑换程度。我国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的管制。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我国应在完善资本项目管理和监控的同时,通过放松外汇法律管制,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2、放宽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限制,逐步实现A、B股市场的并轨。

我国严格实行A、B股分离制度,但从长远和国际惯例来看,A、B股的长期分割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因此,我们应通过放宽法律限制,逐步实现A、B股的统一。

3、放宽对银行、证券公司业务经营的法律限制,逐步实现银行业与证券业的融合。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分业管理。而世界处于证券业与银行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重要时期,原来严格实行分业经营管理的美日两国也分别在和通过立法或颁布行政命令实行了银证合业经营。我国证券市场必须适应历史潮流,逐步实现银证合一。

4、其它方面法律管制的松动。包括:(1)逐步放宽我国境内居民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的限制。(2)尽快创造条件让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3)按WTO的要求放宽外国证券经营机构在我国从事经营的限制。(4)允许上市公司股票场外交易。5时机成熟时,允许外国公司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证券。

加强法律监管

随着全球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证券化为特征的金融变更的不断发展,各国法律制度对金融立法同样经历了从严格管制到放松管制的立法变化。但问题在于,亚洲一些新兴国家在接受了这种概念后,把放松法律管制错误地理解为放松甚至取消金融法律监管。实际上,放松法律管制要求的是利率自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在这个基础上强调的是有效监管。加强法律监管是对放松法律管制的补充,两者是相辅相承、并行不悖的。法律管制的放松并不意味着放任自由,证券市场自由化并非无为而治。完全的金融自由化是不可能的. ,放宽管制意味着要打破限制竞争,妨碍效率和限制消费者选择的各种障碍,而新的监管实际上是对放松管制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其它不公正现象的监督。法律监管抛弃了最初管制体系中不合理部分,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并增添了新内容,性质上已不同于原先的法律管制,是对原先管制的否定之否定。然而东南亚国家为吸引外资,自80年代起,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证券市场自由化改革措施,但是在证券市场开放过程中却疏于建立起健全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导致证券监管乏力,以致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基于此,我国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中, 在放松对证券市场法律管制的同时,务必要加强法律监管,这样才能做到敞而不乱、放而有序。至于具体的加强监管的立法措施,则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1、《证券法》作为证券市场立法体系的核心,也应当是证券市场国际化(对外开放)的根本大法,应当为证券市场国际化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在此方面的规定尚付阙如,因此,我国应尽快修订《证券法》,对下列内容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阶段,境外法人、自然人投资中国证券,利用共同基金吸引外资等。

2、对证券市场国际化的不同阶段都应有具体的法规进行规范。这些法规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本法,主要包括:(1)关于利用共同基金吸引外资的法律规定；(2)关于境外法人、自然人投资我国证券及结汇的法律规定；(3)外国证券公司条例；(4)中国证券境外发行上市条例。

3、通过其它一些有关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证券法》的若干补充规则；(2)上海、深圳两地制定的推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若干地方性法规；(3)从其它各个角度对证券市场国际化涉及的有关问题予以调整的各项法律。

4、积极参与国际证券监管立法,努力推进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对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维护我国证券业的安全稳健运行都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今后,我国还应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只有放松管制,文化才能繁荣等 第3篇

《经济观察报》日前发表特约评论员陈季冰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今天来看，文化体制的这一改革方向其实已十分明晰，那就是通过政府逐步放松行政管制的方式，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而政府自身则应当投入更多的资源、花更大的精力完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让公民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领域相比，文化体制改革因其高度的特殊性而具有特殊的困难。就我们的观察而言，文化体制改革在当下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内容生产领域内的重重禁忌难以突破，政府在该管的地方监管严重不力，而在不该管的地方又管得太严太死。最后，正是由于文化产业的整体落后现状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软实力的不足以及中国文化传媒在全球话语权竞争中的弱势，许多人正确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处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必须培育世界一流文化传媒企业。然而，时下有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国家对文化传媒市场的行政垄断，并对这个领域里的国有行政垄断企事业单位投入更多的资源。事实正相反，只有解放思想、放松管制、加快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各类所有制资本的准入门槛、鼓励社会文化创新、让民间文化智慧的自由成长和发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软着陆”可能吗？

FT中文网报道：世界上两位最知名的经济评论人士从地球的两侧对中国及其增长前景发表了悲观言论。在赫尔辛基日前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形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软着陆堪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基金经理吉姆·夏诺斯称，中国的硬着陆已经开始。去年，夏诺斯发表了一些看空中国的出名言论，他形容中国的楼市泡沫“比迪拜糟糕1000倍”，还表示中国经济“正站在通向地狱的跑步机上”。当时，多数全球投资者不认同这些观点，视之为哗众取宠。但在过去两三个月里，投资者似乎改变了念头。他们对中国的信心笼罩在一股极度悲观的情绪中。在外国投资者能够自由买卖中国上市公司股票的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自8月1日以来累计下跌25%，而空头与多头头寸之比达到两年半来的最高位。但与夏诺斯的断言相反，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走向政府引导的软着陆：增长放缓，通胀降温。在常驻中国、成天分析中国形势的经济学家中，多数受尊敬的人士都倾向于对中国的短期前景感到相当乐观，但对长期而言将发生什么就远没那么有信心了。许多人相信，中国通过放宽偏紧的货币政策、也许再实施一套规模较小的以投资为重点的刺激计划，很可能能够再一次提振国内经济，但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即将告终。如果你抛开鲁比尼那些耸人听闻的悲观言论，你会发现他的预测与此类似。鲁比尼表示，投资过度必然会导致硬着陆，对中国来说，硬着陆很可能会在2013年或2014年到来。但鲁比尼没有考虑到的是：“投资过度”到“硬着陆”之间的因果变化，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很可能是个较长的过程。不过，他提出的“投资过度必然会导致硬着陆”的警告还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无论如何，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要转变，“软着陆”才会可能。

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吗？

财经网日前发表瑞银的两位经济学家汪涛和胡志鹏的文章说，房地产仍是中国最具争议的话题。近期，房地产销售趋弱，一些城市的房价也开始下跌。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吗？事实上，在实施了一年多的紧缩政策后，房地产销售和价格依然如此坚挺，这已出乎两位经济学家的意料——他们原来预计2011年销售和价格会下跌10%。随着政府继续实施当前的房地产紧缩政策，我们预计未来数月里房地产销售将会下跌、价格也可能最终开始下降。但目前的库存只是温和增长，而担忧被夸大了。在通胀下行、前景疲弱的背景下，购房者是否还会入市？消费者心理向来不易预测，但我们认为购房者不太可能停止买房，因为在没有实施限购令的城市中，房地产销售仍保持强劲；居民负债水平很低，以居住和投资为目的的房屋需求仍然强劲；长期房价的正收益预期仍存在、而改变需要时间；令家庭偏好于将房产作为资产的一些因素在未来几年不太可能改变，包括低利率、高储蓄以及无需缴纳房产税。因此，虽然我们预计随着政府继续实施紧缩政策，高端、商品房市场将会趋弱，但房地产市场并不会崩溃。同时，我们认为保障房将在未来12-15个月里支撑整体房地产建设活动。但文章又说，若房价下跌30%，中国的固定投资和实体经济将会发生硬着陆。房地产投资占到固定投资总额的20%以上，并且我们估算实体经济中几乎30%的最终产品被房地产部门消化。基于该部门对整体经济的重要性，硬着陆可能难以避免。

处理欧债危机是机遇也是考验

我国航空运输业放松管制绩效研究 第4篇

进入21世纪, 世界范围内兴起了航空运输业的放松管制潮流, 就我国而言, 航空运输业是较早放松管制, 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航业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但是截至到目前, 航空运输业在定价和市场准入方面依然存在严格的管制, 产业组织模式未发生根本变动, 维持着完全科层化的组织模式。我国航空业放松规制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产业绩效, 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国内有关航空业放松管制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改革对策的规范性描述, 放松规制对我国航空运输业服务价格和市场需求的作用如何?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经验检验。本文在构建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 利用1992～2009年的数据, 从价格和需求两个角度考察了放松规制对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影响。

1 航空运输业的经济特性与管制类型

在很多有关管制的研究中, 航空运输业被划为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 这一产业于其他管制对象相比有着自身特殊的经济特性: (1) 网络经济性:多个区域性市场之间, 多个轴心之间的联系将形成更加庞大的网络, 而且这种网络由于任意两点之间都有可能连接, 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航空运输的便捷性, 促进了市场容量的加速度增长, 使整个产业的总成本得到节约。 (2) 规模经济性:在两地之间承担载运业务的航空公司, 当在一天内往返航班的次数增多时, 该公司的固定成本 (包括建立飞行基地投入的固定资产、购置飞机及其维修设备、除飞行人员外的工资支出等) 将逐渐摊薄, 平均成本曲线也将逐渐下降[2]。 (3) 范围经济性:在相同的投入下, 由一个单一的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比多个不同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中某个单一产品的产出水平要高。 (4) 正外部性:正外部性的经济含义是指经济个体的行为在带来自身效益的同时, 会给其他经济体带来正的外部效益。而航空运输业的正外部性则表现为在提供公共航空运输服务的同时, 能够促进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3]。

航空运输业的产业经济特性以及关系到国民生计与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 使航空运输业在发展中需要政府对其实行多重管制, 以此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图表来源:陈晓雯.中国民航运输业管制进程及趋势美国经验借鉴[A].第5届中国管理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2010

2 我国航空运输业政府管制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在探索航空运输业管制体系的改革。改革的思路是在一定条件下, 通过人为的制度安排, 采取政企分开和经营单位分割的方式, 打破政府主管部门对行业经营活动的独家垄断, 建立起模拟的竞争市场。其发展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4]:

2.1 1980年前的政府管制:政企合一的国家全面垄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前, 中国民航运输业的管理体制属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由直属于中国民航总局的一家国有航空公司独家经营。全行业实行财政补贴, 主要为企事业单位提供配给式服务, 产业规模很小。在此期间, 作为政府管理机构, 民航总局身兼二职, 实行政企合一管理体制, 对下属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了严格的政府管制, 包括对投资、票价、旅客资格、航线、航班开设的管制等。其中对旅客资格的管制是大多数国家所没有的。

2.2 1980～1987年的政府管制:市场化改革与企业化经营

在这个阶段, 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 中国国民经济增长迅速, 国内航空运输市场供不应求, 民航运力不足的矛盾凸现, 单纯依靠中央政府投资建设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因此, 国家在改革民航管理体制的同时, 决定放松民航业的市场准入管制, 出台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的激励政策, 也就是调动地方国有资本组建新的航空公司, 使中央所属航空公司与地方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共同分割国内市场。在放松企业进入管制的同时, 国内对航线进入、航班安排、飞机购置等方面也有所放松, 但是价格方面仍然控制较严。

2.3 1987～1996年的政府管制:市场进入放松与市场重组

1987～1996年, 中国民航运输业步入了政府管制改革的新阶段, 即以努力实现政企分开、全面放松进入管制、建立“模拟竞争市场”、促进产业内企业有效竞争为目的的改革阶段。主要内容有以下3个方面: (1) 原中国民航总局及其地区管理机构实行政企分开。从1987年4月至1992年, 先后完成了原成都、上海、北京、西安、沈阳和广州6个管理局及民航总局机关的改革, 分别组建了6个地区管理局和6家骨干航空公司。 (2) 对各地、各部门筹办地方航空公司进一步放开。到1996年底, 全国共有运输航空公司26家, 其中民航总局直属企业11家, 地方航空公司15家。 (3) 放松航线进入和飞机购买等方面的管制, 取消了需求管制。

2.4 1997～2002年的政府管制:“放”与“松”并行的阶段

1997～2002年的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产业进入管制, 鼓励和引导企业联合兼并;进行放松价格管制的尝试, 推动有效竞争;加强对购、租飞机以及航线、航班的进入管制, 鼓励发展货运和支线运输, 改善供求失衡状况;加强对国际航线进入的管制力度, 以形成我国航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合力;加快推进企业改制改革, 改善航空公司的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

2.5 2002年开始, 我国航空业进入全面放松管制阶段

2002年的全面管制放松是建国以来航空运输业范围最广、力度最大、涉及内容最多的一次改革, 进一步推动了政府管制的放松。新一轮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5点: (1) 加快民航直属企业的重组改革和“脱钩”步伐, 对民航总局直属的9个航空公司进行联合重组, 实行政企分开, 形成3家大型航空运输集团公司;同时对直属的3家服务保障企业进行改组。 (2) 机场实行属地管理, 对全国的129个民用机场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3) 民航公安体制改革。 (4)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5) 相关配套改革。继续实行原有的机场建设管理费政策;建立健全航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客货销售代理机制;完善民航运价形成机制;提高民航运输业的对外开放水平。

3 垄断竞争下航空运输业的需求模型

随着供给技术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 航空运输业自然垄断的边界发生了改变, 2002年以后陆续有小规模、低成本的民营企业获准筹建航空公司 (目前我国共有31家航空运输企业在运营) ,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航空市场逐步由寡头垄断过渡为垄断竞争市场。我们在Salop (1979) 和邢予青 (2002) 的研究基础上, 建立航空运输市场的垄断竞争模型[5,6]。

假设整个航空运输业面对如下的需求:

Dt=D (Pt) (1)

其中Pt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平均票价, Dt表示在给定票价下相应的对航空运输服务的需求, 需求以乘坐飞机的乘客人次表示。因此, 第i家航空公司的需求函数为:

$\text{Q}{}_{\text{i}\text{t}}=\text{D}{}_{\text{t}}\{1/\text{n}{}_{\text{t}}-\text{α}(\text{Ρ}{}_{\text{i}\text{t}}-\overline{\text{Ρ}}{}_{\text{t}})\}(2)$

其中Qit代表第i家航空公司所拥有的乘客数量, nt代表航空公司的数量, Pit表示第i家航空公司票价, α是一个常数以衡量市场需求对价格的敏感性。Ρt表示其竞争对手的平均票价。式 (2) 表明, 如果航空公司票价相同, 则所有航空公司将会有同样的市场份额Dt/nt。如果某航空公司票价高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平均价, 则该公司市场份额将减少, 反之亦然。

我们假设每个航空公司把价格Pt当作给定, 可推出第i家航空公司的边际收益为:

MRit=Pit-Qit/ (αDit) (3)

接下来我们定义航空公司的成本曲线。由于上述分析中提到航空业的规模经济特征, 其平均成本随乘客的增加而递减。所以第i家航空公司的成本函数可定义为:

Cit=Fi+Qitct (4)

其中F表示固定成本, ct表示边际成本, 被假定独立于Qit乘客人数, 但可能随时间变化。随时间变化的边际成本意在反映收入增加或影响边际成本的政策变化。

根据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 很容易推出第i家航空公司的要价。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航空公司会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也就是

MRit=Pit-Qit/ (αQt) =ct (5)

如果所有航空公司制定同样的票价Pt, 则每家航空公司会有客户Qt=Dt/nt。把这个代到式 (5) 并整理得到:

Pt=ct+1/ (αnt) (6)

式 (6) 表明单个航空公司的要价取决于它的边际成本和在运营的航空公司的数量。当航空公司的数量增加时, 每家航空公司的票价会降低。票价和航空公司的数量呈负向关系, 是竞争加剧的直接结果。当航空公司的数量固定时, 航空公司的票价会和它的边际成本按同方向变动。边际成本低的航空公司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票价。因为航空服务的需求是价格的递减函数, 我们很容易建立对航空服务的总需求和两个变量边际成本ct和航空公司数量nt之间明确的关系。把公式 (6) 代入行业总需求方程得到D (pt) , 可得:

Dt=D (ct+1/αnt) (7)

由于dDt/dPt<0, 我们应有dDt/dct<0和dDt/dnt<0。公式 (7) 表明航空需求取决于航空公司数量和航空服务的边际成本。如果边际成本下降, 用户需求将上升。同样地, 当更多的航空公司进入市场, 需求也会上升。从而, 航空公司的数量nt可衡量航空运输业放开的程度。至于边际成本, 放松管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航空运输业的边际成本结构, 为新的航空公司的进入打开了市场。根据这个模型的理论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放松管制政策成功地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使航空运输成本下降, 最终刺激了对航空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

4 对放松管制影响的经济计量分析

上述垄断竞争模型, 为研究关于放松管制对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进行实证检验的理论框架。我们首先检验放松管制, 对航空运输业价格的影响, 根据公式 (6) , 我们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Pt=α0+β1nt+β2z+εt

其中Pt是航空票价, 用价格指数表示。nt表示航空公司数量, z是虚拟变量, 它代表放松管制的引入, 其取值方式为:2002年以后取1, 其他年份取0。

回归估计使用的是1992～2009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的历年《从统计看民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年鉴》资料。表2报告了所有的估计结果 (经过Newey-West自相关处理) [7]。

*为5%显著水平

从表2来看, 航空公司数量nt的系数是负的, 具有5%的统计显著水平, 表明随着新的航空公司的不断进入, 航空票价不断下降。这与模型的理论预期一致。虚拟变量的系数也为负, 表明放松规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航空运输业服务价格的降低。因为航空运输需求是关于票价的递减函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放松管制大大地促进了航空运输需求的增长。

为进一步直接检验放松管制对需求的影响, 我们建立以航空运输需求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

log (Dt) =α0+β1nt+β2z+εt

该模型是由式 (7) 推导得出。这个方程表明边际成本和航空公司数量将会影响对航空运输服务的需求。表3报告了估计结果, 结果的理论含义同以价格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估计的理论含义是一致的。根据估计结果, 航空公司数量这个自变量的系数为正值, 而且具有5%的统计显著水平, 说明对航空运输的需求将随着新的航空公司的进入而不断增加。同样, 虚拟变量的系数也是正的, 表明放松规制有效地推动了对航空服务的需求。实证结果与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因此, 实证结果清晰地表明放松管制政策成功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为5%显著水平

5 结 论

进入21世纪, 放松管制已经成为全球航空运输业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航空运输业的放松管制改革相对于发达国家虽然步伐缓慢, 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着重研究我国航空运输业放松管制对其服务需求增长的影响, 建立在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分析表明, 放松管制在促进我国航空运输业快速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利用199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放松管制对航空运输业的价格和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放松管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航空票价的降低和航空市场的迅速增长。

摘要：2002年以来我国航空运输业开始了全面放松管制的改革, 但对于放松管制的效果一直缺乏有信度的经验检验。通过建立垄断竞争模型, 表明航空公司的数量与边际成本是影响我国航空运输需求和价格的关键因素。基于1992-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表明以引入竞争为目标的一系列放松管制改革, 在刺激我国航空公司数量增加的同时, 有效降低了航空服务的边际成本, 从而促进了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发展。

关键词：航空运输业,放松管制,价格,需求

参考文献

[1].赵玮萍.中国民航业放松管制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0, (3)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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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泗薪, 李荣, 都业富.天空开放下管制放松与中国民航制度创新的博弈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05, (3)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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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alop, Steven C.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outsidegoods[J].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0 (1) :141-156

[6].邢予青.放松规制改革对日本移动通信市场发展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 2002, (1) :1-12

放松管制 第5篇

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 印度的国际收支危机十分严重, 印度政府被迫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 由政府控制向政府管理转变。

印度自1992年3月放弃了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 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度, 并在1年后完成汇率并轨, 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卢比的汇率由市场决定。

1994年8月, 印度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 宣布成为IMF第八条款国, 实现卢比的经常项目可兑换。

1997年, 在塔拉波委员会的指导下, 印度政府开始推行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

2000年6月, 印度出台《外汇管理法案》, 同时废止了《1973年外汇管制法案》。外汇管理的目标变为促进贸易和支付以及开发有序的外汇市场。

进入21世纪, 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 政府对资本的进出逐渐放宽管制。2006年9月, 印度中央银行公布了资本账户开放路线图, 以求在5年内实现卢比的完全可兑换。但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印度并没有实现卢比的可自由兑换。

二、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Aizenman, Chinn and Ito (2008) 提出的方法, 构造货币独立性指数 (Monetary Independence Index, 简称MI) 和汇率稳定性指数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简称ES) ;采用调整后的Chinn-Ito指数 (Joshua Aizenman and Rajeswari Sengupta, 2011) , 构造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数 (Capital Openness Index, 简称KO) 。采用从1993年第1季度到2013年第1季度共个季度的季度数据。

1.MI

开放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由于资本的逐利性, 只要资本可以跨国流动, 套利行为必会驱使着资本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在两国间流动, 两国的利率水平会逐渐趋于一致。在固定汇率下, 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需要牺牲汇率稳定来换取。通过分析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关系, 来验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定义货币独立性指数MI为本国利率与外国利率相关系数的加权调整计算, 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 ii为月度印度卢比货币市场利率 (IFS) , ij为月度美国美元货币市场利率 (IFS) , 利用月度利率数据计算季度相关系数。

MI指数取值在0到1之间, 指数值越接近1, 说明货币独立性越强。由于1998年6月至2006年4月印度卢比货币市场利率缺失, 选择同时间的印度卢比和美国美替代。元存贷款利率均值。

2.ES

利用月度本国货币兑美元汇率对数的变动计算汇率的季度标准差, 用以此来计算汇率稳定性指数。其公式为:

ES的取值在0到1之间, 数值越接近1, 汇率稳定性越强。

3.KO

用资本流入流出总额占季度GDP (IFS) 的比重计算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资本流动包括四种类型:FDI、证券投资组合、衍生工具和员工认股权凭证及其他类型资本流动 (BOPS) 。其公式为:

其中, CF为四种资本流动总额。KO越大, 资本账户开放度越高。虽然KO不是一个取值在0到1之间的指标, 但在观测期内, 其取值并未超出这个范围。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

三元悖论表明三个目标之间的政策权衡与约束。在进行模型构建时, 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为, 三个变量中任何一个的增加必须通过其他变量的减少来平衡。本文采用Aizenman, Chinn and Ito (2008) 的方法, 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模型的左边是一个固定常数, 三个指标都在0到1之间取值且三个指标不可能同时取最大值, 理论分析中通常达到两个政策目标而放弃第三个目标, 因此约束常数为2。忽略模型右边的常数项。模型如下:

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6年开始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2008年金融危机等事件, 对其周边时点进行邹氏断点检验, 将样本期分为4段:93q1-98q3、98q4-04q4、05q1-07q1及07q2-13q4。回归结果见下表。

四、结论

从整个样本期来看, 三个政策变量均显著。从回归系数来看, 印度政府更多的重视资本账户开放度, 其次汇率稳定, 再次货币独政策立性。结合计算得出的三个政策指标, 可看出印度的三元悖论权衡配置正如同理论预期般, 在波动中趋于“中间地带”。

参考文献

[1]Aizenman, J, Chinn, M, andIto, H. (2008) .“AssessingtheEmerging GlobalFinancialArchitecture:MeasuringtheTrilemma&apos;sConfigurationsover Time”, NBERWorkingPaperSeries, #14533 (December2008, updatedin April2009) .

[2]JoshuaAizenmanandRajeswariSengupta (2011) “Thefinancialtrilemmain China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India”, MPRA Paper, #48319, (November2011, postedin15.July2013)